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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13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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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舊上海記憶之三:接收與敲榨
本帖最后由 老爺叔 于 2011-10-13 14:53 编辑
接收與敲榨
一 接收大員發橫財 無端敲詐多災難
1945年﹐抗戰勝利了﹐我以為可以揚眉吐氣﹐堂堂正正做人了。那曉得勝利不久﹐從重慶回來的接收大員查濟民說﹐上海紡織印染廠與日商合作過﹐要作敵產接收。
我的上海紡織印染廠在抗戰期間﹐的確是和日商裕豐紗廠合作過﹐但那是日本軍部強迫的﹐又不是我自願。我想等他們來接收就遲了﹐生米煮成熟飯再打交道就難了﹐於是我把日本軍部發出的文件﹐和裕豐合作的文件﹐都拍了照片送給經濟特派員辦事處和敵偽產業處理局作為證明﹐送去之後石頭沉大海﹐一點消息也沒有。
查濟民(1914—2007)浙江海寧人。1931年畢業於浙江省立高等工業學校,後任常州大成紡織公司主管。抗戰爆發後,查濟民在重慶開辦大明紗廠﹐抗戰勝利以「接收大員」身份回上海,49年初,舉家移居香港﹐創辦「中國染廠」。1992年起任國務院香港事務顧問﹐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及常州工業學院名譽教授。
抗戰前,日資在上海的紡織廠有「八大系統」﹐在三井、三菱、住友等銀行支持下﹐控制中國棉紡業半壁江山。八大系統中最大的是1889年在上海設立的「内外棉紡織公司」﹐五卅運動就是因為這家日資企業的老闆槍殺中國工人顧正紅而引發。裕豐紗廠居第二,由日本大阪東洋紡織株式會社1921年在上海設立,1935年擴充為 6個工廠,獨立定名為裕豐紡織株式會社。1943年將舊設備作為廢鐵「捐獻」給日本軍部製造武器﹐是日本侵華政策的強硬支持者。
隔了一個多月﹐一個禮拜六晚上﹐有個朋友洪佐堯驚慌失措地來告訴我﹕「你知道嗎﹖上海紡織印染廠下禮拜二要接收了﹐敵產處理局特派員辦事處派章劍慧來的﹐一切工作都準備好了。」我聽到這個消息﹐大吃一驚。
禮拜日一早﹐我把前面說的文件準備了一份副本﹐到行政院駐滬辦公室主任黃伯樵家裡去。把這件事原原本本告訴他﹐黃伯樵聽了說﹐你明早到我辦公室來。
禮拜一早晨﹐我到黃的辦公室﹐黃對我說﹕「你坐一坐﹐我已經叫經濟科特派員來了。」不久章劍慧來了﹐黃伯樵對章劍慧說﹕「你們要接收上海紡織印染廠麼﹖」章說﹕「黃主任怎麼樣意思﹖請吩咐。」黃伯樵很不客氣地對他說﹕「你怎麼問我意思﹖應該接收的當然要接收﹐不應該接收的不要去找他們的麻煩。他們有文件送到你處﹐你們看過麼﹖」章說﹕「我沒有看到。」黃伯樵說﹕「這裡有一份副本﹐你拿回去仔細看看﹐看了以後﹐兩小時內給我回答。」後來章劍慧回應說不接收了。
洪佐堯(1902~1983) 浙江余姚人﹐上海棉布交易所經紀人。解放後為國家从香港調回大量外匯,因而被委任為上海華僑投資公司副經理﹐上海市政協常委,全國橋聯委员,上海市僑聯副主席,1983年在香港病逝。
章劍慧 (1905-1999)﹐無錫人﹐三十年代在漢口任申新紗廠廠長﹐抗戰時期到重慶﹐加入中統﹐與中央社會部長谷正綱關係密切﹐抗戰勝利後任接收大員﹐1999年逝世於香港。
我和黃伯樵又是什麼關係呢﹖
