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李寅初：“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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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寅初：“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标签： 党史 大跃进

● 李寅初

1           2011年1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第二卷》）正式出版。《党史第二卷》所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29年的历史，涉及诸多重大事件与人物，如土改、反右、文革、毛泽东、刘少奇、林彪等。关于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臧否，学界与媒体一向争讼纷纭。诸多热点中，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书中对1958年至1961年，即俗称的“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据的表述。     在《党史第二卷》中， 有关“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据是这样的：“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有报道称这是“首次披露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死亡人数为1000多万的官方统计数据”。此说遭到多位参与撰写此书专家的批驳。     以我目前所见，早在1991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中就早已公布过相关数据。另外，在薄一波的回忆录《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亦有类似说明。本次表述除了将“一千万”、“九个县”改为“1000万”，“9个县”以外，没有任何变化。     《七十年》和《党史第二卷》两书中所述“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仅指1960年一年，而非整个“大跃进”期间，“人口减少1000万”包括正常死亡，也包括非正常死亡。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七十年》，《党史第二卷》给出了相关数据来源。“1000万”来源有二：一是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统计年鉴》，二是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的数据则来源于《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当代中国人口》。     其实《党史第二卷》涉及建国以来29年间的大量历史数据，但全书对这些数据罕有详尽注解，相形之下，著者如此对待 “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问题，颇显意味深长。           2           1958年至1961年一般也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于这三年的“大跃进”带来的最直接，也是最惨痛的后果是普遍的大饥荒和人口死亡率的大幅度上升。在医学上，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有很多种。造成“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最广泛也是最直接的原因，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饿！一度，北京的粮食库存只够销售七天，天津是十天，上海甚至只能靠动用准备出口的大米过日子。许多地方居民，尤其是农村地区，因为食物缺乏、营养不足普遍发生浮肿病，育龄妇女绝经，患肝炎者增加。     1958年到1961年，这三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数十年来，海内外专家依据各种资料与研究方法，做出了不同推算，从数百万到1000万到7000万不等，数据差异之大，有如天地悬隔。这种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状况，在许多著述中都有所反映。     著名中共党史专家丛进撰写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在其近著《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中，经过估算提出“1958年、1959年和1960年的3年共计比正常年份多死亡人口1500万人，其中1960年约为1000万人（995万人），1960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6‰”。中国人民大学杨凤城教授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则认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700万~4000万人之间”，这是一种较为折中的说法，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仍有2300万的波动。     以上三条数据只是我从手边现有的几本通史性著作中的“顺手牵羊”。另外，还有很多专攻“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问题的著作和文章，举不胜举。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详细介绍了美国著名人口学家A.J.科尔（Coale A.J.）教授、中国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教授的研究。两人以我国公布的相关年份人口普查资料和生育率为基础，科尔采用线性公式估算认为我国1958至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680万，蒋正华则采用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估算认为此时段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97万。李成瑞认为科尔计算的个别重要数字与有关数字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矛盾，对其进行技术性修订后，按其计算方法，非正常死亡人口应为2158万，但两者相比，蒋正华教授的研究科学性更高一些。     近年来，我读到的最新的，也是我最为信服的，关于“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的研究，来自于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中国人口科学》杂志，曹树基发表了“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他采用了人口学与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县市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并参考近千种各省地方志记载的历年人口数，以清代“府”为基本单位（曹认为如此可以避免因县级行政区变动而造成的误差）进行分析计算，得出的结果是“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约为3250万。     现实中，相对于多数人“纠缠”数据的准确与否，还有一种“异类”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所谓“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达上千万根本就是一个愚弄世人的弥天大谎。《党史第二卷》出版后，北京大学法学院巩献田教授即在互联网发表文章，援引孙景泽等人的说法，认为《党史第二卷》中关于“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据严重夸大，1960年我国真实人口比1959年甚至还“增加115万”。     对于想要了解历史真相，又觉得“正襟危坐”的学术研究读来寡然无味的读者来说，还有一类文学价值颇高的作品可供参考。     在此推荐两位“杨”姓作家：杨继绳与杨显惠。杨继绳原为新华社高级记者，他广泛搜集了“大跃进”时期的原始档案、回忆录等，在其于香港出版的专著中，他用较为纪实的手法，全景式地反映了那一非常时期的种种“非常”，保存了最为鲜活的“历史记忆”。杨显惠，天津作家，从2000年开始，他接连发表多篇纪实性小说讲述了“大跃进”时期甘肃夹边沟等地的故事，后结集为《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等出版。           3           “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是多少？很令人遗憾，对此问题，尚未有“众口一词”的答案。     《党史第二卷》中仍然沿袭《七十年》中的表述，无疑也是此种人言人殊困境的一种反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为了得出更权威的数据，撰写者们曾无数次讨论，但永远统一不了，引用任何一种新的说法都会引起争论，最后只能袭用《七十年》中的表述。但我以为，《七十年》中的表述显然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回避了1958、1959、1961这三个关键年份的数据，即使是1960年的“1000万”也是笼统的，没有做出更细致的“正常”与“非正常”之分。     为何 “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准确数据如此难以得出？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教授曾发表文章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点出了部分困境所在。他从人口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虽然“非正常死亡”是研究“大跃进”时期人口变动所普遍使用的概念，但多数研究者所理解的“非正常死亡”，实际上是一个无法严格操作化的概念，沿此思路本身就难以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结果。再加上建国初期人口统计体制屡经变动，尤其是农村人口的统计数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层干部的素质，数据可靠性较差，关键年份数据缺失等等诸多客观原因，困难之大，显而易见。     无论“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不管它是几千万，几百万，还是几十万，几万，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在《党史第二卷》中，对“大跃进”的历史有着客观地描述，对引发“大跃进”的原因亦有切实反思，对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没有回避，其沉痛教训毋庸置疑地应被我们后人铭记与反思。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经济学良心”之誉的阿玛蒂亚·森，在对世界各国的大饥荒现象进行研究后，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只要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就从未发生过真正的大饥荒。而新闻能否自由，很显然与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紧密相关。阿玛蒂亚·森特意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援引了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一段讲话：“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这也许可以是我们反思“大跃进”的起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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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醉汉

