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赖建诚《西洋经济史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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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4
为什么要读经济史？   9
1
为什么计算机键盘不依ABCD排列？   17
2
为什么国际标准轨宽是143.5公分？   22
3
环境与身高   29
4
天气晴雨和股市红绿   33
5
法老王的怪梦解析   36
6
为什么1866-68年芬兰饥荒会饿死十万人？   41
7
铁路对美国早期的经济发展帮助不大？   45
8
蒸汽机对英国的产业革命帮助不大？   50
9
英国是产业革命的龙头？   54
10
为什么《共产党宣言》对英国的影响不大？   57
11
为什么欧洲要杀巫者？   62
12
为什么欧洲的教堂要盖这么大这么久？   66
13
罪与赎：天主教炼狱说的经济诠释   70
14
经济闭关自守能撑多久？   74
15
1918年流行感冒的深远影响   77
16
战争与国家的形成   80
17
有用的战争   85
18
扩大内需是日本经济成长的关键？   87
19
为什么犹太人会被抄家？   90
20
为什么阿米许人的经济表现较差？   93
21
金本位是传递大恐慌的元凶？   97
22
烟赌娼应该公营吗？   101
23
谣言•盲从•挤兑   105
24
马铃薯是季芬财吗？   108
25
经济成长对英文的影响   112

附录
1
郁金香情结   116
2
黄金的魔力   121
3
布劳代尔的《地中海史》   123
4
《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导读   126
5
告别施舍   133

作者简介

赖建诚（[email protected]，www.econ.nthu.edu.tw），1952年生，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博士（1982），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人（1992-3）。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专攻经济史、经济思想史。
学术著作有：《近代中国的合作经济运动：1912-1949》（1990）、Adam Smith Across Nations: Translations and Reception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2000, Oxford UP，主编）、《亚当史密斯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2002）、Braudel’s Historiography Reconsidered（2004）、《梁启超的经济面向》（2006）、《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2008）。
半学术性的文集有：《年鉴学派管窥》（译着，1996, 2003）、《重商主义的窘境》（1992）、《绿野仙踪与中国》（1998）、《西洋经济史的趣味》（2008）。译有雷蒙．阿宏（Raymond Aron）《入戏的观众》（1987, 1992, 2000, 2006）、西蒙．波娃《波娃的告别：与沙特的对话》（2002, 2006）、《波娃的告别：再见，沙特！》（2002, 2006）。

序

1984年8月清华大学设立经济系，在中央日报的海外版征求师资；我从欧洲写信应征经济史教师，竟然收到赵冈教授的回信。我早就拜读过，他在台北联经公司出版的《中国棉业史》（1977）和《中国土地制度史》（1982），也正好在期刊上读到《中国土地制度》英文版（史丹佛大学1985年）的摘要，可以想见收到他的回信时有多么惊奇。他也写过《红楼梦研究新编》（1976）、《花香铜臭读红楼》（1979），直到《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2005，联经）才封笔。能和他在同个系上工作，必然相当有意思。

赵冈当时约56岁，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是身高六尺的博雅绅士；夫人陈锺毅女士高雅内敛，是他多本中文书的合著者。我对清华的工作机会，完全没有说No的条件。20多年后回想起来，这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选择，决定了我的长期工作，全家人的生活，甚至连儿子都在清华人文社会学院读大学部。

1985年1月我到清华报到时，是经济系的第二位教师。赵冈告诉我聘用的原因，是教育部规定的必修科目，包括西洋经济史、西洋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他知道不容易找到教这几门课程的人，只好聘用我。他说得委婉，但我立刻感觉到：这三科是必修课，必然会让学生反感，会用对待三民主义、国父思想的态度来看待我。
我竟然以这几项科目，作为研究专业领域，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1990年代初期，教育部撤回必修科目的主导权，改由各校系自由决定，我的感觉才转好。20多年后回想这件事，如果当初教育部没有这项规定，我怎么有机会找到这么好的工作？

那时台湾还在戒严时期，不准出国观光，学生对欧洲充满了好奇。我在法国和比利时住了5年多，就靠着穿插欧洲的生活、风景、思潮、制度来诱引注意。那时清华对外打的招牌，是要走数理计量经济路线。有些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说，经济史和思想史没有数学模型，也不能用严谨的方式证明，根本就是从垃圾中制造垃圾。我完全没有争辩的能力，充份体会到双重歧视（个人与专业）的滋味。

在教学上我也碰到许多困难，主要是教材上的供需失调。以西洋经济史为例，当时在台湾能找到的中文教材，和我在1970年代初期接触的差不多。周宪文先生在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了好几册西洋经济史文选，都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一方面这些题材与内容对我们太生疏，二来笔调沈闷，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如果直接用英文教科书，又有太多的人名与地名学生跟不上。
中国经济史也有类似的困难，因为主要的作者是历史学界出身，他们关怀问题的角度和经济学界很不相同，对学生既无挑战性，又没学到多少经济学的养份。西洋经济思想史就更严重了：都是英文教科书，是写给欧美学生读的，作者假设学生在高中时期，已经熟知欧洲的社会经济背景，许多基本的事情就不交待了，这些对台湾的学生来说，根本就是天书。

几个学期下来，同学很快就归纳出实用的判断：这三门课将来考研究所时用不上，留学时没有人会关心你这几三科的成绩，工作时没有人会问你是否读过这几门课。我是靠这几门课过活的人，不能没有对策。我逐渐体会到两项要点：(1)如果用同一本教科书，从开学讲到期末，学生很快就厌倦。(2)要把这几门课教好，除了教材有趣，更重要的是教师的表演能力。也就是在掌握教材的要旨后，举较能理解的例子作模拟，或当作切入问题的楔子；更重要的是，要穿插费心找来的故事和笑话。

教了七年之后，到1992年我去哈佛进修时，我收到前几届毕业生的教师节卡和圣诞卡，说他们偶尔会回想到，我在课堂上提过的人物和事情。为什么我能从被轻视的情境，转变到有些人对这几门课还有记忆？关键是找到引人兴趣的教材。那是个还没有电子邮件也没有网络的时代，我广泛翻阅中国和西洋经济史期刊，看到简单有趣的文章就印下来，同时也注意欧美同行的讲义内容。
以西洋经济史为例，在美国大学教这门课，不需顾虑文字的难度和文化背景，只要挑出好文章让学生看，每星期读三篇都没问题。我们的社会条件不同，必须在好文章内，再挑出文字简单、表格众多、图形丰富的有趣题材，每次上课（90分钟）不能超过15页。

在这些约制条件下，我逐渐累积出30篇这类型的文章。我的上课方式是：每周3小时分两次，每次1.5小时，读1篇15页的文章，若超过20页，就分两次。每学期约有18周，可上35次课，扣掉期中期末考和国定假日，大约可上30次，大约可以读25至28篇。每年都会有新的好文章出现，我就汰旧换新，所以约有一半的文章是近10年发表的，有些好的老文章，还是每年都发读。
每次上课前，先找一位同学负责主读一篇或半篇。上课时这位同学报告15至20分钟，我讲解60分钟，最后10分钟讨论。有时其它同学会有不同见解，但大部分的情况，是我用这10分钟解说下篇的方向与论点，以及选定下一位报告的同学。

几年下来，这种做法累积了一些口碑。西洋经济史的35人的小教室，有还会爆满；中国经济史50人的大教室，有时还要抢座位。每学期末学生会在网络上，给各科教师打评鉴分数，也有具体的建议汇整给教师参考。评鉴的满分是4分，3分以上就不错了；3.5分以上，教务长会写一封恭贺函，有一次我甚至还得到3.8分（上网填卷率88%）。2006年5月，我代表科技管理学院，到学校竞选杰出教学奖，结果得到一张慰勉函，可见清华有不少人教得比我更受学生欢迎。

我挑文章的原则是「三项ing」。(1) Interesting（读起来有趣），(2) Entertaining（有娱乐效果），(3) Provoking（具有争辩性）。难得有同时符合这三项原则的文章，只要符合其中一项，故事流畅就可入选了。换句话说，我偏好故事性强、容易转述、启发性高的文章。有些文章较技术性，故事性较低，不适合在此综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本书其实是我教西洋经济史的课程讲义大纲，或是「读者文摘」。

选进本书的文章，我认为还是有高下之分。我依三项原则来判断一篇文章的价值：(1)能增加某个议题的新知识，这类型的文章篇数最多。(2)能提出某项新观念，来分析旧题材而得出新意义，这种文章就少多了。(3)能改变我们对某个题材的认知与理解，这才是上品。我认为本书中有三篇符合第(3)项的高标准。
(1)第7章介绍Fogel如何运用「反事实推论法」（counterfactual analysis），这是研究方法上的重大启发。他提出一项新观念：「社会节省」（social saving），用来计算美国铁路的经济效益。结论是：美国铁路对19世纪的经济发展帮助不大，改变了我们对这个题材的认知。
(2)第10章〈为什么《共产党宣言》对英国的影响不大？〉虽然没有提出新观念，我还是很喜欢也很佩服，因为作者用新观点、新证据来分析旧题材，改变了我们对劳工阶级革命的认知与理解。
(3)第24章介绍John Davies对马铃薯的研究，他说明为何在爱尔兰大饥荒时期，马铃薯才有可能成为季芬财（Giffen goods）。简略地说，就是当马铃薯涨价后，对马铃薯的需求反而提升，产生正斜率的需求曲线，而非正常状况下的负斜率需求曲线。他提出新观念说：(a)收入必须逼近生存底线时；(b)在没有其它食物可选择替代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季芬财。季芬财的观念早已超过一百年，如果马铃薯是季芬财，为什么你还要去麦当劳排队买薯条？直到现在，大一经济学原理所教的季芬财，都没有提到(a)与(b)这两项必要条件。全世界有多少人读过、教过季芬财的观念，竟然要等这么久，才让Davies告诉我们正确的答案。

整体而言，这是一本推广型的读物，每章挑一篇主要文章来解说，是初阶的导引。每章最后都会列出所根据的论文出处，如果想对经济史进一步学习，请看第0章〈为什么要读经济史？〉的附录「延伸阅读」。我心目中的读者，是大三、大四经济系和历史系的同学，以及对人文社会问题有兴趣的一般读者。如果高三同学想读，我也不反对。我希望中壮年读者，可以转述有趣的故事给家人和子女。

这本书有个大缺点：我把每项主题限制在（打字稿）5页内，以简洁为主要诉求，以题材的广泛性，来弥补深度的不足，把硬涩的专业论文，改写成能吸引阅读的摘述。我认为比较理想的写法，是要：(1)先综述整个议题的来龙去脉；(2)把焦点聚在争论点上；(3)说明新证据为何能改变我们的认知。要做好这三点，等于是要写一篇小的survey文章，篇幅必然要加三倍。我退而求其次，只要做到书名所说的「趣味」就满意了。

这些文章大都是生活性的题材。大部分的经济史学者，都在研究更严肃的重要议题，例如经济成长、生产力变动、技术进步、金融制度、农业和工业的竞争力、国际贸易，这些沉重的问题在本书都不会出现，就让更高明的专家去解说吧！我在各章内所提供的，也不是每个主题的最前沿知识，我主要目的是引发兴趣，鼓励读者从「延伸阅读」所提供的数据库、网站、专业期刊，去追寻自己的答案。

本书所挑选的文章，大都轻松有趣，这是从每年成百上千篇论文中挑出来的。我从全世界成千上万位经济史学者努力的成果中，找得出少数适合大众阅读的几篇。欧美的经济史研究，是一项重要产业，从业人口众多，鼓励发展新颖手法，故事较有趣动。台湾的经济史研究人员太少。历史学界方面，主要分布在中研院史语所和近史所，也有些在大学担任经济史的教研工作。经济学界方面，台大经济系有好几位专研台湾经济史的教授，清华也有几个人，其余分散在各大学。
1992-3年间，我常参加哈佛经济系的经济史研讨会，几乎每周都有外宾报告论文，当时哈佛经济系专研和兼研经济史的教授，我算了一下共有六位。哈佛商学院的商业史研究群，隔周有一场研讨会；邻近的MIT经济系，有两位著名的经济史教授，也常举办论文发表会。那一年我常参加这三处的研讨会，见到不少这个领域的高手。

1993年10月，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芝加哥大学的Robert Fogel教授，以及在密苏里州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的Douglass North教授，表彰他们在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贡献。1994年47卷1期的Economic History Review
（英国经济史学会的官方刊物），在卷首「编辑的话」内有一段贺词：「经济史学会的会员和本刊的读者，很高兴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颁给Robert W. Fogel和Douglass C. North。我们在此恭贺这两位得奖者，同时也很高兴，经济史这个学门能以这种方式被承认了。」从1993年10月起，在诺贝尔奖的光环加持下，经济史就不再是从垃圾中制造垃圾的学门了。

本书的主体，是介绍25篇他人的研究成果，书末的5篇附录（2篇导读与3篇书评），是我自己的见解，希望能有水果、甜点、咖啡的效果。依照这个学门的成长速度，这本书每5年就要增订，每10年就要新写一册，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与建议。撰写期间得到许多修正意见，在此向诸亲友致谢。

赖建诚

清华大学经济系

[email protected]

www.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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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读经济史？






