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刘瑞华：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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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
作者: 刘瑞华
2007-08-15 10: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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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0条 打印 | 字体:大 中 小 兰德斯认为，欧洲人发明了“发明”这个观念与活动，而热衷于不断创新发明，对于中世纪末期以来欧洲人的生产力有重要的帮助
○《国富国穷》，【美】 戴维·兰德斯著，门洪华译，新华出版社2007年1月，58元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重大技术发明珍妮纺纱机
    戴维·兰德斯在本书的序言一开头就指明，这本书的写作目标是写一部世界史，但是并非采取多元文化、种族平等的观点；而是要追溯探究经济进步与现代化的主流。这种大视野的经济史写作企图，虽然在欧美经历“经济史革命”后沉寂多时，但是近年又有蔚为风潮的趋势。在此之前，道格拉斯·诺斯、威廉·帕克、兰度·卡梅伦都有类似性质的著作，不过都没像兰德斯这本书引起这么大的争议。一方面是因为兰德斯的生花妙笔让这本书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另一方面是拜互联网之便，《国富国穷》的原书甫一出版，就成为网络上经济学术讨论群最热门的主题。学者们对本书的评价当然有褒有贬。在英语世界里，论者的赞美之辞显然较多，可谓佳评如潮，不过也有著名学者，如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著者）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著者），批评兰德斯的世界史仍然只是偏颇的局限于欧洲经济史的观点。
新经济史的叛逆者
    《国富国穷》一书是已从哈佛大学退休的戴维·兰德斯集毕生学思之大成的传世之作，要对这本书的内容有一番清楚了解，我们应该先对兰德斯早先的著作有些认识。论年龄与辈分，兰德斯在美国经济史学界是属于最早经历“新经济史革命”的一代。战后开始于美国的新经济史革命，要求经济史的研究论述要符合经济理论的推理与计量数据的检验，明显地改变了经济史学界的研究方法。新经济史崛起之后，有席卷经济史学界的威力。虽然兰德斯在早期新经济史革命的浪潮中并未缺席，但在著述写作上，兰德斯以他的学识与文采，独树一格，并没有委身从事计量式的新经济史研究 。《国富国穷》里处处可见他批评新经济史所言无物，还不如古典的传统看法能对重要的经济史议题提供有用的见解。这种风格的兰德斯，就像是个新社会里的王孙贵族，总是能以他那稀有的才气让人缅怀古老的黄金年代。
    兰德斯研究著作的主题，基本上围绕在促进现代经济演变的知识技术变动。１９６９年出版的《松绑的普罗米修斯》（Ｕｎｂｏｕｎｄ Ｐｒｏｍｅｔｈｕｓ）一书，探讨１７５０年之后的技术变动与企业家的角色，是研究工业革命的现代学者必读著作。１９８３出版的《时间的革命》（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ｉｍｅ）一书，讨论中世纪以来定时器的发明与改变，以及这项技术变动对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影响。虽然照他的说法，这本书是他个人兴趣引发的无心插柳之作，但是内容上不仅对时间的衡量技术有深入的探讨，对欧洲与中国在计时技术利用的观念差异也有精辟的见解，已成为科技史的一本经典著作。除了工业革命的科技解释以及技术发明的文化差异论点之外，兰德斯撰写世界史的另一组素材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反省。兰德斯写过一本较不出名的著作，《财主与权贵》（Ｂａｎ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ａｓｈａｓ），内容是讨论帝国主义带给埃及的影响。兰德斯特别强调帝国主义的危害未必比摆脱帝国主义独立后所付出代价来得大，同时他对帝国主义统治者的罪行也倾向于用机械式权力平衡观点来看，认为殖民侵略乃是历史上强弱文明的接触的必然发展。这些兰德斯毕生学术研究工作累积下来的成果，在新《国富论》一书中汇集融合，构成兰德斯这本独特的世界史。
