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黄道炫：革命的张力与限界

showcraft

黄道炫：革命的张力与限界

进入专题： 革命

● 黄道炫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办：腾讯评论     时间：2011年11月25日（周五）晚上19：00至21：30     地点：希格玛大厦5层           黄道炫：我昨天重新读一读《长恨歌》。看《长恨歌》，就感觉历史学界还没有能够达到那样一个水准，那种笔触的细腻，进入人物内心，使人物所呈现出来的张力给我非常深的印象。     刚才提到王安忆作品给我的印象最大的是张力，我刚刚出的书《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用了“张力”这个词。我在使用这个词时做了一些词源的了解，也咨询了一些研究物理学的人士。他们告诉我的张力我没有能力用我的语言表述出来。“张力”这个词从物理学的概念变成社会科学的概念，首先是从文学开始。1937年美国评论家艾伦·退特第一次写了《论诗的张力》，把“张力”这个概念引进文学界。我看他的介绍提到当时他对“张力”这个词有一个定义是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根据我对物理学人士的咨询，艾伦?退特最初用这个词时是把物理学的概念做了一个比较直接的理解。但随着这个词的引进，随着更多的人使用这个词，这个词的意义已经越来越复杂。“张力”这个词在物理学概念里就非常复杂，具有多维性，引进社会科学中后，又被我们这些社会科学研究者有意无意的更加复杂化。我在这里使用张力，主要是强调张力的紧张性和可能性，我在使用“张力”与“限界”时是希望通过这个词来表达我对革命的充分可能和可能的限界之中的界定。为什么？因为我探讨的这个问题，1933--1934年是中国革命经过了神话般的大发展突然之间跌入低谷的阶段，是中共夺取政权之前一次最大的失意阶段，这个阶段呈现出很多中共的、革命的、限界性的张力，所以书中更多探讨的其实是限界，我们探讨限界时必须对张力部分有所回应，所以我用了这么一个名词去界定。     我觉得每一段历史都是混乱的，我们每一个语言，每一个试图用语言把历史表达出来的努力，都难免会用语言把很多不希望出现的混乱消灭掉，但这种消灭其实本身就已经在对历史做了阉割。我用张力，是否能够尽可能的把这种阉割减少。所以我是试图去丰富可能，试图去追问更多的可能性，试图面对更多的可能性，这种面对也许永远达不到尽头，但我想我们做了和没有做，也许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     在讲之前我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我是江西赣州人，1966年出生，3岁时跟着家人下放到赣州上犹县农村。那个村庄离公路有十几公里，那个村庄的老人，很多从没有见过汽车，在那个地方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赣南农村，当然它只是赣南农村一个点，不能代表整个赣南农村，但它毕竟又是赣南农村的一个点，有很多赣南农村的共性，有一些对我后来做这个研究有非常大的启发意义。我们那个村庄100多口人，20多户人家，大队700多口人将近200户人家，这个村没有一户地主，也没有富农，唯一一户生活最好的是上中农。这个村庄乃至于大队、公社完全是一幅自给自足、贫富分化基本上不太能够感觉到的状态。这个印象我非常深刻。所以在我们那个地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阶级斗争的概念也很难在实践中去推行。     我上研究生时看到一篇《亚洲研究》的论文，它对当年赣南社会的描述和我的直观感受是相近的。但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在党史记载的文本上是看不到的。后来我去研究以后，去兴国、瑞金等地走访，每个县要写一个革命史，党史办的人告诉我这个地方很特殊，这个地方地主富农占地不多，大部分都是贫农，但写成的党史书却不会这样记载，而是说这个地方地主富农占5%，占地80%。他们的实际感受和他们的记载有明显区别，这种区别是遵从党史的定性，他们在书写历史时，需要遵从这样一个写法。     后来我想，如果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的特殊，那么这个特殊推出来的普遍在哪里？这个问题长时间困扰着我。工作以后，只要接触到农村来的人，都会说到这个话题。他们大部分都告诉我，他们的地方很特殊，地主富农占地不多。这样的事实和我们文本的距离一直刺激着我。我想，如果有这种可能性，需要去对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做一番梳理，土地问题的梳理关系到中共革命，因为中共革命强烈的话语是土地革命，如果关于地权的判断有出入，这个土地革命怎么去理解？对土地革命的理解又会牵涉到其它话题，这样的话题具有基础性，如果试图对这个革命有更深的了解是要必须清楚的，所以我在2003、2004年开始去做这样的工作。我使用的材料比较多，有南京政府的，有各地地方档案馆的，还有一些当时民间机构做的调查。最给我信心的还是1950年中共进行土改时做的调查，中共在做土改决策前在各个省都组织了调查队，到各个地区去做各地的土地状况的调查，这个调查的规格很高，各地的省委书记（主管农业）直接主持参与。而这一系列的调查所透露的数据，除了极个别别省以外，大部分省所做的调查都没有办法证实今天文本的说法，说5%的地主富农占有80%的土地，绝大部分调查所给我们的一个数据基本都在30%左右。     当然，这些调查的前言或者总的概括可能会坚持已有文本的说法，但实际的调查数据里却没有办法支撑他前面的大框架。这些调查给我们的数据让我觉得有信心去写，因为这是中共自己做的调查，而且中共当时已经具有行政力量，可以很好的组织这样的工作。比如当时有参与调查的人回忆，他们下去时浙江省委书记就跟他们说，做调查原则上要就高不就低，在有这么一个倾向性的情况下做出的调查仍然是这样的数据。所以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当然在这之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做了这样的工作，这些工作绝对不是从我这里开始做的。我只是想说，我可能使用了一些在此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和使用过的材料，这些材料可以更加确凿的去证实这样的史实，我可能把这样的研究向更符合实际状况的方向去推动。