        如果你想当个好经济学家，做些有贡献的事，读经济史有帮助吗？我的学识和声望不足以说服你，我先介绍Donald McCloskey的基本论点。他从哈佛取得博士学位后，到芝加哥大学担任经济史教授，写了许多文章与专书，担任过经济史学会的会长。更特殊的是，他经历过痛苦的易装癖与变性手术，把Donald改为女性的Deidre，详见她的自传Crossing（1999年芝加哥大学出版）。他（她）的著作还包括性别研究与修辞学，详见她的个人网页。
        我要推介他那篇1976的名作〈历史对经济学有用吗？〉（Does the Past Have Useful Economics?）。McCloskey认为历史对经济学可以提供五项功能：(1)更多的经济事实，(2)更好的经济事实，(3)较好的经济理论，(4)较好的经济政策，(5)较好的经济学家。这篇经济史学界必读的文章，30年之后还有相当的可读性，请欣赏他的文笔与博学，以及文章后面所附的138项书目。历史对经济有用吗？McCloskey的答案是：当然。以古人来说，史密斯、马克斯、马歇尔、凯恩斯、熊彼德的著作里，都有明显的历史面向，这些人物的著作，转而在历史留下重要的轨迹。
        以下是我对这个题目的看法与见解，先举九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例，他们都做过与历史相关的研究。(1) Paul Samuelson晚期有不少分析经济史与思想史的重要文章。(2) John Hicks写过一本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1969)。(3)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的著作里，有浓厚的历史思维。(4) Milton Friedman写过《美国货币史，1867-1960》(1963)。(5) George Stigler是经济思想史学界的大老，他是Mark Blaug在哥伦比亚大学写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方法论博士论文（1955）的指导老师。(6)芝加哥大学的Robert Lucas Jr.，大学主修历史。(7) Arthur Lewis在1979年以经济发展学获奖，写过几本经济史的著作。(8) Simon Kuznets (1971)与 Theodore Schultz (1979)这两位得主，在著作中也常运用历史证据。
        二次大战后，各国的经济学教育深受美国影响，尤其是开发中国家的留学生。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若没读过经济史，回国后自然不会看重这个学门。日本经济学界从战前起，就深受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影响，经济史与思想史至今都还是必修课。
        为什么战前也深受欧洲影响的美国，会把经济史改为选修或甚至废止呢？第一，美国学界的实用主义倾向浓厚，高等教育的学费高昂，学生倾向选择可以立即运用的知识，因而普遍认为经济史没有用。第二，1950年代之后的经济学，愈来愈自然科学化，数学与统计大量引入后，吸引许多理工科的人材投入，以文史取向的经济史就被轻视了。第三，开发中国家的学生涌入美国，重点放在学习最新的技术，老掉牙的经济史无人问津。第四，经济史学界在1960年代之前不够争气，由老式的制度学派掌控，他们的视野、论点、教材、著作都缺乏竞争力。
        1950年代末期，计量经济史学开始发展，经过30多年的努力，Robert Fogel与Douglass North在1993年，以经济史的研究得到诺贝尔奖，这个学门才得到基本的尊严。现在哈佛、耶鲁、MIT、芝加哥、史丹佛、柏克莱都有经济史名师，这个学门总算有点门面了。
        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们走对了计量史学之路：把经济理论、统计方法、数学模型，用来探讨历史的经济面向，自称为Cliometrics（Clio是希腊的历史女神，metrics是计量衡量学的意思），或Historical Economics（历史经济学）。这和使用叙述手法、简单图形与表格说明的传统经济史研究迥异，对一般经济学者而言，双方也比较有共同的语言与沟通的平台。
        那么，简要地说，历史对经济学有什么用呢？计量史学者一直努力要说服经济史同行：把统计方法、经济理论、数学模型引入经济史，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这项努力大概成功了。现在计量史学者应该反过来，要努力说服经济学界：把历史研究引入经济学的分析中，会有哪些意想不到的好处。
        要辩护经济史是否有用，基本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有效的经济学理，是根据事实来提炼出有用的概念，那么现代的经济学理视野，必然会受到观察样本的限制。历史的重要功能，就是开阔认知的可能性。历史能提供许多过去的精采现象，是眼前所不易观察到或想象到的。
        就像研究古生物，能帮助生物学家对演化过程的了解；就像研究古代地质学，能帮助理解地球的长期发展特性；就像研究冰冻层，能帮助理解地球暖化的问题。人类过去的经济活动中，必然有许多严重的失业问题、景气循环问题、物价膨胀∕紧缩、货币供需失调现象，是现代无法观察到，也不是现代理论所能充份解释的。
        历史可以辅助目前观察样本的不足，也能提醒现代的经济学家，当今的理论仍有许多无法充份解释的现象。经济史学者透过集体努力，汇编了更丰富的史料与文献，我们现在拥有比过去更多的统计数字，有更多元的历史观点与分析工具，能肯定地说：我们比所研究的对象，更了解他们的时代。举个具体的例子，如果你要掌握恶性通货膨胀的特质，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经验没必要去了解吗？历史是社会的实验室，产生过许多让人叹为观止的经济事件，过去的事情不全然是垃圾。
        我儿子读小学时，问我在经济系教什么课？我说：经济史。他的反应很正常：这不是没有用的东西吗？别人都在研究股票和房地产，你为什么做这种奇怪的事，难怪我们家这么穷，住这么旧的房子，也没有好汽车，让我没面子和父母在科学园区工作的同学相比。
        我说：那只怪你投胎前没观察清楚。接着我问他：你看过《铁达尼号》电影，觉得好不好看？他说很好看。我说：每个时代都有精采的事，不一定会在其它时代重复发生。电影公司找到《铁达尼号》这个好题材，引起全世界观众的热情，不也是大赚一笔吗？会比研究股票差吗？我就是靠经济史吃饭的，你身上的每件东西、每项玩具、每顿饭都是历史提供的。
        我只能用这种粗暴的手法，让自己的小孩噤声，但也担心这会成为他日后嫌恶历史的深层潜意识（被迫屈服于无法认同的事情）。过去的事不就过去了吗？未必。我到了55岁，才更明白孩童与青春期的成长经验，到现今还在操控我的想法与行为。犹太人会忘记历史吗？当然不会。如果你想当个好经济学家，怎么有权利轻视经济史呢？你会说：我当然有权利，因为我根本就没兴趣。那就说不下去了。
        现在换个话题：经济理论会影响（经济）历史的研究吗？答案是肯定的，例子很多。例如李嘉图主张自由贸易，认为可以让各国的资源交流，使各国的工资与物价水平逐渐拉平。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这就是全球化的过程。经济史学者从1980年代中期起，有不少人投入这个题材，现在已有明确证据显示，李嘉图的理论是对的。Friedman与Schwartz 的《美国货币史》(1963)，也是用来支持货币数量学说的重要研究。
        反过来问：经济史的研究会影响或修正经济理论吗？答案也是肯定的，举一个显例：1950年代起，经济发展与经济成长理论迅速兴起，如果没有经济史的研究作根据，成长理论学者怎能掌握英国经济的长期变动特质，并据以提出成长模型？如果对俄罗斯与日本的经济发展，没做好充份的历史理解，怎能臆造出农业国家的经济发展机制与双元成长模型？（参见Filippo Cesarano (2006): “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 theory” 的新综述）
        若有机会，你可以问那些在第一线工作的理论家，尤其是研究经济成长的学者，例如Paul Romer或Robert Barro，问历史知识对他们有什么用处。你大概也愿意相信，爱因斯坦对哥白尼、伽俐略、牛顿的贡献应该都很熟悉吧。
        其实历史知识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在欧洲一直没有人怀疑过。1950年代起，美国执世界科学牛耳之后，由于她的实用主义倾向，加上第三世界留学生的急切心态，才把历史的重要性压缩到另一个极端。现在的经济学已经过度数学化和逻辑化，在计算机模型建构出来的理论，未必有实际的解释意义。倒不如在人类的共同遗产里，找寻廉价实惠的史实作为分析对象，这对经济理论的推展，反而是最可靠的投入要素。
        若从亚当史密斯算起，经济理论的发展至今还不到250年，其中有较重要发展的时期，是1900年之后的事。人类的文明史若以5千年来算，各大洲、各地区、各国所发生过的有趣经济事件不知凡几，现代经济学家所能掌握的理论工具，还远不足以解释这么复杂的现象。E. Ray Canterbery说：“Mathematics brings rigor to economics but history prevents it from succumbing to rigor mortis.”（数学把严谨带入经济学，但历史让经济学免于被数学的僵硬压垮）。
        为什么要在计算机里，一味追求符合数学的特性，以人为的方式建构纯逻辑的理论，而不顾虑这样的模型，是否有解释真实世界的能力？为什么不问问我们的祖先，看他们发生过哪些难题与趣事，看看现今的理论能否帮他们解决问题。更重要的，能否从祖先的血泪经验，来改善现今理论的不足，扩展思考的视野。这种观点在冰岛诗人Einor Benediktsson的作品中，表达得很贴切（引自McCloskey 1976:453）：
        To the past you must look,
        If originality you wish to build;
        Without the teaching of the past,
        You see not what is new.
        如果经济史真的那么重要，为什么没有多少人愿意投入？第一，很多人认为这个行业看不到前景，就业困难。以美国为例，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对经济史的人材需求不高，但1990年代之后就不同了。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每年都会公布当年的最佳博士论文奖，刊出论文摘要与评审报告，以及这些生力军目前的职位。经济史是个没前途、无就业机会的行业，这种观点在Fogel与North得到诺贝尔奖之后就改观了。
        第二，经济史的研究不够科学化，显现不出经济学在模型与计量方法上的惊人分析效果。其实经济史是一门应用经济学，Cliometrics（计量史学）的主要诉求，就是把经济理论与统计方法，运用在历史题材上。如果你稍微翻阅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季刊内的文章，大量运用计量方法的程度，恐怕会超出你的想象。
        第三，研究经济史太麻烦，需要到处找零碎的史料、残缺的统计数字，弄得满身大汗吃力不讨好。此外，理论模型所要求的变量，很不容易找到对应的数据；更讨厌的，是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研究主题的时代与社会背景，要做很多投入还不一定能得到预期的结果，投资报酬率太低。
        第四，如果我的数学能力好，统计观念强，在机会成本的考虑下，当然选择在计算机前、桌子上、飞机上、咖啡馆里、汽车内就能完成的模型推演，既省事又优雅又科学，何必把全身弄脏，去做缺乏科学美感的经济史？再说，如果我在两方面有相同能力，写一篇经济史的精力，早就写出好几篇纯逻辑推演的文章了。
        第五，缺乏滚雪球效应。如果我经过一家餐厅，只见小猫两三只，通常会选择另一家排长龙的。原因很简单：经过这么多人的检验，是香花还是毒草早就清楚了。除非我品味特殊，怎么会在冷门领域里浪费时间与精力呢？但我也常提醒自己：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如果不比别人强，那就跟别人不一样；太多人淘挖过的金矿，就不必去凑热闹了。Fogel和North在1950-60年代读博士班时，勇敢选择超冷门的经济史，才有机会在1993年得到超额的报酬。
        如果你的历史感受力不错，能写简单的数学模型，会操作初级的统计软件，肯流汗挖掘历史材料，那就可以考虑选择这个行业，应该会比在主流领域容易存活。如果你建构数学模型的能力比喝开水还容易，也能在主流经济学门里出头，那为什么不考虑把经济史当作第二专业，享受重新诠释历史的快感，说不定还会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惊奇呢。前面提过的几位大师级人物，也走过这条路线，营造出古今贯通的添翼效果。

参考文献
        Cesarano, Filippo (2006): “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13(4):447-67.
        McCloskey, Donald (1976): “Does the Past Have Usefu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4(2):434-61.

附录：延伸阅读
1网站
        最重要的经济史网站（http://eh.net/）于1994年设立，是由(1)美国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1940年设立）、(2)商业史研讨会（Business History Conference，1954年设立）、(3)计量经济史学会（Cliometric Society，1983年成立）、(4)英国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Society，1926年设立）、(5)经济学史学会（或称为经济思想史学会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1974年成立），共同支持的网站。单就经济史这个领域来说，这个网站提供非常丰富的信息。
        (1)最近与将来的主要研讨会讯息，例如2006年8月在芬兰赫尔辛基的第16届国际经济史大会（每4年一次），以及在各国举办的各种经济史会议。
        (2)介绍重要的经济学者及其著作。
        (3)介绍经济史的经典著作，以及回顾性的评论。
        (4)最新的论文与摘要。
        (5)疑难解答（Ask the Professor）。
        (6)新书评论。
        (7)行事历（查阅哪一天有哪些会议或事情）。
        (8)经济史讲义（由各国经济史教授提供课程大纲，方便了解同行开设哪些课程、使用哪些教材）。
        (9)统计数据库，内容非常丰富，例如有1880-1913年间的国际金融统计、奥图曼帝国1600-1900间的经济与社会史资料。
        (10)会员数据库，可查索会员的研究主题。
        (11)百科全书：依字母序排列，题材丰富，随时有新条目。
        (12)想知道1790年的1美金是现在的几倍价值吗？想知道1257-2001年间的黄金价格吗？「How Much is That？」提供许多有用的统计与换算方法。
        (13)相关网站：内分(a)各国与经济史相关的学会网址联结，例如「矿冶史学会」。(b)主要的经济史期刊，2006年7月时有27种，可迅速连结到出版社，查索各卷的内容。
        (14)主要的经济史研究中心网址。
        (15)会员之间对各种议题的在线讨论内容。

2专业期刊
        http://eh.net/网站内，在Related Websites里，列有27种英文的经济史期刊，可连结到出版社的网页上。其实非英语国家有不少经济史的专业刊物，例如日本的《社会经济史学》（1年6期，1931年创刊），法、西、德诸国也都有期刊，但未列在这个网页上。就经济学界而言，除了专业的经济史期刊外，有些很重要的共同期刊，例如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每年都会刊出几篇经济史的好文章。Oxford Economic Papers 在1987-88和2007-08，有过两次「经济史专辑」。
        在专业刊物中，我最常看的有下列4种：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40年创刊，每年4期，是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刊物，我付了一笔会费，成为终身会员）、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1963年创刊，着重运用计量方法在历史数据上，是计量史学的代表性刊物，季刊）、Economic History Review（英国经济史学会的刊物，题材与分析手法较传统，排斥计量史学的手法，1926年创立，季刊）、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96年创刊，每年3期，是欧洲历史经济学会European Historical Economics Society的官方刊物）。
        除了上述的英国、美国、欧洲这3个经济史学会，还有一个计量经济史学会（Cliometric Society，1983年成立）。这个学会在2007年创办一个新刊物Cliometrica: Journal of Historical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 History，由德国的著名出版社Springer发行，法国计量经济史学会（Association Française de Cliométrie）主持，其下有国际编辑委员群，这是最新的经济史刊物。与经济史相关的专业英文刊物实在不少，再加上非英语的期刊，数量恐怕会让人惊奇。

3数据库与参考文献
        最重要的在线数据库是EconLit，这是经济学界最熟悉的论文查索方式。它的资料来自美国经济学会之下的刊物之一：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JEL，1969年由Journal of Economic Abstract 改为现名，季刊）。各国的经济学专业期刊，若要在JEL刊载各期内容索引，须先经过审查是否如期出刊、论文是否合乎学术标准。通过审查后，要呈交每期论文的题目、作者姓名、服务机构、摘要、关键词、题目分类编号。这是非常丰富的数据库，可依作者、关键词、刊物名称、题材分类，做全文搜寻。如果你对巫婆问题有兴趣，键入Witchcraft就会有不少发现。EconLit数据库在台湾已很普遍，简易好用，1969年起的论文都可查索到，数据库每年更新4次。
        经济史是个老行业，1969年之前的论文也能查询吗？有3本书目可查索：(1) Donald McCloskey and George Hersh, Jr. (1990) eds.: A Bibliography of Historical Economics to 198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05 pages, 4,300 items。(2) Derek Aldcroft and Richard Rodger (1992) eds: Bibliography of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nd edition), 304 pages, over 6,000 entries。(3) Charles Wilson and Geoffrey Parker (1977) ed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500-1800,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50 pages。
        有没有经济史百科全书呢？2003年6月，牛津大学出版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History（5册），主编者是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史名教授Joel Mokyr，共2,806页，订价695美元，由800位专家写了900个条目。书评说编得很好，只是太过着重「西方」，太过欧洲中心，但这也是难免的事。索引做得很好，查索便利。
        如果我对某个题材有兴趣，除了这套百科全书，我会用计算机找寻三项资源，依序是：(1) Google，(2) EconLit数据库，(3) Eh.Net内的Encyclopedia。经济史是个丰富有趣的学门，同好们，深入挖掘吧！
        原刊于《历史月刊》2007年1月第2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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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McCloskey
Does the past have useful economics.pdf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70325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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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计算机键盘不依ABCD排列？






