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showcraft

http://www.tianyabook.com/zhexue/xingsheng.htm
史学领域的新探索
包遵信
    还是三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位朋友那儿读到一篇论文打印稿。它就是现
在这本论著的雏型：《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当时给我一个突出的
印象，就是它有股迷人的魅力；进而对作者这种大胆的探索，表示由衷的叹赏。与那篇
论文相比，现在这本《兴盛与危机》分量已多了好几倍，但读了它，依然会使你耳目一
新。
    一部学术论著，我说它“迷人”，是否有点不伦不类？其实，科学上任何创新的价
值固然是在它能给人更真切的知识，但它最先打动人的往往是让人领略到一种美的快感。
美学上有所谓“以美引真”的说法，我的这种感受是否就是这个道理？这部论著从结论
到方法，都是以往一些史学论著未曾道及的，对于象我这样一个虽与史学有缘而又没有
八门的人，读了以后有种闻所未闻的新奇感，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值得庆幸的是，事实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这种感受。现在史学界围绕中国封建社会
长期延续的原因，正在热烈地争论着。这场争论的引发点，就是作者那篇论文的发表，
把这个非常困惑人的老问题向人们重新提了出来。与二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两次讨
论相比，目前的讨论中已有不少论述把这个问题的探讨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不再
满足于引经据典，而是放开了视野，从历史整体的宏观角度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虽
然这还只是一个初露的势头，却也非常令人可喜，而这一特点在这本论著中则是最为突
出的。作者充分吸取了前人和时贤研究的成果，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对这一问题提出
了一个崭新的看法：中国封建社会是个超稳定系统，这就是它能长期延续的原因。作为
一种学术观点，对“超稳定系统”这个说法，当然只能褒贬随人，可以继续讨论。但作
者这种从历史整体观上解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结构，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几个方
面的交互影响和互为因果的历史变化中进行综合的探索，这同那些单纯从某个局部、某
个方百去寻究历史演变的终极原因相比，在方法论上不能不说是个长处。
    说到方法论，就使人想到我们的历史研究，许多问题，许多人物，在我们史学家的
笔下，时而肯定，时而否定，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虽则肯定或否定都有它们一定
的道理，但人们不免狐疑：难道历史研究的目的仅限于此吗？何况这种肯定或否定虽是
截然对立，但从方法论上深究，它们往往又都是从同一原则出发的。历史科学是研究社
会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的。现在有些被称为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很难说和历史唯
物主义教本中讲的有什么两样。历史研究中这种原理化倾向，非但没有给理论增添什么
光彩，反而使一部分人丧失了对理论的信心。现在有些同志埋头于史料的整理和考据，
而不屑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多少也是对这种倾向的反抗。虽然这样做并不能真正克
服这种倾向但空喊重视理论也同样于事无补的。理论本身也应该发展，研究方法更需要
改进。
    目前我们的历史研究主要还是局限于描述和议论的方法，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往往满足于作一些定性的判断。定量分析和比较研究，不过时隐时现地在历史科学的大
门之外徘徊，更不用说有意识地采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了。难怪有人说我们的历史
科学还停留在古典科学的时代哩！可怕的倒不是我们目前暂时落后的现状，而是满足于
这种现状，维护这种现状。现在这本论著的出版，能不能给这个现状打开一个缺口？至
少它是第一次将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引进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并从实践上为我们作
出了非常有益的尝试。这件事的意义恐怕要远在它的结论之上。
    作者在这本论著中运用了控制论、系统论和数学模型的方法。我完全相信作者说的，
这些方法并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神秘。不过目前不少同志对它们都还是相当生疏的。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面对这种状况怎么办？抵制它，用一项“西方资产阶级货色”的大
帽子堵住它？这是我们相当熟悉，也是屡试屡败的老办法。鲁迅有篇随感录，题目叫做
《来了》。大意是说中国人遇事总是不问虚实，不究底蕴，只要听见有人说“来了”
“来了”，就都闻风而逃，最终难免上当。它的用意是在揭露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盲
从和自大。盲从造就对已有事物的迷信，自大助长了对新鲜事物的抵触。我们曾经不止
一次吃过这种盲从和自大的苦头，虽然健忘也是某些人的特性，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恐
怕谁也不愿再来充当一次现代堂·诘诃德式的英雄罢。
