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中国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

人类有250万年的历史，但在过去的250年，也就是万分之一的时间里，发生了两件非常重要的现象，第一个现象，人类物质财富的增长大大加快，大致来讲，根据伯克利大学教授德隆的研究，人类在99.4%的时间里，大概是公元一万三千年前，达到了人均GDP的90国际元；
而到1750年，也就是又过了0.59%的时间，达到了180国际元，在几千年的时间里翻了一番。但在过去万分之一的时间，从1750到2000年，人均GDP增加了37倍，达到了6600国际元。
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它是在漫长的、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情况下，突然之间在过去250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第二个变化：居住在不同地区人们生活水平的差异开始扩大，在1820年之前，根据曼特斯教授提供数据算出的结果，我们看国家的规模、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之间的相关系数，在1820年之前几乎是1，1820年是0.94，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高度相关，也意味着各国之间差距非常小。
但从此之后，这个差距不断扩大，表现在数字上的就是相关系数不断降低，到1973年降到了0.14，这意味着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而且持续了200多年，这在学术上被称为“大分离”。
当然，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十年里又开始出现了反向变化，相关系数在上升，到2003年时上升到了0.51%，预计到2030年可以上升到0.73%。这一段又可以称为大整合，或者说大趋同。
这当然与中国有关系，无论是绝对量的变化还是相对差距的扩大，都与技术进步非常相关，现在很多人谈经济成长，都会想到技术的变化。大致来讲，200多年前的几千年里，人类技术进步的年率大致不超过0.05%，这意味着每过1500年左右人均GDP才能翻一番；而在过去250年里，技术进步率达到了1.5%，这意味着每50年，人均GDP就可以翻一番。
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经济增长突然加快？为什么技术进步率突然之间加快？并且由于各国进步率不一样，导致了各国间巨大的差异，要理解这个问题，就要理解市场的逻辑。
这张图是亚当·斯密在1776年《国富论》里的基本思想，一个国家的财富怎么能够成长，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靠技术进步，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靠什么？要靠劳动分工，也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企业在做不同的事情，这样他们就可能带来更快的技术进步。
而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没有市场，不可能有真正的劳动分工，特别是市场的规模在决定着专业化和分工的范围，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会越细，分工越细，技术进步越快，技术进步越快，财富增长也就越快，财富增长越快，导致资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由此形成了良性经济增长的回馈。
这对于我们理解过去200年，包括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致来讲，200年的历史也就是人类全球化的历史，中国过去30年的历史，也是我们中国利用国际市场，利用更大规模市场发展我们经济的历史，未来中国发展的路径，亚当·斯密的增长模式也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启示。
要理解为什么市场带来巨大的技术进步，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长，我们就要谈到最基本的问题——市场的逻辑，而要理解市场的逻辑，我们要回到人性本身。
人类从古到今，从250万年前算起，或者由几千年的文明史算起，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们都在追求过更幸福的生活，Better Life，不论哪一家，甚至包括宗教的学说，都承认这一点，我们看儒家的学说，它建立在一个前提上，人是自我中心的，以自己为中心扩展到父母、兄弟、姐妹、孩子，再一步步地往外扩展，扩展到社会，这也是我们理解各种理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什么叫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引申到人的本性是性善还是性恶，在中国儒家内部都有分歧，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人类追求更好的生活。
人类追求更好的生活有什么方法呢？我大体概括一下就是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如何通过别人不幸福而使自己变得幸福，这是强盗的逻辑；第二种方式就是如何通过个人幸福而使自己变得幸福，这是市场的逻辑。