为什么有的国富，有的国穷
    我们该开始谈本书的内容了。《国富国穷》的主旨即如原书书名，是探讨国家的富裕与贫穷，特别是历史发展的比较。中译本将书名定为《国富国穷》，呼应亚当·斯密的经典之作。原书的扉页上，兰德斯引的是马尔萨斯寄给李嘉图的书信上的一段话，指出国家的富有与贫穷是经济研究的最重要工作，这应该是书名的由来。指出这个差别的重要性在于，到１９世纪初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的那个时代，古典经济学家要比亚当·斯密悲观许多。他们担心经济成长无法突破人口成长的陷阱，他们也担心经济成长引起的分配不均。不仅是贫穷的阴影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至于其他国家，在对照于他国经历工业革命的成长之下，更要为本国相对贫穷的情况苦思对策。明显地，富国与贫国的鲜明对照经过两百年之后依然存在。硬要说《国富国穷》新的意义，应该是在他除了想从历史的脉络中说明欧美国家经济财富累积的动力之外，他还想进一步解释为何其他国家无法搭上经济进步的主流，而始终贫穷。
    有了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为先驱，兰德斯在《国富国穷》里的论点基本上是建立在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的。在对财富的看法上，经济学破解了一个长久的迷思，而让世人知道，国家的财富并不是金银，而是生产。同理，国家财富的增加乃是生产的增加，也就是经济成长。至于经济成长的来源，经济学家确定一件事：资源增加（譬如土地、人口）造成的经济成长是靠不住的，特别是无法摆脱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长期持续的经济成长要靠技术进步，不断提升生产力。这也就是何以兰德斯以及其他西方经济史学家如此看重工业革命的原因，因为工业革命是西方世界技术进步产生经济成长的象征。这种看法很容易得到历史的验证。早期从事航海探索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虽然能从新大陆带回巨量的金银，占领广大的殖民地，但是在现代生产技术出现之后，就黯然失色。英国率先出现工业革命之后，很快就能超越其他原先较为富有的欧洲国家，建立大英帝国的宏图。
    对于新经济史的研究不断降低工业革命期间经济成长的估计，兰德斯大不以为然，直言这些喜欢玩弄计量数据的反工业革命论者根本没搞清楚数字背后的意义。工业革命造成的变化是生产本质的改变。他指出“革命”一词的意义是在其影响深远，而非快速。兰德斯的论点承袭着Ｊ． Ｈ．克拉彭与Ａ． Ｐ．阿舍尔等早期工业革命学者的传统，因而显得理直气壮。他细数工业革命时期欧洲国家如何为了赶上工业革命潮流而互相竞争以及工业文明下追求财富的社会变化。从这些精彩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兰德斯的确是一位经济史学界少见的讲故事的高手。不过，讲求具体证据与实证检验的新经济史学家们对他的批评恐怕未必就会服气。兰德斯强调的是工业革命时期的生产方式变化，这与新经济史呈现的生产量变化是两回事。其实，从产量的变化上看，新经济史的发现让人了解到工业革命并不是快速的变化，这与兰德斯称工业革命是深远的变化并不排斥。接下来新经济史学家将会研究的问题是，兰德斯所认为工业革命的深远影响是否能够得到数据史料的支持。
兰德斯的傲慢与偏见
    与早期传统看法比较，兰德斯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强调工业革命的变化并非仅止于应用面，而是长期科学知识累积与创新的结果，所以他将论述的时间往前推到工业革命很久之前。在他的想法里，中世纪的欧洲在技术方面已经有相当显著的进步，各种发明对于中世纪末期欧洲人的生产力有重要的帮助。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欧洲人发明了“发明”这个观念与活动（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而热衷于不断创新发明。