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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发表于 2011-5-5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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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别动队掩护撤退
11月 5日，文强等人曾经在“勘测报告”中提及的担心，终于成为现实——日军从金山卫登陆，抄了国军的后路。
按：关于金山嘴的隐忧，张发奎也曾担心过。他后来说：“我右侧的金山方面是一个最可注意的地区。当时我有一个直觉灵感和历史的回忆，就是戚继光于闽浙荡寇时代，日本曾在金山登陆而扰乱浙境，如果敌人以历史作依据，这段历史实有重演的可能。同时，在战术上判断，那里已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那里海岸有四十呎以上的水位深度，又有利于登陆运动的沙滩及可作为滩头阵地的据点。”
为此，张发奎特地加强了对该地的防范，但终因力量薄弱，为日军击溃。郭汝瑰说：
“淞沪一带，港叉纵横，便于国民党军队利用小河沟一步一步地顶，虽然遭受很大的伤亡，也给敌人进攻带来很大困难。日军在上海作战两月，进展缓慢，于是，敌人潜行到我防备最弱的金山卫登陆。金山卫属于右翼军张发奎的地境，这方面多是一些杂牌部队。注意力主要放在澉浦、乍浦、对金山卫疏于戒备，所以我驻金山卫的部队仓皇应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人亡，遂使金山卫落入敌手，张发奎即命部队堵塞突破口，终归徒劳。”
日军登陆以后，全力向金山、青浦进犯，“统帅部”急令67军、40军等增援，并下了“全力死守松江三天”的死命令。
按：67军即原东北军王以哲的部队，王死后，由吴克仁继任军长，辖107、108两个师。该军调离西北后，驻河南新乡，10月30日才得到命令，调派淞沪战场，并于11月 2日投入战斗，该军也是国军投入淞沪抗战的最后两个师的部队。
松江保卫战极其惨烈，11月 9日，军长吴克仁中将战死在松江前线，时年44岁。同时牺牲的，还有67军参谋长吴桐岗少将、67军第 107师参谋长邓玉琢少将、67军第 107师第 321旅旅长朱之荣少将、67军第 108师第 322旅旅长刘启文少将，另外还有 8个团长，几乎把67军打残。
淞沪抗战之后，不知何故，吴克仁被诬为“率部叛变”，67军番号亦因此被取消，所有部队缩编为 108师，编入25军。
此后，108 师参与了围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1940年 1月14日，下山“谈判”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就是被108 师扣押的。
1987年，民政部追认吴克仁为革命烈士。1989年，吴克仁入祀台湾“忠烈祠”。
11月 9日，日军攻陷松江。
前面说过，青浦、松江各有一个戴笠的特训班，每班都是 500人，以大、中学生为主，都是戴笠从“别动队”中精选出来，准备作为技术干部加以训练之后，分发到各支队中工作的。不料国军败得太快，淞沪战败的时候，青浦班刚刚毕业，还未分发出去。松江班还没有毕业，日军从金山卫登陆以后，松江首当其冲，这一下损失惨重。文强说：
“松江班尚未毕业，且离金山卫近在咫尺，夜间遭到轰炸袭击，慌乱中逃入附近一竹林掩蔽，被敌军发现，遭到袭击，全班五百余人，幸存者不满五十人，其惨状难言。该班大队长廖曙东上校是黄埔第六期同学，在无可逃避的情况下，跳入一水潭中，以自卫手枪击毙前来包抄的日军敌人，高呼：“中国不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死于乱枪之下，甚为壮烈。”
松江一失，日军即对上海形成包抄态势，至此，国军再也无法支持，为避免腹背受敌，不得不于当日全线撤离。陈诚说：“十一月九日，松江、枫泾同时被陷，我淞沪阵地至此乃全陷入敌之大包围圈中，苏州河南岸之颓势亦未能挽回。为尔后长期抗战计，唯有迅速转移，重行部署，于是乃作全线之撤退。”
随着国军的撤退，特务处的人员也在撤离上海。
最先走的，是张炎元。
张炎元，广东梅县人，军校二期炮科毕业。
与他的同期同学黎铁汉一样，张炎元也有着一份标准的军人经历，军校还没有毕业，就参加了两次东征，到北伐的时候，张已经是副团长了。
但张炎元没有沿着这条路接着走下去，1927年春，即蒋介石“清党”前夕，张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底离开苏联回到家乡广东。此后的三年，张流落到南洋，以当教师谋生，后来他还写了一本回忆录，叫《爪哇三年》。
1930年，国内政局趋于稳定，张炎元回到国内。1931年，南京军校毕业生调查科介绍张到中央军校政训处工作，后经军校老大哥曾扩情介绍，结识了戴笠，进入“密查组”，接着又进入复兴社。1932年4月，特务处成立，老资格的张炎元成为“十人团”之一。
张炎元回忆说：“那时戴公馆就在南京的鸡鹅巷，戴先生约我谈话，然后有一天，我们有十个同志参加宣誓，这是最早的组织。我在鸡鹅巷公馆住过一个时期。我的住室就在进门右手边的小房子里。我记得张衮甫兄住在我的隔壁，他主管记账和发款，我则主管整理报告、翻译电报和缮写报告。”
张炎元说：“我的房子是书记室，又是译电室，同时也是门房。有时，戴先生也亲自来到，共同翻译电报，或斟酌报告词句。以后徐为彬也来了，我们共同工作。戴先生没有指定我们谁正谁副，但我知道为彬兄跟戴先生很熟，他们可以随便讲话，畅所欲言、所以遇有什么问题，我总是请他去报告。”
按：“徐为彬”即徐亮，亦是资深的“十人团”成员，由于他与戴笠在报考军校之前就认识，且帮过落魄的戴笠的大忙，因此戴对徐极其倚重。
