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70年过去，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这些抗战常识

闲云

东野长峥去年到武汉，这个曾经是中国抗战中心的城市的博物馆，问那里工作的小姑娘，她可否知道想当年著名的武汉空战？小姑娘一脸的茫然，我问武汉的许多市民，他们对自己的城市当年还和抗日有关系，他们不知道，六十多年前在武汉上空爆发过持续时间仅次于不列颠空战的武汉空战。那场空战中，国军空军击落日军飞机78架，炸沈日军舰艇23艘。那个时候，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很多武汉市民不是钻进防空洞，而是爬上房顶，为的是能看到日军飞机被击落的场景。而现在，看着那一座座吸血怪兽似的高楼拨地而起，一个个徐武们消失在武钢的精神病院，东野长峥不禁悲从中来。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同盟国二次大战中国战区最高司令是蒋介石。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内战中“恶贯满盈”的“中美合作所”在抗战中是盟军重要的情报机关。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影视作品中恶贯满盈的张灵甫是抗战英雄。在长沙会战中，他率领敢死队包抄小道，夜夺张古峰，为国军成功阻击日军立下汗马功劳。张灵甫还为抗战丢了一条腿。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唯一全歼日本师团的战役──万家岭大捷。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歼敌13余万人的三次长沙会战。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被吹的神乎其神的平型关大捷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份，而平型关战役又是太原会战的一部份，没有国民党第二战区的配合，哪来的所谓“大捷”。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被日本人认为仅有的两次中国军队的勇猛程度要超过自己的战役之一的桂林保卫战（另一次为昆仑关战役日军第5师团被中央军第5军击败）。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随枣会战中士兵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之勇敢与牺牲之壮烈，笔难尽述。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期间战线最长的会战──武汉会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武汉曾经上演了一场规模仅次于英德伦敦空战的武汉空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宋美龄女士为鼓舞官兵士气五次赶赴武汉前线差点被日本人炸死。

七十年过去了，大家只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却不知道在他之前已有不少人提出过类似的理论，其中就包括蒋介石（31年）和蒋百里（36年），毛只是借鉴后加以改进（38年）。

七十年过去了，也许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想过为什么作为中流砥柱的领袖在抗战期间除了一篇《论持久战》和几次讲话外几乎没有其他作为。他从来没有上过一次抗战前线，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指挥过一场对日作战？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发出过这样的疑问：55年授衔的共和国将帅们都少有抗战的经历。而国民党高级将领几乎个个与小日本干过。

七十年过去了，在大陆的主流媒体和教科书上没有把抗日战争的所有战役完整的介绍过一次，甚至连起码的大事记也没有。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看过日本的投降书？难道就是因为上面写着大日本皇军向国民政府投降向蒋委员长投降之类的字眼？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8月15日对这个百年来饱受屈辱的国家意味着什么？七十年过去了，也许我们自己对那场战争都已经遗忘的差不多了。

七十年过去了，蒋介石动用70万国军发动了淞沪会战。在会战中，国军空军炸毁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炸沈日本海军第3舰队旗舰，国军陆军为补充战损而五次发布动员令，超过半数的团职以上高级将领以身殉国。淞沪会战未能阻止日军占领上海，却改变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部署，还为上海资本向西转移赢得三个月时间。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最让外国人刮目相看的不是叶挺的新四军，而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新一军远征缅甸，以伤亡1.7万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10.9万人。在新一军攻占缅甸重镇于邦的时候，下属向孙立人询问如何处理日军战俘，孙将军的回答是：你去问问那些狗杂种，都谁到过中国，到过中国的就地枪毙，以后都这样办。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中只不过是消灭了一支日军运输队。而且平型关大捷只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份，平型关战役又是太原会战的一部份。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李向阳和他的游击队是虚构的，真正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军队是国军的委员长卫队。这支军队使用德军的装备，甚至有德军教官亲手指导。在南京雨花台，委员长卫队的两个营独自阻击日军一个甲种师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一共只有六个甲种师团），平均每个士兵要坚守25米长的阵地，面对50名日军精锐部队的士兵，但胜利者依然是中国人。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常德保卫战中，74军57师的8,000名官兵阻击10万日军15天之久，最后只有200人能够战斗。师长发出了74军57师最后一封电报：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74军万岁！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重庆有17家军工厂在敌机轰炸下坚持24小时不间断生产。以金陵军工厂为例，抗战期间共生产迫击炮7,000门、重机枪1.8万挺、步枪28万支、手榴弹30万枚、炸药包20万个。