“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已经不重要，起码大跃进大量饿死人是事实。现在，党中央和法律专家应该研究，这种人为的大量饿死人，是不是犯罪？如何反思？怎么追责？

阿忙

没办法，很多人会狡辩啊，会说这个人是死于这个病那个病，不应该算饿死，就算是一个人真的是饿死然后扑倒在地死亡，他们也会这个人怎么是饿死的呢，明明是摔在地上，你不能排除他摔死的可能，所以不是饿死。

李大兴

一本探索中国“大跃进”灾难的英文著作《毛的大饥荒》日前获得英国“塞缪尔.约翰逊”非小说类文学奖，此书再次引发人们对那一时期实际死亡人数的关注。


这本书的作者冯克（Frank Dikotter）是香港大学历史教授，人文学院院长。他多年来潜心研究中国历史，撰写了好几部中国历史问题专著。这部有关大跃进灾害的作品是他最新完成的著作。

*新书获奖，接受VOA采访*

冯克在英国出席颁奖仪式后，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大跃进时期饿死的中国人和第二次世纪大战的死亡总数相似，都在4500万以上。”

冯克：“从1958到1962这几年间，中国人为的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可以和整个二战期间各国死去的人数相提并论。这个数字令人震惊，是毛泽东制造的最大的人祸。”

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领导了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以“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为目标，不顾实际情况采取冒进的工业政策。各地农村也大肆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奇迹，造成一派亩产万斤粮的假象，最终以全国大饥荒、死人千万的悲剧收场。