抗戰期間我一個朋友﹐曾當過北平市長的袁良﹐有次對我說﹐他一個朋友叫黃伯樵﹐失業在家裡養病﹐經濟非常困難﹐心臟病天天要打針﹐針價非常貴﹐問我是否可以幫他忙。我馬上打了一張五十萬元支票給他﹐下一天袁良打電話對我說﹐黃伯樵要打聽打聽你是不是漢奸﹐倘是漢奸﹐他是不要的﹐過了幾天﹐黃伯樵查清楚我不是漢奸﹐就接受了這五十萬﹐袁良也介紹我與黃伯樵見面。
大約一個月後﹐黃伯樵一個人到我家裡來﹐對我說有十一位留學德國的科學家﹐生活非常困難﹐日本人在拉他們。他說﹕「我想邀請這十一個人編一本《德華字典》﹐要一年時間﹐這一年每人每月給他們一兩金子作生活費﹐總共要一百卅二兩黃金﹐你可以幫助嗎﹖」我毫不考慮地就接受了他的提議﹐馬上拿了一百卅二兩黃金交給黃伯樵﹐他說﹕「你這人爽快﹐我代他們謝謝。」兩禮拜後﹐黃伯樵帶著十一位科學家來我家中﹐他們提議要把版權歸於我﹐我謝絕了。
想不到我當時無意中幫了黃伯樵一點小忙﹐黃伯樵今天「一言九鼎」,幫了我一次大忙。
黃伯樵(1890-1948)四川自貢人,留學德國柏林工科大學﹐回國後任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局長﹐後擔任宋子文辦公廳主任多年﹐發起「中國經濟建設協會」、「中國國家鐵路公司」等﹐是中國鐵路事業的先驅之一。抗戰時在上海養病﹐抗戰後先後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駐滬代表公署秘書長、行政院院長(宋子文)駐滬辦事處主任。1946年章榮初創辦菱湖建設協會﹐黃伯樵為第一任理事長﹐第二任理事長是國民黨中執委潘公展。1947年章榮初的榮豐紗廠上市﹐聘黃伯樵為董事。1948年黃突發心臟病去世。
章 榮初資助完成的這部《德華標準大辭典》是中國第一本德華辭典﹐一千四百頁的巨著﹐直到今天還是最權威的德華辭典。文革後期1975年6月由科學技術出版社在北京重版﹐主編署名就是黃伯樵。
二 敲竹槓忠義救國 賴靠山華夏傳統
1945年8月15日,天皇發表停戰詔書,日本無條件投降﹐中國八年抗戰勝利結束﹐舉國歡騰。
1944年6月﹐在東泰豐五金行老闆任友三【註】生日壽宴上,我認識了一个人叫章梅卿。勝利沒幾天﹐这个章梅卿來對我說﹐他的好朋友﹐「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阮清源到上海了。我也看到報上「阮司令到上海」的消息﹐兩天後﹐章梅卿陪阮清源到我家裡來。阮清源在上海尚未安頓﹐我在貝當路(衡山路)華盛頓公寓﹐頂下一套公寓﹐供他住下。
那時﹐抗戰剛結束﹐中央軍還沒開進來﹐為防止動亂﹐管制極其嚴格﹐榮豐紗廠在郊區買了許多棉花﹐沒辦法運到廠裡。我就通過阮清源在運棉花的卡車上插上忠義救國軍的旗子﹐利用他的勢力﹐把大批棉花運到了廠裡。
經歷過文革的中年人﹐對「忠義救國軍」這支隊伍都耳熟能詳﹐其實全是樣板戲的一派胡言﹐「忠義救國軍」既不是十來個人七八條槍的烏合之眾﹐司令也不是胡傳魁。1937年凇滬抗戰爆發﹐戴笠向蔣介石建議﹐利用工人和幫會力量﹐建立一支武裝遊擊隊配合國軍作戰。蔣指示戴與杜月笙合作﹐9月5日建立「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下設別動軍五個支隊共7500人﹐主要是青幫控制的海員和郵務工會成員﹐洪幫的下層工人農民﹐及受過訓的公民聯隊和學生。戴笠從黃埔軍校和軍統調派1500名軍事人員擔任骨幹﹐杜月笙捐5000支手槍﹐戴笠向軍委會申請了一批舊式步槍。別動軍組建後﹐立即投入血戰。11月1日﹐日軍主力在金山衛登陸﹐別動軍配合正規軍在青浦一線阻擊敵軍﹐別動軍傷500余﹐陣亡1500以上﹐四支隊大部犧牲﹐日軍攻占上海市區後,別動軍轉入地下。