    当然，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现代科学方法，包括控
制论、系统论，它们只能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能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研究中引
用现代科学方法，这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致的。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的同志，也不曾
有超越历史唯物主义这种不切实际的奢念。这本论著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令人费解
的倒是，恰恰那些一提现代科学方法就摇头的同志，却总要在现代科学方法和历史唯物
主义之间划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把它们截然对立起来。如果有谁向前跨越一步，他
们就惊慌不已，斥之为“标新立异”，甚而干脆就给扣上一顶“资产阶级思想”的大帽
子，好象现代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只是亵读他们圣洁灵魂的污水。如果这也叫做坚持
马克思主义，那恕我不敬，那只不过是患了一种神经衰弱的思想贫乏症。他们的虔诚虽
然令人起敬，他们的表现却与马克思主义精神背道而驰。既然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那
就应当懂得，马克思主义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学说，它能撷取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
遗产，当然更能兼容当代科学中那些珍贵成果，不管这些成果是由谁创造的。这在原则
上难道还容怀疑吗？问题在于我们这些自信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是否有这样的心胸、
眼光和魄力。诚然，在历史研究中吸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时，会遇到历史唯物主义同
它们如何结合的问题。这确是一个理论上有待探索的新课题。这本论著虽然没有正面回
答这个问题，但它的出版不是为我们探索这个新课题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实例吗？
    我不懂控制论，对于历史研究怎样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也没有从理论上研究过，但
我读了这本论著却不觉得隔膜。它在你面前展现的那些历史场面仿佛让你身临其境，可
以说就是一个一个活的社会，因而给你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它对许多问题的分析，层次
分明，给人一种清晰感，不会使你如雾中看花，似懂非懂。有些问题，譬如中国历史上
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世界罕见的，可是为什么两千多年
的封建社会，只有政权易姓的改朝换代，却从来不曾有过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说法当
然还是有的，那就是农民阶级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那时农民起义没有先进的阶级领导
等等。诚然，这是农民阶级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只是这种解释
如同说古人没有宇宙飞船所以不能登上月球一样，虽则千真万确，难免流于空泛，所以
与其说它是什么历史规律，还不如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况且它又怎样与另一个理
论，即只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阶级斗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相一致呢？正象作
者讲的，我们的历史研究往往就这样陷入了一张难以摆脱的因果循环论的大网。如果我
们把中国封建社会看作是一个“超稳定系统”，这对正确理解这一问题或许更有启发意
义。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观念和实际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总是横亘着一道不
可逾超的鸿沟，现在该是填平这道鸿沟的时候了。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和自
然科学一体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社会科学正在朝着同自然科学结合的方向迈
步。在这一学术思潮中，我们却迟迟没有起步，比起其他某些学科（如经济学），中国
史研究的大门，好象还不曾有现代科学来叩问过。现在这本论著的出版，能否当作代表
史学领域这一新潮的初现？我以为是可以的。
    一八一六年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讲坛上，开始他的哲学史讲演之前，曾有一段意味
深长的话：“我们老一辈的人是从时代的暴风雨中长成的，我们应该赞羡诸君的幸福，
因为你们的青春正是落在这样一些日子里，你们可以不受扰乱地专心从事于真理和科学
的探讨。”我深信我们学术界的诸位前辈，要远比这位西方哲学老人更有气度，更能宽
容，奖掖后进的热诚会和时代前进的步伐成正比。我和本书的两位作者是同辈人，只是
他们都不是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这本论著也只是带有探索性的尝试，这样或那样的缺
点当然难免。行家里手如果有严肃的批评，那也是完全应该、非常有益的。但愿不要因
其还有斑疵，就不屑一顾；倘是囿于见闻，斥乏为怪，那就不足为取了。
    　　　　　　　　　　　　　　一九八一年春节于北京东郊新源里

