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弗兰克《白银资本》读后
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弗兰克《白银资本》读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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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的推动下，我认真拜读了由刘北成先生翻译的《白银资本》及相继推出的诸家评论。此前还曾阅读过王国斌先生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
阅读心理镜像
阅读弗兰克的书，确实感受到了因强烈的攻击性而带来的刺激，但不一定是震撼。假若文如其人的话，我感觉中的弗兰克，自尊心极强，个性张扬，属于多血质一类的人物。他思维敏锐而情意外露，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许就不曾想过需要控制自己。他像我们生活中时或遇到的那种人，一旦认定了什么，“十头牛也拉不回来”，难以分辨这种异乎情常的坚韧，是执著还是执拗。他攻强于守，犹如冲击力、爆发力俱强的足球前锋，不管能不能打进球门，必须使自己始终处在不断射门的亢奋状态。他更像海底生物，时刻张开富攻击性的思维触须，敏感地捕捉一切可以被送上祭坛的猎物，只要对方暴露出极细微的弱点，即或是自己的盟友，都毫不迟疑地将其捕逮到手，决不姑贷。他对中国的推崇自然会使我们中国人感到高兴，但总担心他对中国历史没有足够的体验，担心不是因为先有了对中国历史全面深入的观察，更像中国是因为体系的需要才被选择为利器。
王国斌的风格正好相反，沉静委婉，从容而有耐心。他的质疑是在反复思考的过程中进行的，并力求把思考的各个侧面剥笋似层层呈现于读者之前。他也质询“欧洲中心论”，却更多的是不断向自己提问，让“问题意识”反复困扰自己，给人一种沉重感。我的感觉，他当然也在乎自己的结论，但更关心这种问题意识的展开能不能更周全、更具启发性，避免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希望把方法悬念留给读者。他很像足球场上出色的前腰，专致于用头脑踢球，细心环顾双方队员的站位和跑动路线，突然插上射门中的，或不时使出一脚妙传，为队友进攻创造空档，其机灵令人叫绝。他亲身深入过中国历史的腹地，谙悉地形的复杂，知道名山大川在哪里，哪里又有沼泽泥淖。或许在弗兰克看来，王国斌缺少那种摧枯拉朽的果敢和彻底决裂的勇气，没有解决的比解决的多得多。但在我想来，恰当的谨慎是必须的，至少不会因行色匆匆有误入陷阱的危险，或因过于主观而堵塞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与弗兰克一样，王国斌也坚信中国历史有过长期的辉煌，曾经有理由傲视群雄，但他更能体验和贴近行动中的“中国心”，把讨论的重心放在争议丛集的“中国何以没有发生或何以不能顺利实现近代化”的老话题上，希望跳出是或否的绝对判断，开拓一种新的思考境界。我觉得他在为《白银资本》所写《序言》的结尾，说了一段实在与弗氏之书搭不上脉的话，却很堪回味：“他向中国人也提出了另一种挑战，即超越中国的绝对核心论，用一种体系架构来更仔细地考察中国的变化与欧洲的变化之间的平行关系，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请注意“绝对核心论”与“平行关系”的提法！）然而，这些却正是《转变的中国》所要表达的善意。书中他特注重回溯，对预测未来保持极度的谨慎，只是提示我们一切都必须从历史的连续性方面出发思考，用心聚焦世界历史屏幕上民族、国家间一切同异、似非似的轨迹，进行反复较量，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对欧洲、对中国都是如此。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从情感和理智上都更愿意接受王国斌的思考方式，从世界背景上反省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认知。
弗兰克的经历，我只是从推荐者和著者《前言》那里稍知一二，极其有限。在阅读过程中我曾反复揣摩，是什么造就了弗兰克这样强烈的个性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是早期的挫折感推动他走上摧毁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归之路，还是拉丁美洲丛林里的“游击生活”把他锤炼成了思想界的“格瓦拉”？他那种烈火般的个性，横扫一切的狠劲，虽然其攻击的对象是西方（主要针对美国）的“欧洲中心论”和“欧洲特殊论”，却让我不时联想起现代中国“打倒孔家店”到“横扫四旧”无所畏惧的斗士们，勾起复杂难言的感情。
必须坦白承认，我只是从阅读本书中去认识弗兰克――这显然有误读的风险，但在我只能如此。希望有更多了解弗兰克经历和学术资源的方家能提供深入的解读，并纠正本文极可能有的理解过失。
“中心”偏好与“单脚走天下”
当许多中国人正在热烈高喊“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时候，从域外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弗兰克充满激情地提示我们：错了，正确的是全世界都必须“调整方向（re-orienting ，重新面向东方）”。
弗兰克申言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将重新转回到“东方”。他对这项预言看得很重。我没有把握说他的全部立论完全是由这种未来－现实－历史的逆向路线而得，至少《白银资本》的主体部分恰恰是循着相反路线展开的。但我也注意到，对弗氏的预言，王国斌采取了谨慎和保留的态度。
王国斌为本书所写《序言》确有学者风度，赞其所是，疑其所疑，批评含蓄平和，观点差异也明白无误。其中有一段说道：“1997年夏季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在预测未来的增长轨迹时要小心谨慎。亚洲各地的各种结构性和制度性调整已经使金融市场稳定下来，但是亚洲各国经济在近期或长期究竟会如何变化，分析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多数人不会赞成这样的假设：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宰地位将很快被中国取代。”
我以为对本书的理解，最好将预言先撇在一旁，看看弗氏对历史的论证是否确实可靠。因为即便有关未来的预测可能失算，也不构成推翻弗氏“世界体系”历史陈述的充足理由。在这一点上，王国斌说得深刻：“当我们从时间上的某一点朝后看、并且探讨一个经济是如何达到其现状的时候，我们通常能解释某些变化为什么发生。但是追溯这种变化的特别途径，并不意味着某种事情必定会发生，因为还有其它可能的变化途径存在……事实证明：创造经济发展是非常复杂的过程，所以任何计划者都不能肯定地预见（更不用说有效控制）未来的结果。”（《转变的中国》）