而且，仅仅梳理土地占有状况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土地占有状况的提示去了解，再去反思我们习有的对中国革命来路的解释。我的文章写作重点不一定在地权那里，而是更希望重新去解释中国革命的源流。           一、对中国革命源流的一些解读           下面我会重点谈谈，也是这本书一开始要解决的问题，我对中国苏维埃革命源流做的一些解读。这个解读西方学者很早就在做，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有他们对革命的看法，他们可能早就超脱出我们这样的意识形态。当然他们的解读也会有他们的偏见。所以站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在享受革命胜利成果的背景下，重新去反思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定论，这些定论的改变完全不意味这我们对这场革命看法的改变，只是希望去了解，这场革命如果不是像以前所说那样运行的话，这场革命的实际来源是怎样的。这种解读将来可能会有各种不同角度，每个人见仁见智的看法，我所说的解读只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我提出了四点：第一，东南地区地主富农占地30%的背景下，赣南地区和闽西地区又要低于东南的普遍数字，这样土地分散的地区为什么会成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中心？而不是在相对土地集中的地区，比如江苏、浙江地区，这些地方的财富比较多，农村经济发展比较兴盛，分化相对较大。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第一要谈的就是这样一个苏维埃革命集中爆发地区恰恰是一个土地分散地区，这样的结果可以证明以往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天然联系起来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在这其中我仍然承认贫穷是革命的温床。虽然土地集中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但贫穷问题仍是很难改变的事实。我去做赣南、闽西研究时听到很多人说赣南之所以革命是因为穷。这样的话语在现在的经济条件下我无法反驳，因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交通不便的山区很难和平原地区相比。但在上世纪20年代经济环境和衡量指数的背景和今天并不完全一样，在当时你可以吃饱饭，有足够的粮食，如果你有比较多的山货换取必要的商品，这样的地区在中国条件下很难算是特别贫穷的地区。而赣南属于粮食输送地区，每年粮食都有剩余，是粮食比较充裕的地区，山货也比较多。在我们当年下放的地方，他们回忆20年代、30年代的生活会说得非常美好。当然这个美好要质疑，因为很多时候每一代人会怀着一个憧憬回忆过去，总是说以前的日子比现在好。这是一个回忆，我们要警惕。但他们说的一些事实，比如油、粮食很充足的事实我们还是要去了解和面对。因为我也去做了一些研究，看了一些记载，包括外地人到赣南、闽西的观感，和现在人的观感不一样。贫穷是当年中国的一个通病，但赣南、闽西在当年中国并不是贫穷地区，我们可以用贫穷来解释它缔造中国革命的温床，但不能说在某一些地区革命就一定是因为贫穷，就一定是贫穷才造成革命，这两个概念不能划等号。     实际上，革命给农民带来的生活改变很有限。我们有一些发现，赣南在1932年正好遭遇了大灾，在1949年前，因缺乏社会管理体系和社会救助机制，灾难对于一个地区的摧毁力度很大，即使是一个很富裕的地区也是这样。赣南1932年的大灾使无论是在苏维埃地区还是非苏维埃地区都出现了粮食严重短缺的情况。由于正好遇上大灾，当然也有一些其它原因，比如苏维埃革命时期出现了频繁的土地变动。在苏维埃革命之后的几年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是下降的。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这些例子不光是国民党方面的记载，还有中共记者陈赓雅的记载，他写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报道《赣皖湘鄂视察记》，里面提到苏区农民的反应，固然有好的地方，但总体来说没有大的变化。     第二，在明了地权关系和苏维埃革命没有必然联系时，我们要强调一点，即使是土地集中程度不像我们曾经想象的那么高，但土地平分对于农民仍有吸引力，这是我们要看到的另一个事实。即使地主土地占地20%-30%，如果拿出来平分，农民仍然是得利的。另外赣南、闽西是一个宗族地区，宗族地区就产生出强大的宗族体系，这种宗族体系要维持他的运转就出现了大批的公田，在赣南，公田占有比例超过20%，闽西地区可能更高，会达到40%、50%。公田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地主富农占田，这我们要注意到，公田在福建很多地方是采取轮耕制度，没有人可以从中获取特别利益，当然个别的大村可能会代管制度，请几个年纪大一点人或者有威望的人去管理。这里面会有很多监督体系，是农民自发的监督。公田最大的毛病在于是集体占有，地力会被掠夺，所以公田的效率很低。土地革命把原来集体占有的制度转换成个体占有，原来是大家的，现在变成自己的，这个利益对于普通农民来说仍然是一个切身感受。有这两方面的利益，土地革命虽然不像我们曾经可能认为的那样神奇，但仍有其影响力，而且不光是土地问题，中共在发动革命时会比较注意实际利益的考虑，最早是分粮食，分粮食老百姓得利以后感觉就会不一样，这套系统在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可以看到，有章法的鼓动农民去进行革命。     第三，在一方面改变了原有土地集中导致土地革命的说法，同时又承认土地革命仍然有影响力的情况下（影响力不会向曾经说的那么高那么大），有一点我们要注意，中共革命给普遍民众宣传的理念，比如平等、权利、尊严、身份。我们不能低估农民的身份意识，一种追求，一种期望，每一个人活着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得到别人的认可。农民在中国那么长时间的社会里，这样的身份需要感和认可感很难获得，基本上处于被漠视的边缘。中共的革命基本做到了。我们可能会说这样一个理念多大程度上做到了？