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保罗·克鲁格曼：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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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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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克鲁格曼

（吴万伟 译）           第一章           20世纪的经济思想史就像16世纪的基督教史。在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以前，经济学---至少在说英语的世界---基本上由自由市场的正统观念所主宰。虽然异教徒偶尔跳起来一下，但很快就被压制下去了。凯恩斯1936年写道，古典经济学“彻底控制英国就像宗教裁判所（Holy Inquisition）控制西班牙一样。”古典经济学说对所有问题的答案就是让供求关系发挥力量。     但是古典经济学既没有对大萧条提供解释也没有提供解决办法。到了1930年代中期，对正统思想的挑战已经无法遏制了。凯恩斯扮演了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角色，让异教徒感受到令人尊敬的智慧力量。虽然凯恩斯决不是左派分子，他是要挽救而不是要埋葬资本主义，他说不能依赖自由市场提供充分就业，为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活动提供了新的逻辑依据。     凯恩斯主义是经济学思想的伟大改革。随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改革的反动。有相当多经济学家在1950年到2000年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复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相比。如果凯恩斯是路德，那么弗里德曼就是耶稣会（the Jesuits）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像耶稣会一样，弗里德曼的追随者充当了纪律严明、忠实可靠的先锋部队，对凯恩斯主义异教徒进行了反转和回归，虽然不是很彻底。多亏了弗里德曼，到了世纪末，古典经济学已经重新获得影响力，虽然没有赢得从前的主宰地位。     我不想过分运用这个宗教比喻。经济学理论至少企图成为科学，而不是神学，是关于现实世界的，不是关于天国的。凯恩斯理论开始流行是因为它比古典正统理论更好地解释了我们周围的世界，而弗里德曼对凯恩斯的批评影响巨大是因为他正确地指出了凯恩斯主义的弱点。需要清楚的是，虽然本文认为弗里德曼在某些问题上是错误的，有时候对读者不诚实，但是作者认为他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伟大的人。           第二章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20世纪思想界扮演了三个角色。一个是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研究消费者行为和通货膨胀技术性和非政治性分析；一个是货币主义（monetarism）的政策倡导者，他花费几十年鼓吹这个理论，亲眼目睹它在1970年代末期被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和英国银行采用，几年后发现不起作用又被放弃；一个是自由市场信念的伟大宣传家。     这个人同时扮演了所有角色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从所有这些角色中都可以看出弗里德曼对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古典真理的忠诚。而且，作为宣传家的弗里德曼之所以有影响力部分在于他作为思想深刻的经济理论家的崇高威望。但是专业经济学家严谨著作的说服力和公共知识分子观点的松散的，甚至让人怀疑的逻辑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区别。尽管弗里德曼的理论著作受到专业经济学家的普遍尊重，但是他的政策主张尤其是他的通俗化宣传存在许多矛盾。必须指出的是，在他面对大众讲话的时候，他的诚信是受到严重质疑的。     不过我们暂时把让人怀疑的材料放在一边，集中讨论作为经济学理论家的弗里德曼。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思想受到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概念的主宰。假设的经济人知道他想要什么，他的优先选择可以通过“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像数学一样精确表达出来。他的选择是有如何最大化功能的理性算计所驱动的：消费者是买爆米花还是买脆麦片条，投资者是选择股票还是债券等决定都建立在对“边际效用”的对比上，或者在得到少量可能的备选项目的时候，购买者可能得到的附加利益。     人们很容易嘲笑这个故事。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内，没有人真正用那样的方式做决定。