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苗：辛亥八廓之立宪毁于背叛

亚平

1905年7月16日，清廷发布派遣大臣出国考察政治的上谕，晚清的立宪作业由是启动。相见成趣的是，此日孙文自欧洲去日本的海船上，两天后抵达横滨，着手协调派系组建“同盟会”，革命党人开始新一轮暴力政治运作。从时间逻辑上看，革命党人这个动作是对满清政治改革的直觉反应，两个月后吴樾北京车站谋刺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可以证实这个猜想。效果上看，革命党人的暴力与立宪动向共进退，或者，至少相互刺激。而这个时间逻辑关系，与革命暴力促进立宪的惯有说法颇有差异。
　　道理愈争愈明。出洋考察政治，当权者这一做派将政治改革推到公开议论的程式上来。一年后，清廷颁布“预备仿行立宪”的告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 “大权”“庶政”之分，意在“抓大放小”，虽仍是中央权重，但让与地方分权。但这并非是最重要的，因为，“公诸舆论”就是公开争论，允许“公诸舆论”，就是许可民众向朝廷摆事实讲道理。“公诸”的用词更值得注意，诉诸舆论评议，对专制国家来讲，另一个术语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在操作层面上，开“报禁”、结政党就是“公诸舆论”应有要义。就逻辑关系，以舆论议国政，求的当然是“理”，“理”当然就比“权”大，既然是论理，就不会有先验之“理”，而是拿事实辩道理，即，以现世之实求国政之是。
　　但立宪仍不能呼之欲出。新制度据于新思想，新思想存于新话语，这已在不同部分有述，在此不冗言。相对“独裁”，“宪政”是泾渭分明的概念，是立场的选择。然，一俟“立宪”，就是设定规矩，构建权限的政治设计的议题。以帝国为看，德意志宪法与德意志建国同步，即使俾斯麦恩威并施，软硬交加，也是权者间讨价还价的协商与妥协；日本的帝国宪法，哪怕最终是少数精英专断密谋而成，毕竟也经历了十多年“私拟宪法”的公议公论过程，有各层人士与利益团体的申张和辩议。所以，在中国，在“立宪”之前应该有一“议宪”阶段，各个阶层，不同团体申诉自己的利益之外，按照自己的想象或要求，编制自己觉得应然的宪法，经由社会公开审议。倘若“立宪”的决取还在朝廷的话，那么，“议宪”则全然由民间自为。
　　但，中国却走了另一条道路。1906年9月颁布“准备仿行立宪”上谕，并没有带来热热闹闹的“议宪”民间运动，能让史家拿来称道的，大致是“自治”活动，背后多为官僚推动或默许，展示“宪政”楼花的样板间。或许因为这个原因，使得“立宪”避开了“议宪”这开智进程，步入地方自治的直行道。所谓“直行道”，是相对日本政制嬗变而言。日本政制之变，首开于“废藩置县”，废除封建藩制的同时，取消了地方治权，实行全面的中央集权制度。日本的这个制度选择，与那个时代世界潮流不符，某种程度上看起来像是大革命制造的法国制式，可与后来作为自己老师的德国所保持的地方自治相背。在国家政制建设上，日本走了一条之字形的弯路。
　　清末立宪运动以地方自治开步，直迈政治分权之路，切中宪政制度的另一个要点。其时，日本反思其教训，已经开始逐渐复置地方自治。日本维新之路的成功，可资直接受益，其错谬和教训，可间接例为参考，这是后发者的某些好处。然而，清末“地方自治”运动中，最真切且最得当的，并不是借于日本的经验，是对上海万国租界的观察与体会。1905年11月11日，上海绅商们成立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这并非是如今概念下的“工程局”，是模仿万国租界“工部局”的称谓。“工部局”，又是曲用清政府“工部”名称，而着实却是城市的行政管理机构。
