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法:俄国恐怖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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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虚无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影响（1903-1911）发布时间：2011-11-03作者：张玉法 来源：中道网

摘要：俄国虚无党人利用暗杀为手段推动革命，当时中国与俄国为两大专制国，俄国革命运动自然影响中国的革命运。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社会主义和恐怖主义同时存在，当时中国革命党人只引用恐怖主义，认为恐怖主义能使中国革命早日成功。


　　一、前言
　　虚无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中期的俄国，在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于1862年所写的的小说《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中最早出现「虚无主义者」（nihilist）一词。书中所刻划的「虚无主义者」是一位奇怪的烈士，没有信仰，没有热情，最后为不相信的事物而死。虚无主义原是一种哲学思想，否定现存一切事物的价值。最初的虚无主义者，是一批农村改革者，他们感于专制政府和贵族控制土地，农民痛苦，自己带钱走入农村，从事教育农民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准的工作。他们像「和平工作自愿工作团」（volunteer
peace
corps）一样，并不是要革命。他们受达尔文（Darwin）的影响，相信科学，扫除无知。他们把国家、教堂和家庭视为罪恶之源。他们的主义受到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的赞许，克鲁泡特金认为虚无主义是打倒专制和虚伪的象征[

James D. Forman， Anarchism：Political Innocence or Social Violence？（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 1975），
p.41.]。约在同时，有无政府主义者从事破坏政府、法律、道德等现存社会制度与秩序，并以暗杀帝王、政要，以及破坏皇宫、教堂等为手段。虚无主义者有人参加暗杀和破坏行动，但大部分人都停留在哲学阶段。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书刊介绍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暗杀和破坏行动，概称为虚无主义或虚无主义者。革命党人所注意者为虚无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和破坏行动，很少注意虚无主义的本身。
　　二、中国报刊对虚无主义的宣扬：萌芽时期，1896-1904
　　至迟从1896年开始，中国知识界即注意到俄国虚无党人的活动；我们可以拿梁启超在上海所主编的《时务报》为例。1896年十二月七日出版的第十二号，报导俄国虚无党在英国的活动；当时俄国沙皇正访问伦敦，而英国是欧洲各国唯一允许虚无党活动的国家，俄国虚无党人准备在伦敦暗杀沙皇[
《时务报》第十二号，页26。]。1897年十月二十七日出版的第四十二号，报导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一般活动，谓俄国、法国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很活跃，如果在国内犯案，即躲避到英国。该篇报导并提到暗杀西班牙总理事件、企图暗杀法国总统事件、以及土耳其首都爆炸事件。该篇报导译自《北华捷报》，而《北华捷报》则取材自英国一个报纸的社论，文中敦促英国政府不要庇护无政府主义者[
《时务报》第四十二号，页14-15。]。
　　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前后，改革运动和革命运动在国内外兴起来。梁启超是改革派的要员，到1898年改革的诉求失败以后亡命日本，先后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宣扬改革，并一度倾心革命。另一方面，中国革命党人和留日学生亦在上海办有《苏报》、《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在日本办有《江苏》、《浙江潮》等宣扬革命。无论革命派的报刊，还是改革派的报刊，都对介绍虚无主义有兴趣，因为虚无主义不满现状，并破坏现状，有利于改革与革命的推动。
　　在1900-1905年间的革命报刊中，《苏报》对俄国虚无党的活动曾大量介绍。1903年六月八日的社论提到虚无主义是俄国专制政治的产物，谓虚无主义者以暗杀作为革命手段，活跃于俄国各地[
韩天民〈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苏报》，
1903年六月八日。]。六月十九日的社论题名〈虚无党〉，介绍虚无主义的主张，并介绍各派社会主义，但谓除以暗杀作为革命手段外，任何社会主义都不适用于中国[
《苏报》，1903年六月十九日。]。六月二十日的社论采不同的论调，谓社会主义之来像风雨一样自然，一般大众不易接受，学生应该首先接受[
〈江南水师学堂之鬼蜮〉，《苏报》，1903年六月二十日。]。
　　1903年七月，《苏报》因为宣传革命被封，《国民日日报》继起，继续介绍虚无党。一篇文章说，理想的虚无主义者献身于毁灭特权[
〈理想虚无党〉，《国民日日报汇编》（上海， 1904年）卷四，笔记类，页53-54。]。另一篇文章介绍俄国女虚无党人艾玛？郭耳曼（Emma
Goldman），谓郭耳曼在美国到处讲演，宣扬虚无主义，使里昂？左奥高兹（Leon Czolgosz）受到感动，于1901 年暗杀了麦金来（William
McKinley）总统[ 〈女杰郭耳曼〉，《国民日日报汇编》卷三，谈苑类，页1-4。]。
　　上海的革命报刊，除《苏报》外，《警钟日报》对俄国的虚无主义亦非常留意，1904年三、四月间有一篇文章介绍俄国虚无党的历史，至少连载了十四次。依据此文，虚无主义源自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edrich Hegal）的学说，主张对事物要以批判的态度检视，在没有研知以前，不要轻易相信。黑格尔的信徒之一巴枯宁（Mikhail
Bakunin）以宣扬破主义著名。巴枯宁告诉他的弟子，假如不能暗杀皇帝就暗杀警察，假如不能推翻专制政府就破坏皇宫。这篇文章将俄国虚无党的历史分为三期：从法国革命（1789）到1861年，进步的知识份子透过言论与出版，宣扬自由和平等，尚未用破坏手段。1861年，俄国沙皇因革命党人要求自由与平等，下诏解放奴隶。此一诏令未能平息革命党人的情绪，政府即开始镇压革命党。此期间，俄国革命党人有机会在西欧与巴枯宁接触，受巴枯宁的影响，他们开始以无政府主义的姿态出现，并以暗杀作为革命手段，泛称之为虚无党。虚无党初时毫无成就，在1870-1877年间，一度恢复部分和平手段，创立许多政治团体。这些团体，大部份以推动马思主义或巴枯宁主义为目标；他们从事农民运动，并建立学校、工厂、俱乐部，以推展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政府对虚无党一直采取镇压政策，有几千人被捕、被囚、或被处死。1877年俄土战争爆发后，虚无党的暗杀行动转趋积极。政府压制愈严，暗杀事件愈多[


