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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辛亥百年，纪念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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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世佑 （进入专栏）

逢五、逢十的历史纪念似为人类的普世天性，而不仅仅是历史悠久之乡的特殊嗜好，在十年之前的地球村，震耳欲聋的千禧狂欢就是明证。在我们国家，由于需要纪念的人和事还很多，历史好像就是为了纪念而准备的，每年都很忙乎，对“百年”、“千年”的青睐尤其是如此。时间的坐标虽然并未预设过什么特别的意义，但前人就喜欢强调“百年不遇”与“千载难逢”，代代相传，非同小可。     自从清末辛亥年即1911年的武昌起义揭开推翻清朝与中国传统帝制的序幕，迄今已达一百周年，海峡两岸都为制作辛亥百年的生日蛋糕忙得不亦乐乎，惟名目稍有不同。台湾那边称为“庆祝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周年”， 大陆这边则叫“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两岸的政治理念与历史连续性固然不同，纪念的侧重点与表达方式难免稍显差异。不过，差异归差异，历史归历史，推翻清朝统治与创建中华民国毕竟属于辛亥革命的一体两面，破立兼备，并不影响海峡两岸人民对辛亥革命先驱的共同敬仰与追念。     近世百年以还，物换星移，江山不可复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认真思考过，对于辛亥百年，我们究竟想要纪念什么？又将怎么纪念？这恐怕还是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还不是仅仅请出各级书记来一个重要讲话，找些学者写几篇纪念文章、开几个研讨会，发动学生搞几场演讲比赛、率领民众喊几句“弘扬辛亥精神”的口号就完事了。如果就拿此类日常做派来纪念辛亥百年，那么，再过一百年、两百年，或者像电视电影中的康熙皇帝唱的那样“再活五百年”，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又将如何？还有，宣传口号中的“弘扬辛亥精神”，这“辛亥精神”究竟是什么，又该怎样去弘扬呢？     窃以为，说来说去，还得先搞清楚“辛亥精神”是什么，先弄明白辛亥革命最有价值的历史贡献与影响究竟何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还说，只有辛亥革命才是 “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近代民主革命。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学界与广大民众都是以毛泽东的这个论述为基本前提来肯定辛亥革命的贡献与历史价值的，百年庆典的理论依据与褒奖基调恐怕也是如此。姑且不说“反帝反封建”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也不管辛亥革命算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等人同资产阶级究竟是什么关系，毛泽东等人同无产阶级又是什么关系，这些表述在中外历史学界还存在较多的争议，但有一点大致没有疑问，毛泽东对孙中山一代革命先驱与辛亥革命之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首创意义已经说得很清楚，而且予以充分的肯定。也就是说，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推翻了一个腐朽的清朝，还推翻了一个延续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开启了中国民权政治的新时代。不管你是否重视那场革命，是否感恩，海峡两岸乃至天下华人都是辛亥革命的消费者和受益者。正是因为辛亥革命，中国人的脑袋和双腿才不再为磕头而准备着，而是可以为思考和走路而准备着。用孙中山的话说，辛亥革命的价值有二，“一为荡涤二百六十余年之耻辱，使国内诸民族一切平等，无复轧轹凌制之象，二为铲除四千余年君主专制之迹，使民生致治，于以开始。自经此役，中国民族独立之性质与能力，屹然于世界，不可动摇。自经此役，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公认，此后复辟帝制诸幻想，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此其结果之伟大，洵足于中国历史上大书特书而百世皆蒙其利者。”孙中山的政敌梁启超也承认，正是通过辛亥革命，唤起了中国人两个方面的自觉：一是觉悟到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二是觉悟到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他还说，前者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后者就是“民主精神的自觉”。至于“辛亥精神”，我看就是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而屡败屡战的进取精神与赴汤蹈火的牺牲精神。     