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包括作者本人确实发现经济人的概念非常有用，明白他是个我们真正想要做什么的理想化代表。人们确实有优先选择，即使这些优先选择不能真正通过精确的效用函数表达出来。人们做出理性的决定，即使他们不一定把效用最大化。或许你会问，为什么不代表人们真实的情况呢？答案是那个抽象的，策略性的简化是我们能够给经济生活的复杂性上添加智慧顺序的唯一方法。理性行为的假设是非常有成果的简化方式。     但是，关键在于这个假设要走多远。凯恩斯没有全面攻击经济人，但是他常常利用貌似真实的心理学理论而不是仔细分析理性决策者可能的决定。经济决策是被“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所驱动，决定消费者决策的是花费增长的部分收入的心理学倾向，工资纠纷的解决是通过公平意识来驱动等等。     但是把经济人的作用降低到这个程度真是好主意吗？弗里德曼说不，他在1953年的文章“实证经济学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中说经济学理论不应该通过心理学现实主义来评价，而应该通过它们预测未来行为的能力来评价。弗里德曼作为经济学理论家的两大胜利来自把理性行为假设用在其他经济学家认为超越界限的问题上面。     1957年的著作《消费函数理论》（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没有哗众取宠的标题，但是内容非常重要。弗里德曼指出决定储蓄还是花费的最好办法不是正如凯恩斯曾经做的利用松散的心理学理论，而是思考个人作出理性计划如何在一生中花费自己的财富。这不一定是反对凯恩斯观点的，实际上，伟大的凯恩斯派经济学家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同时和相互不知情的情况下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阿尔伯特·安多（Albert Ando）的著作中对理性行为关注地更多。但是它确实回归了思考的古典方式，而且确实起作用了。细节问题专业性太强，但是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和安多---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model）解决了收入和支出关系中的几个明显的矛盾，至今仍然是经济学家思考花费和储蓄问题时的基础。     弗里德曼对于消费行为的研究本身就已经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但他更大的学术成就来自他把经济人理论用在通货膨胀问题上。1958年，新西兰出生的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 Phillips）指出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历史上的相关关系，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就低，反过来也一样。一段时间来，经济学家们把这个相关关系当作可靠和稳定的关系。这导致了严肃的讨论到底在“菲利普斯曲线”的哪个点上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比如，美国政府是否应该接受高通货膨胀率以便获得较低的失业率？     但是在1967年，弗里德曼在美国经济学协会上发表主席演讲，指出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即使在数据上能够看出来，并不表现出真正的交易关系，至少从长期看是如此。他说“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总是存在临时性的平衡效果，但从长远看是不行的。”换句话说，如果决策者试图通过高通货膨胀率的方式维持失业率的低水平，他们只能取得短暂的成功。弗里德曼说，失业率最终会再次升高，即使在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时候。也就是说，经济将遭受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后来所说的“滞账”（stagflation）     弗里德曼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呢？（同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同时在相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得出同样的结果）正如他在消费者行为方面的研究一样，弗里德曼采用了理性行为的思想。他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通货膨胀后，人们将把对未来通过膨胀的期待添加在自己决策的考虑因素中，抵消了通货膨胀对就业的任何积极影响。比如，通货膨胀提高就业率的一个原因是雇佣更多的工人是有利可图的，当价格增长快于工资增长的时候。但是当工人明白他们的工资增长由于通货膨胀损害了购买力的话，他们就会事先要求提高工资，以便工资随着价格的增长而增长。结果，在通货膨胀继续一段时间后，就再也不能推动就业率提高了。实际上，如果通货膨胀没有能达到预期，甚至导致失业率的上升。     就在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提出这些观点的时候，美国对持续通货膨胀没有多少经验。所以这实际上是预测，而不是试图对存在事实的解释。但是到了1970年代，连续不断的通货膨胀证实了他们的假设。