但中共说了、做了与没有做、没有说，给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这些东西对农民的影响不能低估，在当时苏维埃革命经济发展并不是很成功的情况下，中共在苏区虽然未必有以前说的那么高的拥护度，但得到的拥护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可以做到。在民众负担日益加重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想没有政治上、精神上的触动很难有这样的效果。     第四，我们要注意到现实，这点最应该强调。中国革命相当程度上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发动起的革命，中共在大都市成立，成立的那些人的身份大家都知道，包括早期党员的身份，而且中共的发展又受到苏俄的触动和影响。中共革命起码在苏维埃革命之前是自上而下的，最先崛起的是知识阶层，这样的事实是一个客观存在。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中共被迫举行武装起义，后来也是被迫向薄弱地区寻找生存空间，寻找到山区和农村。所以，中共的苏维埃革命在农村的建立是武装建立，不能排除有个别地区，但基本在各个苏维埃区域革命都是由武装去占领，去推动的。军事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是这段历史的经典概括。我们后来可能会从其它角度去理解，可能就忘记了这句话是在提示我们苏维埃革命本质上就是由军事武装发起、推动的。考虑这些问题时，一切的一切不能离开军事和武力。在枪杆子和军事力量前面，其他的其实都是浮云。现在的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学者会比较多的强调引进西方社会学，这很好，做历史研究一定要注重社会，如果不注重，这种研究就如空中楼阁。但有些时候，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军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背景下，我们对政治的影响力、对军事的影响力、对武力的影响力绝对不能低估。如果仅仅从社会基层去做，而不去注意政治和军事的影响力，我想也会和现实南辕北辙。这个背景是我们在考察苏维埃革命，在考察赣南、闽西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运动，为什么成为中心区时须臾不能离开的。中共以军事力量建立了这样一个地区，而朱毛在军事上也确确实实的表现出了他们的天才。我在做这个研究时，对他们的军事天才有很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在1927年之前对军事不甚了解，完全是在实践中摸爬滚打，而这种摸爬滚打能够达到那样熟练的高度，对一些原则的熟练利用，这点我们必须要给予肯定。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样的军事引导人，有了强有力的武装，才会有这样地区的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才会使得这个地区成为苏维埃中心区。我想这是我们首先必须特别强调的一个东西，只有注意到这一点，前面的几点可能才会得到一个合理的界定。     农民卷入革命这样的话题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谈。比如我后来看到闽西建宁县的一个文史资料登了一个老红军在整风初期写的一个思想汇报，这个思想汇报讲了他是如何去参军的。他的父亲早死，母亲改嫁，在家里无趣，每天贩牛。后加入了青年团，但不知道青年团是干什么的。1934年参加长征，长征途中三次想逃跑，但没有跑成。1936年加入共产党，但加入共产党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这样一个红军的回忆非常朴实，也代表了当年这样一批没有文化和认识的基层红军战士的一个普遍想法。有人回忆参军就是想去当官，当官才有出路，当官很威风。我们在瑞金访谈过一个老红军，访谈很难，首先必须去做基础性工作，因为老红军这么多年会用他所习惯的那套话语对付你。这个老红军姓黄，1953年一直跟着部队打到抗美援朝，然后主动要求回老家当农民种田。2005年去看他时已经89岁，他说为什么去当兵的原因。他出生于一个富农家庭，4兄弟，到1933年兵源紧张，很多人躲兵役，4兄弟躲到山上。这在黎汝清的《湘江之战》写到过这样的状况。苏维埃政府将他的父母拘禁，规定必须出一个丁，在4兄弟中他最小，他就回家了，然后参军。跟着就去长征，在长征过程中也想跑，但没有跑掉，一直到延安，后来抗美援朝。打完了所有仗就回来了。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后来我跟人聊到这样的事情时，他们告诉我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比如现在的农民工，他们出来不就是为了挣钱吗，还能想其他什么大道理。当然，生活中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例子回溯当年可能出现的状况，但做历史不能是简单的回溯，必须拿出证据，而且证据必须靠我们一个一个文献、一个一个人去看、去做、去找，这样才有可能发现当时真实状况的东西。           二、苏维埃革命生存状态           现在很多研究者都喜欢谈生存状态，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去研究人的生存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研究和话题。当时苏维埃既不是一个个体，也不是一个群体，而是一个运动，是更大的东西，但仍然有其生存状态在其中。我在今年曾引用了一个词——“夹缝中的生存”。我注意到一个事实（当然不一定是我第一个注意到的），看当年苏维埃地区的名称就可以感到一个状况，比如说鄂豫皖、湘鄂赣、闽浙赣、湘赣、湘鄂西、鄂豫陕、川陕。所有这些名称都是几个省的简称合并，也就是说都是位于几个省之间交界的地区，这必然是控制薄弱地区，即便中共行政力很强大的现在，这样的三不管地区还是存在，更不用说当年国民政府是一个控制力薄弱的政府。赣南、闽西就是这样的状况。     赣南、闽西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区，是南京政府控制地区的最南边，再往南就是广东，两广在1936年之前跟南京政府都是同床异梦，是一个半独立的地区。