无庸讳言，对于辛亥革命的这个历史贡献，我们还不能估价太高，国人至今常说，经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究竟深入了哪些人的心和多少人的心，其实还缺乏确证，相反的例证却俯拾即是。1922年，素负治训诂学而有闻名的同济大学首任华人校长沈恩孚在为《申报》的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撰文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纪元以来，中华民国之名，既为世界各国所承认，主权属国民全体，载在临时约法，然而十年之间，有二次之革命，有八十日之帝制，有八日之复辟，有国会之中绝与解散，有旧约法新约法之争持，有非法国会非常国会及两总统之对峙，南北分裂，宪法未告成，纲纪荡然，府院之命，悬于军人之手，所恃者，国民拥护共和之心，翕然一致而已。”同样应邀为《申报》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撰稿的孙中山也感觉到了革命的失败，甚至说：“十二年来，所以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者，皆此役阶之厉也。”他甚至还说过，中华民国只是一块“空招牌”。     孙中山毕竟是辛亥革命的先驱，他是带着恨铁不成钢的心境来抱怨革命的挫折的，并不等于说新生的民国就真的只是一块“空招牌”，更不等于说满族贵族所把持清末政局就比民国政治要稳定和干净，辛亥革命就真的搞错了。就反满而言，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而主观条件并不成熟，清朝的垮台就只能借助于多方的力量，包括君宪党人的联合与北洋统帅袁世凯的临门一脚，并非革命党人的包场所致；就建立民权政治而言，中国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都并不成熟。拿客观条件来说，民权政治的建设就需要安定的环境，一旦发生内忧外患，党权、国权就会拿出种种理由来挤压民权，强化专制。以主观条件而论，民权的主体人民不仅民主素质还不够，甚至连民主诉求也很少，即便是民权政治的主导者，包括辛亥革命的先驱孙中山与多数议员、归国留学生、学者、报人，包括今天的我们，整体性的民主素养也比较欠缺，司空见惯的是党派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朋党意识络绎连绵，民权政治路漫漫，只能是好事多磨。人民的民主素质不高是客观存在，却需要具体措施予以切实提升，而不能仅仅当作延缓民主进程的托词。另外，国民的民主意识也需要加强，既要开民智，也要开绅智，更要开官智，梁启超的主意一点都不过时。     且看今日之域中，竟是权力之天下，官权大于民权，官权的傲慢有增无减，一人得官，“鸡犬升天”，官大一级压死人，华夏儿女就只能白白地羡慕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叔叔奥扬戈·奥巴马酒醉驾车之案的开庭审理，却连赖昌星的审判都毫无下文，更无法从源头上彻底清理“我爸是李刚”之类丑恶现象的猖獗，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已经成为公开的国家秘密，宪法所规定的许多民权迟迟不能兑现，任命制取代着选举制，人民的选票要么迟迟不给，要么形同虚设，民求官而不是官求民的制度缺陷还在继续维持着，近年来，还经常发生打压独立参选地方人大代表之类的违宪事件，民众维权与党政维稳之间的冲突日趋加剧，国家的维稳体制已在较大程度上消耗着国家建设的资源，遏制着国家与民族的发展生机，令人堪忧。     不说别的，就拿许多省、市最近纪念辛亥百年的学术研讨会来说，我就看到某些市委书记或政协领导在学者面前搞完关于辛亥革命的“重要讲话”，顶多坐在前排正中合影定格体现自己的重要性之后就走了，他们比徐志摩还潇洒，主席台上连跟班的民革等“民主党派”负责人也走得很干净，左看右看，都是权力的傲慢，一点修饰都没有，他们好像就没想过要么别来，要么也不妨听听国内外的专家们是怎么认识和谈论辛亥革命的，这才叫走过场吧？如果赶场真忙，至少也应该彼此分工，派个代表留下，何必仅拿出一副“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架势，就这样来纪念辛亥百年，多少有点对不起孙黄宋章那一批拼死拼活挑战专制主义的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吧？既然这样，我看还不如继续发动唱红歌省事。     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于临终之前深情嘱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今天的中国虽然社会冲突不减，民怨鼎沸，国力已逐渐强盛，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目共睹，已不必再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不必弘扬那样原汁原味的辛亥精神，挑战国家维稳体制的强硬，这既违背宪法精神，而且成本太高，徒增国家与个人的负担，还未必能解决问题，正如英国作家A.史蒂文森所说，为原则而斗争比实践该原则要容易。应该说，惟有民主与法治，才能确保人民的福祉与国家的长治久安。     民权尚未成功，国人一起努力！           2011年10月8日于北京牡丹园寓所           （郭世佑，中国政法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10月9日发表时有删节，兹按原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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