果然，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历史相关关系如他们所预测的那样失效了。1970年通货膨胀率增长到两位数，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甚至高于价格保持稳定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通货膨胀最终在1980年代得到控制，但是经过了字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高失业率的痛苦时光。     通过预测“滞账”现象，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获得了战后经济学的辉煌成就。即使不考虑他的其他任何角色，单单这个成就都能确立弗里德曼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的地位。     一个有趣的注释：虽然弗里德曼通过运用个人理性的概念在宏观经济学中取得重大跨越，他也明白到哪里应该停下来。1970年，有些经济学家把弗里德曼对通货膨胀的分析往前更进一步，主张即使从短期看，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也不能有效地协调平衡，因为人们将预测到政府采取的措施，因而根据以往经验把定价和工资协商问题预先考虑。这个主张被称为“理性期待”（rational expectations）迅速在学术界蔓延开来。但是弗里德曼从来没有参与。他的现实意识警告这个做法把经济人推向极端了。后来确实证明弗里德曼1967年的演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70年代和80年代理性期待理论家提出的很多极端观点都没有。           第三章           1966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说“任何东西都能让弗里德曼想起货币供应，而任何东西能让我想起性，但是我决不在文章中谈论它。”几十年来，弗里德曼的公共形象和声望大部分是根据他的货币政策观点和他创造的被称为“货币主义”的主张而决定的。当时认识到货币主义像现在这样被广泛认为是个失败是有点让人吃惊的，弗里德曼关于货币和货币政策的某些观点，和他对通货膨胀和失业关系的观点不一样好像是误导人的，或许是故意误导人的。     要了解货币主义是什么，首先要知道的是“货币”这个词在经济学中的意义和日常生活中的含义是不同的。经济学家讨论货币供应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指普通意义上的财富。他们指的是能够直接用来购买东西的财富形式。上面有去世的总统头像的绿色纸张—钞票是钱，你能签支票的银行存款也是钱。但是股票，债券，和不动产不是钱，因为它们必须变成现金或者银行存款才能用来买东西。     如果货币供应只有钞票，那就可以被政府直接控制，或者更准确的说被货币机构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或者许多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控制。这些机构和政府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分开的。货币供应还包括银行存款的事实让现实情况非常复杂。中央银行只能直接控制“货币基数”（monetary base）流通中的钞票总量，现行银行保险库中的钞票，银行在美联储的存款，而不是人们在银行中的存款。在正常情况下，美联储对货币基础的直接控制足够对所有货币供应进行有效的控制。     在凯恩斯之前，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供应是经济管理的首要工具。但是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利率非常低，货币供应上的变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非常小。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当利率是4到5个百分点时，没有人愿意让现金静静呆着不用。但是在1935年那样的情形下，3个月的国库券利率只有0.14，人们没有积极性来面临用钱的风险。中央银行或许通过印刷大量额外的钞票刺激经济，但是如果利率已经非常低的话，这些多余的钞票很可能被人冷落、留在银行保险柜里，或者压在床底下。因此凯恩斯主张靠改变货币供应量管理经济的货币政策是没有效果的。凯恩斯和他的追随者相信财政政策，尤其是增加政府开支的政策是让国家从大萧条中走出来的必要措施。     为什么这很重要呢？货币政策是高度技术专家型的，非政治性政府干预经济的形式。如果美联储决定增加货币供应，它需要做的只是从私人银行中购买一些政府债券，通过贷记银行的准备帐户（reserve accounts）支付债券，实际上，美联储只需要印刷更多的货币基础就行了。相反，财政政策牵涉政府对经济的深度干涉，常常是用隐含价值取向的方式：如果政治人物决定使用公共工程推动就业，他们就需要决定建造什么，建在哪里？拥有自由市场信念的经济学家就倾向于相信货币政策就足够了，而那些希望政府更加积极作为的人倾向于相信财政政策是必须的。     凯恩斯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学思想表现在保罗·萨缪尔森的经典教材的早期版本中 优先考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降低为边缘性的地位。正如弗里德曼在1967年美国经济学会发言中说的：     凯恩斯观点在经济学领域的广泛接受意味着20多年来货币政策被除了几个反动派之外的所有人看作新经济知识淘汰掉的过时的玩意儿。