由于中国政府信息的不透明，造成国内外学界对这一时期的死亡人数存在很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1000万人至5000万人不等。

*出版人：帮中国人了解自己历史*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人鲍朴对这本书非常欣赏，他说这本书可以帮助中国民众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特别是中青年一代更应补上这一课。

鲍朴说：“我去年到北京去，和与我同龄的在文革期间出生的人谈到是否知道有过大饥荒，他们说，‘唉，这事真不知道啊。’包括中共党史二卷出版后，官方承认饿死了1000万人，这个他们也不知道。就算是1000万人也不是个小数字啊。”

鲍朴说，冯克的写法非常生动细致，在描写人性的方面有独到之处。他称赞作者是少有的、能让严谨的史实通过活灵活现的笔触表达人性的严肃学者。鲍朴是原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的儿子。鲍彤曾任赵紫阳秘书，**后被判刑7年。

鲍朴说：“冯克的这本书是一个突破，中国人都没有做到。他的突破在于，他不仅去查了中央和省籍的档案材料，这些档案一度开放，目前又不开放了。另一方面他对中国那一段社会情况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

*作者：饥荒中有人以粮惩罚人*

冯克认为，他写的《毛的大饥荒》这本书最重要的是充分展示了人们不仅因为没有饭吃而活活饿死，更严重的是有人把粮食当作一种武器来掌握，惩罚人们。

他说：“这一点最重要，显示人们是被饿死的，他们被剥夺了进入大食堂的权利，其中原因有的因为年迈，病重，发表了不同意见，甚至因为在开会时打了磕睡。这些事件都令人触目惊心。”

早在2000年就开始撰写中国大饥荒的中国资深媒体人，北京炎黄春秋主编杨继绳对这个题目有专门著作《墓碑--中国大饥荒》。他和冯克自07年就已相识，也很赞赏冯克的文笔。但杨继绳认为，目前要通过档案资料得到饥荒中死人的具体数字很不容易。因为有关的档案资料不开放。

*档案保密，死亡数字难确定*

他说：“我跑了社会科学院档案馆，跑过中央档案馆，但是我是通过关系，通过朋友，因为我曾是新华社高级记者。而他肯定看不到，因为那些资料不开放啊。”

尽管杨继绳认为目前总结出来的大饥荒死亡人数不可靠，但他相信总有一天当局控制的档案资料是会开放的，这段历史终究会大白于天下的。

《毛的大饥荒》预计9月将发行中文版。中译本的出版人鲍朴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可以继续研究。

他说：“冯克研究的数字是4500万，这个数字可以争论。但我认为他起码是走出了研究该领域的第一步了。最后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可信数字，什么样一个确切数字，还有待于将来的研究。”

冯克在最后的6名决选者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塞缪尔.约翰逊文学奖的两万英镑奖金。评审团主席马辛泰尔高度赞扬这本书的意义，说对于任何要了解20世纪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书”。

元一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三千万。

老木匠

铁流《一个村饿死人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一文记述:

    家在河南省信阳专区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的吴晔兴和他父亲吴永宽一起，搜集整理了一份本村饿死人的名单。他说：“我的良心驱使我花了一些钱，委托村里的人，在今年（注：二00四年）清明节为那些冤死的人（包括我的爷爷）立下两块纪念碑。我也请求父亲回忆并写下当时的情况。我想为这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历史，做一点点见证。”

