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唐德刚：新中国三十年（2）

天马行空

二、「土法炼钢」和「人民公社」是怎么回事
上篇所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为着「罢相」问题的明争暗斗，从历史哲学的观点来解释，实在也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一计过眼烟云的转型现象。我们不是不断地说过，「转型」问题，在政治上，便是从「帝制」转向「民治」的问题吗？这一转型是个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的「必然」。只是这一转，要把皇帝转成总统的程序是很慢的。他要先从大皇帝、真皇帝（道光、咸丰），转到半皇帝和大独裁总统 （袁、蒋、毛），再递减到假皇帝和半独裁总统（蒋经国、邓小平），渐次转到家长总统或总理（李登辉，也包括李光耀吧），慢慢才能转上依法办事、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总统像为好色而遭弹劾的小公仆，在转型中国尚未出现的，柯林顿）。朋友，这一转，需时两百年，工程浩大呢。 我们不也是说，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吗？那么皇帝转型，皇帝以下的宰相，也就要跟着转，从封建帝王朝廷中的「宰相」，转成代议政府中的「国务总理」。可是宰相的转型却是和皇帝的转型，「同步」进行的。皇帝是「皮」，宰相是「毛」。要转，则毛与皮得同时同步转变，不能皮转毛不转，也不能毛转皮不转。笔者在拙著中曾讨论到袁世凯和唐绍仪的关系，那就是个毛转皮不转的关系。所以唐绍仪内阁只维持个把月就倒了。 我们也谈过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关系。为着「参战问题」，段祺瑞自认是「责任内阁制」中的国务总理，总统只是个划押盖章的「虚位元首」，所以他独断独行，非参战不可。可是黎元洪和一般反段的政客 （包括孙中山），尤其是当时去古未远的社会大众，则认为段只是个宰相，宰相要挟天子，才能令诸侯。如今天子反对，而宰相专横，成何体统？在转型期间，各说各话，是非不明，双方都有口难辩，最后还是靠枪杆来解决，就天下大乱了。但是这个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的本身，也是个转型现象，从巫山之颠，俯瞰三峡中的顺流、逆流，和从不停止转动的乱流，及大小漩涡，我们就会了解到夫子之言，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但是它最后还是要慢慢地向东方流去。人类的历史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不管它是怎样的迂回曲折，进三步，退两步，它底总方向是不会变的。明乎此，我们就不必大惊小怪了。纵迟至毛泽东时代，这个总方向也不会变的。 不是路线问题，是权力问题 以上所说的是从宏观历史着眼，看的是历史潮流的大趋势。我们如再从微观历史着眼，来看看共党本身权力的变化，那就有另一种的启示了。大体说来，在中共的早期党史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长征途中所举行的「遵义会议」，实在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共的党内斗争基本上是「路线」问题。因为那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个百分之百的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根据第三国际的党法，全世界的国际支部，对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CCI）都有「绝对服从」底义务。因此在「中国支部」里，代表国际的领导人，不论他是华裔或外裔，都是钦差大臣。他所执行的国际「路线」，中共全党都得无条件奉行的。例如最早的「家长」陈独秀，和后来挟天子令诸侯的李立三和王明。所谓「立三路线」、「王明路线」，事实上就是「国际路线」。全党都得跟着这路线打转。不得有违。 不幸的是，列宁死后之所谓「国际」者，事实上便是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二人，双头马车的平行领导。而他二人对中国情况也是一知半解。因此他二人的「领导」，事实上也只是一套「瞎指挥」。指挥出了毛病，二人就互相攻诘。他二人的矛盾反映在中国支部里，因而中国共产党也就分成「托派」和「史派」了。等到托洛斯基在俄国被斗垮，逃往墨西哥另组其「第四国际」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托派」，就变成反革命了。以故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所执行的「政策」，便是史派的政策，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史派的共产党了。斯大林虽是个了不起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对遥控中的「中国工农红军」，难免也是一派瞎指挥，终于在蒋介石的「五次围剿」中，一败涂地，在「遵义会议」前后，红军残部数千人，被逼向川黔山区流窜，眼看就要步石达开太平军的后尘，集体消灭了，才举行了一个起死回生的「遵义会议」，让毛泽东取得了军权，而扭转了党的命运。 自此，一个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便逐渐的形成了。在这一系统的成长期间，也就是在「遵义会议」与七大的十年之间（一九三五─一九四五），它始则对「第三国际」阳奉阴违，渐渐的它就摆脱国际对它的直接控制。七大之后，中共就变成一个真正独立的毛派政党，而自订其独立的革命政策了。再更进一步，则党内凡是与毛派有抵触的其它系统，如原先掌握中央党权的国际派（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陈绍禹），和有意自立中央的第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以及单独发展，自成方面的第二方面军系统（贺龙），留守赣南苏区的零星游击武装（项英、陈毅），早在自己故乡就扎寨为王的陕北土共（高岗、刘志丹）等等，不是被慢慢的吸收融化（像贺龙、徐向前、陈毅），就是被迫靠边站（像张闻天、王稼祥、项英），乃至干脆驱逐出党（像张国焘，和早先的托派），或被迫自我流放（像陈绍禹），这种为着权力集中而发生的「清党运动」，现在我们也可叫它为党的「净化运动」（party cleansing movement）吧。原是所有的革命政党和极权政党都有的，不限于中共一家也。解放军打了天下，毛公「进城」不久（一九五四），就发生了所谓「高饶事件」，高岗自杀，饶漱石瘐死狱中，党内外许多观察家都认为这是毛泽东杀功臣的开始，其实更正确的说，那只是这一净化运动的延续。杀高饶非毛一人之意也。毛派从龙之士，人人皆欲诛之，因此毛之有意诛戮自己系统之内的功臣、近臣，实在只是在开国九年之后，从他企图把周恩来罢相开始的。这是起于毛派的窝里反，毛要在他自己的系统之内，搞拉一派，打一派，来自清君侧，那就与「高饶事件」在性质上大异其趣了。 所以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全大会之后，毛泽东在他自己的政权系统中所策动的一系列的运动，只是一种他自己系统之内的权力净化的内争，这也就是传统帝王在打平天下之后，所实行的诛戮功臣的老套路。与党的路线无关；与共产党的意蒂牢结，更无直接关系也。或问草莽英雄在打平天下之后，做了皇帝了，为什么一定要大杀功臣呢？此虽非关本题，我们也不妨三言两语的代为举例解释一下。因为这也是个有现代意义的历史问题，近代中国转型运动如不能于短期内完成，它可能还会继续，所以我们有义务要了解一下的。 政权政策的转换问题 第一是在打天下和共患难期间，革命伙伴，同生共死，亲如弟兄，没啥尊卑之分。汉朝的刘邦已经做了皇帝了，在庆功宴会上，有些老粗，酒喝醉了，还要「拔剑击柱」，胡闹一通，使新皇帝恼火不已，所以他以后要「起朝仪」，分尊卑，搞三跪九叩，来加以约束。一九四九年后的新中国，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在五星红旗升起之后，满朝文武，都一致主席长、主席短之时，彭德怀那个「张飞」，却改口不了，还是老毛老毛的乱叫，成何体统？据说当「彭大将军」（毛给他的封号）从朝鲜血战归来之时，有要事要晋见主席，适逢主席正拥艳昼寝，彭德怀这个「樊哙」，不耐久等，竟推门直入，就更不成话了（「史记」上相同的故事别说刘邦正「枕宦者而卧」，意思是刘邦正在搞同性恋，樊哙却排闼直入）。