六十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日军投降书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当局只宣传9.18日军侵华而不宣传8.15日军投降，不让国民看看日军投降书？难道仅仅是因为文中多次出现：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向蒋委员长投降。或者是因为受降落款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

要知道，伟大的中国卫国战争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争之一！它不是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打赢的。它是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才打赢的！战争期间，国军陆军有3,21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国军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

在一次纪念抗战六十周年的访谈节目中，中央台邀请到了几位“飞虎队”，那几位老飞机员显然有点“不识时务”，大谈特谈当时怎么与国民政府和国军合作抗日的，说的是口若悬河，激情澎湃，丝毫不顾忌中国执政党的脸面。也许是谈的太多了，于是主持人插话，问他们当时有没有听说“延安”“共产党”和“毛泽东”，那些美国老兵一个劲的摇头，场面有些尴尬。这个节目在中央九套播出过，看过的朋友应该都清楚。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白岩松在台湾访问连战时的情景，当连战谈到抗日的时候紧张的气氛再次出现，我们的小白拚命将连主席的话头打住，场面甚是好笑。

我想问一句：难道抗战的历史真相就真的那么可怕？真会威胁到政局的稳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恐怕我们过去的宣传真的是有“问题”了。七十年后的今天，大多中国人只知道平型关、百团大战，卢沟桥、台儿庄、再加上南京大屠杀，要知道这几场的作战都是中日战争中的次要作战，甚至连会战都谈不上。假如中国人自己都搞不懂抗日战争的历史的主流与重心，日本人当然也就乐得敷衍混过了。假如中国只靠“麻雀战争”、“地道战”、“地雷战”来对抗日本的大军，中国哪里会有出席“开罗会议”、发表《波茨坦宣言》、成为“联合国创始四强”、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与资格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去年诺曼第纪念仪式上佩戴着勋章，意气风发的二战老兵。

究竟是什么使我们一次次把阶级矛盾凌驾于民族矛盾之上。难道所谓的“意识型态”真的能把中国人的心理扭曲到如此地步；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那些国军的抗日老战士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这个民族，属于子孙后代。但我们错过了，错过了最后弥补遗憾的机会。也许是出于某压力或心理，对那场战争我们正在遗忘，而且是有“组织”的，有“选择性”的集体遗忘。一个缺失常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可怕的民族，我为你哭泣，中国人。

作者：东野长峥，博客中国

转自: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105/news-gb2312-1359143.html

老李北海鱼

现在都有点矫枉过正了，再看到这种帖子有点头皮发麻。

燕尾服

越是要抹杀真实历史
结果
越是暴露出自己的丑恶嘴脸
老百姓一知道真相
永远也不相信他们的鬼话

showcraft

小崔拍了部《我的抗战》，有空我打算去看看。

LS640604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内战中“恶贯满盈”的“中美合作所”在抗战中是盟军重要的情报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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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历史版的《看潜伏，话军统》里，有比较生动的描述。

