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伟：1986年邓小平与陈云李先念密谈

1986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两个决议，一个是《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另一个是《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后一个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987年10月在北京召开。就是说，作为一个执政党，要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来着手筹备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消息一公布，党内党外就知道，十三大的各种筹备工作，已经开始了。在主持十二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中，除胡耀邦、赵紫阳还比较年轻外，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三位老人，都已是耄耋之年，陈云和邓小平都已年过80，李先念也接近80岁。岁月不会饶人，党的领导集体必须尽快实现新老交替，作为党内老资格的革命家，他们要尽早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他们三人脑海里……
　　1、1986年的秋天，几位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相继去世，让陈云等人承受着极大的心理打击，他约邓小平、李先念到家里做了一次秘密长谈。之后，陈云在公众面前“消失”
　　十二届六中全会开完不久，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等人陆续经受着失去战友的痛苦。几位与他们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相继离开人世，让他们感慨万千：先是一代名将韩先楚，接着是两位元帅刘伯承和叶剑英。韩先楚74岁，刘伯承94岁，叶剑英也跨入了90岁。从70几到90几，无论身体好坏，都会走完人生的这一步。然而，这三位在党、国家和军队有着崇高威望的领导人的去世，却带给仍在党中央领导岗位上工作的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极大的心理打击。
　　10月11日下午，陈云和李先念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一同参加了韩先楚遗体告别仪式。他俩在韩先楚逝世后，还分别向韩先楚的家属致函表示慰问。陈云在致函中说：“韩先楚同志早年参加革命，戎马一生，身经百战，战功卓著，为我党我军建设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不愧为我党的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先楚同志的早逝，我深为悲痛。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李先念在致函说：“韩先楚同志去世，使我深为悲痛！先楚同志确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是我军英勇善战的将领，为人坦率、耿直，正气凛然。值得我们学习。”他们都表达了一个真实的心态：“深为悲痛！”
　　对韩先楚的悲痛还没有完全过去，又一重大打击接踵而至：刘伯承去世！
　　10月16日，陈云和李先念又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由邓小平亲自主持的“刘伯承同志追悼会”。刘伯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是当年“刘、邓”大军中与邓小平不可分割的“黄金搭挡”，也是陈云和李先念在革命队伍中的一位好兄长。刘伯承的去世，邓、陈、李三人又处在“深深的悲痛”中。
　　然而，悲痛就像无情的鞭子，进一步在抽打着这些坚强的老人，更让他们悲痛的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另一位缔造者叶剑英，也在当月离他们而去了。不久前叶剑英还与他们一同主持中央核心领导层的工作，一同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带着万分悲痛的心情，10月29日，陈云、李先念等人再次到人民大会堂，出席了由邓小平主持的“叶剑英同志追悼会”。
　　从刘伯承、叶剑英的追悼会出来，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都拖着沉重的脚步，身心异常疲惫……他们相约，隔一天到陈云家中，有要事深谈。
　　10月31日上午，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约相继来到陈云家中，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的重要谈话。
　　此时，邓小平八十三岁，李先念七十八岁，陈云则居中，八十二岁。三位老人单独相会，这是很难得的事，身边工作人员赶紧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
　　还没有等身边的人忙活完，陈云将工作人员都支出了办公室，并示意自己的警卫员离开时将办公室的门关上。这次谈话，意义非同寻常，谈话内容的重要性，从陈云的警卫员赵天元后来回忆的片断中可以反映出来：
　　“我刚走到值班室，电铃响了，我又赶紧转回，打开办公室门，看到李先念主席已起身正往门口走，见我进来，三位老人都高声冲我说：‘烟，拿烟。’我赶忙出来问邓小平的秘书张保中要烟，张保中匆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已拆封的硬盒十支装‘熊猫’牌香烟，我接过来边走边打开烟盒盖，我拿进去两个烟灰缸和两盒火柴，我知道李主席不抽烟，但又不好意思只给邓小平一个人放，陈云说：‘李主席不用烟灰缸。’我就只放了一个烟灰缸，把烟交给邓小平就关上门出来了。……谈话结束，邓小平和李主席走后，我看烟灰缸里有6个过滤嘴烟头，邓小平在80分钟内抽完了6支香烟。”
　　在这三位老人中，抽烟的只有邓小平一人。医生早就要求过，让邓小平尽量不要抽烟了。可陈云、李先念都如此急迫地为邓小平找烟，由此可见谈话的内容必定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谈话是秘密的，除了他们三人外，他人无法知晓，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不知道内情。
　　年底，由于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态度不坚决等原因，发生了大范围的*。与此相关联，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生重大人事变化，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赵紫阳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