彭樊哙最不可恕的，还是把岸英未保护好，被美帝飞机炸死了。原来，高丽战争爆发之后，毛主席为鼓励士气，派长子毛岸英从军入韩。这在古代原叫做「太子监军」，何等严重，想不到彭德怀这个老粗，竟让美帝飞机把个「监军」给炸死了，岂不令人浩叹（抗战期间，蒋公介石也曾把纬国派到胡宗南部下当连长，胡则派了一团精锐来加以保护，后来国共徐蚌会战时，纬国已升任装甲兵团团长，率部参战，前线指挥官也特派蒋团长在空中指挥）。彭德怀最不可恕的还是他滥用国防部长的权力，解散中南海文工团，干涉禁城宫闱琐事，更是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所以彭德怀这个「海瑞」，最后被「罢官」时，毛公实在把他恨得牙痒痒地，并亲撰文告，质问这个人粗「心细」的彭樊哙，「何所恃而无恐」？朋友，毛公之黜彭，实在不是因为彭德怀上万言书，写讽政诗才「罢」他的呢。很多历史家坚持这个观点，那对「历史三峡」中，人治政权的历史，就未搔着痒处了。 第二，传统皇帝之杀功臣，多半也是因为功臣功高震主，潜力深厚，怕他们迟早会造反，影响小皇帝接班，因此许多功臣纵使是老朋友、老同学，绝不会造反，但是皇上也会怕「功臣的功臣」，为着功名富贵，像宋太祖赵匡胤被部将强迫他「黄袍加身」一样，不得已而纂位做了皇帝。既做皇帝，赵匡胤也还怕他底「功臣的功臣」来如法炮制，所以老赵要搞「杯酒释兵权」。其实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和毛与林彪的关系，也正是如此。尤其是在八大（一九五六）以后的刘少奇和九大（一九六九）以后的林彪，都已羽毛丰满，派系显明，不但他二人自己对黄袍有心，他二人的家臣伙计，也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足使毛公寝馈难安。纵使像彭张飞这个圣人，对毛主席绝无二心，但是他在解放军中有统兵作战的光荣历史，有将士归心的崇高声望，这也就不得了也。 记得李宗仁先生以前曾告诉我一则有关白崇禧的故事。李说蒋介石对白崇禧的才能最为欣赏，但是对白也最不放心，就是白虽属「桂系」，却也能指挥蒋的「中央军」，蒋对他就不能推心置腹了。毛对彭德怀也正是如此。毛氏明知老彭对他绝无二心，但是老彭在解放军中有崇高的声望，解放军除主席之外，也可以跟彭老总走，此毛之所不欲也，彭氏不黜，毛亦寝馈难安也。但他们都是数十年肱股近臣，彭是有名清苦简朴、不近二色的张飞，甚至是关云长；林彪则是有名的好权而不好色的「病号」；刘少奇已贵为「储贰」，第六位夫人又是中外有名的「校花」，所以毛公要学「续通鉴」上的赵匡胤，来颁布一个「新婚姻法」，奉献点「歌儿美女」、保健护士，对他三人就完全是失去效应。因此要清除这个三人帮，他就只有搞拉一派，打一派，来分而制之了。二桃杀三土，毛这个法家高手，虽然是完全成功了，但是岁月原是白驹过隙，一瞬即逝，以致毛公生命的最后的二十年，除掉连续的杀人、整人，搞拉一派、打一派之外，其它的「功业」，历史家对他，就一无足书了。这段历史写下来虽然可惜可叹，但是这也是「从帝制转民冶」的转型过程中，两千年帝王专制的回光反照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吧。 罢相企图的后遗症 再者，上篇所述的毛周之争，我们如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它也是民国初年的历史之中的袁世凯和唐绍仪之争，以及黎元洪和段祺瑞之争的翻版。只是毛主席比袁、黎二总统显然更为强暴；周总理比唐、段二总理，则更为柔顺罢了。因此毛泽东不愿从「一人独裁」，转回集体领导（在西方政治学上则是Autocracy转回Aristocracy或Collective Leadership），周恩来学了乖，也就顺水推舟，听其独裁；甚至你要向后转，我也「同步」向后转；你要「冒进」，咱也跟你冒进；你要杀人，我就做刽子手。总之，咱俩好，咱俩绑在一起，寸步不离，同生共死，这种「绑在一起」的关系，在最新的「航天科学」上叫做「同步」。搞不好这同步技术，就不能使用「精密武器」（precision weapon）。在太极拳家的术语，则叫做「黏绵拳」，一旦你被我「黏」上了，你纵有九段摔角高功，你也休想把我甩掉。这在美国江湖上的俚语则叫做「If you can not lick him, join him.」。（「你搞不过他，就和他合伙」；「搞不过他，就卖身投靠」；「搞不过他，就和他狼狈为奸」。）说来算是亵渎圣贤吧，周和毛最后二十年的关系，就是如此度过的。对周来说，伴君如伴虎，为公为私，为主义理想，为身家安全，为保护老同志和知交好友，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乃至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他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其痛苦可知也。内心煎熬太久了，所以周氏死时，四癌并发，实在是医学史上所少有的，至可悯也。 「周恩来」这个名字，笔者在孩提时期。就很熟悉了，因为他是我三舅父韦光熄在南开中学时的同班同学。我在幼儿时代，在他们的「同学录」上就见过周恩来的名字。抗战中期，我自己的一位中学同班周小姐和翁文灏的儿子结婚，我也被请去参加婚礼。在那红绸上签名时，我赫然发现周恩来也在我后面排队，真为之大惊失色。抗战末期某次一个青年集会上，举行战后对联合政府的「假投票」，我也投了个多数票；总统蒋中正；行政院长周恩来。想见当时中国青年对周某期望之高也。后来笔者在美国教授「中国现代史」近四十年之久，对周氏之观察，就更是从职业角度出发，而认定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半外交家之一，另一个半是李鸿章和顾维钧。而李周二人都是外扼于强寇，内制于昏君，未能尽展所长，为之惋惜与叹息，未尝断也。
英雄识英雄的最后二十年
至于最后二十年的毛周关系中的毛泽东，就不然了。在表面上看来，从土法大炼钢到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年间，中国一切的政治运动，都是毛泽东一手推动的，刘少奇和林彪只是他的两个棋子罢了。但是一旦牵涉到周恩来，毛就无一而非被动了。就以一九五八年「罢相」这个运动来说罢，毛显然是准备有素，用心良苦。但是在六月九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周却轻轻松松的就过了关，毛也只好干瞪眼，而无可如何也。 后来毛把整肃的矛头指向彭德怀，周反而是毛要争取的对象。毛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搞「拉一派，打一派」手法，以图去彭时，他第一个要「拉」的，虽然是刘少奇；周恩来虽未积极的助毛黜彭，至少也是弃车保帅，坐看黜彭以自存。周本可彭溺而援之以手的，但是周却为了趁势自保，而见死不救。彭后来之惨遭迫害，伤残致死，周氏对此显然是心疚终生。彭死之后，周恩来在老同志一片哭声中，对彭的遗像鞠躬不已，可知其心境也。（大陆上制作的电影周恩来传，导演把这一镜头便导得十分真切，甚至出神入化，今人感动。） 彭去之后，刘少奇恶有恶报，变成毛泽东「拉一派，打一派」的第二个对象。这次毛拉的主要同伙是林彪，但是周恩来却被迫做刽子手。刘少奇最后被判成「工贼内奸」而遭永远「开除党籍」的决议案，就是周恩来所亲口宣读的。周是保不了刘的，他也无心保刘。相反的，在毛刘之争中，他反可在夹缝里，勉图自保。可是被迫做刽子手来亲口宣布刘的「罪状」，显非周之本意也，被迫昧良心而为之，亦是不得已也。 按顺序来，毛的第三个整肃的对象，就轮到林彪了。这一次，毛要「拉」的主要伙伴，则是周恩来了。这次周也心甘情愿地下海，做全心全意的刽子手，没有这个刽子手，毛要单独对付林彪，也甚为吃力。因为林彪也不是个省油灯。英雄识英雄，林彪对老毛这一套领教已久，也早有防范。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全力助毛除刘的，但在除刘的过程中，他也留了一手来养寇自保。毛为除刘而发动其血淋淋的文化大革命，本来计划，六个月就可大功告成。但是林彪也是一代英雄嘛。他知狡兔一死，走狗必烹，他也就学会了美国流氓的秘诀：「搞不过他，就和他狠狈为奸。」把个反革命、走资派留着慢慢宰割，这一来毛泽东原计划只要六个月的文化大革命，就变成「十年浩劫」了。在拖延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为着对付林彪，毛泽东对周恩来就只好言听计从。而周之事毛，也是忠心耿耿。他知道两害相权取其轻，对毛他还可「黏」于一时；「副统帅」一旦当权，他这个可恨的老狐狸、可怕的白面虎，必然是首在开刀祭旗之列。因此周之助毛除林，虽不动声色，却用尽心机也。 据说某次突传毛王席一口气不来了，周竟为之吓到「大小便失禁」的程度。论者或说周某工于表演艺术；此事不论其发生于「九?