我也持这样的保守态度：历史学没有任何理由过份扩张自己的功能。历史学应该高度关注现实，善于从现实中不断汲取对社会和人生的体验，并以历史的智慧为人们正确把握社会发展提供某种（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帮助。但当由历史进而预测未来时，则需要十分地克制。历史学家能够成功扮演“事后诸葛”的角色，布洛赫曾戏称为“放马后炮”，却决不能硬充善逮“未来”的猎手。因为“未来”原是一头狡猾的猎物，瞬息多变，不要说历史学，就是专以解决现实问题自诩的经济学理论与对策不是一直处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之中，遭遇到的难堪还少吗？就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当年年初，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发表的研究报告还在肯定亚洲经济现状，与金融相关的众多指标表明运行状态“一切良好”。还是库尔诺对社会运行的或然性深有体会，说得最妙：“所谓不可能的事情，无非是指该事件发生的概率极低。”有谁能担保下一轮危机必发生在此而不在彼？
弗兰克把自己考察历史的制高点设置在“整体主义”理论的平台上，用以对抗“欧洲中心论”，无疑选择了一个最能克敌制胜的有利地形。在实证史学和分析主义占尽风光之后，疲态日益显露无遗，开拓整体主义的历史考察视野，“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的呼声，这两个既联系而又有区别的思潮，成了本世纪后半叶历史学变革的重要标志。弗兰克一再批评布罗代尔，书前引语却特别青睐布洛赫，然而他们原属于一家。布洛赫和布罗代尔所属的法国历史年鉴学派就以倡导“整体史观”（“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薪火相传，享誉国际学界。但是多数同仁也都意识到，如何实践整体主义的考察方法，甚至如何理解“整体历史（有的译为“总体历史”）”和“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仍布满荆棘，是一个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可详参年鉴学派第三代传人勒高夫的《新史学》）。系统论、控制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论，包括弗兰克颇自豪的“整体大于局部之总和”定理，用之于完全不同的人文历史学科，只具方法论启发意义，决无越俎代庖、立竿见影的能耐。我想弗兰克也知道，结构主义在社会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尝试，至今所取得的成绩远不到可以趾高气扬的程度。他所批评的帕森斯，其结构主义的理论体系就被社会学同行嘲笑为“乌托邦”。
据我所知，“整体史观”的主体精神表现为由过去相互割裂的人物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等全面转变为“社会的历史”（注意：不是“社会史”），历史研究的重心将不再是“国家”或“国家”零零总总的各个侧面，而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状态、社会生活、生态环境等等都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构成，牵一髪而动全身，因此必须用整体主义的眼光全面考察历史。很明显，整体主义首先是冲着曾经流行过的文化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地理决定论或别的什么决定论而来的，是对传统一元论单线思维方法的革命性颠覆。简言之，“整体史观”反对历史研究中的一切决定论和目的论企图，主张整体综合高于一切。
整体史观非常强调时空两大要素。在时间要素方面即有著名的三时段论（长、中、短三时段），其中尤以“长时段”论最富原创性。“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则是整体史观在空间运用方面的延伸。
整体史观的空间延伸，“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我以为它有两个不尽相同的涵义。首先是从“整体史观”的原义上展开的。不管世界上有多少民族、国家，是隔绝的还是相互联系的，其历史形态百色千姿，个性各各不同，但人性、社会特性从深层次上说都有相通之处，社会历史构成及其运作的基本面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任何比较研究都应该纳入“整体历史”的分析框架，才可能在“整体社会史”的立场上对一切共相殊相获得全面理解。1927年，当大多数中国学者正专注中西相异的比较时，许宣圆先生一语惊人：“民族性不过是偶然性质的表面点缀，而人性才到处都是同一的实体。从本质上来看，不同的国家和人民都为同样的难题所困，为同样的疑惑所惑。”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中不赞成任何以“中国经验”或“欧洲经验”为准的单向估量，主张在中国与欧洲历史之间作互动式的往复比较，骨子里就贯穿着这一整体主义的思路。第二层意思才是针对着“开通新航路”引发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变局，提出需要有一种全新的历史考察视野：“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只有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间的联系已经进入到能够发现有一个真实的“世界体系”之时（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延续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完成），整体史观才可能在名符其实的“世界史”舞台上演绎新的意义。布罗代尔以及沃勒斯坦（依附理论）等人的“世界体系”，基本上都是从这一意义上去发挥“整体主义”理论，而与“欧洲中心论”相抗衡。在此之前，所谓“世界史”只是指必须将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历史都看作它必须包容的对象（不管它们是否曾经在空间上相对甚至绝对隔绝，各自循着独立的路线发展），正像“中国史”必须包含今日中国疆土内的一切历史，然而决不等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体化”的“历史”（详下节）。