货币不重要。     虽然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夸张，货币政策在1940年和1950年代确实被轻视了。但是，弗里德曼一直努力鼓动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并在1963年与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合作出版了《美国货币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虽然《美国货币史》是体现学术功力的煌煌巨著，涵盖一个世纪的货币发展历程，但是它最有影响和争议最大的部分是对大萧条时期的讨论。作者声称驳斥了凯恩斯对经济萧条时期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悲观看法。他们说经济的“收缩”实际上“是货币力量重要性的悲壮证明。”     他们这样说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呢？从一开始，弗里德曼—施瓦茨的立场就好像有点狡猾。随着时间的推移，弗里德曼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越发粗糙，最终让人觉得他在思想上的不诚实，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释。     在解释大萧条的起源时，区分美联储可以直接控制的货币基数（货币加上银行储备）和货币供应（货币加上银行存款）是非常关键的。货币基数在大萧条早期是增加的，从1929年平均60.5亿美元到1933年的70.2亿美元。但是货币供应急剧下降，从266亿美元降到199亿美元。这个差异主要反映了从1930年到1931年间银行破产的浪潮的余波。由于大众对银行失去信心，人们开始把财富换成现金握在手里而不是存在银行里。那些幸存下来的银行拥有大量现金，不能把它们贷出去来避免银行经营的危险。结果贷出的款少，因而花费的钱也少，本来如果公众继续往银行存款，银行几可以继续把钱贷给企业。因为消费的崩溃是萧条的大致准确的原因，个人和银行都突然愿意拥有更多现金的愿望肯定让贫困的生活更加糟糕。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宣称货币供应的下降把本来可能只是普通的经济衰退变成灾难性的大萧条，这个概念本身就引起争论。就算我们为了辩论方便认可这个概念，我们也必须问一下毕竟增加了货币基数的美联储能否被说成造成了整体上货币供应下降了呢？至少刚开始，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没有那么说。他们说的是美联储本来可以防止货币供应的下降，尤其是通过在1930年到1931年的时候及时救助处于困境的银行。如果美联储给陷入麻烦的银行贷款，银行倒闭的浪潮就可能被遏制，这反过来有可以避免公众从银行提取存款变成现金的决定，又可以避免幸存下来的银行更愿意把存款堆积起来而不愿意把款贷出去。而这本来可能避开大萧条中最糟糕情况的。     这里我们举个比喻或许有点帮助。假设流行性感冒突然爆发，后来的分析显示疾病控制中心采取的适当行动本来可以防止疾病传染的。那么指责政府官员没有采取适当行动是公平的。但是如果说政府造成了疾病传播显然是很牵强的，或者用疾病控制中心的失职作为展示自由市场比大政府优越是牵强的。     但是很多经济学家，更多的普通读者接受了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描述认为美联储实际上造成了大萧条，大萧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展示政府过分干预经济的报应。正如我上文所说，弗里德曼晚年的观点更加粗糙，就好像是故意促成这样的误解一样。在他1967年的主席发言中说“美国货币管理当局采取了高度通货紧缩政策”，货币供应下降因为“美联储强迫或者允许货币基础的大幅度减少，因为它没有能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个指责非常荒诞，如果考虑到在货币供应下降的时候货币基数正如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增加了。（弗里德曼或许在指某些阶段货币基础曾短时间微弱下降，但即使如此，他的观点往最好处说也是误导人的。）     到了1976年弗里德曼对《新闻周刊》的读者说“最基本的真理是大萧条是政府管理混乱造成的。”这个观点读者肯定认为如果政府不横加干预的话，大萧条可能本来就不会发生。但是实际上，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说的是政府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管理措施，而不是更少。     为什么1930年代货币政策的历史争论对1960年代那么重要呢？部分因为它们成为弗里德曼更广泛的反政府议题的养料，我们下文将进一步探讨。但是更直接的运用是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主张。按照这个主张，美联储应该保持货币供应在一个平稳的，低的水平上增长，比如每年3个百分点，不要偏离这个目标，不管经济上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个观点是把货币政策放在自动驾驶仪上，摆脱政府官员的任何自行处置。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部分是经济上的，部分是政治上的。他认为货币供应的稳定增长将导致相当稳定的经济发展。