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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发表于 2011-4-7 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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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存之：日本的“美国学”一瞥日本的“美国学”一瞥
——读《美国：民主的悖论》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呈现一种难以遏止的衰退迹象，人们对它是否还能保持当今世界最强大国家之地位，用贬义词来说是否还能保持霸权地位产生很大的疑问。这一疑问使得地域研究中的美国研究的热点更加旺盛起来。最近出版的《美国：民主的悖论》（渡边 靖，《アメリカン·デモクラシーの逆説》（ “岩波新书1277”，2010年10月）是日本的美国学研究者关于这个论题研究的代表作。渡边靖在书中不是直接回答拙文开头提及的问题——美国今后是否还能保持当今世界最强大国家之地位、是否还能保持霸权地位？而是揭示两个吊诡的现象：1，美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呈现出与民主政体相悖的要素；2，美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也隐含了延续民主政体的“自我修复”要素。
日本出版物中所谓“新书”是一种宽105毫米、长175毫米刊本的小册子，翻译成中文的话，篇幅容量大多数都是10万字以内，不是面向学术界的高深的著作，属于面向一般读者普及性的读物。该书虽然是以“新书”的面貌出现，但不乏学术著作所具有的广度和深度。因为这本小册子其实是作者将其在“9，11”以后的几年里所写的美国研究的著作[《美国共同体》（アメリカン·コミュニティ）、《美国中心》（アメリカン·センター）、《后美国》（アフター·アメリカン）等]中的最精彩的部分、浓缩再浓缩之后汇集而成。地域研究其实是一门难度比较高的学问。研究者往往或偏于某一学科领域（如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政治学）；或只局限于一种事实、现象的描述。渡边靖的这本小册子突破上述两点制约，因为这本小册子汇集了其近年来著述的精华，更加凸现了他的研究特色：不仅利用亲身在美国调查、采访的一手材料；还从文化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先行著作中旁征博引，吸取追究事物根源的养料，增强可信性和可读性的同时，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延伸阅读的美国各学科的学术名著之线索。
一
1980年代以后的30年间的美国政府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小政府”把众多的公共事业转移给私营、民间企业，社会公益、福利事业紧缩，造成基尼系数上升、贫富差别扩大，乃至爆发2008年金融危机——当然是作者议论的核心问题。和西方左派学者一样，渡边也认为这些政策及结果有损于美国民主体制。他谈到这30年中，美国富裕阶层、中间阶层和底层劳动人民的住宅区界限泾渭分明，形成各自地域社区。富裕阶层住宅社区保安森严的富人社区不断增加。在评判时，他援引不同学科学者观点。比如，他运用社会学学者麦克·戴维斯《要塞都市LA》（1990）中比喻——这种社区犹如中世纪的要塞（fortress），质疑：作为民主社会的盟主的美国还能捍卫其自由的传统吗？这种要塞式的壁垒分明的社区标志着当代美国人自由丧失、逃离自由。（pp.88-89）渡边还说，现代技术的电子通讯普及、法律制度高度覆盖率、竞争的激烈程度、中产阶级过分美化“核心家庭”等等不仅使得不同阶层社区之间的绝缘，也使得富裕阶层社区内，居民彼此的交往日益减少，个人、家庭处于孤立状态，邻里间相互关心帮助的消失，就如赛塔·罗乌在《社区的背后》(Behind the Gates,2003)一书中所说，整个共同体呈现一种“道德最小化”（moral minimalism）的社会倾向；而这一结论，与罗伯特·乌兹纳乌则在《意义与道德秩序》（Meaning and Moral Order,1987）中观点是一致的——这是公共、集体的价值被单纯利益计算所左右，整个道德体系呈相对化的结果。渡边靖认为，这与日本社会在1990年代以后成为一个人与人之间“无缘的”社会，也同样是自民党政府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走过头的恶果。特别是中产阶级迷信“自我实现”，将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看作一种商业契约。所有的个人权利的保护都过分依赖法或政治的过程，而忽视实质的正义。他又作了一连串的援引：阿拉斯岱·麦肯泰依把把这种个人主义叫做“官僚个人主义”（bureaucratic individualism）；哈贝马斯则把这种依靠财力基础的对律师的依赖，隐蔽道德和正义权威美国现象叫做“私人领域的殖民主义”。弗雷德里克·詹姆松（1887）、罗伯特·贝拉等人从另一个角度把这种现象归结为美国人的“内心习惯”（“On Habits of the Heart”）（《心的习惯》，1985）。美国社会像列维·斯特劳斯在《炎热的社会》中指出的那样，是一个鼓励、促进社会文化流动、交换的社会，但是个人处在自己与社会之间产生的不断的紧张和不确实性之中，美丽的美国梦背后隐藏着无数悲惨的破碎的梦。实质的个人自由在不断丧失。（pp.126-130）