showcraft

第一章:一个古老的难题
    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
们自己都没有彻底了解它。
    　　　　　　　　　　　　　　——（法）来凯莱·戴·蒙泰涅（1533－1592）

    1．1对思考的再思考

    四百年前，罗马出版了一本哄动一时的书。这就是门多萨用西班牙文写的《中华大
帝国史》。该书用理想化的手法，把当时的中国社会及政体描绘得完美无缺，还称道中
国人“是一个沉静的和有才智的民族”。它引起了欧洲知识界的极大兴趣和普遍关注，
立即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固然，在今天看来，这本书对中国历史和欢会的描述并不
准确，甚至有许多错误，但是它在当时引起的反响，深刻地反映了西方人发现了一种与
欧洲社会完全不同但又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的中国文化时的那种惊愕和激动。无怪乎
当时按国的大作家、哲学家米凯莱·戴·蒙泰涅在校阅该书法文版时，颇有感慨地在书
边写道：“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
还是我们自已都没有彻底了解它。”
    时光流逝，四百年间多少历史的浪涛拍打过去了。无论是世界上，还是中国社会内
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尽管如此，对于任何研究历史的人来说，中国的历史依然
是令人惊异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说：“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没
有彻底了解它。”在有关中国历史的各种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为什么中国封建社
会长期延续达两、三千年之久？
    中国封建社会停滞原因的探讨，是一个早就被我们前辈提出来、历史学家一代又一
代曾经给以回答的问题。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其他的问题能象它那样有长远
的魅力，同时能象它那样构成对历史学家的持久挑战。每一代研究者都把对中国社会的
总体研究，把中西方文明的对比，以及把改造中国的理论探讨，放在这历史性的问题之
下。因此，每当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来临，人们总是企图用新的目光审视这一问题，以求
得对本民族的历史、现状和发展的更深刻的理解。
    是的，为了未来，我们必须研究过去。近一个世纪以前，普列汉诺夫在谈到历史发
展的自由和必然时曾指出：“这个问题，象斯芬克斯一样向每个这样的思想家说：请你
解开我这个谜，否则我便吃掉你的体系”。
    今天，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原因之谜，也象斯芬克斯提出的问题一样，摆在我们
这一代人面前。面对着这个庞然大物的每一个研究者，都会深感自己的知识、能力的不
足；另一方面，也看到有关这一理论问题所涉及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诸方面的几乎
所有细节，早已被以往的历史学家们深思熟虑过了，其中有的已经转化为改造中国的行
动。但是，只要我们对巨大的历史惯性还没有真正的认识，那么；这个问题就将一次又
一次地由时代向理论家提出来。历史将迫使下一代对先辈的思考结论进行再思考。