〈俄国虚无党源流考〉，《警钟日报》，1904年三月二十四日、三十一日，四月三日、四日、五日、十一日、十二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十八日、十九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此文在连载十四次以后不见下文，虚无党的历史只介绍到1879年。其后《警钟日报》发表好几篇社论，讨论俄国虚无党的暗杀行动。一篇社论说，暗杀的目标是上层官员，比军事行动更有效[
〈暗杀之成功〉，《警钟日报》，1904年六月三十日。]。另一篇社论说，虚无党人确很神圣，他们能吓走皇帝和其官员，因此即可消灭专制政府[
〈神圣虚无党〉，《警钟日报》，1904年七月二十日、三十日。]。
　　上海报刊所介的虚无主义似不如东京的中文报刊所介绍的重要。《浙江潮》宣扬俄国虚无党活动的文章，有一篇小说[
〈专制虎〉，《浙江潮》第一号（1903年二月十七日）和第三号（1903年四月十七日）]、一篇史学论文[
〈虚无党制造家〉，《浙江潮》第三号，页120-124。]、一篇报导[

〈俄人要求立宪之铁血主义〉，《浙江潮》第四号（1903年五月十六日）和第五号（1903年六月五日）。]和一篇传记[
〈俄国虚无党女杰沙勃罗克（Sophia
Peroskaia）传〉（按沙勃罗克亦译为苏菲亚），《浙江潮》第七号（1903年九月十一日），页115-120。]，其内容不一一介绍。宣扬社会主义的文章，有一篇把社会主义分为两类，一类是共产主义，由巴布夫（Francois
Noel
Babeuf）创始、由马克思发展完成，主张土地和资本国有；一类是极端的民主主义，以虚无主义为代表，由普鲁东（Proudhon）创始，传其学说的重要人物为巴枯宁，反对财产、教育和权力垄断，追求人民的自由和自治[
〈新社会之理论〉，《浙江潮》第八号（1903年十月十日），页17-21。]。《江苏》的政治立场与《浙江潮》相同，除有一篇文章介绍俄国的革命活动外[
〈俄国之自由思想〉，《江苏》第二号（1903年五月二十七日），页73-79。]，载有一篇题名〈露西亚虚无党〉的文章，该文将虚无主义视为破坏主义，并鼓励中国人民效法俄国虚无党人所为，起而反抗专制政府，谓虚无党人的目的是获得政治权力、消灭社会阶级；该文并介绍巴枯宁的生平及其与俄国革命党人的关系，谓巴枯宁的恐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深深影响了俄国革命党人[
《江苏》第四号（1903年七月二十四日）页51-56和第五号（1903年八月二十三日）页71-76。]。
　　此期《新民丛报》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刊物。在1903-1905的三年中，梁启超对俄国的虚无主义深感兴趣，他写了一篇题名〈论俄罗斯虚无党〉的文章，介绍虚无党的学说与活动。这篇文章像前引《警钟日报》所发表的文章一样，是一篇历史论述。在这篇文章中，梁说明虚无主义赞同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平均财富，并说明虚无主义者为何以暗杀手段而不以军事行动作为革命的方法。梁虽然对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没有兴趣，却赞许虚无党的暗杀方法[
《新民丛报》第四十至第四十二号合刊，页59-75。]。梁又在《新民丛报》发表一篇报导俄国虚无党从事暗杀活动的文章，该文主要报导1902年七月俄国虚无党人暗杀俄国内政部长普列夫（Pleve）的事迹[
〈俄国虚无党大活动〉，《新民丛报》第五十一号（1904年八月二十五日），页74-75。]。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为甚么梁启超对虚无党的暗杀活动如是有兴趣。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此时康有为正计划暗杀在戊戌变法中的保守官员，而这些保守官员当时仍然执政，并继续通缉维新党人。虽然梁不赞同康雇人去实行暗杀，但梁却赞同虚无党领袖亲自从事暗杀活动[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1962年），页106，117，190，198。]。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受陈天华的启迪，因为陈天华主张由人民请求政府改革，如政府拒绝，即应采用虚无党人的暗杀手段[
佛苏〈对于陈烈士跳海之感叹〉，《新民丛报》第七十四号（1906年二月八日），页63-78。]。
　　除报刊文章外，在1903-1905年间也出版了几本有关虚无主义的书籍。如1903年上海镜今书局出版了张继所翻译的《无政府主义》，这本书原为义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马拉泰斯塔（Enrico
Malatesta）所着。1904年金松岑所译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也在上海出版，题名《自由血》，该书论述虚无主义的起源和虚无党的活动[