　　上海这一景致，值得垒字。与其他地方不同，上海的“自治”不仅是其民间自发性，更是其“总工程局”本身就是受控于公议的执行机关，直接向城市居民提供各种公共物品。这些公共品包括卫生、教育、环境、道路交通、治安等等，整体性地搭建起政制概念下的现代城市自治框架。绅商以纳捐资格参与并主导自治，决定了“纳税人自治”的性质，从另一个方向表现“无代议，不纳税”的正当主张。比袁世凯在天津花样化的“地方自治”，上海的自治向居民提供城市必须的公共物品，使得居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有了物质条件准备。更不能忽视的是，民间自发性质决定了，没有绝对人物可以肆意专权。与政的绅商们一开始就老道地入境于妥协与合作，张扬起自由社会的“契约精神”。
　　1908年7月，清廷颁布《各省谘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章程》，限令各省一年内完成咨议局建设和议员选举。“咨议局”，从其名称可知，在制度设计上，是督抚的“咨议”机关，官制《章程》中所申“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也并非立法和监督机构，更非“地方自治”的权力机关。清廷的政治设计者和决定者所不知的要害是，这样的政制设计恰恰是日本“地方自治”正在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困境所在。那时日本“地方自治”之所以处于热议，并非社会共识，而是激烈争论。真否为“地方自治”，最瞩目的就是地方行政长官是上级派出还是民选。只要是民选，毫无疑义，就会弱化，以致不能中央集权。
　　咨议局的设计本意，就是为督抚陪衬参议机关，以缓和地方民众利益与中央政治的冲突。从机制的权术上，也可以制约封疆大吏坐大，又可开通渠道将民意送达天听，以使得中央监督地方政治。这个立意忘却，或者根本不知的是，只要是民选的，或者退一步说，只不要是钦定的，就必定不为官府所左右，而且以其正当性和民意性，胆于对抗派驻地方官员。这个权力机制就是“制衡”；一事不容二权，就会必争事权；凡事必须确权，就必然界定责任；如何担当责任，就必须事先设立规则；如此规则关乎治政，所以，立起的规则就是宪政之法。这样，“自治”必然导致“宪政”。其实，在宪法的学理上，“自治”本身也就是“宪政”。
　　“民选“之路一开，绝对权力必衰，无论是不可置疑的天赋皇权，还是自称历史选择的僭主极权，都无以为继。在“资政院”中看得更清楚，地方选派来的议员大都斗志昂扬，动辄以辞职来威胁，而朝廷钦定的议员，往往垂头丧气，事事委曲求全。在地方的咨议局，督抚过往的权力左右受到掣肘，人事、预算、役负、建设等等不一而足。若稍许想想，事理就很是清楚。比照行政长官派遣制，咨议局的所有议员都是在野政客；对行政长官道理亦然，然极其实在的是，若民选行政长官，议事堂里多少会有合于自己政见的议员，至少能帮着自己在议事中据理一争。派遣的可就无比糟糕，议事堂里，几乎所有民选议员都是自己的反对派。没有立法权，议员们的申张，甚至无法算是政事方略；既然针对行政权力，那么无论成败，都是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官员们总要说个明白，也要做个明白。各地咨议局的质量当然有差，官员推动或直接操纵建立的咨议局，就相对听话安详，反之，则激烈乃至对抗。
　　民选还是钦定之间的效用反差，远比议员本身人格良莠几何来得根本，相对于议员的智识宽窄，实证亦然。比起动辄拍枪，纵意拍案有着永不会凋谢的理性，是议事堂永恒的毅然正气；守在晚清的这些案例，可以看到，议员一个个地贿选与否并不重要，究竟代表哪个社会层面利益也不重要，是普遍民选还是有身份限制的民选也不重要，根本的是只是民选。只要是民选，其资格正义就可以实现对权力的抗衡；在权力这个共同的对手面前，当选者必然结成共识，这样的同盟一定基于妥协，个人私欲就必定受到遏制。所以，那个时代的议会政治或选举弊端，即令后人总能举出些许案例来诟病，但这样的矫正，只是喻来赞颂当今阶级的本性人格，并非意在百年前那个时代的风采再现。说起来，事理很简单，就是钦定还是民选。
