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周保松：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

http://www.chinese-thought.org/shgc/007689.htm周保松：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作者：周保松时间：2009-12-27 来自：阅读： 93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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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移民香港，二十二年了。
　　我是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跨过罗湖桥的。跨过去的时候，并没想过后来种种。现在回过头来，又显得有点欲说无从。昔日的日记相片书信还在，多年来尘封不动。外面正是十年回归大庆，我却独坐一室，茫然地整理个人的移民史。
　　八十年代至今，有近百万新移民从中国来港。这百万人一离开罗湖，便好像细流入深海，静默无声，不知那里去了。再出现的时候，往往便是报纸头条的伦常惨剧主角。这并非事出无因。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新移民」一词几乎和社会问题同义，常常和家庭暴力、骗取社会保障援助、贫穷落后等关联在一起，是个不光彩的标记。新移民既是外来者，同时又被视为社会问题制造者，遂背负双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将新移民尽快改造成香港人，洗去他们旧的次等的不文明的价值，接受新的先进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新移民跨过罗湖桥那一刻，便须承认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这份深不见底的自卑，令新移民不愿面对过去，更加没有勇气在公共空间述说自己的历史。而手握权力的主流社会，不仅没兴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无意丑化他们的形象，漠视他们面对的种种困难和承受的诸多不义。于是，新移民这一庞大群体，在据说是自由开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种集体性消声。
　　新移民明明无处不在，却又彷佛并不存在；明明有话想说，却又无法可说。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因为香港本身是个移民社会，一九四九年以降，历经几波的大移民潮，目前七百万人口中，真正称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这样一个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却甚少在公共领域受到关注。两年前，我在报纸发表了一篇短文《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结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识的读者的电话和来信，分享他们的移民故事，情绪热切而激动。这教我诧异。那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郁结被这个城市压抑着。他们渴望被聆听被理解，渴望得到别人的肯认和尊重，但往往事与愿违。
　　在过往大部份的新移民讨论里，经济考虑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对香港人力资源的影响，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压力等。因此，政府最关心的，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令新移民脱胎换骨，成为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并减少他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至于新移民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过去的独立个体，在新环境中的实存感受和真正需要却往往被忽略。