谭彼岸〈俄国民粹主义对同盟会的影响〉，《历史研究》1959年第一期，页36。]。此外，开明书店出版了一本题名《虚无党》的书，介绍俄国虚无主义[ Onogawa
Hidemi， “Liu Shih-p’ei and Anarchism”， Acta Asiatica（March 1967）， p.79.]。
　　三、中国报刊对俄国虚无主义的宣扬：蓬勃时期，1905-1910
　　从上面所述，在1903年以后，报刊对虚无主义的宣扬有日益增多的趋势。1905年以后，特别在1907-1910年间，这方面的宣扬更为蓬勃。
　　《民报》从十一号开始刊载有关虚无主义的文章，但大部宣扬虚无主义和暗杀的文章发表于十五号至二十四号，时间是1907年七月五日至1908年十月十日。第一篇文章由廖仲恺译自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题名〈虚无党小史〉，连载于第十一期和第十七期。如前所述，烟山专太郎的书曾被金崧岑翻译成《自由血》。廖的文章译自该书第三章，论述虚无主义的起源和虚无党人的革命活动[
谭彼岸〈俄国民粹主义对同盟会的影响〉，《历史研究》1959年第一期，页36。]。该文论述俄国虚无主义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十九世纪开始到1863年为文字宣传时期，论述西方思想输入俄国之初，俄人注意到黑格尔（Hegal）的哲学，而宣传虚无主义的巴枯宁（Bakunin）属于黑格尔学派。约在同时，傅立叶（Charles
Fourier）、欧文（Robert Owen）和普鲁东（Pierr Joseph
Proudhon）的学说也介绍到俄国。虽然在1849年有三十三人因研究无政府主义同时被捕，自由主义在俄国文学与哲学中愈来愈有势力[
《民报》第十一号（1907年一月二十五日），页89-109。]。俄国虚无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为激情时期，时间从1863年到1877年。此期间，虚无党人开始组织俱乐部和秘密社会以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或进行暗杀活动；1866年试图暗杀沙皇，涉案的十五人被处死。当时马克思和巴枯宁在西欧分别宣传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们的宣传颇影响俄国的革命党人和学生。1868年巴枯宁宣称，所有政治、宗教和法律制度都应废除，科学、艺术、哲学、法律的权威也应完全放弃。不久，巴枯宁的破坏主义开始在俄国流传。1872年柴可夫斯基（Nikol
Tschaikovski）成立无政府主义协会，该协会的目是消灭国家、消灭文化、统一人民自由组合成为世界性的共和国。当时俄国政府继续对无政府主义者采取镇压政策，无政府党人则愈来愈激烈；政治犯罪案件，1875年二件，1876年五件，1877年十一件。1877年以后，俄国的虚无主义运动进入第三个时期，以进行暗杀政府大员为主[
《民报》第十七号（1907年十月二十五日），页121-146。
　　＊案韩昙首的笔名为「无首」，韩为康有为的学生，曾参与《时务报》社务，戊戌政变后赴日。]。
　　《民报》第二位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作者以「无首」为笔名发表文章＊。第一篇文章发表于《民报》第十五号，是俄国虚无党人苏菲亚（Sophia
Perovskaia，1854-1811）的传记。苏菲亚与柴可夫斯基同伙，1881年成功地暗杀了亚历山大第二（Alexander
II），另一位同伙人对她的人格极为赞扬[
〈苏菲亚传〉，《民报》第十五号（1907年七月五日），页119-125。]。无首的第二篇文章译自久津见蕨村的《欧美之无政府主义》，是巴枯宁的传记。文中称，巴枯宁，俄人，1841
年到德国，参加德国民主党。1843
年因为参加在巴黎举行的社会主义者大会，俄国政府召其回国，为其拒绝，俄国政府乃将其财产充公。其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改为破坏性，导使俄国的革命运动由和平宣传走向暴力活动。在理论上，巴枯宁与普鲁东都主张集产主义，反对一切现存的权威；破坏的策略则是巴枯宁想出来的。这使巴枯宁与马克思分裂；马克思推行共产主义，承认现存的社会权威。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并非空想，它的目的是破坏社会、国家、政府及其他的制度和风俗[
〈巴枯宁传〉，《民报》第十六号（1907年九月二十五日），页109-119。]。无首的第三篇文章题名〈帝王暗杀时代〉，除论述无政府主义的起源外，呼吁全世界的人民起而暗杀君主，并认为暗杀的时代已经来临[
《民报》第二十一号（1908年六月十日），页80-85。]。
　　《民报》介绍俄国虚无主义的目的在激励革命党人以暗杀为手段推动革命，故发表文章阐释暗杀精神。有一篇文章将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活动比做日本的武士道和中国古代的刺客，谓暗杀可激励民族精神[
寄生（汪东）〈刺客较军人论〉，《民报》第十六号（1907年九月二十五日），页93-99。]。另一篇文章解释「侠」的人格，谓「侠」为「刺客」的别名，他们以暗杀为手段帮助别人。作者以刺客和虚无党为例，说明「侠」的道德[
运甓（黄侃）〈释侠〉，《民报》第十八号（1907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页27-30。]。还有一篇文章劝人崇尚侠义，作者对1905年暗杀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吴樾、1907年暗杀安徽巡抚恩铭的徐锡麟、以及富有英雄气概的俄国女虚无党人玛莉亚（Maria
Cnupugonoba）都极赞扬[ 揆郑（汤增璧）〈崇侠篇〉，《民报》第二十三号（1908年八月十日），页27-36。]。
　　除《民报》外，1907年所创刊的《天义》报和《新世纪》对虚无主义和暗杀也很留意。因为创刊《天义》的最初目的在宣扬女权，故曾为文介绍俄国的十四位女虚无党人，她们均因实行暗杀或其他革命活动遭监禁[
衡民〈俄国女杰遗事汇译〉，《天义》第八至第十号合刊，1907年十月三十日。]。《天义》另有一篇文章论述虚无主义与俄国革命的关系，此文系依据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写成，说明俄国革命不起于虚无主义。文中称，1870年以后，许多人从事农民运动，社会主义才开始在俄国蔓延。由于政府压制太严，煽动者愈来愈激烈；暗杀接连发生，到1905年革命才爆发。文中又称，虚无党人原指一批反对权威与虚伪的哲学家，最早出现在屠格涅夫（Ivan
Sergeyevich Turgenieff）的《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与恐怖主义无关。俄国革命党中有虚无主义者，但并不是所有的革命党人都是虚无主义者[