1938年5月﹐戴笠奉蔣介石令﹐將其改名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忠義救國軍」﹐深入上海﹑蘇南﹑浙北敵後繼續進行抗日鬥爭﹐對江南的抗日局面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阮清源﹐江陰人﹐浙江警察訓練班出身﹐被戴笠納入屬下特務處﹐1938年受命指揮蘇南地區的忠義救國軍,1942年2月14日他發動上海除夕大攻擊,威震江南,是當年英名赫赫的抗日英雄。抗戰勝利,阮清源春風得意,自視江南抗戰第一功臣,連戴老闆都不放在眼里,戴笠找了個把柄就把他抓了起來﹐到1946年初才放出來。從此鬱鬱不得志﹐1949年去了台灣。
1946年大約三四月份﹐我突然接到唐生明的電話。他說﹐阮清源在他家裡﹐叫我一定要去一次﹐我就去了。
我當然道唐生明的大名﹐但從沒見過面。到了唐家﹐唐生明說阮清源與宣鐵吾司令在樓上,我就和唐生明就在樓下客廳談話。
唐生明(1906-1987)﹐湖南東安縣人﹐民國名將唐生智的胞弟﹐1926年10月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四期﹐參加北伐。1931年任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1935年任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謀。抗戰初期任長沙警備司令。抗戰中期﹐被蔣介石暗中派往汪偽政府﹐和「76號」丁默村、汪曼雲結拜弟兄﹐從事諜報策反工作。1948年3月任總統府中將參謀﹐第一兵團司令。他在上海期間認識了中共上海地下黨負責潘漢年﹐逐漸向中共靠攏。1949年春以經商為名回長沙﹐協助陳明仁起義。湖南和平解放後﹐他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一兵團副司令。1954年任國務院參事﹐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届委員﹐第五﹑六届常委。1987年10月24日在北京病逝,終年82歲。
宣鐵吾(1896-1964)浙江諸暨人﹐出身貧寒﹐先後在紹興、杭州當排字工人。1921年7月加入中共領導的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成為國民黨右派組織「孫文主義學會 」骨幹,深受蔣介石寵信。黄埔畢業後參加北伐﹐1932年「一·二八 」淞滬抗戰爆發,宣鐵吾任八十八師參謀長,後任蔣介石少將侍衛長等職﹐與康澤、鄧文儀等發起復興社﹐任復興社中央幹事。1935年任浙江省保安司令、九十一軍軍長等。抗戰勝利後,任上海市警察局長﹑淞滬警備司令﹑京滬杭警備副總司令。解放前夕移居香港﹐1960年應蔣經國之邀去台灣﹐1964年2月6日卒。
唐生明﹑宣鐵吾和阮清源是好友﹐唐生明對我說﹕「我們都是阮司令的朋友﹐都在幫他考慮今後的出路問題﹐宣鐵吾司令提出一個辦法﹐想組織一個航運公司﹐自己至少買一二條船﹐讓阮司令擔任航運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資金問題﹐要大家湊起來幫忙﹐宣司令也拿出一筆錢。」我聽出了﹐無非是要我出錢。唐又說﹕「阮司令也是你朋友﹐他幫過你運棉花的忙﹐這一次你應該對阮司令幫個忙。」唐向我開價﹐要我拿二十根大條。
這許多年﹐我交結了多少國民黨文武黨官﹐說來說去都是錢﹐之後阮清源寫了封信來道謝﹐至於什麼航運公司﹐當然淼如黃鶴。