    1.2以往学说的疑难

    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由于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得不到必要
的变更，商品经济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这就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持这种
观点的同志，从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的角度，做了大量的、有益的研究，澄访了经济史
上的许多问题。无疑，这种研究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我们认为，它并不一定全面。
因为正是经济史的研究表明，欧洲封建领主庄园制经济的自给自足程度比中国封建社会
的高得多。中国封建社会在很早时，如汉、唐，就有了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唐代激国
际贸易也很发达，如公元769、770年，每年仅在广州登陆的外国商舶就达四千余艘，平
均每日十余艘。而当时，广州仅仅是交州、泉州、扬州、明州等著名的大港当中的一个
而已。宋代，我国二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就多达六个，临安是三十万余户百余万人的大
城市。而欧洲，直到十四世纪事，最大的城市威尼斯、佛罗仑萨仅有九万人，一般城市
如纽仑堡、奥格斯堡不过一万人左右。宋代，每年国家征收的商业都曾达二千二百万缗，
约占总岁收的七分之一。近年来，国内学者还特别指出，我国封建王朝每到后期面临崩
溃的时候，就会出现商业病态繁荣的现象。使历史学家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资本主义
文明恰恰是从欧洲高度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和规模不大的城镇中产生，而在城市和商品
经济相对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资本主义文明却难以产生和发展？
    近年来有些文章认为，单一的小农经济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根源，而这种单
一性又主要表现为区别于欧洲农牧混合经济的单纯农产品生产，欧洲人的食品构成肉食
比重大，而中国人则以吃粮食蔬菜为主。这样，从经营特色到饮食习惯，把问题推到了
非常奇怪而又细小的近乎偶然的因素上了。
    黑格尔曾经机智地指出；“把历史描绘成阿拉伯式的图案画当然是显得巧妙的，因
为阿拉伯式的图案画上面就是大花朵长在纤细的茎上，但是，这样来解释历史是非常肤
浅的”。重视经济原因完全正确，但是把重大历史现象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因素或细小的
原因，这种方法本身不见得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另一种观点是分析中国封建剥削关系的残酷性，指出这种剥削制度怎样一次又一次
地把农民大众推向死亡线，怎样使生产发展和积累中断，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
续。从生产关系角度来分析历史现象，显然比单纯寻找经济因素更具有说服力。持这种
观点的同志，对我国封建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及阶级斗争做了大量的研究，总结出了一
些特点。无疑，这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一个基础。但是，这种分析似乎也不能完全令人
信服。难道欧洲的、日本的封建社会的剥削关系没有中国封建社会的残酷吗？
    对比一下欧洲的农奴和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两者的地位与生活状况，就不难看出，
中国农民的境况一般说来要比欧洲农奴的好一些。欧洲封建领主对农奴的人身占有受到
法律的维护，甚至对农奴的女儿也享有初夜权，农奴生活极为贫困。但我国封建社会中，
特别是封建王朝的中、前期，有大量占有少量耕地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存在，他们与地
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弱。即使是对奴婢，早在东汉时就有禁止私杀奴婢的诏令。北宋法
律中也规定过地主不能直接制裁佃农，佃农还有退佃的权利。西汉时，若以货币为标准，
中等人家是十万钱。家赀不满十万的，有时可受到免租的待遇。若不满千钱的贫家，则
是国家的救济对象。当然，这些规定并不能准确表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实际地位和贫
困的生活状况。上述对比，只不过是为了说明任何一种封建制度都是以农民（或农奴）
为压榨对复，残酷性是其本身的特点。因而我们不能把这一适用于封建剥削制度的普遍
特点，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的特殊原因。
    还有一种观点，许多历史学家十分注意中国封建国家的特点——以强大的中央集权
克服分散性。他们认为，这种专制主义国家组织了巨大的官僚系统，依靠政权力量推行
重本抑末、闭关自守、把盐铁矿及手工业置于官办的经济政策，依靠政权力量独尊儒术
对思想文化严密控制，这些政策有效地延续着封建制度，遏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
发展。这种学说着重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问题，
并在揭示中国封建国家机器的特点及其如何发挥全面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作用方面做
了大量的分析。显然，研究是深化了。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加以思考，又会发现问题
并没有解决。为什么世界史中绝大多数封建国家都保持着和小农经济分散性相适应的分
裂割据状态，而中国封建社会却能长期确立强大统一的专制主义国家政权？人们可能舍
说。这是由中国是封建地主经济所决定的。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形成和维持封建地主
经济，而欧洲却是领主庄园制经济呢？如果研究者们不想把问题归到细枝末节的因素上
去的话，他们又会回到强大的政权力量对经济的作用上来。这样，持这一观点的历史学
家们马上会发现，自己的研究被绞进了一张难以摆脱的因果循环论的大网之中。为了克
服这一困难，研究者们想出各种办法，例如提出中国封建社会中最有势力的剥削者具有
官僚、他主、商人三位一体的特点，等等。
    第四种有相当影响的观点是，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剖析中国封建社会。持这一
观点的同志，力图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从东西方文明对比、文明起源等方面，来解
释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史学理论界一直
在热烈地进行着。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也更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结构的丰富多样性。近
年来，一些研究者指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前阶级社会——原始公
社制形态，是一切文明类型在其历史初期都曾出现过的。那么，为什么这种原始形态能
在东方长期保存下来呢？
    除了上述四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外，还有种种说法。例如说，中国封建社会是处在一
个与世界相对隔离的地理环境中，它东濒大洋，西隔高原，西北、北部与东北部则是高
山、沙漠、草原和原始森林。应该说，在封建社会生产水平的限制下，这种地理环境可
以成为对外交流的巨大障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因素。但同样的地理条件，从西周到秦
汉一千年间，中国社会结建立大一统封建帝国以后的两千年历史中。因此，我们只能说
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是一种外部条件。又如还有的学者从人口——土地的生态关系出发，
指出一定的生产水平制约了二者的几例，造成中国封建社会一次次解体，从而形成了停
滞问题。总之，在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问题时，各种观点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
难。于是，有的学者开始怀疑这个古老的难题提得有没有意义，研究者们是否在没有谜
的地方去破谜。但是，否定一个问题从来比回答一个问题容易得多，这种否定不能消除
我们心中的疑团。