    以下是铭刻在纪念碑上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

    碑 文

    一九五九年我刚满十五岁，回忆起那段日子真是让我悲伤、恐惧，让我叙不完的苦。那个时期中央提出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来建设社会主义，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不仅没有建设好社会主义，而是让浮夸风把形势搞得一团糟。从上而下都空喊口号，让喊得厉害，会说大话，浮夸风刮的越来越大的，成了大红人了。那时还搞反右斗争，反瞒产、反私分，如果你只要说实话就给你戴上大帽子，说你是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就斗你，打你，架飞机，甚至把你用绳子捆上吊起来，直到让你低头认罪，否则活活打死你。例如：我队里的吴德荣说：“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就这一句话，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为止。有个叫吴德桐的社员骂了一句，队长吴永寿就找来几个人，把他活活的打死。副队长吴永冠说了句大跃进把人害得厉害，当时大队开会将他打死在离大队办公室不远的地方。我父亲吴德金是生产队会计，他为人朴实，善良，他说打这么多粮食为啥不给社员吃，真有点亏良心，后来遭到队长吴永寿批斗，直到连气带饿于十一月三日下午五时离开人世。我那时很需要父母养护，可失去了亲爱的父亲，让我无法上学，连病都无法治疗，让我痛苦一生。

    一九五九年我们生产队同历年比，算是个丰收年，夏季小麦就收一万二千斤。豆子三千五百斤，说把国家任务完成后再提留，实际上一点粮食也没有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天天开会斗人，不交粮，就要交人，整天大队办公室成了打人的办公室了。人人都恐慌起来了，没有粮食吃，都到外边找野菜野草和刮树皮吃，到了最后野菜也没有了，树皮也刮光了，后来就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后还拉不出大便来，就这样把人连饿带折磨，每天都死去了几个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黄肿病，就这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有一百二十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七十多人。这些惨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中GONG中央批斗右派太过头了，从上而下，治理国家不是实实在在从源头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夸风这样一些方式，给人扣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让部分坏人占了上风，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这些惨剧是我亲身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

