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刘泽华：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

李大兴

　　我入党的时间不算是长的，但算起来也接近６０年了。“文革”以前我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把领袖视为神明，我写过两首打油诗来说自己。

　　一首是“走神”：
　　信到迷信不知悟，朝三暮四全维护。睁着大眼一走神，多情反被多情误。

　　一首是“听喝”：
　　衣食住行听安排，找个对象领导裁。是非全赖上头论，只有屎尿自己来。

　　这不是调侃、嘲讽，是自己的真实写照。“文革”促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大的转变，我在过去多篇文章说过，我逐渐抛却了“神明”，而萌生出“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理念。诸位一看就知道，这是从“上帝在我心中”套过来的。尽管马克思本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时至今日，他提供的学说仍然是诸多学说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至少使我的心境能获得了安稳。我是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由是我得出两点自箴：一是“史家面前无定论”，一是“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历史的一切都是认识对象，都要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在证据面前人人都有发言权，也都应服从证据。

　　就我而言，观念的转变很复杂、漫长，也很曲折，至今还有诸多理不清的心绪。所以“在我心中”绝对不如“听喝”省心。

　　大致说，到了“文革”后期我就不再“跟”了，而且在思想上开始进行批判，但也仅仅是写在日记里。我拥护周、邓，矛头所向也很清楚，如果当时日记落入专政者手中，我可能会毙命。现在大概也难有刊物能刊出。那时我内心极端苦闷，只有靠日记来诉说，我从周总理逝世那天起写日记，文中引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如果他不能讲话，那就行动。如果不能行动，那就宁肯一言不发。”（这是日记中写的，没有核对原文）我很怯懦，采取的是后者。

　　下边写的几个镜头只是一个侧面。

一、我在“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面前

　　“文革”期间，四个“伟大”喊的震天响，我不敢有什么异议。不过对陶铸说的，太阳里也有黑点，私下里认为是很有道理的。对林彪说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一类的话，我想不需要“上智”，都能感觉出拍马屁的味道，但那时是绝对不能提出异议的。老百姓天天要唱一首歌，其中一句就是：“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她，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在那种情况下，人们仅有的一点才智已经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曲直，而是用来如何保护自己，免遭不虞之祸。我虽然对林彪的话感到不顺耳，可我绝对不敢去触犯，更谈不上公开反对。自我解释，这是政治家们的语言和政治需要。

　　“文革”把毛泽东推到了顶峰，但到了顶峰也就该出问题了，这是无法逃脱的规律，而辩证法又指明了人们分析这种现象的路径。过去的很多错事，上下一致的打、吓、瞒、哄、骗，还真的有效果，比如大饥荒饿死那么多人，竟然不了了之，三面红旗依然高高飘扬，彭大将军依然被视为大逆不道。造反派反这个反那个，看来毫无禁忌，但竟然没有一个造反派为彭大将军伸冤，相反倒是最革命的造反派充当了置彭德怀于死地的打手。文革中的老老少少都是吃过三面红旗苦头的人，可是竟然都还高举着它，横扫天下，凡是对三面红旗发疑或批评的人都再遭洗劫。远的不说，南开大学经济系一位青年教师徐振芳（现年八十、健在）同志当时从理论上论述了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再认识，批评了“公社化”，全国大饥荒与饿死人等，并致信中央，要党主席毛泽东检查，谢罪天下。这一下子惹了大锅，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革”一来再重新算账，被整得死去活来。由此可知当时对毛泽东是不能分析的，对毛泽东思想除了无限崇拜外，更不能提出任何疑问。

　　可是“文革”中乱七八糟的事就摆在人们的眼前，让人们开始怀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正确论。既然辩证法告诉人们，无论什么都是可以分析的，毛泽东也一再说，一分为二是普遍规律，１９６４年他同日本物理学家谈话时，讲一分为二是无限的，他很肯定庄子说的话：“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当把毛泽东思想推到极限的时候，也就是人们开始生疑的时候。于是人们发出疑问：“毛泽东思想能一分为二吗？”我想当时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心中是有数的，但聪明人没有敢说的，只有不要命的“冒失鬼”才敢较真。大约是在１９６８年，我的一位学生竟公开放言：“毛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他的名字叫刘培庚，东北丹东人，根红苗正，又是中共预备党员。此言一出，立刻乌云压身，大会批，小会斗，停止他的工作（工宣队进校，他在机关报《工农战报》当编辑），停止党员登记。周围没有人敢与他交往，往日的朋友最多道路以目，孤独、苦闷、憋气，几乎要发疯！