蒋对两广始终抱有警惕和提防，因为两广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在1930年代对国民党政府是最构成威胁的地区。东边的福建在1933年11月福建事变之前，南京政府也不能完全控制，蔡廷锴、蒋光鼐去了以后和两广互为依靠。也就是说南京政府的南边、东边蒋介石很难直接控制，西边湖南虽然听命于南京政府，但和南京政府也保持独立性，基本上有自己控制的军队。中共在这样一块地区上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遮蔽地。陈诚的回忆对中共在这里的生存有非常精辟的解读，我的这本书里有所引用，他的解读很长，非常精准的观测到了中共存在的空间。这种观测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弗雷德在1932年也做过，他对中共的生存空间从两广角度做了解读。我们以前因为政治原因对共产国际代表多有贬抑，如果读一些他们对中共革命军事政治的解读会发现共产国际派来的人不是没有用的，他们确实代表了共产国际在军事上的水平。当时中国革命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中具有很高地位，苏俄共产国际给中国的钱几十倍于日韩，这个差距非常大。所以派到中国来的顾问基本都很厉害，他们对中国形势的解读有他非常精准的地方，这些到现在读起来，我个人还是很佩服。中共在边区的生存在各个苏区都一样，闽浙赣也是利用了这样的薄弱环境，鄂豫皖和赣南相比更加有优势，因为在那里南京的控制力比江西要更差，发展空间比在江西要更好，所以鄂豫皖一段时间的发展比江西更迅猛。     夹缝中的生存我以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为例，说一下中共夹在南京政府和广东之间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空间。1930年底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围剿，1931年5月份第二次。在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并失败的同时，5月份因为蒋介石拘禁胡汉民导致两广发动反蒋事变。当时中共的判断是，两广有可能要打蒋，起码对蒋有了威胁，加上第二次围剿刚刚遭受失败，蒋不太可能对中央苏区发动进攻。所以中央红军的主力从江西调到了福建闽西地区开辟新区，去做群众工作，获取战争资源，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但蒋很有意思，他有他的处理方式，这是当时中共没有估计到的。在中共大部队驻在闽西时，蒋介石6月底组织了第三次围剿，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调动了20万部队。蒋的判断是，两广虽然组织要反政府，但出兵的可能性还不是那么大，而在这时，全国形成了一种舆论，认为不安定的因素是中共，对剿共非常看重，两广反蒋虽是出于胡汉民的问题，同时也打着旗号，指责蒋不剿共，纵容共产党的发展，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借口。在这个时候，蒋恰恰需要通过剿共来平息各地对他的指责，全国都说要剿共，我去剿共了，难道还要对我发动战争吗？他希望通过剿共战争对两广有一种抑制。这里面有政治的谋略等各方面因素。但中共当时不知道国民党内部这么复杂的事，所以中共的判断是有失误的。7月份蒋介石出兵后，中共刚开始比较被动，后来说是“千里回师”。这是一种被迫的行为，当然也有判断的因素。中共前两次反“围剿”都是在赣西南地区打败国民党军队，这次反围剿仍然想方设法从闽西千里跋涉走了一千多里（在大暑之天，损失很大）回到他们熟悉的地区——福地进行第三次反“围剿”。当走到所熟悉的地区时，蒋介石预料到了中共的动向，有一些情报（这些在台北国史馆里都可以看到），所以当中共回到富田准备进行反围剿时，蒋基本上是重兵以待。7月30日左右是中共生死一线之时，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历史上个人的关键影响，这个时候朱毛非常果断的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趁夜穿过国民党军即将围拢封锁线，突围到东南地区。国民党军重兵布在富田这一带，另外一边多是偏师，是共产党第二次反“围剿”中打败的部队，所以中共一出来就接连的把国民党两支部队重创。     7月底的时候，蒋介石信心满满，觉得鱼已经上钩，准备要全歼了，突然之间自己的部队被别人消灭，当然这里面体现出蒋有时候的优柔寡断。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主动性比中共确实差一些。如果当时不是坐等中共进入包围圈，哪怕采取主动的包围行动，那当时的中共就很危险了。这样一个结局蒋的损失只是几千人，对于二十多万人，几千人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我们很奇怪的注意到，这两个小战一打，蒋从此以后就没有大的战略行动了。我研究这个问题时很奇怪。我曾注意到杨奎松教授当年研究西安事变时说，蒋在1936年剿共时，当时胡宗南一个团消灭了，蒋静坐观变。仅仅是一个团就采取这样的策略？我当时怀疑杨教授的推论是否准确。但当我研究到第三次反围剿时，看到了蒋和后来在西安事变前同样的举动。我试着去理解他为什么做出那样的决策，有几点需要我们注意：蒋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前没有直接和中共接触过，第三次蒋直接去指挥，虽然一开始进展比较顺利，但从他的日记中可以感觉到他的心理变化，他感受到中共的武装不是简单的武装，力量超出于他原来的想象。实际接触到中共以后，他更加体会到中共武装的强悍，所以逐渐改变对中共的看法。尤其是眼看着就要包围红军，眼看着就要大捷时，突然之间被人杀了一个回马枪，这个打击构成他对中共重新评价和估计的突变因素。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他本身发动第三次反围剿，很大程度上要应对两广以及舆论对他不剿共的指责，所以他出兵了、打仗了，在相当程度上就已经有了一个交代。我这样说大家可能会有所怀疑，但如果我们仔细的了解蒋介石个人，了解蒋这个个体的思维方式、处世方式就会知道蒋做出这样的判断和决策有内在原因和思维逻辑在里面，出兵了、做了，蒋觉得他已经有所交代。