我认为弗兰克不是不知道，从第一层意义上解读“世界史”（不管有没有一个“世界体系”），必高度关注“人类历史”的许多共通之处，凸显史学即人学的原味。他所征引的兰克名言：“只有普遍的历史，没有别的历史”，就是从这一意义上立论的。弗兰克有时提到过，他赞成“人类中心论”的立场，可见亦知第一义底蕴。然而转变到第二层意义上来，历史学家必会从千姿百态的历史比较中充分领悟“特殊性”或“个性”的神秘魅力，“历史自主性”就成为处理国与国历史互动关系必得坚持的要义。也就是说，当第一层意义与第二层意义相贯通，面对发展不平衡和发展多样化的世界历史，应该承认每一民族、国家的历史都是一种自然进程，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运行轨迹和历史连续性，不可能不经过自身的选择去接受外来的影响或干预（包括暴力征服者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被征服者的历史）。唯其因为“天下没有相同的一片叶子”，层林尽染的世界历史才会变得丰富多姿，各显光彩。当历史学家要架构“世界体系”时，“人类中心论”是一块不可撼动的基石。“史学即人学”，任何别的中心论或支配论的观念，都是与“人类中心论”的精神相悖的。历史从来都是历史主体的一种自主选择过程，并非通过强加于人能够奏效的。“欧洲中心论”并不像弗兰克咬定的，没有任何历史证据可作依凭，然而正是在这一大原则上摔跤不轻，逐渐败北而落势。
不知其他读者有否同感，我总觉得弗兰克在至关全书主题的基本概念运用方面很随意，喜欢在不同概念之间强烈跳跃，一句进、一句出，真叫人不知所措。例如他在“中文版前言”里针对西方某些人的指责，曾郑重申明：“本书所传递的主要的‘意识形态’信息实际上绝不是什么‘中心论’，除非是人类中心论，当然最好是生态中心论。”这里，在“全球主义”的基本主张之外，又生出了“人类中心论”、“生态中心论”两个新概念。他在处置三者关系方面脱节相悖甚多，暂且不说。这段告白至少表明对别人指责他“中国中心论”是极其忌讳的。可又怎能怪别人呢？阅读全书各章，凡遇到下断语的关键时刻，他总忍不住脱口而出，在灯火阑珊下，“中国中心论”的身影时隐时现：“（1990年）我和乔杜里都认为，在欧洲之前的世界经济中，亚洲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接近于称霸”（1994年与吉尔斯合作的项目即以《亚洲霸权下的世界体系：1450－1750年的银本位世界经济》为标题，第11、17页）；“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19页）；“当时的全球经济可能有若干个‘中心’，但如果说在整个体系中有哪一个中心支配着其它中心，那就是中国（而不是欧洲！）这个中心”（第168页），“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作出比滨下武志更强有力的证明：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符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第169）；“如果我们对1800年以前的整个世界经济进行这种分析（如本书第2、3章），就会发现把中国称作‘中央之国’是十分准确的。”（中文版前言），等等，等等。如果说以上论断尚有“如果……”之类的闪烁其词和诸多自相矛盾之处，肯定的说法则见之于第2章12小节标题：“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总结”（第180页）。在该节中弗氏特别创造了一个全球经济“同心圆”模式，说中国（以及中国的长江流域或中国南方）“应该是最核心的一圈”，由此一圈一圈向外扩展；“这种全球经济的同心圆构图不仅把中国和东亚和亚洲依次看作是主要的经济地区，而且也把欧洲甚至大西洋经济体置于边缘地位。”（第185页）。从上述论断看，中国是世界体系同心圆的唯一核心（内核），欧洲乃为边缘，应该明白无误。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在全书最后一章，他却又提出了一个与之相对立的“等级结构”模式，并说：“全球范围的世界经济/体系没有单一中心，至多有一个（我怀疑译文或植字漏一“多”字，否则无法通读）中心的等级结构，中国很可能处于这个结构的顶端。因此在地区内或某些地区间有某种中心－边陲关系，但也很难确认有一个由中心－边陲关系构成的单一中心结构”（第435页）。这种没有单一“中心－边陲关系”的“等级结构”，虽说原是为批判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体系”发挥出来的高论，但在我读来不更像是在批判他自己前面提出的以“单一”的中国为“核心”的“同心圆”模式？“单一中心论”与“多中心论”相差何止千里，我真不知道弗兰克在他的头脑里是如何自圆其论辩逻辑的？
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导论”里就明白表态：“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固然失之偏颇，但从其它的中心论出发来进行比较，情形亦然。”不知王氏是否具体有所指？弗兰克却大不以为然，决意独上偏峰，继续冒险前行。他欲以“中国中心”的“世界体系”取代“欧洲中心”的“世界体系”如此强烈，用“狂热”一词来形容亦不为过。但从本书看，毕竟心急慌忙，缺乏一种顾盼前后左右的稳重，行进时不免步履踉跄。现在且不说究竟能有多少够分量的证据足以支撑他“五千年”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早已形成的大历史观，就是在1500－1800年的历史时段里，这一“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该如何正确表述，从上面摘出的论断来看，我想说：弗兰克似乎自己也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他游移于二者之间，理智上知道第一义的不可违背，情感上却执著于第二义。遮遮掩掩的“亚洲（中国）中心论”是怎么也不愿舍弃的通灵顽石。若如此认识，则全书种种论断的自相矛盾和不能连贯，也就多少可以获得通解。
最值得推敲的是，“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一个世界”固然谬误，但以亚洲或中国为中心“组建一个世界”就符合历史逻辑了？弗兰克给我们描绘的“世界历史”图景实在太过神奇：自1800年上溯五千年，亚洲和中国始终是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19－20世纪只是雄狮打了一个盹，短暂的西方“插曲”决不妨碍全剧剧情的连贯。以亚洲或中国为“中心”的喜剧很快将会接着演下去，一直到遥远的未来。“面向东方”不就几乎成了全部人类历史永恒的主旋律？
不知弗兰克在火一样的激情喷发之后，有否冷静地反问过自己：是那条充足理由律注定了亚洲或中国必然要永远扮演“中心”的角色？假若这一“世界体系弗氏定律”成立，那不就出现了一个“世界历史”发生、发展的“亚洲特殊论”和“亚洲起源论”？这同他所批判的“欧洲特殊论”和“欧洲起源论”又有什么区别？且不论经验事实如何，仅从逻辑上说，如果“世界体系”除了即将结束的二个世纪短暂“错位”，过去、现在和未来将永远“面向东方”，西方人不也完全有理由怀疑：是不是上帝的“第三只手”在作弊？这不是新的决定论或目的论，又是什么？