        1970年我读大一时，商学院的学生都要学算盘、英文打字、操作机械式计算器。我早就学过算盘，但总觉得无缘；学习操作机械式计算器时，倒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洋玩意。计算时要先按下被乘数的数值，然后按乘数值，我依稀记得，这会让有些杆子上下移动，然后摇转右侧的把手，就得出乘积来。做多位数字相乘或相除时，速度甚至比算盘快，但我对这玩意还是没兴趣。我第一次看到掌上型电子计算器，是1974年大学毕业时，只能显示8个数字，要插电才能用，售价3千元，是大学毕业生的起薪。
        印象较深的是打字机，我对这东西较有兴趣，总觉得好像可以透过它，打出有意义的东西。那是一些老旧到难以形容的美制敲击式打字机，我不记得牌子是Underwood或是Remington。打字的原理大略如下：如果你按下A键，就会有一根细扁的铁杆，击向一个圆形滚筒，滚筒上面是一张白纸，白纸的前方是黑色墨水带。按下A键时，铁杆就打向整个键盘的正中间缺口，透过色带把a字打在纸上。如果要显示出A字，就要按shift键，打出大写字母，和现在计算机键盘一样。正确地说：现在的计算机键盘排列方式，是承继自弹簧式打字机。
        这些打字机不知已被多少学长糟蹋过，每个字杆的弹簧，随着英文字出现的频率不同（在键盘中间位置的TYU最常打到，QZX这些键较少打到），弹簧的松紧度各异，所需的打击力道与弹回的时间也不同。如果打太快，有些字杆还未弹回，就敲打其它字键，这些铁杆就会纠缠成一堆，要用手逐一分开拨回，才能打下个字母。
        这是机械老旧后不可避免的结果，练习时有三分之一时间，用在拆解纠结的打击杆。应对之道，就是不要照练习本上所教的，十个手指全放在键盘上同时打字。如果只用左右手的各三个手指（也就是说，只剩下6个指头有功能），就可减少许多麻烦。我不是手脚灵巧型的人，练习久了之后，觉得用4指神功打得最快。
        1979年我去巴黎读书时，买了一个日制Brother牌打字机，键盘的排列方式和英文很不相同：法文字母多了é, è, à, ë, î, ï, ü, ç, œ，此外，ABCD的位置也不完全和英文键盘相同。我用了五年多的法文键盘，几乎忘了英文键盘的相对位置。1995年夏，我在慕尼黑大学三个月，德文的键盘排列又不同了：有独特的β，和上面有两个小点的字母（例如ü, ö），而且英文字的C很多在德文都改为k（例如capital = kapital），ABCD的排列方式，也和英文键盘不完全相同。
        我适应过英法德三种键盘，在很熟练时，三种键盘的速度几乎没差别。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养成了坏习惯：我无法同时记住三种键盘的正确位置，打字时必须稍微瞄一下键盘，和打字练习教本上的指法完全不同，只能自嘲为「偷瞄式指法」。
        经过三种键盘的折磨，我已无法学会打字时需要同时拆解字型的仓颉输入法，我只会看着键盘，以每分钟十个字以内的速度，使用最不须学习的注音输入法。结果呢？这20多年来，我还是要先用有格稿纸写字，然后使用天下最昂贵的「太座输入法」打出文章。
        说到键盘的复杂度，我看过埃及机场查护照的阿拉伯文键盘。我当然看不懂，但是明确知道，阿拉伯文的数字键（在键盘最右边的方块区），和我们所熟知的1234写法很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所熟知的阿拉伯数字，在阿拉伯文里的写法很不相同。我试过在微软的Word里，查各国文字的键盘排方式，还真是复杂到超出想象。
        如果计算机（或打字机）是中国人发明的话，你觉得键盘会是什么样子？依部首排列最符合共同的认知。我算过，从1画到17画共有232个部首；若键盘每行排20个字，要12行才能排完。再加上标点符号和辅助性符号（加减乘除），我算了一下，依部首排列的键盘，约是英文键盘行数的4倍。现在的中文输入法，都是迁就英文键盘，所以才会弄出我无法以合理逻辑去拆解的仓颉法。人类有高度的适应力，有许多人可用仓颉法，每分钟打出125个字以上，所以只能怪自己鲁钝了。
        在计算机普及之前，中文是可以打字的。打字员桌上有两个大型字盘架，依部首分格，里面是一个个的铅字。一眼望去，一个字也认不得，因为都是反向排列。打字员找到她要的字，把「抓字机」朝那个字按下去，机器就夹住这个反体字，用弹簧的力量夹打在色带上，滚筒上的白纸就出现一个正面字。熟练者的速度，甚至比手写快。常用字放在第一层的字盘里，罕用字放在第二层。若有怪字，那就要另外铅铸，每个新字大约三元。
        扯了半天闲话，现在回来谈正题：请看一下你的键盘，电为什么第一排左上方的顺序，是QWERTY而不是ABCDEF？道理很简单：如果依ABCD排列，打字速度就会变慢；因为在英文词汇里，最常出现的字母并不是依ABCD排列。也就是说，若要追求打字速度极大化，就要把最常出现的字母，放在最灵巧的手指位置上，也就是在食指和中指最容易按键的地方。
        根据语言专家统计，英文词汇里有70%是由DHIATENSOR这十个字母组成，应该放在手指最灵巧的位置上。但这却不可行，因为把最常出现的字母集在一起，会产生另一项无法解决的困扰：在打字机的时代，这十个字母的打击杆如果位置太集中，你快速连打DHIAT这五个字母，字杆的弹簧还没来得及弹回，你又快速打ENSOR这5个字母，这十个字杆很容易纠结在一起，打字速度反而变慢了。
        那怎么办？打字机制造商各自研拟不同的字母排列方式。经过市场的竞争、选择、淘汰，最大多数人采用的，是Remington公司1873年推出的4行键盘，最上行是以QWERTY顺序排列。如果你注意看这一行字键，可以看出这行内隐藏着几个字母：TYPE WRITER（打字机）。
        QWERTY键盘一旦在市场成为主流，就会出版许多练习这种规格的教材，用来训练新进打字员。几年内，透过滚雪球效应，原本不采用QWERTY键盘的生产商，在「西瓜偎大边」的原理下，都改用QWERTY系统。即使有人提出能增强打字速度的键盘排列方式（有些宣称可增快20% - 40%），也没人敢用了，QWERTY系统因而独霸天下。
        经过一个世纪，到1980年代个人计算机键盘问世时，字杆会纠缠的问题已经不存在，照理应该改采速度较快的DHIATENSOR排列方式。但是计算机生产商的关怀，并不是打字速度的极快化，而是内存容量与中央处理器的速度。就算你能证明DHIAT系统绝对比QWERTY系统有效率，我打赌没有计算机键盘制造商会采纳你的高见。所以，不是最好的东西就能存活得最好，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天择原理（survival of the fittest, natural selection），在工商业界还是适用的。
        1980年代中期，台湾出现好几套中文输入法，有仓颉、大易、行列、无虾米，有人说这是「万码奔腾」。它们的共同特色，就是要在英文键盘的框架内，来拆解中文的方块字。现在流行的自然输入法、汉音输入法不必拆解，较受人欢迎。注音符号只有37个，在4行英文键盘内可以放得下。
        现在请你看一下键盘，竟然是以ㄅㄆㄇㄈ的方式斜排下来，这等于是英文键盘以ABCD排列一样不合理。但是你有更好的ㄅㄆㄇㄈ排列方式吗？你有统计证据，能反证ㄅㄆㄇㄈ的排列，会对打字速度造成明显困扰吗？相对于仓颉输入法要在大脑中一边拆解方块字，同时要找到正确的字键盘位置才能打字，ㄅㄆㄇㄈ的不合理排列，根本算不上是个问题。
        仓颉码受限于英文键盘的容量，必然有许多方块字无法拆解，所以你看一下「X」这个字键上，会有个「难」字，就是供仓颉码碰到不易拆解时用的。我一直无法理解，仓颉码如何拆解「凹凸」这两个字。正确的拆解碼是：凹＝尸＋尸＋山；凸＝月＋尸＋尸，真是没天理。1985年时我已33岁，身上扛着各种压力，时间比金钱重要，有可能学会仓颉法吗？但我儿子在小学五年级时，很快就学会仓颉，同年龄的孩童也没困难，现在的青少年流行MSN，对他们的打字速度很有帮助。
        仓颉法的市场占有率最高，为什么？这和QWERTY问题有异曲同工之妙。仓颉法是1980年代中期最有人气的输入法，最早一代的计算机打字员就是学仓颉法。打字教材也以仓颉最多、最便宜，发明者朱邦复先生又免费提供社会使用，很快就独霸市场。但和QWERTY系统不同的是，中文输入法没有定于一尊，有人爱用汉音输入法，有人爱用自然输入法，也有人证明仓颉不是速度最快的输入法。
        我觉得仓颉码的优势，在于可以逐字输入，不必考虑和下个字的关系，这对要输入文言文、非口语文字的人来说，还是较好用。我对这种没有合理逻辑的输入法，只能举双手投降。
        Paul David（1985）谈QWERTY的五页短文，已成为讨论这类议题的开山之作，至今仍是不可忽略的文章。在QWERTY这个简明的故事里，他要传达哪些重要的讯息呢？首先，经济现象和其它社会现象一样，都会受到历史路径的影响（path-dependent），会受到遥远的过去中，某些突发事件的影响，「历史的偶然」是不可忽略的；这种动态过程的本质是「历史性的」，历史是重要的。他引用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9篇第1章）内的名句：「他们的每项行动，虽然看起来都是自由意志，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都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全然受到之前历史的束缚。」
        第二，要注意产品在技术上的相互关联性（technical interrelatedness）。例如QWERTY的排列方式，主要是考虑打字机的击杆纠结问题，而不是因为QWERTY的打字速度最快。所以要注意软件和硬件的搭配问题，要考虑使用者的人体工学、使用习惯、文化偏好。第三，要注意系统的规模经济（system scale economies）问题：QWERTY和仓颉输入法一旦成为主流，深入市场与人心（locked in），就会造成滚雪球效应。第四，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准不可逆性」（quasi-irreversibility）：现在的计算机键盘已无字杆纠结的问题，但仍使用1873年的QWERTY排列法，而不使用较具效率的DHIATENSOR排列法。
        Paul David（1985）的核心观念是path dependence，我建议读者从网络上参阅Puffert（2003）这篇解说完整的综述性文章，文末附有讨论QWERTY问题的详细书目。QWERTY问题的核心概念如下：经济现象会受到从前轨迹的影响，而非只受到当前条件的左右。在这种「途径依赖」的过程中，历史是重要的：历史过程会有长久的影响力，即使只是过渡性的改变，都会产生长远的效果。我们必须探讨研究对象的历史，而非只看当前的科技、偏好或其它眼前的事情。

参考文献
        David, Paul (1985):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75(2):332-37.
        David, Paul (1986): "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the necessity of history", in W.N. Parker, ed.,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Modern Economi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avid, Paul (1997):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quest for historical economics: one more chorus of the ballad of QWERTY", Economic History working paper No. 20 (http://www.nuff.ox.ac.uk).
        Puffert, Douglas (2003): “Path dependence” (http://eh.net/encyclopedia/).
       
        原刊于《当代》2006年12月第2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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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什么国际标准轨宽是143.5公分？






        我读初高中时，住家离台糖小火车铁道很近，每天看到同学从各乡镇搭火车通学，40年后仍历历在目。我对台糖铁路还有一项深刻的记忆。这种火车的主要功能，是把台糖在各地区契约耕作的甘蔗，采集后运到糖厂加工成各种正产品（各式各样的糖）和副产品（例如健素糖、蔗板）。这种白色制糖用的甘蔗，和街上或市场看到的黑色甘蔗（口嚼或榨汁）不同：黑蔗的甜度低、皮薄、肉脆，白蔗相反。
        1960年代国际糖价高，那时台湾经济尚未成长，铁路沿途有不少人偷白蔗。我在小学高年级时，跟同学去看青少年的英勇作为。蔗农把15-20根甘蔗，用蔗叶绑成一大捆，放在运货物的平台式车厢上。如果最下层是南北方向置放，上一层就东西方向置放，再上一层又换成南北向，让甘蔗之间的摩擦力互相牵制，只要火车速度不太快，就不会在运送途中掉落。
        蔗农绑甘蔗时，因为甘蔗的长短不一，有几根会较突出。较有力气的青少年，不难从慢速行驶的火车抽下甘蔗。一次没抽出来也没关系，他们约间隔15至20公尺站列，前面没抽下的，下一位继续，经过3至5人一定抽下来。第2种方法更狠：有些空军眷村子弟，家里有降落伞用的尼龙绳（这是买不到的高档货），他们在绳头绑上铁钩，抛向最上层的甘蔗，整捆拖下来，或吃或送或卖。
        台糖受不了这种损失，就在车厢之间不规则地穿插空车，上面坐人，手里拿着催泪枪，朝这些偷甘蔗的青少年发射。我没有上场的资格，但和其它人被催泪枪射过，还记得泪涕纵横的滋味。
        我那时知道台糖火车的车厢比台铁的小，铁轨也较窄。听人说台糖火车叫做「五分车」，不明白是什么意思。1970年到台北读大学，那时以坐平快车为主，知道台湾的纵贯铁路是日据时期修造的，听人家说这叫做「七分车」，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看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看到洋人的火车竟然有包厢，厢外有通道，觉得洋火车比台湾的火车宽敞。1979年到巴黎第一次坐有包厢的火车，感觉台湾的火车还真窄。1992-3年在美国，更确定台湾的轨宽有点奇怪。
        很惭愧，我一直没去弄清楚五分车、七分车、欧洲车、美国铁轨的宽度有什么差别，为什么会采用这么不同的规格。这件事拖到2001年初，我读到Douglas Puffert（2000）的论文后，才把整个事情弄清楚。1995年夏，我在慕尼黑大学三个月，在经济史研讨会上认识Puffert，是个温文儒雅的年轻学者，他在史丹佛大学的博士论文（1991），就是以北美铁轨的宽度为主题，在主要的经济史期刊上发表好几篇论文。
        我从「维基百科」（Wikipedia）查「轨距」，得到许多具体的数字，摘述如下。维基百科说，1937年制定的国际标准轨（143.5公分＝4英呎8吋半）是英国提出的，这个说法不够正确，稍后详说。现在欧洲大部份国家都使用标准轨，例外的国家有：爱尔兰与北爱尔兰（160公分）、西班牙（167.4公分，正在改为标准轨）、葡萄牙（166.5公分）。阿根廷与智利的轨距是167.6公分；俄罗斯及邻近国家，以及蒙古、芬兰都是152公分。
        日本的轨距是106.7公分（3呎6吋），日据时期修筑的台湾轨宽也是106.7公分，这是国际标准轨（143.5公分）的74%，称为「七分车」。台湾的糖业铁路和阿里山的森林铁路，是76.2公分的窄轨，是143.5公分的53%，简称「五分车」。日本在1960年代修建新干线（高速铁路）时，采用143.5公分的国际宽轨，提高行驶的稳定性。台湾高铁、台北和高雄的捷运，都采用143.5公分的标准轨。清朝末年中国的铁道，由英国和比利时承建，采用143.5公分标准轨。
        我在想：现在以电力带动的火车头，牵引力比20世纪初期的蒸汽机火车头大许多，为何不把轨宽扩大为200公分，不是更宽敞又可载更多货物吗？维基百科说：以现代的角度来看，(1)宽轨不一定可以载更重更多；(2)宽轨车不一定较快；(3)建造标准轨与建造窄轨的成本相差不大；(4)窄轨也可以达到和标准轨一样的负载量。我觉得奇怪，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有兴趣的读者，请在维基百科查「轨距」，内有丰富的资料，文末的「外部连结」（科普铁路馆），提供丰富的相关讯息。
        其实1937年制定的国际标准143.5公分轨宽，是沿用美国1835年就存在的规格。Puffert（2000）的论文重点，是要分析为什么143.5公分的轨宽，会在诸多规格的激烈竞争下脱颖而出。这篇文章的主题，可说是美国轨宽的发展与竞争史。
        1835-90年间，北美（美国与加拿大）至少有9种轨道：3英呎（91.4公分）、3英呎6吋（106.7公分）、4英呎8吋半（143.5公分）、4英呎9吋（144.8公分）、4英呎10吋（147.3公分）、5英呎（152.4公分）、5英呎4英吋（162.6公分）、5英呎6吋（167.6公分）、6英呎（182.9公分）。
        为什么会这么复杂？因为：(1)各地区修筑铁路时，铁路工程师的技术来源与传承不一，有些采英国体系，有些则否。(2)故意不兼容，阻挡其它地区的农工业产品进入。(3)各地区的地形地势不一，对轨道的需求自然不同。
        为什么后来会统一使用145.3公分，1937年之后成为国际标准轨宽呢？这就是本文的要点：说不出合乎逻辑的道理，这是政治与经济交互角力后，一步步发展的结局，这正是典型的path dependence问题（依发展途径而异、受到随机性的因素干扰）。市场机能、竞争、效率、最适化这类的观念，在这个议题上无法发挥功能，因而称为「市场失灵」。
        美国最早的铁道，是承袭英国的4英呎8英吋（142.2公分）规格，这是18世纪末，在英国矿区发展的原初型铁路，在Newcastle地区最通行。有位叫George Stephenson（史蒂文森）的工程师，在Stockton和Darlington之间建造一条运煤铁道。1826-30年间，他被任命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Liverpool and Manchester, L&M）之间建造铁路，特点是用蒸汽机来推动火车头。这是第一条靠蒸汽机推动的铁路，也是第一条完全依靠载运乘客与货运的铁路，更是第一条与矿冶完全无关的铁路，在铁道史上有显著的开创地位。
        不知为什么原因，Stephenson把铁轨加宽了半英吋（1.3公分），成为4呎8吋半（143.5公分），这就是日后国际标准轨的规格。1826年，Stephenson在竞争L&M铁路时，他的对手刻意提出5呎6吋（167.6公分）的宽轨（加大24.1公分），但没被采用。
        George Stephenson的儿子Robert，后来在国会的委员会上说：143.5公分轨宽也不是他父亲订的，而是从家乡地区的系统「承袭」（adopted）来的。Samuel Smiles是Stephenson的朋友与早期传记的作者，他说143.5公分的轨宽，「没有任何科学理论上的依据，纯粹是因为已经有人在用了。」（Puffert 2000:939注11）。
        美国早期的铁路建造者，参观L&M与其它地区的铁道，认为L&M的规格较适合，就把整套工程技术搬回美国。另有一批工程师，1829年参观英国铁路，回国后在巴尔的摩（Baltimore）与俄亥俄（Ohio）之间筑了另一条铁路（B&O），把原本的4呎6吋轨宽改为4呎8吋半，目的是要和L&M系统的火车「接轨」。
        但有几批工程师却另有盘算，有些采用3呎5吋，有些认为5呎较易使用（整数较简洁），有些人用4呎9吋（何必用8吋「半」 这么奇怪的规格呢？），有人坚持4呎10吋也不错。简言之，在最复杂的时候，美国铁路有过9种轨宽并存。
        现在回过头来，看铁道的发源国（英国）。他们在建筑Great Western Railways （GWR）时，把轨宽扩大为7呎（没错！213.4公分），几条较短的路线，用5呎或5呎6吋。有些美国工程师，看到铁路老大改为宽轨，为了迎头超越，就把纽约与爱力（Erie）之间的铁路，建为6呎宽（182.9公分），希望能达到三个目的：最高速、最舒适、最低成本。
        但事与愿违，有些人认为5呎6吋就够了。几经实验，19世纪中叶的美国铁道工程师，在考虑火车头的拉牵力之后，觉得还是以5呎至5呎6吋之间较合适。加拿大的铁路学者也有同感，而这正是英国当时采用的轨宽。
        1860年之后，又有人感觉宽轨太耗动能，对蒸汽机的负担过重，认为还是老规格（4呎8吋半）较合适。在地势变化较大的地区，其实3呎6吋更合用，因为较容易转弯。在多山的地区，若用3呎宽的铁轨，就不必挖太宽的隧道，可以省下不少成本：3呎的铁路成本，比4呎8吋半的建造费用便宜三分之一（枕木、石块、人工、管理都较省）。
        建造铁路时，美国政府只负责土地与公共事务，对具体的投资、兴建、技术规范都不插手。如果你是第一位在某个区域的铁道投资者，只要考虑自己喜欢哪种轨宽；第二位投资者，或许也可以自由选择轨宽；但第三位投资者，就必须考虑接轨问题，没有多大选择空间。在这种机制下，美国的铁道系统就出现一项特质：地区性的轨宽整合度很高，但全国性的相似度很低。
        简言之，美国的轨宽是由民间工程师决定，而这又受到他们之前的经验影响：或是向英国某个地区学来的，或是依所购买的火车头带动力，来决定轨宽。为什么4呎8吋半最后会成为主流？因为采用者最多，滚雪球效应最大。换个角度来问：政府为何不居间协调呢？南北战争之前，有谁能预期日后会建造出全国性的铁路网呢？
        那时投资铁路的人，只想载运货物和非乘客的人员，从河运抢些生意做，占住某个地区的地盘。他们甚至不想和其它区域的铁路接轨，基本的心态是互不侵扰地盘。加拿大也不希望美国的火车驶入，铁道的规格因而形成割据。现在美加两国的铁路、电话号码、电压、影印纸规格都已统一化，那是很后来的事了。
        其实加拿大的国会，很早就知道轨宽标准化的重要性：1851年主张采用5呎6吋（167.6公分），他们的GWR在1854年营运时，就是依这个规格。美国国会把横跨大陆的轨宽选择权，授给林肯总统，他决定用采用5呎宽（152.4公分）。但是中西部的铁道业者不愿接受，就和东部的同行结盟，游说国会采用最老式的英国轨宽（4呎8吋半，143.5公分）。
        某些较贫困的地区，资本不够，希望采用窄轨，就在1872年另组一个「国家窄轨联盟」（National Narrow-Gauge Railway Convention）：之后全国各地的窄轨，95%采用3呎（91.4公分）的规格。在这种「地区性整合度高、全国性整合度低」的结构下，美国的铁道系统，怎么可能在20年内（1866-86），就完成规格统一呢？4呎8吋半的规格获胜，是因为它有特殊的优越性吗？
        其实在1860年代时，谁也不知道4呎8吋半会成为日后的国际标准，当时存在9种规格，工程师并无明显的偏好。为何会有统一化的认知呢？主要是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后，运输量大幅增加，东西两岸的产品与人员相互运送，无法透过较受地域性限制的水运。当时东西横向的铁路，大都采用4呎8吋半，产生大者恒大的雪球效应，市场占有率愈来愈高。各地区的铁路公司，在利益的考虑下愈来愈合作：发展跨区的铁道系统，共同管理相互协助，这是推动铁道标准化的重要因素。
        大家会问：把原来不是4呎8吋半的轨宽，不论是拉宽或缩窄，转换的成本不是很高昂吗？是的，费用看起来是不小，但相对于铁道的总价值，百分比并不高。主要的花费是整修路基，尤其是在扩宽轨道时。如果只是把轨道稍微拉宽或缩小，这属于「移轨」的问题，成本并不高。较贵的部份，是更换为4呎8吋半的车厢和火车头（机头）。
        1871年时，把Ohio和Mississippi铁路，从6呎缩为4呎8吋半的平均成本，是每英哩1,066美金，再加上价值5,060美金的新车头。到了1885-6年间，这些成本更低了：更动南方轨道与设备的成本，每英哩约只需150美金。把窄轨拉宽的成本，每英哩约7,500美金。
        对那些和4呎8吋半较接近的轨道（例如4呎10吋），就建造可以调整轮子宽度的车体，来相互通车。一旦整合的意愿明确化，确知每英哩的更动成本，占铁道总价值的百分比不高后，20年内很快地就整合完成了。4呎8吋半成为美加的标准规格，1937年成为国际标准，沿用到今日。
        美国轨宽的故事告诉我们：(1)市场的需求，是规格统一化的重要推手。(2) 1880年代统一的4呎8吋半，以今日的车头牵动能力而言，并不是最具能源效率的规格；但这已是国际标准，改动不了了。(3) 4呎8吋半能一统天下，并不在于规格上的优越性，而是历史的偶然造成。(4)并不是最有效率、最具优势的东西，就能存活得最好。(5)这种path dependence（历史的偶然）的现象，在度量衡上最常见。听说1英呎的定义，就是某位国王鼻尖和手指之间的距离。
        对美国标准轨宽问题有兴趣的读者，请进一步参阅Puffert (2003) “Path dependence” (http://eh.net/encyclopedia/) 16页的长文，与2大页的参考书目。