　　清末时代的议事政治，阅读到的细节有时也很是打趣。比如三读审议，比如分组专审等等，活灵灵地就搞了起来；再比如，既然议政会议有期限规定，咨议局的议员们就为闭会期设立常驻议员会议。常驻会议和议员，这是后来“常务委员会”和“常委”最初的称谓；还比如，常驻议员要求行政长官凡事都要先送到常驻会议来“咨议”，未经“咨议”不得实施，林林总总，花样百般。所有对设计漏洞刁钻以用，其实都是现代政治的训练，也是社会法治的实习。倘若未经规矩准许的就不可以操作，那么这个道理既适用“咨议局”，也同样适用督抚大员，谁都不可越权。
　　“咨议局”的政治设计，立意在政治地方化，也就是“地方自治”，舒中央集权之失能之困。修辞学的工艺并不能修补智识上的困窘。“地方自治”首先就不是“地方” 和“自治”，而是各个地方共同的国是政治。出于共同本能，在尚未能理清地方政治如何前，各地方咨议局的议员们就建立起“各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结成进退同盟，对抗中央权力。相比“资政院”，“各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看似院外游说团体，实际上与资政院民选议员内外呼应，在体态和舆论上构成政治强势，更逼真的理解，应当是议会政党的雏形，自发的，直觉的，但渐渐走出当局预设的政治蓝图。紧接着，又和议事堂外的自发团体组织起来“宪友会”，明确宣示政治宗旨，从立宪的对策延展出维宪准备，长期化也常态化，亟心倾力推进中国议事政治的建设。
　　“地方自治”先行，这个政治动议很大意图在于暂且回避国政的敏感和艰巨，但，的确是歪打正着的精准和迷迷怔怔的正确，前者形容的是满清朝廷，后者说的是“咨议局”。民众的利益是在地方切身感受的，民众的民事权利也是在地方施加的。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奥尼尔一句名言是，“政治在地方”（All politics is local），说的就是这个事理。另一本土名言谓之“父母官”，是说，地方为政的善恶，对民众有亲爹般的贴肤之蹭，以此衬说“天高皇帝远”的底层逍遥与苦难。自治，越底层越自在，越城市越自由，
　　“各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的效用不止于上。共进退，大约可以理解为安危同担的政治保险，但遥相呼应的互助，更促发思想传染和智识共享以及经验恳谈，还推动彼此竞争，地方的与个人的竞争。比学赶帮，取经送宝地，聚焦在媒体舆论中，成为闻人名人，这样的情形，恐怕是那些实践者都未及预想。靠着本能的和自发的冲动，议员们，各地咨议局的议员和北京资政院的议员，只凭自己简陋的理解和全无的经验，打造中国未来的政治秩序。过了些许年份，哈耶克说“自发秩序”，两者相见，互为不假；而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论的是古希腊城邦的闻政议事，今古对照，中外皆然。
　　清末议事政治，最令人怦然心动的是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和弹劾军机大臣事件，前者以“歌声咨议局议员联合会”为领导和策划，三赴北京显示顽强；后者以“资政院”为舞台，体现坚韧。两者互动互励，将立宪运动推向一个高潮。百年过去，对这些政治先贤的胆识，无论是赞还是叹，都扯动我们这样后人的愧与耻。
　　革命党人的暴力革命，首要的就是秘密，事先不得泄露，事后怯于张扬。而议事政治则不同，党人们要大喊大呼，要引动视听，不止于一个事件的固执，更有一连串动作的变幻，营造的就是不可遏制的势头，而且还要愈演愈烈。当革命党人的荆轲们隐蔽不宣乔装而行时，议会党人则风仆仆，无定暖，议士一去兮箪壶满。革命党人所处心的是意外，制造震惊和耸人听闻；议会党人堂皇无忌踏梯而上，扔下一只靴子，世人引项那下一只的震响。议会党人的进退有据，坦荡堂皇的做派，直到攻下南京前，都享有不争的声誉。
　　对那个时代，现在的一个说法是，“革命压倒了立宪”，但这与史实相悖。1911年11月14日发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在“革命”最初时分就径直步入“宪政”，即令还处于战争时期，就将孙文所称“革命的军政阶段”的政纲完全摒弃。而在此前，兵营枪响当夜，当起义士官忙不迭涌到咨议局搜查自己领袖的时候，议长汤化龙就早已等候在那里。汤化龙为代表的议会党人，一开始就参与并领导了起义，用咨议局的身份赋予起义以政治意义，在安定民心，更在领导层里发挥重要作用。