    1．3现代科学的启示

    某些读者或许已经发现，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问题时碰到的困难，并不是材料
问题，而且大多数观点在所论范围内都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随着各种观点的深入研究，
这一古老的难题无论在丰富性上还是在复杂性上都显示出迷人的色彩。历史研究的困难
常常在于：对于一些重大历史现象，我们不难从经济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分别找出
许许多多的原因来。使历史学家们深感困惑的，不是他们怀疑自己观点的局部正确性，
而是一旦把自己的观点放到整体中、放到历史发展中去看，就会发现各种原因互为因果
而自己不过是抓住历史发展的链条中的一环而已。
    先生们遇到困难的地方，是不是可以成为学生们前进的起点呢？在向前迈步之先，
我们不妨停下脚步思考一下。是的，我们应该在方法论上有所建树，应该从仅仅分别在
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寻找终极原因的方法中摆脱出来，而从三者相互作用、相互
关联的角度也即从社会结构的特点出发，重新探讨这一古老的难题。
    在我们把社会看作一个不可割裂的有机系统，对其结构进行整体研究时，是不是可
以借助于本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所提供的某些理论和方法呢？早在1914年，列宁就说过：
“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
的。在20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众所周知，系统论、控
制论是二十世纪以通讯、自动化和计算机为特色的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物。它们不把事物
看作相互孤立的因果系列和可以分割处理的机械模式，为研究错综复杂的事物提供了某
些具体的理论和方法。在强调整体研究的时候，系统论、控制论还特别指出：局部特点
相加之和并不等于整体特征，而必须把它们始终作为整个系统的相在依存的组成部分来
加以研究。近三十多年来，系统论、控制论以惊人的速度成长着，并向各学科领域渗透。
而我们，恰好正是被人们称作横断科学的系统论、控制论的同龄人。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就非
常重视整体的、相互联系的思想方法。恩格斯在谈到因果关系时，特别强调了从总联系
的角度来考察问题。他说：“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
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
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
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现代
科学的发展，系统论、控制论对复杂系统的研究，恰恰可以使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这些基本观点时进步在方法上做到丰富化、具体化、细致化。
    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现代系统研究可以提供
一种更能适当地处理社会文化系统的复杂性质和动力性质的基础构架”。近些年来，世
界上已经出现了用系统论、控制论方法研究历史的工作。人们会问：这种方法和历史唯
物主义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指导下，把控制论和系统论作
为一种具体方法或工具来使用，是可以尝试的。当然，这的确也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
索的理论问题。我们这本书，则仅仅是一种尝试。我们力图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故指导
下，应用系统论、控制论方法，从总体上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具体分析地主对农
民的剥削结构，揭示阶级斗争激化的条件，探讨社会危机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等等。
我们认为，我们的这种尝试和唯心主义史学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把社会结构与社会
生活的具体内容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有的同志认为把控制
论、系统论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是不是简单化了。这实际上涉及到社会科学与
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的问题。马克思早就说过：“自然科学往后将会把关于人类的科学
总括在自己下面，正如同关于人类的科学把自然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一样：它将成为一
个科学。”
    然而，要运用控制论、系统论方法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探索其长期延续的
原因，会碰到很多困难。由于这一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包括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
所有方面，其时间尺度涉及到两千余年，所以对这个特大系统的重大历史现象的研究，
人们往往有望而生畏之感。但是，我们发现中国封建社会所具有的某些特点，正好为利
用控制论、系统论方法研究历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众所周知，中国史有两个特点。第
一，中国文明绵亘数千年而始终没有中断过，又有重视历史的良好文化传统，史料的丰
富和具体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与民族都无可比拟的。这些丰富的史料又被历代学者考
察研究过。解放后，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历史工作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第二，直
到近代世界市场形成、国家之间的联系不可分割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一个自成
体系的相对孤立的系统，不象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是一些互相渗透的开系统。在系统论、
控制论中，研究相对孤立体系的方法比较成熟。中国史的这两个特点，对我们的研究是
十分有利的条件。科学发展史也充分表明，那些成功的科学研究最初总是从资料丰富而
又是相对孤立的系统入手，然后再把所得到的认识加以推广的。
    这一切给了我们鼓舞和启示：从整体研究和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的意义上来说，中国
封建社会要比西方封建社会更容易入手。

