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不是诟骂者的黑翼天使

周泽雄

北大教授孔庆东在微博上公开炫耀针对某记者的排比式诟骂“三妈的”，虽然引起舆论哗然，但因黑白过于分明之故，缺乏可议性。他在用最粗俗的方式骂人，仅此而已。说到炫耀，你不会因为某人在公共地带吐出一口轨迹和速率俱佳的恶痰，就对他刮目相看吧？我也不会，如此，“三妈的”就不值一提了。

据说，有论者建议北大开除孔庆东，又据说，北大学生中有人向校方提出类似建议。这仍然不关我的事，我感兴趣的话题是：马上有论者以捍卫言论自由的名义，表示反对。

言论自由是个神圣概念，它也载入了我国宪法，值得我辈共同捍卫。我坚持认为，在公民诸项权利中，言论自由必须置于优先地位，只有言论自由得到保障，公民的其余权利（包括生存权）才有望得到保护：至少，当有人试图侵犯我的生存权时，我还能借助言论权，加以批评和揭露。若单纯比拼态度，我敢说，我对言论自由的服膺和捍卫，不在他人之下。但我并不认为，连北大是否处理孔庆东，都值得把“言论自由”拿出来晒晒。

简而言之，言论自由是一项宪法权利，它对应于政府权力机关，它致力于保障公民自由讨论公共话题时免遭政府迫害。就是说，政府权力机关（含现代民主政府三大分支之一的法院），才是言论自由的潜在侵犯者。具体地说，言论自由始于一个合乎情理的假设：没有人愿意接受批评，政府更不例外。由于政府握有近乎无限的公权力，再加任何一种政府都会倾向于惩罚令他们感到恼怒的言论，为此，必须在立法上对政府严加限制，迫使它不得对批评者滥施惩罚。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公民宪法权利的基础，由政府的属性而定。在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体制下，当然谈不上言论自由，当权者即使开放一定限度的言论，也只是为了维持统治，获得若干“兼听则明”的利益而已。在该种体制下，宽松言论的实质是一种权宜之计，当权者还拥有随时加害言论者的“最终解释权”。只有在政权源于人民授权的体制下，言论自由才获得其现代涵义。根据这份定义，公民可以正当地捍卫那种被后人概括为“麦迪逊前提”（the Madisonian premise）的准则：“如果有检查言论的权利，那也应当是人民检查政府的言论，而不是政府检查人民的言论”。

中国的言论环境虽还未脱初级阶段，但结合宪法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及“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的庄严表述，无论现状如何，都不应妨碍我们以“拿来主义”的态度行使“麦迪逊前提”。在该前提下，哪怕公民针对公共事务的批评存在错误或粗陋之处，政府也应容忍。美国有位青年为了抗议政府的征兵政策，曾因“穿着夹克在洛杉矶法院的走廊里走了一圈……夹克后背印着‘Fuck the Draft’（‘操你的征兵制’）”而获刑，但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判其无罪，理由不外是：尽管方式粗俗，但他毕竟是在针对一项公共政策发表意见，国家必须容忍。

言论自由的原则及内涵还有很多，但即如上述，我们也能看出，它与“三妈的”有多远。首先，“三妈的”只是一口伪装成文字的恶痰，它连批评的胚胎都不是；其次，孔庆东的凶狠态度并非针对任何公共事务或公共话题，而是实打实地倾泻在一名普通记者身上；第三，北大虽是一所著名学府，但在单位属性上，它与一家企业或报社一样，并非政府的权力机关。最近，国内出版了不少关于美国言论自由的书籍，著名的如安东尼•刘易斯《批评官员的尺度》，我注意到不少时评作者都喜欢引用其中若干案例，以为观点之助，但他们忘记了，所有他们提及的内容都是一个个司法案例，而孔庆东的“三妈的”都还没有流露进入司法程序的迹象。我可以举个相关度更高的例子，美国哈佛法学院终身教授阿伦•德肖维茨，曾因对警察证言发表尖锐批评而引起大面积非议，不仅有人要求法学院院长免除其职务，他的办公室还被人盯梢，他甚至收到过恐吓电话。最终，是作者的终身教授身份保护了他。但即使如此，作为美国一流法学教授和大牌律师的德肖维茨在谈及此事时，无一语涉及言论自由，尽管他的批评倒是硬梆梆地针对政府的执法机构，因而更符合言论自由的认定条件。为什么不涉及言论自由呢？因为，在德肖维茨遭遇麻烦的过程中，政府权力机关并未出现，至少，没有明目张胆地出现。

这里还牵涉到一个认知错觉。“言论自由”只是保障公民不因言论受到政府惩罚，但它并不同时允诺一种无所顾忌的谩骂攻讦，更不会免去某人为自己的言论承担相应道义或职业风险的责任。没有一项民主权利，会鼓励与责任脱节。一位教授因言去职，与一位公民因言获罪，毕竟存在一道界限，前者即使需要讨论，通常也更适宜结合聘任合同、岗位职责加以探讨。另有隐情者，则当别论。