张炎元在回忆中，还曾经谈到这样一件事：“时胡宗南先生就常来，谈话时我们很少参加，吃饭却常在一起。有一次意外的事发生了，是邱开基兄来访。他和戴先生正在客厅里谈话，在客厅旁边屋子里的卫士，不知怎样不小心，一时手枪失火，一粒子弹正打中开基兄的后顶上。幸好子弹打出来时，透过房间的木板，力道弱了，所以进去不深。戴先生立刻把邱开基兄送医院。”
前面说过，邱开基与郑介民，是特务处成立之后，仅次于戴笠的“哼哈二将”。邱、郑二人，都是复兴社高干，因此被蒋派来辅佐戴笠，但他们二人的情况还有所区别。
郑介民是个参谋长才，其志不在干特务，申请调走，老蒋又不干、因此郑对于特务处的工作，相对比较超脱，能不管就不管，不久后又去了北平，做华北特派员，兼复兴社华北分社书记，专心经营自己的小天地。
邱开基就不一样了，邱也是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的人，当年曾经是邓的副手，早就吃的是特工这碗饭，再加上老蒋的信任，因此，在特务处，邱开基一度十分风光，连戴笠也忌惮三分。
按：邱开基是南昌行营调查科撤销之前过来的，对邱而言，特务处好比他自己的“娘家”，有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须“见外”；不像张毅夫、李果湛他们，调查科撤销后才并过来，丧家之犬，在“婆家”总归要受点气，要夹着尾巴做人。
由于邱与戴笠的矛盾，此事发生以后，许多人都认为是戴笠所授意的，要不哪里有那么巧的事。
前面说过，特务处甫一成立，便着手举办自己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洪公祠特训班，张炎元和另一个军校二期的“学长”岑家焯被调去当区队长。
不久后，特务处扩大，其本部从徐府巷（即“乙”地）搬到四条巷，当时特务处人员习惯称之为“鼓楼办公室”。
张炎元说：“戴先生完全为效忠领袖而工作，开始时就是他自己一个人。他在前方，亲自调查，得到资料，就自己写好报告．呈给领袖。在鸡鹅巷，开始有少数幕僚人员，到鼓楼时，才有比较完备的编制。”
其时，特务处在处长、副处长一下，增加了一个“幕僚长”，称书记长，此时的书记长就是刚刚从“托派”中出来的梁干乔，分管情报工作。
此后，张炎元亦被调回特务处本部，当总务科长，后又转任情报科长。张炎元回忆说：“粱干乔先生把情报科业务移交给我，正当福建事变的时候，我们不但白天办公，晚上也办公。督察室考核同志的言行和工作，非常认真，大家都不敢随便。”
按：张炎元所说的“督察室”，当时其实称为“督察股”，第一任督察股长，就是曾代表戴笠接收南昌行营调查科的柯建安。
柯建安，1899年生，江西武宁人。军校三期步兵科毕业。
柯建安的经历，与张炎元几乎完全一样，也是在校期间就参加了东征，然后又参加北伐，接着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然后加入复兴社，最后加入特务处，任督察股长。此后不久，戴笠控制了“浙警”，柯建安被调去当教务主任。再后，特务处建立江西站，柯建安又被派回老家，成为第一任江西站站长。
1934年底，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因绑架刘兆南一案发作，弃职潜逃，其余的人几乎都给抓了起来，北平站几乎瘫痪。张炎元临危受命，被派到北平救火。
到1936年 6月，两广事变爆发，时任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政训处处长的梁干乔被派回老家搞策反，张炎元将北平站站长职务交给了刚刚从特务处书记长位置上卸任的李果湛，回到南京接替了梁干乔。
淞沪抗战爆发时，张炎元刚刚把老婆孩子送走。他后来回忆说：
“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初，南京上海情势非常紧张，八月十一日早晨，我和梁干乔兄两人，送家眷去上海。梁太大带着四个孩子，我的太太也带了三个孩子，大女儿十岁，第二的男孩六岁，第三女孩三岁。另外还有胡天秋太太，带着她刚生下来几个月的儿子，三位太太，后来都到了我的故乡梅县。胡太大也就住在我家里，她的儿子胡波平，和我在故乡出生的儿子是同年，今年（三十九年）应该是三十四岁了。当时南京下关，逃难的人多，拥挤不堪，我因为服务在宪兵，得宪兵的帮助，勉强上了火车。人和行李都是从窗口里塞进去的。我太太正在怀孕，她上车尤感困难。我们到了上海，十二号把她们送上船，当天晚上乘夜车回南京，在火车上听到消息，说上海战争已爆发了。”
其时，梁干乔刚刚从华北回来，前面说过，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戴笠第一时间派梁干乔为华北办事处主任，前往平汉线郑州一带部署潜伏工作，并在在十天之内，在 9个城市布置了 9部秘密电台。
按：胡天秋，1901年生，江苏宿迁人，军校六期骑兵科毕业。
胡天秋与戴笠、徐亮都是在军校时的同学，刚入伍的时候，胡与徐亮，还有后来成为名将的廖耀湘，都分在骑二连，接受入伍生教育。
胡天秋亦是军统“十人团”之一，但他不太显山露水，与另一个“十人团”成员之一马策一样，都属于不太显山露水的。
张炎元说：“十四日我在南京，看见木更津式日本飞机的空袭，看见我空军和日机英勇作战时，击落日本的大型轰炸机。”
张炎元所说的，就是“八一四”空战大捷，领头的就是著名的空中英雄高志航。
高志航，1907年生，吉林通化县人。时任空军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
高志航部是前一天、即大战爆发的当天，才被调到淞沪战场的，据时任空军轰炸独立第三十二中队飞行员的唐中和回忆：
“八月十三日下午二时，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其大队( 辖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共三个中队 )，从河南周家口飞到笕桥机场待命。空军第四大队是当时空军作战部队中配备力量最整齐的一个大队，从中队长、分队长到飞行员，全部是笕桥航校毕业的学生，配备的战斗机是清一色的美制‘霍克’战斗机，双翼，起落架可收放，武器每机有大‘考尔脱’两挺，可携带二百五十磅的炸弹两枚，巡航时速约一百七十英里，续航半径约二百八十英哩。”
