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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发表于 2012-1-2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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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帖子，承蒙大家关照了，傍晚有事要出去，实际上没有写完。
整个自传的基调是冷冷的旁观口吻的，总是试图淡化处理激烈冲突的场面，但参照其他的材料，知道事情实际上比自传要严重得多。
转一个老先生的孙女，复旦古籍整理所教授朱邦薇写在老先生另一个传记《李方舟（即其夫人邹莲舫）传》出版时的说明。
永久的纪念
朱邦薇
眼前的这本《李方舟传》，能和读者见面是十分意外的，它是我的祖父朱东润先生，二十多年前在家破人亡的情况下，独居斗室，于悲愤中为纪念含冤去世的祖母而写下的文字，原本没有考虑出版。今年春天，陈思和先生向我约稿，说他多年来敬仰祖父的人品与学问，听说祖父身后留有这样一部搞子，希望能收入“火凤凰文库”予以出版。
祖母邹莲舫女士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离开这个世界的，距今已有二十七年，祖父也于一九八八年二月去世，而明年恰好是他的百年诞辰。
多年来，我对祖父母的思念从未随岁月流逝而淡薄，一直希望以一种适当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愿。陈先生的提议给了我一个极好的机会，现在我将祖父的这部遗稿稍加整理，交给陈先生，愿以它的出版，作为对我亲爱的祖父母永久的纪念。
陈先生还希望我写一篇后记，介绍祖父撰写 《李方舟传》前后的情况，以及他在祖母去世后的生活和学术活动。我学力浅薄，深知自己写不好，但是没有理由推辞，只有勉力为之。
祖父生于一八九六年，祖母比他小四岁，生于一九○○年。他们是在一九一九年结缡，开始共同生活的。祖父一生以教书为业，在旧时代，长年单身在外，仅寒暑假得以回故乡泰兴与家人团聚，抗战时更是饱受八年骨肉分离之苦。一九五二年，祖父来复旦工作，以后众多子女也大都成人独立，祖母方才离开家乡，来到上海，与祖父一起生活。我出生不久，未离襁褓，便由祖父母抚养于膝下。此后长大成人，陪伴着老人度过他们的晚年。无论从精神世界的形成，还是从感情生活的依恋上说，祖父母都远胜于我的父母。
祖母去世时，我虽只有十六岁，但它给我带来的创痛，迄今不能平复。二十多年来，我把这段往事深深地埋在心底，对于人们的同情与关切，执拗地以沉默相对。我怕见中秋的月亮，怕闻除夕的爆竹，每逢人们庆贺团圆的日子，我却只有滚滚而下的泪水。女儿常为此不解。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女儿听到老奶奶的死事，回家向我询问原委。看着女儿清澈明亮的眸子，我感到一切都无从说起，我不愿十二年来生活在一片光明中的女儿，幼小的心灵便蒙上
往事的阴影。
祖母是一位家庭妇女，在漫长的岁月中相夫教子，与祖父同患难，共命运，有着坚强的个性与贤淑的品格。祖父对于祖母，终其一生爱而且敬，感情之深厚执著，非常入所能想见。他在完成于抗日烽火中的力作《张居正大传》的自序中曾写道：
二十余年的生活，养成我不事家人生产的习惯。我独自漂流异地，难得寒暑假中回去一次。对日作战以后，我从越南入国，绕到抗战的大后方，从此没有看到故里。家事的处分，儿女的教养，以及环境的应付，一向我不过问，现在更落在一个人的肩上。我没有听到抱怨，也没有听到居功。尤其在故乡沦陷以后，地方的情形更坏，斗大的县城，充满最复杂的事态，天涯游子的家属，剩得举目无亲的境地，但我始终没有听到怨恨和愁诉。正因为有人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家庭，我才能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工作。我自己的成就只有这一点点，但是我在历数这几种撰述的时候，不能忘怀数千里以外的深闺。我认为在我的一切成就之中，这是和我共同工作的伴侣。
一九六六年夏天，“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身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祖父，是首批被抛出来的名教授之一，大学门口宣传栏上贴满了措辞激烈几近谩骂的大字报。一夜之间，祖父从受人尊敬的学者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紧接着，是无休无止的批斗和抄家。有时候祖父下班回家，衣服上满是墨水和浆糊，胸前还挂着一个马粪纸牌子，上面写着用红笔打了叉的“反动学术权威XXX”。祖父这一年照旧历算是七十一岁了，但仍像年轻人一样精力充沛，仪容整洁，却被迫挂着牌子上下班。他平日常说：“人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以没有傲骨。”在那些天，祖父每日挂着牌子往返于学校与宿舍，竟仍高昂着头颅。为了生性倔强，祖父多吃了不少苦头。
祖母难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长夜惊恐，忧心若焚。她曾约祖父一同赴死，以拒绝继续受辱，祖父却坚认自己无罪，并劝祖母忍耐，坚持到世事恢复正常的那一天。他不止一次地说：“如果他们不讲道理，要把我打死，那也没有办法，但要我自己承认有罪而死，绝对办不到！”