　　十四个起义省份中，至少有八个是咨议局主导或领导的。咨议局的身份，使得起义平和或至少最大限度减低了流血与暴力，极其从容地得到民众的认可与支持。以省为单位均衡观察，议会党人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不是追随者，更不是抗拒者。在突发的事变面前，议会党人比同盟会更早担当起领导责任，相当程度地可以这样说， 即，“立宪领导了革命”，以《鄂州约法》论，还可以这样说，即“立宪规范了革命”。《鄂州宪法》非常清楚地摆开“三权分立”的权力格局，同时也规定了“行政责任制”以及行政长官和议员的民选任期制。
　　起义爆发时，黄兴、宋教仁并不在场，汉口失守，汉阳不支，在武昌岌岌可危的时刻，军事总指挥黄兴与宋教仁匆忙出走。说这样的领袖是革命的领导，既罔于史实，也有嫌取辱。至于孙文，当他蹒蹒跚跚晃出洋轮时，唐绍仪和伍廷芳间议和谈判基本结束，就等着袁世凯把劝退的戏演足了，革命暂且告歇，自后亦不再起。自打踩稳上海的那爿码头开始，在“革命”大势已成的情态下，孙文只着着实实领导一场给自己加冕总统的仪式表演。
　　这样，革命最初的模样，不仅是“宪政”的，还是“民主”的。《鄂州约法》的制定，有革命党人，议会党人，也还有起义反正的文武官僚，各方利益和意愿都能得到平衡，实现的是“共和”，避开的是“独裁”。思想意境之高，可堪为各省楷模，还可用作南北政治磋商的模板，以致最终升级为《宪法》。“宪政”、“民主”、“共和”，中国现代政治的胚体，在其刚刚形成的时候，就受精于现代思想，结成第一颗种子。在这幅形象里，如今我们仍在期待的那些，在那一时刻，有着全部的可能。
　　共和的原则，民主的方法，宪政的理念，这一切，以孙文抵达上海那一刻开始，遭到革命党人的全面的背叛。“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中多有各省咨议局议员或咨议局委托代 表，但在革命党人的枪杆子威慑下，这个联合会宣布解散自己，并宣布新成立的“参议会”只能由各省都督派员，不得由各省咨议局的代表出任。这个在枪杆子胁迫下的政治决议，孙文、黄兴、宋教仁及陈其美等的狂妄作为，是对共和原则的背叛，是对民主的强暴，对宪政理念的践踏。这些人的政略是：在我的地盘，就得我说了算，在我的枪杆子下，我就是老大。此招得手，孙文等以为经验，然后力迫袁世凯立都南京投网就范。日后，北京演出一场兵乱将其荡然，袁世凯分明读出这些背叛者的处心。
　　倘若说暴力反抗并推翻专制就是革命的话，此时，革命党人已经抹去了革命本意，他们要实行，也开始实行的是暴力政治，暴力镇压和驱逐当日的盟友，不是暴力从清廷那夺权，而是暴力恫吓和排斥盟友，只由自己掌权，简言之，就是暴政。自暴政一开始，议会党人就以与坚决的谴责和反抗。不助纣为虐，这是他们正直的选择，哪怕革命党人对同党或对手的杀戒已开，江苏、湖北的议会党人仍面不改色，义正词严，坚定抨击这些倒行逆施，明确指向乱世祸首孙文。
　　其时，南北两立还未融合，国民尚待清室退位，面对专制意义的革命还未完成，国家甚至犹有分裂的危险。即使这样，革命党人都不惜剪灭自己的同盟者。明知自己远弱于北方军事和政治集团的强势，也不容持有政治异见同盟者站在身边，哪怕在政治博弈中输得一塌糊涂。直到自己成为千夫所指的流氓，连自己的党人都怀疑是否无赖，险为孤家寡人的孙文不得不彻底交牌，想额外得到的一个也没拿到之外，下三滥的手法，把中国政治舞台搅到只剩下两个痞子的流氓对局，而且，袁世凯应牌上吟吟后手，大势上还悠悠撤军，老道地赢得众望所归，道德上和民意上的，把革命党人生生坐死。
　　但立宪党人，也就是此文所称的议会党人，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宪政努力，但那是另一段旧去的故事。中国的宪政，中国的民主，中国的共和，曾经那么真真切切地近，以至于觉得手指摸过的那种颤颤，倏间烟消云散，至今不现。每每回望，禁不住潸然