8 月14日下午一点半钟，笕桥机场得到消息：“有敌人双发动机的轰炸机九架，已飞临曹娥上空，续向西飞，直指杭州笕桥。”
高志航听了，当即在全大队中点了九个人，并说：“背上保险伞立即跟我出发，我首先起飞，你们一个接着一个起飞。在空中不要失去联系，抓住敌机，立即攻击，最好以后上方进击。”接着高又鼓励大家说；“大家必须抱着有我无敌，有敌无我，视死如归的决心！”
在当天的空战中，共击落三架敌机，唐中和说：“第一架是披大队长高志航击落的；第二架是被中队长李桂丹击落的。第三架是谁击落的已记不清。当高志航返航落地回到停机线时，在地面所有的飞行员都拥到他的机旁，高声欢呼，那种兴高彩烈的情况，真是动人。”
次日，敌机再次来袭，出击的依然是第四大队，又将敌机三架击落。
陈克文在1937年 8月15日的日记中说：“夜间雷秉三太太携收音机来，终夜倾耳静听，知来袭敌机，当堂击落者六架，我方仅略受损失。我空军应敌敏捷英勇，殊得市民之赞颂。”
陈克文还说：“闻敌机明日将有五十架来袭，恐其威胁之程度，亦不过如是耳。”
陈克文想得太乐观了，“八一四”大捷是整个抗战当中，我空军不多见的胜利之一。此后，制空权就完全丢失，我军被死死地压制在地面，连头都抬不起来。尤其是1939年、1940年两年，日空军对重庆的疯狂轰炸，几乎到了如入无人之境的地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戴笠的“中国黒室”对日军密码的破译，其作用，仅仅是能够告知当局，“日本人的轰炸机要来了，赶快通知老百姓钻防空洞”而已。
至于高志航，则在仅三个月之后1937年11月21日，在河南周家口机场殉国，时年三十岁，后被追赠空军少将军衔。
唐中和说：“一九三九年春，空军总司令部迁到重庆后，将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抗州笕桥上空与日机交战，大获全胜的日子定为‘空军节’。从此，每年到这一天，国民党空军各学校，部队都举行盛大的舞会、游艺会或演京剧等庆祝活动。”
在淞沪抗战中，张炎元也是最早被调到上海的干部之一。他后来回忆说：
“十五日我接到戴先生自上海发给我的电报，嘱速离京赴沪。十六日在上海法租界见到戴先生，要我到京沪警备总司令部去当一个联络参谋，任务是搜集战地情报。我在当时的本职是宪兵政训处长。我到上海的第二天，便到达了京沪警备总部。司令官张治中，总部设在南翔，当时铁路和公路交通都已中断了，研究结果。以骑脚踏车最为妥当，戴先生也同意了。他只是担心我脚踏车骑得不好，我告诉他，我在洪公祠就学好了，他才放心。”
张炎元说：“我除了随身衣服外，只带了一个小箱子。另外就是一张帆布床和一条棉被。所有东西，绑在车后面。当天下午由公路直走南翔。初秋的气候，天空晴朗，公路上车辆很少，人也不多。走出上海市郊不久，忽然听见飞机声音，就知道敌机来了，赶快下车，把车子停在路旁，自己躲在路边水沟里。三架敌机低飞，向马路上扫射，一排一排的在马路上冒出灰尘。敌机过后，我继续骑车前进。这样敌机来了三次，我也躲了三次。到达总部，已是黄昏的时候了。”
以后总部又从南翔迁到真如、后又迁到青浦，司令官由张治中而朱绍良、而香瀚屏、最后是张发奎。张炎元解释说：“我们之所以迁来迁去，为的是避免敌机轰炸。差不多每天都有敌机在前后左右村庄轰炸，可是总部所在地，从来没被轰炸过，真是幸运。”
张炎元的主要任务，是跟在司令部负责搜集情报，戴笠每天派他的警卫王鲁翘来取一趟。
王鲁翘也是英俊少年，其时，他刚刚从杭训班毕业不久。张炎元说：“戴先生每天派人来拿东西。来人是王鲁翘同志，他那时大约是二十岁左右，骑了一辆摩托车，总部的人都说这小家伙长得好漂亮。因为大家对他印象好，无形中也帮了我的忙。”
据张炎元回忆：“当时喻耀离同志也带了一批人在战地工作，他们是专门查拿汉奸的，我们经常碰面。”
随着淞沪战场的节节败退，喻耀离的“浦东小组”已经无法立足。他后来回忆说：
“到九月，敌大军开沪，滨海地区全为敌所占领。我军退守南翔、牛行、大场之线，本队自难在沪立足，随军撤至南翔。戴先生亲自带我去见当时驻南翔以西八十二号桥京沪警备总司令张治中，配属该部工作，改编为京沪警备司令部巡察大队，并通令各军师知照。规定任务：一、侦捕汉奸。二、协助宪兵维持地方秩序。三、保护电话畅通、桥梁安全。四、救护被敌机炸伤军民。五、防空监视。六、调查各军师军风纪。七、向导新来部队进入阵地。八、劝导民众疏散。
当晚年的喻耀离回忆起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仍不无自得地说：“主管长官虽更调频繁，本队工作则不受影响。工作虽然困难，但成效极大，在此两个月工作期间，捕获汉奸嫌疑犯七十余名，日谍二名，救护被炸或前方退下之伤病军民三百余人，各线电话极少中断，尤其委员长对前方通话专线从未遭破坏。”
在回忆中，喻耀离曾说：“张炎元先生时为警备总司令部联络参谋，撤退时亦同行。”
事实上，张炎元是最早撤离上海的特务处干部，早在10月 9日，即随张发奎的“右翼作战军”司令部开始撤退。
10月 9日这一天，在淞沪抗战中是个“坎”。当天，登陆日军攻陷大场镇，突破蕴藻滨南岸，打通了通往上海的沪太公路，即将与原驻上海的日海军陆战队形成对我军的合围之势。
张炎元说：“十月九日总部因前方情况紧急，向后方撤退。十日早上我们开始行动，当时找到了一只小船。可以坐六七个人和行李。我们的目的地是昆山。船在小河里行走，不仅很慢，而且一批一批的大小船只，如同蚁聚。下午四时许，到达离昆山不远的地方。河面渐阔，大小船只也更多。在河里行船一天，虽有敌机不断的从天空飞过，但我们并没注意，敌机也没有低飞扫射，大家都以为这一天可以平安渡过了。”
张炎元不愧是资深特工人员，此时，他的“第六感官”救了大家的命。他说：
“不意正在这时，我发现有三架敌机，飞得特别低，自己心中一动，怀疑他会对河里的船只投弹，因为当时船只实在太多，目标显著，容易引起注意。乃立刻下定决心，我说鬼子飞机不对，我们上岸躲一下，船夫立刻靠岸，我们船上共六个人，大家立刻离船。飞机很快就到了头上，果然在船群里投了很多炸弹。炸弹投到河里，水花爆溅，许多船只被敌机炸得四分五裂，人和船被抛到空中，再跌落河里，惨烈情形，使人心胆俱裂，也使人愤怒万分。我们的船也被炸中了，敌机过后，大家到河边去找寻行李，东西都不见了，只找到一卷铺盖，棉被落水，重量在百斤以上，两个人才能抬上岸，棉被湿了，不能再用，被面被单，有炸破的洞三十多个，假使这些洞是炸在身上，准会没有命。”