参考文献
        Puffert, Douglas (2000):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rack gauge on North American railways, 1830-189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0(4):933-60.
        Puffert, Douglas (2003): “Path dependence” (http://eh.net/encyclopedia/).
       
附录：网络版美国铁轨的故事
        经济学中有个名词称为「路径依赖」，它是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选择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以下美国铁轨的故事，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概念，并且加深对其后果的印象。
        美国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点八五英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标准，究竟从何而来的？原来这是英国的铁路标准，因为美国的铁路，最早是由英国人设计建造的。那么，为什么英国人用这个标准呢？原来英国的铁路，是由建电车轨道的人设计的，而这个四点八五英尺，正是电车所用的标准。
        电车轨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而他们是用马车的轮宽做标准。好了，那么，马车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标准呢？因为如果那时候的马车，用任何其它轮距的话，马车的轮子很快就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为什么？因为这些路上的辙迹宽度，为四点八五英尺。
        这些辙迹又是从何而来呢？答案是古罗马人定的，四点八五英尺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如果任何人用不同的轮宽，在这些路上行车的话，轮子的寿命都不会长。我们再问：罗马人为什么用四点八五英尺，作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两匹拉战车的马的屁股宽度。故事到此应该完结了，但事实上还没有完。
        下次你在电视上看到，美国航天飞机立在发射台上的雄姿时，你留意看，它的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这些推进器是犹他州的工厂所提供的，如果可能的话，这家工厂希望把推进器造得胖一些，容量就会大一些，但是他们不可以，为什么？
        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后，要用火车从工厂运到发射点，路上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比火车轨道宽了一点点。然而我们不要忘记，火车轨道的宽度，是由马屁股的宽度决定的。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可能今天世界上最先进的运输系统的设计，是两千年前便由两匹马的屁股宽度决定了。这就是路径依赖，看起来有几许悖谬与幽默，但却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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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与身高






        吴念真导演在某个电视广告上，说过一句引人注意的话，大意是：他最得意的事，就是儿子长得和他完全不一样。像我们在195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在物质匮乏的1960年代末期之前就完成发育。我身高170公分，在军队「9人1班」的队伍里排第4位，约是同龄男性身高的30%。我比1930年出生的父亲高10公分，吴念真的儿子，依他那种深以为傲的口气，应该至少比他高15公分。
        20多年来，我的主要工作对象是18到22岁的清华学生。我常看到比我明显高的男孩，但我没有具体数字可用来说明，台湾男性从1930年代起，随着经济的急速成长，平均每10年增加几公分。电视上常可看到华裔美籍（ABC）青年，比台湾青年明显地高，神情也较开朗活泼。为什么同种族的人，橘化为枳之后会有这么显著的差异？台湾和美国的国民所得差异，能解释这件事吗？
        台大经济系魏凯立（Kelly Olds）教授专研台湾经济史，2000年他发表一篇论文：〈身高与台湾人经济福利的变化，1854-1910〉。他运用1921-31年间，日本在台湾所做的成人平均身高调查，比较日本治台之前和之后的差别。这项研究显示，日治初年的男女身高都明显增加：1908-10年间出生的男性，比1887-89年间出生的男性，平均增高2.62公分，女性平均增高2.48公分。根据这项1920年代的调查结果，当时就有人相信，台湾的经济将会很快发展起来。
        研究经济环境与身高、疾病的关系，最近已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领域，还有一份专业期刊：Economics and Human Biology（2003年创刊，每年3期）。这个领域的主要议题之一，是研究营养净值（蛋白质和卡洛里）对身高的影响。研究的地区遍及世界各地，基本上都支持发育时期的营养与身高密切相关。根据魏凯立的资料，1850-99年间出生的台湾男性，成年后的平均身高在160.3至162.8公分之间，女性在149至150.9公分之间。相对地，1902-10年间出生的男性，平均身高在164.2至165.3公分之间，女性在150.8至152.5公分之间。
        我对欧洲人的身高有三件印象很深的事。(1) 1979年我初到巴黎时，感觉我在同年龄的法国男性中，大概在50%左右。后来去西班牙和意大利旅行时，感觉到拉丁民族的身高，和日耳曼族的德国、荷兰、丹麦有明显差距。荷兰人的高挺、冷静、（尤其是）节俭，让我印象深刻。
        (2)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1527-98），曾经雄霸地中海域。1984年我参观他建造的庞大皇宫时，注意到他的寝室相当高雅宽阔，风格与法国的凡尔赛宫非常不同。菲利浦二世的卧室宽敞通风，床铺看起来实在舒服，炎热夏天参观时，真想躺下去大睡一觉。我有点惊讶地看到，床相当短，几乎是正方型的，中央部位微隆。我刚刚才看到他的全身画像，明白一件事：这张床足够他嬉戏翻滚了。
        (3)巴黎的军事博物馆，位于市中心拿破仑墓园边，一进门就可看到密集排列的各种精造武器，从刀箭到盔冑到各式枪炮，丰富到难以形容的程度。它的门票和一般博物馆很不同：48小时有效，两天内可随时进出，因为没有人能在一天内详细看完。其中有个展览室，是真人尺寸的各国战士馆，展示军人的服装与武器配备。我看到高卢（法国）战士时有点意外：怎么比预期的矮？根本无法和山西的兵马俑相比，如果那时时候中法两军肉搏战，法军恐怕不会占上风。
        这些都是印象，没有具体的数字左证。身高体重的历史研究，也是近20多年来才累积出一些成果。《美国经济学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在2001年3月第91卷1期，刊出Steckel与Prince合着的一篇短文（页287-93），提供一项跨国的对比数据。
        以19世纪中叶出生的军人为例，澳洲、美国、加拿大军人的平均身高171-2公分，挪威、爱尔兰、苏格兰、瑞典168-9公分，英、法、俄、德、荷164-6公分，西班牙和意大利161-2公分。你如果去过英国和荷兰，很难相信一百年前他们保家卫国的军人，平均只有165公分。1840年鸦片战争时，如果英军的平均身高只有165公分，中国军人应该不超过160。
        如果你以为19世纪中叶（1850年代），澳、美、加军人的身高领先世界，那就搞错了。Steckel和Prince的文章提供明确数据，说北美8个印第安族成年人的平均身高，是172.6公分（样本数1,123人）。这8个族群中最矮的，是Comanche族，平均168公分（样本数73人）；最高的是Cheyenne族，平均176.7公分（样本数29人）。也就是说，已经有高度文明的欧洲人，平均竟然比迁移性的印第安人矮3至11公分。为什么？
        这项研究是根据1892年调查的数千笔资料，由当时著名的人类学者Franz Boas主持，带领一个团队在各地区仔细调查。这些数据在1982年发现后，输入计算机得出上述的信息。这些印第安人8族的总人口，19世纪中叶时少于10万，散居中西部的广大平原区。而在他们的分布地区，在19世纪时总共约有3千万头野牛生存过。主因是地广草肥，资源丰富，人类的威胁小；印第安人饮食中的肉类蛋白质丰富，也用野牛皮交换其它地区的粮食与物品。
        举几个例子，说明外人对印第安人的印象。1819-20年间，Stephen Long上校进入密苏里地区，说当地人的「身高和欧洲人差不多，或甚至还要高一些，有许多高个子。」1830年代，George Catlin在上密苏里州生活过几年，说在那里的Sioux族「又高又直」；他说Cheyenne族的男人，在完全长成之后很少低于6呎。从当时尸骨所得的资料，也证实印第安人的平均身高，超过当时的欧洲人。
        欧洲人的科技比印第安人进步，医疗与卫生条件也明显优越，为什么意大利与西班牙人，反而比北美原住民平均矮10公分以上？印第安人的粮食充足、活动空间大、大幅度奔走活动，时常舞弄弓刀斧枪，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事，他们还有哪些优势吗？
        (1)他们的人口密度小，可迁徙的空间大，排泄物里的寄生虫，较不易在人口中交互感染。定居型的民族，例如中国和西欧，人口密集、排泄物处理不完善，流行病多，活动空间少，肉类蛋白质不足，容易生病。(2)定居民族的财富不均，穷人比例高，营养不足，发育不良，活动空间少。游猎民族较无累积不动产的动机，社会所得较平均，对他人较慷慨，社会的互助性较强，较不会滥垦滥杀。
        相对地，欧美人是历史悠久的定居农业民族，积极累积各式财富，鼓励自由竞争；19世纪之前缺乏社会性的互助组织，追求个人与英雄式的成就。若发生流行病，不易群体迁徙，例如黑死病就使意大利减少1/4人口。而非土地固着性的印第安人，人口密度低，又容易迁徙，流行病的威胁性较低。
        我喜欢看相扑、摔角和各式竞技运动，觉得这些都不是台湾能参加的项目。我们在国际体坛上的些许表现，大都是隔着网子比赛（桌球、羽球），或是较静态的竞争（如保龄球），或是靠女性（纪政），或是靠未成年人（青少棒）。四年一次的世界足球赛，韩国曾经名列第四(2002年)，而台湾尚无法组队。
        从前国人喜欢笑日本人腿短个子矮，其实这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无济于事。我从报纸上看到台湾孩童的近视比例，以及国小高年级学童的身高、体重、握力、引体向上、百米速度，都与日本、韩国的同龄学童有明显差距。这让我想到民国初年，有人提倡体育救国，想到孙中山说的东亚病夫。
        历史的结构真不容易改变：自己在进步，但别人进步得更快。目前台湾的物质条件，和先进国家已无差别，甚至到了营养过剩的程度。现在要积极作为的，是在义务教育的阶段强化体能训练。

参考文献
        魏凯立（Kelly Olds, 2000）〈身高与台湾人经济福利的变化，1854-1910〉，《经济论文丛刊》，28(1):25-42。
        Steckel, Richard and Joseph Prince (2001): “Tallest in the world: Native Americans of the Great Plai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1):2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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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气晴雨和股市红绿