jsjjxzs

还真的很多都不知道。。。。受教了。

花间对影

真不知道，因为无从知晓~~~

方飞点

怎么不提皖南事变？

半醉汉

怎么不提皖南事变？
方飞点 发表于 2011-5-17 19:22

一九四零年（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十月间，在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在江苏省泰兴县以东黄桥地区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一场内战，史称“黄桥战役”。
新四军为在江苏北部建立抗日根据地，是年七月，由泰州直下黄桥。八月，八路军五纵队东进淮海，形成南北配合的有利态势。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自恃兵多粮足，企图消灭新四军与南下的八路军，调集重兵进黄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鉴于决战不可避免，集中兵力，诱其深入，待机出击，首战告捷。接着，新四军二纵队切断第八十九军退路，三纵队从黄桥正面出击，将韩之主力分割包围首歼军部，韩德勤率残部逃窜，国民党吃了大亏。
黄桥战役的直接后果，就是四个月以后发生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至一月十四日，是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部队与新四军之间的军事冲突，新四军部队遭到严重损失。驻在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共约九千余人，突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余人包围袭击。因寡不敌众，除突围两千多人外，三千多名指战员牺牲，其余被俘。军长叶挺亦被生擒，这次共产党吃了大亏。蒋介石随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史称“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显然是国民党对新四军发动黄桥战役的报复。
对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国共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任凭你能口吐莲花，在日本人大举侵犯中国，中国人即将要做亡国奴的时候，中国人任然在打中国人，是一件亲者痛而仇者快的事，都是中国人的耻辱。
对国共两党这种同床异梦的合作，大部分国人心知肚明。中国有句老话，叫“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在抵抗外敌入侵的大义之下，国共合作无论双方私下里打的是什么小九九，公共场合下却都光明堂皇，大义凛然。
延安有些不谙世事的热血青年，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独夫民贼”蒋介石合作很不理解，他们纳闷的是：蒋介石不是我们的敌人吗？为什么要和敌人合作？他们并不知道，全国红军经过两万多里疲于奔命，到延安时只有三万多人，再不跟国民党合作，极有可能被就地剿灭。通过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军队才有机会得到休整和扩大。
共产党的理论干部则告诉这些青年们说，跟国民党合作，是因为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
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国民党蒋介石依然是我们的敌人，只是现在有个更重要的敌人在我们面前，得把国民党蒋介石放一放，让他跟日本人先打再说。
阶级斗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赖以生存的法宝，长期渗透在共产党管辖的各个领域。

       摘自拙稿《家国沧桑一百年》

ee

现在都有点矫枉过正了，再看到这种帖子有点头皮发麻。
老李北海鱼 发表于 2011-5-12 15:43

家族中有国府高官，有新一军，有共军，解放军，小时常听他们叙旧事。
个人感觉，国共应该都有抗日，同时更有趁抗日歼灭对手之心。他们编写的抗战史都抹杀对方抗战的贡献。国民党当时以其统治地位及资源编制实力应该远优于共产党，客观上应该起统领作用，战绩记录也因而远超于共产党。国共阵营内部都应该不乏一心抗战为国捐躯的中华儿女。老蒋老毛作为两方领袖既有抗战之心，更有中国封建帝皇独裁之心。国际社会中，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美国的贡献相对最重要，苏联最缩骨，尽打如意算盘
这些历史，恐怕仍需年日才真正比较“客观”而接近事实。

老李北海鱼

10# ee 完全同意ee兄的观点。

ee

10# ee  完全同意ee兄的观点。
老李北海鱼 发表于 2011-5-18 08:19

哈哈，“ee  完全同意ee兄的观点”（见上），这还用说？这些日子突然浮头，前些日子躲到哪里去了？

老李北海鱼

12# ee
问ee兄好，想不到回帖还有自己同意自己的效果，呵呵。
前一段自我放逐去了，哎。

方飞点

半醉汉先生是不是脑子有点乱？无论是“黄桥战役”还是“皖南事变”都是国民党挑起来的，怎么又仅成了“报复”了？你又打算怎样用这种逻辑去解释“平江惨案”呢？

闲云

不过，近年来肯定军统抗日功绩的小说，电视剧，电影倒是不算少．以前看的＜＜重庆谍战＞＞，＜＜狼烟北平＞＞，昨晚刚看完的＜＜东风雨＞＞，都是例子．　其中军统特工们的表现，简直可以用＂忠贞不屈＂＂大义凛然＂来形容，有勇士之风，烈士之行．

mdcg43

七十年过去了，电视里疯狂地编排着真假难辨的军装戏。

半醉汉

半醉汉先生是不是脑子有点乱？无论是“黄桥战役”还是“皖南事变”都是国民党挑起来的，怎么又仅成了“报复”了？你又打算怎样用这种逻辑去解释“平江惨案”呢？
方飞点 发表于 2011-5-18 19:13