　　自10月份公开出席叶剑英等人的追悼会，陈云一直未公开露面。往年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在元旦、春节期间有所活动，新闻媒体也会有所报道。而1987年元旦、春节这两大重要节日，陈云也未露面……
　　这就引起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尤其是境外舆论，纷纷预测中共领导层将在十三大时作何种变化，猜测在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何种政策处理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
　　就在这个时候，一本很有影响力的经济类杂志《国际金融研究》，在1987年第1期刊登了两篇文章：
　　一篇是全文发表1973年6月7日《陈云同志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的谈话》，讲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陈云找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和副行长乔培新等人，了解国际金融和货币问题。陈云请他们着手收集美、日、英、西德、法各国的货币、黄金、工业、经济危机、贸易、对外赤字等等方面的情况。即使当时在谈资本主义色变的形势下，陈云仍表达了这样一些意见：我们的对外贸易要由过去的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我们要建立金融研究机构，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研究包括象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地位；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东西束缚住，规章制度要变动一下。
　　另一篇是《国际金融研究》杂志特约评论员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取的就是陈云当时的原话：《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文章在新的形势下，全面解读了陈云的1973年6月7日谈话中的思想，文中说：
　　在1987年的新春到来之际，《国际金融研究》杂志首次全文公开发表陈云同志1973年6月7日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的谈话。这是陈云同志关于国际经济贸易、国际货币金融问题的一次重要谈话，也是反映陈云同志经济思想的重要文献。尽管谈话是在14年前的‘文革’期间，但在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刻，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是在1973年，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运行了28年之后，最终瓦解了。也是在1973年，黄金，这个作为世界各国货币的共同价值尺度，在经历了几百年历史后，终于同货币脱钩，出现了所谓的“黄金非货币化”。陈云同志洞察了世界经济中出现的重大变化，以及可能对我国产生的影响，及时地发表了这次重要的谈话。他明确地告诫我们：‘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地位。’
　　正如陈云同志估计的那样，在此之后的十几年时间中，世界经济不断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货币汇价、利率和石油价格的波动，工业化国家的滞胀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等等。这一系列的变化，就像一次次的浪潮冲击着全球的经济活动，进而波及着世界各个国家，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
　　近8年来，我国为了实现四化目标，坚定地采取了改革、开放和搞活的政策。经济的发展使我们迫切地需要与国外交换商品、劳务，吸收国外的资金，引进先进的技术，这也就必然使世界经济运动的冲击波越来越多地影响到我国经济的运行。特别是近三年来，西方国家货币汇价和利率的变动，国际市场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国际资本市场资金的供求和流向，以及美国、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政策的变化等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当然，这里包括了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之上的交往和结合只会越来越密切。
　　因此，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已经远远不能仅是停留在学术和理论界的探讨，它将越来越成为我们现实经济工作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还说：
　　“这是陈云同志早在14年前，也就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提出的鲜明观点和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思想。在那些禁锢的年代里，利用外资问题是个严格的禁区，一提及就要被扣上‘洋奴哲学’的大帽子。但陈云同志不仅明确地肯定利用外资是好事，而且还鼓励大家努力冲破开展利用外资工作遇到的阻力。
　　……
　　1987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既定的目标继续向前迈进的一年。我们希望广大从事对外经济工作的同志，能够认真学习陈云同志的谈话，更加扎扎实实地去开展工作，去开拓新的局面。”
　　《国际金融研究》的这两篇文章，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明白的人看出了点门道，这个时候发表陈云的这篇东西，表明的是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共产党并不会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改变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
　　陈云言论通过媒体报道了，但陈云未出席任何公开的活动，不在媒体前露面。由于陈云在公众面前的“消失”，引起外界开始对他健康状况的猜测，甚至某些港台报纸报道说，陈云已经“半身不遂”、“重病在身……”
　　2、陈云在公众面前“消失”，外界开始对他的健康状况和邓小平的去留纷纷猜测：“半身不遂”、“重病在身”、“十三大时退职”……陈云出来“植树辟谣”；邓小平则直接答疑
　　1987年3月中旬，久不出门的陈云从北京悄然来到杭州休养。他也知道了一些外界对自己有关“重病在身”的种种猜测。甚至有人将这些猜测与中共十三大的人事变动联系在了一起。看来，露不露面，还真的被外界看成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
　　进入4月，按国家的规定，4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为植树节。为此，中共中央领导人安排了一个统一的、公开的活动――参加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中央领导人的植树活动先从在杭州的陈云开始。