        我读大学部时，学校有点名制度。每堂课会有个中年职员拿着班级名单，一眼望去就可看出哪个位子缺席。做了三次记号后，就不准参加期中或期末考，有人因而要多读一年。我对这种制度相当痛恨，心想要是老师教得好，课堂早就挤爆了，教不好的人才靠点名维持颜面。1979年到巴黎后，第一次看到班上有各种肤色的同学，甚至有老师向学生买一根烟当场抽起来，对厌恶框框的我，真是一大舒畅。
        1985年我开始教书时，感谢上天，清华没有点名制度。有些和我同辈的教师，竟然向学生说，点名三次不到就当掉，让我惊骇不已。我教的科目是经济史和思想史，最初几年因为是必修课，所以课堂人数还不少。改为选修课后，人数自然锐减，而我又不点名，真正上课的人数就更有限了。
        我才理解为何需要点名制度：帮那些没有行情的教师维持基本尊严。在人数可怜的课堂里，我会在意某些较有反应的学生是否会出席。新竹的强风，尤其是冬季的东北风，吹出好吃的米粉，也常吹得我意乱心杂，情绪低落时还会万念俱灰。每当有强风大雨，我就担心我那可怜的课，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出席。
        多年的教学与生活经验，我深知天气晴雨会明显影响上课的出席率。和我有类似担心的行业还不少：你去问餐厅的老板，去问开业医生，去问出租车司机，去问主办各类活动的单位，都会得到相同的答案。如果下雨会影响医院的生意，除了卖伞业之外，还有哪个行业不受影响？有许多学术报告已经证实，下雨会影响各类比赛的成绩（田径、球赛尤其严重），会显著影响情绪，降低乐观度，连续阴雨会提高自杀率，降低协助他人的意愿。
        经济学界也提出类似的证据：天气晴雨和股价之间，有统计上的高度密切关系。你或许会问：现在买卖股票都透过计算机和网络，这个问题还有意义吗？是的，这篇文章里的证据，是在不必出门交易之前的事。重点是：不要小看天气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力，也不要高估人类的经济理性，连和金钱密切相关的股票交易，都会受到阴雨的影响。
        要证明天气晴雨和股价红绿密切相关，基本原理很简单：把某段时期内每日的天气状况，和同一时段每日的股市指数输入计算机，用统计软件看这两个系列的数字是否显著相关。经济学与统计学的研究，再也没有比这种方法更简单的了，而这样的研究成果，竟然刊登在退稿率非常高的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原因很简单：没有人做过这么简单的验证，得到这么违反基本经济理性假说的结果。
        这样的研究有什么用？可以提醒经济学界说：(1)不要老是在资本、技术、劳动、货币内打转，影响经济行为的因素还有很多，心理层面是不易数量化的重要变量。(2)对研究财务金融的学者来说，不要局限在利率、资产、价格、股利、货币这些具体的金融面上，「人的行为」也是一项重要因素，现代的「行为财务学」已经了解这点。(3)对研究股市的人来说，不要老是在「讯息」（内线或外线）这个因素上钻研，「非理性」的随机因素，说不定会有更震撼的效果。
        Saunders的具体做法，是整理纽约的天气资料。从1893年元月1日起，纽约市每天从上午8时04分起，记录整天的天气状况。但有些用文字，有些用数字，格式不统一，不便输入计算机分析。从1927年元月1日起，天气变化就有统一格式的完整数据可用，内分六项变量：温度、相对湿度、降雨量、风速、日照、「云层状况」。日出至日落之间的云层状况，又分0至10类：10表示整天乌云密布，是降雨量最大的状态，0表示万里无云。
        在股价方面，他使用三种指数：(1)道琼工业平均指数（Dow-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DJIA），1927年元月1日到1989年12月31日。(2)纽约证券交易所指数与美国证券交易所指数（NYSE/AMEX），1962年7月6日至1989年12月31日，依股票价值加权（value-weighted）；(3)同样的指数，但无特别加权（equal-weighted）。因为是用每日的数据，所以观察的样本非常大，依不同的切取法，最大的样本数有9,990，最小的也有6,298，很够做各式各样的统计分析。
        他得到的结果很明确：都是显著的负相关，雨势愈大，股市的交易量就下降，平均股价也下跌。只有少数几个变量的统计显著水平是95%（这已经很高了），更多变量的显著水平是99%（高到难以置信），还有不少变量的显著水平是99.9%和99.99%。也就是说，在1927-89年间，降雨量对纽约证券交易指数的负面影响，不但是「无庸置疑」，还甚至强烈到超乎想象。
        他试过各种分切数据的方式，都得到类似的结果。接着又依不同的年代分期，得到截然不同但合理的结果：1983年1月1日至1989年12月31日之间，降雨量和股市的表现，在统计相关度上不显著（也就是没有统计上的相关性）。为什么？原因很简单：股票交易开始用计算机撮合，投资者，尤其是散户，不必到交易所或号子去买卖，只要透过计算机屏幕看股票行情，然后下单买卖；不必出门，不再受晴雨的影响。
        这个简单的故事，告诉我们一项重要观念：经济学教科书总是假设，人类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其实未必；理性的假设，基本上是方便数理模型的设定与数学的演算。人是情绪性的动物，处理金钱时，尚且深受晴雨的影响，处理感情与纠纷时，必然会更加冲动。我的生活经验一再显示：人类是情绪性的动物，尤其是大权在握时。
        就生活的层次来看，不论是相亲、搬家，真的是「选日不如撞日」。所谓的黄道吉日，还不如无大风、无大雨、无大太阳、无泥泞的普通日子。如果你看过一些战争片，或是问作战指挥官，他们都知道天气的关键性。不要小看天气的影响力，更不要低估情绪的作用力。难道情绪的作用都是负面的吗？未必，请上网查「emotion」，那是另一个很有趣的议题。

参考文献
        Saunders, Edward Jr. (1993): “Stock price and Wall Street weath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5):13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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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老王的怪梦解析






《旧约•创世纪》37至50节摘录
        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作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
        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甚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
        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棵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那时酒政对法老说：「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着各人的梦圆解的。」
        法老遂即差人去召约瑟，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
        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三十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惟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粜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
        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约瑟收聚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籴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一百一十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

        熟悉《圣经》的读者，都知道旧约内的这段故事。故事中的男主角约瑟（Joseph），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进入埃及，那位法老王名叫Apophis一世，是Hyksos王朝的第二位国王，在位相当久。
        美国德州大学Austin分校经济系的Daniel Hamermesh教授，写了一篇短文，运用基础的经济分析工具，尝试回答两个问题：(1)如果真的有连续七个丰年和连续七个荒年，埃及能撑得过吗？(2)这件三千七百年前的大饥荒，若和现代的荒年相比，真的那么严重吗？
        这是很有创意的论文，分析的手法和论点都很简单，但想想看：经济学界有多少人读过《圣经》内这段精采的故事，却没有人能用合理的工具和简明的逻辑，来分析这段可能是真实的故事。对经济学家来说，旧约中所提供的数据太少，我们欣赏此文时，不要拘泥文内各项数值的精确性，只要方向性的理解即可。这段故事并无信史，但在埃及的铭文上常见到这项记载。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法老王所面对的是一个两期（跨期）的问题：七年丰年，七年荒年。他在位的时间很长，是个英明君主，希望埃及能度过这项危机，希望能在14年间得到一项「最适解」。他接受约瑟的建议：「当七年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预备埃及地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
        假设丰年的收成是1，但只要有粮食就会有腐损（被老鼠、虫子、官员吃了），所以假设腐损率为（希腊字母的）δ，δ介于0和1之间。约瑟建议储粮1/5（= 0.2），所以在丰年时（第1期），埃及可食用的粮食是0.8（= 1- 0.2）。他们存下多少粮食给荒年（第2期）时吃呢？存粮s = 0.2 [1 - δ]，也就是说，虽然能存下0.2的粮食，但还要扣除被腐损的δ。作者写了4条简单的方程式，做了一些较技术性的假设，我用文字性的说明来替代。
        简言之，他要得出两项变数的数值，来回答一个关键问题：荒年时欠收率（x）有多高？要得出x值，他需要两项变量：一是前面说过的腐损率δ，在此假设14年内皆为δ = 0.2；二是法老王的「社会时间偏好率」（social rate of time preference），以希腊字母ρ来表示，ρ也是介于0和1之间。
        我先简单说明「时间偏好率」的概念。如果一个国王年轻即位，预知自己会当很久的统治者，他就会从长计议，肯花时间来了解各项问题，也愿投资各项基础建设。这种长治久安型的君主，我们就说他的社会时间偏好率很低（接近0，表示目光长远）。相反地，如果国王征服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想掠夺财富和妇女，没有长期深耕经营的打算，他的社会时间偏好率就很高（接近1，表示短视近利）。好，现在来看Hamermesh的最后一条方程式。
x = 1.2 - 0.28 - 0.8[1 - δ] / [1 + ρ]
此处的x = 欠收率，1 – x = 收成率，δ = 腐损率，ρ = 社会时间偏好率。他运用这条方程式，计算出下列的各种组合可能性：

        各种可能的x（=荒年欠收率）
                社会时间        偏好率（ρ）       
腐损率（δ）        0        0.25        0.50        1.0
0        0.40        0.56        0.67        0.80
0.20        0.52        0.65        0.73        0.84
0.40        0.64        0.74        0.80        0.88
0.60        0.76        0.82        0.87        0.92
0.80        0.88        0.91        0.93        0.96

        先从腐损率说起。为了简化，他只取5个数值（垂直看下来），最低值（下限）为0（完全没有腐损），最高值（上限）为0.8。你也可以争论说，若取10个点会更精确，那当然也可以，只要把你认为较适合的数字，代入前述的方程式即可。
        同样地，为了简化，他对法老王的社会时间偏好率，只取4个数值（水平地看），因为ρ = 0表示法老王的目光恒久远，ρ = 1表示短视近利，他取0.25这第2个数值，表示法老王的统治期够长，不会短视近利，但也没有千秋万世的心态。你若认为ρ = 0.2或ρ = 0.3较合适，他也不会反对。
        现在来看这两项变量的可能组合。他认为腐损率δ = 0.2较合理，ρ = 0.25较有可能，所以两者的交会点就是表内的0.65，这就是上面那条方程式的x值（表示荒年的欠收率）。也就是说，荒年时的收成，是丰年期的0.35（= 1 - 0.65）。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作者透过方程式的推理，猜测出荒年的欠收率，而这是〈创世纪〉内没有提供的重要讯息。
        我很佩服这项推论的能力，也觉得合情合理，但我有一项逻辑上的批评：上面那条方程式与表格都显示，影响x的变量有两个，一项是腐损率δ，另一项是君主的英明度ρ。欠收率的高低，很受自然天候的影响，那是上天的旨意，怎么会受到君主英明度ρ的影响呢？从上面的表格来看，君主愈短视，欠收率就愈高，天下哪有这种因果？可是话说回来，你能把上天的旨意写进方程式内吗？我们就体谅作者一下，稍微闭一下左眼，我们要的是创意推理，就别抓他小辫子了。
        好，我们接受上面那条方程式，也接受那个表格吧！这个表格让我们得知，埃及在7个荒年期间的欠收率（假设都同样）是0.65，也就是凶年时粮食减产2/3，只生产丰年时期1/3的粮食。别担心，依照约瑟的先见之明，已经在前7年每年都预留0.2（= 1/5）了，所以在荒年时，埃及人可用的粮食是1/3 + 1/5 = 8/15 = 0.53。如果扣掉一些较轻微的腐损率，大约共有0.5的粮食可供食用。
        丰年时埃及人可食用的粮食，大约是1 - 0.2（储存率）- 0.2（腐损率）= 0.6。这两个数目（0.5和0.6）相比，我们可以大略推测：在约瑟的先见之明下，荒年期的7年间，埃及人的粮食约比丰年期少10%（= 0.6 - 0.5）。
        这是Hamermesh的版本，你相信吗？我觉得他低估了欠收率（x），因为〈创世纪〉内说：「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参见摘述经文的最后1段）。如果荒年时有0.5的粮食，应不致于如此。我认为，假如欠收率x = 0.84，就较符合「饿昏了」的记载。但是要得到x = 0.84，就必须假设法老王是个短视近利的人（ρ = 1），而事实似乎不是如此。
        如果拿3千7百年前的欠收率，和今日世界各地的欠收率相比，Hamermesh认为x = 0.65并不太严重。1996-8年间，美国8个州的小麦欠收率，平均约是0.2；1968-9以及1972-3年间，印度谷物的欠收率分别为0.4和0.6。埃及和今日的状况相比，较严重的是7年的长期荒灾。现代世界若有大型饥荒，联合国会以各种方式救助，荒灾不会长达7年。

参考文献
        Hamermesh, Daniel (2002): “How ‘grievous’ was the biblical famine?”, Economics Letters, 74:379-83.
       
        原刊于《当代》2007年9月第2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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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为什么1866-68年芬兰饥荒会饿死十万人？






        大家熟知的近代大型饥荒，有爱尔兰1847年的大饥荒，导致大量移民到美国；二次大战后，有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大饥荒，21世纪初期仍时有所闻的非洲饥荒。中国的故事就不必说了，邓云特（1937）《中国救荒史》记载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1960年代在毛泽东时期，发生过吃观音土的事，甚至还有吃人的传闻，易子而食的惨事在中国早已不是新闻。
        我们较不熟知的故事，是芬兰1866-8年间的饥荒。我们对芬兰大概只有两个印象：这是Nokia手机的祖国，同时也是世界闻名的千湖国与千岛国。其实这是一体的两面：芬兰有1/4的国土在北极圈内，有187,888个湖泊和179,584个岛屿。在这种支离破碎的地区，要架设多少电线杆、拉多少电话线，才能构成完整的通讯网？解决之道就是发展无线话机，只需要成本较低廉的「点状」基地台，不必高成本的「线状」电话线。
        千湖国和千岛国的意思，就是交通不便：如何建构出有效的公路网和铁路网？这种地理特点的严重后果，就是一旦农产欠收发生饥荒，如何把粮食运送到缺粮之处？这就引发两项经济学上的重要问题。(1)市场失灵：因为交通不便，邻近地区或邻国的多余粮食运不到；或是运到之后成本过高，灾民买不起。(2)政府失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算有心要救，也无技可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饥民饿死。
        1866年发生饥荒时，芬兰人口有180万，死亡率约7.76%。那是个和平时期，纯粹是由于农业欠收。1860年代的芬兰是贫穷农业国，扣掉湖泊和不可居住的岛屿，可耕地只占全国面积的8%。地广人稀，交通不便，都市化的程度低，只有南部靠波罗的海地区，以及西部海湾地区，可以和外国买卖谷物。
        黑麦（rye）是穷人的主要食物，占全国农产量的一半；第二重要的是燕麦（oats），是给马和牲畜吃的；第三是做面包的大麦（barley）。以黑麦为例，1860年的总产量是25.6万公吨，1867年大欠收时，只收成12.8万公吨，少了一半；大麦的收成，也大约减少一半。这是全国性的荒年，但更重要的是地区间的严重失衡：芬兰有9省，以Varsinais-Suomi省为例，平均每人的农产量（总产出除以总人口），1867年时约为175公斤，而Kuopio省则只有70公斤。
        问题就出在这里：歉收程度较不严重的地区，为什么政府不把这些「较多」的粮食，转运到严重缺粮的地区？答案很简单：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有一项观念，可以说明芬兰9省之间的粮价，在饥荒期间由于运输上的阻碍，造成粮食市场的整合度很低。这项观念，就是经济学界熟知的law of one price（价格单一化）。以可口可乐为例，它的售价低，市场广，销量大。同样容量的可乐，在阿拉斯加的售价，与在纽奥尔良的售价相同或相差无几。
        现在很多国家都能做到这一点，那是因为铁路与公路运输发达，让运费只占商品价值的很小比例。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前，谷物的运送范围只要超过25英哩，运费就超过货价。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整合度必然相当低，不可能做到价格单一化。在芬兰饥荒时期，由于「千湖」与「千岛」的阻隔，粮食价格的整合度很低，各省之间粮价的差异很大，沿海和内地之间尤其明显。
        芬兰饥荒的例子，告诉我们几项特点。(1)国内粮食的市场分隔性高（整合度低），主要是运输条件不足，导致粮食价格无法单一化。(2)同样重要的是，饥荒时期全国各地的粮价同步变动。虽然各省的粮价变动幅度不一，但基本上是同步起伏。这种同步变动的趋势，更使得各省之间的粮价无法相互平衡。(3)饥荒时期各省之间粮价失衡的情况，比非饥荒时期明显严重。(4)各省之间粮价调整的步调缓慢，而且在统计上不显著（表示几乎没有经济意义）。(5)囤积粮食惜售求利的状况不明显，或许是由于粮食普遍缺乏，无粮可囤。(6)政府未能提出积极对策，主因是地广人稀，运送成本过高，不易形成有效的政策。以上六项特征可以浓缩成两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所造成的后果很简明：十万人饿死。
        以下稍微对比中国政府如何主导粮食供需。1998年2月我去哈尔滨参观冰雕，之后搭火车南下沈阳，沿途看到许多像大型蒙古包式的单调深色建筑，一直猜不透是什么奇怪的东西。下车后问当地人，才知道那是因为前一年中国各地农业丰收，余粮过多无处可存，就由中央规划在东北沿着铁路线盖粮仓，把各省的余粮集中管理。我问不到余粮的总吨数，但听说光是把余粮集中到东北的运费，就花了六亿人民币。有几千年惨痛饥荒经验的国家，才会有这种不惜血本的作为。
        有一年美国总统带执政团队到中国访问，中国的经济官员好奇地问：美国的物价是由哪个单位管制？美国官员感到莫明其妙：市场机能自己会运作，又不是战时，为什么要管制？中国官员又问：那你们的粮食由哪个机构调配？美国没发过大型饥荒，根本没这种问题意识，只能礼貌地回答说「没有」。
        站在中国官员的立场，以中国的人口和幅员，怎么可能不管制物价、不调配粮食？中国的留美经济学人，不要以为自由经济那套「看不见的手」学说，是超越时空的真理。中国的经济是需要松绑，但还是要积极管理，中国的物资条件与文化背景和欧美迥异，洋大人的自由经济有他们的背景与环境条件，未必适合移植。
        隋炀帝在公元610年左右开凿江南河，建立南粮北运的重要体系。史书上说他暴虐无道，要人民在运河两岸牵引他的座船，淤浅处还要人下水推船，甚至泡到腰身以下腐溃还不肯放过。或许他真的是暴虐，但如果隋朝没有建立起南粮北运的体系，之后的朝代如何能以北方的有限粮食，喂养稠密的华北人口？又如何支撑得起北方延绵的9边13镇，长期无底洞地耗费粮饷？
        南粮北运是帝国生存的大动脉，全汉升（1943）《唐宋帝国与运河》首页就说，隋炀帝开凿的运河，「这一条动脉的畅通与停滞，足以决定唐宋国运的盛衰隆替，其关系的密切简直有如真正的动脉之于身体那样。」明代每年要从南方漕运4百万石粮食到京城，就是在这条输送线的基础上运作的。
        如果隋炀帝没有凿通运河，中国历史上不知要多添几百万冤魂；反过来说，如果芬兰历史上出现过隋炀帝，1866-68年的那场饥荒，说不定可以少死5万人。暴君未必无知，他们为了长期的统治，必然要用强势的做法，来完成非常困难的工程。
        前面提到，可口可乐的价格几乎全国统一，市场占有率也非常高，使它的主要对手百事可乐倍感威胁。百事可乐就出个奇招，恭请尼克松总统（1913-94）担任董事，希望他在1970年代到俄国和中国访问时，把百事可乐带入铁幕国家。他们估计，中国每人每年只要喝1瓶，把这些空玻璃瓶连接起来，就可以从地球排到月球，绕一圈之后再回到地球。可口可乐的对策更高明，他们找到梵蒂冈的教皇，愿意付任何代价，请他做一件小事：圣誔夜大弥撒结束时，不要说Amen！改说Coca Cola！
        最后说个抢救饥民的小悲剧。1960年代大陆某处河水暴涨，围困住某个村落，交通断绝，粮食无以为继。空军派飞机投粮，飞到灾区后，看到灾民聚集在沙洲上热烈欢迎。地面的灾民很多，已经缺粮一阵子，又从未见过飞机，兴高采烈地聚在狭长的沙洲观看。飞行员怕砸死人，不敢投粮。灾民期待已久，看飞机只在上空盘旋，群起鼓噪挥舞要他们快投。飞行员反而更不敢投，一直盘旋到油料将尽，再不投就机粮全毁了。结果呢？很多人没饿死，反而被来救他们的粮包砸死了。