事后，同船的“右翼作战军”司令部一位孙姓参谋曾问张：“何以知道敌机会对我们投弹? ”
张说：“我也不知道，只是感觉不对，大概所谓心血来潮就是这个道理。”
孙又说：“我们相处一个多月，我觉得你这个人有点特别，你对于来来去去的敌机空袭。好像满不在乎。你为什么这样镇定? ”
张炎元说：“这很简单，敌机来了，假使他会炸中你，你躲也躲不了，假使你慌慌张张，就容易遭殃，反过来你镇定一点，也许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事后，张炎元还在想：“河里那么多的船，死伤一定很多．我假使没有上岸，也是其中之一。我又想起那残暴的敌机，我看见炸弹由敌机下来，一个一个的。炸弹身上一条条的白线，我都清清楚楚的记得，敌机上的飞行员戴着飞行帽。伸首到机外看下面被炸的情形，我都看得非常清楚。”
张炎元怒斥说：“战争本来使人类变得残忍。在战场上杀人是自卫，不得已，但在后方对无抵抗的人民滥施轰炸，这是最野蛮的兽性行为。”
船给炸了，行李也没有了，这下好了，张等“空手步行”进入昆山。他回忆说：“昆山当天也被炸得十分凄惨。我们到达时。已是薄暮，敌机虽没再来，但被炸后的街道，仍有很多地方在燃烧，死伤的军民到处可以看见。这一天是双十节，也是我生平所过的最惨淡的双十节。”
按：1937年10月10日是抗战开始以后的第一个“双十节”，当日，蒋介石发表“国庆演说”，表示“决抗战到底，于持久苦斗中求得最后胜利”。
撤下来的“右翼作战军”司令部人员都集中在昆山图书馆，张炎元说：“司令官张发奎和副官处长黄华南也住在一起。晚上我看见他们在一桌吃饭，黄是我中学的同学，他们饭后，我问他有没有剩下菜饭，黄华南取来一个饭堡和一个菜盘。饭煲里有半煲剩饭，菜盘里也有点东西，是白菜烧鱼汤，有点白菜，有一个鱼头带鱼身骨和尾。我们三个人（五个人走了两个）每人分吃了一碗多饭。昆山十月天气冷了，我们是用开水泡饭吃的。”
许多年之后，提起此事，张炎元犹无限感慨地说：“我永远记忆，生平吃过东南西北中外筵席，但以此次半碗冷饭印象最深。”
晚上，张炎元找到一间阅览室，准备睡觉。“没有铺盖，好容易找到了一点稻草，我们把稻草铺在地板上，和衣睡下，上面再盖上稻草，稻草上面，再盖上一本一本的线装书。这批线装书是很大很长的，里头的字也特别大，这一定是很名贵的版本。这批名贵的书，在战争中，可能也已遭到劫数了。实际上天气十分寒冷，尤其将天亮的时候，冷到打颤，无论如何也睡不着。”
第二天，喻耀离等继续随张发奎的司令部行动，张炎元则于当晚转往苏州。他说：“我们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只好走路，黄昏的时候上路，路上的人很多，我们整整走了一晚，天亮的时候，我们到达苏州。”
在苏州，张炎元找到了一家苏州花园饭店。他说：“这是一家很大的旅馆，可是没有老板，也没有伙计。我们很疲倦，找到了房间，被盖都很完整。我们第一重要的就是睡觉，上床就睡，这一天是十月十二号。敌机轮番的在苏州投弹。每次投弹，房屋都剧烈的震动，震动过后，知道自己没有被炸中，继续的睡。一直睡到下午，精神恢复了，才起身找东西吃。”
当晚，张炎元乘船去了镇江，接着又改乘火车，终于安抵南京。张回忆说：“在南京时我看见大批部队，由下关往城里进发，但同一时候，又看见老百姓像潮水似的往下关逃走。下关江边的行李，奸像小山似的一堆一堆的排列在码头附近，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在码头上徘徊等候。”
回到南京，张炎元先回“娘家”特务处报到，接待他的是郑介民。
一见面，张就说：“南京不能守。”郑问何以见得，张说：“新来的军队看见老百姓逃亡的情形，士气受了重大影响，所以不能守。”
整整两个月之后的12月13日，果然南京失守。张炎元说：
“我小时读屈原的《哀郢》，记得以下几句‘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而流亡。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乡之日远。’在退出南京时，常常想起这些辞句。”
此后，张炎元随宪兵司令部政训处离开南京，步行到芜湖，再由芜湖乘车经贵池转乘轮船到达武昌。在这里，张炎元终于见到了久违的戴笠。张回忆说：“我在汉口时晋谒戴先生，他指示我说：我们今后要准备长期作战，他更坚定的说，我们有一天会回到南京去的。”
与张炎元不同，特务处在上海的多数人都坚持到了最后，比如与张一同撤离青浦的喻耀离，就一直与张发奎的司令部在前线。
11月 9日，松江失守，上海全境沦陷已成不可逆转之势，蒋介石见事已不可为，无奈下令撤退。对此，张发奎评论说：
“从整个战略上着眼，敌人强渡苏州河以后，退却已是无可疑义而不能再迟延的事。这虽需要最高统帅部作困难的决定，须当机立断地即下决心，但指导大军作战者，其最困难的条件也就在此。当时，前敌总指挥陈诚将军来到我的指挥部，他亦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最高统帅都却仍迟迟未决，等到情况已到了最危机之际，才于九日下达退却命令。但这时机已不适切了，当我接到命令时，部队已陷于极端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亦已很困难掌握其部队了，因而演成了最后一幕原可避免而终不能避免的大悲剧！”
所谓“大悲剧”即撤退中的混乱造成的惨重损失，郭汝瑰说：“敌人登陆成功后，继续向前推进，几天以后，就占领了松江、青浦。蒋委员长这一下就慌了手脚，立刻下达撤退命令，一声令下，前线数十万军队，顿时如排山倒海似的退了下来。在一条铁道线上和一条公路上到处都是溃退的士兵，加之敌机轰炸、人马践踏，秩序更乱。”
喻耀离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随军撤离的，他说：“当时情况混乱，时间急迫，本队工作地区，纵横几百里，一时自难集合。只有各自为政，临机独断。因情况变化太大太快，前一个钟头的命令，到后一个钟头，便无法执行。如总司令部撤退时之命令，系向安亭移动，及总部人员出发，安亭失守，却无所悉。”