國民黨最高軍階的間諜唐生明將軍
1945年夏﹐章榮初家住進了一對夫妻﹐此人姓吳名紹麟﹐畢業於德國柏林大學的工學博士﹐和蔣緯國同窗好友﹐回國即獲任松江省建設廳長﹐此時中共已在蘇聯庇護下暗渡陳倉﹐林彪率軍先於國民黨部隊挺進東北。
吳紹麟沒去東北上任﹐投入杜月笙門下﹐他是恆社最後一個正式成員﹐杜月笙真正的關門弟子。
為什麼說吳紹麟是「真正的關門弟子」呢﹖因為杜月笙名義上的收山門徒是電影明星金山﹐但這是杜月笙和中共雙方心知肚明的政治交易﹐金山是中共地下黨員。
恆社內至少有兩個共產黨員﹐第一個是楊度(1875-1931)﹐湖南湘潭人﹐史稱民國奇人,原是北洋時代政客﹐1915年與劉師培、嚴復等組織籌安會任理事長﹐主張「廢共和﹐立君主」﹐深得袁世凯贊許﹐1922年他加入國民黨﹐客居上海以賣字畫為生﹐經孫中山認識李大釗後開始傾向中共。1928年結識杜月笙﹐杜月笙聘他為名譽秘書。杜有兩位名譽秘書﹐另一人是黃炎培。1929年楊度由潘漢年介紹﹐伍豪(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中共﹐與周單獨聯係﹐周離滬後由夏衍聯係。杜月笙十分依重楊度﹐楊感恩知遇﹐事必躬親。杜知其煙瘾奇大﹐特備煙榻煙具供其使用。1931年9月楊度逝世﹐伍豪、潘漢年均往吊唁。
楊度的中共黨員身份﹐鲜有人知﹐1975年冬﹐周恩來病重時囑咐王冶秋﹐重修《辭海》要客觀評論歷史人物﹐特别提及楊度﹕「他晚年參加了黨,是我領導的,直到他死,他為黨做了很多工作。」文革後王冶秋就此事作《難忘的記憶》﹐發表在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
楊度
杜門另一共產黨員﹑電影明星金山 (1911-1982)﹐更是恆社最後一個成員﹐杜月笙的關門弟子。金山1932年秘密加入中共﹐1945年抗戰勝利﹐他以國民黨中宣部代表身份﹐到長春接收偽滿電影公司(長春電影製片廠前身)﹐後奉周恩來命來上海﹐借其姐夫潘公展之便﹐1947年加入杜門。金山與第一任妻子張瑞芳結婚﹐就是杜月笙當的證婚人。
金山張瑞芳新婚照
以杜月笙之精明﹐他不可能不知道楊度和金山的秘密身份﹐但他欣然接受﹐這就是杜月笙。他能在「三聞人」中後來居上﹑脫穎而出﹐全賴非凡的政治頭腦。杜月笙與國共兩黨的關係﹐極其微妙﹐上海解放前夕﹐他與潘漢年頻繁往還﹐密密會商。他拒絕了老蔣要他赴台的要求﹐也不因中共的盛情挽留而滯留上海﹐1949年4月底杜月笙舉家移居香港﹐1951年8月去世前不久﹐還應允出席已由中共控制的香港中國銀行董事會議。杜月笙的成功﹐是時勢造英雄﹐也是他本人為人處世的積累。
回頭說吳紹麟﹐吳與妻子在上海連住所也沒有﹐杜月笙對章榮初說﹕「你家裡房子大﹐給他一間先住下來。」這一住就住了三年多﹐他們的獨生子﹐1946年初出生在紹興路54號章宅。章榮初為他取名「樂勝」﹐寓意抗戰勝利的歡樂。現在他叫Peter Woo吳光正﹐是八十年代世界船王包玉剛的女婿﹐香港回歸時第一任行政長官候選人﹐九龍倉集團和匯德豐集團主席﹐全國政協常委。
就在章榮初還沉浸在抗戰勝利的歡樂中時﹐突然被南京國民政府列入「經濟漢奸」名單。吳紹麟在章家茶來伸手﹐飯來開口﹐到這關鍵時刻﹐起了關鍵作用。
1946年8月1日上午十一時許﹐我紹興路家裡突然來了許多人﹐其中有四個著制服的﹐兩個守住門房間﹐不許別人進來﹐兩個把電話線剪斷後與其他人一起到樓上來﹐內中一個拿出一張檢察署的傳票來﹐說有人密告我犯漢奸罪﹐馬上叫我與他們一起走。
我沒有辦法﹐跟他們一起到了提籃橋監獄﹐四個著制服的沒有去﹐留在我家裡﹐這四個人對我女眷們說﹐你們可以每人打一個小包﹐帶幾件隨身要穿的衣服﹐告訴你們下午三時前一定要來封門的﹐那時全家人都惶恐萬分。我是坐自己汽車去的﹐到了檢察署﹐他們就把司機趕走﹐汽車扣留。