而对于经常发生的新移民家庭惨剧，整个社会也去到近于麻木的地步，无意深究背后的原因。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林婕，一个品学兼优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十八岁，从高楼一跃而下，死后留下这样的问题：「我很费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难道『我来自内地』就是我的罪过吗？」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会作了一点道德忏悔。当时的教育署署长罗范椒芬，写了一封信给全港老师，说：「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对林婕和她的母亲，我有无限的歉意；作为教育署署长，我难以想象林婕所遭受的歧视，竟然发生在教育界、在学校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林婕用她宝贵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让香港社会一瞥新移民的艰难处境。但池水顷刻回复平静，社会并没任何改变，事件很快便被遗忘。人们或会自我安慰说，林婕毕竟只是极少数不能好好适应香港的特殊例子。万万千千的年轻心灵，早已安安份份地完成改造。
　　我自己也以为是这样，以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够快不够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二十年过去，我才开始懂得问，为什么过百万的新移民，会在这个喧哗的城市失去声音？为什么林婕要选择死，来表达她对这个据说是东方之珠的城市的憎恨？我开始意识到，不应只是问如何改造，而要问为何要这样改造，改造的代价是什么，谁去付这些代价。要回答这些问题，我只能从我个人的新移民史谈起。
　　二
　　一九八五年六月下旬的某个傍晚，我放学回家，母亲说过几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会，然后咬着牙说，我不去，眼泪便跟着流下来。
　　我不愿意离开故乡，一个广东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因为我活得快乐。活得快乐，并不是因为富有。事实上，我家里一直很穷。我出生在农村，家庭成份是地主，父亲五七年被打为右派，全家备受政治折磨。我小时候在农村放牛打鱼，后来才出到县城读书。我那时正在读中学二年级，既没有考试压力，也未懂得为前途担忧，和一班同学相处融洽，挥霍着人生最无忧无虑的青春岁月。我走的时候，办的是停学手续，而不是退学，因为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回来。离别那天，全班三十多位同学到车站送我，大家都哭了。有同学送我一瓶从江中装来的水，也有同学递我一包泥土，希望我不要忘了故乡的山水。二十年来，我们这班同学仍然保持联络，几乎年年一聚。
　　我们能够来香港，是因为父亲早在八一年来港探望几十年不见的伯父时留了下来。父亲五一年加入农业银行工作，为人能干正直，在单位受人敬重。他申请探亲时，压根儿没想过留下来，伯父却苦苦劝他。临离开香港前，伯父写了一首诗给父亲：「扁舟飘忽到桃源，车水马龙别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叹误仙缘。」伯父认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亲不要再回到大陆那样的人间。几经挣扎，父亲终于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后来才体会到，对父亲来说，这是个艰难的抉择。父亲那时正当盛年，工资虽然不高，但事业发展顺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带给他很大的满足感。一旦留下来，便等于放弃几十年的事业，由最低层重新做起。而他探亲期间在布匹公司做职员，一个月工资一千元，除去租金，早已所剩无几。
　　我出来工作后，父亲有次和我说，考虑职业时，一定要选择有意义，能带给自己满足感的工作。这番说话，说来轻描淡写，却道尽了他的辛酸遗憾。人到中年而选择离开故土，放弃前半生辛苦累积的工作经验、地位、社会关系以至事业追求，在不确定的新环境中由零开始，代价不可谓不大。不少人认为新移民无论吃多少苦，都是值得的，因为即使做最底层的工作，甚至领取社会援助，收入也较国内高。选择是否值得，每个人有不同判断。但财富多寡，和一个人是否活得有价值有尊严，并不总是划上等号。我们习惯以金钱作为判断生活是否美好的标准，却忽略了其它价值的重要性，是对生命的一种曲解。而以这种标准去论断新移民，对他们失去什么和承受什么视而不见，因而缺乏同情和理解，恐怕是一种看不见的伤害。