人类的历史大概可以用这两种逻辑的相互作用或者是此消彼涨来理解，比如国家之间打仗利用的是什么？强盗的逻辑，怎么通过使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不幸而使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变得更富有、更幸福；而自由贸易是市场的逻辑，怎么通过使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人幸福而使自己幸福，我们知道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用的是强盗逻辑，没有成功，二战之后它用了市场的逻辑，生产了全世界人民喜欢的东西，所以就变成了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并且持续了几十年时间。
我还要强调一点，强盗逻辑不一定就是我们大街上看到的明目张胆的抢和偷，很多强盗逻辑是合法的，比如多印钞票，通货膨胀，它本质上就是强盗逻辑，进行的是财富的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它并不创造价值，而只是使一部分人受到损害，使另一部分人得到好处，这是合法的。后面我们还会讲到在当今社会中，很多强盗逻辑都是合法的。
市场的逻辑某种意义上也是我看到的所有宗教的逻辑，几乎所有宗教坚持的一个观点就是如何与人为善，如何给别人带来快乐，最后回归到只有通过对人快乐，自己才能快乐。所以很多市场的逻辑和宗教的逻辑是一样的。
但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市场的逻辑首先承认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是正当的，但我们有这样一个自由竞争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你只有使别人幸福，自己才能幸福。而宗教更多强调的是人心本身的修炼，我本身要有一颗善良的心，通过做慈善事业去普渡众生，强调的是心，市场讲的是行为，论行不论心，我们看它的结果、看它的行为，不看它的目标，而宗教更多是论心不论行，你也可以说它是论行，但更多讲究的是心，看你的目标、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简单讲一下政府和企业什么区别，企业是市场运行的主体，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政府是通过税收来获得收入的，企业是通过价格来获得收入的；这是它本质的区别。
先看企业，为什么企业要使别人幸福，自己才能幸福？因为它是通过价格获得收入，只有消费者自愿买你的东西，你才会有收入，所以你生产的东西一定要使消费者满意，如果他不满意，不会付给你钱，只有你创造价值，才能够获得收入。而政府是用强制的方式获得收税，也意味着他获得的收入不一定是通过创造价值，不一定是通过使别人幸福，尽管从根本上讲我们需要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变得更幸福，但由于政府的收税方式使它在具体行为中不一定是使别人幸福自己获得收入的，别人不幸福，甚至更不幸，政府的收入也可能会每年以20-30%的速度增长。
政府收入增长和企业收入增长很不一样，企业收入增长意味着你对消费者创造了更大价值，而政府收入增长，不意味着你给老百姓创造了更大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就是强盗的逻辑，而不是市场的逻辑。
但我也要强调，并不是所有企业家做事都是市场的逻辑，如果一些企业可以通过特殊关系搞到资源，甚至进行一些个人不能做的事情，这时它获得的收入也不一定意味着它创造了价值，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在市场中也可能会使用强盗的逻辑来赚钱。这样就和政府有所类似。
我这里要说的是，一个企业为什么必须创造价值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私有产权和竞争，因为有私有产权，意味着任何人不能强制掠夺别人的财富，要获得收入只有通过和别人交换，别人愿意交换，就意味着你要给他带来更大的价值，并且还要竞争，竞争意味着你只有比竞争对手给消费者带来更多价值，才能够在市场上站得住脚。
两个企业之间竞争的本质在于谁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多，或者说“消费者剩余”，如果一个企业给消费者创造的剩余是2，另一个是3，第二个就可以打垮第一个，并不一定他创造出的总价值更高。看一下中国这30年，为什么中国的产品遍布世界，不是中国生产产品的总价值比美国或欧洲的竞争对手更高，而是因为中国的成本更低，尽管质量不一定比美国的产品高，但留给消费者的剩余比美国企业生产的要大，这样我们中国的企业就可以打垮那些欧洲、美国的竞争对手，占据市场，这就是竞争的本质。
当我们在市场中，按刚才讲的市场范围越大，分工越细，今天我们所有生产的东西要销售向世界各地，同样，我们消费的东西也来自世界各地，消费者怎么能够相信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市场中如何建立信任，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这里有一点我自己认为在理论方面做的小小贡献，我们怎么理解企业，企业究竟是什么东西，市场当中的信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给大家简单举例，企业类似于连带责任的机制，回到历史看，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我们大部分时间是统一的，秦始皇统一中国时中国只有2000万人，大家想想，一个皇帝要管住那么多人是不容易的，了解一下现在的企业，几百几千人老板都会焦头烂额，但中国的皇帝没有电话、没有传真机、也没有电脑，信息流通非常慢，怎样管住这么多人呢？商鞅就设计了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叫做“连带责任”，或者说“连坐制”，一人犯法，株连九族。