灾祸不久又波及到了祖母。一九六八年，里弄里也开始了运动，因为祖父的牵连，祖母也成了审查对象。祖母原来就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曾两次昏倒在外被人送回家。两年来的惊恐和焦虑，使她更加衰弱，不堪一击。祖父则须每日到校参加学习劳动，接受批斗，不能多照顾她，只能不断说一些宽慰的话。而刚满十六岁的我，除帮助祖母多做一点家务，并陪她前往她所害怕的会场外，也不知怎样才能让她安心，心底里总暗暗以为祖母是舍不下家人去走绝路的。与此同时，我正面临着分配下乡的命运。“文革”开始时我初中尚未读完，天真地以为无论发生什么事，书总是要读下去的，买好了学几何的三角尺和量角器，准备复课开学，却未想到等待我的是更为艰难的命运。
我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底去长江日外的一个小岛插队落户的。临走前数日，祖母形容憔悴、神色黯然，每日扫完宿舍大院，便回家卧床不起，终日无语。而不懂事的我，下乡半月后回家探望时，竟未察觉祖母的异常，还把穿破的纱袜带回来让祖母缝补。一周后我又返岛了，离家的那天清晨，祖母早早起来，把一瓶亲手熬制的辣酱放进我的背包，站立在门灯下目送我离去。
深秋的清晨，天色灰蒙蒙的，我了步一回首地离家而去，心里空空的，但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与祖母的诀别。
回到岛上没有几天，我便得到祖母的噩耗，因为当时通讯不便，那已是祖母去世后两天了。我立刻又乘船回到上海，中午到家时，只见宿舍里的人们用异样、同情的目光看着我，可我却还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不是真的，是传错话了。进得家门，屋子里空荡荡的，寂无人声，祖父面色枯黄，躺在书房的藤椅里，也不知吃过午饭没有，瘦得失去了人形。他看见我进屋，目光茫然呆滞，伤心地说：“你奶奶扔下我们走了！”我扑上前去，祖父用他枯瘦的手臂，抱住我颤抖不已的肩膀，我们祖孙俩无声地哭泣着，哭泣着。
悲痛过后，祖父站起身来，擦干泪水，低低地对我说：“孩子，我现在要到系里去，下午还要斗我。你如在家害怕，可以和我一起去。”我几乎出生以来就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当然决不害怕，我告诉祖父我不害怕，他放心地走了。可祖父一出门，我便后悔了。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原谅自己。那天，我是应当陪祖父到系里去的，可我却因迟疑退缩了。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老伴惨死之后，不能送她到火葬场，不能留下骨灰，不能有一天半日的休息，却还要天天承受精神上的凌辱和折磨，天下有比这更悖情乖理的事吗？我由于自己的胆怯，不能给老祖父一点心灵上的慰藉，而祖父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仍不忘照顾和护卫他的小孙女。
傍晚，四叔君迈回来了，他哭着告诉我祖母不幸去世的经过。他说当晚祖母的遗体停放在卧室的大床上，祖父执意要与祖母共眠最后一夜。叔叔害怕祖父再出意外，哭着硬拉他到小卧室休息。我们叔侄俩哭得几乎忘记了世界的存在。祖父回来后，把祖母为我补好的袜子和留给我的五元钱交到我的手里，我的泪水又像决了堤的河水一样直泻而下。这时天下起了大雨，哗哗地下了一夜。雨声掩没了老少三代的哭声。
第二天，我被那位负责里弄清队运动的大学生叫去谈话，谈话当然是没有结果的。我认为祖母是身体衰弱，精神受刺激，害怕受凌辱而寻短见；而他坚持说祖母是畏罪自杀，并硬给祖母安上“欺骗伟大领袖”的罪名，还要我正确对待。我想，他那样说或许是想减轻自己的责任和心理负担吧。他还一脸严肃、语气肯定地对我说：“你祖父是阶级敌人，你要注意自己的立场！”我反驳说：“专案组尚未定案，你凭什么这么说？”他说：“这已毋需定案不定案！”此人并不是中文系的学生，更不是祖父专案组的成员，不知他当时这样说有什么根据。他还警告说，我的叔叔也态度不好。谈话就这样不了了之。
我回岛向大队党支部书记汇报了家里的变故，支书说：“老太太胆小寻了短见，以后会弄清楚的，不会有事。你倒是要当心好自己的祖父，可以回去多陪陪他。”支书的通情达理和关切，使我凄苦的心感到几分温暖。我又返回复旦家中陪伴祖父，直到春节以后。
这是我们祖孙俩第一次自己过春节，前后只用去了五元钱。我学着往年祖母的样子，去粮店买了一点糯米，用小磨子磨米粉，磨了筛，筛了磨，搞得手忙脚乱。祖父来帮我，我们轮换着磨。好歹凑和着做了点菜，捏了儿个圆子，味道实在不怎么样，祖父却说好吃。
一天早上我去买菜，菜场里人很多，我只好耐心地站着队。因心情很黯淡，自认还是个孩子，也无人认得，便低头站在队伍里机械地向前挪。只听后面一个阿姨叫我的名字，她容貌端正，高高的个子，关切地问我钱够不够，并执意从皮夹中取钱给我。我认出她是中文系的一位老师，过去很活跃，我曾看过她演的话剧。我虽然没有接受她递过来的钱，但直到今天，仍从心底里感激她当时的那份好意。听说，这位老师后来去北京工作了。
在此期间，我还作为家属，去参加了一次学校的“万人严惩从宽大会”。会前先到中文系集合，家属大多年龄较长，有几位还年轻，只有我尚是孩子。我当时很惊讶，没想到那几位年纪不大的老师，居然也成了审查对象。工宣队与家属们逐个谈话，说是希望通过这次大会，要帮助家人端正态度，接受批判，争取从宽处理。一位模样像头头的师傅对我说：“你祖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是态度不好，犟头倔脑，回去要帮他改正，争取 ‘解放’。”
