[转帖] 李埏：《史记·货殖列传》时代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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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货殖列传》时代略论

李埏

　　【内容提要】《史记·货殖列传》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时代。这个时代始于公元前5世纪春秋季年，止于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元鼎年间，历时四百载。这个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而西汉文景时期则是高峰之巅。至汉武帝时，由于政府实施了打击商贾的政策，致使盐铁等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逐渐走向衰落。
　　【关键词】《史记》；中国古代；时代特征；商品经济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史籍中，记述商品经济者极为鲜见。《史记》有《货殖列传》一篇是绝无而仅有的古代商品经济史专著。它的产生当然首应归功于太史公的天才卓识，但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时代的赐予。没有时代提供素材，那么太史公的如椽大笔也不可能写出《货殖列传》那样的瑰玮篇章。因此很有必要参看一下它的时代背景。

一、《货殖列传》所覆盖的年代

　　《货殖列传》是一篇列叙人物的传记。《史记·太史公自序》明说，《货殖列传》写的是“布衣匹夫之人”，因此，其所列叙人物从事货殖之年就是它覆盖的时代。它列叙人物又是以那些人物的时间先后为序的，所以它的始、末年就是最早和最后见于“传”中者。
　　这样说来，最早见于《货殖列传》中之人是齐国的太公望，那么《货殖列传》是不是始于西周之初呢？不是的。上引《太史公自序》就已明言选取人物的标准和范围是“布衣匹夫之人”，太公望不属于此。依此标准，不唯太公望不是首选的，管仲也不是。他们是统治者，他们曾制定有关货殖的政策和法规，但不是亲操货殖之业的人。计然也不是第一人。“计然”是一个人，还是一部书，尚未能决。（注：先师钱宾四先生所著：《先秦诸子系年》据晋人蔡谟之说，谓“计然”为范蠡所著书名。孙开泰君则力辩其为人名而非书名。）即令是一个人，那也只是个市场管理的理论家，而不是从事货殖之人。正式选取而为之立传的第一人是陶朱公，即范蠡。他曾为越王勾践的谋臣，但他从事货殖之始即已彻底抛弃官僚身份，“变名易姓”，转变为一“布衣匹夫之人”。此人当是《货殖列传》中太史公为之立传的第一位货殖者。他离开勾践始事货殖之年，为公元前473年。
　　《货殖列传》中名次亚于范蠡者为子贡。子贡为孔门高弟。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他少孔子31岁。假若依照《礼记》“二十而冠，始学礼”之说，那么他师事孔子之时，孔子已年逾知命，进入暮年了。孔子殁于公元前479年，即勾践灭吴前6年，年73岁。这样，孔子说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的时间当在公元前5世纪初年，可能略早于范蠡去吴适齐之年。子贡和范蠡实为并世的货殖者。《货殖列传》的时代当是自他们始，模糊一点说，那就是公元前5世纪初叶。
　　至于《货殖列传》时代止于何时，那是很明确的，止于汉武帝朝。太史公大约卒于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注：据肖黎：《司马迁评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史记》成书当然在此之前。至于《货殖列传》于何年搁笔，不可考。鄙意以为它的内容可能止于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杨可告缗之时，说详后。杨可告缗结束了《货殖列传》的时代，要写已无可写的了。
　　如此说来，《货殖列传》的时代是，始于公元前5世纪初的春秋季年，讫于前2世纪末的武帝元鼎年间，历时约四百载。