一三」之前或之后，不才均信其实有其事也……。盖林彪这个「副统帅」，是好对付的？毛周合力，未必能制之也。主席突然归天，总理一人如何应付得了？骤闻噩耗，怎能不屎尿直流？此事如发生在「九?一三」之后，周之惊惶失措，亦不难理解，盖林家余党未清，林四（四人帮）余情犹在，老毛骤去，他们两帮合力挟恨寻仇，亦是不得了也。主席皮也，总理毛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九?一三」前夕，毛之能避掉「五七一（武起义）」的噩运；林彪之所以折戟沉沙，毛周合力，缺一不可，而在实际运作中，周之指挥若定，实远大于毛也。五年之后，汪东兴奉命捉拿江青时，曾对奉命执行的张耀祠说，要像以前对付林彪一样，「不动声色」。其实林彪事件，「九?一三」之前已酝酿有年，而能绝对的「不动声色」者，周丞相的羽扇纶巾之调度也，汪东兴算个屁？ 林彪一死，毛还要搞「拉一派，打一派」，来对付周恩来，他就无派可拉了。最后黔驴技穷，把个泼辣的老婆也拉出来搞「批林批孔」，再来「罢相」一番，那就是失尽人心的天大的笑话了。毛氏横行天下数十年，盖世英雄也，死前被老周制得服服贴贴，窝囊到如此程度，而于青史长留笑柄，亦是二十世纪中的天大趣事。迨周先他而死，毛公余愤未了，竟拒绝参加周恩来的丧礼，也真是阿Q之甚矣。可笑也。以后如篇幅多余，当再一桩桩、一件件，分别作较详尽之处理，以留信史。此处只笼统的交代一下，言其大略，读者谅之。 也是毛公和四人帮的不幸吧，周公用巧计过多，心力耗尽，终于先毛而死。他如死在毛后，四人帮何敢夺权？四人帮不夺权，以周之一贯的作风来推断，江娘娘也不致锒铛入狱。如此则毛死周继「开放改革，匕鬯不惊，多好，哪又会让画虎不成的邓小平把坦克开上长安大街呢？若论政治策略之运用，实在是毛不如周也。邓小平承继周公衣钵，然与山高水长的老宰相相比，小平，小平，侬只是个五尺之童的小泼皮。在五千年国史上，萧规曹随的一幕喜剧演员而已，没太大经纬也？
找不到治天下的蓝图
总之，毛泽东从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直到他一九七六年寿终正寝约二十年中，除整人杀人之外，未做一件历史家可以大书特书的善政。海内外一般毛评家，大致都可同意说，毛泽东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但是大家都未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毛泽东何以不能治天下？ 笔者本人曾一再说过，毛泽东在近现代中国史上，最大的成就，就是自袁世凯以来中国所有的统治者，都要做而没有做到的「武力统一」。「武力统一」本身，就是个最大的成就。它是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上，能否复兴再起的最基本的条件。有此，就是百分之八十的成功。舍此，则一切免谈。中国一分裂，则一切完蛋。这也是目前江、朱等当政者，念兹在兹，曲不离口所谓「稳定」的实际内容。这个「武力统一」，就是毛泽东这个历史人物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可是他的贡献也就到此为止。其它都是负面的。 但是武力统一了这么个大国（论人口是世界第一大国，论土地是世界第三大国），如何治理呢？总得有个蓝图嘛。毛公在打平天下之后，最有兴趣的蓝图，便是他所最向往的，也是我们老祖宗，行之两千年未变的「秦制度」，但是这个「焚坑事业待商量」的「秦制度」，毋待多说，毕竟不能再用了。毛有时虽也戏称「寡人」，戏称「朕」，并把丁玲「封」为「贵妃」（见丁玲回忆录）；对尼克松、季辛吉说他是中国古帝王的继承者，但是他只能在心中口中，过过干瘾，自我陶醉一番，真皇帝毕竟再也做不成了。 既然如此，那么毛公底第二套蓝图，便只有向「老大哥」学习的「苏联模式」了。开国之初，在农村、在都市，从「集体农场」、「自留地」，到「友谊商店」等等，苏联的确提供过数百十种模式，让中国来学习。不幸这些模式在四十年后，经实验证明，多半是不切实际的破产模式。学习这些破产模式，让中国浪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也就罢了。最糟的却是苏联的党政平行底两头马车的制度。而糟中之糟，却是他们自己也一直不能解决的党政领袖权力转移的问题和继承的问题。从二十年代的中期开始，苏联模式由于解决不了这个权力转移的问题，斯大林为争接列宁的班，就开始杀人了。不出十年，老史把苏联第二代的领袖，几乎杀得精光，他把他在列宁时代，联共中央「主席团」（Presidium）（编者按：当时叫做「政治局」）中的资深同僚同志，几乎杀得一个不留（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二位是幸存的例外）。因此一部二十年代的「苏联党政名人录」，几乎就变成斯大林杀人的名单。在这一名单的背后，受他们牵连的数百万古拉格劳改犯的悲惨命运，就不必多提了。 这个苏联模式显然是个一团糟的模式，当初孙国父的「以俄为师」，和后来毛舵手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如今已过去五十年到快一百年了，让一些「事过则知」的聪明的「司马懿」们，今日再回头一看，才知道当年拜错山门，而大呼负负，但是为时已晚，为之奈何？可是读者贤达，你我能错怪当年的孙公毛公吗？你我今日也都是一些不大不小的「司马懿」也。我辈当年，如果也有幸地加入了孙公蒋公的青年团、救国团；或做了毛公毛婆的红卫兵、三八式，还不是跟着去起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台湾的名作家柏杨，原来不就是这样的革命青年吗？后来头脑清醒了，才恍然大悟。乖乖，这一「恍然大悟」，对他有多大的代价啊。笔者不敏，近十年来在海外、在大陆，也碰到过几十几百个柏杨。大家痛定思痛，今日也都恍然大悟了。一错三十年、五十年，一辈子也就过去了，恍然大悟有屁用？个人如此，国家民族就惨不忍言了。 毛公是老一辈人物，他活到七十年代就翘辫子了；转型阶段未到，所以他是至死不悟的，也是真正的「死不改悔的」。他至死也不知道他找错了鬼谷子。拜错了山门，画错了蓝图，所以就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了。我们贵国从君权神授的绝对帝制转向高度代议民主制，为时至少要两百年。在这两百年中，我们不断的犯错，不断的迂回，原是历史发展之常规，怎能怪得少数英雄人物呢？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毛之不幸是他掌权于转型中期，歧路亡羊，不知道转型后的中国是怎样的一幅远景，可说是终身尚未闻道，就溺毙于三峡之中，做了个胡涂鬼。悲夫，我们这些后辈司马懿，怎能以「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来厚责古人。历史发展的阶段未到，虽贤者不知也，如之奈何？只是我国古史家，有所谓「诛心之论」。毛氏晚年为其方寸之私，要保权保位，而把个现代中国，弄到真正的「人相食」和「易子而食」、「父子相斗」、「夫妇告密」的绝境，冤死者数千万人，受害者逾亿，那就是其心可诛的无赖和独夫了。在十二亿同胞之前，历史家这样评毛，不算不公平吧。 只有「较好」，没有「最好」 再重复一句，在现代的文明世界中，所谓民主政治和极权政治，最显明的区别，就是政治权力转移（甚至于政策的转换）过程中，杀人和不杀人的区别了。人民中国既然选择了苏联的极权模式，那么政治权力的转移，乃至正常政策的变换，也就非杀人不可了。因此人民政权在建国之初的七年（一九四九─一九五六）一帆风顺之后，也发生了「七年之痒」，不但政策要变换，政治权力的转移也走上台面。现代政治观察家不知说了多少遍：集大权于一身的独裁者，未有不滥用其权的。为着集权不被滥用，所以才有人想出鬼主意，让他们彼此牵制，来他个「三权分立」或「五权分立」嘛。这在现代政治学理上，便叫做「制衡制」（Check & Balance）。权力有了制衡。有权力的政客，才不致滥用其权。 这宗老生常谈的学理，不但毛泽东嗤之以鼻，连喝过洋水，爱吃法国面包的邓小平，照样不懂。邓就说过，三权分立，等于是三个政府，没有效率，在中国不能采用。最近朱镕基总理不也说过，他派出来的人，比选出来的人，更为适当吗？这话原都是绝对真实的经验之谈，若不见，今日柯林顿大总统煞费苦心所签订「禁止核试条约」，签了字，还不是被美国参议院的政客，三下两下就否决了吗？八十年前的威尔逊总统曾手创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际联盟」，但是美国国会和法院，却偏不许美国加入这个国际组织。朋友，这是什么个国家呢？不是邓小平所说的「三个政府」，是什么个东西呢？再看看台湾今日的政治，台湾今日学美国的三权分立，学的不能再像了。但是台湾这个蕞尔小岛，如今已被几百个政客，吵得天翻地覆。最近还要把个老顽童李敖哥，也拖出来竞选总统。