　　父亲那一辈其实无路可退。他们既不能回到过去，却又无力在新环境中赋予生活新的意义。他们面对的，是生存问题。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现实，胼手胝足努力工作，并将所有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至于曾经有过的理想和追求，只能压抑于心底深处，并随年月流逝而逐渐淡去。
　　父亲留下来后，便申请我和妈妈来港。经过二十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家里的经济环境虽已大有改善，父亲却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亲的寂寞。真正能提起父亲兴致的，是和他谈起旧日国内生活种种，例如年少的轻狂，当年在银行工作的情况以至农村生活种种趣事。即使是反右运动和文革时被批斗的情形，父亲回忆起来也津津有味。但我从来没敢问父亲，香港是否他的桃花源。今年六月三十日，是我来港二十二周年。那天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我问父亲，回首过去，可曾后悔移民来香港。父亲沉默良久，说，看到你们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后悔。
　　香港没有为社会贡献的概念，因为社会只是抽象地指涉个体在其中追逐个人利益的场所，本身没有任何共同目标。人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一切归于个人，和社会无涉。因此，父亲只能说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却不能说为香港付出了多少。在这个城市工作大半生后，这是他唯一的肯定自己生命价值的理由。我无法和父亲说，你不仅为我们付出了许多，更加为香港的发展付出了许多，因为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么远。或许正因为此，我们对于那些辛苦大半生却老无所依的老人家，往往既没同情之心，亦无亏欠感激之情。
　　三
　　未到香港前，我对香港的认识，来自流行文化。那个年头，香港电视剧刚开始流行，《大地恩情》、《万水千山总是情》一出场，便风靡一时。但真正令我着迷的，还数《大侠霍元甲》。如果没记错，当时这套剧是晚上九点播放，而我们学校的自修课正好到九点结束。八时半过后，所有课室便会出奇地安静，人人收拾好书包文具，蓄势待发。九点钟声一响，全校几百人立即蜂涌而出，以最快速度飞身跳上自行车，在街上横冲直撞，铃声不断，直奔家里。
　　香港流行曲也开始普及，张明敏、邓丽君、徐小凤、许冠杰、林子祥一一登场。那时候，很多同学都有一本歌薄，将自己喜欢的流行曲歌词抄在上面，彼此交换，下课后一起在走廊引吭高歌，又或躲在课室一角独自吟唱。音乐课上教的那些革命电影歌曲，早已乏人问津。我班上有位同学的哥哥看准时机，开了一家唱片店，专门从香港买回歌星的最新录音带，然后大量翻录转售，几块钱一盒，在小镇大受欢迎。
　　但我真正受香港文化「荼毒」的，还数武侠小说。我自小沉迷书本，尤其喜欢小说传奇神话，小学三、四年级时已将《三国演义》、《封神榜》、《三侠五义》、《大明英烈传》、《水浒传》、《镜花缘》、《东周列国志》等一大堆囫囵吞枣地读完。那时找书不易。镇上有一间图书馆，但小得可怜，几乎无书可借，唯一有印象的是在那里借过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另一个看书好去处，是镇中心十字街口的新华书店。大概从八二年起，书店将部份书以开架形式摆放，我遂可以在那里「打书钉」。但我大部份的精神食粮，来自父亲的同事。那时单位的人全住在一个大院，家家户户彼此熟悉。叔叔伯伯自小看着我长大，待我很好，我因此常到他们家借书。那时真是有书必读，但有两本却实在啃不下去。一本是《红楼梦》，因为受不了它的情节；另一本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因为受不了那些又长又难记的翻译人名。
　　我第一次读香港的新派武侠小说，是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这本书是当时正在追求我大姐的未来姐夫借我看的，我之前对梁羽生一无所知。谁知书一上手，便放不下来。我不眠不休，一口气在两天内将书读完。我尤其记得，看完书后我走上天台，眼前一片晕眩，心中怅惘，书中主角张丹枫和云蕾的影子在脑中挥之不去，只想尽情大叫。在我的阅读史中，那是一个分水岭。我的近视，也因此突然加深，但当时却无眼镜可配，上课时总看不清楚老师在黑板上写些什么，结果影响了升中学的考试成绩。