　　他在苦恼之极时来找我，问我在哲学上他的观点是否有问题？这一问立刻让我胆战心惊，面对我的学生，该怎么办呢？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无论从哲学上或事实上说，我心里是赞成他的观点的，可我不敢给予公开的支持；面对自己的学生，又不能说官话，也不能说太违心的话，但也不敢说真话！再三思索之后，我做了这样的回答：一分为二既然是普遍的规律，适用于任何现象，从哲学观点上说没有错，可我就是不点明“毛泽东思想也应一分为二”这句话。我虽然很相信这位学生，但那时的“逼供信”整死了不少人，也逼得不少人神经错乱，瞎咬一通，我不能不有所戒备，所以我只说哲学道理，绝不说这几个字。接下来我对他说，在目前形势下说这种话不适宜，会让人抓住把柄。他问我怎么办？我再三掂量后，建议他不要在理论上纠缠，只说受了怀疑思潮的影响，没有深思，政治上幼稚；对别人的批判不要顶，态度要温顺。你是学生，又不是头头，没有任何职务，也没有干过任何出圈的事，估计批一通也就完了，不至于戴什么帽子。我又叮嘱他，千万不要往下说一分为二的具体内容，不管怎么压和诱导，都不要说，一破口，就无法收拾。刘培庚真的照此应对，折腾了一段时间，他毕竟是个青年学生，放了他一把。最后还是给了一碗饭吃，发配到偏远的农村当了一名中学教师。

　　二十年过去了，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突然一天刘培庚来到我家。他带给我一件礼物，是岫山玉雕的喜鹊登梅。我说，你来看我非常高兴，但我有自己的规矩，不能收你这个玉雕！他说，给我平反了，现任某党校的教育长，总算是个喜事吧！二十年来，我一直念念不忘老师的恩情，我这点心意，老师不能不收吧！他还说，那件事情之后，成了瘟神。离开学校时没有一个人来送行，只有老师您到车站来送我，并鼓励我要坚强。车开动了，您还久久伫立在车站目送我，我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回想起来，我很惭愧，与其说我伸出了同情之手，不如说我怯懦、圆滑和世故。

　　“文革”后承认了毛泽东的诸多错误，在思想理论上也有不少纠正，但“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依然不能作为一个严肃的理论命题和历史问题让人思考。某些人依然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还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的结晶”云云，以此禁止这个问题的深入展开。“集体的结晶”与“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两者是两个不同的命题，“集体的结晶”另论，但无论如何不能遮盖后一个命题。把毛泽东诸多错误言行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天下有比这更滑稽的吗？

　　对毛泽东思想要不要“一分为二”？这是一个极大的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关系着中国历史、当下与未来的命运。毛泽东思想有过辉煌的时期，１９４９年之前确实指引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大史学范围（世界范围内史学）看，不管人们的评价有多大分歧，但作为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但１９４９年以后，他违背了自己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与实践，以他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绝对权威，硬要实行他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并以极端的阶级斗争作为基本手段，一步一步走到“文革”这种荒谬的时期，把整个中国搞乱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实践与理论上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着“一分为二”，但仍没有提到应有高度来认识，在许多时候这个命题尚没有获得“合法性”和“正当性”。我是一个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人，且主要是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我的重点尽管不是近现代史，但每每也有涉及。我深深感到远没有尊重“一分为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有时仍以“毛泽东思想”为神圣，拒绝、阻止进行“一分为二”性的研究，或“垄断”再认识的权力。

　　从历史学的角度说，没有神圣不可再认识的东西。我应该把“毛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作为理论命题和历史命题来看待，在认识对象面前人人有平等的认识权力。人们如何“一分为二”，肯定会有很大的差别，但必须尊重“毛泽东思想应一分为二”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只要言之有据，就有合法存在的理由。不管何种见解，都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来，在证据面前，人人平等。

　　如果有些人不把“毛泽东思想”当作理论和历史事实，仅仅视为“信仰”，那就是“宗教”性的问题了，这与科学性的认识是另一回事，正像有些人信佛祖、上帝一样，是宗教信仰问题，不必与这些人争议。但现代社会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宗教不能干预政治与他人的社会生活。如果还坚持政教合一，那显然是前现代社会里的事，如果硬要坚持，不妨请他们去某个地方建立太阳城，进行试验好了。但不要强迫他人与自己一样也必须“信仰”，更不应企图借助行政力量实施什么强压。