欧洲并非从来就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弗兰克的说法并不新鲜。中国史学界早在60年代就提出反对世界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记得周谷城先生是当年最积极的一位。80年代孙达人先生又提出世界历史曾发生过西亚――上古中国――希腊罗马――中古中国――近代西欧等多次“中心转移”，“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通则。必须指出的是，过去史学界使用“中心”或“中心转移”的提法，都是从比较史学的角度上立论的。它是指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段内，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状态一直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具有代表历史发展某一阶段“界碑”的意义。很明显这种认识方法缘源于“进化论”思潮，在今天尚有许多可以检讨的地方，此处不便展开。这里我只想说，若从“人类中心论”的观点来看，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先进落后乃至优劣短长的比较都是相对的，用某国、某民族的历史尺度来衡量“发展”的正常与非正常是荒谬的。直到今天，人类还没有理由说迄今存在过的哪种历史状态或制度创新就是“完美”的、“理想”的。由时、空、人三维构成的人类历史坐标系统上，每个民族或国家都留下属于自己的特定历史轨迹（是曲线而非直线），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创造，也都有兴有衰、有利有弊。没有永久的辉煌，也没有永久的沉沦（除非亡国灭种）。任何民族或国家都没有理由以历史的名义认定自己是“优等人种”或“优等民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更不赞成“世界体系”以谁为“中心”的提法。假若有什么中心论，那只能是以关心人类全面和自由发展为主题的“人类中心论”。
非常遗憾的是，弗兰克也几次提到过“人类中心论”，但全书的展开却落在与此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南辕而北辙。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嫉恶如仇，但是他用以批判的话语系统甚至思维方式，很难说已经摆脱了西方“话语体系”的“支配”。全书经常可以看到亚洲或中国“中心”在“世界体系”中具有“支配”甚至“霸权”地位这样的表述方式（第11、17、26、168、266等页）。我实在弄不懂弗兰克从整体主义的立场，完全可以找到类似“互动”这样中性的词，为什么偏偏喜欢使用通常被看作带有“话语暴力”倾向的用词？
如果我们还把握不住弗兰克使用“支配”一词的涵义，那么下一段话也许会加深我们的印象：“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宣称，他们更关注经济‘基础’是如何塑社会的；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社会’是被它与另一个‘社会’的关系塑造的，更没有意识到，所有的社会共同参与一个世界经济这一情况，也塑造着各个社会。”（第55页）“一个社会”竟是被它与“另一个社会”的“关系”所塑造，按照弗兰克的话语逻辑，后一个“社会”只能被理解为处于他的“世界体系中心地位”的那个“社会”，它“支配”着前一“社会”的历史发展方向乃至盛衰荣辱。为着证实这一理解并无大误，不妨再读一段弗氏有关本书主旨的陈述：“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简言之，种族――的‘特殊性’（例外论）。我们将会看到，欧洲的兴起也不主要是由于参与和利用了大西洋经济本身，甚至不主要是由于对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剥削和非洲奴隶贸易。本书将证明，欧洲是如何利用它从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第26页）
我觉得弗兰克的前段陈述，细细品味，实在问题多多。第一感觉便是这比起他所批判的“冲击－－反应”论更“冲击决定论”，差不多成了“冲击――捞一把”论。看，欧洲自身的努力不值得一提，西方从亚洲经济的“支配地位”中只需顺势捞一把（“分沾”），就可以顿成暴富并超过原来的“中心”。你能相信世界上真有这样便宜的勾当？ “冲击――反应”论不管怎样总还保存着“挑战――应战”的韵味。弗兰克批判汤因比的“文明论”，但在我看来，汤因比要比他更重视每个民族的自主创造能力。“世界体系”并不能保证每一民族都能成为“强者”。接受并应对挑战的能力，决定着自己的命运――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今天，汤因比的警示仍不失为至理名言。
弗兰克称“所有的社会共同参与一个世界经济这一情况，也塑造着各个社会。”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为什么不可以进而说：各个“社会”也不断“塑造”着这个“世界体系”？各个“社会”对“共同的世界体系”也各有各的应对，成败得失也各不相同？“欧洲中心论”的偏颇，就在于抹煞历史的个性，把某种发展模式的普适性看得过死，因而无以面对“资本主义的扩张”在欧洲、亚洲、美洲所产生的极端多样的“反应”。成功者不少，但也有许多不成功，“嫁接”失败抑或激起逆反的事例也不胜枚举。即使最成功者如美国，它与其“母国”英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异，也证明“体系”的“塑造”决非只是简单的“翻砂”功能。所谓“趋同”不仅不可能消灭差异，而且在主体意识强化的情境下，各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将更趋个性化和多元化；国与国争取在“体系”中分享份额，使各种形式的磨擦和冲突难以避免。当弗兰克坚决否认欧洲自有其历史的特殊性（如同中国也有其历史的特殊性），极度夸张“东方”对“西方的兴起”的“支配”作用时，他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世界观”也正在沿着“欧洲中心论”旧辙愈走愈远。