8月份之后他对中共是烧山焚巢，逼中共出来。蒋背后的动机是希望通过烧山焚巢让中共离开赣南地区，离开中心区，把中共赶走。如果是这样，蒋在宣传就可以又多交代，目的也达到了。但中共不了解蒋介石的心理动机，仍在那里周旋。实际上，当时蒋主要应对的已经是两广，随着5月份两广成立“非常会议”，蒋对两广的判断在不断的做调整，两广对他的判断也在不断做调整，双方的冲突逐渐激化。我找到了一条重要的日记，这是我从蒋介石日记中发现的唯一一条他自己写在日记里的阴谋。在9月17日蒋的日记中说我下野，陈铭枢和陈诚的部队往两广开。我一下野，他们发通电拥戴我，因为有两支强势部队到广东，可以通过这两支部队逼迫两广接受蒋的条件。这是一个“假下野，真武力”的戏码。我想一般人都不会记载自己这样的一些手段，我不知道蒋的日记当天为何记载了这一条，后来也没有删节掉。这可以证明在8、9月份以后蒋所要对抗的已经是两广，中共在他的这盘棋里只是一颗棋子。当然中共可能会觉得自己是蒋的最大对手，但对蒋来说当时的最大对手是变化的，有的时候是中共，有时候就不一定是。30年代蒋无论如何都不会认为中共对他的最高统治权是构成威胁的，构成威胁的可能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这些人可能从内部把他的权威颠覆，但中共的力量在当时远远没有发展到可以把国民党力量颠覆的状态，所以蒋不会在任何时候甚至很多时候把中共作为他的唯一对手，乃至最大的对手。但中共本身的判断未必是这样的。     所以，第三次“围剿”到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很快就结束了。南京方面撤军时，在高兴圩打了一仗，这个战争我们以前不很了解，中共伤亡惨重，这个战争是和蔡廷锴打的。根据林彪的战报可以看到中共损失了3000人。广昌战役打了一个月，伤亡4000人，但这个战争只打了一天多就伤亡3000人。后来毛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把这个战争称为“折本的战争”。这是《毛泽东选集》在1949年出的版本所评价的。即使有这么一个蔡廷锴打的大胜仗，红军遭受这么惨重的失败，蒋仍毫无作为，仍然坚持他既定的战略。所以我认为蒋在抓机会、果断、因时制宜方面确实有一些问题。当然这所有的判断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它主要的目标，蒋始终考虑更多的是两广。九一八以后是另外一个环境和国际背景了。当然如果可以假设的话，如果是另外一个人，也许就会不顾一切果断的去先做一些事，可能会有另外一种选择出现的概率，这个问题是另外一个话题。我说这些话所想交代的是蒋进行第三次围剿时所顾虑的很大程度上是和两广联系在一起的，中共有的时候在他这盘棋里面就是一颗棋子，蒋对棋子的运用是变化多端的，运用也可能会出问题，但这个问题又是出在他的判断上。由于蒋这样的三心二意才有可能给中共提供活动的空间。当然这种空间也必须要打出来。一旦中共表现出它的能动性，表现出它的张力时，蒋很快就会做出别的选择，这样的选择有其性格因素在里面，但关键还是地域环境、政治的判断。历史很多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条件，各种各样的环境，各种各样的因素去影响、多方面的促进。           三、1933-1934年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过程           当时我为什么想去写中共反围剿失败的过程？中共这个政治力量非常强悍，非常有力量。这么强悍的、有威力的政治力量遭遇失利时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况？我比较喜欢做这样的工作，没有其它因素，只是从历史研究者的好奇和冲动而做的选择。     我是学中共党史出身的，但工作以后长期做的是民国史研究，2002年开始做中共党史研究。因为有民国史的背景，这个背景会帮我强化和注意到一些东西，比如我去考察共产党失利时一定会想对手是什么样的状况，失利是自己的问题还是双方力量的变化所导致的。所以首先就会去看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后国内、国际背景有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大家都很了解，有的时候仅仅是一个视角而已，其实事实本身大家都知道。从1930年以后，国民党基本上控制了东南地区，中央政府也奠定了，跟西方的关系也逐渐建立，经济发展的有序状态也开始出现。在这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当时那样积贫积弱的背景下，在那样的外在条件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出现时，一旦经济政策、政治政策开始向一个比较缓和、比较有理性，比较有组织的方向去运转时，中国的经济所呈现出来的良好发展态势是不错的。这样的变化有很多因素在里面，不完全是政府的功能，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对于利益追求的冲动确实可以带来很多的发展，但政府在提供这样的条件上还是有它的作用。30年代的发展大家都有了解，在这样的发展环境里，还有一个日本因素。现在我们对九一八后的历史了解恐怕和我们更早之前单一化、片面化的了解会有一些距离，日本在中国的利益追求没有问题，对中国的侵略不容置疑，但以中国作为侵略目标是不断变化的过程，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会表现出时高时低的状态，并不是我们以前比较多的强调一以贯之的侵华政策，侵华有，但政策很难说。所以30年代中期，当时的既定目标已经实现时，日本对中国的压迫在比较短的时间里缓和了很多，所以才会有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与日本寻求亲善的条件与背景。     从1933年6月份内外各种环境都比较有利的情况下，蒋介石开始筹备第五次围剿，出动了50万左右的部队。蒋基本上采取了一个缓慢的推进战略，这个缓慢推进战略说明蒋有信心，觉得我有时间慢慢跟你玩。在此之前很难有这样的信心，这是信心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不自信的表现，知道中共部队的力量，也知道如果跟中共拼得太厉害，有可能会面临两广。如果消耗得太厉害，如果做太多太猛烈的武力投入会面临另外一个对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所以即使在第五次围剿条件那么好的情况下，蒋仍然有顾忌，制定这样一个政策时仍然考虑到共产党、两广以及其它因素。