谈到美国人对新自由主义抵抗时，渡边靖列举了到北京大学、东京大学作现场授课的哈佛大学迈克尔·桑戴尔对新自由主义经济——过度强调市场决定一切的批评：教育等本来还保持着自身独特非从属于市场规范特点的领域，也为过度扩张的市场和商业主义所侵蚀。（Public Philosophy,2005）在引用桑戴尔观点之外，渡边还注意到1993年起当过8年副总统、2070年与IPCC共获诺贝尔和平奖的阿尔·戈尔在《侵犯理性》（The Assault on Reason,2007）一书中指出其实美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着反过度市场化、商业化的另一条路线。即南北战争时期，林肯把军火生产和军队运送事业全部委托给民间企业，战争将近结束时，1864年林肯一边意识到这些企业坐大、金钱和权力结合长期处在社会顶峰，将会使得整个社会腐败不堪，共和国会走向毁灭。一边为了战争胜利不得不撤销各种对企业限制的规定。然而，1886年最高法院对萨查帕费克铁道案的判决，宣告了企业具有法的人格，法人化的企业从此得到宪法修正案第14条的保护。戈尔《侵犯理性》出版的第2年，美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证实了戈尔预言，乃至林肯百余年前的担心都不是杞忧。所以克林顿政权的劳务部部长自由主义者罗伯特·拉修在《超资本主义》（Robert B.Reich, Supercapitalism：The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Democracy, and Everyday Life, 2008）中也承认：既需要有政府控制之外民间经济权力，也要警惕超资本主义狂暴地侵蚀民主主义政治。拉修所谓超资本主义，应该就是小布什、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这种超资本主义虽然为市民提供更丰富的选择，但是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受雇佣者、消费者——市民的权利。若我国学术界、出版界将戈尔、拉修等人著作介绍给中国读者，能让我们对美国社会的反新自由主义政治舆论有更多了解。在读《美国：民主的悖论》之前，正好读了托尼·朱特的《荒芜的大地》（Ill Fares the Land, 2010）。朱特在书中也提到波普尔当年的警惕，即使国家不参与社会公共事业，也会有强大的其他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导致公共利益损失。批评哈耶克的片面性，没有算计到把垄断的通讯、铁路、公共住宅等绝对不能崩溃的全国性的产业，从国家转移到民营企业，也有可能这些产业的经营者不负责任胡乱使用这些资产，结果要由政府使用国民的税金买单来擦干净屁股——2008年金融危机的结果就是这样一幕悲剧。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政府放弃了雇用保险、社会福利等涉及“公共善”领域，与国民之间的联系断绝之后，国民与政府的唯一联系，只是道德、价值观领域的服从，民主主义趋向衰弱。渡边谈到奥巴马修正布什父子的“世界新秩序”外交政策，是因为受到雷因霍尔特·尼布尔思想、特别受到《美国历史上的笑话》（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 1952）中的观点影响，即“过分依赖自己长处，往往会出现长处变成短处那种滑稽的事情。……最邪恶的短处与最善良的长处之间有我们看不到的类似性。”笔者知道自己学力有限，读书的喜好与我国广大追求学术独创性、创建学术体系的读者不一样，喜欢阅读渡边这种“掉书袋”式大量援引的著作，它们把后学的读者带进了一个艳丽、芳香学术大花园，从另一侧面来看，这也反映著者用功之勤，（顺便说一下，瓦尔特·本雅明一直梦想写一篇完全是引文的论文，最后也没有实现。但是他的这一抱负，在我国可能要被认为没出息——缺乏独创性。）所以买书、借书之前，首先浏览一下最后的引用文献，以此来判断书的价值。上面提到的渡边靖所援引的欧美学者著作只是全书的一小部分，可见通俗小册子写得好，也可以拥有很大学术含金量。
二
渡边靖对美国里根以后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两个有重叠关系的概念的解释，平易、简明。他说欧洲存在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大政治（经济）流派。美国从英国殖民地下解脱出来，所以年轻的美国建国精神源自欧洲个人自由传统，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它是历史上唯一将权威委任与个人自由契约的国家。社会权威性中没有欧洲那样王政、贵族、身份等级为序的保守主义，其“保守主义”内涵，与欧洲保守主义不同；加上美国也不存在欧洲那种与等级分明的保守主义相对抗的主张平等的社会主义（或者说十分微弱），里根执政时代汇合成新保守主义的四大要素之一就是经济领域的强调民营化、自由贸易、放宽金融规则的新自由主义；其余三要素是：1，冷战中显示一个强大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上的保守主义、2，恢复在1960年代被反越战、公民权运动被动摇的传统价值——主要是右翼宗教势力强化参与社会政治、3，传统的温和、稳健自由主义群体。所以，所谓“保守主义”其实只是自由主义的右派。美国政治、经济政策之争大多数就只在自由主义左派（民主党）与自由主义右派（保守党）之间展开。但是，这四个保守要素的力量会和在一起，并非是整合的、铁板一块的。如宗教右派与自由至上主义者在同性恋、婚姻等私人领域是对立的；政治保守主义同意政府少参与国内社会生活，但是缺乏宽容心的原理主义一神教鼓励政府在国际社会中以霸权主义面貌出现。（pp.13-17）