其实，此时的安亭还不能说是失守，只是有点“状况”而已。郭汝瑰说：
“敌人占领青浦后，又派出一支小部队夜袭安亭，并捣毁了薛岳的军团部。薛岳泅水逃脱，我们撤退路过安亭时正与其相遇，见他冻得缩成一团，狼狈不堪。霍揆彰（进攻罗店时已任五十四军军长，但仍只指挥一个十四师，所以他仍在十四师），忙将自己大衣脱下给薛岳披上。”
郭继续说：“薛岳的司令部被敌人打垮后，士兵们不知敌人虚实，一个个闻风而逃，公路上的十几个师远远望见安亭起火，也以为敌人大部队至此，又都横朝铁路线上乱跑。简直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恰巧又遇一座铁路桥，一匹马四只脚落入枕木空隙里。既把它推不下河，又把它弄不起来。挑子、马匹全都过不去。后面的人又拼命往前挤，不少士兵便被挤下河去淹死了。幸喜撤退部队中，有一个连长，来到安亭后，命他的部队侧击夜袭安亭之敌。事实上，这里只有敌人的侦察分队，所以很快将其打退，我们所有部队又才安全后撤。”
喻耀离的逃亡之路，比张炎元又曲折得多了。他说：“本队船舶过松江时，几为敌军所截获。然其它单位之人员辎重被截者，不计其数。敌机跟踪追击，轰炸扫射，被击伤炸毁之大小船舶数以干计。我是死里逃生，本队伤五六人，撑船的亦受伤，幸士兵中有撑船熟手，起而代之。驶至中途，闻安亭已于晨间失守，改驶苏州，但河流纵横，几经弯转辨认，始抵苏州。”
一到苏州，喻耀离就去找他的“临时”长官张发奎报到。此时的张总司令，亦已狼狈不堪，“因总部官兵均已冲散，仅总司令与副官及卫士三人。”
喻等来得正是时候，张令他们“担任警卫及传达任务”。
喻说：“当晚交下紧急命令十八件，令即刻派兵送往。在此混乱中，十八件命令仅送达桂永清、胡宗南、王耀武三件。命令发出后，张总司令漏夜乘车赴南京，本队亦向京转进。”
“抵南京后，当夜晋谒张总司令，奉谕归还建制。即回招商局。后奉戴先生电令，就近请示交通部俞部长飞鹏，适新成立后方勤务部，由俞兼任部长，当奉手谕，编为后勤部警卫大队，即日开赴南昌，并奉命留一个分队拨交南京卫戍总司令部，为唐生智之卫士。但因情势急变，俞部长没有拨往，随交通部最后撤退人员归返建制。我于十二月五日到达南昌，晋谒戴先生，报告沿途情况与本队工作经过，承蒙奖励，发特别费五百元。在南昌收容整训十天，奉命赴长沙，再由长沙随后勤部经桂林至贵阳。”
最后撤离的，还有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的上海警察总队。
蔡劲军，1900年生，海南万宁人，军校二期工兵科毕业。
蔡劲军有个与他同岁的叔叔，叫蔡凤翁，是军校一期生，毕业后曾任军校四期入伍生队区队长。“福建事变”时，蔡凤翁曾奉命随刘戡部入闽清剿，与十九路军张君嵩部在仙游激战。
1936年，蔡凤翁英年早逝，年仅30岁。
蔡劲军毕业以后，先是派到海军，历任海军光华、江固舰党代表、舰长等职。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后，蒋介石将他的总司令部安在了南昌，1927年，蔡劲军任南昌行营工兵营长。
也是在这一年，老蒋因“宁汉分裂”下野，蔡劲军遂与另一个军校二期生胡靖安各找了些军校同学，为老蒋义务收集情报。后来，他们俩的小组织被称为“密查组”。蔡劲军的这一组里，就有他的二期同学郑介民；胡靖安这一组里，则有他的六期学弟、后来又成为他的上司的戴笠。
据沈醉回忆：“郑介民当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实际上是替蒋做特务工作。当时主持这一工作的是王柏龄，直接领导郑的是蔡劲军。郑与蔡不仅是黄埔同期同学，且系海南岛同乡，两人之间关系很不错。”
此后，老蒋复职，1928年，蔡劲军任蒋介石侍从副官。据周士第回忆，在此期间，他曾找过蔡劲军，拟通过他暗杀蒋介石，但蔡没有同意，反而让周投到国民党这边来。最终是二人谁也没有说服对方，当然蔡也未出卖周士第。
按：周士第，1900年生，海南琼海人，军校一期毕业。
1932年，蔡劲军加入了复兴社。1935年，蔡劲军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
此时，戴笠的特务处已经成立，并在上海成立了最大的一个省级单位，即上海区，急需公开单位的支持与配合，但原来的公安局长文鸿恩对戴笠不感冒，戴很头痛。没办法，文鸿恩的资历太老了。
文鸿恩，1892年生，海南文昌人。
文鸿恩于1917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二期，比朱德整整晚十期，与叶剑英则是同期同学。
文鸿恩也参加了北伐，南昌就是他的部队打下来的，并因此晋升少将军衔。1932年，文鸿恩任海陆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兼上海市公安局长。
1934年10月，文鸿恩病逝，由蔡劲军接任。
蔡与戴的渊源，自又不同，在蔡的同意下，戴笠将上海区督查陈质平派入上海市公安局，当训导主任，这是戴笠的特务处渗透公开机关的开始。
1936年10月，蔡劲军与宣铁吾等一道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这个少将，整整比戴笠早了十年。
由于上海市公安局长这个职位的特殊性，蔡劲军与诸多社会贤达都打过交道。
1935年，杜重远主编的上海《新生》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文章，日本人认为其中有些言辞涉及对天皇的“侮辱”，因此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这就是“《新生》事件”。
事情发生以后，国民政府无奈将杜重远判刑，因蔡劲军与杜私交很好，因此杜在狱中享有特殊待遇，可以随时接受来访，杜重远与张学良的会见，就是在这一期间发生的。
1936年11月22日，邹韬奋等“七君子”被逮捕，邹在他的《经历》一书中曾记载：“28日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蔡劲军设晚宴招待我等六人（按：史良被另押女看守所），诡称抗日救国，政府和人民并没有两样，只要把‘误会’解释清楚，便没有事了。我等驳斥了强加于我们的所谓组织非法团体、煽动工潮、勾结赤匪一类罪名，把蔡某的虚伪手法顶了回去。”