参考文献
        Ó Gráda, Cormac (2001): “Markets and famines: evidence from nineteenth-century Finl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9(3):5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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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铁路对美国早期的经济发展帮助不大？






        建造铁路是重大型的投资，以2000年代初期的台湾高速铁路为例，不知经过多少年的筹划，召募了多少金主，历经几任财政部长与交通部长。欧洲与日本的铁道系统，为了争取这笔大生意，不知牵扯多少政治人物参与；有多少立法委员积极争取，要高铁在自己的选区停靠，有多少地皮因开发而暴涨。以今日的建筑设备、金融体系，一条500公里不到的铁路就搞得乌烟瘴气、全国上下烦躁不耐。
        试想看看：19世纪在美国筑一条铁路，资金募集的困难度、建筑技术的障碍，不知要比今日麻烦多少倍。这么庞大的投资，对铁路公司而言，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赚钱；对政府而言，是要能降低运输成本，流通农工业产品，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然而Robert Fogel（1964）却告诉我们相反的答案：19世纪的美国铁路，对经济发展帮助不大，对GNP（国民所得）的贡献度不超过2%。
        Fogel有三项独特的贡献。(1)在研究方法论上，他把反事实推论法（counterfactual analysis），成功地运用在美国铁路的个案分析上，证明这种研究方法的可行性，以及可能产生的意外结论。(2)在具体操作的层次上，他提出「社会节省」（social saving）的概念，估算铁路能为社会带来多少贡献，或是能替社会节省多少。(3)他透过(1)与(2)的探讨，得到一项惊奇的结论：铁路对19世纪的社会节省贡献不多，甚至远比不上河运，铁路对经济发展的帮助，远小于专家与社会的认知。
        Fogel的这项研究，是「计量史学」早期的重要里程碑，让经济史学界从泥泞的崎岖路，看到一条笔直宽阔迈向成功的高速公路。经济史不再是抄抄写写、说个半真半假的故事，而是有命题、有观点、有概念、有分析、有对比、有精确计算的「科学」分析；因而有了基本的尊严，可以和其它经济学门平起平坐了。好几个国家的经济史学者，把这种方法运用来分析俄国、墨西哥、巴西、英国、苏格兰铁路的经济贡献。
        这么昂贵重要的铁道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帮助真的那么次要？19世纪美国的工业产值，有哪一项产业比铁路重要？没有。如果连铁路对经济的帮助都不大，那么有哪些产业才真正重要？铁路的重要性，是它在经济起飞时期，所扮演的火车头角色，透过运送原料、产品、人员的功能，对全国的工业产生重分配的效果。
        Fogel透过「商品产量」的资料，发现铁路对工业产品的重分配效果「非常小」（minimal）。以铁矿业来说，铁路对铁矿产值的贡献，在19世纪末期的最佳状况下，最多只有17% 的贡献度。在煤业方面，铁路的贡献度不到5%；对木材业的贡献勉强有5%；对机械业的贡献度小于1%。对运输设备的贡献度最大（25%），但也只有「用牲畜拉动运输」贡献度（50%）的一半。对制造业整体而言，铁路的贡献度小于总产值变动的3%，完全没有发挥「火车头产业」的功能。
        现在来谈他的另一项估算：铁路替美国带来多少「社会节省」？他以农业产品为分析对象，估算铁路在「区域之间」（interregional，例如从中西部的主要市场，把农产品送到东部与南部）与「区域之内」（intraregional，例如中西部诸城镇之间），对农产品所带来的运输效益。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铁路，农产品在区域间与区域内的运送，会因而较无效率或成本会较高昂吗？
        Fogel发现：在「区域之内」运送农产品时，铁路取代水路的速度，会比在「区域之间」来得快。也就是说，在「区域之内」运送农产品时，较容易舍水路而选择铁路；但在「区域之间」运送农产品时，并不会那么快就舍水路来就铁路。换言之，铁路在「区域之内」会有较佳的「社会节省」。经过复杂的计算，Fogel认为铁路对运送农产品的贡献，不超过GNP的2.5% 至2.8% 。
        如果铁路的贡献这么低微，那么最主要的运输体系是什么？河道水运。依Fogel的估算，美国土地总价值76% 的地方，都有水运可到。假如真的没有铁路，某些部分的土地就会失去价值。Fogel估算，因为没有铁路而损失的土地价值，有3/4（75%）集中在伊利诺、爱荷华、内布拉斯加、堪萨斯这四州。也就是说，假如没有铁路，美国有大部份地区的土地价值，不会受到严重的损失。就算有损失，问题也不大：这些因为没有铁路而失去价值的土地，只要把既有的运河网络稍微延伸，这些土地还是可以用来从事生产。
        他得到的结论是：因为没有铁路而损失的可耕地价值，约占GNP的1.8%；若再把因而衍伸出来的间接损失算入，则约占GNP的2.1%。他计算美国东部与西部之间，把城市和城市之间的道路总加起来，大约有825条。他估算四项主要农产品（小麦、玉米、牛肉、猪肉，共约占42% 的农业总产值）的最低运送成本，比较有铁路和无铁路时的成本差异。他得到一项更惊异的结论：「区域之间」由于有铁路的创新，所获得的「社会节省」大约只占GNP的0.6%；如果更夸张地假设铁路运费为零（完全免费），铁路对美国的社会节省，大概只占GNP的1.3%。
        我和大多数读者一样，很难接受这么违反长期共通认知的结论：铁路真的这么没有贡献？后来逐渐觉得或许有可能，我想到三项原因：(1)大家对铁路的好印象，是因为大都会的居民，在交通上、工作上、生活上、商品上，长期享受到铁路的便利与效率，报纸与其它媒体，时常传达铁路的不可或缺性。但美国在内战之前的铁路网，并不够密集，还是有相当多的地区、相当高比例的人口，没有享受到铁路的利益。也就是说：1960年代的读者，以自己的时代观点，高估了铁路在19世纪的实际贡献。
        (2)美国有不少大河穿越过好几大洲，这些大河的运输量很大，运费比铁路便宜很多。以五大湖区为例，运河和湖泊的运输既方便又便宜，铁路在大河流域和湖泊区的竞争未必有优势。19世纪的美国经济产出中，以农产品和笨重的矿冶、机械为大宗，水运较有竞争力。但铁路有另一种优势，例如可以横向沟通东西部，也可以纵向沟通南北部。
        (3)若以19世纪的经济发展需求来看，铁路未必那么关键，反而是传统的河运和湖泊体系，才是产生高额「社会节省」的运输工具。光靠19世纪的稀松铁路网，恐怕不足以支撑起经济发展。20世纪的铁路网逐渐形成，产生规模经济优势，运费大幅下跌，所创造的社会节省，才有显著的GNP意义。
        换个角度来看，其实Fogel的结论也不意外。英国是最早有铁道系统的国家，要到19世纪下半叶铁路网形成后，运费低廉到工商业界与百姓能广受好处时，才会有显著的社会节省效果。初期的铁路对英国经济发展，贡献远远比不上发达密布的内河航运。同样地，美国铁路的贡献也必须在20世纪初，构成有效运输网，能普遍加惠工商业与百姓之后，才会产生不可或缺的贡献。
        同样的道理，虽然美国在1940年代已能制造B52长程轰炸机，但飞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必须在1960年代成为普遍化的运输工具，才有显著的GNP意义。1960年代的读者，早已接受铁路的不可或缺性，突然看到Fogel说铁路对美国的经济意义不大，一下子转不过来，还怀疑他的估算偏低。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铁路、20世纪上半叶美国航空业的经济贡献也不大，Fogel的结论应该有道理，只是我们一下子没想通。
        1993年我初读Fogel（1964）的书时，感受非常深刻；2006年写这篇文章时重读，觉得这本42年前出版的名著，还是很了不起。我认为第1章导论（16页）写得尤其好，他把相关的议题清晰地呈现出来，从各种角度来对比不同的见解，说明过去的研究有哪些命题上的谬误、受到哪些视野上的限制、在理论上与计算方法上有哪些缺失。读这章导论的强烈感觉，让我联想到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1930年第7期）所写的导言，内分28点力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谬误。
        第1章之外，我要推荐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第3章（页49-110），主题是探讨美国农产品在「区域之间」的配送问题。Fogel先提出估算理论架构，写了一些方程式、定义各项变量的内容，然后用许多统计数字、说明图、地图进行各种估算。这一章有可能是1965年之前，最细密的计量史学代表作。这类的详细估算，在第4、5两章也一再出现。整体而言，我建议读者去图书馆翻阅，或甚至从网络书店买一本，看看在计算器与计算机都不方便的时代，经济史学界已经有这种惊人的成果。
        1979年Fogel在哈佛经济系任教时，担任美国经济史学会的会长。他在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发表一篇54页的长文，对「社会节省」这个观念的争议，提出更完整的说明与证据，内容更是令人叹为观止。Fogel能获得1993年诺贝尔奖，我认为实至名归，因为他不只在铁路问题上征服了学界，之后他对美国奴隶问题的深入研究，以及至今仍未中断地探讨新领域，实在是经济史学界的典范。
        和Fogel同时代探讨铁路问题的学者很多，其中以当时任教于柏克莱经济系的Albert Fishlow最有名。Fogel的书问世后一年，Fishlow出版《美国铁路与南北战争之前经济的转变》（1965）。这两本几乎同时出版的书，对美国铁路的经济贡献，有截然相反的论点。
        铁路对美国早期的经济发展帮助是否显著，是可以继续争辩的问题，但我感觉Fogel在概念能力与分析的穿透力上，会比Fishlow有感染性。经济史学界受Fogel影响最深的，是他的研究方法（反事实推论法），以及他所创用的「社会节省」概念。他在经济史领域半世纪的辛勤研究与教学，协助带动了整个学界的发展，也带领出好几代的生力军，分布在北美各地的经济系，让这个古老的行业回复了应有的尊严。

参考文献
        Fishlow, Albert (1965): American Railroa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nte-Bellum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viewed by John Majewski, September 2006, http://eh.net/bookreviews/library/Majewski.shtml).
        Fogel, Robert (1962):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railroad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 report of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2(2):163-97.
        Fogel, Robert (1964):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Econometric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Reviewed by Lance Davies, May 2000, http://eh.net/bookreviews/library/davis.shtml).
        Fogel, Robert (1979): “Notes on the social saving controvers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9(1):1-54 (Presidential address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
        刘瑞华（1994）：〈新经济史革命：介绍R. Fogel 和D. North的学说〉，《新史学》，5(3):141-64。
       
        原刊于《当代》2006年10月第2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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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蒸汽机对英国的产业革命帮助不大？