亚平

本文最精彩的地方，在结尾处，大苗老兄在论坛上的发言，历来给人的感觉是，冷静、理性、不动声色，但没想到的是，大苗也会煽情，且煽情功力不弱，老实说挺出乎意外的，有机会，很想一睹大苗兄“潸然”的样子。呵呵。

李大苗

尴尬地嘿嘿一声。

zoufeng_1234

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 下启国共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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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min

中华民国鄂州约法


2011-2-25 14:39:27   来源于： 20世纪军事网


　　1911年10月16日，军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规定：人民一律平等；允许人民有各种民主、自由权利，如言论、出版、通讯、信教、居住、营业、保有财产、保有身体、保有家宅等；规定人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对于政府组织、都督与议会的权限和职责也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是中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法令。

　　《鄂州约法》取美国宪法精华，主张在地方自治的基础上实行联邦制，保障公民权利，确立三权分立原则，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方面的职权作7明确的划分。


中华民国鄂州约法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中华鄂州人民，以已取得之鄂州土地为境域，组织鄂州政府统治之。将来取得之土地，在鄂州域内者，同受鄂州政府之统治；若在他州域内者，亦暂受鄂州政府之统治，俟中华民国成立时，另定区划。

第二条　　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与议会法司构成之；但议会得于本约法施行后三月内开设。

第三条　　中华民国完全成立后，此约法即取消，应从中华民国宪法之规定；但鄂州人民关于鄂州统治之域内，从中华民国之承认自定鄂州宪法。


第二章　人  民


第四条　　 凡具有鄂州政府法定之资格者，皆为鄂州人民。

第五条　　 人民一律平等。

第六条　　人民自由言论著作刊行并集会结社。

第七条　　人民自由通讯不得侵其秘密。

第八条　　人民自由信教。

第九条　　人民自由居住迁徙。

第十条　　 人民自由保有财产。

第十一条　　人民自由营业。

第十二条　　 人民自由保有身体，非依法律所定，不得逮捕审问处罚。

第十三条　　 人民自由保有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

第十四条　　人民得诉讼于法司，求其审判；其对于行政官所为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则诉讼于行政审判院。

第十五条　　人民得陈请于议会。

第十六条　　 人民得陈诉于行政官署。

第十七条　　人民有任官考试之权。

第十八条　　人民有选举投票及被投票选举之权。

第十九条　　 人民依法律有纳税之义务。

第二十条　　人民依法律有当兵之义务。

第二十一条　　 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于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公安之必要，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于法律限制之。