李敖是绝对当不上总统的，但是也可因此名垂史册，因为他毕竟也是中华五千年史上，没有当上皇帝的黑头皇帝之一，跟林彪一样，纵使是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也是留名青史的。敖之，敖之，凭你这个嘴巴，你应该是下蚕室，遭阉割才对。今日你居然也当起候补皇帝来，跟邓小平一样，我辈同行，为尔骄傲焉。 不过话说回头，大陆这么大，如果也照台湾这样吵起来，那还得了？不说别的，这样吵来吵去，对财力人力，也是个无谓的浪费嘛。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富强都浪费不起，暗中还要搞「中国献金」；中国哪浪费得起呢？所以大陆上的江主席，望而生畏，因此要提出个「四不」原则来，不许台湾用台湾制度来「吃掉大陆」。朋友，你说江主席，杞人忧天？台湾行得，大陆行不得？真的，台湾吵得，大陆就是吵不得也。台湾只是个茶壶嘛，茶壶内起了风波，不会把茶壶弄裂也。大陆是个大水缸，水缸搅起风波来，就难免要缸破水流，无法收拾了。所以老江看茶壶而生畏，是不难理解的。试想今日大陆，如果也要找出个李敖哥来竞选一番，岂不天下大乱哉？所以老江要恢复「立储」旧制，也是另一种实验也。可是江主席今日在学袁世凯，来搞个「金匮石室」制，也是令旁观者担忧的。学不了威尔逊，就回头学袁世凯，总归是不大对劲嘛。这分明就是「转型期」所特有的现象了。 总之，一个可行的政治社会制度之诞生，原是智慧与机运相结合，经过反复底长期试验，才能慢慢地磨练出一个「定型」来（像传统中国的科举文官制，和近现代在英语民族国家中所施行的选举代议制）。纵使如此，也没有哪一宗制度是十全十美的。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朋友，只有「较好的制度」（better system）；原没什么「最好的制度」（best system）。我们中国一行两千年的考试制度，就是个「较好的制度」，不但孙中山主张加以承继，今日大陆的共产党还不是要继续利用？更在扩大实行之。（注意：毛泽东却把这一制度恨得牙痒痒的反对到底，文革时期，那位教育部长张铁生原来就是一个在考试制度中「缴白卷」的烂考生。）因为考试制度，毕竟是比入党做官较好的制度。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论家，一向也没有说过，「民主政治」这位「德先生」是个最好的制度，而只是个较好的制度罢了。一个在文化转型期中的民族，总归要通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实验出一项适合他自己的较好的制度来，在目前中国，把李姓两位总统（李登辉、李敖）都弄得方寸大乱的「英美式竞选制」，和大陆上从电视连续剧上学来的雍正式的「立储制」，似乎均有待改进，才能实验出一个「较好」的和适用的「定型」制度来。所以笔者才敢擅自预料，我们要驶出这个动乱不定的「历史三峡」，恐怕还有四十年的实验要做呢。
从集体领导走向个人独裁
总之，时隔四十年，回头一看，从毛公于一九五八年所搞的第一次罢相运动之后，直至今日，大陆上还未实验出一个稳定的、较好的制度来。相反的结果却是，毛周二人这一无声之斗，在人民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发展上，却突然划出一道休止符。自此以后，共产中国的一切设施，皆以毛某的一言为定，举国上下，就再无政治体制之可言了。落笔至此，我不禁想起，在文革末期，第一次返国时，一位国内教授级的朋友接待我时说，「我们虽然没有法律，我们有政策也是一样的。」 读者同意否？人民政府自一九四九年定鼎北京之初，制度上虽未尽如人意，然趋势上则一切看好也。至少在中央人民政府最高决策层次，看来是团结无间、行动一致的集体领导也。人民政府不是个民主政治，但至少是个现代化的「集体领导制」（a modern aristocracy）。在中央政治局内，高层的领袖们，为国为民，还可集思广益的，制订和执行一些有效的「政策」，可是在这次一九五八年的罢相争执之后，毛泽东虽驱周未成，却树立了他个人的绝对权威。自此以后，在国政决策中，连国务总理周恩来，都不敢随意发言（见前篇末节），他人可知矣。如此一来，毛泽东就逐渐走向唯我独尊、荒淫无道的暴君行列，历史三峡之水，在漩涡中倒流，中央人民政府就变成变相的帝王专制的朝廷了。 本来嘛，对去古未远的中国来说，帝王专政，正如民国初年，来自美国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所说的，不但不是个坏制度，而且是个可行的制度。但是要采取这个制度则必须有两大前提：第一是人选的问题。做皇帝的人一定要具有中国古代传说中深具圣贤资质的尧舜。不幸在中华五千年史中，也只出现了这两个传说中人物，以后就再也没有了。要不那就出个希腊哲学中所要求的「哲学家皇帝」。而在中国历史传说中，除掉周文王之外，也就再没有第二个皇帝哲学家了。毛公坐在此龙座上，显然两者皆不是。 搞帝王专制政体的第二个前提则是，帝王专制，一定要有个铁定的接班制，庶几在老王死后，小王可以和平接班。没有这两个关键性的前提，那末帝王专政，就是现代文明中最坏的制度了。不幸的是，在我国第二次文化大转型中期，出现了帝王专制的回光反照的毛泽东政权。毛泽东基本上是个没有帝号的皇帝，甚至比皇帝还要皇帝呢。我想我们这项看法，今日大陆上千百位党史专家，也会完全同意的吧。
封建王朝的「宰相」是怎么回事
再者，在中国有两千年之久的帝王专制史上，唐太宗李世民应该说是最好的皇帝之一吧。但是一部资治通鉴也告诉我们，纵是圣主明君像李世民那样，有时也会滥用其权的。世民就时时自吹他「身兼将相」，偶尔也就有点得意忘形，可是他一看到那位守正不阿的宰相魏征，他就会立刻收敛的。有时他也为这个碍手碍脚的宰相，感到厌烦，要把魏征「罢」掉。相不到李世民却有个贤淑而有见识的老婆长孙皇后，他每次要把魏征罢相时，都被皇后苦谏而止，所以唐朝的「贞观之治」，卒能全始全终，造福万民，永垂史册。这和它那「较好」的宰相制，也是分不开的。 再回头检讨检讨我们及身而见的，红色帝王毛主席。中国今日已非帝制时代，搞搞集体领导的政府，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统治者实在不能再模拟皇帝了，而我们毛主席却热中为之。真的要做皇帝，那么您就学学好皇帝李世民也好嘛。毛公原来也的确有个魏征嘛，可是他偏把这个魏征，糟踢成一个和稀泥的周恩来，最不幸的他还讨了个糟糕透顶的老婆，她不但不能像长孙皇后那样，来致君尧舜上，她还要助纣为虐，把个老公弄得桀纣之不如，桀纣之君，荒淫无道，也不过搞点酒池肉林，逞逞私欲罢了。不像毛主席还要唱高调，来搞什么「大跃进」，把无辜的农民，饿死数千万，接着再搞个「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又把另外的几千万人弄得家破人亡，这就是传统史家所说的「桀纣之不如」了。我们实在无心要诅咒毛主席也。但是这也是过去五十年中，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我们既吃写历史的这行饭，又怎能昧着良心，硬说它不存在，视而不见的，加以回避呢？一直被写历史的人，承认为国史正统的当国者（legitimate rules），也不应该讳疾忌医，否认这些铁的事实嘛。历史就是历史，任何人想回避都是徒劳无功的。身为当国者，更应引史为鉴，不为暴君、昏君恶政护短，才能开辟出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新世纪来。如反其道而行，在历史三峡中逆水行舟，那就永无出峡之望了。 「大跃进」的序幕 现在再让我们回头大略的看看，毛主席的「大跃进」是怎样搞起来的。得机再辟专题作较详细的处理。大跃进的前奏曲，最早发端于一九五五年的冬季「一五计划」接近尾声之时。「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共在毛氏有生之年，所搞的所有的五年计划中，最成功的一次；也可说是唯一做出结果来的一次。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增长指标，竟高达十八?七％农业也增产至三?八％。这项高指标的成就，虽然也包括「恢复生产」（rehabilitation）底数据在内，但是全国工农业生产，史无前例的增长则是铁的事实。 ［笔者附注：在大跃进进行期间，中国大陆对国家经济情报，高度保密。当年海外（包括港台）学人，大都根据不完备的数据，对大陆经济成长，加以推断。结果与实际情况亦颇为接近。近年大陆上有关新书迭出，新史料亦源源而来，但数据也大致相同，参见「剑桥中国史」，卷十四，「人民共和国篇」，第七章。］ 加以社会安定，动乱减少，全国也确有其海晏河清的远景，一九五五年底既然一切看好，人民中国的朝野两方，难免都有些由满足而走向骄矜的心态，中央自毛主席以次，多认为五年计划尚可加快，因此发生一些急躁情绪，而各方面执行干部，有的则由于片面加速生产，以致数据供应不足，而发生生产失调现象，影响了全国性的整体规划。