　　接着下来，我发觉一本叫《武林》的月刊，正在连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更把我弄得心痒难熬，每月都心焦地等待它的出版。很可惜，或许因为版权的缘故，连载几个月后便中断了，而我却像吸毒者一样，对武侠小说上了瘾，在镇上四处打探何处有梁羽生和金庸可借。上了中学，我从一位同样是小说迷的高年级同学口中知道，镇上某处真的有武侠小说出租。出租室有点神秘，要熟人介绍才可进去，内里黑沉沉的，书架上排满了金庸、梁羽生、古龙和一些台湾作家的作品，全是繁体字版，封面用牛皮纸包着。那个时代不如今天开放，出租港台图书还相当顾忌。租书除了十元按金，租金要两角一天。这是相当贵了。当时租连环图才两分钱一本，而我一个月也不过几元零用钱。为了省钱，我必须以最快速度每天看完一本。我于是学会繁体字，也学会逃课。在别人专心上课时，我却跑到学校后山的橡树林，在午后阳光和聒耳蝉声中，沉醉在侠骨柔情和刀光剑影的世界；在夜阑人静时，我抱著书偷偷跑到公共厕所，借着昏黄微弱的灯光，与杨过小龙女同悲同喜。
　　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除了功夫和爱情，同时呈现了一个价值世界。对是非黑白的坚持，对弱者的同情，对朋友的道义，对承诺的重视，对民族的热爱，是这些小说不变的主题。当读者全情投入小说情节时，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背后的价值。可以说，武侠小说除了带给我无穷的阅读乐趣，也无形中影响了我的思想和情感。说来有点好笑，我在逃课中完成了另类的人格教育，而我对此却毫不知情。
　　我们是受香港文化影响的第一代。当时虽已开放改革几年，整个社会仍颇为封闭落后。历年政治运动磨尽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热情，九十年代全面资本主义的时代仍未到来，人人处于精神极度饥渴，却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动状态。香港的电视剧、电影、流行曲和文学的传入，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香港文化商品最大的特色，是使人欢愉。它没有什么政治道德说教，却能深深打动我们的情感。邓丽君的中国小调，《大地恩情》的乡土情怀，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甚至张明敏的《我是中国人》，着实滋润了我们的心灵。尽管如此，我对香港并没多大向往。父亲去了香港以后，家里的生活慢慢有了改善，开始有了电风扇，黑白电视和卡式录音机，我间或也会向同学炫耀一下父亲带回来的斑马牌原子笔。但记忆中，我从没想过要成为香港人。那是一个和我没有关系的世界。
　　四
　　抵达香港那天，最初迎接我的，是深水步地铁站的北河街鸭寮街出口。当年的鸭寮街，和今天一样热闹挤拥。旧摊档满地，叫卖声盈耳。我和妈妈紧紧跟着父亲，拖着行李，一步一步在人群中穿过。抬头上望，只能隐隐见到天空的一抹蓝。
　　我们住的地方，是北河街一个单位的板间房。这是一幢非常残旧的「唐楼」，单位只有四百多平方尺，住了三户人家，大家共享一个厨房和厕所。板间房再分为两层，父母住下层，我住上层，算是个阁楼吧。阁楼没有窗，晦暗局促，人不能站直，得弯着腰才能在茶几上读书写字。躺在床上，天花板好像随时会塌下来。
　　初来的一年，日子难过。我当时有写日记的习惯。最近重读，发觉八五年七月七日写下这样的感受：「离回家还有358天。今天简直闷得要发疯了，真想偷渡到深圳回故乡去。这几天度日如年，心都快要滴出血了。想起在家里能和同学们一起看书打球，多有意思。可是在这里，一切都是梦。」（当时香港政府规定，必须住满一年才可以领取回乡证返回内地。）然后是七月八日：「我真后悔自己来香港，现在真是要我死都愿意。」这样的情绪，整本日记随处可见。那时打长途电话很不方便，只能和故乡的朋友通信。生活最大的寄托，便是等信和写信。邮差每天派信两次，早上十时一次，下午四时一次。我每天起来，脸未洗牙未擦，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楼下看信箱。如果有信，自然满心欢喜，捧在手中读完又读。没信，心里失落，只好不安地期待下午另一次派信。那一年我写了好几百封信。
　　新移民最难适应的，也许并非居住环境恶劣，而是「生活世界」的突然转变。生活世界是个复杂的意义系统，包括我们的语言、传统、价值、人际关系，以至日常的生活方式等。在这样的系统里，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理解行动的意义，并肯定生活的价值。如果我们由小至大活在一个稳定的世界，我们甚至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以为一切均理所当然。但当我们由一个世界急速转换到另一个世界，两者又有根本断裂时，人便容易迷失，觉得无所适从。我们会失去那种「在家」的自在感，并和新世界格格不入。