        什么？我们小学就知道，蒸汽机对产业革命的绝对重要性，这是全世界普遍的认知，难道过去两百多年间，那么多人确定过的事情，竟然是错的吗？伦敦大学政经学院（LSE）的著名经济史教授Nicolas Crafts，2004年在皇家经济学会的刊物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一篇简明易懂的翻案文章，要说服读者说：如果没有蒸汽机的话，英国在17-18世纪的产业革命还会是发生、会成功。
        这个议题有点像Robert Fogel在1962年发表的论文，要证明美国在19世纪时如果没有铁路，经济的发展与成长并不会受到影响。Crafts和Fogel要告诉我们：知识界长期以来的看法是错的，早期的蒸汽机和铁路，对英美经济发展帮助不大。Crafts认为在1830年之前，蒸汽机对英国的经济成长贡献微小（little），直到1850年改良出高压蒸汽机后，对经济的贡献才达到顶峰，距离瓦特1769年研发新型蒸汽机，已经是80年后的事了。
        蒸汽机和电力一样，属于「一般目的型的科技」（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GPT）。以蒸汽机为例，刚发明时只有少数人使用，经济效益不明显（typically minimal）；需要几十年的改良推广，才普遍化为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
        Crafts的文章要回答三个问题：(1)蒸汽机对生产力成长的贡献，何时达到最高峰？(2) 19世纪的蒸汽机，和20世纪末期的信息科技（如计算机、网络、电子邮件）相比，两者的贡献度能相比拟吗？(3)蒸汽机对生产力的贡献，和整体经济的成长可以相呼应吗？
        蒸汽机的运用方式大约有三种：(1)静态式的引擎，例如设在工厂内的蒸汽机；(2)带动火车头的蒸汽机；(3)《铁达尼号》这类大型邮轮内的蒸汽机。经由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在1769年取得专利权，到了60年之后的1830年代，全英国蒸汽机动力的总和才16万5千马力，大约是全国动力来源的1.5%，重要性很低。
        也不是和一般人想象的，说蒸汽机发明之后，就有许多工厂、火车、轮船大量投下资本，来运用这种科技。甚至到了1870年代，蒸汽机所产生的马力，几乎有一半是用在开矿和棉纺业上。相对于当时的农业和服务业，蒸汽机对英国的GNP几乎没有贡献。
        这种情形在美国也一样：要到1850年代，蒸汽机产生一马力的成本，才低于水力产生一马力的成本，制造业才转而大量使用蒸汽机。为什么要在瓦特改良（1769）之后将近一世纪，蒸汽机才比水力有成本上的优势？原因很简单：1850年之前的蒸汽机压力不够，要燃耗过多的煤，才能产生所需的推动力。1850年之后改良出新式涡炉，能提供高压动力，降低煤的消耗，提升马力效率，蒸汽机在产业界才具有竞争力。
        具体地说，在瓦特之前的Thomas Newcomen型蒸汽机，若每小时要产生一马力，必须燃耗30磅煤。改良型的瓦特蒸汽机，只需耗煤12.5磅；到19世纪中叶，已进步到只耗煤5磅；20世纪初期，更进步到只耗2磅。
        换个方式来表达：1760年时，若要用蒸汽机产生一马力，每年的成本需要33.5英镑（以1760年的币值来计算），1800年降到20.4镑；1870年降到8镑，1910年只须4镑。也就是说，产生一马力的年度成本，在1760到1910的150年间，成本相差8倍以上。如果计入这150年间英镑的贬值程度，则应该超过10倍。
        生产每马力的耗煤量大幅减低，除了节省成本，还有许多好处，试举一例。《铁达尼号》在1912年首航时，只需更少的空间载运燃煤，就可从英国航行到美国，船上可供旅客使用的空间更大，载客数量更多，船费就可低廉化。1850年之后的跨洋邮轮业务能蓬勃发展，蒸汽机的燃料下降、马力效率的增长，是重要关键。同样的道理，铁路网也才能迅速发展。
        以英国为例，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的铁路，是1830年通车的。20年后，英国已铺设7千英哩的铁路网，后来发展到2万英哩。对英国的经济来说，铁路是非常重要的投资。1855年时，与铁路相关的总资本存量，约占国内生产毛额（GNP）的30%。1850年代初期，英国的火车每年总共约行驶6千万英哩；1870年代中期时，每年约行驶2亿英哩；1910年超过4亿英哩。这种神速的进步，当然是蒸汽机能源效率改进之赐。
        现在换个角度，来看蒸汽机对其他行业的贡献。以工厂内的静态式蒸汽机来说，它对劳动者生产力的贡献有多大？这可分两个角度来看。一是占GNP的比例：1760-1850期间，蒸汽机的「产值」只占GNP的0.1%到0.5%；1850-70年间约占1.2%，1870-1910年间占2.2%。这呼应了前面的说法：1850之前的蒸汽机，几乎没有GNP的意义。
        第二个角度，是看蒸汽机给社会带来多少利益，也就是Fogel所提出的社会节省（social saving）。得到的答案相似：1760-1850之间，蒸汽机的社会节省，约占GNP的0.2%到0.3%之间；1850-70年间占1.0%，1870-1910年间占1.8%。结论和前面一样：1850之前，蒸汽机的整体社会意义有限，1850之后才超过1%，比过去的印象少很多。
        蒸汽机早就发明了，为什么要1850年之后才有GNP上的意义？主因是燃料转换为动力的效率不够理想，导致每马力的生产成本过高；加上机械设计不良，产生的马力不足，因而功能有限。试想：在1850之前，若每部火车要载几车箱的煤，才能行驶100英哩，火车的时速会有多快？越洋邮轮的肚子里，要装多少煤才够航行到纽约？剩下多少空间给旅客？旅客数量不足，旅费就贵。简言之，火车、轮船和飞机都一样，成本必须降低到能使一般民众受益，这些产业才会有GNP意义。
        以铁路为例，1830-50年间，这个产业每年的盈余，只占英国GNP的0.6%，1850-70年间快速成长到2.1%，1870-1910年间是2.7%。以铁路的「产值」来说，1830-50年间只占GNP的1%；1850-70年间明显增到4%，1870-1910年间是6%。这种效果在轮船就稍慢了：1850-70年间，轮船业的利润只占GNP的0.2%，1870-1910年间激增到1.1%。同样地，轮船业的「产值」在1850-70年间，只占GNP的0.7%，1870-1910年间飞跃到3.4%。铁路和轮船都是靠蒸汽机推动的运输业，也是蒸汽机最能展现功能的行业，上面的证据显示：1850之前，蒸汽机没有GNP的显著意义。
        是不是这类「一般目的型的科技」（GPT），都有类似的情形？电力发明40年之后，一般民众才能普遍受惠。瓦特在1796改良蒸汽机之后，要等80年才有普及的商业意义。若以1927年Charles Lindbergh（林白）单人无停靠飞越大西洋为起始点，飞航器也要40年之后，才有商业和GNP上的意义。IBM在1950年代开始制造大型计算机主机，虽然很快就有工业和科学上的用途，但必须在35至40年后，才对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有深刻影响，个人计算机才迅速发展成有GNP意义的产业。
        Crafts（2004）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三项重点。(1)蒸汽机有经济上的意义，是在19世纪下半叶（1850）之后；过去认为它对英国产业革命的贡献不可磨灭，这种见解恐怕不成立。(2)蒸汽机从瓦特在1769改良之后，到能让百姓普遍受益，需要约80年的漫长等待。20世纪发明的电力、飞机、计算机，所需的成熟时间较短（50年、40年、30年），就能产生比蒸汽机更大的GNP百分比产值。(3)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大都建构在印象式的证据上；现在经济学界有更好的分析工具，有更多的统计数字可用，可以推翻愈来愈多的错误认知。
        我好奇的是：如果蒸汽机的发明，对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贡献不多，那么工业革命的起因、革命的主力是什么？请知道答案的读者告诉我。

参考文献
        Crafts, Nicolas (2004): “Steam as a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 a growth accounting perspective”, Economic Journal, 114:3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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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英国是产业革命的龙头？






        提到产业革命，许多人脑中的立即反应就是：蒸汽机、在英国、从17世纪至19世纪。德国慕尼黑大学经济史教授John Komlos，告诉我们三项不同的观念：(1)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同的一点，就是没有明确的起讫年。产业革命是长久累积的缓慢变动过程，界定出确切的年代，纯粹是教学与考试的方便，没有真正的经济意义。(2)过度强调英国的龙头地位，或是英国强盛、欧陆弱慢的错误形象，其实法德都有行业比英国先进。(3)过度强调某些关键产业，例如棉纺、毛纺、蒸汽机，其实同时期还有许多行业有过重要的发展，需要做更全面更深入的分析。
        在所谓的产业革命期间，英国并不是一枝独秀地发展，欧洲各地都有平行的成长，例如法国的亚尔萨斯、捷克的波希米亚、比利时与荷兰的法兰德斯、德国的汉堡、意大利的隆巴第、法国北部、瑞士的苏黎世。以捷克的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为例，1760-1800年间，产业劳动力的年成长率约4%，比英国还高。以平均国民所得来说，法国在18世纪的成果，和英国一样亮丽。当时就有人说，产业革命其实是1799年从法国开始的。
        英国在棉纺、钢铁、蒸汽机这几项，确实领先各国。但不要忘了，伦敦的造纸厂很想学到法国、荷兰、意大利同行的优良秘密，英国并不是样样领先。再以金融业为例，阿姆斯特丹的银行、证券、融资，组织上和规模上都遥遥领先伦敦。古典经济学派的大师戴维理嘉图，就是从荷兰的金融界转到英国，用他的专业知识发了大财。简言之，欧陆诸国在软件与硬件上，都不是英国的跟随者。
        再以最著名的棉纺业为例，英国在印度掌控原料的优势，加上成熟的生产技术与积极的海外营销能力，在这个产业上确实超越各国。但这也只限于产业革命的初期，而且领先的期间也不长。因为新大陆美国的棉花产量，在黑奴的协助下，很快就比英国质量好价格低，机械化得比英国快。再就棉纺技术来说，瑞士与亚尔萨斯的棉纺业者，在1830年就超越英国了。
        以上的内容，是要更正一项观念：产业革命并不只是在英国发生，而是在欧陆诸国与北美同时发展。英国最著名的棉纺业，其实也只集中在几个地区，例如曼彻斯特、兰开夏地区，并非全国都是棉纺业。再说，英国诸多城市中，也有许多与产业无关，牛津、剑桥这些学术城不说，East Anglia、Westmoreland、Cornwall这些城市就与工业无关。
        第二项要更正的观念是：并不是在产业革命时期，才有机械化的能力；其实在更早的时期，工厂就知道要运用机械了。以动力来说，大家以为蒸汽机是产业革命的关键，其实蒸汽机具有国民所得的意义，是1830年之后的事。在此之前，蒸汽机的产业贡献，未必比水力推动的机械来得大。
        以英国为例，公元1066年时，全国已有6千座水力磨坊，这些水力磨坊对13世纪的产业贡献，未必比蒸汽机对18-19世纪的GNP贡献来得小。再以煤矿为例，1550到1680年间，年产量从0.2百万公吨激增到3百万公吨。这些简单的数据，是要说明17-18世纪机械化与蒸汽机的发明，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替代性的动能早已存在，而且在19世纪之前，甚至比蒸汽机还有效率。
        第三项要更正的观念是：要判断一个社会的进步，不能只看它的产业成果。像蒸汽机这类的技术突破，当然很引人注目，但社会结构与经济组织的改变也很重要，例如：教育的普及程度、对专利权的法律保护、社会制度的合理化、金融体系的发展、货币制度的流畅化、运输网络的兴建、公共卫生的普及。也就是说，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都要能同步成长才有意义，不能只看重产业的单点成果。就这点而言，欧陆诸国的成就并不比英国差，英国并没有领先列强的优势。
        第四项要更正的观念是：早在17世纪，就出现大规模的染料厂、玻璃厂、鼓风炉，雇用员工的人数早已上百，有些工厂甚至还超过千人。简言之，机械化的大型工厂，并非在工业革命时期才出现；并不是在工业革命时期，才有现代工业。工业革命是延续性的演化发展，是根基于之前几百年来的成就，而不是突然出现；也没有明显的「时代断裂性」，让我们明确看出工业革命「之前和之后的差别」。
        经济成长率在1760年之后，确实有过明显的上扬。但不要忘记，英国在1840年时，是「饥饿的40年代」，也不要忘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强调食物以等差级数成长，人口以等比级数成长）。这两件事指出：在传统认知的产业革命时期，英国经济也有非常困难的阶段，生活未必比产业革命之前好。就算产业革命时期经济快速成长，很快就被更快的人口成长率消耗掉了。
        第五项要修正的观念是：并不是在产业革命时期，所有的行业都焕然一新，欣欣向荣。事实是：各行各业的状况很不平均，机械化的过程很缓慢，老的旧机器与过时的生产模式，也不是几十年间就能汰旧更新。到了1830年代，针织业、织布业、皮革业、造车业、建筑业、食品业，还都是用传统的方式生产。以棉纺业来说，它是个钻石般闪亮的行业，但并不是工业的火车头，更不是产业革命成功不可或缺的关键。当时前四大就业部门（雇用人数最多的行业）中，有三项与工业无关：农业、家庭服务业、建筑业。
        有一项对英国产业发展很重要，但一直被人轻忽的因素，是内河航行网的完成。1750年时，可航行的水道增加一倍，使得物料、商品、人员的运送成本大幅下降，这是比机械化和蒸汽机更重要的基础建设。
        整体而言，产业革命是个多面向的现象，不单是由蒸汽机和棉纺业组成。也不只是生产技术的发明与进步，软件方面的进步（教育、卫生、金融、货币、法律），必须同时发展才有意义。欧洲的产业革命，是几世纪来长期累积的现象，是一种百花齐放的状态，不是英国独有的特殊成就。也不是单用蒸汽机就能描述，它是18世纪时欧洲与北美的景气上扬现象，是跨国性的，是演化与进化式的，不是突然的与革命式的，是长期缓慢的，不是短暂激烈的。

参考文献
        Komlos, John (2000):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s the escape from the Malthusian trap”,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29(2-3):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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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为什么《共产党宣言》对英国的影响不大？