二、《货殖列传》时代的特征

　　这四百载作为一个时代，一个经济史上的时代，有些什么特征？下面试略述之。
　　第一，这是一个生产力大发展，生产工具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充当革命的中军主力的是铁器，所以这也是中国古代的“铁犁和铁斧的时代”。铁，恩格斯指出，“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它“使更大面积的田野耕作，广阔的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63页。）他又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49页。）我国自来以农立国，就更是如此。铁器的革命作用当然表现于各行各业中，不只是农业，但以农业中为最大，影响最为深远。何兹全著《中国古代社会》说：“铁农具的出现，是农具史上的革命，也是耒、耜形制和使用上的革命。铁，使耒耜合一，由两种农具合为一种农具。”那就是犁。我在农活实践中认识到，铁犁质坚而重，能深入土中，人力小，难于牵引，必须配以更大的动力，乃便运作。牛，力大而驯顺，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最佳的役畜。因此，铁犁牛耕配套出现于史。上引何著第121页指出，“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是农业生产力的一个飞跃发展。这个飞跃发展的时期，就是春秋战国之际。铁器的使用，使广大荒野、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春秋战国之际，很多森林、池沼地带被开发出来变成良田，各国人口大量迅速增加，所有这些都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铁农具的使用、耕牛的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论断与实际相符，是完全正确的。
　　上述农业生产工具的革命有待于手工业技术的进步为之先驱。不言而喻，铁犁之类的铁农具，农民是不能耕且为的，必须手工业提供，所以手工业的进步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关于这个时期的手工业进步情况，治先秦史的学者多有共识。例如杨宽教授的《战国史》便言之綦详。秦汉，较之战国又更进一步，出现了许多民营手工业的大企业家，如《史记·货殖列传》所选载的猗顿、郭纵、寡妇清、程郑……诸人便是。
　　总而言之，这样一个时代不唯前古所无，即汉武帝以后千年之久也是不曾有的，因此可以说，上述农业、手工业的飞跃发展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
　　第二，这是一个社会大分工突飞猛进的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促使分工发展。依照恩格斯的理论，人类社会在早期的历史上有过三次意义重大的社会大分工。第一次是农业和牧业的分工；第二次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第三次是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61页，第163页。）这三次社会分工，在我国古代都已经发生。第一次的农牧分工，很早就已出现，后来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分工：北边主要为牧区，黄河、长江等流域则为农业地区。第二次的农业和手工业分工也早已出现了。据考古发现，公元前2千年左右，今甘肃的广河县齐家坪已有冶铜手工业。（注：参看《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降及商周时代，青铜冶铸高精的技术令人惊叹。这样的手工业不和农业分工，不专业化，是无从进行的。不宁唯是，他如制漆、髤染、刺绣、陶冶……，也是有待于社会分工，方能善其事的。这些情况说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古人早已有之。但是为什么农业一直逗留在使用耒耜之类的木石工具阶段，迟迟未能同步发展呢？这是因为生产关系的阻滞，政治制度的束缚。古代的专业手工业生产者叫做工匠。工匠是完全由官府控制使用，没有人身的自由。奴隶他们在工作上生活上都与外界隔绝。官府的作坊实质是一些牢狱。因此，他们以及他们掌握的生产技术几乎与外部世界绝缘，对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未能起到巨大影响。到了西周末造，王纲解纽，统治松驰，工匠及其技术才稍稍流入民间。民间蕴蓄的潜力是巨大的。在不长的时间内，便出现“百工居肆”的局面。铁，也能冶铸了。从冶铸青铜器进到冶铸铁器要突破升高炉温的瓶颈难关，工匠也把它突破了。进入春秋以后，铁器逐渐流入农村，使农业生产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农业生产发展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深化而扩大了。于是不能不导致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城市手工业自始就是商品生产。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有余粟，女有余帛”，农民也有了用以“易械器”和手工业品的商品。交换日益扩大，农工之间，百工之间，都需要交换，所以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之后，正如恩格斯说的，“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66页。）这个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春秋时代已经有所发展，到战国，也即是到《史记·货殖列传》所述时代之初，达到了完成的阶段?。商人，亦于此时形成一个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不过，《货殖列传》的“货殖”一词不仅指专事产品交换的商人，也包括从事手工业生产而兼售自己产品的企业家。以现今划分阶级的准则来说，那就是工商业者。《货殖列传》对我国古代第二、第三两次社会大分工及分工后产生的代表人物作了很好的反映。
　　《货殖列传》一开篇就对当时的社会大分工有所论列。它首先指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各有特产，钢铁则山出棋置。这些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但人民只有“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方能获得。更引《周书》以明其重要，“《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屡不出收财匮少。’财匮少则而山泽不辟矣。”太史公最后强调指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这些话言简意赅，把三次社会大分工及其社会功能都包含进去了。“商而通之”就是说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没有这一分工，没有商人任交换之事，那么农便不出，工虞商便乏其食；虞不出，则工无原料而乏其事；工不出则，农商虞无械器、无舟车而三宝绝了。在以上引文里，太史公用了一个“通”字和一个“绝”字，最能说明因分工而发生商品交换的关系。“通”是商品流通，“绝”是商品不流通。我们知道，产品一经交换就成为商品；商品交换须货币，货币一旦作为交换之媒介，就成为商品流通。《史记·平准书》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太史公自序》说：“维币之行，以通农商。”读此，通绝之义就很明确了。对社会大分工和商品流通如此重视，阐释得如此明确，在我国古代史上，太史公是绝无而仅有的。
