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的企图与我们的对策

douniwan

金 雯




    近期，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使人民币汇率问题再度成为争议焦点。在此情况下，准确透视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企图，精心设计我们的应对之策，就显得十分必要。
　　美国纠缠于人民币汇率旨在实现三大诉求
　　中美之间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争执至少已维持了六、七年时间，近期美国再次选择以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发难，主要是想实现其三大诉求：
　　其一，以打压中国来为顺利实施自身的经济战略创造条件。近些年来，美国极力强调用经济战略来指导经济发展。奥巴马上台以后，对经济战略又进行了激进性调整，计划在五年内使出口增加一倍，并增加200万个就业岗位。但经济复苏乏力的现实，极大地阻碍了美国经济战略的顺利实施。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却平稳而且较快，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愿望与现实的反差，使美国错误地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尤其是中国对美的庞大贸易顺差是其经济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制约因素。于是，为了顺利实施自身的经济战略，美国一方面陆续制定了一系列保障产业战略、贸易战略和金融战略实施的举措，另一方面则出台“汇率法案”，逼迫人民币升值，并强行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的标签，为对中国实施各种制裁铺平道路。
　　其二，为经济复苏乏力和失业率高居不下寻找“替罪羊”。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本已不受重视的纺织、钢铁等“夕阳”产业严重衰退，缺乏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持续上升，政府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大增。面对问题和压力，美国政府和一些议员不承认自己政策或行为的失误，而是将国内矛盾外引以转移民众的视线。于是，自然而然地就把一切问题的原因归结为外部进口的急剧增长，把对美贸易顺差最大的中国当成了“替罪羊”。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谬称，中国刻意使人民币被低估了25%至40%，为中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创造了“不公平的价格竞争优势”，加重了全球贸易失衡，并造成美国的高额贸易逆差和高失业率，在过去10年里已导致美国失去280万个就业岗位。既然是这样，那么按照他们的逻辑，解决问题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只能是整治人民币汇率、让人民币大幅升值或者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了。
　　其三，以逼迫人民币升值来讨好国内选民。目前，离2012年大选已很近，许多国会议员都希望能够连任。但在经济复苏乏力、前景暗淡、失业率高达9.1%的情况下，政府和议员的表现很难让民众满意。从债务上限谈判几近将美国逼近债务违约的边缘，到两党在美国与韩国等三国的自贸协定上纠缠不清，再到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创造就业法案在参议院受阻，不作为已经成为美国政坛的常态，让美国民众对美国政治和经济前景日趋悲观，这必将影响某些议员的选票。为了转移国内压力，获得选票，一些议员就通过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施压或提出对进口的中国产品增税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从而讨好国内选民。
　　逼迫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美国经济的问题
　　美国参议院逼迫人民币升值的行为基本是政治性的，对美国经济几乎不会有帮助。
　　首先，人民币对美汇率单边上扬无利于美国经济发展战略实施。从通胀角度看，人民币升值之后，会导致美国的通胀率提高，这不利于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甚至可能推动美国陷入“通胀增加导致利息上升，利息上升引发国家再发债”的怪圈。此外，如果“汇率法案”最终得以实施，将可能引发中美贸易战。而中美之间一旦大打贸易战，其结果必然是“双输”：从中国方面看，短期将会对出口和制造业形成明显不利；从美国方面看，将不能继续享受来自中国的品种繁多的物美价廉的消费品，这会令美国民众实际利益受损，同时也将影响中国对美投资链条，给本来已经萎靡不振的美国经济造成更大打击。相对而言，美国会比中国“输”得更多。
　　其次，将人民币作为“替罪羊”解决不了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一方面，中美贸易不平衡是两国储蓄和消费率差异等经济基本面的反映，汇率并不是核心影响因素。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对外贸易就持续逆差，美元指数从1971年1月至2011年9月累计贬值36.1%，但美国的贸易逆差状况未见改善。美国本轮对外贸易失衡问题是以往失衡的延续，实际上美国即使不从中国进口，也要从其他国家进口，如果不作宏观政策和结构调整，仅靠人民币升值不会对减少美国贸易巨额逆差起太大作用。另一方面，美国出口限制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作为全球技术领先国家，在高科技产品方面较中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但美国始终在对中国高科技出口贸易方面采取各种限制措施，这事实上促成了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制约。因此，人民币升值对减少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不会起太大作用。
　　第三，逼迫人民币升值无法降低美国的失业率。以逼迫人民币升值来限制从中国进口并不意味着美国就业率将会提高。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30%左右，而同期美国的失业率则从7%升到了9%以上。由此可见，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也不可能提升美国的就业率。对美国来说，真正能创造高薪就业岗位的是设计、计算机和市场营销等领域，而不是低端制造业领域，不是再把电子产品装配厂转移回美国。
　　我们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采取有效的对策
　　从宏观层面看，人民币汇率案是美国试探中国政府的又一块“问路石”。我们只有处理得当，才可能将美国的施压拒之门外。为此，需要采取积极的应对之策：
　　从战略高度积极调整我国的需求结构和贸易结构。一是要尽快扩大内需，以内需比重的扩大来有效减弱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的整体影响。二是要在已有的出口产品链条上，占据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在人民币汇率波动中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非价格竞争力。
　　高调宣布将加大我们对美国相关产品的贸易救济力度，准备采取反倾销、反补贴和特保措施。要以主动迎接贸易战的姿态给美国以明确的信号：如果继续对人民币施压，将会因中国的反击而使美国出口企业的实际利益严重受损，从而使美国政府和议员有所收敛，遏制人民币汇率案在美国的蔓延。
　　争取以强化人民币在亚洲的国际支付功能来平衡中美之间谈判的筹码。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坚挺，其在很多亚洲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应该认真研究我国与这些国家的产业竞争和互补关系，通过多边和双边条约，在贸易、投资领域强化人民币与他国货币的直接兑换，同时高调倡导国际货币支付体系的多元化，不断动摇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从而让美国因危机感而不得不调整对人民币的态度。
　　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前提下的基本稳定。应密切关注国际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化，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断增强人民币汇率变化的灵活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前提下的基本稳定。
　　从微观层面看，国内出口企业为了避免定单溜走、利润流失，应该重点采取以下对策实现“动以求变”：
　　以增强产品的市场吸引力来化解人民币升值对产品出口的负效应。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企业的一般产品肯定会因为人民币升值而降低竞争力，但如果能够从多维度创新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吸引力，就会使消费者产生浓厚兴趣，愿意以较高价格购买。因此，企业应该积极加大产品创新力度，以出口高端产品和新产品来支撑销售价格提升、化解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制约。
　　通过协商实现与客户共同分担汇率风险。流通型外贸企业可采取“内外两头挤”的方式，将部分风险转移给供货方和国外买方；生产型企业可采取“提高外销价”的方式，让外商承担部分风险。还可以在贸易合同中运用汇率波动的分摊机制，通过修改与进口商的合同、实行滑动价格等办法，让外商和企业共同分担和消化汇率升值风险。
　　凭借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和在境外设厂规避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地的企业可开拓新的出口市场，以避开美国的打压；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应该考虑将加工厂直接设到出口国，以“两头”在外的方式有效规避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
　　通过增加人民币结算来直接规避出口贸易中的汇率波动风险。要充分利用人民币信誉良好的态势，在与周边国家进行交易时和在边境贸易过程中，积极争取使用人民币结算，从而最有效地直接规避汇率波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