蒋作为一个领导人，在国内那样的背景下所顾虑的东西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当然蒋之所以能采取碉堡缓进，和武器也有直接关系。后来蒋提到为什么可以用碉堡战，就是因为自己武器比较好，蒋有1200门大炮，中共这边只有几十门：“我们之所以能够采取这样的围困战术，是因为他们没有重武器”。如果有重武器这一切都不存在。由于这样的背景，蒋采取了这样的战略，这个战略确实使得他最大程度的发挥出了他的长处，也克制了中共有可能的活动空间。这是从国民党的角度来说的。     共产党本身还是一个不可躲避的环节。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从广昌战役本身去看共产党在面临着蒋介石这么一个围困战略和缓慢推进的战争时，中共有可能做的和不可能做的。我后来感觉在做的内容里，其实有不少的误解，包括李德的短促突击。我们批评了很多短促突击，对短促突击是什么，是什么概念，是用什么去运作很少谈。陈诚攻占苏区后剿获中共文件后来做成“石叟档案”，里面基本上包括了当时李德写的论述短促突击的文章。我看了这些文章以后，觉得李德的短促突击就是在当时国民党军采取缓进战术、有层次梯队式进入的情况下，想了一个办法，用短促的运动战跟国民党军对抗。什么叫短促运动战？在他离开碉堡时，我们就在前方两侧集中优势部队，当对方一些部队进入到伏击圈以后，采取快速打击的办法，尽可能的消灭。总体来说，是希望运动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发挥作用。在此之前运动战基本上成为中共的经典。而在这个时候，在运动战不可能开展的情况下，仍然缘木求鱼去找运动的可能性，事实这是证明不可能。问题是在此之前，我们把李德的短促突击解释为是打防御战，是被动的防御。现在来看它有它的有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都是在此时此地很难去解决的一些问题和困难，他们可能有他们的毛病，但这些毛病恐怕也是很难有别的办法去克服的。有的时候，这就是历史的祭品。1933年至1934年中共中央在那样的背景下也许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改变某一些条件，可以改变某一些具体的结果，但总的结果不会有变。所以我们可以说短促突击可能有它的问题，在这个时候运动战已经不是办法了，但很难要求在那个时候他们能够抛开运动战，这种可能性很小。这样的一些公式事后看可能很清楚，但当时的人很难想得这么细，而是靠经验，经验会有很大的力量去引导你去做一些事。只是当中共中央在5月份决定突围，6月份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以后，才开始系统采取防御策略，争取时间和空间为撤离做准备。我们后来批评的所谓防御策略常常是把这样时机点上的东西拿出来，作为整个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的文件去批判的。     还有更大难题就是资源难题。赣南闽西总面积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300多万，国民党军就达到了将近50万人。如果这么说的话，有人可能会说，在这之前国共不也是有这么大的差距吗？在之前差距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按照经典的解释5次围剿国民党军是10万、20万、30万、50万、100万。实际没有这么多，第一、二次也就几万人，第三次是20万人，第四次是20多万人，第五次翻了一番。关键是在此之前几次“围剿”虽然有那么多部队，但对部队的使用上和第五次的围剿不一样，第五次围剿是全力以赴，在之前是三心二意，而且有很多因素制约蒋一以贯之的进行下去。当采取了一个围困的策略，一个志在必得的战略时，这样的一个差距就非常明显的暴露出来。所以后来13、14岁的人也被抓去当兵，因为没有兵源了。毛泽东对长冈、才溪等乡的调查基本上可以证明80%的壮丁都离开了本乡。对人力资源的罗掘到了1933年、1934年已经罄尽了，后来是大批的新兵，连枪都不会打。这种人力资源不断的削弱和战斗力的下降，使得进行持久战、对抗战基本上不会有胜算，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其它办法可想。这是人力。     物力也就不用多说，我做了很多论证。中共的内部资源能否支撑他进行被迫的持久战争，我们基本可以看到是很困难的。     第三个是战争空间。后来在中共党史里面会说到两次的提案，一次说是彭德怀提出的，一次说是毛泽东提出的，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上写到，在1934年中我们应该向湖南中部进军。当然现在也有人写文章说长征后如果执行向湖南中部挺进后果会是怎样？有人在写中共长征途中的文章里谈到这个话题，这个结果肯定不会很好。这样的结果在我看来很难避免。     在这里，我还想要强调的另一面是，虽然中共在这样一种战争中失利了，但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点，中共长征时，离开中央苏区时战斗部队有8万多人，应该可以说是整军以退。在这么狭小的地区之内，这么有限资源的背景下，面对全力以赴的国民党军远远超过自己数倍的部队，中共仍然可以整军以退，仍然可以很从容的离开赣南，离开时基本没有遭受什么损失。这样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仍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要从两方面说，一方面是中共组织力的强大，对军队、社会的控制使得其具备了其它政治力量很难具备的能力，这是从中共角度说的。从国民党角度说，蒋虽然说要拿下这一次战争，但他对这一次战争的过程是有保留、有选择的，仍然在做很多事。1934年9月6日在蒋的日记里说到对中共“招安无妨乎？”在那个时候蒋的思想里没有关掉招安这个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去查档看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材料，蒋在红军长征上是放了水的。这在蒋纬国的回忆录里提到了，但一直没有材料可以证明，我找到了一些材料可以证实蒋是有意放水。放水有很多动机，他不愿意在江西消耗更多的兵力，这和他第三次围剿时希望烧山把红军赶走就获得战略目标是一样的。