本醉汉不喜欢五毛，因而对这类人所提的问题一律无可奉告！

地铁迷

本醉汉不喜欢五毛，因而对这类人所提的问题一律无可奉告！
半醉汉 发表于 2011-5-21 02:36

光想着为共党说话的人，咱们可以不理他，哈哈！

闲云

（转）邓康延：中国必须重写抗战史

2005-12-24 20:09:29  《凤凰周刊》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卫国战争。可是，中国国军抗战英雄的战后遭遇，却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在二战所有的战胜国中，其情其状，独一无二。

曾几何时，戴笠、张灵甫、汤恩伯等等在抗战中声名赫赫的人物，在大陆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历史教科书也这样一代代地告诉大陆的孩子们。

如今，上海的陵园里可以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而戴笠故居和汤恩伯故居，也已修葺开放。尽管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甚至显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但往好里想，无论如何都算是一种进步。

可这不够。

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面临着如何纪念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挑战。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的恢弘气势已经向全世界展现过了，而明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也决不会是在悄无声息中过去。如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实际上是在向世界显露当今大陆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而不是简单的排场之大小问题。六十年一个甲子。老人在故去，新人在成长，党争的硝烟越来越远，因此，对令人信服的历史真相的需要就不断强烈。
　　
实事求是地书写抗战史，冷静、客观地评价抗战史，解决历史教科书在阐述抗战史上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可回避。这是对人们良心和胸襟的考验。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火中，军人伤亡达三百余万人。无论政见如何，和在山西辽县殉国的八路军左权将军一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名字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任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歪曲。任何遗忘和歪曲都是真正的国耻。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歪曲和遗忘并没有不存在。战犯问题就是耐人寻味的个案。

1981年，抗日名将杜聿明病逝。大陆官方悼词称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可这位昔日抗日疆场上驰骋杀敌的战将后来却成了“战犯”。这并不只是杜聿明一个人的遭遇。

1948年12月25日，毛泽东开列了一份43名首要战犯的名单。仅仅就其中的军人而言，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何应钦、胡宗南、汤恩伯等都是抗日名将。

杜聿明先是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里曾先后关押过900多名JP战犯和溥仪等71名伪满战犯，同时也关押过354名国民党战犯。在这所监狱，一些为抗战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战将，跟JP战犯一起接受“改造”。1949年后的大陆，抗战过的国军将士和他们的亲人，甚至远没有JP战犯那么幸运，他们有的被镇压了，有的则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里，一共关押过1062名JP战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另外45名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而且1964年4月全部被释放回国。

可是，直到现在，改造国民党战犯还被当成正面宣传。比如，杜聿明、黄维就是经过不断努力才“改造”过来。最后杜聿明就说自己“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而黄维最后则说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当大陆在宣传改造成功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强制改造，甚至根本就不该有战犯这个词。

然而在大陆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政治和解和社会重建，似乎内战的血还没有流够。因此也就有了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JP战犯和被当成战犯的中国抗战将士关在同一所监狱的尴尬。美国有过内战，却没有战犯。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不曾处罚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的最好例子。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这意味着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事实上，仇恨也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然而，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毕竟不是一回事。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去世，活了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则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生前没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没有谁去鞭尸扬灰。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1870年，李将军则长眠在了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一个知道区分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家是幸福的，一个理解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而大陆的内战，却不如此。不仅有法律的惩罚，还有道德上的贬低。那些曾经为卫国战争洒过热血的国军将士，因为参加过内战，就被描绘成匪、贼、寇。比如，吴强在长篇小说《红日》的“修订本序言”里就有这样的字眼：“张灵甫这个匪徒，……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这位抗日名将尸骨无存，并不奇怪。但这却是一种耻辱的不奇怪。

即使张灵甫在内战中真的是罪恶累累，但对中国来说，他绝不仅仅是罪人。张灵甫骁勇善战，是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虽然他在对日浴血奋战中成了瘸子，但却从未打过败仗。就一个职业军人对国家的效忠而言，他是军人中的军人。如果有一天，大陆也为抗战英烈们建立国家英烈祠的话，里面就应该有张灵甫一个位置，而不仅仅只是允许上海的陵园里有他的衣冠冢。这位职业军人没有死在日寇的枪炮下，而死于1947年内战的硝烟中。这是一个缺乏政治和解传统的民族的历史悲剧。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位殉国将士被抛尸露骨。南京灵谷寺里抗战殉国的国军将士的牌位，湖南衡山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供奉纪念湖南几次战役中牺牲将士的牌位，都先后被销毁……JP鬼子被赶走了，在他们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殉国者连个供奉的牌位都不能享受。甚至1958年3月4日大陆内务部在关于抚恤工作几个问题对陕西省民政厅的批复中称：“……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内务部(58)内优字148号）。那些黄泉路上的JP鬼子，如果知道这样的批复，一定都会为此含笑九泉！大陆一次次对JP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