我听了似懂非懂，连连点头。谈完话，便整队步行去江湾体育场，祖父和其他审查对象也被带着前往。会场很大，人多极了，众人以系为单位，环绕着主席台，席地而坐。会议气氛严肃，记不清是什么人先发表讲话，猛听得高音喇叭里一声大喝，一位哲学系的教授被反剪双手押了上来，示众一圈，然后又押下去，据说是直接迭入牢里去了。这是从严。又听一声大喝，一位中文系的教授被押上来，却是宣布从宽，押解的人随即退下，要这位教授自己在场子中向四面亮相。只见他双腿瑟瑟发抖，艰难地完成了指定的动作，然后退回中文系的队伍里。这两位教授的女儿与我都是小学同班同学，她们的母亲那天也都在场。这时我又难过又害怕，心“咚咚”地狂跳着，生怕接着有什么厄运落到祖父头上，急急从大人们的背影中寻找祖父。只见他正坐在离我不远的前面，左右的人大都低头伛偻，唯有祖父挺着身子，昂首直视前方。望着祖父挺直的背影，我感到一股凛然不可辱的气概，一时竟也忘记了恐惧。幸好会议很快结束了，人们又结队回到复旦。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久，祖父被差遣与学生一起下乡劳动，这是第二次去罗店了，以前还去过长兴岛。祖母去世后，一向硬朗的祖父，健康开始出现问题，常感胸闷气急，心脏不适。不得已去保健科就医，却横遭折辱。可怜他七十多岁的老人，只得抱病下乡。后来，还是当军医的大姑清於设法替他检查，才确诊是得了冠心病。祖父在劳动中，时时挂念着我，他写道：
生活是艰苦的。我一近学习，一边劳动。一次在罗店劳动中，由带队的工人宣布可以回家了，我连忙去信横沙，约邦薇回来。可是罗店的劳动队伍的行期临时推迟一天，邦薇高高兴兴地背了背包回家，想不到扑了一个空。孩子还小，怎么办呢？幸而清於在上海有个家，邦薇只能到那里去，第二天才见到我（引自祖父自撰之《八十年》稿本。以下凡未说明出处之引文皆同此。）
记得祖父这阶段的信是很凄惨的，总说是见一面是一面，其他的就不管了。后来我们约定，每次由我先回来，将房间收拾收拾，让家中有点生气。和祖父团聚数日后，再送祖父下乡。那时祖父穿着一件破旧的呢大衣，用一方蓝底白花土布包着几件替换衣服，背在肩上，到大学门口集合。这方蓝花土布虽然很粗糙，我将它完好地保存着，直至今日。每当见到它，
祖父背着布包走在寒风里的身影，恍如就在眼前。送走祖父后，我也就黯然地到吴淞口渡江，返回岛上，等候下一次与祖父的重逢。
我的大姑母清於是位军医，其时行动不便，自己处境也很艰难，连祖母去世都未能回来。我曾求她回复旦看看祖父，大姑流着泪说：“要正确对待。”终未能回复旦一看。
在乡下，祖父和学生、社员们一起劳动，有时半夜还要紧急集合，参加急行军。祖父写道：
在乡间劳动的当中，我们也分小队和大队。大队长姓袁，工人出身，三十多岁，但是身体很结实，经常能走二三十里。他主张坚持锻炼，要中宵集合，黑夜行军。东束里复旦小队队长王伯杏，盐城人，对我特别照顾，总说是年龄大了，夜晚起来不便，不要去了。但是不久，他因眼病回到市区看病。继任的是一位福建人，他坚持了黑夜锻炼的原则。原则嘛，本来不只一个，照顾的时候有照顾的原则，锻炼的时候有锻炼的原则。
寒冬的深夜，叫笛响了。嘘嘘嘘！东束里的狗吠了，邻村的狗也吠了。小队长带头，大家都起来了，我也起来了，好在事前都准备好的，衣帽鞋袜都有一定的位置，顺手就是，深夜集合是不容许开灯的。排队集合，报名数，向右转，成纵队，开步走。一阵的沙沙声，一、二——一、二。我也快步走！沙、沙、沙，一阵急一阵了。我在那里直喘气，七十四岁了，真不经用，但是我还是快步走，没有掉队。
两三里以后，实在不行了，脚步没有放慢，气有些喘不过来。怎么办呢？是锻炼，是改造，能掉队吗？不能，哪能不锻炼呢？我用顽强的意志克服连续的喘气。锻炼再锻炼，顽强再顽强。但是究竟有顽强不了的时候。气喘得更粗了，更急了。人要倒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旁边的人也不能沙沙沙了。这是一位少年人，叫许道明，他气喘得很厉害，捂住肚皮，说痛得很厉害，不能沙沙沙了。这一来，我有了伴，也停了下来。前面快步走的速度也放慢了，没有人沙沙沙了。我终于和许道明赶上了队伍。到达目的地，袁大队长宣布散队。天有些发白了，我们慢慢地回到东束里桥。
祖父多年来睡眠不好，每日临睡前要服两片“安定”才能入睡。可是在乡间，他被剥夺了服药的权利。事后，他告诉我，开始担心换了环境，又没有药，会更加睡不着，设想到夜里睡在铺了稻草的地铺上，居然也能入睡。最近我和章培恒先生谈到此事，章先生说：“在乡间日里很是劳累辛苦，老人身体吃不消，夜里反而容易入睡。”
祖父在乡间割稻、拔草、拣棉花，对此他总不愿多说，却常告诉我农村里人们的纯朴与善良，并不因他的处境而欺侮他，有机会还照顾他。有一次，祖父被派去帮忙替大家烧饭。烧饭的农村姑娘能干麻利，一个人又淘米洗菜，又烧火做饭。她不支使祖父做任何事，却搬张小竹椅让祖父坐在一边看她做事，说反正没有人在旁边，老人家正好可以歇一歇。走笔至此，泪珠潸然而下。我不知这位大姐的姓名，更不知她的模样，二十多年来，脑际里却常出现她的形象：高挑身材，扎着围裙，转过被灶火映红的年轻而健康的脸庞，给老人以善意宽慰的微笑。乡间一些老人见祖父年纪大了，又戴着眼镜，便认为他懂医道，要他搭脉看病。祖父的祖父是个医生，父亲也懂点医道，可他本人只知道一些中药的药名，却并不会行医。祖父后来时常对我说起，农村的人们很好，自己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心里很觉抱歉。
下乡劳动结束，回到复旦以后，祖父的失眠加剧了。白天的紧张和夜里的孤独，使他彻夜难眠。两片“安定”己不能使他入睡。夜间睡不好，日里便没有精力应付那些无休无止的学习和批斗。有一夜，烦躁的祖父加大剂量，多服了几片“安定”。第二天是星期天，每日来替他烧午饭的阿姨直至中午仍不见祖父起床，很害怕，便去叫门房的老王来敲祖父的房门，听听里面没有动静，他们硬把门撬开，见祖父仍在蒙头大睡，便使劲推醒他。祖父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口齿不清地问是什么事，身体却好久不能动弹。事后我从岛上回来，阿姨随即告诉我这件事，说会不会是想不开，有意多服药。我吓得紧紧抱住祖父，求他不要也像祖母一样离开我。祖父轻轻抚摸着我的脊背说：“傻丫头，不要怕。我只是睡不着，乡吃了两片药。祖父不畏那么容易死的。你已经没有了祖母，我不会放弃对你的责任。我们约定：从今往