独应〈论俄国革命党与虚无主义之辨〉，《天义》第十一至第十二号合刊，1907年十一月三十日。]。
　　《天义》和《新世纪》都以宣扬无政府主义著名，但在宣扬虚无主义和暗杀方面，《天义》不如《新世纪》做得多。《新世纪》与《民报》和《天义》相比，对虚无主义的介绍虽多，但比较不深入。《新世纪》很少有文章介绍虚无主义的本身，为文侧重宣扬暗杀。在《新世纪》第九号和第十七号中，李煜瀛有文介绍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和他的破坏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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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学说〉，《新世纪》第九号（1907年八月七日），页1-2；第十号（1907年八月二十四日），页1。]。其后《新世纪》发表许多短文，介绍世界各地的虚无党人及其暗杀活动。兹列举如下：

　　（1）对俄国沙皇亚历山大第二（Alexander II），1879年和1880年有两次暗杀企图，到1881年暗杀成功[

〈俄罗斯暗杀历史之一〉，《新世纪》第十四号（1907年九月二十一日），页3。]。

　　（2）法国总统沙地·卡诺特（Sadi Carnot）于1894年为义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暗杀[

〈法兰西暗杀历史之一〉，《新世纪》第十六号（1907年十月五日），页3。]。

　　（3） 对义大利国王洪宝德（Humbert），1878年和1897年有两次暗杀企图，到1900年暗杀成功[

〈义大利暗杀历史之一〉，《新世纪》第二十三号（1907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页2。]。

　　（4）介绍俄国的两位女虚无党人苏菲亚（Sophia Perovskaia）和玛莉亚（Maria Cnupugonoba）[  

〈苏菲亚〉，《新世纪》第二十七号（1907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页2。狭间直树在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班：以中国近代史为例〉为题的讲演中，提到”Cnupugonoba”有误，见Google网。]。

　　（5）依时间先后，列载1170-1908年间世界暗杀大事七十三件[  

〈世界暗杀表〉，《新世纪》第三十四号（1908年二月十五日），页2-3；第五十二号（1908年六月二十号），页2-3。]。

　　（6）罗列前此五十年间世界各国被杀的国家元首十人，包括美国的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嘉菲尔（James Abram

Garfield，1831-1888）和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1843-1901），俄国的亚历山大第二（Alexander

II，1818-1881），法国的沙地？卡诺特（Sadi Carnot，

1837-1894）、义大利的洪宝德（Humbert，1844-1900），塞尔维亚（Serbia）的亚历山大（Alexander，1876-1903），葡萄牙的嘉洛斯（Ferdinand