当党争和意识形态遮蔽了真相的时候，抗战史就会难以下笔。比如，要讲到情报工作对抗战的贡献，就绕不开军统。可是，在大陆过去的宣传里，军统似乎除了坏事，别的什么也不干。重庆的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就曾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其实，中美合作所从来就不是一个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为反法西斯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比如，JP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殒命，就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它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5日，1946年1月，也就是说在内战爆发之前就正式宣告结束。后人应该记住中美合作所，记住军统局对日作战中的功勋，而不应该因党争的原因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负担，早该卸下了。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

大陆的抗战史需要重写。当人们一再指责JP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时候，也不应该忽视大陆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说要塑造国家形象的话，怎么对待抗日战争的历史，真正事关国家形象。

在战略上，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9．18事变后，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很简单：“JP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就连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为阻拦学生都挨了顿打。事实上，喊出爱国口号的人未必就不可能是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的——比如汪精卫在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前，其手下也曾发动学生要求对日作战。爱国也离不开理性。如果只能是兵来将当，水来土掩，不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罢休的话，那一部中国抗日战争史就只能写成国民政府卖国史了。按照这种思维逻辑，蒋廷黻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这位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杰出外交家、学者，就是卖国贼了！

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就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JP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如果从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JP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这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可能就会像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那样：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确立了的正确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

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消极抗日，也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仅就长沙会战而言，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据大陆1994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JP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或许有许多人都记得，在1940年6月4日，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丘吉尔在英国下院的演讲中：“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入饥饿之中……”今天，我们和当时的人们一样都知道，英伦三岛上有顽强的丘吉尔、顽强的英国，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可大陆的青年，当他们高中毕业之时，历史教科书里，他们读到抗日领袖什么激动人心的名言？他们可曾知道“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决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要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是何人的言论？

巴黎屈服了，欧洲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伦敦、莫斯科还在战斗。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了，东南亚在受JP军国主义者的蹂躏，重庆还在战斗。这是一个不屈的国家，生活着不屈的人民。不错，南京是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重庆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JP要想打跨中国，必须打跨重庆。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JP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为期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屈服。重庆大轰炸背后是英勇不屈的重庆精神。可这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庆大轰炸”，在大陆却曾是除有零星报道外，尘封了整整六十年。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陪都重庆，在饱受战火摧残后，胜利的中国在那里树立的“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就被改建成了“人民解放纪念碑”。“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在1941年12月建成的“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的，它们都是重庆抗战，中国抗战的历史见证。如今只有解放碑傲然挺立在山城。

“埋头苦干的中国人，将尽我们的力量所至，抵抗到底。我们将奋斗到最后的胜利，或最后的惨败。纵使大好河山，悠久历史，都被鲜血染红，或毁灭在熊熊的火眼之中，亦在所不惜。”正是在凭借着这种精神，中国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1945年9月2日，JP政府代表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JP投降书上签字确认。9月3日，中国举国欢庆，国民政府确定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0年，大陆沿袭将这一天作为法定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明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应该明确将这一天作为胜利纪念日。

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党争所玷污。也许俄罗斯政府对待卫国战争胜利的方式，值得大陆借鉴学习。虽然俄罗斯已经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并不抹杀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意义。2001年俄罗斯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6周年，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出席了阅兵式，而在2003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58周年时，俄军士兵身着卫国战争时期的苏军服装，手擎老军旗在莫斯科红场参加阅兵式。

大陆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应该允许曾经是国军的抗日老战士穿着往日的军装，佩带勋章，在昔日的战旗下参加庆典。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是那些军装，那些勋章，那些旗帜，和他们为民族自由和生存而战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国民政府授予他们的荣誉，应该重新得到承认，起码应该让他们的后人，在大陆从此能够公开自豪地缅怀自己的先人。在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中，应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卫国战争的光荣精神。