相比之下，在西方以外的国家，特别指中国，科技进步虽然曾经辉煌一时，但是在现代来临前就已趋停滞。虽然兰德斯在交代不同文明背景下技术发明的遭遇时，有丰富的内容，但是在解释这种差异的原因时，却显得非常轻率。他将中国的问题归因于极权的政府，而将欧洲独特的创新精神诉诸宗教的影响。这种粗略的文化论出自于兰德斯这么著名的学者，令人有些惊讶，也难怪让人怀疑他有欧洲沙文主义的倾向。不过，读者也不能过于失望或愤慨，因为兰德斯的这种见解基本上反映了西方学者的一般看法。东西文化差异对工业革命与技术进步的影响，还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国富国穷》里另一个引人争议的论点是兰德斯看待帝国主义的观点。中文读者最难以接受的是，兰德斯将欧洲帝国主义的行径毫无批判地予以合理化，还把矛头转过来质疑中国从帝国主义行列中缺席。他是这么说的：“欧洲将商业和政治扩张至印度和东亚的历史，建筑在一个大疑问之上：如果16世纪时亚洲没有出现政治动乱，印度各邦没有受到土耳其的入侵，中国没有施行孤立政策，让亚洲受到外族无情的侵扰，这扩张还会实现吗？”（页103）兰德斯将欧洲帝国主义的肆虐说成是中国“让”它们如此，实在有些不可思议，也不免让人怀疑他对殖民地经济的分析还有几许价值。不过，我们若是先对兰德斯的机械式的国际权力平衡论有所了解，或许就不足为怪，而且可以了解他何以会提出这个大疑问。当然，笔者并不同意兰德斯的看法，而是认为经济发展的先进与落后有其深层的因素，中国与欧洲的差异，不论是在对外扩张上或科技创新上都是值得研究的题目。兰德斯虽然并未给我们一个好的回答，但是他提出的问题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后殖民社会的政策反思
    兰德斯解释欧洲之外的国家为何不能摆脱贫穷的论点，虽然受到偏见的影响，但还算是言之有物，而且带给经济史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兰德斯视欧洲的扩张为连结世界经济的主要历史发展，从此形成了世界经济的结构。欧洲国家带给美、亚、非洲的影响除了灾难之外，也包括了创造财富的秘诀，那就是知识技术。他认为积极学习欧洲文明的国家，如美国与日本，在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为能够成功地吸取进步的经验，所以都成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即便是原为殖民地的台湾与韩国，因为并未沉湎于被殖民的仇恨，而能迎接外来文化，所以也能赶上现代经济成长，而逐渐富裕。多数前殖民地国家则很不幸地落入了帝国主义遗留下的陷阱，仍旧处于贫穷之中。殖民地遭受过帝国主义的侵害后，在寻求独立的过程里，都努力摆脱原统治者的影响。在兰德斯看来，它们丢弃的不仅是帝国主义的余孽，也失去了使欧洲国家的经济得以成长的技术文明。过于排斥外来力量的结果是，这些孤立的国家虽然想尽办法保护与奖励本国工业，还是一直无法迈向富国之路。换句话说，兰德斯指出贫国受帝国主义之误，除了殖民时期的迫害之外，还包括了后殖民社会的政策错误，而后者是贫国本来可以避免的。虽然这种论点仍有为欧洲帝国主义脱罪之嫌，但确实是值得深思的论点。
    综观兰德斯在这本《国富国穷》里勾勒出的世界史，虽然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的色彩，但是在方向架构上还是有其可取的见解。他将现代世界里贫富国家差异的成因，放置于历史的脉络之中进行了解。他的解释建构于两个重要的历史环节，一个是知识技术造就的工业文明；另一个是航海活动扩张形成的世界经济。不论就哪一个国家而言，无疑都将是现代经济史研究的首要方向。兰德斯认为这一切都是由欧洲开始的，他并不是不知道这种说法不符合知识界里政治正确（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的潮流，但他相信以欧洲为中心的思考方式才是合乎事实的。不论我们在书中发现何种傲慢与偏见的痕迹，还是必须承认他所说的事实，还是可以吸收他提出的见解。历史的教训，在兰德斯看来就是，人必须不断地尝试。富裕国家今日的财富并非来自于奇迹，而是努力的累积。至于贫穷国家呢？最好的药方还是来自于内部。对这一点，我毫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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