他从来没有说遵照他的规则将消除所有的衰退，但是他确实说过经济增长道路上的摆动会很小，是可以容忍的。因而确认如果美联储采取这种货币主义原则的话，大萧条本来不会发生。伴随这种货币规则下经济稳定性的修正后的信仰而来的是如果给美联储官员自行处理权的话，弗里德曼对他们能力毫不掩饰的蔑视。美联储不可靠的第一个标志是大萧条的开始。但是弗里德曼能指出政策错误的很多其他例子的。他在1972年写到“货币原则应该使货币政策摆脱一小撮不受选举机制控制的人的随意性权力的控制，也应该摆脱政党政治的压力和干扰。”     货币主义在弗里德曼1959年在《货币稳定方案》（A Program for Monetary Stability）中首次提出后成为经济学辩论中的强大力量长达三十年。但是今天，它成为从前自己的影子，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当美国和英国在1970年代试图把货币主义付诸实施的时候，两国都经受了让人惊讶的结果：两国在货币供应上的稳定增长都没有防止严重的经济衰退。美联储1979年正式采用弗里德曼式的货币目标，但是到了1982年失业率达到双位数后基本上放弃了，在1984年正式对外宣布。从此以后美联储开始了弗里德曼谴责的便宜行事的适度微调策略。比如，美联储针对2001年的经济衰退采取大幅度削减利率，让货币供应以每年有时候超过10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一旦美联储对经济恢复成果感到满意，采取相反的策略，提高利率，停止增加货币供应。     第二，自从1980年初期以来，美联储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工作相当出色，也削弱了弗里德曼把中央银行描述为不可挽救的笨蛋的说服力。通货膨胀率保持低水平，经济衰退除了日本外，（日本问题等会儿讨论）相对来说短暂和肤浅。所有这些发生尽管出现让包括弗里德曼在内的货币主义者感到惊恐的货币供应的起伏变化，他们预测可能出现灾难，但是这些灾难并没有出现。正如大卫·瓦什（David Warsh）1992年在《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指出的“弗里德曼减弱了他预测1980年代通货膨胀的锋芒，他经常性地彻底搞错了。”     到了2004年，布什政府的保守派经济学家写的《总统经济报告》做出了高调反对货币主义的宣言说“积极的货币政策”而不是稳定的政策能够减少经济衰退的程度。     现在谈一谈日本。在1990年代日本经受了大萧条的一种小规模重演。失业率从来没有达到大萧条时期的水平，多亏了庞大的公共工程花费让人口不足美国一半的日本比美国每年花在混凝土上的钱还多。但是大萧条时期非常低的利率条件是充分的。到了1998年活期存款利率和银行间隔夜贷款的利率基本上都是零。     在那些情况下，正如凯恩斯在1930年代说的一样，货币政策证明是无效的。相当于美联储的日本银行能够而且确实增加了货币基数，但是多余的日元被储藏起来，没有花费掉。     当时有些日本经济学家告诉我只有耐用消费品销售还不错，那就是保险箱。实际上，日本银行不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增加货币供应。它把大量现金投入流通，但是货币供应的增长有限。经济恢复只是在几年前他们抓住新技术的投资机会后才开始的，但是货币政策从来没有起到任何牵引作用。     实际上，90年代的日本验证了弗里德曼和凯恩斯关于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结果清楚显示得到支持的是凯恩斯的悲观主义而不是弗里德曼的乐观主义。           第四章           1946年弗里德曼作为自由市场经济学宣传家崭露头角。他和后来也到芝加哥大学的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合作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屋顶与天花板：现在的住房问题》（Roofs or Ceilings: The Current Housing Problem）。这个攻击二战后仍然很普遍的房租控制措施的宣传册是在非常奇怪的情况下发表的，它是“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的刊物。正如里克·波斯坦因（Rick Perlstein）在2001年出版的关于现代保守运动起源的书《风暴来临之前》（Before the Storm）中写的，这个基金会传播了自由市场的福音，这个主张毫无妥协简直就像无政府主义。”“约翰·伯熙社团”（John Birch Society）的创始人罗伯特·威尔茨（Robert Welch）是经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席。这次宣传自由市场的经历在两个方面预兆了弗里德曼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在未来60年的生活轨迹。     首先，宣传册显示了弗里德曼要把自由市场的观点带到逻辑边缘的个人愿望。市场是分配稀缺资源的有效方法的观点，以及价格控制造成供应短缺、效率低下的观点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但是许多经济学家担心房租突然上升的后冲力（弗里德曼和施蒂格勒预测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上升可能达到30%），建议循序渐进的放宽控制，但是弗里德曼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些担心。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这种认准单一思想成为弗里德曼的商标。