高黎贡血战——中国远征军老兵回首往事

中华抗日胜利60周年纪念，已有太多的赞颂。的确，那是积弱百年的民族绝处逢生的胜利，但在它之前和之后的悲怆，至今令人唏嘘。

“几年前我们这里挖地盖房还能挖出远征军尸骨。”云南腾冲高黎贡山下界头乡的几户村民告诉我们。

“怎么知道是远征军的?”我问。

“他们都穿草鞋。日本兵穿的是皮鞋。”

后来，一位研究滇西抗战的学者告诉我，当年远征军新兵的第一课，不是瞄准、操练，而是编草鞋。老兵们身上都有一个小包，装着随处拣到的布条，能把草鞋打得不磨脚。

中国抗日胜利的千里之行，始于草鞋脚下。

正是当年，十万中国远征军和美国盟军死死抵住日军直插中国腹地昆明、重庆的钢刀，并以百年间第一次反侵略的战略反攻，奠定了抗战的胜利，奠定了中国在二战同盟以及联合国大国的地位。那曾是凄怆的壮美：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学生十万兵，

我觉得抗战的云南有三条惊世骇俗的道路。一条是血路———滇缅路：绵延千里，历时数年，十万民众修筑。无日不被轰炸的中国战时唯一的接受国际援助的生命线；一条是铝路———驼峰航线：中美空军几乎以两架飞行就有一架不归的航行，维系了中国的军需命脉，而坠毁的飞机铝片也在地下铺成闪光的路；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尸骨路———远征军的反攻线：强渡怒江，仰攻高黎贡山、松山，巷战腾冲、龙陵，几个月间每天都有几百人伤亡并被就地掩埋于山涧沟壑。太多的士兵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名字。

高黎贡山脚下的老人说，打完仗几天，山坡上流的都是“血旺子”。山泉也红了一年。

我在查资料时看到了两本参战者回忆录，一本是日军士兵吉野孝公1980年在日本出版的《腾越玉碎记》。另一本是远征军198师592团团长陶达纲1988 年在台湾出版的《滇西抗日血战写实》。前者九死一生地在3000多名“玉碎”的日军中幸存下来。战后几十年常感受到濒临死亡时的痛苦与颤栗。后者也常常怀想着战死的上千兄弟而不安。他们写的恰好是相同的时间和战场，故对比来看极具张力。

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摘)

敌人突然在黑暗中怒涛般地涌了过来，一场军刃和刺刀的混战。敌人被击溃，遁入灌木丛用机枪反击。这时我们推出一门大队炮，小队长命令：“零距离射击，放!”敌丛里飞溅起巨大的火花，五六发以后，敌丛哑然无声，微微传来敌兵的呻吟声。敌人并没有就此败退，新手一个个地接替上来继续对我实施轮番进攻，阵地上的树木几乎全被击毁。痛苦中死去的战友尸体还紧紧地抱着枪身。从凹洼处爬上来的敌人在我方重机枪的枪口下，像小山一样堆积。但我们的子弹已所剩无几。敌人立即在层层堆积的他们同伴的尸体上架起机枪开始扫射。

我们退回腾冲城内，3000多日军，受到6万多中国军进攻。我穿过到处爆炸的城内去寻找粮食，两旁重叠着被炸死的友军尸体，有的没了手，有的没了脚，有没死的二三名日本士兵，表情痛苦地伸出满是血污的手向我求救。

九月十日，敌人在蒋介石总统的愤怒激励下，实施最后总攻。我们剩下的守备队兵有350多名，他们像狂涛一样席卷而来，奋战、奋战，殊死奋战。城内战场在充满怒吼和叫骂的肉搏中化成一片血腥的荒野。9月12日太田大尉发给师团司令部诀别电报：“我们已弹尽粮绝，突入城内优势之敌自昨日以来即与我混乱战斗中。我决定将军旗及密码烧掉后，实行最后的冲锋和突围，敬祝全军胜利。”

一个军曹嘶叫起来：“我们的最后时刻已经到了，现在我们就去靖国神社，大家不要落后，冲!”