　　我对毛泽东思想信仰过，而且信到迷信的程度，具有很强的“宗教性”。我入党已近一个甲子年，总的来说，也还是个积极的党员。在巨大事实面前，我的观念逐渐发生了转变，这就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理论和历史问题来看待，也认定“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是个合理、合法的命题。

二、《矛盾论》有抄袭之嫌

　　１９７０年秋，我们逐渐听到如日中天的陈伯达被揪出来，说他是“假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骗子”。我一方面很震惊，不知此论从何说起？另一方面，我对陈也没有好感，揪出来感到很痛快。但疑问也发生了，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理论与行为如何看待？我无法得到解答。１９７１年夏，学校革委会宣传部门组织了几个人来清理陈伯达的假马克思主义言论。召集人是牛星熙，成员有经济系的郭士浩、哲学系的封毓昌、还有我，共四人。当时很神秘，对外保密。图书馆拨给我们一间房子，任何人不得进入。我们直接到书库提书和杂志、报纸。时值酷夏，不能开门对流，热得要死。给我们的任务是整理陈的假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但上哪里去找呢？我记不清是上边的指示，还是我们自己拟出的原则，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不能有损毛主席的和林副主席（我们当时还不知道整陈的背后是整林副主席）。只要是毛主席批准的文章或肯定过的，不能列出来，不能从中找问题；第二、不能损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路线，陈的有关文章与讲话，凡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的，不能批。第三、陈过去的著作很多，凡属中央领导人肯定过的，或代表中央的文字不能轻易动，如《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等。有了这三条，我们实在难发现有什么“假”和“反”的问题。我们四位彼此虽然都认识，但互相之间并没有深交，谁也不敢多嘴，很怕踩了“红线”，更怕人说借批陈指向“文革”，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于是把清理重点放在陈的早期著作。我们对陈的历史了解的很少，又没有适当的索引，只知道他３０年代在北京、天津教过书，搞过“新启蒙”，写过一些文章，但哪些是他的，我们并不清楚，特别是以笔名发表的，更是一无所知。只好“广撒网”，把一些可疑的书刊尽量找来审查。其中有一本《社会学大纲》，没有署名，但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是“河北商专”的教材，石印本，大约是上世纪３０年代初印刷。陈伯达在那个时期活动于京津一带，于是怀疑是他的著作。此书由封毓昌查阅。这本书中主要论述唯物论与辩证法，在论述“矛盾”问题上，封毓昌发现与毛泽东的《矛盾论》多有雷同之处。他不敢声张，悄悄地让我看，果如他所言，在论述矛盾的普遍性、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等观点上，有些语句几乎相同。我们两人窃窃商议，是否告诉另外二人，我建议要告诉，我们是一个集体，不说反而易引起麻烦。封毓昌同意了我的建议，于是请牛星熙和郭士浩也看了。四个人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不愿首先把问题挑开。牛星熙是召集人，四人商定了两条：一是不扩散；二是把书封存。我当时冒出一个念头，伟大的领袖的“顶峰性”的著作原来也有抄袭？！

　　到７０年代末，我多次建议封毓昌同志把这件事弄清楚，封毓昌下了一些功夫，找到了《社会学大纲》的作者是杨秀峰。杨秀峰是当年的教授，已是共产党员，１９４９年后任过河北省省长、教育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文革”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封毓昌给杨秀峰去信询问。杨请他的秘书给封毓昌回了信，证实了该书的作者就是杨秀峰。但同时转述了杨的意见，此事不要提了，《大纲》中的论述也不是他的创见，是从苏联学者转述过来的。后来我多次请封毓昌从学术史的角度把事情写出来，他总说等等、等等，等到现在，他和我都老了！他比我聋得更厉害，几乎全失聪。我写字条让他把事情公布出来，他写字条回应：《社会学大纲》图书馆找不到了，不知去向，无法核对。又说，老了，不找麻烦了。

　　因是封毓昌首先发现的，我也不好插手。不知还有人关注此事否？

三、“社会主义不够，资本主义补”

　　从我加入共产党始，就立志消灭剥削、消灭资本主义。在我的观念中，是容不得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一直在地下流动，大饥荒时期在政策上也曾一度允许“三自一包”和农村的集市贸易，但随着１９６３年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三自一包”被取消，集市贸易又被禁止。“文革”中强行割资本主义尾巴，自发的资本主义活动都转入地下，称为“黑市场”。我一直保持着“纯洁”的态度，不与任何“黑市场”发生关系。