这些现象在工农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都是正常而不难解决的小问题。因此以周总理和陈云为首的经建领导中枢，乃实行了一些所谓既反「保守」，也反「冒进」的实事求是的措施。这在任何正常「发展中」的国家，都应该是最正常的运作嘛。不幸在五十年代中期的人民中国，由于政治问题日趋严重，「反保守」和「反冒进」，甚至如上篇所述的「反反冒进」都变成了政治皮球，被踢来踢去，终至演成个死人数千万的政治经济的大灾难，这就是所谓「总路线」、「三面红旗」和「大跃进」了。这大跃进反映在城市的工商业里面，就走火入魔的搞出个千古笑柄，「以钢为纲」的「土法大炼钢」；它反映在乡村的农业方面，则是所谓「以粮为纲」的「人民公社」了。［对这两个题目作深入研究，资料丰富而可信，文笔也十分潇洒流畅而公正，可读性亦至高，可供一般参考者，下列专著，颇值一读：丁抒着「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一九九六年，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全新增订本。共三七八页，作者为一科技教授。因成长于大陆，对书中故事有亲身体验，故旁及之，亦甚难能可贵也，专业读者有意接触第一手史料，入门之学，则下列薄一波着「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问题」，一九九三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卷，学术性与可读性均高，值得推荐。］ 谨分类述其大略，以后再及专题，先谈谈「土法」如何「炼钢」。 「土法大炼钢」的历史闹剧 原来在「一五计划」完成时的一九五七年，中国钢铁生产量已达五三五万吨，这正是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时的钢铁产量，因而这也说明中国在解放后十年之中，钢铁产量已接近日本明治维新后七十多年的成绩，因此在「二五计划」中，国务院乃把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订为六五○万吨。这项指标已属超额。但是为着十五年赶上英国（见上篇），则这一指标，就未免太慢了。所以在毛主席的心目中，钢铁生产应该「翻一番」才好。但是当时，中国重工业的基础，能否在已属「超额」指标之外，再来个「超超额」，甚或「超超超额」呢？这在经济学家的知识范围里（不论是计划经济或自由经济），都属于绝对不可能做到的神话，可是人民中国的建国本身，却原是神话变成事实。加以建国初期全国各行各业，在党的领导之下，内政外交、司法立法、经济财政、轻重工业等等，无一而非（如罗章联盟所说的）「外行领导内行」。在「胜利者是没有错误的」（斯大林安慰毛泽东的名言，见上节）心理状态之下，不但毛主席不相信那些专家学者、小资产阶级的鬼话，全国上下那些做「领导」的行外干部，对专家的意见，就更是不屑一顾了。在一般干部的眼光里，蒋介石四百万大军，都可以摧枯拉朽的拉掉，那样凶狠的美帝，都可以打败，炼几百万吨钢铁算个什么呢？毛主席既然说得到，就应该做得到，再从毛主席的角度来看，群众的力量，是无坚不摧，无病不治的万应灵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何事不可为？在早期国际共产运动中，就曾有「胜利冲昏了头脑」（二战后毛的批蒋名言），和「假话说多了就变成真理；骗人骗久了，自己也会相信」（十月革命时期的俄国流言）一类的话题，在五十年代之末，大跃进期间，党内各阶层中这类潜意识，显然是十分泛滥的。群众相信主席，主席依赖群众；主席完全依赖群众，群众完全相信主席……这个良性大循环，或恶性大循环，发起烧来，上帝就叫整个中国大陆上千余万的中共党员，和数万万黎民百姓，一道发疯了。 长话短说，二五计划中，原已超额的钢铁生产指标，终于被毛主席的新指标代替了，这新指标对钢铁生产的预计是，一九五八年的生产量是一九五七年生产总额五三五万吨的「翻了一番」，成为一○七○万吨了。这一个钢铁产量大翻身，据当时实际主管钢铁生产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事后的回忆，也是出于一个天大的偶然。原来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的六月初，为想提高钢铁生产量，曾召见薄一波到他中南海游泳池去，一起游泳，并提供口头咨询。毛在池中问薄，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的指标能否翻一番？刚好薄一波正在游泳池中翻了个身，因而随口说「翻一翻」。毛闻言大悦，就说翻一翻吧。他二位决策者，因而就这样决定了，把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翻一番」，就订下了一○七○万吨的指标了。 ［笔者附注：这个在游泳池里「翻一翻」的故事是根据国务院体改所前所长阮铭教授，听薄一波在文革出狱后亲口说的。见阮着「中国大陆无程序决策」载于一九九三年五月号的「中国之春」，复被丁抒教授近着「人祸：『大跃进』和大饥荒」增订再版所引用，见该书页五七，七九，然薄一波在其自己的回忆录里，虽然也承认他确是制订这「翻一番」计划的重要决策者，甚或是心甘意愿的帮手，他对毛的「冒进」横行，倒颇有恕辞，盖当时盲目乐观，因而具有冒进心态的高干太多了。薄一波本人，甚至刘少奇，皆在所难免。这大概就是所谓「谎话说多了，自己也相信」起来的心理问题吧，见薄着前书，下卷，「全民大办钢铁的由来」，页六九一─七○九。］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以及其它相关官方纪录，他们所订的一九五九年的指标，则为更荒唐的三千万吨;六十二年则为八千万吨到一亿吨。这个指标订得太高了，钢铁厂办不到，毛主席乃号召，为完成一九五八年钢铁生产的指标，乃于是年秋季开始，搞「全民大炼钢」，这也是因为当时各省的省委书记，都在主席面前夸口，他们各该省地方的钢铁产量是如何如何的茂盛。总合起来竟有七七○万吨之多，使毛主席龙心大悦，这现象在封建帝王时代便叫做「承旨」。（康熙皇帝以前为体恤汉族妇女缠足之苦，下诏「放脚」，立刻便有汉族大臣，专折上奏说，「臣妻先放大脚」，此次各省书记承旨，便是「先放大脚」的现代版或人民版。）毛主席既然发动了全民大炼钢，各省市和自治区的土皇帝书记，乃蜂起竞争，大炼钢铁，终于把各地人民的铁锅、铁床、铁门、铁锁、铁条、铁链、铁栏杆、铁丝网……铁钉、铁皮，凡是属于铁的东西，照单全收，投入土制小高炉，送九千万人上阵：上自大将军、大部长、大使、大教授，乃至国母宋庆龄、国妻江青，下至贩夫走卒，担柴、卖浆，以及幼儿园的小毛头。总之，农民不下田，学生不入校，夫妻不上床，一齐上阵，没昼没夜的来他个全民大炼钢。朋友，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土法大炼钢」了。终于把几百万吨有用的铁沙和铁制器材，炼出了几百万吨，在工业上一无可用的铁疙瘩，笔者本人于一九七二年回国探亲时，还亲眼见到过。 「土法大炼钢」一词，今日已变成世界性的成语了。它在中国语言里，势将和后主阿斗刘禅所制造的「乐不思蜀」的成语，和鲁迅所制造的「阿Q」一样，在中国日常词汇里，永垂不朽了。 「土法大炼钢」这一命题，在下一个世纪的中国大学里，一定会有许多本最详尽的博士论文出现。纵是笔者手头的史料就足够一个「博士生」来写篇论文初稿，有暇不才亦当自理之。此处限于篇幅，姑且说个大略，乞读者谅之。下节再谈谈「以粮为纲」的「人民公社」。
回看一下传统的土地制度
咱们中华大帝国，在***、李登辉出现之前，从盘古开天地以来，一直便是以农立国的。我国古语说「有土斯有财」，土与财是分不开的。这种对土地的占有欲，不只是人类如此呢，禽兽亦不能免也。京戏的唱词里，有什么「艳阳天春光好，百鸟争喧」，其实会唱歌的鸟，都是单干户。牠们唱歌都是先划定一块疆土（territory）来单鸣独唱的，同一疆土之内，牠绝不许第二只鸟来同声合唱。鸟儿们是不搞什么「黄河大合唱」的。那些不会飞的兽类，那就更是如此了。君不见狗儿欢喜零星撒尿？牠撒尿的目的往往是在划定疆土界限，不许别的兽类入侵呢。非洲的黑猩猩（chimpanzee）是一种群居动物。牠们的群（herd）都是有一定疆土的。群群之间，划疆而居，互不侵犯，偶有疆界之争，各群为着保疆卫土，发生内战，往往也杀得尸骸满山，惨不忍睹的。人类原是群居动物之一种，初民的部落也都是各有其划定疆土的。他们之间所发生的部落战争（tribal war），十九也都是由疆土纠纷所惹起的。等到人类文明进入农业时期，一个部落的土地就为各该部落所公有。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里面，就叫做「原始公社」（primitive commune），是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第一个社会形态。 等到人类社会发展到奴隶或封建社会时，土地则属于国王和封建领主。