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 小悦悦事件发生的根源——60多年前已经成熟了
60多年前我们彻底颠覆了3千年来的伦理传统，我们变得什么都能容忍，类似小悦悦事件——每天在身边以不同形式上演
孙传钊：“新”在何处？（曾刊载《中国图书评论》
1951年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以后，其研究方法和体系引起不少批评。比如，1953年卡尔·J·弗里德里希在他组织的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关于极权主义的学术会议上，围绕界定极权主义的概念问题，他持肯定观点，提出了关于极权主义的5个特征：1，一种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2，一个信奉这一意识形态并且通常由一个独裁者领导的单一的政党；3，一个发达的秘密警察系统；4，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5，对军事机器的垄断。1956年，他与布热津斯基合作，出版了在极权主义理论发展史中至关重要的著作《极权主义专政与独裁》，补充了第6个特征，即一种直接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控制全民生活。在1953年学术会议上卡尔·J·弗里德里希提出，把极权主义体制作为特别的道德堕落（peculiar moral obtuseness）是不合适的研究方向。(注1)虽然弗里德里希没有提及阿伦特名字，可是阿伦特主动作了反论：极权主义体制的关键“问题既不是使用暴力本身，甚至也不是它的史无前例的暴力规模，问题在于人们没有注意到极权主义体制整体颠覆了乃至传统的诸如‘不能杀人’的道德律。”(注2)她更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极权主义本质是传统的道德从根本崩溃——所以要从伦理的视角来分析极权主义体制形成的根源。这一个特点可以说是阿伦特特有的、创新的视点和方法，她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提出了独特的观点：20世纪的极权主义体制是“新生事物”，极权主义体制不同于以前历史上所有的专制体制。鲍伊修说得好：阿伦特对极权主义体制下道德沦丧认识的意义在于：她揭示了这样的体制会使我们永远离开应该追求的崇高的人性目标。（注3）
根据伊丽沙白·杨—布洛赫的传记《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记述，《极权主义的起源》自1945年底开始写作。最初计划是由“反犹太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帝国主义”三部分组成。（注4）1947年阿伦特调整了计划，和在前几年已发表的论著基础上写出的前两部分不一样，准备在第三部分中重新通过斯大林主义的事例来追究极权主义体制的本质。这第三部分就是1958年新版中改写、补充的“意识形态与恐怖”那一部分。从她着手写《极权主义的起源》开始到1958年新版问世之间约10年间，还酝酿和完成了另一部重要著作《人的条件》（1958年）。《人的条件》的完稿标志着阿伦特的思想逐渐形成一个独有的体系的标志，因此，我们在读《极权主义的起源》时，要注意新版与初版之间的不同，结合她的其他著作才能比较完整把握该书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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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城邦（polis）的政治传统是追求一种善的政治生活。苏格拉底确立了批判、抵制那种背离善的政治生活、恣意统治他者的僭主制度政治传统，以后，直至西欧近代的自由主义者都把追求自由的、善的生活作为政治条件，批判暴政是一种政治传统。阿伦特著作和学说的原创性，就在于她指出20世纪的极权主义体制与历史上的专制、暴政统治相比，远为彻底地破坏、瓦解了传统的公共领域的道德律令。极权主义的新，就新在这里。阿伦特与布吕希尔夫妇在1943年听到欧洲传来的消息，得知希特勒采取了对犹太人最终解决种族灭绝的政策和手段。那时候他们还将信将疑。布吕希尔对军事史很内行，怎么也想不出灭绝犹太人会对希特勒在欧洲的军事行动会带来什么好处，根据军事常识，无法理性证明为了战争胜利有必要屠杀600犹太人。何况这种屠杀本身还要消耗战时的人力和物力。(注5)
传统的暴君是在常识范围之内行使暴力，在目的和手段一致的合理性的基础上行使暴力，而且这种常识是暴君与臣民的共识。如果暴君践踏“不能杀人”这个共同的戒律来威胁臣民要对其保持顺从，他只是有目的地侵犯、违反了与臣民共同承认的戒律，是为了实现某一具体目的。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曾说聪明的暴君都懂得尽量少使用暴力，要竭力伪装成善良的君主。但是，极权主义体制不仅不忌讳使用暴力，还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所有道德律。阿伦特在《人的条件》如此分析道：历史上的暴政是违背雅典城邦以政治活动（action）优先的传统，把制作（work）放在首位，而极权主义体制却是史无前例完全通过劳动（labor）来驾驭臣民，臣民被强制反复从事单一的行为劳动（labor），被强迫完全退出公共政治领域的活动，原先制作（work）纯属私人领域，现在臣民不仅失去公共领域里活动（action）的政治权利，私人领域也遭到了侵犯。劳动成了生活的全部，饥饿、维持生命的营养的需求成了生活的本质，具有强迫必然性。柏拉图就是构思了一个哲学王，为了实现自己理想企图通过“制作一个政体，使得全民恐惧。但是，柏拉图以来这种立足于“制作”的政治传统，在20世纪也被极权主义体制颠覆了，按照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的说法，“劳动动物取得了胜利。”