意气用事和主观意志的膨胀，使得弗兰克对造成“一个社会”发展状态的种种内因条件以及“世界体系”内部必然存在的发展道路的差异都变得视若不见。当别人以“外因论”诘难时，他只得用“外因在世界体系中即是内因”一类偷换概念的方式蒙混过关。然而整体主义方法论要求对内外因作互动的比较综合分析，而决不是取消一方。即使像弗兰克所假设的，亚洲或中国作为“五千年世界体系”的“中心”是事实，而且真具有“支配”或“塑造”其它“社会”的能力，若没有“反应”方必要的内部条件，石头也孵育不出小鸡。舍远而就近，反驳的事例俯拾即是。众所周知，在历史上，中国自己的周边民族因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曾不断与中原王朝爆发军事冲突。尽管内地的经济、文化水平明显高于周边，但除非他们移居内地、长期融合，即使近在咫尺（相对与西方的距离），他们的“社会”仍会一如其故，弗兰克所谓“中心”塑造另一“社会”的法道也大失水准。最典型的是元王朝灭亡后，重返大漠的蒙古族又回复到原先游牧部族分散的状态。在此之前的“金”遗民北返白山黑水，情况亦然如此。直到1949年前，南边的一些少数民族有的还始终生活在“母系制”时代。进而说，弗兰克所极力推崇的明清江南经济，是谓“同心圆”核心的核心，其幅射能力也远没有遍及中国所有内地，在第一小圈内就不灵。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呈现出高度不平衡的状态，至今仍为每个中国人所深切体验。近距离的“塑造”不成功，而远距离却成功地“塑造”出了“西方的兴起”，对这样再明显不过的悖论，离开了各社会的“内因”分析，不知弗兰克“世界体系”的整体论（即所谓“共同”参与、“共同”塑造）将如何通释？
“五千年”一贯制的“世界体系”还迫使弗兰克走向更危险的偏峰，用“世界体系”的横向联系遮蔽甚至顶替了时间向度方面的纵向考察。在他解读的“世界史”里，只有“康德拉捷夫周期”的往复循环，而没有历史学基本的历史分期概念。他不仅主张“彻底抛弃‘资本主义’这个死结”，也不承认有什么“现代性”，而且明确宣布世界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进步’”（第441、439页）。历史成了圆形的“金色池塘”，而不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时间长河。其结果就像王国斌在《前言》中委婉批评的：“他缺少的是这些变革（具体指工业革命以及19世纪发生的一系列技术和制度变革）的惊奇感”。
实际弗兰克并非属于感觉迟钝的一类人，也决不缺少机智。他拒绝任何标识社会“进步”的历史分期方法，恰恰是充分利用了史学界在世界历史分期问题上聚讼不决的短处。已有的各种分期方案确实无不受到驳诘，评价标准也存在“文明与文化之争”深刻的价值对峙。因此弗兰克不难找到各方提供的“子弹”，进而否定各方。周而复始的“圆”是一种混沌，混沌能说明历史吗？大时段的历史演进虽一时难以名之，“进步”也非“直线”，但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世界范围内的时代进步毕竟是遮掩不住的经验事实。假若说“农业时代”变化节奏缓慢的特性使世界各地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大同小异，东西方孰优也可以各执一词，至少从19世纪起，以西方工业革命为重要标志，物质生产、科技发明、制度演进等领域创新变革幅度之大，是前此数千来所无法想象的，人类的生活由此发生全新的变化。“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差距完全被拉开了。我相信弗兰克一定读过《第三次浪潮》，然而他就是不提托夫勒粗线条的，最适宜用以宏观关照的“大历史”分期方法。他可以跳开“第二次浪潮”这样的概念，但他怎么也不能跳开由工业革命所造就的“西方兴起”一关。
“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成为难以逾越的一道险关，阻住了弗兰克一路狂奔的步伐。他神气顿失，话语也变得结结巴巴，如“尽管我们对这些（指亚洲和中国）经济和政治困境还没有一个充分的解释”、“在亚洲人的游戏中，西欧人和美国人后来为什么与如何能够借助于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战胜亚洲人？我们现在可能还得不出一个完全满意的答案”（第393、383页）等等。我想他心里也明白，这两大问题的解答不是无关大局，可以随便含混过去的。
弗兰克对“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两大历史关节时序的交代，表述含混而不确定，连秦晖也不免被迷惑而造成误读。固然本书第6章第2节的标题明白写着：“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但正文一开始就申明这是阿布－卢格霍德《在欧洲霸权之前》中使用的标题（第356页）。我检索了弗兰克在各章节中的相关提法，实际更多的场合他坚持的是“同时论”或“同步论”。如“直到1800年，具体到中国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中文版前言）；“我们指出，比较而言，亚洲的许多地区的发展不仅在1400年，即我们论述的这个时期的开端远远领先于欧洲，而且直到1750－1800年即在这个时期的结束时也依然如此。”（第305页）。第5、6两章有关康德拉捷夫长周期的讨论，似乎才稍为放宽为1762－1790年的时限内（即所谓收缩“B”阶段），但仍强调亚洲“B”与欧洲“A”处在同一“体系”内，升降是同步发生的。
历史演进是一种渐进累积的长过程（即年鉴学派所说的“中时段”）。即使某一历史事件被历史学家选定作为时代变革的“标志”（历史分期的方法论需要，也最易引起争讼），但升降盛衰一定在此之前已有许多迹象说明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才能成为此前与此后经验事实可以不断证实并证伪的“中时段”界标。弗兰克不是不知道这一历史学的基本常识，然而出于维护自身“体系”的潜意识，严重的心理障碍使他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欧洲先前已具备许多优越于亚洲的“发展优势”，更不能承认亚洲先于西方衰落，且先前亦其自身不可逆转的内在结构性败因，必须坚持“直到1800年”“这个时期结束时”亚洲仍然“遥遥领先于欧洲”。这样极端固执的结果，势必引出一个令人不解的神秘逻辑：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只能在1801年（在中国是1840年）的某一时刻同步发生。这就像他讽刺别人的，自己不也面对着“在一个针尖上能容纳多少个天使跳舞”的诘问？