能够消灭红军对于蒋来说当然更好，但如果要付出很大的实力代价是一定要慎重的。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时，蒋仍然是三心二意的，仍然考虑了很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为中共从江西顺利出走提供了条件。     刚开始提到王安忆的作品，文学家对人性的细致把握、挖掘然后从容不迫地道来，真是非常精彩。这种境界我是心向往之而不能至。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黄教授精彩分享，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共领导人更换，在这之后，共产国际对中共是什么样的态度，对中共的支援有什么样的变化？     黄道炫：说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毛一直是支持的，这个支持出乎我们以前的想象。共产国际一直强调对毛要争取。如果没有共产国际对毛的这样表态，毛的处境可能会更困难。包括1934年，当时一些人希望把毛送到苏联去，共产国际发了一个非常严厉的电报，指示：在不能保证毛的安全情况下，谁要把毛送到苏联，如果毛出了问题，谁就要负责任。共产国际对毛比较重视。跟之前的史实有些出入，也就是说随着档案不断的公布，以往的历史叙述也会不断的改变。           网友1：我有一个问题，革命已经起来时，国民党除了单纯用军事手段去平定以后，为何没有采取其它手段来弥补意识形态真空所造成的问题？     黄道炫：这是国共两党的区别，国共两党不是一个理念的政党，它的终极目标和性质都有很大区别。当然国民党后来跟苏联接触以后有一些和中共相仿的地方，包括也会学一些苏俄的地方，但终极目标和很多判断以及人员的组成，是不一样的形态。如果像中共这样强大的党就是另外一个党，就不是国民党。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政党，很难去等量齐观。     所谓国民党围剿事“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对这一点我单写过一篇文章，蒋介石确实做了很多事，无论是在土地政策上还是在争取民众上，还是宣传以及军纪上，蒋都做了很多事，规定得非常具体。蒋在南京看到卫兵穿衣不整齐要下车给他整理衣服，他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所以他做了很多努力，制定了很多政策。这些政策如果放到中共可能会很有效，但放在国民党，这些东西需要贯彻，但没有一个党的体系能够贯彻。在江西很多县国民党基本没有什么活动，党部就是一个空架子。国民党实际上不是一个贯彻系统，政权又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因为孙中山主张县治，国民党以后一直做县治，在当时中国的情形下，省管县中间缺了一个承接体制，当时的交通以及各个地方的状况，省管县基本上很难去达到，这个体制没有办法使得它形成一个上下贯通的执行机关，这些政策很好，问题是落实不到实处。所谓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只是理想。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的成功和所谓的“七分政治”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但不是很大。     网友2：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想问一个问题，中共一开始实行的土地政策和建国以后所实行的土地政策，从最开始的建党时就已经制订了这样的标准还是在建国以后才产生的？     黄道炫：土地政策从井冈山土地法到兴国土地法到50年代的土地政策，具体的规定一直在变化，但总的趋势是占地多的人分给占地少的人，这样总的目标没有变。具体的执行在不断的调整，这是中共表现出力量的地方，虽然有一个意识形态强烈的支撑，但在落实到实处时还是有弹性，尽可能的去了解现实状况，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很矛盾很冲突，但这种运作体系会感觉到在这种冲突当中能够运行下去，这些问题其实是我现在进一步研究时需要去面对的，现在做的研究就是想具体的去考察，他们一步一步怎么去做，怎么去解决一个一个问题，对出现的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怎么去处理，我想把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途径尽可能的梳理清楚。我虽然是做党史研究的，但对一套细致入微的解剖还是不够的。     网友1：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从苏俄来的，其土地政策也受到苏联土地政策影响。苏俄在建立之初实行了严格的余粮征集制，传统看法是为了当时应对国内战争，实际上看到布尔什维克上台之前，列宁等领导者制定的政策，是一定要实行这种集体土地制度的，这是服从于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因此苏联斯大林模式的集体农庄和中国所采用的集体农庄制度，都有其深刻的必然性，是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及其追求的目标必然采纳的。     黄道炫：对，不光是人民公社，如果往后看，文化大革命都有其内在原因。对毛泽东，当我们看到1949年之前是非常灵活的创造性，往往会忽略了其教条的地方；因为强调封建，强调中国式的，对其马克思主义的信奉和坚持也会忽视。如果没有理念的的基础就很难去理解他在1949年以后的逻辑和思路。你说得很对，绝对不能忽略理念的影响，这样的理念起到了核心作用，这个作用是支撑他们的关键，当然是这在1978年之前的事。     网友3：我看到一些资料，国民党军队对当时苏区的一些人，是不是采取了报复措施？是否真是这样，如果不是，历史是否可还原到真实？与历史的差距在未来的时间内会不会逐步修正，让孩子们有所了解？     黄道炫：这是我们的责任，也许永远做不到，但我们尽可能的去达到，这是我们的责任。1949年以后中共实行了对全国控制，对地主富农的政策要比苏维埃时期和内战时期要宽和得多。看看韩丁写的《翻身》，张庄1946年开始土改，1946年土改前张庄地主人口是39人，土改后地主人口是6人，当然这中间有逃亡的。掌握政权以后，策略要温和得多。说到报复，这确实存在，我曾写过文章谈“赤白对立”，这是区域之间的对立，相互仇恨，这个资料很多。     主持人：因为时间关系，本次讲堂到此结束，谢谢黄老师，谢谢各位。           来源: 腾讯--燕山大讲堂