后，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失去对祖父的信任。”祖母死以后，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至此方才略略放下。
对于生死，早在祖母去世之前，第一次去罗店劳动时，祖父便已经确定了自己的选择。他写道：
在西束里生产队进行生产的当中，一天天晚了，我从场地回来，一轮明月当头，天上没有一点尘滓，下面是一潭清水，澄净极了，水波荡漾，只看到水中皓月来往的波动，四日寂静。偶然也有人过，但是一阵脚步声去后，一切的一切仍然是沉静到空寂的妙境。月色水光，浑然一片。 不知是谁打破了这个寂境。只听得一声：“焦启源在吴淤投水死了。”焦启源是研究植物的生物系教授，对于芳香植物钻研得比较深，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为什么要投水呢，我陷入沉思，但是始终不能理解。月亮依然的皎洁，池水依然的沉静，村声依然的遥远，我依然的枯坐。多么诱人的池水啊！但是令我想起的不仅是焦启源教授，还有国家的前途。知识分子是应当为国家的前途而努力的。他不可能没有错误，但是倘使这个错误不是不可救药的，国家会给他改正的机会。他没有权利切断自己和国家的联系，不再为国家的前途而努力。一切服从国家的安排吧，个人的得失太微细了，不值得做出太多的计较。月色依然的皎洁，池水依然的沉静，村声依然的遥远，但是我不再枯坐了。我挺着腰杆，踏着坚定的步伐，回到宿处。
据祖父后来告诉我，那次的独自临水枯坐，原是因为不让他参加集体会议，一人被驱之门外。
不久，祖父的经济待遇有所改善，他赶快写信叫我回上海，带我去市区吃了一顿饭，还给我买了一条混纺毛毯。我下乡时，因祖父工资被扣，每月只发三十元生活费，无钱置办行装，一切都很简陋。大姑给我五十元钱，我用以维持了半年的生活。从这时起，便仍由祖父照顾我了。这条毛毯伴我度过多年插队生活，直到现在还在使用。
一九七二年，关于祖母的死，有了一个不是结果的结果。祖父写道：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国权路里弄委员会约我座谈。那天邦蔽在家，因此我和邦蔽同去。坐了一会儿，第二宿舍的老杨也到了。里弄委员会的负责同志说起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复旦大学员工家属邹莲舫、傅曼芸等人的事故进行处理。他们宣读邹莲舫在解放前合伙开店，附有作坊，后来参加过缝纫社，在清队运动中经过审查，她一会说没有剥削，一会又说有剥削，写过交代，群众曾经问过，没有批判，没有斗争。她不理解党的政策，因此本案不作处理。
这一件案子在“不作处理”的决定下不予处理了。
根据当时的政治情况，我不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我同意了。一切都按照一定时期的一定政治情况作出决定的，我们没有权利提出更高的要求。
祖母是个家庭妇女，闹不清什么是剥削，什么不是剥削。她曾被逼着在领袖像前发誓，她发誓了，于是就被安上了“欺骗伟大领袖”的罪名。在这个可怕的罪名面前，祖母崩溃了，再加上健康上的原因，她无力再支撑下去，发生了悲剧。这一切在今天看来，都是那么荒诞，可这一切在当时却是真的。人已经死了，又说不作处理，说她不理解党的政策，当时执行政策的人自己又是如何理解、如何执行政策的呢？祖母因参加公益工作而获得“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奖状，被她当作荣誉，一直挂在门厅的墙上。抄家的红卫兵一进门，就将它揭下来撕得粉碎。对于一位从旧时代过来的妇女，从那一刻起，她的信念就破碎了。祖父写道：
莲舫死了，她对社会尽了最大的责任，她的一生已经结束了。人的生存是为社会工作的，在他做工作以后或是无法继续工作的时候，他的死亡无论是自然的还是被迫的，都指明工作的结束。至于结束以后的结论，这不是对于他的考验，而是对于时代的考验。
祖母与祖父共同生活了四十九年，经历了多次战乱，直至解放后迁居复旦，才开始了较为安稳的生活。作为一名家庭妇女，她为丈夫和子女奉献了一生；作为一名好强能干的女子，她从小县城到大城市，一直力所能及地为社会尽了本分。祖父对祖母的感情执著深厚，爱她的温柔贤淑，敬她的刚强果断。如今人去楼空，抚今追昔，头顶的灾难虽尚未结束，倔强而孤独的祖父为怀念亡妻，寄托幽思和孤愤，开始撰写祖母的传记。迫于时势，只能采用托名的形式。
祖母去世后，祖父的住房被缩减到一间房间，里面除了一张卧床外，堆满了书籍和杂物。每当夜阑人静之时，老人在孤灯之下，展纸染毫，透过细细密密的文字，与亡妻相会，一同追溯他们往日的人生足迹，倾诉郁结的悲哀和思念。祖父曾对我说，祖母把他生命里的春天带走了。
祖父写这本传记时，我是狠担心的。长夜漫漫，前途莫测之中，此事一旦被发现，不知要加上怎样的罪名。因为此书的内容与文字，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距离实在太远了，很难为人理解。当时祖父的住处随时都有不速之客，我就曾经碰到有人闯进来，当着祖父的面拆阅放在书桌上的信件。那是一封姑姑写来的家信。那人看得无味，也就扔下了。我至今仍不理解，即使是在那个时代，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会有这种极不文明的举动。还有一次，不知为了何事，大字报竟贴到了祖父的房门上。祖父一生襟怀坦荡，不懂得防范别人，我没有把握祖父的这些稿纸不被发现。天幸一切都安然无恙，直至此书完成，无人知晓。