如果我们理解（或习惯）了弗兰克的风格，上面那种死抠词句的做法，或许对澄清争论不会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弗兰克最关心是他的思想火花，没有耐心做正－反、反－正“两重证据”或“三重证据”式的严谨考据。风风火火的个性，使全书议论充满跳跃性，大部分叙述都在批判他要“清算”的一切对象中进行，硝烟弥漫。为着“对着干”就必然追求立论的强刺激，也就无暇顾及论点与论据之间的契合。他甚至可以采纳别人的部份论据，立即宣布对方“走得不够远”或受制于“欧洲中心论”，然而将论据随意往自己方向延伸而尽收囊中，并不考虑别人的论据与结论之间有着切不断的逻辑关联。这样的事例甚多，典型的莫过于对滨下武志《朝贡贸易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一书的引用（第164－169页）。滨下在讨论前近代时非常谨慎地只以“亚洲经济圈”为限，且突出这种贸易的特性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而是“朝贡贸易”，强调“西欧进入亚洲时首先要面对一个有着自身规律的、按照自身秩序运行的亚洲朝贡贸易体系”。这一切都是严格地以历史证据为前提的。弗兰克三言两语把这两个关键论点甩掉，就完成了“转化”工作。这种在史学界通常很犯忌的做法，弗兰克用起来一点思想障碍没有，只能说是风格使然了。面对这种情形，我们的处境真有点像弗兰克感慨奥布赖恩那样：“证据永远也不能平息这个争端”，即使“举出多少证据，也是白费口舌。”（第75－76页）
说弗兰克没有试图为“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提供自己的一套解释，显然是不公正的。但他此时立论的踌躇和缺乏某种自信溢于言表。弗兰克何以会一反常态，落到如此尴尬的境地呢？
造成这种解释困窘，首先应该归咎于弗兰克没有能坚持把考察历史的“整体主义”方法论路线贯彻到底。他在讨论史学理论的最后一章里作过交代，认为全面的“整体主义”研究思路应由三条腿（“三维”）支撑，接着便直率申明：“本书的探讨也仅限以生态/经济/技术这条腿的经济部份，几乎没有提到另外两条腿，更谈不上如何在一个全球分析中把这三条腿结合起来”（第452页）。谦虚和诚实无疑是值得赞扬的，但仅凭“单腿走天下”，有可能走遍天下吗？没有了三条腿的全面支撑，作为一项试图全面清算推翻现代社会理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学术伟举，怎能期望赢得胜利且被学界认可？
实际弗兰克并非不能而是不愿“三结合”。细读全书，不难发现其余两条腿的内容，在他的分析框架里只是需要随时打扫出门“欧洲中心论”的垃圾。正像他曾经宣布过的：欧洲的兴起“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的特殊性”，因此必须把制度（法律、政治、金融、企业组织等）创新、科学革命等要素在“西方的兴起”中的作用贬低到最小程度，最好是扫地出门。
对“制度”的看法，他说道：“本书的一个主题恰恰是，与其说制度是经济进程及其各种变动的决定因素，不如说是它们的衍生物；制度仅仅是利用而不是决定经济进程及其变动”。他特别赞成这样的观点：“人类社会的运动是由基本的经济力量――‘首要的动力机制’――推动的，制度是通过‘次要的机制’对这些力量作出反应，而不是推动这些力量。”（第283）为了与“欧洲中心论”对着干，他甚至宣称“1800年以前，亚洲许多地方的制度比欧洲更有效率”，“中国的财产权和土地买卖自由比西欧多”，“（亚洲和中国）国家及其对经济的干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等等（第285、300、282页）。
对科学技术的看法是：他赞成“经济增长与科学的领先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捷了当的……西方经济中应用的技术大多数发端于并非科学家的人”“除了化学家外，科学与工业在行业上的隔绝是相当彻底的”，因而断言：“不胜枚举的证据表明，17或18世纪甚至19 的科学对技术或工业革命的所谓贡献不过是库恩所说的‘神话’。”（第264页）然而为了贬低欧洲，他却借着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发挥道：“中国人只是发明，而不想或不懂如何应用”的说法是错误的，似乎又在强调亚洲科学对技术、对经济的“应用价值”（第267页）。
尽管议论有点颠三倒四，如果弗兰克的批判真是针对着制度、科技片面决定论，也还不无合理性。但是熟悉当代学术的都可以感觉到，上述对诺斯、库恩，也包括韦伯的指责非常武断，许多“罪名”都是预设的。不顾人家论述的完整性，先给对方戴上“欧洲中心论”高帽，未经严肃论证即一锤定音。读者可试着对阅前几位学者的原著，他们何曾回避过制度、科技与经济需求的对应关系？回头再看弗兰克自己，面对制度、科技与经济在近代社会进程中互动推进、不断创新，从而极大地改变人类生活面貌的大量经验事实，他却闪闪躲躲，说明对这种整体主义的互动分析缺乏起码的尊重。主观的执拗把自己逼到了死角，他只能循着上面说的“人类社会是由基本的经济力量推动”的单向路线走去，不期然地踏上了早被学界抛弃的“经济决定论”老路。
弗兰克在“西方为什么能够（暂时地）胜出”关键一章里真正提供给我们的答案，全是经济方面的，而且多数从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时代的经济学里推导出来，相当陈旧。归结起来主要有两条：
一有关资本积累。据说欧洲人从美洲和亚洲的白银来去的运动过程中两头大捞好处，从而造成了欧洲“劳动分工和利润”的优势，“最终中了头彩”。先不论他错误地把资本积累完全看作是贸易的结果，更妙的是他似乎完全忘却了前面几章刚刚大肆渲染过“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议论。试问：居然大量白银资本流入中国，运回去的只是来自中国的生活消费品（丝绸、茶叶、瓷器），而且又坚决否认“中国秘窖”一说，中国理应首先得到“资本积累”的好处，在“劳动分工和利润”优势方面领先一步，为什么欧洲却能乘时“兴起”而超越中国？这一悖论本不难回答，但弗氏既然犯有“制度忌讳症”，只好自打耳光。这种“制度忌讳”甚至发展到对任何有关“强调中国官僚制度和阶级结构”的历史陈述都非常反感（见其对黄宗智的批评）。从这点上我就敢肯定，弗兰克对中国历史缺乏足够的体验――他的热爱“东方”并非完全出于理智。再有同是欧洲，同样地从亚洲的贸易中捞得好处，为什么捷足先登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不能领受工业革命的风骚，却一个接一个地衰落，最终让英国占先得利？上面说的好处在那些国家又是给什么样的“天狗”吃掉了，中不了“头彩”？弗氏无疑读过布罗代尔的《15－18世纪物质生活、经济与资本主义》巨著。针对上面的问题，布氏关于世界经济空间转移的大量陈述不是已经提供了足够详尽、精彩的解释，为什么视而不见？别无它因，又得回到“制度分析”上来。忌讳制度的作用真地成了弗兰克不敢直面历史的“心理死结”。