原先资本主义社会里，管理社会生产是官僚体制，为了生产力发展，剥夺了人的社会平等权利，然而，极权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取代了人的生命过程，秘密警察取代了官僚体制，因此恐怖与劳动结合在一起。“纳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取消了600万犹太人自然死亡的权利”，恐怖和劳动结合的最典型的代表是集中营，集中营的恐怖利用人的求生本能，第一步摧毁了被关押者的人格、接着就是使得被关押者丧失所有的人类道德观念。如果说20世纪以前的帝国主义竞争的原动力是出于大众的欲望的高涨，那么20世纪新出现的把意识形态放在第一、建立在虚构的乌托邦基础上的全新的极权主义体制的原动力，是无力的乌合之众、孤立的个人。后来阿伦特发现，把纳粹德国的群众运动放在历史中去考察的话，这样的结论还经得起检验，因为纳粹确实通过所谓群众运动，通过选举取得政权；苏俄却不一样，并没有这样群众运动的历史环境。所以阿伦特在新版《极权主义的起源》中，不再像1951年初版那样强调苏俄绝对权威、绝对权力的历史渊源；而是论述了这两个体制的不同，即斯大林是通过人为制作了表面上的结成一团的群众，实为孤立的个人。这种人为制作是通过建立契卡机关、清洗异己运动、发展到全民告密恐怖等各种手段逐步完成的。这样的体制比纳粹以种族为标准来确定“潜伏敌人”（potential enemy）任意度更高，可以更加随心所欲行编造出使暴力的理由，因此也更加容易制作全知全能领袖的形象。也因为这个原因，在新版《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论述斯大林体制时，阿伦特修正了“潜伏敌人”（potential enemy）这个概念，用“客观敌人”（objective enemy）取代了“潜伏敌人”（potential enemy），因为当意识形态确立以后，就是一关、始终、永远正确的，所谓大众的意志也就成了领袖的意志，领袖的意志也就是意识形态。
如果说只是领袖们要破坏、抛弃人类共同的、传统的、普世的道德律令，没有大众的迎合，那也是徒劳的，再说光是一个体制，徒有精英和暴徒，没有大众配合，也运转不起来。
阿伦特在新版《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部分的开头，就指出了这一点。因为庸俗的大众（philistine）是资产阶级追求物质利益的产物，从阶级分离成孤立的个人，资产阶级本身的瓦解形成了原字化的个体。组成希姆莱组织起来的历史上最大的犯罪组织成员的不是暴徒，而是平庸的人们。一方面物欲横流的人们，使用暴力践踏了抑制这种欲望的秩序和道德，孕育了把破坏本身作为目的的、集暴徒大成者的暴君。另一方面，体制本身造就了只关心物质私欲的俯首听命的庸俗的大众。他们的出现使得极权主义体制巨大的犯罪才变得可能。因为对这样只追求家庭及其私利、对他者毫不关心的人们来说，参与恐怖活动只是一种谋生的职业（job），他们不关心这样的工作会带来何种后果。甚至被杀害的是谁？意识形态内涵到底是什么？等问题，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不存在的。他们只考虑纯粹的技术问题，工作的效率。对于他们，没有是否许可的问题，道德问题已经消失了。我们从这一段论述可以得知10年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再度引起争议的原由，即使在阿伦特的成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新版中已经论及极权主义体制下的伦理责任问题了，10年后这样的思考更加成熟了，[如果对阿伦特这一历史时期的学术思考的渐变过程感兴趣的话，可以参阅她的《思维笔记》（Denktagebuch）]面临艾希曼审判这样现实的政治事件，就发起新的挑战。当然，更早的同一论题的文章，还有1945年的那篇《组织的犯罪和普遍的责任》。该文章收入Essays in Understanding。其他相关文章还有：1964年的“独裁制度下个人的责任”(Pero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dictatorship)、1968年的“集体的责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阿伦特曾强调：极权主义体制式20世纪产生的、没有先例的、没有比较可能性的史无前例的事件和体制，使用已有的现成的知识体系和传统的政治经验已经无法对它带来的一系列新现象进行完整的有效的理解。为了理解极权主义体制这样一个“新生事物”，有一个中介的方法，就是把现有的认知作为预备性理解，才可能不扭曲地理解极权主义体制中的“新生事物”的一部分，逼近其本质。她的初版《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就是这样一个中介的预备性的理解，新版《极权主义的起源》问世以后的《人的条件》、《论革命》、等著作，也都是她对极权主义本质更深入探究的不断的深入，为了对新版《极权主义的起源》作修正或补充。阿伦特说： http://www.tecn.cn )
我是把极权主义的起源看作这样的事件：它不只是涉及少数人的思想、特定的民族与社会群体的命运，而是把所有人的生活纳入这样体制之中，至少是实际上卷入了其政治体制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崭新的统治。因为这个改变了地球上所有的政治条件与政治关系事件，所以，其他所有的传统的断裂的修复开始变得不可能了。那以后，我们的传统的断裂成了既成事实。（注6）