他再三呼吁用市场手段解决教育、卫生、非法毒品交易等问题，除了他之外的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些需要政府相当程度的干预。他的有些观点获得广泛的接受，比如采用公司可以自由买卖的污染许可权系统取代关于污染的严格规定。有些观点如教育券（school vouchers）被保守派运动广泛支持，但是在政治上没有多大效果。他的有些建议比如取消医生获得资格的程序或者废除食品药品管理局甚至被最保守派的人士认为是胡说八道。     第二，宣传册显示弗里德曼是多么好的宣传家。文笔漂亮，巧妙感人，没有专业术语，善于用精心挑选的现实世界的例子支持自己的观点，从1906年地震后的迅速恢复到1946年刚从部队退役的老兵徒劳地寻找一个体面住处的困境等。同样的风格如果配上影碟的推动，就可能让弗里德曼的倍受称赞的1980年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系列的标记。     1970年代初期出现的自由放任政策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的大回归即使没有弗里德曼也可能出现，但是他不知疲倦、异常有效的自由市场宣传显然帮助加快了这个过程。从任何方面评价，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管理和消除管理，集体谈判的工资和政府最低工资和市场决定工资，世界已经沿着弗里德曼的方向走了很远。比在实际政策上造成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他对传统智慧的改变：许多有影响的人已经认同弗里德曼的思维方式，觉得他推动的经济政策改变是朝向好的方向前进的力量，这是真的事实吗？     首先想想美国经济的宏观经济学表现吧。我们有实际收入的数据，也就是美国家庭从1947年到2005年剔除通货膨胀后的收入。从1947年到1976年的上半个58年，弗里德曼是在旷野中孤独呼唤的声音，他的观点被决策者所忽略。但是尽管被他谴责为效率低下的美国经济，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方面看取得了巨大进步：实际收入中位数翻了一番还多。相反，从1976年到2005年的后半个58年，接受弗里德曼思想越来越多，虽然还有很多他抱怨的政府干预，自由市场政策成为主流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不过，生活水平的改善远远落后于前一阶段的增长幅度，2005年的实际收入中位数只比1976年的中位数高23%。     战后第二代没有第一代表现好的部分原因是缓慢的总体经济增长率，这个事实对于那些认为朝向自由市场方向的改变能够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人来说肯定感到惊讶。但是多数家庭生活水平增长缓慢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上的不平等的显著加大。在战后第一代，收入增长体现在全体人口中，但是1970年代后期典型家庭收入，收入中位数只是平均收入（包括上层少数人收入的爆长）增长的三分之一。     这就产生了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弗里德曼常常向读者保证要让工人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机构比如最低工资或者工会。在1976年他告诉《新闻周刊》的读者说强盗资本家罪恶的故事（robber barons）纯粹是瞎编的神话：     美国或任何别的国家在历史上没有别的时期，普通人生活水平在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在这个阶段没有限制的自由主义是最粗犷的（rugged）。     (二战后占据弗里德曼自己生涯大部分的引人注目的三十年如何？) 在他宣言后的几十年里，由于最低工资落后于通货膨胀，工会在私人领域作为重要因素几乎消失殆尽，美国工人看到的是收入落后于经济总体上的增长。弗里德曼是否对看不见的手的慷慨过分乐观了呢？     公平地说，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因素还有很多，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归结到弗里德曼身上。但是，考虑到认为转向自由市场政策为美国经济做出贡献，大大提高普通美国人生活水平的普遍看法，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很少能找到数据支持这样的观点。     同样的，弗里德曼的观点在拉丁美洲经济实践上的结果也缺乏明显的证据支持。十年前，智利经济上的成功常常作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例子，1973年皮诺切特上台后，从安格斯（Augus）到皮诺切特（Pinochet）时期的出身芝加哥大学的经济顾问让该国转向自由市场的政策，用来显示弗里德曼的政策使得经济发展取得成功。但是其他拉美国家从墨西哥到阿根廷都跟随智利取消贸易限制，工业私有化，取消政府管制，但是智利的成功经验没有得到复制。     相反，拉美“新自由主义”政策被认为是个失败：许诺的经济增长的起飞根本没有出现，收入的不平等更加恶化。我没有试图把拉美经济问题的一切责任都归咎于芝加哥学派，或者理想化从前的美好时光，但是弗里德曼主张的观点和那些从战后初期政府干预政策转向自由放任政策的经济出现的实际结果之间确实存在引人注目的差异。具体到弗里德曼的一个核心目标，即他认为的多数政府管理措施徒劳，和起反作用的观点。