第三章  都  督

第二十二条　　 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续举时得连任；但连任以一次为限。

第二十三条　　 都督代表鄂州政府，总揽政务。其在议会未开设前，暂得制定法律。

第二十四条　　 都督公布法律；但对于议会议决之法律，有不以为然时，得以政务委员全体之署名，说明理由，付议会再议，以一次为限。

第二十五条　　 都督于紧急必要时，得以政务委员全体之署名，发布可代法律之制令；但事后仍须提出议会归其承诺。

第二十六条　　都督于法定议会开闭时期外，遇有必要时，得召集临时议会。

第二十七条　　 都督于议会开会时，得出席，或命政务委员出席发言。

第二十八条　　 都督于外国宣战媾和缔结条约；但缔结条约须提出议会经其议定。

第二十九条　 都督统率水陆军队。

第三十条　　 都督除典试院、官吏惩戒院、审计院、行政审判院之官职及考试惩戒事项外，得制定文武官职官规。

第三十一条　　 都督依法律任命文武职员。

第三十二条　　 都督依法律给与勋章及其他荣典。

第三十三条　　 都督依法律宣告戒严。

第三十四条　　 都督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


第四章  政务委员


第三十五条　　政务委员，依都督之任命，执行政务，发布命令，负其责任。

第三十六条　　政务委员，提出法律案于议会；并得出席发言。

第三十七条　　 政务委员编制会计预算，募集公债，及缔结与国库有负担之契约时，须提出议会，经其议定。

第三十八条　　 政务委员遇紧急必要时，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及预算外之支出；但事后须提出议会经其承诺。

第三十九条　　 政务委员于都督公布法律及其他有关政务之制令时，就于主管事务，须自署名。


第五章  议  会


第四十条　　议会由人民于人民中选举议员组织之。

第四十一条　　 议会议决法律案，再议定条约及会计预算募集公债与国库有负担之契约；但基于法律之支出，议会不得减除。

第四十二条　　 议会审理决算。

第四十三条　　议会得提出条陈于政务委员。

第四十四条　　议会得质问政务委员求其答辩。

第四十五条　　议会得受理人民之陈请，送于政务委员。

第四十六条　　议会以总数员四分三以上之出席，以出席员三分二以上之可决，得弹劾政务委员之失职及法律上之犯罪。

第四十七条　　议会得自制定内部诸法规并执行之。

第四十八条　　议会于议员中自选举议长。

第四十九条　　议会于每年法定时间，自行集合开会闭会。

第五十条　　　议会除四十六条所载外，有总员三分二以上之出席，始得开议，有出席员过半之可决，始得决议。可否同数时，议长决定之。

第五十一条　　 议会议事须公开之；但有政务委员之要求及出席议员过半数议决，得开秘密会议。

第五十二条　　议会议员以十人以上之连署，得提出议案。

第五十三条　　 议会议员在会内之发言表决提议，在会外不负责任。但用他方法表于会外者，不在此限。

第五十四条　　议会议员，除关于内乱外患之犯罪及现行犯外，在会期中，非得议长许诺，不得逮捕。


第六章  法  司


第五十五条　　法司以都督任命之法官组织之。法司之编制及法官之资格，以法律定之。

第五十六条　　法官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宣告，不得免职。

第五十七条　　法司以鄂州政府之名，依法律审判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但行政诉讼及其他特别诉讼，不在此限例。

第五十八条　　法司之审判须公开。但有认为妨害安宁秩序者，得秘密审判。


第七章  辅  则


第五十九条　　本约法由议会议员三分二以上，或都督之提议，议员过半数之出席，出席过半数之可决，得改正之。

第六十条　　本约法自公布之日施行之。

jianmin

这个在枪杆子胁迫下的政治决议，孙文、黄兴、宋教仁及陈其美等的狂妄作为，是对共和原则的背叛，是对民主的强暴，对宪政理念的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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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等为什么可以得手？

jianmin

我还有一点不明白的是，从清季到现在，被治者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治者政治规则的改变？