一直等到下午二時才開庭﹐在檢察官的詢問中﹐我才知道是中統駐滬辦事處告我兩罪﹕一是與日本人合作開廠﹐二是有汽車特別派司。我答辯說﹐合作是強迫的﹐特別派司是出錢買來的。檢察官不多問﹐馬上宣佈交一千萬元鋪保﹐這時候一千萬元是不值什麼錢的。在原告欄裡有幾個人站起來反對﹐這個檢察官不睬他們就退庭﹐我就和檢察署的人一起坐原來的汽車回家取保﹐留在家裡的四個穿制服的看見我回來都很奇怪﹐不久他們也就走了。
檢察署來勢洶洶﹐為什麼打了個嚮雷不下雨呢﹖原來我家裡住著一個不收房租的房客﹐名叫吳紹麟﹐德國留學生﹐與蔣緯國是好朋友﹐他夫妻兩由杜月笙介紹﹐在我家裡讓了一間房子給他住﹐已經一年了。
我被檢察署捉去的時候﹐吳紹麟正在家裡﹐他馬上坐汽車到杜月笙家裡﹐出門時被住黃制服的阻止不許出門﹐他拿出一張有廳長官銜的卡片來﹐才放他出門﹐他把情況告訴杜月笙﹐杜月笙馬上打電話與檢察署杜檢察長。杜檢察長竟不知道這件事﹐一查方始知道原來是一批中統特務﹐先與某檢察官勾結好﹐預備開庭後馬上把我關起來﹐同時查封我公司和家裡。杜檢察長賣杜月笙的面子﹐答允先交保﹐換了一個檢察官審問﹐關照他馬上交保﹐所以這個檢察官一上來就判我交保﹐完全不理睬中統的人就退了庭。
人在外面就好辦﹐我請了秦聯奎律師替我做辯護訴狀﹐據理力爭。同時託榮豐副經理趙譜芝﹐他是陳立夫表弟﹐在陳到上海時替我說情。
最重要是通過杜月笙的門客楊管北直接向中統特務和檢察官打通關節﹐釜底抽薪﹐這樣明裡暗裡﹐上面下面關節都打通﹐果然到了這年十一月份﹐法院來了一張不起訴的判決書﹐我方才逃過難關﹐事後送了楊管北二十根大條。
章榮初1933年進入杜門﹐為「恆社」最核心的成員﹐九名常務理事之一﹐杜月笙的關係當然是章榮初近水樓臺的幫手。
秦聯奎,無錫人,當時上海名律師,杜月笙的法律顧問。傳說最初秦聯奎到杜月笙的賭局玩耍,連輸四千大洋,悻悻離去。杜月笙得知其為滬上名律師,託人把錢還給秦,並說﹕「當律師靠筆桿口舌為生﹐没多少錢好賺,我不能赢他的錢。」秦大為感激﹐此後常去杜家,終成杜門法律顧問。抗戰期間隨杜避難香港﹐其子女出生香港﹐六十年代留學美國﹐女秦家懿﹐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子秦家驄﹐著名記者﹐八十年代任《華爾街日報》首任駐北京辦事處主任﹐現為香港著名政治評論家。
趙譜芝﹐湖州人﹐陳立夫表弟﹐其時陳立夫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直接控制中央調查統計局(中統)。趙譜芝之子趙寶熙﹐任職聯合國秘書處﹐現退休居紐約。
楊管北 (1896-1977年)﹐江蘇揚州人,畢業于杭州之江大學。1926年參加北伐,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科長。政府奠都南京後,成為杜月笙在商業上的得力助手,受杜之託接辦南通大達輪船公司,任上海市參議員多年。1948年當選立法委員,1949年隨杜月笙到香港﹐51年8月16日杜逝世時,楊管北和陸京士﹑洪蘭友﹑錢新之﹑金廷蓀﹑吳開先﹑宣鐵吾﹑顧嘉棠﹑萬墨林守候在則。國府遷台後﹐楊管北繼續任立委多年,為復興、益祥两家航運公司董事長,及台灣輪船同業公會理事長。
章榮初的「經濟漢奸」罪名終于洗脫﹐杜月笙為他拿到一枚由蔣介石親自簽發的「抗戰蒙難勛章」﹐蔣介石的親信陳希曾還給章榮初送去一張蔣親筆簽名的照片。
陳希曾 (1897-1961)﹐湖州人﹐其祖父陳延隅﹐和陳果夫、立夫的祖父陳延佑是親兄弟。抗戰前任上海市警察局長﹐抗戰勝利後任總統府總務局中將局長。抗戰中﹐他家境困難﹐得到章榮初的資助。