Luis Caros， 1863-1908），以及奥国的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1837-1898）[

〈五十年中元首之丧其元者〉，《新世纪》第四十号（1908年三月二十八日），页2-3。]。

　　尤其重要的，《新世纪》当介绍暗杀事件时，编者常常加上按语，表示赞扬之意。

　　此外，《新世纪》也登载一些分析性的文章，论暗杀的战术。譬如一篇题名〈暗杀进步〉的文章中说，保皇党暗杀了背叛者刘士骥，革命党暗杀了背叛者汪云，这代表使用暗杀的新战术。该文另外叙述一位年轻人在伦敦暗杀一个英国将军的故事，该将军在印度曾压迫印度人民[

《新世纪》第一○四号（1909年七月三日），页8-11；第一○五号（1909年七月二十四日），页7-14]。

　　四、中国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在中外历史中，暗杀在虚无党出现以前已甚多，惟虚无党人专以暗杀作为革命的手段。在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引介到中国的年代，革命党人无疑的会受到虚无党人英雄事迹的影响。因此，在1903年以后，当俄国虚无党活动的消息大量出现在中国出版品中时，中国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也增多[



1894-1903年间，与革命党人有关的暗杀只有一次。1900年郑士良计划在惠州起兵，兴中会员史坚如助郑，谋暗杀两广总督德寿。史坚如放置二百磅炸药在总督衙门的隔壁，但未能炸到德寿。史坚如被捕处死，年二十岁。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台北，1965年），页26-33。因为当时在革命党中尚未流传虚无主义，史的行动是否受虚无党的影响，无法肯定。]。如前所述，文章的作者和译者们，对虚无主义在哲学上极力批评各种原则和信仰并极力反对现存制度，并无兴趣，只对虚无党人的诉于暴力和暗杀行动表示重视。

　　本文第二部分曾将1896-1905年间所宣扬的虚无主义和虚无党活动加以介绍。在此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下，1904年十一月九日在上海发生一件政治暗杀事件。暗杀者万福华，安徽人，新在上海结识革命党人陈天华、张继、黄兴和刘师培。作为革命党的一员，万似乎比他们更激烈。适在此时，革命党人反俄情势高涨，卸任广西巡抚王之春对中国外交政策发表意见，主张联俄。万福华非常气愤，企图暗杀王，乃谋之刘师培；刘师培向张继借一把手枪给他[

Onogawa Hidemi， “Liu Shih-p’ei and Anarchism”，Acta Asatica（March 1967），

p.82.]。万在一个餐馆中向王射击不中被捕，被判十年徒刑，至民国建立后始获释[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一卷（重庆，1944年），页156-159。]。刘师培和张继当时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于1904

年三月一日以「激烈派第一人」为笔名在《中国白话报》发表文章，视自己为激烈派，准备进行破坏，并鼓励人民破坏[ Onogawa Hidemi， “Liu

Shih-p’ei and Anarchism”，Acta Asatica（March 1967），

p.82.]。张继在日本与日本无政府党人来往密切，后受日本政府追缉，逃往巴黎，参加《新世纪》诸人的无政府主义活动。

　　万福华刺王之春案引起全国性的注意，上海《警钟日报》盛赞万的侠烈行为，认为能代表人民的情绪[

〈论万福华事〉，《警钟日报》，1905年十二月十五日，页1。]。香港《华字日报》为鼓励万福华式的行动，为文宣扬中国的侠义道德和俄国虚无党人的精神[

引见〈书万福华行刺事〉，《警钟日报》，1904年十二月十七日，页1。]。北京《北京报》受万福华的感动，为文赞扬日本的武士道，认为武士道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极有贡献。该文预测，在未来十年，侠道必在中国出现，因为西方和日本文化都已输入中国，而留学生在海外也会受到侠义精神的影响[

引见〈刺客论〉，《警钟日报》，1904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页1。]。新加坡《图南报》则直接将万福华视为中国虚无党的先锋，并介绍俄国虚无党的历史，且谓暗杀是俄国虚无党的现行政策[

引见〈壮哉万福华！恶哉万福华〉，《警钟日报》，1904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页3-4。]。另外，上海也出版一本题名《刺客记》的书，叙述暗杀的历史，向国人宣扬侠义精神[

引见〈刺客记序〉，《警钟日报》，1905年一月四日，页4。]。无疑的，暗杀事件可以增加报刊宣传以暗杀手段推动革命。

　　第二件政治暗杀事件是1905

年九月二十四日吴樾（1876-1905）在北京暗杀考察宪政五大臣。吴樾，安徽人，毕业于保定高等学堂，自承读过邹容的《革命军》、金崧岑的《自由血》和杨守仁的《新湖南》。因为《自由血》介绍俄国虚无党的活动，而《新湖南》亦提到虚无党的暗杀手段，这些可能影响了吴樾的思想。吴樾说，他得知万福华暗杀事件后，非常感动，但认为暗杀应直接以重要的满清官员为目标。他听说有人曾暗杀清廷的户部侍郎铁良，但失败而逃。无樾认为铁良是很好的目标，但认为暗杀者失败逃走太胆怯。他又听说另一位名王汉者暗杀铁良失败自杀，认为王汉应继续努力，直到成功。吴樾准备暗杀铁良，是要继承王汉的志愿[