    1．4社会结构及周期性、停滞性

    当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用系统论、控制论的具体方法来考察中国封建社会停
滞性问题时，我们发现，这一古老难题的令人迷惑之处，有可能一步步清晰起来。
    系统论、控制论认为，要理解一个系统，特别是象社会这样的复杂的大系统的整体
特征，就必须剖析这个系统的结构和作用机制，也就是分析大系统是由哪些子系统组成，
这些子系统之间又是怎样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是人类活动
的组织形式，是由人结成一定的关系组织起来的。而人与人的关系除了血缘关系而外，
无非是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文化关系。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社会结构时，
就把它看作是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结构三部分组成的（见图1）。图1所
示的社会结构框囹中的双箭头联线，代表三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调节而
又相互适应的关系。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也就是要考察中国封建
社会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结构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是怎样相互作用、相互调节
的，也即从社会组织方式上来把握结构的特征。只有理解了这种结构在相互调节方式上
的特点，才能从整体特征上去追溯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原因。
    从控制论角度来看，所谓某一社会的停滞，就是指这个大系统的结构有着巨大的稳
定性。必须指出，稳定性是控制论、系统论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不是指一般
意义上的停顿僵滞和不变的状态，而是指某种结构在运动发展中保持某种固定形态和基
本上致的适应方式。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其社会生活，包括生产水平、生产
关系、社会组织、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它决不是一个停滞僵
死的社会。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社会组织结构又是处于不断重建和瓦解的振荡之中。
也就是说，从整个形态上看，它并没有发展到新的结构中去。以至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的
鸦片和炮舰打开古老帝国的大门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中的资本
主义因素仍然微乎其微，没有形成建立新的社会形态的力量，而是呈现出一种社会结构
在变动中保持固有形态的巨大稳定性。
    控制论在研究系统结构的稳定性对，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出发点，这就是它不是从不
变性来讨论稳定，它不是去追溯那些使事物及其关系保持不变的因素。恰恰相反，它从
揭示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动态角度来考察系统的稳定性。特别是
当它研究系统术稳定状态时，注重系统内部会发生什么变化，哪些不稳定因素被系统内
在调节力量克服了，从而回到稳定状态的动态过程。这种方法对历史研究应该说是富有
启发意义的。
    我们都知道历史是一条长河，无论是在自然发展史还是社会发展史中，变化是不可
抗拒的潮流。大陆的漂移，宇宙的膨胀，物种的遗传变异……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任
何一个社会，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不
论它的结构是怎样保守，怎样稳固，它都不能置身于发展变化的长河之外。在一个社会
内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也都在发展变化着共调整着相互关系。尤其是
最活跃的经济因素的不断发展，势必导致三个子系统之间的不适应，从而使社会结构出
现不稳定和危机。当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极不适应．就要求社会变革，即以革命的形
式来调整社会结构。调整的后果会怎么样呢？系统论、控制论的研究指出了两种可能性。
一种情况是人们早就熟悉的，旧结构被破坏瓦解了，失去了恢复的能力，同时，在原有
社会结构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相互适应、相互调节的结构，革命到来时，新结构就
会取代旧结构，社会演化为新的形态。显然，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再
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学家们经常提到的欧洲社会演变过程。控制论指出，大系统
的演化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当社会结构中三个子系统偏离适应状态以至于旧结构
无法再维持下去时，引起原有旧结构的崩溃，其后果是消除了各子系统中互不适应的因
素，消除和压抑了三个子系统中尚未成熟的新结构的萌芽，这样就使得大系统回到原有
的适应状态。这种系统由于存在着不断消除和压抑内在不稳定因素的振荡机制，所以从
总体上看结构长期不变。控制论把这种系统称为超稳定系统（ultrastablesystem）。它
一方面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表现出周期性振荡。也就是说，这种系统的巨大的
稳定性，是依靠它本身具有周期性振荡的调节机制而得以实现的。这个理论是控制论专
家艾什比在五十年代研究有机体怎样适应环境时提出来的。
    用控制论关于稳态结构的理论来剖析中国封建社会，我们发现，中国封建社会除了
在其结构形态上有长期停滞的特点外，恰好还有另一种不能忽略的重大历史现象——封