我被俘后醒来，卫生兵在包扎我的伤口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对我非常亲切。为我抬担架的士兵，肩上渗出了血，丝毫也看不出敌意。

我后来被押到一位中国远征军少将面前，他称自己毕业于日本军官学校，将军对我说，“腾冲守备队龙兵团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人，很勇敢，但对于全体战死的官兵来说，也真是很可怜。我也失去了二百多名少尉以上的军官，受到蒋总统的严厉斥责。战争对人类来说，是一种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

陶达纲《滇西抗日血战写实》(摘)

在进攻高黎贡山的灰坡时，日寇的速射炮、机关枪如一阵狂风暴雨般……第二天清晨，本人清查官兵伤亡情况，第一、第三两营官兵，已经有85人伤亡。师长叶佩高将军，冒着枪林弹雨到团指挥所，真是与部下同生共死的好长官啊!第二次再攻，本人当晚下令清点人数，可怜又伤亡250余人之多，其中有第三营营长姚立功阵亡，副营长郭砚田阵亡，副团长陈志杰负伤，第一营营长逢桥负伤一直未下火线，其余死伤的排长、班长及士兵二百余人。这些都是他们父母所心爱的好儿子啊！

5 月30日，打下冷水沟，只见两个坑中有水泡着的十几具日军尸体，细看他们的大腿肉、屁股肉、都有刀痕，有的还见骨头，真是惨啊。又随部队到了北斋公房(原日寇据点)，房屋四周有一小堆一小堆的黑色屎便，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日本人吃他们自己人的肉，因为纯吃肉的屎便是黑色的，显然五六天以来，日本人后方补给断了。

6月1日这天，高黎贡山上很冷。我眼看着两位战士在我面前冻死去了。

592团之官兵，在滇西大捷一役中，自5月11日起至9月25日止，有不幸负伤一次两次三次者，又再上战场，又再阵亡者。呜呼!能不令人悲伤，他们此种牺牲精神，无愧对中华民族之先烈在天之灵，凡有良知的人，能不同声一哭！

战争如此惨烈，但那些死去的和存活下来的官兵们的命运如何呢?

在高黎贡山下的界头乡，正在晒太阳的三位老人给我们讲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故事。

有一个连的远征军用机枪死守住高黎贡山路口，日军找来一个村民为他们带路，绕到后边，把一个连的一二百人全部打死了。解放后肃反，大家提出那个村民帮敌人杀中国军队．那村民对审讯他的官员称，他杀的都是国民党，那官员想了想，把他放了。后来这村民还当了队长。

我们去保山板桥见到远征军老兵刘志声老人，他先笑着说：“我这辈子死里逃生。”他写了一部尚未出版也难出版的书《征魂》，“写的是我们团上千人的死亡。” 他现在还想着为打象达的日军而阵亡的八百多兄弟弄个墓、立个碑，因为他听说黄土坡上那些军人坟被平了，种地的还犁出骨骸来。他还为一位孤寡的远征军老兵写申请向政府求助，可县民政科说无政策，那战友到死也未拿到一分钱。

刘志声的命运也不济，1950年保山地委书记让他做秘书，派克笔都给他用了，但在填表时他如实写了抗日经历，生活全变了，几十年里每逢政治运动就挨整。

一位钟表店的大妈告诉我，那些留在村里的远征军老兵可惨咧，没人管，一分钱也拿不到，有的七八十岁了还下田，冬天一双凉鞋子。她听村里人说，台湾来的老兵请一个村里老兵吃饭，他不好意思去，怕丢人。一路上我们见到了十多个远征军老兵，大多数多年前一直被划入人群的另册，噤若寒蝉，几乎每人当年的老照片、纪念物全被抄或自行焚毁。有的人眼里含着泪说：“现在的待遇、生活都好多了。”

在1945年7月7日落成的腾冲国殇墓园，我们遇到一位7旬老人，他是个共产党的老军人。他感慨道：几十年回过头说一句公道话：国共都在抗战，只是当年国军守土有责，必须正面抵挡拼杀，所以责任更大，伤亡也更重。忘记远征军对民族的功绩，就是背叛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精神。之后我得知，他原来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原院长秦伯益将军。当时我看到他虽身穿便装，仍以一个中国老军人的威严向墓塔敬了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