　　第三，这是商品经济兴旺活跃的时代。在封建社会中有两种经济形式：一是自然经济，一是商品经济。自然经济是自耕而食、自织而衣的自给自足经济。商品经济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我国古代，由于社会分工发展的迟缓，商品经济一直是社会经济的附庸。进入春秋之后，才有较快的进展。到战国，发展加速，不久便附庸蔚为大国，成为社会经济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汉代文景时期，发展达到最高点，我尝称之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史记·货殖列传》是一篇专门论述商品经济史的著作。从这篇著作里，我们清晰地看到，当时商品经济之盛确乎是我国历史上鲜见的。下面试据《货殖列传》所述，对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略作申解。
　　这时期的商品生产从商品种类之多便可见其盛况。《货殖列传》一开篇指出的山西、山东、江西、北边的特产为数达30余种，“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这些特产是作为商品的。因为只有经过交换，方能满足人民的喜好，因此这些特产的生产当是商品生产无疑。但这些特产许多还只是一些原材料，还须经过特殊的劳动分工，甚至许多的个别分工，方能制成可以满足人民消费需要的商品。这样，商品的种类就很多了。
　　《货殖列传》接下去在列叙人物的传记中，在论述可与千户侯相比的“素封”之家时，都提到许多商品。商品生产的种类为数更多。计有冶铁、制盐、采丹、采金、畜牧……数十种。这些生产适应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需要，不仅有多种手工业的生产，而且有农林牧副渔的生产。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货殖列传》中提及的这类生产全属民营；其产品主要是供民用。这种现象，春秋之前是看不到的。春秋后短短二三百年间就有如此景象，衡以中国古史进展的速度，其迅猛也是罕见的。
　　再从商品流通方面看。商品流通不可没有货币和市场，这时期的货币，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金属铸币刀、布、圆钱……取代贝币，在各地似雨后春笋般地迅猛发展起来。虽然刀、布、圆钱等还只是贱金属的铜质铸币，但从贝币进到铜币实是具有阶段性的一大跃进。大较言之，形似农具铲子的各种布币流行于魏、赵、韩三国地区；形似腰刀的各种刀币流行于齐、燕、赵三国地区；似环的圆钱流行于东西两周及秦一带；似贝的铜贝流行于楚。这些铜币的铸造发行是不统一的。各国首都和许多地方的官府都在铸造发行，加以私铸，所以形制、单位重量多种多样。这说明商品流通遍及七国各地，对货币的需要量很大，铸造货币有厚利可图，所以人们竞相铸造。到秦始皇统一全国时，货币也才统一。秦制虽规定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但平常交换主要仍用铜钱。汉兴，循而不改。后来国家对货币的控制还逐渐放宽。至文帝时，竟放弃铜钱的铸造和发行权，“令民纵得自铸钱”。铜钱的数量多到无法估计，国库贮藏的铜钱多到“贯朽而不可校”，但是物价并不见腾踊。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商品流通的数量是如何的庞大，商品经济遭逢它从未有过的黄金时代。
　　下面，略说市场。假若我们把货币比作一群鲜鱼，那么市场就是它的池塘了。鲜鱼是不能生存于涸辙之中的，货币也不能没有市场。货币的发达标志市场的繁荣。这时期的市场与上述货币的发展相应，确是空前繁荣了。
　　市场，依其规模的大小，可分为若干层级。最小者为农村集市，即《易经》所说的“日中为市”的那种市场。最大者为《货殖列传》所说的“都会”，这是战国时代兴起，至汉而日臻极盛的大市场。从这些市场的出现可以窥知当时商品经济的进展，所以关于都会的记载是很可宝贵的。《货殖列传》中的都会计有邯郸、燕、临淄、陶、睢阳、吴、寿春、番禺、宛等。此外，虽未称为都会，但也是大市场的名城，如长安、洛阳；还有转运枢纽、商品集散中权的市场，如杨、平杨、陈、温、轵等。若参以它书所载，则还不止此，兹不备举。这里只是据以说明商品经济之盛而已。
　　第四，这时代是平民走到历史前台，创造历史的伟大时代。《货殖列传》的最大特点是平民的历史，平民是它的主人公。《太史公自序》说：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由此可见，太史公选取什么人入传的第一个标准是“布衣匹夫之人”，而不是贵族官僚之辈。它开头提到太公望、管仲、勾践，并不是为之立传，只是举例说明货殖可以富国而已。计然也不是从事货殖的人，只是借用他的理论说明市场规律。正式入传的人物当自范蠡始。那些入传的人，若不遇伟大的、富于人民性的良史太史公，那么早已和草木同朽，哪能著名竹帛，垂于后世呢。太史公生当这个时代之末，目击时代帷幕的急遽降落，对这个时代是亲见亲闻的。这个时代赖有太史公而不泯灭，太史公赖生值这个时代而能成其名著。这真是旷世少有的机遇！
　　这个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大发展，经济基础发生变革，社会的上层建筑也随之变动。突出的现象是西周建立的等级秩序日愈动摇混乱，到战国则完全破坏了。等级制度在古代是最重要的制度，《共产党宣言》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272页。）列宁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阶级都是“等级的阶级”。（注：《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3页。）可以说，它是整个社会制度的脊梁，一旦遭破坏，整个社会便要发生激烈的动荡。西周之世，从王公贵族至平民百姓，都生活在各自所属的等级里，不能越出半步。到春秋，形势丕变。所谓“王纲解纽”、“王制大坏”、“礼法失坠”、“君不君，臣不臣”……说的都是等级旧制的破坏。在这以前，农民终年在田野劳动，“死徙勿出乡”，世世代代被封闭在井田之中；“工商食官”，“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只能为官府工作，人民群众完全被束缚在等级制度的栏栊中。不宁唯是，就是贵族、国人也只能生活在他们的等级里。谁要是超越他的等级特权，那就是“越礼犯分”，绝对不容许的。现在，周制动摇、破坏了，人民群众可以越出栏栊，走到外部世界了。他们蕴藏着的伟大力量也越来越显著地表现出来。到战国后期，其杰出人物纷纷走到历史的前台，演出许多威武雄壮的名剧。在政治上，平民为天子，为王侯、布衣卿相；在学术文化上，诸子辈出，万家争鸣；在经济上，与千户侯等，与王者同乐的素封之家，……在伟大的历史杰作《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都有记述他们业绩的篇章。由此可见，《货殖列传》之为时代产物，绝非偶然。