吴樾〈暗杀时代〉，《民报》附刊《天讨》，页1-4；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页193-194，197-198。]。吴樾在实行暗杀前，写了〈暗杀时代〉一文。因为吴樾初时的暗杀目标是铁良。故在文中揭发铁良的罪恶最力[

〈暗杀时代〉，《天讨》，页14-18。]，但后来目标改变。显然的，吴樾写此文是受了俄国虚党人的影响；全文七千五百字，使用「虚无党」一词十二次、「暗杀」十三次、「破坏」十二次[

据〈暗杀时代〉，《天讨》页7-24统计。]。吴樾标举两途作为驱除鞑虏的方法：一是暗杀，一是革命。他说，暗杀的事情一个人做即可，而革命必须动员群众，并说今日是暗杀时代、非革命时代[〈暗杀时代〉，《天讨》页3。]。他认为欧洲和日本的先例都是暗杀先于革命、以暗杀促进革命。最近的例子是俄国虚无党人英勇的事迹引起世界注意（按1905年俄国发生革命），这使当今的虚无党与以前不同。他说，十九世纪后半期是虚无党人的暗杀时代，二十世纪前半期是俄国虚无党人的革命时代；假如没有以前的暗杀时代，就不会有当今的革命时代。他因此呼吁中国革命党人要效法俄国，当今先进行暗杀，革命才会到来；欲明日有收获，今日必须先播种[

〈暗杀时代〉，《天讨》页8。]。为了促进革命，吴樾构想出暗杀的进程，称之为复仇主义，其方法是：假如甲因暗杀被捕或被处死，乙就应起而为甲复仇；同样，丙应起而为乙复仇。他说假如有此一进程，十年之内中国虚无党就会著名于世[

〈暗杀时代〉，《天讨》页11。]。

　　1905年初，吴樾为实行暗杀计划，从日本购得手枪一支。恰在此时，杨守仁在北京组织暗杀团。杨为湖南人，1902年赴日，曾撰《新湖南》，主张湖南独立。1903年留日学生革命精神高涨，杨与张继、黄兴和龚宝铨联络，组织暗杀团。1904

年夏，杨守仁携炸药至北京，他的目的是炸北京皇宫，但无机会；他又去上海，帮助黄兴在湖南起兵，但黄兴的起兵计划败露；杨守仁再回到北京从事暗杀活动。吴樾何时参与杨守仁的暗杀工作不太清楚，因为吴樾想以炸弹取代手枪，经朋友介绍认识杨守仁，因杨曾在东京习制炸弹。自那时起，吴即与杨在一起工作，成功地制造了一枚炸弹。1905

年七月，吴樾的暗杀对象有了改变，因为清廷宣称要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杨守仁谋任考察团的秘书，吴即将暗杀的对象从铁良转到五大臣身上。五大臣预定于1905年九月二十四日离开北京，吴将自己打扮成随员的仆人，上了五大臣那列火车。吴尚未找到机会丢掷炸弹之前，火车突然震动，炸弹爆炸，吴樾被炸死，五大臣中有两位大臣轻伤，吴死时年二十九[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页125-127；第三集，页197-224；Martin Bernal， “The Triumph of Anarchism

over Marxism， 1906-1907”， Mary C.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pp.118-123； Harold Z.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Carlifornia

Press， 1968），

pp.338-339.]。吴樾的行为对他的同志影响甚深，他的〈暗杀时代〉后来收入《民报》附刊《天讨》中；《民报》并发表许多文章鼓吹暗杀。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内部并不整合，`许多人各干各的；吴樾并没有他所预期的乙君为他复仇。不过，革命派另有暗杀活动。1907

年徐锡麟成功地暗杀了安徽巡抚恩铭，这是第三个重要的暗杀事件。徐锡麟，浙江人，光复会员。光复会为蔡元培和龚宝铨所组，龚在东京参加了杨守仁的暗杀团，杨去北京后，龚宝铨至上海组织暗杀团，并与蔡元培联络，组织光复会。光复会是兴中会以外的革命组织，有些光复会员后来加入同盟会，徐锡麟则未加入。徐锡麟在浙江绍兴办大通学堂为光复的机关，徐去安徽后，该机关由徐的表妹秋瑾主持，秋亦光复会员。徐至安徽，谋得巡警学堂总办之职。1907年七月六日巡警学堂开学，徐乘机射杀恩铭。徐被捕处死，年三十六[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页61-70。