在这块土地上工作的奴隶或半奴隶（农奴），则是和土地分不开的（在中国近现代史里面，达赖逃亡前的西藏，还是如此的）。奴隶或农奴自己本身和家属，都和土地一样，是国王或封建主财产的一部分。在这种奴隶制或封建制之下的奴隶或农奴，都是在主人的鞭子之下工作的；他们自然不会发挥出最高的生产力。 在我国东周列国时代（公元前七七一年到二二一年），基本土是个封建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坚持此一时代是奴隶社会，但证据不太充足，笔者曾有专篇另论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的时代，动乱之源则是诸侯国之间搞土地兼并的战争。这战争一打五百五十年不断，把原先的数千个（据「汉书．地理志」所记录，至少有一十八百个）大小诸侯国，「兼并」成七个。到公元前二二一年，就被秦始皇独家统一成为大秦帝国了。在这历时五五○年的长期内战中，西周封建式的土地公有制（部落公有制的延续），就被彻底的破坏了。老的制度被破坏了，必然就有新的制度出现。事实上，秦国在统一六国时的一百三十多年前，就开始试行一种新的土地制度，这就是所谓「商鞅变法」了。商君试行的这计新土地法，果然改善了这个落后的秦国的经济条件，使它一跃而为七国之首的超级强权，终于统一了东亚大陆，开创了中国通史中的帝国时代。 秦国的新土地法，所谓「废井田，开阡陌」，我们如果用中国最新的词汇来解释，那就是秦国把个原先已经瘫痪了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土地公有制的「人民公社」废除了。改行「责任田」、「三自一包」、「包产到户」、「借土与民」、「扩大自留地」，甚或干脆卖土与民，使农民可以私有土地相互买卖，相互租佃，相互竞争，搞「农业市场经济」，鼓励农业生产。这个「秦制度」经过数百年的反复试验，几经改良，终于在汉初落实成为一个两千年没有原则性改变的土地制度的「定型」。 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制度」，这桩土地制度，就是这个「秦制度」主要的内容。其后两千年中，多少次，多少人，多少朝代，想改变此一制度，一个王家就出了两个重要人物，王莽（前四五－后二三）和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尤其是王莽，要彻底恢复古制，化私为公，可是二王都以失败告终。再如隋唐之间的「均田制」，乃至自汉以后历朝的「屯田制」，尤其是占「天下土地七之一」的明朝的「军屯制」，也都没有对传统的土地私有制，作出原则性的改变，太平天国史家曾人吹过洪秀全天王的「天朝田亩制」。事实上，那从头到尾，只是一张纸而已。
若论真要把这宗「千载犹行」的「秦制度（土地制度）」加以原则性的改变，王莽而后，实在只有我们亲眼看到的毛主席了。毛泽东要向王莽学习（王莽原是近代中国马克思史学派的英雄），复先秦之古，化私为公，最后竟然搞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来，表面看来很新奇，说起来更是玄妙无比的，「土地革命的高潮」，什么「真正实现了共产主义」，什么超越了马列主义底，「毛泽东思想」的「天才发明」，其实在熟读古书的中国历史家看来，毛氏的一切构想，皆未脱古人框架也。所以我们才敢大胆的说，毛公的政权是传统帝王政治的回光反照，小子岂敢谬评朝政哉？但是真理愈辩而愈明，我们倒竭诚欢迎各派同行史家严肃的指教。 再看看目前的资本主义 以上所说的传统土地制度，不是个好制度，甚至是个坏制度，但也不是左翼史家所说，是封建反动的「万恶之源」。上节已略述之，治制度史的人，不能说什么「最好的制度」或「最坏的制度」。他们只能在「较好」、「较差」、「可行」，和「不可行」之间，作其比较的评述。邓小平先生在发动他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初，有句名言叫做「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其实，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之际，那批了不起的政治家像刘彻（汉武帝）、公孙弘等人，所搞的「农业市场经济」，其目的也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但是这「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却有个发展的极限，那就是，你不许发展到「垄断」（monopolization）的程度。 最近两个世纪的世界经济史也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怕，便是它一开始就要搞「垄断」，不垄断，哪还有什么资本主义呢？所以美国人要不断地推行他们底「反托辣斯法」（Anti-Trust Laws）。这一法令稍一放松就不得了也。君不见小毛头比尔．盖兹之窜升为当今世界的第一富豪，十数年之间事耳。对这些小毛头不加管制，那还得了？ 可是回看我们传统的农业市场经济，就不如此了。农业不比工业，工业集中在城市里，管理问题不大；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也易于推动；利润以等加速度递升，也不难做到（盖兹就是这样成长的）。我国传统的「农业市场经济」就不然了。它分散于农村，管理不易，农产品生产缓慢，利润不能递增；加以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大规模生产，利润反要随业务之扩大，而作反方向的递降呢。加以农业经济中，不能实行「独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中国民间也无此传统。父死财分，三代而尽。所以中国历史上「土地集中」的问题，并不如想象中的严重。真正能搞土地集中的，历史上也只有「官僚地主」，差可为之。但这不是经济上「农业市场经济」制度的毛病，而是政治上「官僚制度」的毛病。 「官僚制度」才是个坏制度，它侵入农业经济，就会出现「官僚地主」；入侵工商业经济，就会出现「官僚资本」。这一制度的遗尽，在台湾至今亦未能根治，所以才出现「黑金」。在毛泽东政权下的大陆，则正是「方兴未艾」，吉拉斯所谓「新阶级」是也。但是毛泽东所制造的新阶级，重点在「权」，而不「钱」。所以今日大陆有个颇为「凡是派」所乐道的顺口溜，叫做「毛泽东干部，两袖清风；邓小平干部，百万富翁」。殊不知钱与权本来是一样的东西。毛泽东干部，虽然是「两袖清风」，却掌有「生杀之权」，所以才枉杀数千万。这比钱所引起的恶政，就无法相比了。 邓小平干部「百万富翁」，他制造了千千万万的「面团团富家翁」。至少不会杀人嘛。再者让他们「少数人先富起来」，拥有了斗大的「元宝」，我们多数人至少（且引用一句南京土语）「也可啃点元宝边」嘛。两相比较，朋友，这就叫做「较好的制度」（a better system）；「较好的制度」，更可晋级为「更好的制度」嘛。这就是江朱二公今日看好的远景所在了。好自为之，全民利赖，至可嘉也。后篇再续论之，这儿暂时煞车。 所以话说回头，历朝农民暴动，原因复杂；中国传统社会之生产力偏低，原因也不单纯。把他们一古脑儿归咎于土地集中，泰半都是于史实无据的。在中共主政以后，我们在海外也读过不少有关传统中国土地史的新着，就很少不带有政治宣传的偏见。近五十年来，大陆上社会经济史家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当深入，但对土地集中问题，则始终还在假设的边缘打转也。所以中国传统的土地制度，纵使是个坏制度，但是并不是一个不可行的制度。因此它才能「千载犹行」，长期不衰。消灭这个制度，本是社会经济转型的问题，社会转型成功，它会自动消灭。社会转型不成，而误认为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或意蒂牢结的问题，那就「吠非其树」了。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谈谈人民中国的「人民公社」的历史了。 土改分田「完全正确」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主张土地革命的激烈，莫过于中国共产党了，其实中共在建党之初，那些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人，和他们背后的第三国际的决策者，沉迷于马列主义，对农民参加革命都是不太有兴趣的。马列二公都曾认为农民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不足与言「阶级革命」。共产革命是「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的专业；所谓「普罗阶级」（Proletariat），原义是古罗马的「市平」或「市贫」，是不包括「农民」的。