建王朝的周期性更替。以大时间尺度来衡量，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从建立、发展趋于
鼎盛，直到显露出社会危机，暴发动乱，崩溃，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大动
荡，旧王朝覆灭了，新王朝代之而起，呈现出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人们自然会问：中
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是不是由于它正好是一个超稳定系统呢？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
结构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和周期性改朝换代，这两个重大历史
现象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内部具有特殊的调节机制，使它每隔两三
百年就发生一次周期性的崩溃（即振荡），消灭或压抑不稳定因素并恢复旧结构。正是
这种特殊的调节机制，保持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延续状态，使之呈现出社会结构
的巨大稳定性。换句话说，中国封建制度是不能仅仅靠每个封建王朝长期延续而静态地
继承下来，而是必须通过周期性的动乱和复苏一代一代地保存下来的。
    本书的任务是，力求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运用控制论方法，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
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并根据这一假说，使中国历史上一些令人迷惑的现象和
难题，如大一统的组织能力、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的原因、农民战争的特点和作用、
对外来文化的融合能力等等，都得到统一而又明白的说明。这样，也许可以使我们发现
那些被大量细节掩盖着的重大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们深深感到；运用控制论方法研究历史，有可能使我们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时做
到细致化，为具体分析问题提供有效的工具。诚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基础制约
着上层建筑。但是，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也具有反作用。实际上，早在189O年恩格斯
在给康·施米特的著名的信中，就明确论述了国家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
造成社会发展的不同的演化道路。他指出，这种反作用可能有三种情况：如果国家权力
沿着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就会促进其向前发展；如果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就会造
成“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第三种情况是“阻碍经济发展
沿着某些方向走”。后两种情况又可以归为一类，它们都是“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
成巨大的损害”。长期以来，很多人一谈历史唯物主义就想到欧洲社会的历史演化模式，
而对经典作家讲到的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造成的一个大民族的崩溃形式，没有
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显然，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和周期性崩溃的研究，
将可以加深我们对过去忽略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论述的理解。
    以下各章中，我们将根据历史材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构造，及其内
部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第二章中，我们以研究社会内部的及外部的交往程度为
起点，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及其功能，揭示这种结构与“大一统”
的关系。第三章中，我们分析了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封建剥削阶级属性，指出它具有的巨
大调节能力必然会异化出无组织力量来，并具体地从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中剖析无组织
力量不断增长的趋势。这一切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国家机器调节功能丧失。第四章中，
我们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结构和剥削放大效应，指出无组织力量最终将
导致王朝末期变法的失败和农民大起义。第五章，我们探讨宗法一体化结构怎样造成社
会周期性的崩溃及王朝修复机制。第六章讨论周期性大动乱对生产力进步积累的破坏作
用，从而指出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巨大保守性阻碍了社会结构中新因素的产生和发展。然
后，我们提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假说，回答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这一
中心问题。余下的几章，我们将根据模型和假说，继续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一些
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相信，读者是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与我们一起来进行探索的。