]。七月十三日秋瑾被捕，次日处死。秋瑾入光复会是由徐锡麟介绍；秋瑾在浙江联络会党，谋与徐锡麟在浙江的活动相配合，最后失败，死时年三十一[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页177-181。]。值得注意的，徐锡麟和秋瑾都在上海加入龚宝铨的暗杀团。秋曾学习制造炸弹，因不慎受过轻伤；秋的一些朋友以俄国女虚无党苏菲亚的名字称呼她，但她自己取了一个侠义的名字，叫「监湖女侠」[

〈徐锡麟传〉，《民报》第十八号（1907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页115；〈秋谨死后之冤〉，《天义》第十五号。]。

　　革命党中有些人鼓吹暗杀或实行暗杀，有些人则反对。恩铭被暗杀以后，上海《中外日报》发表一篇题名〈暗杀主义〉的文章，认为欧美虚无党人虽主张暗杀，但暗杀不能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的官吏腐败者多，杀一、二人无济于事。1907年八月，《新世纪》有文反驳此一论点，谓鼓励暗杀代表中国知识界的进步，而徐锡麟较万福华、王汉和吴樾成功，是中国革命的进步[

〈《中外日报》论暗杀主义附评〉，《新世纪》第十号（1907年八月二十日），页4。]。《新世纪》的一位读者赞扬徐锡麟为大英雄，要求留日学生为他举行纪念会[

〈宜开追悼徐锡麟先生会〉，《新世纪》第十号，页1 。]。另一方面，在东京的革命党人则为在恩铭暗杀案中被捕处死的徐锡麟、秋瑾、陈伯平和马宗汉举行公祭大会[

〈祭徐锡鳞陈伯平马宗汉秋谨文〉，《民报》第十七号（1907年十月二十五日），页117-118。]。

　　到1907年夏，暗杀似已成为推行革命的正常手段。在恩铭被暗杀前的几个星期，广州发生一起爆炸案，该爆炸案由刘师复策动。刘为广东人，同盟会员，曾在东京习制炸弹。1906-1907年革命党人计划在广东起事，刘则在当地策动暗杀活动。刘准备暗杀水师提督李准，因为李准严厉镇压革命党人。刘从香港带炸药至广州，想在广州制造炸弹，不慎爆炸受伤，刘因此被捕，被判监禁两年[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三卷，页1-8。]。可能在服刑时期，刘师复受《新世纪》的影响，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信徒[Martin Bernal， “Liu

Ssu-fu and Anarchism in China”，

载《民声》（刘师复办）重印本（香港，1967年）。]。刘被释后返回香港，继续从事暗杀活动。1910年四月，他与陈炯明等七人组织支那暗杀团，一方面制造炸弹，在附近山中试验；一方面网罗同志，又有林冠慈、陈敬岳等人参加。1910年八月十三日，林冠慈丢掷炸弹将李准炸伤，林为李的侍卫射杀，同伙陈敬岳被捕处死。1912年一月中华民国建立，支那暗杀团解散[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页202-212。]。

　　当刘师复在广州从事暗杀活动之际，另有其他人在广州及别的地区从事暗杀活动。一个案子于1910年一月三十日发生于哈尔滨，由熊成基发动。熊曾于一年前在安徽安庆率炮队起兵失败，之后去东北活动，初时的目的是搜集日本军事情报卖给俄国，以获取革命经费；适在那时，满洲皇室的一位显赫人物载泽自俄回国，经过哈尔滨，熊乃计划暗杀他。熊的朋友泄其事给吉林巡抚陈昭常，熊因此被捕。在吉林巡抚衙门任职的革命同志廖仲恺挽救无方，熊于是年二月二十七日被处死，年二十四岁[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三卷，页139-147。]。

　　另一个暗杀的案子于1910年四月十六日发生于北京，此案由汪精卫、黄复生策划。汪精卫，广东人，1903年官费生留日，后为同盟会和《民报》社的重要成员。汪在《民报》所发表的文章多以反满为宗旨；1907年去新加坡，曾在《中兴日报》社工作[

张江裁编《汪精卫先生行动实录》（南京，1944年），页4。]。汪的暗杀团有八个成员，系1908-1909年间在东京组成。孙中山虽不赞同汪等从事暗杀，汪等仍于1910年一月去了北京，并以摄政王载沣为目标。他们设法于载沣上朝必经的一座桥下安置炸药，是年三月二十三日阴谋被发现，四月十六日汪精卫、黄复生和罗召勋被捕，罗被判刑十年，汪与黄判终身监禁，但在武革命爆发以后的一个月，他们全部获释[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三卷，页149-174。]。

　　此期间，广州方面的暗杀活动比较成功。一个暗杀事件是由温生财发动，他于1911年四月八日暗杀广州将军孚琦获得成功。温为同盟会员，自己执行暗杀任务，于当月十五日被处死，年四十二[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页290-295。]。另一个暗杀事件由李培基发动，系受黄兴的指使。李培基暗杀的目标是接替孚琦职务的凤山，1911年十月二十五日当凤山抵达广州经过街道时，李培基在楼上的窗口向下丢炸弹，炸死了凤山和一些随员[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页210。]。