“七君子”入狱之后，杜重远还曾找过杜月笙，请他说项，让蔡劲军为释放“七君子”发挥积极作用。就在“七君子”出狱后不久，1937年 8月10日，杜重远得知日军有可能从浏河登陆进攻上海，即告蔡劲军，让他告知上峰，增强浏河一带的防范。
淞沪抗战之前，蔡劲军还见到了梁漱溟。其时，“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已经成立，梁漱溟是参议员，到南京开会，途径上海，顺访蒋百里。梁在《忆往谈旧录》中谈到：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军在上海登陆前几日，我正在上海访问蒋百里先生。我与他长谈多次，内容是有关抗日大局问题。蒋先生认为，论打仗，目前中国难以取胜，但只要绝不与他妥协，最后中国终归会胜利。他还指出，山东战略地位重要，而我在此处做乡村工作多年，又为自卫在推行训练壮丁的计划，工作有基础，因此劝我速回山东，做应付战事的准备。经他热心督促，我在上海只停留三天，即于十一日乘车离沪。车开行前，雷国能（四川人，顺天中学同班同学，留美习法律）陪同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与我相见。我与蔡原不相识，只是此次到沪经雷介绍，说他愿意认识我，却无时间会晤。不期他们来到车站，就在站台上立谈了二三十分钟，蔡低声耳语，告我以敌我双方紧张形势，但说尚不一定马上开火。我心中忐忑而兴奋，上车就寝后，久久不能入寐。”
淞沪开战以后，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的上海警察总队和吉章简的上海保安总团，都被编入战斗序列，参与作战。
吉章简，1900年生，海南崖县人，军校二期工兵科毕业。
吉章简与蔡劲军同岁，亦是同乡、还是同期同学，连专业都一样，都是学工兵的嘛。因此，二人的经历也差不多，都是“东征北伐”出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吉进入宪兵系统，任宪兵四团团长，与蒋孝先的宪兵三团一起驻北平。后来，在《何梅协定》中，日方处心积虑要赶出北平的，就包括他们。
陈恭澍曾回忆说：“张案（按：指刺杀张敬尧案）做后不久，接到正式通知，我已由‘革命青年同志会’的会员，提升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的社员。同时，王天木、白世维均准直接加入‘力行社’为社员。当然，这是由于郑介民先生的保举。我和白世维编入同一小组，自从参加‘革命军人同志会’，并经过‘军会’、‘青会’合而为一以来，这才开始参加小组活动。记得我们同属于一个小组的，有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宪兵第四团长吉章简、宪兵营长韩文焕、宪兵第三团团附丁昌等，小组长是吉章简老大哥。”
其时，与蔡劲军、吉章简并肩作战的，还有同为海南人的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总署署长吴乃宪率领的铁路警察部队，他们三人的手下，最多只能算是准军事部队，但作战之顽强不逊于正规军，所以当时这三个人被誉为“海南岛三杰”。
其时，“三杰”当中，吴乃宪早就加入了特务处，而蔡、吉二人，尽管都是复兴社成员，却与特务处没有半点关系。
不过，蔡劲军、吉章简都不会想到，许多年之后，他们终归成了戴笠这个小师弟的手下。
在淞沪抗战的最后时刻，蔡劲军的上海警察总队驻守南市，他们和陶一珊的“别动队”第五支队成为最后撤离的部队。
11月 9日，国军逐次向青浦、白鹤一线“转进”，后继续“转进”吴福线、澄锡线，向浙皖边境退却，留下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第55师李崧山部的一个旅固守南市，掩护撤退。
当晚，上海区区长周伟龙进入南市，找到“别动队”第五支队长陶一珊，传达戴笠的指示：“令陶一珊以招商局码头为指挥部，率第五支队部及二、三两支队各一部，配合国军协防南市。”
陶一珊是江苏人，军校六期毕业。据沈醉回忆：“通讯员中，我还记得姓名和地点的，如吴淞商船学校军事教官陶一珊（化名陶式贯）。他是由潘佑强介绍给戴笠的，因为是中央军校的学生，又有公开职务，不会发生问题，当时专门负责吴淞地区社会情报和那里的几个学校方面的情报。”
按：吴淞商船学校，即由西门子总顾问杨志雄当校长的那个学校。
淞沪抗战爆发时，陶一珊任上海公民训练联队总队长，后即由公民训练联队为基础组建了第五支队，在整个别动队里，这个支队的素质也是比较高的，仅次于全军战死的第四支队。
南市紧邻法租界，周伟龙告诉陶一珊，法租界当局已经宣布：“华法交界的各铁栅门，一律于当晚十二时关闭，禁止通行”，要陶一珊作最后孤军奋斗的准备，死守南市。周还说：戴先生已准备好两万个面包，两百面国旗，马上就可送到，要陶一珊把这两百面国旗插遍南市各角落。
陶一珊部的战斗极为艰苦。万墨林后来回忆说：“十一月九日正午，国军大队业已全部后撤，第五十五师只留下一个张旅。守南市的部队，除了这一旅人外，便是陶一珊、朱学范仓促成军的两个支队。他们抱必死的决心，利用熟习的地形，和如潮涌来的日军逐屋作战。这一些清洪帮弟兄和劳工们组成的义勇军（陶一珊的第五支队都是爱国青年不是清洪帮），居然阻遏了日军猛攻，历时三天之久，誓死不退，前仆后继，真是抗战史上一项奇迹。在连续三日鏖战之中，敌机和重炮从早到晚，连番猛轰，整日硝烟弹雨，烈焰腾空，将人口稠密，市尘繁盛的南市，所有的房屋几乎夷为一片平地。”
此时，最着急的是杜月笙。万墨林说：“在华格臬路杜公馆，杜月笙先生和他的家人朋友，登楼眺望，见到南市浦东浓烟处处，弹道交织成密集的火网。杜月笙先生一向视他的学生子弟们有如家人骨肉，那三天里面他焦灼彷徨，目不交睫，红丝布满两眼。他不断的眺望南市浦东，不断的派人前去打听滑息。当他听说敌军攻势越来越凌厉，南市守军情势危急，他便愁眉苦脸的在客厅里往返踱躞，急如热锅蚂蚁。”