　　来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活在这种疏离感中。表面上，我很快便适应下来，语言、读书、生活各方面，均没遇到多大困难。但在内心，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香港人，更不知日后的路该如何行。走在街上，觉得所有人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回到家里，躺在黑暗的阁楼，脑里便只有昔日的世界；看到中国和香港的运动员比赛，我会暗暗为中国队打气。来港最初几年，每次返回国内，我都有种着地的感觉。即使去北方旅行，碰到素不相识的人，我也有着难言的亲切。这种割裂，使我长期处于一种孤独状态。伴随这种心境，我沉迷的不再是武侠小说，而是李煜、李清照、柳永那些忧伤的长短句。
　　读到中四，我的迷惘更甚，变得忧郁孤僻，觉得没人理解自己。为求出路，我开始找老师讨论人生的意义，跟同学去基督教会听福音，甚至胡乱找些佛学书来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天放学后，夕阳斜照，我站在弥敦道和界限街交界的安全岛，看着川流不息的汽车和匆匆的人群，突然有种完全无力行下去的感觉。我软弱地斜靠在栏杆上，看着红灯转绿灯，绿灯转红灯，人动也不动，茫然四顾，不知何去何从。
　　苦闷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在深水步游荡。深水步是穷人聚居之所，密密麻麻的唐楼又残又旧，街道也乱糟糟的。那时南昌街中间仍是店铺林立（后来拆了，变成现在的休憩公园），石硖尾街的天光墟（在天刚亮时将东西放在地上摆卖，故有此名）也在，黄金商场周围还有无数的流动熟食小贩，再加上福华街、福荣街、长沙湾道的时装批发店，北河街菜市场和鸭寮街的旧物和电器摊档，令深水步成了个无所不包的大市集。在这里，你会见到蛇王在街头当众用口咬断蛇头，随即挑出蛇胆，给客人和着酒一口喝下去；会见到柜台高高，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当铺；当然还有琳琅满目，堆积如山的色情杂志。
　　我最喜欢的，还是到鸭寮街淘书。鸭寮街并没书店，「收买佬」只是将收回来的书和其它杂物，随意堆在一起。要挑书，便要不怕脏，而且需有耐性。我在那里淘到最多的，是小说散文，但也找到一套三册马克思的《资本论》（译者郭大力、王亚南，民国27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唐君毅的《哲学概论》和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等。后来读大学时，我甚至在那里用十元买到最近逝世的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的成名作《哲学与自然之镜》英文版。
　　住得久了，我便慢慢感受到深水步的贫穷。我家的居住环境，还不算最恶劣。更差的，是那些住在「笼屋」的人，几十人挤在一个单位，每人只有一个铁笼般大小的床位。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南昌街笼屋大火，导致六人死亡，五十多人受伤，人们才知道香港仍有那么多人居住在那样的非人环境。张之亮当年拍摄的《笼民》，便是以此为题材。深水步也有许多老无所养的独居老人，天一亮便坐满街角的小公园，有的在下棋打牌，有的在发呆。新移民也不少。只要在街上转一圈，什么口音都听得到。我父母后来搬了两次家，却始终没离开过这区，而我每次回家，依然那么喜欢在深水步闹市散步。
　　五
　　一九八五年九月，我入读大角咀福全街的高雷中学。父亲为我读书的事，四处奔走，却一直苦无头绪，最后只好选择这所自己同乡会办的学校，由中学一年级读起。严格来说，这不算一所完整的中学。学校在一幢工厂大厦二楼，楼下是售卖五金钢铁的店铺，噪音不绝于耳。学校除了几个课室，没有任何设施。课程只办到三年级，四年级以后学生便须另选他校。
　　学校离家不远，步行十五分钟便到。第一天上学，我发觉全班五十多人，有七成是像我这样刚到的新移民，以广东和福建最多，但也有更远的。大家一开口，便发觉人人乡音不同，十分有趣。香港出生的同学，由于是少数派，不敢怎样嘲笑我们。我们很快便混得很熟。从一开始，我便喜欢这班同学。他们纯朴善良，彼此友爱没机心，而且回忆起国内生活种种，易有共鸣。平时下课后，我们会联群结队去踢足球，在游戏中心流连，到桌球室找乐，周末甚至试过一起去大角咀丽华戏院享受三级片早场的刺激。我们有心读书，却不知从何学起。学习环境实在太差，学生程度又参差不齐，老师难以施教。我们渴望融入香港社会，却不知从何做起。我们对香港的历史文化一无所知，父母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又要日以继夜工作，对我们爱莫能助。我们好像活在一个隔离的世界，自生自灭。