三、《货殖列传》时代的终了

　　前面说过，《货殖列传》的内容可能只写到杨可告缗之时。为什么这样假定呢？原因是杨可靠缗之后已无可写了。杨可告缗是武帝朝的一件大事。其始末具见《史记·平准书》。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复行算缗令，对贾人末作等征收财产税，其内容是，“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5年后，命杨可主持告缗事，结果是“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年轻的商人阶级怎么能经受如此沉重的打击！中家以上都大率破产了，哪里还有“与千户侯等”、“与王者同乐”的“素封”之家？太史公即令享年更永，也没有可写的了，怎么能不搁笔呢？
　　还有，武帝朝对盐铁铸钱的营造之权完全收归国有，这也沉重地打击了商人阶级。《史记·平准书》写道：
　　“大农上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
　　稍后，又收五铢钱的铸造发行归国有。《平准书》说：
　　“……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有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ｊｉāｎ姦乃盗为之。”
　　煮盐、冶铁、铸钱是产生富商大贾的三大源泉。现在归于国有，这就从另一方面打击了商人阶级。此外，又施行均输平准之法，由官府直接经营贩运贸易并控制物价。这样一来，商贾致富之路都堵塞了，不可能再产生像《货殖列传》里所述的那些富商大贾了。班固《汉书》也有《货殖传》。其前部分人物全录《史记·货殖列传》之文，以后便空无一人，直到汉季年才有少许。可见商人阶级是多么萧条了。
　　现在要指出，从武帝方面说，他是胜利了，为什么他能取得那么大的胜利？其契机何在？这里只说一点，就是他用商贾去打击商贾。《平准书》说：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这是在朝中，其在郡县，
　　“……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
　　商人最懂得商人的窍要。用商人去打击商人自然能中其要害，置之于死地。武帝的手段是最巧妙，最成功的。马克思有一段话对我们如何了解这一历史现象很有启发。他说：
　　“……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注：《资本论》第3卷第36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79页。）
　　汉武帝不正是这样吗？《货殖列传》时代的帷幕就由他拉下了。

原载《思想战线》（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2期

发布日期：2008-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