阿伦特未曾在斯大林体制下生活过，大多依据纳粹统治时代的事例分析、讨论极权主义体制下伦理责任问题。但是这种突破纯粹政治学研究中传统的制度研究的“新手法”本身也是阿伦特学说的魅力所在。她去世14年之后，东欧体制瓦解，在斯大林体制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曾在斯大林体制下生活过的托多罗夫，最近20年来研究的重心与1980年代前局限于文艺学之内的研究相比，发生很大的变化，写了不少研究极权主义体制的著作。他也受到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社会道德律令完全被颠覆的分析的影响，继承了阿伦特的这一观点。在他的《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注7）的前三章论述中，明显有这影响的痕迹。比如，托多罗夫说极权主义社会的三个特征：1，用一种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专用统治工具，然而这并非一种信仰只是一种随时可以改变的手段；2，用恐怖手段来控制媒体、民众言行，为了恐怖政治的正当化，必须虚构一个敌人；3，在整个社会生活规则是把私人利益和权力结合起来的那种无限制追求。对私欲和权力相结合的追求那样强烈欲望在其它社会体制内也存在，但是远不如极权主义社会那样蔓延到每一个人那种腐败严重的程度。上述三个特征同时发生功能，虚伪的信仰造就谎言、虚构的敌人是鼓励人们检举他人、告密的产物，通过追求权力达到满足私欲。所以，这样的社会表面进行高尚理想的宣传，背后是少数掌权人无耻的统治。社会完全失去民主社会中个人伦理不可缺少的自律——民主社会存在第一条件，同时建立在个人自律基础上公共领域的自律和约束也荡然无剩了，当政者可以随意解释或改变任何法规。于是造成了极权社会人的主要特征是“两重化”：用谎言构筑的公共场合的言论与实在的私人生活内部的言说分离的现象、恐怖环境下的认知与行为实践分离，是极权主义社会能够恶性循环长久延续的原因。个人道德自律的人、拒绝“两重化”的公民就会被作为不顺应体制的“敌人”。社会政治生活中不仅“告密”、“检举”盛行，由于告密能获得升迁和利益，人们都以他人的苦难作为自己的愉悦。因为人对死亡的恐怖胜于对自由的渴望，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人们都失去自律的伦理规则。托多罗夫赞成哈维尔的说法，个人都成极权主义共同犯罪者，“人人是囚犯，同时人人是看守”，因此有人认为只是社会体制的“邪恶”，社会中个人都是“善良”的想法，是不真实的——全体成员遭受污染。32因为人类对死亡本能的恐惧远超过追求真理的勇气，所以极权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在避免这种污染——也是阿伦特所说得平庸的大众中的孤独的一员。
只是托多罗夫没有把这种平庸划一化，说当然在极权主义的夜色中，并不是所有的猫都是同样灰色的，最低限度地奉献与热心工作、卖身投靠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他把这种体制下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1，与国家有紧密联系、享受许多来自国家的特权与经济上的利益，领袖们听取他们的建议；2，体制外的作家，与市民社会有紧密联系，尽管得不到报酬与利益，对自己能与民众保持同样感情感到愉悦；3，纯粹的艺术家，不接受来自国家的荣誉称号，可是也同第一类知识分子一样，避免批评政府，为艺术而艺术，喜好私人领域的世界。既不有损自己人格，也容易得到广泛的认同和称赞。托多罗夫赞赏哈维尔等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抵抗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早年在保加利亚想走的追求纯粹艺术的第三条道路表示反省。
阿伦特在撰写《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时候，24岁的托多罗夫刚从保加利亚来到巴黎，谁想到这个专注于结构主义研究的青年，20多年后会关注起极权主义体制下的政治伦理问题？谁能想到阿伦特思想之“新”有如此的生命力。
注释
1，C.J.Friedrich,(ed.), Totalitarianism.Harvard U.P.1965.p.58。弗里德里希批评阿伦特过于注重意识形态这个要素。他认为抛弃道德这一点上，古代的独裁者比今天的极权主义领袖更早，做得更彻底，因为他们不像今天共产主义者那样，还把奋斗目的赋予高尚的道德，所以抛弃得更彻底。另外，2年后出版的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共著（Friedrich and Brzezinski, Z. K.,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1965）中，他追加了极权主义的第6个特征，即一种直接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控制全民生活，并且对罗斯福提出的“免于匮乏的恐怖”的人权观念给予肯定。
2, C.J.Friedrich,(ed.), Totalitarianism.Harvard U.P.1965.p.78.阿伦特对极权主义体制下道德沦丧的意义的认识，R.Boesche
3，R.Boiesche, Theories of Tyranny：From Ploto tu Arendt, Penn State Press, 1996,p.457.
4，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Yelu U.P.2002，pp.279—282.
5, 参见《汉娜·阿伦特/海因利希·布鲁希尔书信集》，孙爱玲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
6，Hannah Arendt，Essays in Understanding，p.309.
7，ツヴェタン・トドロフ（Tzvetan Todorov），《他郷に生きる者》小野潮译，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8。据查，台湾桂冠出版公司的2004年出版该书，把书名译成《失却家园的人》。
8，同注7，172页。 |
发表于 2011-10-25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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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5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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