jianmin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及其缘起

作者：吴宗慈


清宣统三年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起义于广州，殉义者七十二人，是为黄花冈之役。是役，功虽未成而海内震动。无何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持铁路国有政策，激起人心愤怒，遂有四川总督赵尔丰开炮击杀四川保路同志会。七月十五日之狱，被难者数万人，怨气所积，全国人心愈成瓦解土崩之势。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党义旗一举，天下欢呼，于是湖南长沙于九月一日独立，江西九江于九月二日独立，南昌于初十日应之，陕西西安、山西太原于九月四日、九日独立，云南于九日独立，安徽皖北于九月十日先后独立，安庆芜湖继之，江苏上海于九月十三日独立，苏州于十四日应之，镇江、清江继之；浙江杭州于十四日独立，福建于十八日独立，广东于十九日独立，广西、贵州、四川、山东各省亦相继而与。不逾一月，民军遂有天下之大半，时清廷以民军之势不可以力抗，已于九月十三日有十九信条之宣布，冀以挽回已去之人心。然民军起义所以为共和，岂能承认此万世不易之皇统之信条，于是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于九月二十一日联电沪督陈其美，倡议各省公举代表集议于上海，为联合进行机关之组织，其文曰：“武汉起义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政治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国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次、第二次会议均仅以襄助各州议会为宗旨，至第三次会议始能确定国会长治久安，是亦历史上必经之阶级。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方法，以期保疆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选派代表莅沪集议。”其集议方法及提议大纲并列如下：

    一  各省旧谘议局各举代表一人；

    二  各省现时都督府各选派代表一人，均常驻上海；

    三  以江苏教育总会为招待所；

    四  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续到者随到随预议。

    又提议大纲三条：

    一  公认外交代表；

    二  对于军事之联络办法；

    三  对于清皇室之处置。

    二十二日即以江苏都督府代表雷奉、沉恩孚，浙江都督府代表姚桐豫、高尔登之名义通电各省来沪会议，是为各省民军动议组织临时政府之始。二十五日代表会开第一次会议，议决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三十日议决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时湖北都督黎元洪已有通电，请各省派全权委员赴武昌组织临时政府。十月初四日由联合会议决各省代表赴武昌，武昌因汉阳失守，全城陷于龟山炮线之下，仍假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为各省代表会所，十月十日开第一次会议，推谭人凤为议长。十二日议决先规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雷奉、马君武、王正廷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起草员。十三日议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即日宣布全文。十四日得沪都督点，悉南京已于十二日克复，于是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此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之缘起，亦即中华民国宪法之权舆焉。

李大苗

这个在枪杆子胁迫下的政治决议，孙文、黄兴、宋教仁及陈其美等的狂妄作为，是对共和原则的背叛，是对民主的强暴，对宪政理念的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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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等为什么可以得手？
jianmin 发表于 2011-5-14 09:34

”得手“的意思是什么？

孙文自海外抵达上海后另外提出的所有要价，没有一宗得到实现，能算是”得手“么？

李大苗

我还有一点不明白的是，从清季到现在，被治者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治者政治规则的改变？
jianmin 发表于 2011-5-14 09:58

太笼统的问题。

即使清朝，洋务运动为开始的过程，也是极其巨大的变化。废除科举，兴办新学，使得清廷必须面对吏制和吏治的改革；地方自治和议政制度的建立，已经标明政治规则的改变。

亚平

大苗的文章，在共识网上已连载多篇，但在燕谈上，一篇也没有主动贴出来，是何道理？共识网的文章，是周志兴约大苗写的？

菜农

这枪杆子一抓，也是抓得很舒服的。小孩子从小喜欢枪么？对着别的孩子就可以威风凛凛一把。

根据这种人性和习惯，有人出了一个恶心的段子：

一个妇女因丈夫出轨告到书记那里，书记开导说：你只要不离婚，枪杆子还在你手里，射掉一点子弹算什么，何况射的都是你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