万墨林回忆说，当时，在“在一厅肃然中，他仿佛下定了决心”，转过头来，交代万说：“我要跟戴先生通电话，你去联络一下。”
万说：“在电话里，戴先生同意了杜先生的建议，南市一战，任务全部达成，再打下去，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唯有全部牺牲。为了保全实力，继续从事游击，戴先生决定撤退南市守军，化整为零，一部份由杜先生设法，进入租界；一部份转进浦东，另行编组游击队伍。”
陶等遵令坚守到11月13日早晨，接55师电话通知，“掩护主力作战任务业已达成，奉命向吴福线转进。”此时，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察总队也已经奉命撤退，陶一珊部遂成为最后的孤军。
当日下午四点多钟，日军占领高昌庙、徐家汇以西地区，南市已经遭受敌军炮火袭击。傍晚，上海市政府一个耿姓秘书送来命令：
“（一）决定放弃南市。（二）已恰妥法租界当局，自晚十一时开始，开放南阳桥铁栅门，全体官兵按次序鱼贯向法租界撤退。（三）南阳桥铁栅门内，由法国陆军维持秩序。我撤退官兵应与之合作。（四）全体官兵应一律将武器装备器材交由法国陆军接收。（五）为保障撤退官兵安全，一律乘特备卡车送往萨陂赛路小学、辣格纳路小学及汇通小学等校，集中管理，听候处置，如有争执，法租界当局不负责任。”
对此，陶一珊表示：“没有戴先生的命令，不能遵办。请设法请戴先生来一道书面命令。”
耿秘书说：“这项决定是我政府接受法国政府的请求，并且是俞市长和戴先生电话洽商很久才决定的。宋子文先生也和戴先生通过电话，主张撤退，现在无法再和戴先生通电话。”
俞鸿钧也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委员之一，陶心想：“俞鸿钧既和戴先生电话商妥，则他的命令也可以代表戴先生了。”于是决定遵令撤离。
当夜12点，陶一珊部开始按次序通过铁门进入租界，等全体进入租界之后，陶一珊发一声喊，全体人员立时丢下武器，撒腿就跑。
陶一珊长了个心眼，吸取八百壮士的教训——根据耿秘书传达的命令：“为保障撤退官兵安全，一律乘特备卡车送往萨陂赛路小学、辣格纳路小学及汇通小学等校，集中管理，听候处置。”那么，陶一珊的部队，一旦进入租界，等待他们的，岂不就是与八百孤军相同的下场么？
因此，早在撤离之前，陶就叮嘱手下，一旦进入租界，大家听口令行事。绝不要那么老实，听从法国人的摆布。
与八百孤军不同，陶的手下，都是上海本地人，熟悉地形道路。陶呼哨一声，大家四散而逃，见弯就转，顷刻之间跑得一个不剩。
法国人没有想到陶一珊会“不守信用”，弄这么一手，猝不及防，眼看着大家消失在黑暗之中，亦无可奈何。
11月17日，陶一珊来到陶尔裴斯路十五号去见戴笠。
见到陶一珊，戴笠立时想起了全军覆没的第四支队，多少有些伤感。他说：“我判断中日战争，是长期战争，也许要打十年八年。这次别动队作战部署，是我核定的。搅乱苏州河北岸敌军，掩护十万国军安全撤退到苏州河以南，从容进入新防御阵地，避免敌军跟踪追击，减低损伤到最低限度。虽我第四支队全军殉国，令人伤心，然对淞沪战争第二阶段，能防守这样长久，对以后整个抗日战争的民心士气，影响很大。且对我特种工作同志，配合国军作战，打开一条灿烂的前途，四支队同志牺牲是值得的。”
戴笠接着说：“五支队固守南市，掩护国军转进，虽受外交牵制，只能守五日。然全体队员大半为大专学生及工厂商店之小东主，又属富家子弟，能守五日，使南市居民安全转入租界，同时财产转移至租界者甚伙。对以后各地作战，发动民众协助。有模范作用，差堪告慰。这班人可到历口去报到。”
说完，戴笠交给陶一珊三千港币，让他到汉口待命，戴笠特别叮嘱说：“你到汉口，当然要先到香港，再乘火车北上。在港不可暴露身份，也不可久留。”
早在1937年 9月 3日，戴笠经呈报蒋介石批准，在湖南临澧开办“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因戴笠一直忙于上海战事，同时因战时招生困难，延至1938年 1月开班，改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简称为“临训班”，以陶一珊为学生总队总队长。
另据朱学范回忆，别动队唯一没有参与作战的，就是他的第三支队。他后来回忆说：
“八一三上海抗战坚持到十一月中旬，第三支队一直待命，没有上过前线。国民党军西撤前三天，刘志陆命令第三支队将全部步枪交给浦东第二支队。国民党军撤离上海时，当晚我宿在第三支队队部，翌晨天刚亮，哨岗报告，警察已撤走，两卡车日军正向枫林桥开来。当时我对部队和警察都撤走，而没有预先通知我，好生奇怪，使我毫无准备。由于我们手中只有手枪，无力抵抗，就从后门撤走，但法租界的铁门已关闭，我们就跨过肇家浜进入法租界。”
次日，朱学范去找杜月笙，准备要些遣散费，以便将第三支队解散。“杜月笙从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筹募委员会拨给几千元，每个军官发六元，每个士兵发三元。我将手枪交还了杜月笙，留下了二十五支，藏在民立中学教务长吴叔和家中( 我担任过民立中学秘书长，故与吴叔和相识 )。后来铲除汉奸陆连奎( 原公共租界巡捕房督察长 )和陆伯鸿( 伪维持会会长 )，使用了这批手枪。”
坚持到最后的，还有王兆槐，他的办公室在白云观，一直支持到敌人抵达石灰桥，距离白云观只有要半个小时的路程了，才遵命放弃。
要走了，问题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里还关着四十几个准备处决的死刑犯，如何处理可犯了难。王兆槐觉得，都是中国人，如果在日本鬼子到达之前将他们处死，于心不忍。于是打开牢门，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死刑，敌人马上就到，我自作主张，把你们放了，希望你们从今以后，重新做人，不要再犯法，赶快去吧！”
“谢谢处长再生之恩! ”犯人们感激涕零，跪了一地，给王兆槐磕头。
王兆槐找戴笠报到，戴给了他五千块钱，要他把上海的事情处理完毕之后，率所有重要干部离开上海，通过香港转往武汉报到。
整个特务处，文强几乎是最早到上海的，也是最晚离开的，称得上善始善终。