二关于人口、劳动成本和技术变革的关系。据说由于长期的白银资本大量流入，使亚洲和中国人口增长得很快，而“（高于欧洲的）人口增长阻碍了由于和基于对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机械的供求而发生的技术进步，欧洲较低的人口增长产生了这种刺激。”与之相关，欧亚形成了两种经济模式反差：在亚洲是低工资－低成本，在欧洲是高工资－高成本；后者成了技术变革的推动力，亚洲则没有。这一假设涉及的问题太多，实在无法在这里一一清点。例如上面的概括及其凭借的数据是否真实，在欧亚都大可怀疑。造成技术变革的因素是否如此单一，决定技术变革的要素究竟有多少，他回避了什么，隐匿了什么，也值得追究。前面肯定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科学技术高于欧洲，人口－劳动成本的背景未变，如此前恭而后倨，将何以处置等等。我只想反驳一点：弗兰克不是对20世纪后半叶亚洲经济复兴曾给予高度的评价，那里人口的增长未见缓和，在中国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高峰值，而低工资－低成本的背景也未有大的改观，这种经济的高增长率又将何以解释？同样的背景，为什么以前拒绝技术变革，而现在却能成功引进和发展本土化的高科技，并无阻碍？可见马尔萨斯人口论并不是一帖包打天下的灵药。历史的演进决不是这个或那个单一因素论就能圆通解释的。
弗兰克大概也感觉到自己的这些解释缺乏必要的说服力，无奈之下，他既然搬出“猫论”试图解脱困境。他在为中文版写作《前言》时突发奇想，原话照录于下：“本书中的历史事实表明，任何一种具体的制度或政治经济政策都不可能导致或解释竞争激烈、风云变幻的世界市场上的成功（或失败）。当代现实也表明了这一点。在这方面，邓小平的著名说法是正确的。问题不在于猫的制度颜色是黑是白，更不要说意识形态颜色了。现实世界的问题是，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中是否能抓住经济耗子。而这主要不取决于猫的制度颜色，而取决于它如何利用它在世界经济中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的适时地位。另外，由于在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上障碍和机遇随时随地会变化，要想成为下一只成功的经济猫，无论是什么颜色的猫，都必须适应这些变化，否则就根本抓不着耗子。”如果这是用来解释某种短时段的事件，这些议论虽不算高明，但作为谋略贡献给当政者也算是一份菲薄的礼物。然而却要把它作为全书的主题，用以解释至少两个世纪的“衰落”与“兴起”，那我们这些学究真只能无言以对了。我很奇怪，既然事情本如此简单，一切都取决于“谋略”，取决于“一念之差”，弗兰克为什么还要写那么厚的书来故意为难读者？
同持批判“欧洲中心论”的立场，同样面对18－19世纪欧亚历史发展道路分叉的一系列诠释难题，我觉得王国斌的治史心态要平和得多，考察视野也开阔。王国斌认为近代早期的欧洲与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变化的动力颇为相似，许多经济现象有同有异，总的差距不大，直到19世纪才变得截然不同。这点一定会使弗兰克感到高兴。但是与弗兰克最大的区别，王国斌认为“不应因为反对欧洲中心论，就断言以欧洲为标准来进行比较不对；相反，我们应当扩大这种比较。为了进行更多层面的比较，我们特别应当以中国的标准来评价欧洲。”在《转变的中国》一书里，王国斌固然在“经济变化”编里曾郑重指出，欧洲由“有机经济”向“矿物经济”的过渡，即以煤为新的热能而以蒸汔为新的机械动力所引起的“工业革命”，是促成东西方分道扬镳的“历史界标”，但始终坚持历史局面的形成是一种多因多果的网络，并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国家与经济、国家与社会、国家维护秩序三个方面，进行细致的中西互动比较研究，“制度环境研究”成为全书的核心。正像我国经济史权威学者吴承明先生为该书所写的序文中指出的：“从本书的研究中可以看出，19世纪以来，欧洲国家思想和制度的影响，包括民主和公众领域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完全陌生。而以个人为单位的和国家与经济分离、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国家组成模式，迄今未在中国生根；而中国源于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些国家组成原则，一直延续到今天。”吴承明先生还对全书作了一个总结，说道：经济变化、国家形成和社会抗争三大项比较研究课题，“当以本书中编（即“国家形成”）运用最为成功。这是因为：根源于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中西之间在国家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远较双方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异为大。政治比之经济有更大的选择性。”这一言简意赅的提示非常重要。我们自身历史的体验，包括百年来抹不去的记忆，完全可以领悟其中的微言大义。中国人物质生活的追求、实用经济理性、经济发展能力确实决不比别人弱，经济自在的发展逻辑也未必构成选择新型经济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在政治与文化方面的选择却不然，往往固步自封，不容易冲出“围城”。这就使我想起了世纪之初陈寅恪先生一段精彩的申论：“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吴宓与陈寅恪》）行至世纪之末，虽不能说已达此境界，庶几亦不远矣。
因此离开了中西国家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比较研究，“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这样的话题，只会像弗兰克那样治丝益棼，愈理愈乱。
在我看来，妨碍弗兰克事业成功的真正敌人是他自己。他几乎像是有意地忽视许多众所周知的重要历史论著，只选择对他有利的论据，而置不利的历史证据于度外。过于强烈的主观逻辑偏执使他变得十分任性，非理性地拒绝承认有悖主观逻辑的任何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事实，像是活在自己所罗织的虚幻概念世界里，不愿感应外在世界的真实。不说远的，生活在20世纪后半叶的人们，无不感受到科技革命对人类生活的巨大作用，变化之快出乎想像。由此人们不能不追溯这一进步的历史由来，也不能不思考什么样的制度比较能激发人们的创造能力和保护这种创造能力，什么样的经济环境和制度构架比较能促进或适应这种社会进步的大趋势.。这样的感觉弗兰克就没有？我表示怀疑。
我对西方学术的业余偏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喜欢他们不迷信任何权威和习惯自由讨论的那种风格。记得当初读英国BBC推出的与当代各流派著名思想家电视对话，麦基说道：“我认为值得强调的一点是，不稳定性的某些结果是有利的，而不是有害的。例如对权威信仰的丧失已经与知识的增长相结合，形成了对几乎所有现存权威的积极的怀疑主义，直接推动了各种自由思想――如自由、宽容、平等等观念的产生。我以为这种现象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思想家》）这一观念在以后的日子里帮助我心理上慢慢习惯了这种“不稳定性”。但阅读经验也时常提醒我，清算或推翻权威理论（当然是真正称得上权威的理论），决不是通过简单地“翻烧饼”就可以达到的。这样的教训在中国近百年史上还少吗？没有对权威理论“同情的了解”（寅恪语），包括对整个学术背景透彻的理解，挑战会变得像唐·吉诃德大斗风车那样滑稽，甚至还可能演化出极左的闹剧，惨不忍睹。