祖父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学的研究，从四十年代起，他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传记文学的研究与写作。抗日战争时期，他与家人千里阻隔，在重庆教书，写下了第一部传记文学作品《张居正大传》。祖父回忆当时的工作情况时写道：
记得一九四一年夏季的一天，我在吾庐里正在伏案的当中，空袭警报来了。是夏天，身上着的白衣服，不宜于跑警报，只好伏在窗下。待得凶恶的敌人在附近轰炸以后扬长而去，我从窗下爬起来，依旧伏案。
祖父撰写《张居正大传》，在继承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传统的同时，借鉴并运用了西方传记文学的创作理论和方法。写作这本传记，在当时还有一层考虑，就是通过表彰爱国志士和实干家，唤醒拯救民族危亡的力量。全书激荡着救国存亡的热情，他在此书的结尾写道：
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有的也许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解放后，祖父在大跃进中完成了《陆游传》及其系列作品《陆游研究》、《陆游选集》。后来又写了《梅尧臣传》和《梅尧臣集编年校注》。祖父笔下的传主虽多为古人，但他一直想为现代人作传。他在罗店劳动时，曾见到一位女生产队长。关于这位女性，祖父写道：
韦娘四十多岁，额角有些灰白，两颊也开始缩进，一口的广西官话。原来她不是本地人，出生在广西金城江边，和罗店去的铁路工人结了婚，回到罗店，现在是东束里生产队的政治队长。……韦娘把她的过去淡起的时候，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中国妇女的贤淑，以及南方人特有的热情和现代女性的勇敢，这三种特征很自然地调和在一处，塑造了这位乡村妇女。我是热爱传记文学的，韦娘的身世也确实是一部传记文学的素材。但要写好这样的作品，第一，至少要在一年中经常接触这位典型人物的生活；第二，要到金城江和川黔、成渝、宝成三条铁路走一遍，接触当地的风光，特别是宝成铁路的沿线。第一项我还能办到，但是学校方面未必同意；第二项我已经没有这样的体力，因此也无法写。
祖父以为，上自伟人、政治家、文学家，下至普通的平民百姓，都可作为传记文学的传主。一个普通百姓的命运，同样可以折射出时代的精神和民族的品格。他曾多次与人谈起韦娘的故事，以不能为她作传为憾事。现在为了对至死不肯放弃的良知与信念的坚持，祖父将他深沉的爱与忧患，都溶进了为祖母所写的这部传记中。二十余年后重读这部传记，我仍不能不为书中所表现的执著和睿智而感动。
不久，宣布祖父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的问题”。他的“罪行”，据说是在讨论《海瑞罢官》的问题上有反对言论。对此，祖父既搞不清楚，也不想去搞清楚。从一九七一年起，祖父开始参加《二十四史》的标点和校勘工作。他每日上午从复旦乘公交车去位于市中心四川南路上的上海新华书店大楼上班，下午工作结束后再乘车回来。一次我从岛上回来，中午到家后，便按照祖父在信中给我的地址去找他。进了大楼，找到祖父所在的办公室，看见许多人围着一张长桌在工作。记得其中有徐鹏先生和叶盼云老师。徐先生示意我先别作声，原来祖父坐在靠窗口的软椅上，以手托腮睡着了。我感激这些老师让祖父坐在光线最好的窗口，并坐着全室唯一的一张软椅。祖父醒了，看到我很高兴，大家都笑了，叫我们先走。我和祖父便下了楼，一路上牵着手，穿过南京路，折向外滩，乘55路公共汽车回家。
林彪自我爆炸事件之后，又开展了批林批孔、尊法反儒的运动。听一位近邻说，学校里批判祖父的大字报很多，事情好像很严重。然而祖父在经历了滔天洪水般的灾难之后，已无力去关心外界的毁誉了。
到了一九七五年，又发动了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时人们对频繁的政治运动已生厌倦，祖父也因年近八十，不再被要求每日到学校上班，只是每日在家读书练字。家里也开始有客人了。其实在此之前，逢年过节，尽管有所不便，祖父以前的学生和中文系的一些老师已陆续来看望他了，由此祖父孤寂的心灵得到一些慰藉。有一位朱雪皓老师，毕业于复旦中文系，在市区的一所中学任教，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来复旦看望祖父。祖父外出时，不时会遇到人们善意的问候。
祖父一生爱清洁，有良好的生活和卫生习惯。秋冬季节，家里没有条件洗澡，他就每周到复旦附近的五角场浴室去洗澡。有一次我从乡下回来，祖父留下字条说是去浴室了，可是等了很久还不见回来，我着急了，出去迎他，走到中途才碰到他。原来祖父经常去洗澡，浴窒的两个老工人都认识他了。他们同情祖父，热情地照料祖父。每次洗完了澡，他们让祖父在藤椅上休息一会儿，还给他泡杯热茶，陪他聊聊。这两个老工人是苏北籍，祖父便用家乡话与他们交谈，人与人之间不计利害的淳朴的情感交流，和着浓浓的乡音，使祖父倍感亲切和温暖，他留恋五角场浴室那简陋的一隅，那里吸引着他定期而往。他和那两位老工人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结束。
转眼到了一九七六年，祖父写道：