对言论自由持最为宽松态度的国家，也会大致遵守一条底线：言论自由不保护诽谤和辱骂。上文提及的刘易斯打过一个比方：“你说美国人民有权每晚站在街头宣扬社会主义，和说任何人都有权诬陷政治人物某某某10月10日晚上收黑钱，肯定不是一回事。”虽然言论自由法的实施难免对公民的容忍品质提出更高要求，但它从来不是下流言论的黑翼天使。就此而言，那些在“三妈的”事件上侈谈言论自由的时评界朋友，恐怕走向了反面。顺着他们的建议，所有的诟骂爱好者会喜获天堂，而文明谈吐的信奉者将面临一座口舌地狱：稍不留神，即遭污言秽语的大棒伺候。

杜雅萍

沙发，公权与私权不分，原则与是非混淆，道理与事实颠倒，构成浆糊脑袋的无原则的权利意识。

野旷天低树

好文。受教了。

魏邦良

好文。以老孔的智商，他这样做一方面是 作秀——吸引一些脑残的粉丝；另一方面是仗势欺人。

tian295

公民的言论自由，是以强大的公权力为背景的，意在保护公民批评监督公权的自由权利。自由是以责任为前提的，辱骂、恐吓不属言论自由范畴，当然不在保护之列！

老爺叔

孔學嫡傳人﹐老左真面目。

周泽雄

多谢诸位。
平平对浆糊脑袋成因的分析，麻利。田兄的概括力，总是让我钦佩。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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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尚的“三骂”，关系的只是老孔的个人品德如何，似乎与言论自由关系不那么大。
    要注意的倒是借“言论自由不是诟骂者的黑翼天使”为名来封杀一切批评意见。
    国骂是中国人的“优良品质”，封是封不了的，只能通过教育来让它逐渐消失。老孔如果不是“名人”，他骂了你又拿他怎样。你越是批评、批判他，他可能越是高兴、得意。

周泽雄

回晓梦：说到如何运用法律手段对付他，本坛有多位资深专业法律人士，还有刑法教授，我还是少说为妙。
粗线条地说，被骂者可以民事损害的名义告他，为此，他应该先做好取证工作，证据保全大概还得借助公证处。不仅保全辱骂的原始证据，根据微博的特点，还得保全转载证据，后者可以证明事件的影响范围，影响范围又直接与受害深度相关。——原始证据好像已经删除了。
不过，结合这个事件，受害者也许根本没有受到损害。所有的不良后果都让开骂者以自取其辱的方式领受了。
首先，谩骂不是以指名道姓的方式进行的，我们只是知道被骂者是某刊一位编辑，但除了个别消息灵通人士，那位编辑姓甚名谁，并不清楚。只要他拒绝出来认领谩骂（不屑一顾也是一个堂皇理由），这个谩骂除了让人看到谩骂者的丑陋嘴脸，并未对他人造成实质伤害。
其次，谩骂的语言明显缺乏针对性。只有充满针对性的谩骂，才能构成最大的伤害，诸葛亮能够骂死王朗，靠的就是语言的锁定。而孔氏的骂法，属于谩骂学里最低端、原始的一种，我还曾见到一个母亲这样骂过女儿呢，她对女儿骂道“我操你妈”。只要我们多少还原一下情境，她到底在骂谁，就会得出一个滑稽的结论。在我看来，这种虽然凶狠但缺乏针对性的低级辱骂，更像是迎风吐痰，借助一股反向风力来完成自唾的功能。从实际效果来看，说谩骂者只是实施了一个大小便失禁的动作，也未尝不可。由于针对性乏力，他的辱骂最终全都兑现在自己的裤裆上了。在他辱骂的过程中，似乎没有人觉得被骂者有任何损害，人们看到的，全是开骂者的丑陋。人们做出的掩鼻而过动作，也印证了失禁之举的存在。
第三，正因为与公权力无关，无论被骂者还是旁观者，都可以自然地运用言论的平台加以反击。根据一份好事者虚拟的采访文本，说开骂者受到了更大的嘲讽，也是成立的。
孔氏应该受到谴责，他所在学校也可以据此处罚他。尽管我们也知道，这所学校是不会这么干的，这所学校目前的声誉，与孔氏的开骂，具有某种动态的一致性。它正像保护自己的眼睛那样，保护着孔氏。
我猜，假如记者起诉了，法院拒绝受理的原因仅仅在于：开骂者固然应该谴责，但骂人手段的原始性和蒙昧性，已经制造了一个反向效果：被骂者的受损程度查无实据，开骂者自取其辱的程度倒已尽人皆知。鉴于此，几乎可以认定开骂者已经受到了处罚。
当然，由于开骂者具有一种特殊材料打造的荣辱观，无论骂人还是被骂，都会让他产生亢奋感。他的情感方式无法与人类公认得体的方式取得共鸣，他非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外人也无计可施。就当西洋景来看吧。也许，罚他几个小钱，是最公平的。
以上说法，全是沙盘化的。毕竟，无可奈何于小人行径，也是文明社会的常规困境之一。

杨林

孔庆东至少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血统论的不可靠。如果血统论可靠，那就说明孔庆东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