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露：构建国际货币体系新秩序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第一次面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巨大的、不平衡的调整，第一次面临东西方文明的此消彼涨。在新旧国际货币秩序更迭的过程中，不通过激烈冲突与对抗的方式进行，就必然有一个思想认同和妥协的过程。这意味着，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大国之间以及新旧体系之间的长期博弈。
　　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应当与货币大国的经济实力相对应，才能实现持续稳定的平衡。此轮全球金融危机后，随着主要大国之间经济实力的重新配置，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重构。在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制衡”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和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和日益巩固，人民币无疑将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加积极的作用。
　　“一主多元”到“多元制衡”
　　面对日益复杂的欧美国家债务危机，纠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建立能够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货币制度，对于处于日渐紧密的全球体系中的任何经济体而言都是重要而不容回避的问题。从长期来看，如何通过全球货币体系的改革来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将成为危机后国际货币重建过程中面临的核心问题。
　　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遭到重创，金融体系的恢复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则表现出极其强劲的增长力量，其金融地位迅速上升。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动的背景下，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一极主导”的国际格局正在悄然发生着渐进式的变化，未来的趋势将呈现出多极化的局面。
　　实际上，“金砖国家”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仍能保持良好的发展速度，已经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力量的基本格局，也因之明显增强了其自身在国际上的发言权，进而为参与制定世界经济新体制及游戏规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预期，伴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的多极化趋势，国际货币体系也将实现从“一主多元”到“多元制衡”的转变。
　　当然，尽管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从目前的条件来看，对以美元本位制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注定会是一个长期、渐进、增量式变化的调整过程。
　　首先，美国依然是无可动摇的全球第一经济大国，而且任何国家的单一货币成为国际货币都无法避免“特里芬难题”；第二，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历史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使用具有巨大的惯性，大部分国家并不愿意看到剧烈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第三，美元走弱带来的高储备国家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巨大潜在资产损失，也是阻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因素。
　　人民币战略的两个“三步走”
　　在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制衡”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和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和日益巩固，人民币面临历史性机遇。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升至世界第二位，对外贸易占全球10%，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同时也是世界对外最大金融债权国。
　　在未来的十几年，如果中国的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综合差率超过7%，那么，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于2026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而根据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的乐观预测，中国最早将于2020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至2030年，中国、美国和欧盟占全球GDP的比例将分别为19%、16%和15%。
　　在中国走向经济和贸易大国的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将成为大势所趋。综合考虑国际货币体系现状和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趋势，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极有可能形成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足鼎立的“第五代国际货币体系”。
　　根据历史规律，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具备雄厚的经济基础、规模巨大的国际贸易、统一而稳定的政治环境、极具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等条件。从英镑、美元、欧元、马克以及日元等货币的国际化历程来看，货币的国际化大致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从国内支付手段或交易货币上升为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二是从贸易结算货币上升为金融交易货币和国际大宗商品计价货币，三是从金融交易货币上升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从时间看，英镑和美元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分别用了55年和50年。
　　综合历史经验和国际货币体系现状，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是一个渐进而长远的过程。从长期战略来看，在未来30年，中国将通过两个“三步走战略”完成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首先，在人民币崛起的使用范围上，第一个十年是“周边化”，即完成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使用；第二个十年是“区域化”，即完成人民币在整个亚洲地区使用；第三个十年是“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关键货币。
　　其次，从人民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功能来看，第一步是“贸易结算化”，即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充当国际结算货币；第二步是“金融投资化”，即人民币在国际投资领域中作为投资货币；第三步是“国际储备化”，即人民币成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之一。
　　从具体策略来看，中国将在贸易上进一步强化与欧洲和日本的贸易关系，并依托东南亚“101”自由贸易区和盯住美元的“双重支柱”，来推进人民币的亚洲化战略。人民币在实现了亚洲崛起之后，可以此为跳板，充分借助中国的世界贸易大国地位，通过在国际贸易中安排人民币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国际贸易促进人民币在国际市场发挥国际货币的职能。
　　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的制度建设，提升金融市场发展水平，适时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支持人民币的国际流动。要充分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并积极将上海发展为人民币市场的国际金融中心，从内外两个市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市场平台。总之，一个有深度和广度的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形成，将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新秩序的中国三大主张
　　在积极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还应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规则的制定，通过倡导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和公正的国际金融秩序来提升人民币的话语权，保障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国家利益。
　　主动参与构建新的全球治理模式，积极争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游戏”规则。
　　此轮金融危机不仅彰显了全球携手共渡危机的重要性，更从根本上揭示了建立一个全新的、可持续的、有利于全球共享和稳定增长的新机制的紧迫性。自去年11月二十国集团(G20)华盛顿峰会就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以来，很多迹象表明，G20正在逐步取代G7成为新的全球对话平台。
　　据统计，G20成员占据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90%、世界贸易的80%以及世界人口的2/3。因此，当G20取代G7时，全球正在走向一条积极的发展之路，这意味着更多的国家将参与到国际事务的商谈和制定中，更广泛地代表这个世界，而不仅仅是跨大西洋的局面。
　　一旦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危机治理不可或缺的代表性力量，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也将迎来一个更为公正和合理的开端。作为G20平台中的重要国家，中国应该积极团结其他发展中国家，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力量，使国际金融规则向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改变不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
　　继续推动IMF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治理机制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尽管IMF只对各国汇率拥有名义上的监督权和建议权，但近年来，随着IMF在美国推动下积极修订相关条款，中国已明显感受到关于汇率“监督”和“信息披露”的压力正不断加大。因此，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特别是IMF中的发言权具有双重意义，这不仅关乎大国的形象和地位，更是挑战美元霸权、应对未来国际金融体系变局的必经之路。
　　在IMF最近一次的份额改革中，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总共新增了6%的份额，中国的份额则从3.72%升至6.39%，投票权从3.65%升至6.07%。改革完成后，中国的话语权一举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在IMF的影响力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但在这一改革实际上并未动摇美国在IMF中的绝对优势，美国仍保持了17.4%的份额和16.5%的投票权，从而使其有能力对需要85%的绝对多数投票支持的重大事项行使否决权。在下一步改革中，中国应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在IMF份额中争取更大的比重，逐渐消除美国的“一票否决权”，真正从根本上实现IMF的共同治理改革。
　　积极争取人民币进入SDR定价货币，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在“多元制衡”的国际货币体系下，SDR的定位应当是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发挥比主权货币更积极的作用。这意味着SDR应考虑各大洲国家货币代表性，依据经济发展规模与速度、对外经贸发展水平、官方储备量和货币国际化程度等因素，选择代表性货币加入SDR货币篮子。这种要求显然与目前SDR篮子内仅有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四种货币的现实情况并不匹配。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同时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应该说，人民币进入SDR篮子的经济基础已经完全具备。让人民币加入SDR，对于全球而言，可以稳定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一篮子货币币值；对中国而言，可以更好地融入全球金融市场，获得更多的贸易资源，并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尤其是如果在SDR功能重新定位后进入，人民币就成为实质上的国际货币。因此，配合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应积极推动人民币成为SDR定价货币，并以此谋求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更大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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