淞沪抗战期间，除戴笠交办的事宜外，文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运用程克祥和“文友社”开展对日谍报工作。
文强举了两个例子：“我记得有一次通过两位女记者的引诱，在租界上将同文书院的一个名叫福田信一的间谍教授绑架过来。这个以教授作掩护的日谍上尉，被绑架通过法租界时，指导这一行动的余乐醒本是老手，这次要他一手教出来的学生王业鸿接替了自己。不料第一次用麻醉剂里在打湿的毛巾里，一堵住那个伪教授的口鼻，他便大声呼救起来，王业鸿慌了手脚。但两位女记者从容和镇定地对前来的安南巡捕说，家兄有神经病，做姐妹的要护送他入精神病院去检查病状，就这样顺利地把他绑架到了南市警察局收禁起来。”
文强还说：“文友社的汽车司机是程克祥引来的，颇为狡猾，很难对付，王力多次向我汇报，要换掉他。我商之于两位女记者，安占江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她说只能以毒攻毒。由她们在日本谍报人员中点火，说司机骄傲，看不起中国人，引起大家议论纷纷；说他是日本浪人，要对付他。日谍做贼心虚，便力促他以自动解雇为名调走了。程不知以毒攻毒之计，反而大喊无司机怎么办？我乘机又以招考为词，暗中商请朱学范先生介绍了一位司机。朱先生介绍来的这位爱国司机陈阿毛与王力配合，称得上得心应手。”
另外，在文强晚年出版的“口述自传”中，文还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段“智斗郎本实仁”的故事。
按：郎本实仁，通称为楠本实隆，日文写作“楠本実隆”。
楠本实隆，1890年生，1912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21年11月毕业于陆军大学。1937年 9月，楠本实隆任上海派遣军司特务部总务班长，大佐军衔。
看文强早年的回忆录，头脑极其清晰，思路十分严谨，记性也不是一般的好（凡干特务干出名堂来的，没有糊涂车子），解放以后，文强与沈醉、董益三等人曾经负责对“文史资料”中有关军统部分的所有回忆录进行审核，并指出其中错讹之处。
但是，文强口述这本“自传”的时候，已经八、九十岁了，高龄老人回忆几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出点错误很正常。问题在于，像智斗日本间谍这样光彩的往事，当年在战犯管理所写交代材料的时候，文强为何只字不提，毫无道理嘛！
另外，从《文强口述自传》的叙事风格来看，明显是一位老爷爷给后辈讲故事的架势，说句对老年人不敬的话，多少给人以“满嘴里跑火车”的感觉。偏巧，听故事的后辈，对当年的事情又不甚明了，那就只能是“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爷爷讲那过去的事情”，你说什么，我整理什么。大概齐一看还行，不能深究。
按：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何故，总听成“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边”，还挺不可理解，心想妈妈要讲故事去哪儿不行，干嘛非跑谷堆上头去啊，挺危险的！
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怀疑文强“口述”的真实性，但由于其文学色彩过于浓厚，因此对这段精彩故事不再引述、也不再做无意义的考证了。
11月底，戴笠离开早已沦陷的上海，行前，留下两道命令：
一、令上海区区长周伟龙率行动队队长赵理君等人转入地下，继续开展对日斗争。
二、撤销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令文强改任前方办事处处长，负责收容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并将他们集中到安徽祁门县历口镇进行整训。
行前，章乃器、胡子婴夫妇在扬子饭店为文强饯行。文强回忆说：“他俩带着可爱的女儿与我谈了不少珍重惜别的话，还特别提到他们原来担心程、彭不义，在我们的帮助鼓励下，使他们的学生终于一边倒，他俩也就放心了。
对此，文强也十分感慨，他说：“文友社的反间谍战虽不到两个月，但程、彭两人在复杂的斗争中由脚踏两只船，渐渐感觉到爱国主义的威力，不得不自表忠心，文友社也就成了一边倒的既不文也不友的反间谍掩护机关，既是对付日谍，同时也是对租界当局的一种难以告人的苦斗。文友社之所以能做到一边倒，章乃器、胡子婴这两位爱国人士是出了大力的。”
至于程克祥，文强说：“程克祥表忠诚后，得到了戴笠的信任，要他保持与日本间谍网的联系，并得到日本给他的新任务。我将他带到南京，交给南京区长钱新民，运用他与日谍作斗争。”
令人十分费解的是，文离开上海之前，并没有将程克祥就地交给上海区区长周伟龙联络，而是将他交给了南京站站长钱新民“运用”。
文强说：“他（按：指程克祥）一到南京，便住进德国饭店，这时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已开始形成。”
文强此举，实属“歪打正着”，此后的发展，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文说：“后来程克祥隐藏在伪周佛海的庇护伞之下，一直到日本投降时为止，与彭寿等成为八面玲珑的新贵。”
文强这话，让人觉得多少有点“酸溜溜”的感觉，因为在当时，无论是他、还是戴笠，都没有想到，日后，程克祥——这位眉清目秀、文质彬彬戴副眼镜的年轻人，居然会立下策反周佛海的不世奇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放眼整个军统，京沪两地，不下两、三千名特工，抗战八年，能够坚持到最后，以胜利者的姿态面对戴笠的，不过程克祥一人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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