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就：让政府承担分配功能意味着财富流向政府

亚平

上周有位教育部的官员到我们学院做报告，问了在座的师生一个问题：“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学生多回答“研究资源配置的”，有一老师回答说“我们几个老师商量了一下，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分配、消费和交换的学问”。这两个回答，一个代表了新古典经济学，一个部分地代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虽然来自不同流派，但共同点都是把生产和分配区分开，“研究资源配置”的回答看似与分配无关，实际上有关，因为资源配置不只是对生产要素的配置，还包括对产品的配置，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的内容了，即如何分配给定的财产，使总社会福利最大，实现帕累托改善等。经济学把生产与分配相并列，研究分配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分配问题，实际上绝不是独立于生产而存在的问题。我先举个例子：现在大城市的房价高，显然有多套房子的人是很得利的，但是，这些利益是谁“分配”给他们的吗？显然不是，是不合理的土地和货币制度，导致的“高房价”，使他们拥有了“合公法，但不合私法”的财富。而普通的劳动者，他们的要素价格，即“工资”就是他们的“分配”。可见，在确定要素价格的过程中，已经解决了分配问题。
    把“分配问题”单独列出来的人，实际上是否定了由市场确定要素价格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应该由政府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才符合正义。但是，就像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政府，能够安排全社会的生产一样，也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政府，能够对全社会的福利进行“公正的”分配，尤其是没有宪政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政府不可能拥有“谁更需要福利”的信息，即便有这样的信息，也未必执行，如很多地方，经济适用房并没有分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而是落入政府官员的手中。让政府承担“分配”的功能，意味着更大的政府、更大的政府权力，而这都意味着官僚成本的提高和腐败的滋生。
    当前，在“民生”呼声很高的情况下，突出生产，而不是分配显得尤为重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生产的分配，只是一个幻觉。“重视民生”，看似很吸引人的政策，实际上是大大地倒退，因为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如何分配”，而不是如何“改善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实现自然而然的分配中去。
    产权的分立、有保障、可交换，既解决了生产问题，也同时解决了分配问题。产权越集中，生产越低效，解决分配问题也越困难。举个例子，一个有很多员工的大学，往往是官僚主义严重，也很难实现公正的分配，而在一个小私企，不仅效率高，而且分配问题也很容易解决，据此类推，一个公有经济比例很高的社会，有和上述大学同样的问题。这样的社会，解决分配问题，不是授予政府更大的分配权力，而是减少公有产权的比重，分割公有产权，使之成为可交易的个人产权。这才是这个社会应该努力的方向。
    任何人，都应该有从资产增长中获益的可能性，个人资产的增长，才是社会给一个人的最大“分配”。一个人可供支配的财产，主要是能够体现在“物质产权”上的资产和“人的才能”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如资产升值，才能提高，那么他的财富就增加了。拥有这两个方面的人，实际上就是广义的企业家。假如一个人，没有这两样东西，而接受政府的施予，那就不是企业家。任何社会，首先都应该使人有条件成为广义的企业家，使他们有机会提升自己资产的价值、提升自己的能力。才能发挥出来，资产就增值了。在很多上市公司，这已经是很正常的事情了。而公有制度下的农民，却剥夺了从“资产增值”中获得的“财富分配”，本该属于他们的财富，流到了政府、房地产企业和城市有产者手中。
    如上面房地产的例子中所看到的，不合理的制度，导致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要改善分配，首要的是改革制度，如土地制度、集中的权力，而不是寄托于政府的仁慈。
    人为地把生产与分配分立开来，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我们的实践中也是有严重危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