一九七六年到了，这是我这八十年中最后的一年，是充满悲痛而又富于希望的一年。我的一家，亲爱的人死了，子女分散了，我抚有的孙女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去长江口的一个沙洲七八年了，还没有回来的消息。我住的房屋现在缩小到十七平方米，书籍都搁不下，有时客人来了，简直无法安身。但是我还是要工作，我希望在这仅余的几年里，写出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作品。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祖父便着手写作《杜甫叙论》，此书的前期准备和研究工作，早在文革中就己开始。他的学生，复旦中文系的骆玉明先生评价此书说：
“叙传”是评传的意思，但又不像一般的评传，以大切八块分项论述的方法，而仍以传主生平行事为主线，以时代风云为背景。在一九七六年那个混乱的逻辑和混乱的语言尚未来得及洗刷的时间点上看，《叙论》的雄健切实，直非当代之物。这反映出先生的思想不仅格格不入于十年的荒诞，而且由十年荒诞的体验，超出了五、六十年代的拘局。……书中提出大唐帝国与李姓王朝非同一概念，分析大唐帝国的结构以及在此结构中李姓王朝与其他诸王朝的关系，是一种很有意义的见解。关于杜甫由其地位升降而造成的对人民态度的变化，和诗歌创作的变化，关于杜诗在乾元二年和寓居夔州时期达到两个高峰的论点，都受到学术界的重
视 。（骆玉明： 《百年万从事词气浩纵横——朱东润先生和他的著作》，收入《中西学术）（一），学林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一丸七八年，祖父终于得到平反，推翻了一切诬蔑不实之辞，并恢复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职务，重新主持中文系的工作。他在指导青年教师和唐宋文学研究生的同时，开始修订有关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研究之三部著作—— 《梅尧臣传》、《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和《梅尧臣诗选》。这三部倾注了祖父巨大心血的著作手稿，在文革初期抄家时被没收，文革后期发还。发还那天，祖父以年迈之躯，抱着几大包沉甸甸的手稿从学校走回来，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那一天，他是很高兴的，就像一位孤独的父亲，终于找到了离乱中失散多年的孩子。这三部书分别由北京的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干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年出版。
这期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我结束了十年的插队生活，得以回上海念书，我和祖父终于团聚了。入学那天，八十三岁的祖父为我提着放着生活用品的网兜，送我到复旦车站。他执意要送我去学校，而我说服了他到车站即回家。到了学校，其他同学都有家人甚至男友相送，帮忙张罗，我只是一个人办注册，入寝室。事后同寝室的同学说起，那天见我瘦瘦弱弱的孤单一人，都觉得心中不解，因为初次见面，又不便多问。我只是微微一笑，以示感谢。她们不知道，当时我的心是很充实的，有我的老祖父的关爱和牵挂，我还缺什么呢？每周当中我回来看祖父一次，然后又和祖父一起度周未。有时和祖父同去市区看开禁复映的优秀影片，散场后，我和祖父挽着手漫步在宽阔的林荫道上，天早已黑了，路上行人不多，飘落的梧桐树叶撒满路面，在我们的脚下沙沙作响，一阵微微的秋风吹过，梧桐叶子便跳起舞来。那时候市区还没有这么多的霓虹灯和餐馆酒吧，四周静悄悄的，偶尔传未一两声汽车的喇叭声。我靠着祖父宽大结实的肩膀，和他并排走着，心中满溢快乐，我又回到祖父身边，有了一个虽不完整但是真正意义的家了。
一九七九年元月，复旦大学中文系和里弄委员会为祖母召开平反昭雪大会，来参加的人很多，原中文系副主任致了悼词，校领导和里委都送了花圈。祖父的子女们也都从各地赶回来。金家人团聚在一起，不知是喜是悲。祖父原本不多的头发，此时已全白了。哀乐声起，我们都哭了，祖父只是肃然，没有流泪。逝者已往，祖父终于替祖母等到了讨还公道的这一天。经过十多年的沉痛与思索，祖父没有颓唐和沮丧，他说：“中国的前途是远大的，人类的生命是永恒的，我已经活了八十多年，但是还要活下去，还要努力，我的愿望是无休无止地为祖国、为自己选择的工作而努力。活着就要战斗，永远战斗，永不松懈。”这年五月，祖父在组织的引导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八一年，年迈的祖父卸去了中文系系主任的职务，任名誉系主任。秋天，赴北京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任文科评议组成员，被确定为第一批文科博士导师。回上海后，即着手准备《陈子龙及其时代》的写作。这一年，祖父己是八十六岁的高龄了。
一九八二年，祖父开始撰写他的晚年力作《陈子龙及其时代》（一九八四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对于这部作品，祖父倾注了他晚年的热情和精力。祖父对我说：“别人都认为《张居正大传》写得最好，我自己认为还是这部《陈子龙及其时代》写得最成功。”书名本该是《陈子龙大传》，因体例不同于传统的人物传记，后被出版社方面改为今名。此书的脉络，不是仅以传主的事迹为线索，而是以传主生平与时代大事两条线交错地组成。明末的各股政治力量，层出不穷的政治事件，许许多多政治和军事人物的活动，在祖父笔下组成一幅宏伟的明末历史画卷。而传主陈子龙，就在这历史波澜中，由一名汲汲于功名的文士，成长为忧国忧民的志士，直至拯救危亡、以身殉国的斗士。骆玉明先生评论此书说：