渡边靖厘清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概念上的重叠和区别，也是为介绍美国社会最近的政治界的趋向和特点作铺垫。即198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右派的经济上新自由主义（政治上新保守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后，原先偏向自由主义左派的民主党政策，与共和党的偏右、偏保守的政策差异越来越少，最具有代表性的克林顿执政时期，全民健康保险制度遭到否决、中期选举失败后，克林顿政权失去了以往民主党政权的特色，完全回归共和党的“小政府”国策：修改社会福利制度、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等，都是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的业绩。
《美国：民主的悖论》开头和结尾都把奥巴马上台——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这个事实，作为美国民主主义整体所具有的自净、自我修复能力的表现，证明今天美国半个世纪前的1960年代公民权运动高峰时期的美国民主主义已经更加成熟，有了质的进步。但是，渡边书中叙述的美国社会的政治现状并不能使得读者为这一进步而对美国社会走向高枕无忧。今天的美国并不是理想中的乌托邦。
奥巴马上台前曾想表面上遮掩超越党派施政方针上左与右的对立，提出“没有自由主义美国，也没有保守主义美国，只有美利坚合众国”，“我们今天要追问的不是政府的大小，而是政府是否发挥了它的功能。”（pp.17-18）与里根上台前的宣言——“问题不是我们政府应该解决什么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比较一下，奥巴马隐蔽的回归民主党传统、回归罗斯福新政传统来获得民心的目标就“昭然若揭”了。但是，将近持续了30年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上新保守主义）不是那么容易消退的。就如奥巴马想把国际社会利益与美国利益结合起来实现“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理想、兼顾鹰派、鸽派的那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计划，要变成现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国内的前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余波依然强劲，不仅关于医疗保险的改革遭受挫折，最近（2010年12月16日），笔者还在电视上看到奥巴马政府摆脱不了经济萧条经济现状，不得已宣布延长有利于富裕阶层的减税制度，前总统克林顿也特意上电视演说，表示支持奥巴马的这一决定。《美国：民主的悖论》书中，叙述的许多事例反映出来美国社会的未来趋势也都是与民主体制相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余波：2009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对非营利、不纳税的团体选举广告捐款额上限限制是违宪的之后，非营利、不纳税的团体在联邦选举广告巨额捐款继续增长；使人不解的是低收入阶层居民集中的地域倒反而成了共和党保守派议员及其提案的支持者，……等等。主要表现在国际政治中的新保守主义也余波汹涌，奥巴马上任时表示的要纠正布什父子那种建立在把美国的正义绝对化基础上的“世界新秩序”理想的豪言也遭受挫折，在阿富汗驻军问题上不得不向现实屈服、最近发生的朝鲜半岛危机又是奥巴马政府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难题。显示美国民主政体最大危机的，还是建国之父杰佛逊所宣言的：“没有报纸的政府，与没有政府的报纸，我还毫不犹豫选择后者”——媒体保持自由、肩负监督权力的信念正在消亡。因为激烈商业自由竞争，在利润面前，媒体的独立性、公益性日益在衰弱。但是，保守趋势也总要遭到一定阻力，美国还是存在有力的宣传正义的舆论。比如，取代了传统媒体民间网络舆论监督正在蓬勃兴起；前面提到的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拉修在他的《后资本主义》中提出要取消企业法人待遇（可以直接追究投资者个人的经济责任、刑事责任），等等——这些也许都是渡边靖所说的美国具有的“自我修正”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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