有了这样的制度，皇帝就不需要监督每一个人，而是让每个小组带有连带责任关系的人自身监督，比如一个村有某个人造反，皇帝就把所有人都杀了，这样为了自己不被杀头，每个人都不敢造反，这是中国皇帝2000多年来统治中国非常重要的制度。
通过这个，我们看到市场中一个企业承担的就是连带责任，任何一个人，或者在同一个品牌，它们之间就相互承担责任，比如你购买耐克鞋，耐克鞋是由很多企业生产的，如果一家企业生产的鞋出了问题，那所有的企业都会遭殃，因为品牌受损，价格会掉下来，价格掉下来，生产企业、工人、原材料商，利益都会受到损害。从这一点上，我们理解了企业在市场中建立信任的机制，它就是通过连带责任。
但我们平等地承担连带责任也是没有效率的，比如一间大学、一个省，我是陕西人，如果任何一个陕西人做了好事儿，我们都会感到很自豪，我自己也得到了好处，但如果另外一个陕西人干了坏事儿，我自己也受到了连累，人家会说陕西人不好，这样对我的名声不好，就是连带责任，但由于陕西人太多，可能我们并不会注意形成有效约束，使我们很好地相互信任。
但企业是要根据制约的合同机制建立连带责任，为了更好地承担连带责任，企业就出现了所有权、出现了利润、出现了老板，简单来说什么叫老板？所谓老板就是对所有员工承担最后连带责任的人，或者可以这样解释，所谓老板，就是找不到别人的毛病，就都是你的毛病。比如你是一家餐馆的老板，如果你餐馆的服务员、厨师洗菜没洗干净，客户吃了以后中毒住院了，谁承担责任？老板。尽管在客户吃饭时老板根本不在现场，甚至可能在外地旅游，但承担责任的是老板。
而员工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找不到他的毛病，他就没有责任。即使他本身有错误，但只要老板没有发现，他的工资就照拿，这就是员工的意思。
我们需要老板，是要让他对所有员工承担连带责任，不在于这家企业有多少人来承担，比如有十万人就用十万人承担，有一万人就由一万人承担，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这个企业没有老板，大家都拿利润，相信这家企业出了问题，找谁他都不负责任，或者只负一小点责任，这样社会的信任就非常难建立。
企业其实不只为自己承担责任，还为所有上游连带企业承担责任，比如你买了一辆宝马车，开在高速公路上时出了问题，轴承断了，轴承是谁生产的？当然是专门由轴承生产供应商生产的，而轴承为什么断了？可能是由于钢材不合格，而钢材是钢材企业生产的，而不是汽车企业，但谁承担这个责任？是汽车公司，宝马公司。也就是说，一个品牌企业会为所有上游企业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因为他承担连带责任了，就要管理好每一个环节，所以这样的企业是我们市场建立信任的基本制度，企业有所有权，就使得我们更好地让每一个人承担责任，最后使得我们相互信任。
我曾讲过一句话，利润是责任。就是这个含义。并且我讲过，一个人在一个企业，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你才能够赚多大钱。比如你为十万人的企业承担责任，你可以雇十万个人生产，那赚的钱就多，如果你只能为一个人承担责任，可能你只能开一个小铺子，赚的钱很少，如果你一个人都承担不了，只为自己承担责任，那你就只能当个体户，或者是当雇员。所以企业家的能力在于你承担责任的能力。
看一下，市场上出的很多问题都与此有关，比如两年多前的三聚氰氨事件，一个生产奶制品的品牌公司，意味着不仅要为他所有的员工承担责任，而且要为所有的上游供应商生产责任，奶牛是农村养的，这意味着伊利、蒙牛、三鹿、光明等所有公司必须要为养奶牛的农民承担责任，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没办法监督好农民挤奶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可能掺假，比如掺进三聚氰氨，最后你就要倒霉。
还有最近“瘦肉精”等问题，再看网络公司阿里巴巴，阿里巴巴要为数千万公司承担责任，任何一个企业，只要是在阿里巴巴或淘宝网上交易，他卖了假的东西，就一定会影响到阿里巴巴、淘宝网整体的声誉，所以马云是为数千万人承担责任的。
这种承担、这种能力就要求我们要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制度，这是企业在管理过程中会遇到的很多问题，再说牛奶公司，牛奶公司出问题之后，我那有一个学生在西安生产牛奶，他的牛奶没出问题，我问为什么你的牛奶没出问题呢？他说他早就意识到可能会有这个问题，于是就自己买了产奶机，不让农民挤奶之后再送来，而是让农民把牛拉到他这儿来，挤完奶再把牛拉回去，这个过程就不会掺进三聚氰氨。
可能大家会问一个问题，如果三聚氰氨从饲料里加进去呢？这种技术就没办法管理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家牛奶公司不能保证饲料公司这一环不掺假的话，你的牛奶就不可能做大，需要自己办饲料公司，最后只能是小而全，公司不会有很大扩展。
总结一下，这对我们理解市场非常重要，大的品牌企业类似是在消费者面前立了军令状，要为我们提供保证，保证他卖的东西是真实的，最后出了问题是他的责任。这样我们才可以相信他，市场上有很多卖的东西，为什么只有少数品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市场上有很多品牌，哪个品牌都记不住，骗了人也不知道是哪个，怎么去追溯他？
这就是经济学上讲的完全竞争，每个行业都有无数个企业，如果一个行业有无数个企业，每个企业对价格都没有影响，这个市场一定是没有信任的，这样的市场也不可能真正存在。我们再看现在政府采取的所谓反垄断措施，其实很多都是反大，企业大了就反你，或者是反竞争性行为，每个企业都要竞争，要给消费者生产更好的东西，就要跟别人不一样，我们要差异化，差异化了之后需求就向下倾斜，它说你有市场力量，有了市场力量就会有效率的损失，所以我们要反你。这些事情和我刚才讲的故事来看都是没有道理的，是有一些理论基础，但理论基础是错的，我们的很多政策都建立在错误的理论基础上。