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我是同情和理解的。遗憾的是他没有抓住要害。如果把“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导向全盘否定近代以来欧洲历史提供的社会发展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社会发展价值以及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无异又走向了极端。在“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上应该具有这样的气度：凡是有利于改善和促进人类物质精神生活的一切创造，不论是由什么民族和地区提供的，都必须把它们视作全人类的财富而加以珍惜。即使就像弗兰克所说，西方仅仅领先东方两个世纪，那两个世纪的成功经验（包括教训）也值得东方人认真总结和体会，并设法变为自己的财富，不能以“欧洲中心论”的名义笼统排斥。
我认为“欧洲中心论”之被质疑并激起反感，除了对欧洲经验本身的总结归纳仍存在许多异义，有待进一步研究外，很大程度应归咎于某些人的“西方自大”情结。致命的错误发生在把欧洲经验加以普遍化和绝对化，并试图以强力推行这种经验。无端的傲慢和粗暴的干预更使“欧洲中心论”声名狼藉，甚至败坏了自身本引以骄傲的自由主义真谛：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民族或国家亦然如此。深刻的根源还在于由于“暂时”的胜利（若从历史哲学看，一切胜利都是暂时的），误以为自己的经验是最完美的，缺少了那种对历史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的敏感，也怯于承认有任何超越历史的可能。但应该公正地说，这些错误决非是“民族性”的。“欧洲中心论”的批判由西方学者发起并形成思潮，就足够说明这一点。
如果弗兰克不是从物质文明的层面上去挑战“欧洲中心论”，而改从文化层面甚至哲学人类学的深层次上去“清算”它们，或许他的处境会有利得多。
弗兰克很看不起他的德国老乡韦伯，我以为大错特错。韦伯虽是以提出西欧资主义发生独特的论证而享誉全球的，但即使在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核心论著时，他对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现状也并不完全满意。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种内在的心理矛盾。在该书的最后几页，他竟诅咒起资本主义文明。他要比他的同胞施宾格勒和英国的汤因比都更早敏感到资本主义的机械理性正在吞噬着人性，文明的发展将要以文化的堕落作为代价，深受机器生产技术和财富追逐欲望制约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已经把“财富”这一昔日圣徒们随时可以抛掉的轻飘“斗篷”，变成了一只禁锢人性、污染灵魂的“铁的牢笼”。
我敢说，韦伯从骨子里痛恨对财富贪得无厌的追逐。然而，他亲眼目睹了积聚财富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以及支撑这种经济秩序的工具理性，这正是他期望德国强大所需要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道德与效率，韦伯深知在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发生着严重倾斜，在他的学说里构成一种特有的紧张。正是这种紧张使他的学说成为20世纪最富内涵的学术经典。
韦伯学说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莫过于出色地揭示了，从自然状态脱胎出来的“人”，既是一个理智的存在物，又是一个社会的存在物。当他（这里指复数的人）脱离幼年的混沌状态开始获得“自我”意识起，命运注定了下述难题必将伴随其始终：个体与群体的矛盾，自然赐惠与人为索取的矛盾，物质享受与精神需求的矛盾，自由与秩序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稳定与变异的矛盾等等。社会演进是由众多人群的“心”（心理动因）和“力”（利权分享的竞争行为）相互激荡造成的，决定历史情境之所以如此而不是那样的变数不可胜测。人文学者，包括历史学家，通观古今中外已有的社会演进，不能不感慨万千，面临着评判上的尴尬。我们找不到无可挑剔的完美，看到的只是对完美不懈的追求。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试错”的历史。那些为众人不满意、不合理的旧事物虽随变革潮流而淘汰，新的不满意、不合理又跟踪而来，不舍昼夜。变革将是无穷无尽，如危崖转石不达其地而不止。前述种种两难，如阴阳两极相反相成，重则轻之，轻则重之，矫枉而过正，过正则再矫之，无穷的摆复调整，这就是社会动态的运行，这就是全部社会历史的真义。社会历史正是在这些对立力量的吸引中获取张力，在对峙、磨擦和冲突中展示顽强的生命活力。历史长链上的每一环，好与坏都相对而言，无绝对的好，也无绝对的坏。可能性无限，然落到实地祗能是最不坏的。偏激的感慨要数卢梭：“文明是道德的沦丧，理性是感性的压抑，进步是人与自然的分离，历史的正线上升，必伴有负线的倒退，负线的堕落……”。就以现代市场经济所引发的社会变革而言，无疑是对传统社会“群体”窒息“个体”极端倾斜的校正。现在又对个性的过份肆虐感到威胁，试图压抑之，故而西哲又忽然对东方群体主义格外垂青。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透露的便是这样一种文化信息。作如是观，方不至误读了有似汤因比发出的中国将充当“世界大同的领导者”一类预言。
弗兰克并不自我认同于职业历史学家，似乎更喜欢思想家的称号。历来思想家都爱与历史学结下不解之缘，深沉的历史感往往是他们获取思想灵感的源泉。但在弗兰克那里，历史更像是为了张扬主观战斗精神而随意摆布的“道具”。今日的思想家若取这样的态度对待历史，不说可怕，至少也逼着我们不能不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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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19 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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