    吴永宽

    二00四年四月

    名 单

    一九五九年河南省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一百二十人中GONG有七十二人饿死。

    死者姓名 性别 现家属姓名 死者与家属关系 备注

    1 李兴奎 男 李傅如 祖父

    2 吴德勤 男 吴永富

    吴永炳

    父亲

    3 吴永厚 男 吴向发 父亲

    4 吴根林 男 吴向发 弟弟

    5 吴二毛 女 吴向发 妹妹

    6 吴德荣 男 吴向能 祖父

    7 吴德金 男 吴永宽 父亲

    8 吴德才 男 吴永宽 三叔

    9 吴老友 男 吴永金 三弟

    10 余才运 男 余思礼 祖父

    11 余黄氏 女 余思礼 祖母

    12 余敦山 男 余思礼 父亲

    13 余思义 男 余思礼 二哥

    14 余思信 男 余思礼 弟弟

    15 吴冯氏 女 吴向明 祖母

    16 吴永应 男 吴向明 父亲

    17 吴小油 女 吴向明 妹妹

    18 吴二孩 男 吴向明 弟弟

    19 吴三孩 男 吴向明 弟弟

    20 李成奎 男 李福寿 父亲

    21 李王氏 女 李福寿 母亲

    22 吴德润 男 吴永明 父亲

    23 吴德桐 男 吴永明 二叔

    24 吴永冠 男 吴永明 大哥

    25 吴少山 男 吴桂霞 祖父

    26 吴德炳 男 吴向军 祖父

    27 冯长友 男 绝户

    28 冯小二 女 绝户

    29 冯云毛 女 绝户

    30 杨世英 女 绝户

    31 吴永昌 男 绝户

    32 潘秀英 女 绝户

    33 吴小成 男 绝户

    34 吴二毛 女 绝户

    35 吴德立 男 绝户

    36 吴永恩 男 绝户

    37 吴德刚 男 绝户

    38 徐乃兴 男 绝户

    39 徐乃昭 男 绝户

    40 徐之太 男 绝户

    41 余敦海 男 绝户

    42 余陈氏 女 绝户

    43 余小富 男 绝户

    44 余自明 男 绝户

    45 王福汉 男 绝户

    46 李明奎 男 绝户

    47 李福喜 男 绝户

    48 李刘氏 女 绝户

    49 李小毛 男 绝户

    50 徐安义 男 绝户

    51 徐小照 男 绝户

    52 吴永清 男 绝户

    53 吴小成 男 绝户

    54 吴二娌 女 绝户

    55 吴大孩 男 绝户

    56 吴云毛 女 绝户

    57 陈友来 男 绝户

    58 陈刘氏 女 绝户

    59 吴松山 男 绝户

    60 吴华厚 男 绝户

    61 吴王氏 女 绝户

    62 徐乃珍 女 绝户

    63 吴小油 女 绝户

    64 吴舍毛 女 绝户

    65 吴四毛 女 绝户

    66 吴向山 男 绝户

    67 吴桂氏 女 绝户

    68 吴永才 男 绝户

    69 吴王氏 女 绝户

    70 吴永堂 男 绝户

    71 吴马氏 女 绝户

    72 吴向成 男 绝户

    合计七十二人，分别在一九五九年农历十月、十一月死去。

自觉的梦游人

对于这一段历史，我最大的怀疑就是有没有档案可查，档案即使有了，是不是经过篡改、毁灭？要知道记档案是当年组织整人的手段，而改写档案也是组织可以根据需要采取的另一种手段，一切都是为了证明组织是伟光正的。

就这样风雨兼程

对于这一段历史，我最大的怀疑就是有没有档案可查，档案即使有了，是不是经过篡改、毁灭？要知道记档案是当年组织整人的手段，而改写档案也是组织可以根据需要采取的另一种手段，一切都是为了证明组织是伟光正的。
自觉的梦游人 发表于 2011-7-17 22:26

我同意这个说法。

老独步天下

这种幕布中的群体性事件，要想纠结出一个明晰的数据，绝对是徒劳的。一来基础数据本身就没有或者说不可靠，二来“饿死”的定义不明，如此，想精确探明“饿死”数，这个目标就是不科学的。
我想，面对这个曾经存在的人祸导致的饥谨恶性事件，如何去研究？无非，一，放弃计算精确数据的奢想，改以量级的描述单位来谈论事件的恶劣程度，比如，千万级或者5百万级。二，允许各种数字并存，但是，引用任何一个数字，均必须标注出处和简明地说明计算或推算方法，供读者自行考量。
我们必须树立文献数据利用的基本规则：
没有基础的精细数据，本身并不精细，基本上没有意义。
没有附着定义和推算方法的数据，毫无价值。

老独步天下

这种幕布中的群体性事件，要想纠结出一个明晰的数据，绝对是徒劳的。一来基础数据本身就没有或者说不可靠，二来“饿死”的定义不明，如此，想精确探明“饿死”数，这个目标就是不科学的。
我想，面对这个曾经存在的人祸导致的饥谨恶性事件，如何去研究？无非，一，放弃计算精确数据的奢想，改以量级的描述单位来谈论事件的恶劣程度，比如，千万级或者5百万级。二，允许各种数字并存，但是，引用任何一个数字，均必须标注出处和简明地说明计算或推算方法，供读者自行考量。
我们必须树立文献数据利用的基本规则：
没有基础的精细数据，本身并不精细，基本上没有意义。
没有附着定义和推算方法的数据，毫无价值。

自觉的梦游人

不是徒劳，而是有谋之劳，目的就是让后人执迷于数字的研究，忘了其“饿”死人的罪孽。
另外，非正常死亡绝对是共党想出了的一种死法。说明白点，所谓非正常死亡就是死于非命的党写体，而死于非命，以今天知道的历史来看，虽然绝大部分的受难者都是饿死的，但是，更惨无人道的迫害致死（打死、斗死）的数字也是骇人听闻的。用一个非正常死亡就可以掩盖和抹煞掉苛政饿死人和暴政直接杀人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党史专家们为什么那么乐意使用这个词。

老独步天下

嘿嘿，也是一说啊。

老独步天下

嘿嘿，也是一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