朱先生对历史表现了他的尊重和认识。比如，书中明白指出：农民起义是被明王朝的腐败统治激起的，而由于明朝军队无力在两线作战，终于导致清人入关的结局。这不是一个吴三桂可以造成的事实。历史常常出现人们不愿看到的局面，出现个人无力挽回的厄运。但并不是说，个人可以由此而放弃他的责任。那就是全书最后所说的：真正的战士，必然要坚持斗争，直到胜利或者死亡。
在写作方法上，陈子龙传也与先生以前各种传记不同。陈子龙传一改以往引证多而繁重的特点，除了传主本人的诗文，很少引证、考订，把大量的材料融为直接的叙述和描绘，文气格外奔畅。与宏大的背景、敏锐而发人深省的思考、热烈的感情和现实气息相结合，全，书便出现高屋建瓴、恢宏雄放的风格，给人以大气磅礴之感。这确与当时思想解放的社会条件有直接关系。（骆玉明： 《百年万从事词气浩纵槽——朱东润先生和他的著作》，收入《中西学术》（一），学林出版社）
祖父因工作劳累，冠心病症状加重了，并出现了早搏，不得不住院治疗。此时我已工作，并成了家，每日下班回家，即往长海医院探望祖父。我与外子从未有过花前月下、公园影院，只是从校园到校园，再到祖父的病榻旁。婚后，我们和祖父生活在一起，家里还请了一位帮着照料祖父的宁波阿婆。这年深秋，我的父亲在无锡病逝。紧接着冬至那天，我们的女儿诞生了，这是这个家庭的第四代成员了。孩子的出生，使祖父稍稍忘却了晚年丧子之痛，他将自己名字中的“东”字给了孩子，加上原定排行，于是这小小的人儿便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大东。出院那天，我和外子抱着孩子回家，祖父早已等在门口，他接过襁褓，长久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孩子，初生的孩子也瞪着黑亮的眸子，朦朦胧胧地注视着她的太爷爷。从此我们这个家平添了许多童趣和生机，屋子里经常传出婴儿的啼哭咿呀声和祖父逗弄孩子的开怀大笑。
这年夏天，祖父委托三叔君道和三姑惠如前往老家泰兴，将他与祖母经多年搏节于抗战前夕建造的房屋和四千余册书籍，正式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当地县政府为此举行了捐赠交接仪式，并将房屋开辟为县青少年图书馆。这是祖父母多年的愿望了，五十年代以来曾多次提出，直至此时，方得实现。
进入八十年代，祖父的健康大不如前，可是往往在生病治疗告一段落后，他又开始给自己定下新的目标，开始酝酿新的作品。有一次，祖父的心脏病又发作了，出现了很危险的奔马律，我们怕在送医院的路途中出危险，便请复旦的韩老医生治疗。韩医生旱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戴着金丝边眼镜，服装整洁气派，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对心血管疾病很有研究。韩医生胆大心细，不断地来测试观察祖父的心律和整体情况；夜里还数次打电话来询问，并指导我给祖父服药。祖父度过危险期后，韩医生仍定期前来随访。与他同来的还有王医生，她容貌端正，工作细致认真，与韩医生配合默契。在韩医生的精心治疗下，祖父的病情得到控制，转危为安。韩医生也是文革结束后才恢复工作的，他说祖父劫后余生不容易，一定要让他多活几年，做他想做的事。韩医生后来去加拿大参加国际心血管研讨会，不想回国后竟一病不起，不久即去世了。祖父闻讯后痛心不己，说这样的人不多了，太可惜了。
一九八六年，祖父开始撰写《元好问传》，虽然疾病迫使他一次次放下手中的笔，但只要身体状况略有好转，他便又重新开始工作，与疾病与衰老作最后的赛跑。十二月六日，是祖父九千诞辰。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泰兴县委及政府假上海作协礼堂，联合举办庆祝祖父执教七十年及丸十诞辰纪念会。那天到会的人很多，大病初愈的祖父非常高兴，他腰杆挺直，精神矍烁，声音洪亮地致答辞：“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人，有幸活到九十岁。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教育事业而工作。今后，我仍然要照样努力下去，为了国家，为了复旦中文系而奋斗，我是否能够做到，在座诸位可以看到，我是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了。”
我的女儿一天天长大了，孩子长得天庭饱满，眉目疏朗，且健康结实，活泼好动，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从幼儿园回来，她便和老爷爷下跳棋，猜谜语，到院子里看蚂蚁搬家。有时也不免胡闹。有一次，孩子抓破了祖父手里线装书的封面，连阿婆都急了，说：“撕书要打手手的！”祖父却搂着孩子说：“没事没事，只是封面而已，宝宝要书是好事。”在玩耍中，不知不觉地祖父还教孩子认了不少汉字，他把这些汉字用粉笔写在卧室的房门上，看了让人好笑。祖父生病时，我们给他另做了可口宜消化的饭菜，让他在卧室安静用饭，不再下楼。调皮的孩子常常跑上楼去，坐在老爷爷的怀里和他一块儿吃。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祖父断断续续撰写的《元好问传》脱稿了，可是还有很多后期工作没有完成。紧接着是博士生李祥年的毕业论文答辩会。那几天，我发现祖父的脸色不好，眼结膜有点发黄，很是担心，但祖父坚持要参加李祥年的博士论文答辩。十八日，答辩会如期在家里二楼的北房举行，顺利通过。次日，祖父全身出现黄疸。二十日，我送祖父又往长海医院门诊，医院当即留祖父住院检查，我原定此间去深圳大学参加国际汉学研讨班的学习，这时便很犹豫。医生说看样子不会有大问题，祖父也一再说机会难得，坚持让我前往。我便牵肠挂肚地走了。在深圳，我除了上课听报告外，无心多入市游览，经常设法往家里挂电话。深圳大学远离市区，通讯颇不方便，其时尚无直拨电话，挂一次长途，往往要等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甚至更久。通话时，线那头的外子总是安慰我，说医生仍在检查，祖父除了黄疸未退，其他情况尚可。夜里，尽管招待所的条件很好，可我却辗转难眠，盥洗室的水箱彻夜的漏水声，更是搅得我心烦意乱。