        很多人听说过《共产党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译为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或The Communist Manifesto，马克思与恩格斯合着，1848年2月21日出版），但很少人知道这本100页不到的名著，有哪些主要诉求。它有十项主要目标，以下列举前五项：(1)废止土地财产权，把所有地租用在公共目的上。(2)采累进所得税。(3)废止继承权。(4)没收移居外国者和反叛者的财产。(5)把金融信用集中在国家手中，以国家资本创办国家银行，行使金融独占权。
        如果我是生活在19世纪西欧的良心公民，怎么不会被《共产党宣言》吸引？1920-30年代共产主义在中国风行时，就有人看穿这套主义的特质：30岁之前不相信共产主义，是没有人性；30岁之后还相信共产主义，是没有理性。
        很多人看过马克思的相片，一副革命家的样子，皮肤黝黑，眼睛深陷，硕大结实，蓄着威仪逼人的大胡子。在实际生活里，他衣着散乱、举止迟钝、拘泥细节、迹近于病态的完美主义者。相对地，恩格斯是个资产阶级，高瘦貌美文雅，喜欢赛马、比剑、狩猎，曾经在Weser河两岸间游了4趟。他风趣机敏，心智灵巧敏锐，结结巴巴地可以说20种语言。为了贯彻革命热情，他特地在无产阶级中找爱人。恩格斯只被阿拉伯语的四千种动词字根难倒，而马克思学了20年英文，还改不掉生硬的条顿口音。恩格斯犀利而具广度，马克思睿智而具深度。
        康乃尔大学的George Boyer教授，1998年发表一篇让人耳目一新的论文。(1)探讨马恩合写《宣言》时英国的经济状况，也就是说，他要重构《宣言》的经济史背景。(2)阐明马克思写作此书时，未必了解当时的产业界实况，他过度接受恩格斯对外界看法的「二手传播」；也把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劳工阶级的状况》，摘录到《宣言》的第一部分内。(3)重新检讨1830-40年代，棉纺织业重镇曼彻斯特的经济、社会、政治情势，重估1830-40年代的劳工生活状况。(4)回顾《宣言》出版后，英国经济状况的变化，说明为何《宣言》在英国没有得到劳工界的注意与支持，反而是到了1910年代，才在俄国得到热烈回响。
        马恩合写《宣言》时，两个人都还不到30岁。马克思因为政府关闭他所编辑的报纸，1843年从普鲁士搬到巴黎，1845年被法国驱逐出境。恩格斯当时住在巴黎，他父亲经营棉纺业，在德国与英国的曼彻斯特有分公司。1842年他们在巴黎结识，合写过两本书：The Holy Family（1845）和The German Ideology（1846）。1847年11月，他们去伦敦参加「共产党联盟」（Communist League）大会，马克思在会中大放异彩。会议结束时，有人邀约他们写一项「宣言」来陈述「联盟」的主张。马克思在1847年12月至1848年元月间写出《宣言》，2月在伦敦出版，正好赶上欧洲各地的革命热潮，但《宣言》对革命似乎没有影响。
        《宣言》最广为人知的，是书内第一部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位作者描述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预测它日后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一开始就宣称：「所有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他们把资产阶级形容为「无怜悯心、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无耻、直接、粗暴的剥削」。资产阶级制造了无产阶级（现代工业的劳动阶层），这些可怜的劳工，把自己一块块地卖给资本家，只有在找到工作时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在能用劳工来增加资本时，才找得到工作。
        工人成为机械的附属品，像士兵一样地被组织起来。随着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恶化，资产阶级愈来愈不适合治理社会；社会内部会产生动乱，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摧毁私人财产。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在自掘坟墓，因此，「无产阶级除了手铐和脚镣之外，没什么好损失的，他们可以赢得整个世界。世界各国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吧！」
        以上是众所熟知的「思想」，现在来看当时英国产业界的「实况」。1840年时，英国成年男性劳动力中，有47.3%在产业界工作；1900年之前，西欧没有任何国家的工人比例这么高过。这47.3%的工人，并非全都在与机械、技术相关的部门工作。1861年之前，整个英国还称不上是「一座工厂」，大型的工厂很少（大都是棉纺厂）；这些棉纺厂位于英国中西部兰开夏地区，集中在此区东南方的曼彻斯特。
        我们从《宣言》得到的印象是：只要是劳工，就被资产阶级剥削得很悲惨。其实是《宣言》过度渲染了，大部分的工人还是在传统的小型工厂就业，真正被系统地剥削的大型棉纺厂很少，而且集中在曼彻斯特。以撰写《美国的民主》闻名的法国政治思想家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59），1835年参观曼彻斯特与伯明翰（1840年代英国的第2大工业城）。他说曼彻斯特「有一些大资本家，几千个穷苦的工人，和少数中产阶级。工厂内的工人数以千计，每个工厂有两三千人。」而伯明翰「有少数大产业，有许多小工业。工人在自己家里工作，或在小型工厂内和老板一起工作。工人看起来较健康，生活较好，较有秩序，也比较有道德。」
        问题出在哪里？因为恩格斯的家族在曼彻斯特有棉纺工厂，他没在伯明翰住过，他把曼彻斯特的状况，过度一般化为全英国的普遍情形。贫困的马克思，家庭的负担那么重，根本没钱去伦敦之外的地方旅行，他对劳工阶级的知识，泰半靠恩格斯转述，或从报章杂志断章取义。革命的热情加上共产党「联盟」的委托，这两个人在30岁不到的年纪，在见闻有限的认知里，渲染了劳工阶级被剥削的惨状。外国和后世的读者，缺少第一手的实况理解，很容易就被《宣言》里的动人言词，激起无限的情怀。
        为什么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会观察到工人的悲惨生活？《宣言》的解释是：因为他们被资本家无情地剥削。现代的经济史学者有另一种解释：因为那时的英国正处于「1840年代的饥荒」（hungry ’40s）。恩格斯对曼彻斯特的悲惨印象，和de Tocqueville、Charles Dickens、Sir Charles Napier等人的观察类似。有人说：每个时代都有一座让人震惊的城市（the shock city），而曼彻斯特就是1840年代令人「震惊的城市」。它吸引世界各国人士来参观，把社会与政府措手无策的问题，以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阶级问题，都浮在桌面上让大家看得一清二楚。
        1841年普查128家曼彻斯特的工厂，数据显示有32%的棉花工人，在规模大于5百个工人的工厂里就业。城里的街道狭窄，路面没铺设，到处是污泥、排泄物、恶心的臭味，肮脏的环境让传染病迅速散布。劳工、机械工的平均死亡年龄是17岁。相对地，在乡村地区的Ruthland，平均死亡年龄是38岁；曼彻斯特的孩童，57%在5岁之前死亡。为什么工人还要住在曼彻斯特？因为工资是Ruthland的2倍。
        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参观的时间，是1842年秋季，正是「饥饿的40年代」初期：英国的景气大幅下跌，棉纺业陷入困境，资本家破产。失业率在1841年时已经15%，1848年更高达18.6%。虽然有社会救济，但那是杯水车薪。以1842年夏季为例，每天要供应三千人热汤（无食物），「有很多人已经到了绝对饥饿的状态」。在这种高度压力下，整个社会与工人阶级已经出现暴动的倾向（rioting propensities）。
        1842年8月7日，有一万名工人发动罢工，要求「合理的工作与合理的工资」（a fair day’s wage for a fair day’s work）。罢工者拔掉工厂的动力设备，破坏生产工具，军队介入逮捕带头者。罢工事件三个月后，也就是1842年的秋季，恩格斯才来到曼彻斯特，他所见到的是罢工后的残破景象。
        现在要争辩的是：你认为这是社会性的事件，还是经济性的罢工？前面说过，工人要的是「合理的工作与合理的工资」，目的在养家活口，属于「经济衰退型的民权运动」。恩格斯把他在曼彻斯特的见闻转告马克斯，15个月后《宣言》出版时，罢工运动早已结束，气氛消失。如果《宣言》提早2年出版，说不定会有火上加油的效果。1842年大罢工时，有人预测会出现革命，但没发生，原因很明白：工人要生活，生活不下去才暴动。
        《宣言》在1848年2月出版后，欧洲各地掀起了革命的浪潮：从巴黎开始，迅速传到奥地利、德国、意大利。为什么没传到英国？这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明显对立的时期，是劳资斗争最好的战场，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联盟最期盼发生革命的国家，为什么反而一片宁静？因为1848年之后不久，英国就进入1850-60年代的「维多利亚繁荣期」（Victorian boom）。
        1856-73年间，英国工人每小时的生产力，每年成长1.3%，这项成长率直到1951-73年间才被超越过。也就是说，《宣言》里所预测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资会下降），完全猜错了。工人的生活水平，在这段繁荣时期大幅提高，实质工资在1851-73年间，增加26%，在1851-81年间增加了38%。经济好转后，工人组织全国性的工会，保障工人的福利，不必依靠国家来救助。
        工人生活安定后，对斗争的兴趣就不大了；《宣言》里所预测的工人革命，也就无从发生。这项重要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拼经济」是治国的首要目标，古今中外皆然。《宣言》里所传达的讯息，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显然是从一个较短的事件时间，对单一产业（棉纺）与单一城市（曼彻斯特）做了较狭隘的观察，提出过度悲观的结论（资本制度必亡），也过度高估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英国经济好转后，《宣言》的两位作者仍未死心，期盼着下一波的经济危机，会再带来革命的热潮，历史显然让这两位30多岁的作者失望了。失望之余，他们转而批评劳工阶级在向资本家（压迫者）摇尾乞怜。恩格斯去世之前一年（1894）说：「我们对英国工人实在失望，…他们的思想与观点，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式的，他们只有实际倾向的狭隘心态。」恩格斯去世22年后（1917），共产党的革命才在俄国发生。

参考文献
        Boyer, George (1998):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2(4):151-74.
        Buchholz, Todd (1989): New Ideas from Dead Economists: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Thought，冯勃翰译：《经济大师不死》，台北：先觉出版社（第6章：马克思）。
        Heilbroner, Robert (1983):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蔡伸章译：《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台北：志文出版社（第5章：马克思）。
       
        原刊于《当代》2007年8月第237期

李大苗

细节之处多有想当然了。比如这里：“以动力来说，大家以为蒸汽机是产业革命的关键，其实蒸汽机具有国民所得的意义，是1830年之后的事。在此之前，蒸汽机的产业贡献，未必比水力推动的机械来得大。”水力必须有地势的高差，这样的要求必然不能将工厂建在城市或城市边缘，也不可能在周边建立产业体系和服务体系。

纺纱不仅是动力问题，还与棉花的品质有关。机器纺纱的速度奇高，对棉花的纤维强度和长度的要求都有比人工纺纱要苛刻。在海岛棉没有推广起来的时候，机器纺纱有着很多问题。英国最初从印度进口的棉花，都是土著的印度棉，纤维短，强度不高。而海岛棉首先是在美国广泛种植，并从那里推广到全世界的。在英国，最初以及之后很长时期，纺织是羊毛，而不是棉花，并且，英国以毛纺最为显著。

蒸汽机最先在船舶上强力使用，先是在美国的内河船舶，然后在英国的海船上使用。但最重要的使用是在冶金锻造，使得以往靠人力无法锤锻的轴类加工成为现实。但，这也是一步步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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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为什么欧洲要杀害巫者？






        13至19世纪间，欧洲约有一百万人被控巫罪而死。主要的审判与行刑，集中在16和17世纪，以德国的某个乡镇为例，一天之内有四百人被处死。受害者主要是女性，基本上都是穷人，寡妇的比例高得有点奇怪。施刑者的分布很广：宗教法庭和民间法庭都有，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做。地理分布很平均：欧洲各地都有，西南欧比北欧和东欧更早开始，也更早结束；美洲也有类似的事情，尤其以麻州的Salem城最为人知。
        虽然欧美地区审判巫者的事情，在18世纪时已经结束，但今日仍有许多国家（尤其在开发中地区），还有指控巫者与杀巫的情形。例如非洲南撒哈拉沙漠地区，就指控巫者散布艾滋病毒使人病亡。崇信巫者与残杀巫者，是古今中外的普同现象。
        研究欧美巫者的文献非常丰富，只要在Amazon.com打入witchcraft，就可以找到读不完的著作。在中国方面，Philip Kuhn的名著《叫魂》，研究乾隆盛世的妖术大恐慌，是近20年来较著名的一本。在欧洲方面，现在较可追溯的事件，是13世纪时由宗教机构（尤其是天主教的法庭）执行，但到了中世纪晚期，就少见到教会介入，审判巫者的事件减少许多。有人提出不同的解释，说明为何巫者人数后来会减少，其中一种说法是：专业男性医师出现后，女助产士和女性民俗疗者（女巫）的活动空间就少了。
        大多数对巫者的研究，都属于某个地区的某些案例或某类行为，属于微观层面的分析。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女博士生Emily Oster，2004年发表一篇宏观性、跨地区性的报告，检讨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会出现大规模的巫者审判。Oster采取不同的切入点，认为欧洲会发生大规模审判巫者、杀灭巫者，主要是经济性的因素：气候转入小冰期，农获减少，在粮食短缺的压力下，必须去除生产力最低的穷人、老人、寡妇，社会给这些边际人口的罪名，就是宣称这些代罪羔羊为巫者。
        为什么她会有这种奇特的见解？因为审判巫者活动最盛的时期，正好都是平均气温较低的阶段，也就是气象史上所谓的小冰期。这会导致农作物欠收，海水太冷也会影响渔获，这对欧洲北部的食物供应，会产生严重冲击。巫者审判增加、气候变冷、经济成长下降，这三者之间的相关性，应该不只是单纯的偶然。
        为什么要用指控巫者的方式，来消除边际人口？因为巫者的阴森形象，最容易引起民众的惊恐与排斥。欧洲的宗教势力庞大，拥有现成的教会组织网络，方便利用制度杀人。以天主教为例，驱魔是教廷正式许可的作为，去世不久的教宗保禄二世，就曾经在公共场所替一位少女驱魔，但未成功。
        如果21世纪初期的欧洲，尚能接受教宗的驱魔，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杀巫现象，就不必惊讶了。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会提到魔鬼，《圣经•出埃及记》第22章18节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猎巫历史久远，道教和佛教在这方面的记载更多。
        大致说来，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猎巫活动，在15世纪初期相当明显，15世纪末到16世纪之间暂时平息。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是迫害巫者最严重的阶段，这也是本文探讨的时期。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就有许多记载巫者的文献，以1484年出版的Malleus Malleficarum为例，这本类似巫术大全的书，对各式各样的巫术信仰、巫者的法力与作为，都有详尽的记载。也提供完整的引导，说明要如何审讯嫌疑巫者，使她（他）们认罪；解说巫者如何呼风唤雨、破坏农作、兴波作浪、打闪电、引发海啸。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是非人力所能及的自然现象，却硬要被指控为巫者的代罪羔羊承担责任。
        从气象史的角度来看，平均气温在10至13世纪之间，是四百年的「中世纪温暖期」。14世纪起，气温开始下降，直到19世纪初期才又回暖。在这段小冰期间，最寒冷的是1590年代，以及1680-1730之间，平均温度约比之前的世纪低华氏2度。看起来数字好像很少，但已足够让当时接近北极圈的冰岛被冰块包围，伦敦的泰晤士河和荷兰的运河结冻。平均气温降低华氏2度，对农作物有何影响？如果今天冷明天暖后天热，全年的「总积温」不变，短暂的温度失调对农作物没有影响。但如果整年平均低华氏2度，365天就共降低730度的总积温，那就严重了。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者Stanley Jevons (1835-82)，曾经研究太阳黑子活动对农业欠收的影响，也有人研究印度尼西亚火山爆发，对全球气温变化的影响。现在Oster要用统计数字，来观察气温变化和杀巫的活动，统计上是否有显著相关。研究欧洲杀巫历史的学者，早就把气候的极端化，当作控诉巫者的重要因素。Oster想用经济学界擅长的计量工具，来证实这项猜测，她得到的答案很明确：Yes。
        她的资料取自欧洲11个地区的档案：瑞士的Basel、爱沙尼亚、英国的Essex、芬兰、法国东部的Franche-Comté、日内瓦、英国的Home Circuit、匈牙利、瑞士西边与法国交界的Neuchâtel、巴黎、苏格兰。她用这些资料画出两条线：一条是温度变化趋势，另一条是杀巫人数的起伏线。很明显地，在1520-1770期间，只要气候变暖，杀巫人数就下降；气温一下降，杀巫人数就上升。但这只是用肉眼来判断，未必有科学的说服力。
        Oster把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用统计软件来显示相关性是否可靠。她得到的系数，显著水平都在90%以上，有好几项在95% 以上，更有好几项在99%以上。她反复作不同的统计检定，得到的答案都是显著负相关：气温下降会引发更多的审判巫者案例。
        有人会说，以这么宽广的地区，用这么长的年份来做回归分析，虽然统计上很显著，但也应该用个知名的城市为例，看这种负相关是否还成立？Oster用日内瓦的数据，再度明确显示：气温降得愈低，控诉巫者的案例就明显增加。她引述历史学界的研究，说各国内战的发生，通常是在景气衰退的时期。我们都知道，农业时代影响收成的重要因素，就是气候（气温）变化。
        2003年有人发表一项研究，说近代非洲坦桑尼亚仍有杀巫，被指控为巫者而受害的，通常是年老女性。在降雨量极少或极多时，被杀的巫者人数都会增加。Oster说，其实现代的坦桑尼亚，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一样，在面临粮食短缺的压力时，会选择清除社会中最不具生产力的份子，而老妇、寡妇、穷人都没有自我保护能力。指控这些人是否为巫者其实不是要点，重点是在那个社会里要用哪种罪名最方便，或是最顺理成章。在宗教性浓厚的欧洲，巫者是最好的罪名。
        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退休的陈良佐教授，写过两篇深厚扎实的论文（1991、1996），探讨春秋到两汉时期的气候变迁。他的基本结论是：「战国到文景时代的气候是温暖期，…武帝时期是气候温暖期转入小冰期的过渡期。…到了元帝时期正式进入小冰期。王莽时代低温和灾害达到高峰。东汉初期的气候是西汉小冰期的延续，…桓灵时代气候恶劣的程度不下于王莽时期。」（1996:323）
        这项结论明白告诉我们：西汉末期会有严重的社会动荡，和当时的气候有密切关系；王莽虽然极力挽回颓势，积极做了许多改革也徒然无功；汉朝的灭亡和气候的变迁脱离不了干系。过去的历史解释，大都把责任归在帝王的英明与否，其实怎么能把翻船的责任全算在船长头上，而不考虑当时海象与风浪的恶劣程度呢？

参考文献
        Kuhn, Philip (1990):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孔复礼（Philip Kuhn）原著，陈兼、刘昶译（2000）：《叫魂：乾隆盛世的妖术大恐慌》，台北：时英出版社。
        Oster, Emily (2004): “Witchcraft, weathe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enaissance Europ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8(1):215-28.
        陈良佐（1991）〈从春秋到两汉我国古代的气候变迁：兼论《管子•轻重》著作的年代〉，《新史学》，2(1):1-49。
        陈良佐（1996）〈再探战国到两汉的气候变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2): 323-81。

老木匠

整个系列哗众取宠的味道蛮浓的

比如粮食运输的那段。地球人都知道，在铁路以前，无论哪里，大宗物资的运输主要依靠的是水运。亚当斯密早就指出过这一点，没有水运尤其是海运，就没有成熟的市场经济。

中国在淮河以北地区缺乏通航河流，只好建运河，但那只是从南方河道“网”向北方京城的“点”进行，主要是政治和军事的意义，对于大宗物品的交流，还是运费过高。按照龚自珍的说法，大运河漕粮的实际运费是粮食本身价格的十几倍。

欧洲本身是欧亚大陆的半岛，又河道纵横，具有发展商品交换的先天优势。

这位老兄的文章，凭良心说，一般的网友写写也就差不多，作为专业研究者，就有点掉价了

老木匠

气候变迁，老同学叶文宪和朱立平在1979年就写过这样的题目，现在这位的水平也高不到哪里去

欧美人研究女巫问题的多了去了，单拿一个气候来讲，还有更进一步的说法，比如寒冷潮湿引发麦子黑穗病，是真菌感染，经高温烧烤后产生麦角酸——LSD迷幻剂主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