　　李培基的暗杀行动发生在武昌革命爆发以后，当时暗杀续被用为革命手段，譬如1912一月二十六日彭家珍在北京暗杀了禁卫军统领良弼。据说此事使清朝的内阁总理袁世凯生畏，袁乃迫使清帝退位[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页312-315。]。

　　五、结论

　　中国的知识界对西方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几乎同时注意，但在1907年以前，报刊中所介绍的多为社会主义和虚无主义；1907年以后，所介绍的社会主义较少，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较多，虚无主义更多。在东京，除《天义》专门宣扬无政府共产主义外，《民报》已少谈社会主义而多谈无政府主义。在巴黎，《新世纪》大量介绍巴枯宁和克罗泡特金的学说，并批评马克思的科学的社会主义[

荣孟源〈辛亥革命前中国书刊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新建设》，1950年三月，页7。]。此一转变的可能原因如下：第一，1907年春，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为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导，在日本的中文的作者和读者可能对社会主义失去兴趣。第二，1905年受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影响甚深的俄国革命爆发，消息传遍世界，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可能对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发兴趣。第三，1907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似乎立宪派获得胜利，使革命派变得绝望而激烈。第四，世界各国都盛行宣扬无政府共产主义和虚无主义，东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Martin Bernal， “The Triumph of Anarchism over Marxism， 1906-1907”， Mary C.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pp.137，140；Robert

A. Scalapino and George T. Yu， The Chinese Anarchist Movement， p.28. ]。

　　对中国革命党人来说，无政府主义从来不是官方宣传的主义，它只是革命派中的左派所宣扬的主义[Robert A. Scalapino and Harold

Schiffrin， “Early Socialist Current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XVIII， No.3， May 1959，

p.333.]。同盟会是革命派的「联邦」，不同的次级团体、不同的个人可以表达不同的意见、采取不同的行动；他们的共同目标和立即的需求是推翻满清。在孙中山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为官方的革命主义之后，他似乎无法能使革命的主义统一、革命的行动统一。为网罗更多的人加入革命运动，孙中山对党员独特的言论和行动都相当容忍。他曾说，对无政府主义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因为它是空想，同时也是伟大的理想[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页216-217。]。许多人认为无政府主义不切实际，因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人多来自革命派内部，反对的声音较为温和。另一方面，有反对就有辩论，反而有助于无政府主义的宣传。

　　在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作者中，张继、刘师培和褚民谊直接批评过孙中山的革命主义。其他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作者大都认为无政府主义不仅无损于反满主义，而且对革命运动有益，其理由有二：第一，清廷在实行宪政改革后会变得比较民主，如是宣扬民主共和已无多大意义，如果将无政府主义作为革命的主义，则无论政府民主或专制均要推翻。另一方面，革命党人宣传的政策之一是暴露满清政府的腐败，无政府主义也是暴露政府本身的罪恶。第二，无政府主义已与虚无主义的暗杀手段合而为一，宣扬无政府主义可以促进以暗杀作为革命的手段。受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影响，不仅革命党人愈来愈利用暗杀手段，立宪派人也一度试图利用此手段，到1907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立宪派才不再宣扬虚无主义和暗杀。在武昌革命爆发前夕，中国无政府党人对其暗杀手段被利用感到乐观，因为暗杀和其他的直接行动已变成革命运动的正常行为[

Robert A. Scalapino and George T. Yu， The Chinese Anarchist Movement， p.28.]。

　　资料显示，在1910-1911 年间，至少有六个暗杀团在活跃[

谭彼岸〈俄国民粹主义对同盟会的影响〉，《历史研究》，1959年第一期，页40。]。在1903年以前，报刊对虚无党的活动报导无多，革命党人对以暗杀的方法推动革命不太留意；在1894-1903年间，似乎只有一个暗杀事件是由革命党人发动的。从那以后，特别是1907年以后，由于革命报刊对虚无主义和虚无党的活动报导增多，革命暗杀事件也愈来愈多。假如我们对革命运动中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发展有所了解，我们对当时革命党人的行为就会有更多的了解。本文无意强调暗杀活动对辛亥革命有特别重大的影响，但任何一次暗杀事件对革命者和被革命者的心理所造成的影响却不可低估。一方面，它可以激励革命精神；另外一方面，它也可能促使满清政府的官吏向革命党人妥协。如前所述，暗杀活动影响官员心理，在暗杀铁良、李准的案子发生后，清朝内阁总理袁世凯即开始与革命党人作善意的接触。

　　俄国虚无党人利用暗杀为手段推动革命，当时中国与俄国为两大专制国，俄国革命运动自然影响中国的革命运。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社会主义和恐怖主义同时存在，当时中国革命党人只引用恐怖主义，认为恐怖主义能使中国革命早日成功[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se Marxi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53； Robert A. Scalapino and Harold Shiffrin， “Early Socialist

Current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XVIII， No.3， May 1959，

p.327.]。特别需要说的，俄国虚无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像其他社会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一样，大部分是透过日文资料，少部分是透过法文资料，而不是直接透过俄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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