好不容易学习结束，我于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夜回到上海。下了火车，在刚启用的上海新客站见到来接我的外子和五岁的女儿，看到他们自然的神情和笑容，我心里略觉宽松了几分。在回家的路上，外子告诉我，医院认为祖父因胆结石而致胆管阻塞，决定近日手术。其间，调往南京军区总院的大姑和姑父赶来上海，与长海医院的医生商量确定了治疗方案，现已回南京。而前几年已调往北京铁道科学院工作的四叔君迈，这时正回沪探亲。第二天，我一早便赶往医院，见到了分别二十日的祖父。祖父明显地消瘦了，全身皮肤黄黄的。我忍着心中的不安，和祖父述说在南国的见闻。
手术决定在十五日上午进行，祖父表示可以接受，积极配合治疗，便可以争取康复的希望。直到这时，我们都没有想到问题的另一面。这几年，祖父多次入院，病魔一次次将他缠住，他每次都顽强地站起来。
十五日清晨，祖父被迭进了手术室。我和叔叔在手术室门外的走廊上等候，中文系总支书记高老师也来了，他和我们一起等待手术的结果。主刀是长海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吴孟超教授，他是国内外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我祈祷着手术的顺利。意外的是，手术仅进行了一个半小时便结束了。护士出来告诉我们，祖父患的是晚期冒癌，肝门淋巴结转移，并发阻塞性黄疸。医生从胆囊中取出几块结石，做了一些处理，便结束了手术。
我惊呆了，不愿相信这是真的。数年前，祖父住院时，医生给他做过胃镜检查，也曾有过
胃癌的诊断，后与在病理学研究方面造诣很深的大姑共同分析，重做切片，又推翻了这个结论。祖父出院后，又如常生活、工作了两年。然而这一次，我们不得不面对无情的事实；
祖父被送到术后监护室，大家约好不告诉他真相。时至今日，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而在当时，却很难做出另一种选择。祖父醒了，我们告诉他手术很成功，医生已将结石取出，接下来要紧的是好好休养，配合治疗。
我和叔叔轮班日夜守护在祖父身边，度过手术后艰难的最初几日。祖父时而昏睡，时而又被伤口痛醒，他烦躁地要拔去缠在身上的种种管子，迷迷糊糊地问我为什么要让人把他捆在这儿，为什么不让他回家。病痛和文革中留下阴影交织在一起，使祖父痛苦不安。数日后，危险期过去了，祖父被达到住院大楼的单身病房。
祖父的神志开始清醒了，精神也略有好转，一周后，伤口竟神奇地开始愈合。我每日去医院陪伴祖父，看着一日日好起来的祖父，心想也许真的会有奇迹出现，祖父还会像以往一样康复，并跟我一起回家。祖父对我说，他希望能活下去，他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家中的几部稿子还等待着进一步的考订和修改，他想亲眼看见中文系的前进与发展。提到他心爱的小重孙女时，祖父的眼光是那样柔和，他说：“我从心底里爱这个孩子，我要亲眼看到她上学，开学那天，我要牵着她的小手，送她去学校。”我答应着，扭过头，拭去大颗大颗滚落的泪珠。此时，我的母亲和叔叔、姑姑们都从各地赶回来。对于病情，祖父似有所觉察，但他从不提起，也不询问，他所念念不忘的，是他的工作和中文系的发展，对于生命和事业，祖父直到最后都不愿放弃。
祖父的病情开始恶化，他自知不起，遂坦然地与前来探望他的人们话别。二月八日清晨，祖父开始神志不清，已不能辨认在一边守护的亲人。我扑到病床边，大声说：“祖父，我是小薇，我在你的身边！”当时守在一边的系主任陈允吉老师也说：“朱先生，小薇在叫你。”祖父用他最后的力量从被单下伸出右手，我赶紧用双手紧紧握住，抱在胸前。祖父在枕上微微点头示意，便进入深昏迷状态，就此再也没有醒来。十日下午四时四十九分，祖父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残冬的斜阳穿过病房窗子的玻璃，温柔地抚摸着祖父安详的遗容。
次年 （一九八九年）春四月，我们送祖父的骨灰回故乡安葬，遗憾的是祖母当年未能留下骨灰，只好将他们纪念结婚四十周年的合影置入骨灰盒，完成祖父生前的嘱咐，让二老永久地相聚，不再分离。
《李方舟传》记祖母生平，止于一九六五年深秋祖父与祖母同游南翔古漪园，屈指算来，距今已整整三十年了。祖父是一位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学研究的严谨学者，又是一位节操高尚、感情丰富的长者。他在苦难中所写成的这部传记，记载的不仅是祖母的生平及他和祖母的共同生活，它所包含的内容，相信将由人们重新解读。三十年后的今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人的命运各有不同，人类的命运也不会总是重复昨日。虽然没有人希望再重蹈前人的苦难与艰辛，但前人的执著和努力，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却是永远不失其意义的。
感谢陈思和先生的美意，使本书得以出版问世，也感谢章培恒先生为本书撰写了序言，使本书更具纪念意义。
记于一九九五年盛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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