　　开学不久，我们便一起去工厂做兼职。事缘有位同学的父亲，在制衣厂专门负责穿裤绳（俗称裤头带）的工序，方法是用铁针将尼龙绳由短裤一端贯穿到另一端。由于工作多得做不完，同学便叫我们下课后去帮忙。工资按件计，一条一毫。如果熟手，一小时大约可赚到八元左右。工作本身极单调，但几位朋友一起，加上工厂可听收音机，因此不算特别苦闷。
　　我后来在工厂认识了一位负责牛仔裤包装的判头阿卓。由于他给的工资较高，而且工作较多，于是我和一位外号叫「大只广」的朋友便过去跟他。阿卓和好几间制衣厂有协议，那里要人便去那里，因此我们有时在大角咀，有时在长沙湾和葵涌。包装是整个成衣生产流程最后一道工序，相当复杂，包括贴商标，折迭，入胶袋，开箱封箱，以及用胶带机将箱扎好。由于出口订单有时间性，厂方往往要我们一两天内完成大量包装，非常消耗体力，而且有时要加班到很晚，不是易做的工作。
　　大只广是恩平人，比我大两岁，人有点侠气也有点流氓气，好抱不平，喜饮酒抽烟，平时三句有两句是粗口，上课常常和老师作对，是我们这群同学的核心人物。我和他性格不同，却很投契。他的数学很好，却对英文完全没兴趣，所以读了半年，已经对读书失去兴趣。有一次我们在葵兴下班，已是晚上十一点，天下着小雨，我俩不知为什么抬起杠来，谁也不让谁，结果决定一起步行回深水步。那一夜，我们没有伞，却不畏雨，一边健行一边笑谈彼此的梦想，回到家时已是深夜一点，吓坏了在家久等的父母。我不记得大家说过什么了，但当晚那份对未来的豪情，却一直长留在心。一九八六年夏天，当我领到回乡证后，便和大只广联袂返回故乡，再会合我的四位好朋友，一同坐火车去桂林。我们在漓江畅泳，在桂林街头放肆高歌追逐，在阳朔回味刘三姐的山歌，快意非常。　　　　　　　　　　　　　　　　　　　　　　　　　　　　　　　　　　　　　　　　　　　　　　　　　　　　　　　　　　　　　　　　　　　　　　　　　　　　　　　　　　　　　　　　　　　　　　　　　　　　　　　　　　　　　　　　　　　　　　　　　　　　　　　　　　　　　　　　　　　　　　　　　　　　　　　　　　　　　　　　　　　　　　　　　　　　　　　　　　　　　　　　　　　　　　　　　　　　　　　　　　　　　　　　　　　　　　　　　　　　　　　　　　　
　　大只广读完中三，便辍学回家帮父亲做些中药转口的小生意，中间赚过一些钱，并请我们一班同学去鲤鱼门尝过海鲜。后来听说他生意不景，又迷于赌博，以致欠下巨债而要避走大陆。再后来，便没了音讯。我们的老板阿卓，好几年后听说他原来是个偷渡客，遭警方发现，坐完牢后也被遣返国内。我们曾经工作过的制衣厂，也早已搬上大陆，工厂大厦则被推倒重建为几十层高的住宅大楼。至于我那群新移民同学，绝大部份读完中三或中五后便出来工作，最多是到发型屋做学徒。就我所知，能读上大学的，不足三人。而我读完二年级后，便透过考试转到何文田官立中学做插班生。
　　六
　　一九八七年转校后，我的生活起了变化。最大的不同，是大部份同学都是本地出生，而我的乡音，便间或成了同学的笑柄。那谈不上是歧视，但却时时提醒我和别人的分别。这还只是表面的差异。我很快便发觉，我和我的香港同学，其实活在两个世界，难以沟通，因为彼此的成长经历完全不一样。例如我从不看卡通片，也不喜欢漫画，更不热衷电子游戏。但这三样东西，却是香港大部份男生的至爱。结果一年不到，我最熟络的朋友，又变成学校中的新移民同学。
　　我们那一届四班同学中，大概有一成多是新移民。这些同学和高雷的有些不同。他们早来几年，很多从小学读起，因此较易适应香港的生活，而且何官是所不错的学校，学生自信心较强，也有较高的自我期望。他们很多喜欢看课外书，较为关心政治时事，甚至会坐下来认真讨论一些人生哲理问题。中四那年，我和几位同学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定期讨论问题，并自资手写出版一本叫《求索》的刊物，取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意。校长有点担心，派了一位老师在我们开会时前来旁听辅导，刊物内容亦须老师过目。我当年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很多人弃香港而移民他国是不应该的，结果被劝谕不要发表。
　　一九八八年夏天，我和国内一位同学，从广州坐火车去北京旅行。我自小喜欢中国历史，加上受武侠小说影响，对中国名山大川早已向往。旅费是兼职赚回来的，不用父母操心。只是到现在我也不太理解，我当时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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