所以那一时期的中共领袖们，像周恩来、李立三、刘少奇、高语罕等人所策动的群众运动，都以「工运」为主。刘少奇就是在安源煤矿，搞工人组织起家的。只有从农村出来的极少数青年共产党员，像彭湃和毛泽东才是以组织农民为专职的，热情甚大，在党中的影响则有限。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了，刘氏历史被抹黑。在安源煤矿组织工人的光荣历史，就被派给农民领袖毛泽东了。那幅有名的「毛主席在安源」油画中的青年毛泽东，多么英俊潇洒。但是与事实有违也。 ［笔者附注：文革期中大陆上还有另一幅有名的关于「井冈山会师」的油画，画中人物应该是朱德和毛泽东，却被画成林彪和毛泽东了。据说朱德初见此画时，看到画中没有朱德，却有一拉着马的马夫，便笑着说，「那个拉马的应该是我了。」因此当年在大陆上搞党史和国史的职业人士，由于个人的恩怨，和政治的压力，述史画史，都难免有曲笔。纵是心存公道，也每因身在此山中，而难于掌握其全貌，我辈流落海外，虽史料不全，见闻有限，体验不足，但有失有得，在当代史学上，旁观者清，固亦不无其致力之虚，而自觉心安理得也。］ 可是上述这个重工轻农的开始，长征以后就全面逆转了。八路军建军以后直至「进城」，以农村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几乎就是个百分之百的农民政党了。土地革命因此也就变成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主要内容。但是吃一堑，长一智。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中共声明停止土地革命，所以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共在其「民主根据地」中，所搞的土改只限于「减租减息」。可是日本一旦投降，毛公就立刻训令各解放区，把原先的土改，晋级为打倒地主，搞分田运动。不但「地主」与「富农」之田要分，「中农」之田，也不能保留。根据中共战后新政策，不但各级干部要忠实推动，土改还要从下向上，由「贫农」和「下中农」主动执行之。 可怜的中国，二战后的中贫农和中农，根据人民政府后来的官方统计，要占全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见「历史全鉴」，一九九六年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卷一，页一八】，也就是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上下，经毛主席这一号召，地下消息不胫而走，大家摩拳擦掌，全民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就倒向共产党了。执政的国民党原来也有它自己的工农政策和土地政策嘛。不幸自蒋以下的派系，这时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只顾在收复的都市里，搞其「五子登科」和派系倾轧，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是不在他们兴趣之内了……。老实说，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便是从失去这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开始的，不算胡说吧？相反的，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也就是从掌握这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开始的。朋友，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中说，毛主席「完全正确」，你怎能说他不是？ 「高级化前土改后」 不过刘少奇所说的「正确」，实在只是从两党斗争的政略和战略出发的。可是要真正解决中国农村的实际问题，那就自当别论了。因此中共建国之后，为着完成其土地革命，并把农村建设纳入正轨，乃于一九五○年六月颁布土改新条例，而推行之于全国。 深入研究人民政权的土改史，那将是一本巨着，三言两语概括之，我们可以说，全国农民在分田之后，所得到的平均地产，根据中外经济学家的统计，在中国的东南和华南的「鱼米之乡」，人烟稠密之区，则一家五口，只能分到可耕之地约三市亩（半英亩）。在华北西北一带贫瘠地区，或可多分若干，而产量则递减也。不论江南水乡，膏腴之地，物产是何等的丰盛，以半英亩土地的农业产品，来养活五口之家，在一个先进国家，乃至联合国所认定的生活标准上，都只能算是在「饥饿线以下」（below poverty line）。在一个有数亿人口的大国，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民，生存在饥饿线之下，则这个国家只能算是个乞丐国家，在这种国度里搞「农民暴动」，确可帮助农民领袖们，打天下，做皇帝，但是他不能解决真正的「农民问题」。 记得就在中国农民分地、热火朝天的五十年代之初，纽约有位华裔朋友，在郊外住宅区购置一小屋，并招待亲友，作诗自娱曰：「购得美洲半亩地，移来中国数株桃……」笔者当时敬陪末座，曾向同席的美国朋友和学生们说：「主人这块半亩地，数株桃，在中国一家五口要赖以为生呢。」这一铁的事实，曾说得举座皆惊，认为不可想象也。 可是纵使如此，中国农民那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还是火热的。理由很简单，中国农村自鸦片战争以后已破产百余年。对一般贫下中农来说，他们已三代五代，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如今毛主席能给与三亩荒田，也往往是三代五代始第一次拥有土地，也算是耕者有其田了，能不对共产党毛主席感恩戴德？ 不特此也。为着耕种这数亩恩田，你得购买耕牛，置办农具（如水车、犁耙等物），三亩小农，如何能购买得起？为农民着想，两袖清风的毛主席干部，乃劝导农民组织「互助组」，集资买牛，购犁，轮流使用，互助合作。这一德政，真是引得农村欢声雷动，「毛主席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三年之后，在「一五计划」发轫之时，「互助组」更奉命扩大为「初级合作社」。盖在互助组中，互助合作者不过数家。欲集体使用化肥，学习驾驶拖拉机，则非数十家合作不为功。这样则「初级合作社」之组织，就在所不免了。 可是中国农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保守成性的。做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单干户，本是农村的传统。为着购牛积肥，互助合作一下，还可勉强，真搞起合作社来，胆小的农户，就有点怕怕了。因此初级社之组合，曾偶有阻力，稍久终能相安。加以历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真是百年所寡有。因此人民中国开国初期的七个年头，对中国农村本身而言，也可算是一段，为其后数十年受尽折磨的苦难人民，所怀念不置的，所谓「高级化前土改后」的黄金时代啊，可惜为时太短。一九五六年实行「高级化」之后，多难的中国农村便再度坠入深渊，几至于万劫不复了。［这句「高级化前土改后」，形容「黄金时代」的顺口溜，原为一九五八年冬毛主席在郑州会议所引的当时农民的语言。足见毛公其时并非不通下情也。见丁抒着前书，页四一，引自清华大学「学习数据」。］
一九五六年是个难关
一九五六年后的中国农村，为什么又再度遭劫呢？这就说来话长，原因复杂了。我们大致可分为三项，来试作解释： 第一，五十年后，我们回看「历史三峡」中的潮流，可以大胆的说，人民政权原只是转型期中的过渡阶段之一，它对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也只能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处理，后来所谓「黑猫白猫」是也。搞不出个「定型」来，则老病新疾，就会在短期中，作周期性的循环了。毛泽东似乎也看出这一特征。他的解决办法便是「在大乱中求大治」，所以在文革期间，他也说过文化革命，每隔六七年就得重复一次。 第二，社会无定型，则处理社会问题，往往不能对症下药，「汉书」上说：「有病不治，得乎中医。」那就是说，医师治病，好医师固能把病治好，坏医师则可能把病治坏，所以「有病不治」，等于找一个「中等医师」。治现代中国的社会病，却治死了三四千万人，那就不如「有病不治」的好。而一九五六年，中国共产党在城市里搞「反右」，在农村里搞「高级化」，就是这个「治丝愈棼」，和「药石乱投」的开始。七年之痒，此其时矣。