老木匠

这个在出书的时候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

最早是一篇论文，1978年底在一个很差的刊物（好像是《贵阳师范学院学报》）上发的，题目里有“超稳定结构”字样。当时很轰动，很多同学排了队在报刊阅览室阅读。我当时也很起劲的看了，并且跟踪着去阅读了论文里所涉及到的所有的控制论书籍。

看下来觉得这两位是搞错了。控制论是研究人造机器的自动控制问题，扩展到生物领域，也只是个体生物，没有人用这个学说来解释生物种群演变的。在人类社会领域，控制论创始人维纳也只是谈到政府的控制。这个学说用来研究整个社会问题，是这两位过于发挥的独创了。而从历史学角度来说，两位又都缺乏一个宏观的历史学基础，史料的运用相当勉强。

尤其是觉得，全球范围内像中国这样“停滞不前”的社会太普遍了，甚至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欧美只是个例外。两位只注重和欧洲比，那么亚非拉那么多古代文明呢？不是应该都有停滞的“共性”吗？

所以当时就对这两位很不以为然。觉得拿控制论来分析一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朝廷体制的控制特性还比较靠谱。因此大概在1979还是80的时候，写了一篇习作，试图用控制论来解释历代朝廷体制的演变过程，发在同学们编的刊物上——后来是我“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甚多”的主要例证。

控制论强调的是以被控制对象反馈的信息来实现决策的合理化，减少决策误差。一个最基本的控制论的框图，应该包含有独立信息反馈的通路，以及对于反馈信息进行处理的“鉴别”系统，来向决策部门提供决策的方案。

我觉得中国古代在建立新朝代时，会注意到这个信息反馈问题，谏官系统、监察系统，都是具有这种信息反馈的意义。不过到了朝代的末期，这个系统的功能往往萎缩，或者变性为执行系统。

比如，非常奇怪的是，历代的地方监察系统总是在后来变成新的地方军政机构，凌驾于原有的军政机构之上。比如汉代的刺史，唐代的观察使，宋代的转运使/安抚使，明代的巡抚。甚至几乎所有的战区指挥官都是从中央派出的、挂着监察官的头衔，比如明代的总督。

朝廷的体制主体是自上而下的，导致每个朝代一旦建立就很难进行调整，每次大的“变法”，总是不断的层层加码而出现偏差，朝廷的“纠偏”又会导致反方向的层层加码出现更大的偏差——陷入典型的“正反馈”，“振荡”。所以需要提倡“无为而治”，小修小补。

一圈兜下来，我反而觉得这个政体的组建是违背控制论原理的，恰恰是“不稳定”的。一群农民起义、一个不大的外族入侵都会导致朝廷控制的全盘崩溃，就是贾谊所说的“土崩瓦解”。和世界其他古代帝国——比如东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印加帝国、法国波旁王朝等等——相比，朝代的寿命更短，容易引发崩溃的因素更多。

当然，这个朝廷控制的不稳定性，朝代的更迭总是伴随全社会的大破坏，使整个社会返回到起始的阶段，因此整个社会才是“超稳定”的。

这样写了一通，现在看看，也是题目太大，有老虎吃天的感觉。

这对夫妇后来把这篇论文演绎为书，漏洞更多。不过主要是在铁板一块的历史解释学说上打了几个裂缝，提供了一些新的想法，因此还是引起了很大的讨论。

到了现在，他们自己不再继续修补这个宏大的体系。倒是做了一些扎实的考证功夫。

showcraft

多谢老木匠师傅指点。主要是上午看到一篇书评还挺合胃口。
这本书就不细读了，本科还学过点控制论，结合书看看。经济学是喜欢玩数学模型的，历史结合控制论也是不错的视角，虽然具体操作很难。
我想解决的对策，即是除了自上而下的正反馈之外，应当加上自下而上的负反馈。你中央自上而下对地方的控制减弱或者不力，那就开发更底层民众对地方一级的监督与约束，使输出不至于偏差太大反过来影响上层的输入，或者除了上层的输入外，再追加下层的输入，结合正负反馈，将执行机构的官僚体系纳入安全范围，建立问责制度，达到真正的超稳定。

鞍山仁者

仁者80年读大学学历史，记得当年这篇文章对我们的冲击还是很大的，居然可以这样的解释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