在纪念他曾经的合作者乔治·施蒂格勒的文章中，弗里德曼单单挑出来称赞乔治·施蒂格勒对电力管理的批评，他的观点管理者往往最终服务于被管理者而不是大众。那么放宽管制的结果如何呢？1970年代末期，取消汽车和飞机的限制后，效果不错。两个放宽管制虽然不能让人人满意，但使得竞争更加激烈，价格更低，效率更高。对天然气的限制取消也是个成功。     但是下一波的在电力领域的放宽限制的结果就不一样了。正如日本在1990年代的经济衰退显示凯恩斯主义者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担心决不是神话一样，2000年到2001年加州电力危机，供电公司和能源供应商人为制造电力紧张试图抬高电力价格，提醒我们强盗资本家罪恶故事背后的现实。尽管别的州没有遭受像加州这样严重的危机，整个美国来看，电力管理取消造成了价格的上升而不是下降，以及电力公司利润的飞涨。     不管什么原因，那些没有在1990年代赶上取消限制这趟车的州都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最幸运的是那些根本没有得到政府的罪恶和私人企业美德备忘录，仍然拥有公有电力公司的城市。所有这些都显示电力管理限制的最初理由仍然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没有管理，电力公司将垄断电力供应。     我们是否应该得出结论放宽管制在任何时候都是错误的呢？不，这要看具体情况。得出结论认为放宽管制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都是坏主意的结论恰恰犯了同样的绝对主义思维的错误，这正是弗里德曼的最大缺陷。     1965年在评价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历史》的评论中，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曾经温柔地指责作者走得太远了。他写到“考虑一下下面三个观点：货币不重要，货币太重要了，货币是唯一最重要的。人们太容易越过第二个观点直接进入第三个观点。”他接着说“虽然他们热情和精力充沛，弗里德曼和他的追随者常常正是落入这样的陷阱。”     类似的后果也发生在弗里德曼鼓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上。在大萧条之后，许多人说市场根本不起作用。他拥有智慧和勇气站出来说市场也起作用，他的表演者天赋和搜集证据的能力让他成为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来宣传自由市场优越性的最好代言人，但是他太容易滑向宣称市场总是起作用和只有市场起作用的陷阱。很难找到弗里德曼承认市场可能出错的言论，或者政府干预可能有某些作用的言论。     弗里德曼的自由放任绝对主义对思想界的气候作了贡献，在这个气候下对市场的信仰和对政府的蔑视常常捏造证据。发展中国家迫切开放他们的资本市场，虽然警告这可能让它们遭遇金融危机的风险。但是当危机真的到来时，许多观察家指责所在国政府，而不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电力放宽管制继续出现，虽然明确警告电力垄断可能产生严重问题。实际上，就在加州电力危机发生的时候，许多评论家仍然把对操纵价格的担心当作纯粹的阴谋理论。保守派继续坚持自由市场是医疗健康危机的解决办法，虽然有实实在在的证据显示事实正好相反。     弗里德曼认为的市场优越性和政府罪恶的绝对主义让人奇怪的地方在于在他作为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他实际上是克制的典范。正如我上文指出的，他强调个人理性的角色，对经济学作了重大贡献，但是他和有些同行不一样，知道在那里停下来。那么，他为什么在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就不能展示出同样的克制呢？     我怀疑，答案在于他陷入了基本上政治性的角色。作为伟大经济学家的弗里德曼能够而且确实承认模糊性。可作为自由市场旗手的弗里德曼被期待传播真理的信仰，不容半点怀疑。所以他最后充当了追随者期待他扮演的角色。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早期打破偶像的英勇行为最后沦落到竭力为已经成为新偶像的观点辩护。     从长远来看，伟大人物被人纪念是因为他们的长处，而非缺点。弗里德曼确实是个伟大的人，一个有思想和智慧勇气的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很可能是向大众传播经济学思想的最聪明的宣传家。但是必须指出，弗里德曼主义不管是作为主张还是在实际应用中都走得太远了。当弗里德曼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开始起生涯的时候，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改革时机正好成熟，所以成就了他这个英雄。但是当今世界需要的，我敢说是个反反改革的英雄。           原文注释：     Notes     See Paul A. Samuelson, Economics: The Original 1948 Edition (McGraw-Hill, 1997).     译自：“Who Was Milton Friedman?” By Paul Krugman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19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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