　　１９７３年，我带领一个级的学生“拉练”（模仿军队长途行军），横穿河北，从完县经保定、白洋淀地区到天津。沿途我们看到自发的资本主义很活跃，我与农民闲聊，我问，不是有政策不允许这类的活动吗？农民悉数了他们的公社的苦楚，有一位农民说了一句话：“社会主义不够，资本主义补！”

　　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的思绪，启开了我的再思，把我多年来积累的疑问提到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是啊，为什么“社会主义不够？”为什么要由“资本主义补？”

　　“不够”，这是中国的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于是有理想，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曾承诺解决“不够”的难题，也是我追随的目的。但自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不够”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公社化竟然饿死数千万人。“三自一包”救了数亿人的生命，转眼又成“罪恶”，“文革”发展到极致。当我听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说法时，我仅仅感到把“草”和“苗”对立起来，冠上社会性质，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荒唐。记得当时还有过一篇报道农村革命人物事迹的文章，引用一句俚语“花钱买笼屉，不蒸馒头，蒸（争）口气”，把资本主义尾巴说成是“馒头”，把坚持社会主义说成“气”，我一听也很反感，怎么如此不伦不类的乱比喻？不要“馒头”，靠“气”就能充饥？我看到了农民与市民们对自发资本主义的欢迎和参与，但我没有“资本主义补”的观念和意识。

　　对于社会主义的“不够”，我们这把年纪的普通人都深有体验。也是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初，我一次路过保定，去了一家饭馆吃饭。饭刚上来，就有一群乞食者伸过手来，同时出示盖着村政府红印的出身证明，都是贫下中农。我问这是怎么回事？答曰：我们没有吃的，但地主富农不能出来乞讨，那是给社会主义抹黑。我感到万分惊讶，天呀，乞讨都要凭成分，是“社会主义”支柱者的特权！？

　　“不够”原因在哪里？我们多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目睹了各式各样的“出工不出力”、“龙多不治水”等等现象，也调查过农民的工分值低得可怜，一个工不值一张邮票（八分），还有的年终分不到红还需倒补，对此我仅仅与农村干部们水平和违法乱纪挂钩，从来没有与“社会主义”的“问题”连在一起，农民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够”源于“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

　　农民的这句话，使我想到古人说的一句话：“公作则迟，私作则速”。迟、速就是效率问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人就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为什么我们还要硬搞“公作”？农民为什么对“三自一包”那么钟爱？我们为什么不顺从农民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而一定要改造？这些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年，但有一点我逐渐走向清晰，当时通行的那种“社会主义”是造成“不够”的根源；反过来能“补”“不够”的“资本主义”未必不是一条路：多年来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看成罪根，为什么不把它看成历史过程中的自然与必然？为什么说是“黑市”，“黑”字是谁给加上的？一个“黑”字就能堵住历史的必然？

　　农民的这句话对我是又一次大启蒙，此前的启蒙是那个“工程纪要”。“纪要”的启蒙是政治和政策；农民这句话的启蒙是社会道路问题，更深刻啊！

四、他领错了路

　　从１９４９起到“文革”，我高呼“毛主席万岁”是真心实意，自觉的。“毛主席”在我心中几乎是真理的化身，是一尊神。

　　在１９６０年前后的困难时期，对毛虽然也萌生了一点点怀疑，比如反右倾、反彭德怀，心里认为是搞错了，但看到他致基层干部的一封信（纠正左的错误），便又改变了怀疑，认为主要错在下边的瞎指挥。南开经济系的一位教师上书党中央，对毛提出尖锐的批评，要他下“罪己诏”，我听说后一方面佩服他的勇气，另一方面看到他被肃整，大会批、小会斗，被戴上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也十分惧怕，庆幸自己当时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也说了一点，比如说过生产关系走在了生产力的前头之类的话）。但随着经济形势逐渐见好，又恢复了往日的崇拜。凡属毛主席的指示，我基本不敢有任何怀疑的地方。有一些不理解，但也不敢正面提出疑问。比如他的１９６４年春节关于教育改革问题讲话，我就认为过于极端化，如考试可以交头接耳，可以抄书，考６０分就行等等，我在实践上是不执行的。

□　原载《炎黄春秋》杂志２０１１年第９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