最後水落石出﹐我才知道原來章梅卿是一個中統特務﹐這次我被列入「經濟漢奸」﹐就是他幹的勾當﹐先和你做朋友﹐再吃沒你家產﹐這就是國民黨中統特務的伎倆。章梅卿在解放後被人民政府槍斃了﹐這樣一個罪惡昭彰的特務﹐真是死有餘辜。
楊管北 楊管北之子楊麟在上海人文紀念館開幕式上
同一個歷史事件﹐可以有不同角度的敘述。在杜月笙大弟子陸京士主編的《杜月笙傳》(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2002年第三版) 第三册274页記載﹕
勝利了﹐師門凯旋,恆社同仁重聚一堂,正在熱烈慶祝,經濟漢奸放榜,章榮初赫然有名,這一打擊未免太大,幸有杜月笙挺身而出,列舉章榮初在敵偽時期對國家社會種種貢獻﹐果然大事化小﹐章榮初雀跃三千,花了一百根金條,大請有關各方。
大陸官方編撰的《章榮初》(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這樣說﹕
章榮初從商以來﹐為了保護自己﹐不得不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尤其和日商保持密切關係﹐日偽時期更週旋於敵偽勢力之間﹐以圖保存與發展。他經汪偽政府中央儲備銀行副總裁錢大魁而結識了上海日軍司令阿部﹐和日軍警察局長渡正監和副官左藤關係緊密﹐上海紡織印染廠與日軍司令部「興亞院」合作﹐由日資裕豐紗廠管理﹐避免了被日軍沒收破壞。
章榮初的企業在敵偽時期得到發展﹐抗戰勝利後曾被列作敵產﹐但轉危為安﹐靠的是章榮初另一股重要勢力的撐腰﹐他通過菱湖同鄉唐伯耆(國民黨中委)和潘公展(國民黨中執委)﹐依附了國民黨CC系陳果夫陳立夫﹐又通過黃伯樵依附了宋子文。
這樣﹐國民黨上層的關係網和杜月笙在上海的勢力﹐是章榮初的強大後盾。
當時眾多社會名人如:張靜江﹑陳英士﹑陳藹士﹑陳果夫﹑陳立夫﹑胡宗南﹑戴季陶﹑徐曾恩﹑潘公展﹑諸民誼﹑朱家驊﹑吳鼎昌﹑錢新之﹑周作民﹑王一亭﹑沈田莘等﹐都是湖州(吳興)人。
四十年代《大公報》總編輯徐鑄成《杜月笙正傳》(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寫到國民黨高層時說﹕
北洋軍閥也好,國民黨也好,那些當權者,封建地域觀念都很濃厚,裙帶家屬以外,第一輪就是同鄉。
蔣介石的嫡系親信﹐大都是浙江人。吳興人特受重視﹐因為蔣的提拔人陳其美及其侄兒果夫﹑立夫是吳興人﹐所以吳興的「黨國要人」特別多。還因為蔣介石與吳興有深厚關係﹐近代的毫富巨族﹐首稱「四大家」﹐就是張﹑龐﹑邢﹑陸四大族﹐如蘇州留園﹐就是湖州劉家的﹐他家還刻印過不少珍本古籍﹐魯迅曾提到過。龐家也出了不少上海富商巨紳。孫中山革命的資金﹐百分之九十來自法國華僑首富張靜江﹐張家在南潯精築「適園」﹐歷時三十年﹐當時江南第一名園。蔣介石和他家關係最深﹐蔣的父親曾任張「敦裕堂」鹽號奉化鹽棧的經理﹐蔣年青時﹐即由張家的張仲萍資助提攜﹐並由張靜江介紹給吳稚暉等國民黨元老。後來蔣任命了張家的張乃燕為中央大學校長。
裙帶關係﹐鄉里鄉親﹐拉幫結伙﹐沆瀣一氣﹐亦非國民黨一家規矩﹐千年中華傳統﹐特殊國情國色。
【註】任友三﹐寧波人﹐早年任職三井洋行機器部﹐精通日語,1914年創辦東泰豐東洋莊﹐經營紡織機器及零部件﹐上海各大紗廠的機器大多是他直接在日本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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