我还要给大家强调一下，要理解市场，一定要理解企业家，市场整个的创造和进步实际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创新的必然过程，我们理解企业家最重要的能力是判断未来的能力，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他要比别人看得更清楚，哪一个人判断未来的能力高，哪个企业家的能力就高，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判断未来，只是我们面对的问题和别人不一样，企业家有更高超的判断未来的能力，如果未来判断错了，最后就要亏损，判断错误意味着你没有为别人创造价值。
反过来说，如果你做地产产品，认为它是有价值的，最后判断正确，那你就可以赚钱，这是一个企业家基本的功能。
危机之后，我们用过度刺激的办法解救经济，于是通货膨胀出现了，美国也出现了通货膨胀，下次危机究竟有多强烈，不太好预测，但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在《市场的逻辑》第三部分主要讲了这些问题。
最后我特别想讲一下未来的增长，回到一开始讲的亚当·斯密的模型，中国国内市场的潜力非常非常大的，大到什么程度？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说到，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不亚于欧洲所有国家加在一块儿的市场规模。但非常可惜，我们中国没有利用这个市场规模，所以我们在过去200年里落后了，未来怎么利用这个市场规模，仍然是我们面临的很大机会，也是我们的挑战。
一方面来看我们有很多有利条件，交通成本大大降低，这与我们高速公路、铁路的发展有关。但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交易成本太高，我们看中央电视台披露的，一个司机拉货，三分之一的成本都是收费成本，收费成本在交易成本内，但损失不止于此，我们每过一个收费站，汽车就排很长的队，浪费的这些时间都是没有办法计算的。所以中国未来能不能利用好国内市场，很大一部分在于我们能不能降低交易成本，能不能降低交易成本，就依赖于我们要做很多制度性的改革。
首先强调一点，现在我们都用扩大内需的概念，我已经反复讲过，扩大内需这个概念不太强大，我更愿意用“开发国内市场”，因为“扩大内需”是宏观经济学的概念，一讲到扩大内需就是政府要刺激，扩大货币供应，变成了中央银行的事，开发国内市场是企业家的事，靠谁？靠柳传志、马云，靠众多这些企业家。你要使得柳传志、马云、任志强这样的人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就要有好多制度性的变革。
特别提到几点，第一，国有部门太大，中国这么大的国有部门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总想让别人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但关起门自己想一下，我们能叫市场经济吗？只能说我们在往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走，而且还在不断倒退，并不能称自己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很多私人产权根本就得不到保障，政府部门侵害私人产权的事频繁发生，而且是制度化的，包括我们看到前两年山西煤炭企业的重组，河北钢铁企业的重组，很多都是在政府政策、宏观调控名义下进行的财产制度侵害，由此导致我们看到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在移民。据说中国富豪里有20%以上都取得了外国护照。
想一想，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寻找去其它国家，即使仍然回来做生意，每年也有大量时间花在探亲、维护外国护照有效性上，这样他还有多少时间开发国内市场呢？所以我说，中国未来的增长依赖于国内市场的开发，而国内市场的开发依赖于我们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不是能够被很好地利用起来。
要做到这一点，又涉及到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我想，我们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存在好多不确定性，我要说的是，这是不能回避的，我们只能积极主动地去思考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而不只是一个词，闹。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我想在未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达到这些，我们就需要高瞻远瞩，甚至我们要排除短期的不同意见，就像邓小平讲的，事情一定要做。
关于这些，是我在《市场的逻辑》这本书里的四部分重要内容，希望对于市场，对于政府应该做些什么，老百姓怎么看待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有所帮助、有所启发，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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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晓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