　　植树节应该是4月5日星期日，但陈云赶在了4月4日星期六这天。
　　4月4日的杭州，迎来了入春以来少有的一个晴天，风和日丽，最高温度20摄氏度。上午10时左右，陈云从住地乘车出发，前往位于杭州西郊被列为西湖新十景之一的云栖。在通往云栖的山间小路两旁，修篁青翠，山花烂漫。陈云等人先到云栖茶室稍事休息，并与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陈法文、省委常委兼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馨、浙江省副省长许行贯、浙江省军区司令员黎清等人交谈了一会。随后，陈云一行又乘车下山去与干部群众一起植树。
　　车到山路的一个急转弯处，陈云见到两棵熟悉的千年古树。他看了一眼挂在树上的铁牌子，仍写着这样几个字：“树龄1000年”。陈云笑了，风趣地说：“这树年龄不长啊，前几年我来的时候就写的1000年，现在还是1000年。”
　　旁边人说：“至少也应该是一千零几年了吧。”
　　陈云又说：“我老家有棵大树，比这还大，据说是三国时刘备的孙夫人栽的。植树造林，造福后人呀。随着社会进步，我们更应该多植树、多绿化，这样才能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了“云栖竹径”碑亭旁。这里还是有些凉意的，但兴致勃勃的陈云却脱了大衣和帽子。警卫员关切地说：“天凉，可以戴上帽子。”
　　陈云这次来，除了参加植树，还有一层辟谣的意思。所以他说：“戴帽子照相看不清楚。”
　　陈云一行来到一片事先准备选好的空地上，见参加植树的浙江省和杭州市的干部群众已经排开了阵式。陈云选了一个挖好的树坑，坑内放着一棵待种的香樟树，大小约有胳膊那么粗细。他拿起一把方头铁锹，左手前握，右手在后用力铲土，一铲一铲地把边上的土送进香樟树的树坑里。在这一系列连贯的动作中，陈云都很用力气，旁边的人不敢相信这位体质本不强壮的82岁老人，竟然能做如此重的体力活。现场的记者们赶紧拿起照相机，拍下了这珍贵的镜头，并记下了现场的情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会儿树便种好了。
　　结束劳动，陈云与陪同的人愉快地交谈了一会，然而微笑着与大家挥手告别。
　　就在陈云公开露面植树的第二天即星期日，在京的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人也同首都百余万军民一起参加了义务植树活动。邓小平等人植树，选中的地点是北京天坛公园的万寿双环亭前，种植的树种是桧柏。
　　在场的新华社记者是这样写的：
　　“当邓小平同志把一棵挺拔翠绿的桧柏栽进土坑里之后，就和他的7岁小孙女羊羊和两岁的小孙子一起，手提塑料桶，一连往树坑里浇了5桶水。
　　邓小平边干边向身旁的同志介绍说：‘我这个小孙女和我一起种了6年树，要让娃娃们养成种树、爱树的好习惯。’他还说：‘今年植树我又多带个小孙子’。”
　　参加首都植树活动的还有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宋任穷、万里、习仲勋、方毅、田纪云、乔石、李鹏、杨得志、吴学谦、余秋里、胡乔木、胡启立、姚依林、倪志福、秦基伟、陈慕华、邓力群、王兆国等人，他们与北京市的干部群众在天坛公园一共种下了170棵桧柏。
　　参加北京植树活动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副主任薄一波，在劳动间歇时对园林工人诚恳地说：“我们栽树，每年才来这么一次，成活全靠你们了。这一点，得感谢你们，你们辛苦了。”身兼中央绿化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万里也特别嘱咐首都绿化委员会的负责人：“光栽不管活不了，前人栽树，后人要管。”并开玩笑说：“不管，树都死了，就扣你们的工资。”
　　陈云在杭州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在北京的这两次植树活动的消息，在4月5日植树节的晚上同时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间的新闻中播发，4月6日全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两起植树的消息，还配发了照片。
　　几天以后，薄一波到杭州看望陈云，两人一见面就谈起了前几天植树活动的事。薄一波兴奋地说：“我在电视里看你种树使劲还挺大哩！”
　　陈云自豪地笑着说：“台湾报纸说我‘半身不遂’，香港报纸说我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老汉走路还可以嘛，还可以种树嘛。”
　　薄一波明白了陈云的用意，称赞说：“植树辟谣，谣言不攻自破呀。”
　　尽管有关陈云“半身不遂”、“重病在身，卧床不起”等谣言不攻自破了，但外界还是猜测不断：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位中共元老要在十三大时退下来，中共政策将要作大的改变。也有外宾亲自向邓小平打探过这方面的消息。
　　面对上一年10月以来外界有关这方面的种种猜测，再加上经过本年初中央领导层的变化，邓小平认为有必要对此作些回答。
　　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时，是这样回答他的：“有人说我们改变了方针政策，那是一种误解。我相信我们的政策将会更好、更顺利地得到贯彻，……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召开党的十三大，大家看了十三大的结果就会清楚。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不变；为了成功进行四化建设，两个开放不变；为适应改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我们的改革和开放将继续进行下去。最近发生的中央人事变动不会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
　　就在植树节后不久的4月20日，印共（马）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来访，直接问邓小平：“有报道说，您在十三大的时候要退职？”
　　邓小平又是这样回答的：“我讲了几年了，但反对的人太多。不过我还要坚持，恐怕还是半退。我提出，政治局常委恐怕我不参加了，保留一个职务。”
　　南问：“您还将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吗？”
　　邓小平：“没有最后定。我现在还有两个职务，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一个是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保留一个就够了。好处就是让别人做；特别是让年轻人做。另外，保留一个半退的形式，还可以起原有的作用。还有一个好处，可能多活几年。”
　　邓小平虽然表达了“多活几年”的意愿，陈云也抱着“少做多活”的想法，但他们非常清楚，只有尽快实现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新老交替，党和国家的事业才能有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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