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行政投资项目将推高对银行信贷需求

亚平

其实，高铁投资究竟成功还是不成功，将来才知道。上周本专栏借用高铁案例，要讨论的并不是这类手笔惊人项目的未来效果，而是这类经济活动的当期影响。很明白，不论将来的高铁全盘开张之后，究竟客似云来还是门可罗雀，也不论届时铁路的财务盈利还是亏本，只要投资立项通过审批，它就立刻对信贷、货币和物价产生影响。
　　也是中国国情，投资项目通过审批的级别越高，项目实施就越通行无阻。仍以高铁为例，那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项目，一经通过，方方面面必开绿灯予以支持。民营草根项目这难那难的麻烦，到了国家项目那里一般不存在——这也正是举国体制的魅力所在。实例可靠，2009年国家进一步扩张高铁规划，2010年铁道部就宣布三年内建成1.3万公里高铁，以万亿计的项目一下子就火爆干开了。如果像京津城际一样，实际投资远超概算，那么年度之间中国的铁路投资突然冒加出几千亿来，完全不足为奇。
　　这对货币供求有什么影响？首先，它立刻推高了对银行信贷的需求。按惯例，投资项目只要筹够了自有资本，余下的就可以向银行贷款解决。符合国情的规则是，越是政府项目，越是审批规格高的国家项目，可借贷资金的比例越高。过去这些年铁路的“跨越式发展”，主要就是靠银行信贷搞起来的。当下雄心勃勃的高铁规划，不过是进一步放大过去的“成熟经验”而已。简单讲结果，更高级别的国家投资项目，直接意味着更大数量的银行信贷。
　　这类贷款需求也总能优先得到满足。道理同样简单，在国情约束之下，投资项目是不是“重中之重”，并不取决于对预期风险与收益之类的纯商业考量，而是取决于由哪个级别的政府做出的审批。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大项目，拿到哪个银行还不是响当当的？何况我国的大银行都由政府控股和控制，在这个圈子里，实现国家项目信贷的供求平衡，“交易费用”实在是很低的。
　　于是人们看到报道，京沪高铁上马之时，财政预算投资不足，保监会就协调若干国家保险公司对该项目投资。当这家“仅次于三峡”的铁道部“企业”筹够了自有资本，就可以大举向银行借贷。从金融流程分析，那几笔原本也趴在银行账上的保险金，一旦注入京沪高铁公司，顿时就变得活跃起来，因为从此它们就有资格充当“支点”，以便京沪高铁从银行里借贷出更大数额的贷款。银行可贷放的款项，当然来自机构和个人的存款。最为神奇的地方，是机构或个人的存款也可以来自从银行得到的借款。不是吗？假如商业银行贷给京沪高铁1000亿，后者花掉100亿，余下900亿存入银行，于是可贷资金又多出来900亿！
　　用货币银行学的正规术语说，这就是商业银行具有“创造货币”的能耐。当今世界，只要还没有回到金本位和百分之百的储备制度，举世的商业银行就都有放大存贷、创造货币的功能。中国的特色，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在全部经济活动中占有很大的权重，所以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参与货币创造。如高铁案例所展示的，中国特色的货币创造还不是从一个法人机构正常的银行储蓄存款开始的。在更早的源头，一纸政府公文、甚至几个全新的概念及其论证，就可以开启源源不断的货币创造的川流。
　　跨越式发展的高铁不过是中国诸多产业部门中的一个。是的，“铁公基”、电力、能源、通讯等等，有哪一个部门不争相跨越式发展？又有哪一个大部门不是在“政府主导”的特色覆盖下，在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对中国式的货币创造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中国又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政府的层级很多。上行下效，支配着中央“条条”的机制，也一样支配着地方的“块块”。普天之下，哪里看不到“政府主导”的投资？差别不过是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和镇政府，或者是由明白人管着的政府，还是糊涂人掌控的政府而已。加总到一起——这是“宏观”的含义吧——中国特色的货币创造，动能极其强大就是了。
　　也举一个例，前不久《人民日报》刊发的一篇文章，说全国“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文章还引用国家审计署对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的审计结果，“截至2009年底，这些地方的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2.79万亿元”。这里的投融资机制与上述大行业的如出一辙，都是行政权力从投资的源头开始，就强有力地推动货币创造。
　　条条块块政府以行政权力放大银行信贷，不断创造货币，并不是单靠商业银行就可以独立完成的。讲过了，在法定不可兑现货币制度之下，流通中的每一块钱都是央行的出品。离开央行源源不断地向商业银行注入基础货币，信贷放大中的“货币创造”就是无源之水。我们的系列评论已花费不少篇幅梳理过，在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约束下，央行不断大手买入外汇，在积存全球第一大国家外汇储备的同时，也把等价的人民币基础货币注入商业银行。这就是说，以基础货币干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恰恰为行政权力放大信贷、创造货币提供了条件。
　　中国货币运动的两个圈圈，连到一起才实现了货币供给的惊人增长。读者也许注意到，去年年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72.6万亿，比2002年年末的18.3万亿增加了54.2万亿——8年之间几近翻了两番！如此惊人庞大的货币是怎样炼出来的？本文认为，答案要到无处不在的中国经济制度的特色中去寻找。也许是转型中的过渡性现象，既为国民经济超高速增长奠定基础，也为物价总水平的累积性推高，准备了货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