第三，在「人治」依然重于「法治」的转型末期，则国家社会一切运作，还是靠「政治挂帅」。因此政治如果出了问题，不论是暗潮，还是明浪，得不到解决，如上篇和上节所述，毛周、毛彭、毛刘、毛林之间的许多政治问题，愈来愈严重，则其它相关的社会经济设施，就必然随之搁浅，甚或滋生并发症，而每下愈况，终至不可收拾。所幸万乱之源，集于一人，此人一死，则所谓「人死病断根」，大家在「带泪的微笑中」（smiling through tears）一切再从头搞起。 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谈谈一九五六年以后的共产中国里，毛泽东政权阶段的历史了。 从「反反冒进」到「人民公社」 先回头看看政治挂帅，人民中国建国七年的「黄金时代」，成绩斐然，唯独它对帝制转民治；人治转法治的进度，鲜有足述。甚至对最迫切的政策和政权的和平转移，均在原地踏步，一筹莫展，甚至于大开倒车。等到黄金时代结束，在体制变革的需要中，政策和政权的和平转移，都有其必要之时，这架硕大无朋的政治机器，在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期间，就开始抛锚了。这一抛锚，引起的骨牌效应，问题就大了。上篇已略作交代，不再重复。 再看看工商业，士节亦已略述之。「一五计划」原是毛公有生之年最成功的一次的五年计划。「一五」结尾时，「以钢为纲」的钢铁产量已达五百三十五万吨，以后按年递增，连赫鲁晓夫也为之咋舌。可是在一九五六年后，也就煞车了。它之所以煞车，上篇也已交代过，实在是毛主席和薄一波两人在中南海游泳池中「翻一翻」的结果。翻到一千零七十万吨，出不了货，一人当国的毛主席就开始发烧，要搞「土法大炼钢」，来补其不足。结果铁疙瘩倒炼出了几百万吨，钢铁产量基本上是倒退了。 没有钢，饿不死人，问题不大，顺序影响到农业生产。民以食为天，人民没饭吃，问题就严重了。原来在「一五计划」的后期高潮中，那项「以粮为纲」的中国农业生产，也逐年创立新高峰。根据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就开始在农村推动所谓「合作化运动」了。那就是集「单干户」，组织「互助组」；再集「互助组」组织每单位包括数十农户的「初级合作社」（简称「合作化」）；接着再合并初级社，组织每单位包括数百家，乃至千家以上的「大社」，或「高级合作社」（简称「高级化」）。百尺竿头，如果更进一步，那就合并高级社，组织每单位包括数个，数十个，乃至数百个高级社，共有社员农户千万家的「人民公社」了。这个「人民公社」，和原先的「合作社」，在性质上是有霄壤之别的……。「合作社」是「新民主主义」的建制。合作社员都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各社员农户可保留各自的私有财产。合作社社员是可以自愿入社和自愿退社的。 「公社」就不然了。「公社」是「共产主义」的建制。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所有公社的社员都是同吃、同住、同劳动，是没有私产的。个别社员除保留「一碗一筷，一铺一盖」之外，全部私产，涓滴归公（正因为如此，那时农民在被迫加入高级社或公社之前，都要把私产耗尽才赤手空拳「入社」，有的在三天之内要吃尽三月之粮，竟为之胀死）。但是公社内吃大锅饭，毕竟不要钱，大肚汉在公社食堂中，各吃所需，胀个半死，也无人过问。六亿同胞如果都能大办公社（包括城市公社），同吃、同住、同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样的中国便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了。推而及于全球就世界大同了。 朋友，这就是我们「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境界。你能说这一思想不高明不伟大？毛主席要把这一思想内容首先在中国的农村里加以试行。那时所有有思想的中共各级干部，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可说无人不服膺这一理想。他们之间的分歧，只是时间（Timing）的问题，快慢的问题；和实行程序的问题，方式的问题。 因此在「一五计划」快要胜利完成之时（一九五五─五七年间）高高在上、满脑理想、信心十足而意气风发的毛主席，和一些同意毛氏，或以毛为攀援之树的少数高干，像柯庆施、康生等人，就和当时党中那些目不暇接、日夜干活的实际负责人，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子恢、邓小平、薄一波、李富春、李先念等等实际工作者，就发生了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差别了。 老实说，这一分歧，是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有的现象。但是只有在法制严密的国家里，才可得到和平合理的解决。试看美国开国之初，开国元勋的杰斐逊和汉弥顿，不就为着重农重商的问题，相持不下。其时高高在上的华盛顿，不就亲汉而黜杰。逼得杰斐逊一怒辞职，另组新党，竞选总统，实行他自己底重农轻商的朴素民主主义？但是美国当时的各项客观条件，却有利于汉弥顿的资本主义，终使美国政治经济制度，再度和平的转回汉弥顿路线，以迄于今。 可是这一相同的问题，在中国政治里，就变成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从一九五五年起，毛主席这位理想家，就认为「一五计划」太慢，要大力加快，一翻再翻。并藉柯庆施等激进派为前锋「冒进」了起来（柯庆施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篇笔误为市长，便为更正）。周、陈、薄等务实派专家，则认为翻不得也，一翻就要搅乱全局，大出纰漏。他们不察就里，还在继续呼吁要「反冒进」。可是那在暗中策划冒进的毛主席不依了，在上篇曾约略说过的「南宁工作会议」（一九五八年一月）里，乃揭开面纱，挺身而出，公开的领导「反反冒进」运动，并强迫周恩来自己承认是「促退派」，并企图加以撤职。据周恩来秘书事后的回忆，周公就为那一点点的犯颜直谏，被毛某强迫去「亲撰」（不许秘书代笔）认罪、坦白、检讨书使周公夤夜一人枯 坐于办公房内，执笔流泪，使守夜不能成眠的邓大姐，也心焦不已。随后陈云、薄一波等人也都被迫「认错」、「检讨」；对刘少奇也被迫承认「头脑没有主席清楚」，而由「反冒进」转为「反反冒进」。因此在全国一片冒进声中，在全国「土法大炼钢」，百万座「小高炉」的熊熊烈火照耀之下，中国农村里原有的百万个初高级的「合作社」，在数周之内，就被合并成两万六千四百二十五个「人民公社」了。所有的中国农民从此也就都能「吃饭不要钱的」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了。
饿死三千万贫苦农民 上述这个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的天堂之在中国出现，是人民中国建国十周年的事。距今已整整四十年了。这个天堂，其后一直延长了三年。其实际结果是在天堂里发生了数千万人民的「非正常死亡」。说真话，就是农村里面的农民，有三四千万人，被活活的饿死了。但是当时中国农村大量饿死人的实际情况，由于党和政府对信息封锁的严密，不但国外毫无所知，连大陆上的城市居民，如在农村没有亲友，也只是糊胡涂涂，一知半解，不知其情况之严重也。笔者在一九七二年第一次返国探亲访问，只略知童年期在农村的玩伴，多半死亡，固不知其死亡的原因是「饿死」也。但是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究竟是今日世界任何史书上的大事。纸包不住火，二十年后，消息渐出，全世界，尤其是，「事过则知」的华裔司马懿，无不为之大惊失色。但是在这三年之中，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就言人人殊了。今后可能也不会找到精确的数字。但是国际人口学者，根据中国大陆历届人口调查的数据来统计，这三年（一九五九─六一）在中国大陆上所发生的「非正常死亡」，其底限盖为二千五百万人。根据从大陆移民出国的丁抒教授，很细心而可信的估计，则非正常死亡底限，应为三千五百万人。【见丁着前书，页三六九─三七四，附录：「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再根据陈一谘先生告我，他是在当时的国务院，亲身参加调查所作的估计，三年之间全国非正常死亡的总数，约在四千万和六千万之间。陈君当时在国务院任职，曾亲身参预对中国农村受灾情况的调查，并在笔者的故乡、受灾惨重的安徽省肥西县实地调查，住过甚久。后来党和政府为着扭转灾情，更新制度，乃实验出「包产到户」的「安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