进入专题： 革命

文章分享到：[url=]新浪微博[/url][url=]QQ空间[/url][url=]人人网[/url][url=]抽屉网[/url][url=]腾讯微博[/url][url=]豆瓣[/url][url=]百度搜藏[/url]更多 0 推荐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天益讲坛 > 人文社科讲稿 > 历史学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507.html

showcraft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sxyj/2011/1228_51032.html
黄道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
发布时间:2011-12-28 09:59 作者:黄道炫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5162次
——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

　　引 言

　　1933年—1934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经过一年奋战，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开始进行长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当时“左”倾中央实行的军事政策有直接关系，这一点，已为历史学界广泛注意，本文不予赘述。作为一场跨时一年，交战双方拥有各自疆界、政权和社会组织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导致战争成败的因素当然不仅仅在某一方面，而应有着十分复杂的内容。本文试对以往研究中未充分得到重视的因素作一初步探索。[1]

　　一、国民党方面的作战准备和作战方针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短暂休整，蒋介石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1933年7月，蒋在江西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训练“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2]对应其“从前剿匪剿不了，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而是我们精神不良”[3]的认识，训练团特别注重战斗、团结精神的教育。训练结果，按蒋自己的说法：“因为时间过于短促，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现的仪容、态度、动作，比两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4]同时，干部集中、朝夕相处对来自各地方、各派别的军官“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5]，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以红军作为假想敌，郑重其事地开办庐山训练，反映蒋介石对再一次与红军作战的充分重视，如他所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6]这和第一、二次“围剿”时视红军为“地方事件”[7]，仅出动一些杂牌部队有重大差异。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将新一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基本原则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8]，“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9]。秉着总体战的思路，国民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严密统治、收揽人心，其中，对苏区最具威胁的是封锁政策。通过实行严密的经济、交通和邮电封锁，严禁粮秣、食盐、工业品和原材料等物资流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蒋介石判断：“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10]用心既狠且辣。

　　对应着对中共力量认识的变化，蒋介石的战略方针也一改前几次“围剿”常犯的急躁冒进错误，强调稳扎稳打，层层推进。总的作战指导方针是“不先找匪之主力，应以占领匪必争之要地为目的”[11]，即以严密的工事和碉堡层层推进，通过缓慢但有效的占领方式，压缩红军作战区域，限制红军活动空间，迫使红军进行真面目的主力决战。这一战术的核心就是逼迫红军进行打资源、拼消耗、比人力的持久战，而在这三项因素中，国民党都占有着绝对优势。国民党军主攻部队第三路军作战方针明确规定：“本路军以消耗战之目的，采断绝赤区脉络、限制匪之流窜、打破其游击战术、封锁围进之策略……本战术取守势战略取攻势之原则，步步为营，处处筑碉，匪来我守，匪去我进。”[12]蒋介石采取稳健持久的作战方针，实际也是出于对红军灵活机动战术及坚强战斗精神的惧怕和无奈，如他所说，红军“总是以迂为直，攻我不备，避实击虚，蹈瑕抵隙，他只要晓得我们哪一点力量单弱，哪一处防备不周，不管有几远距离，也不管是如何艰险的道路，就是集结主力来突破一点，或先派小的部队钻进来到处扰乱我们，以牵制我们主力作战，这就是他们的智谋，而‘超巅越绝，不畏险阻，耐饥忍渴，不避艰难’就是土匪唯一的惯技。”[13]在以快对快、以巧对巧的能力对抗中无法占据优势时，退而避敌锋芒，利用自身资源和人力优势一步步压迫对手，通过“逐渐消灭匪军的实力与资财”[14]达到战胜的目的，是其无奈却不失明智的选择。为此，蒋明确告诉部下：“土匪用种种巧妙的方法来骚扰我们，我们只有先集结兵力，坚筑工事，用一个呆笨方法自己固守起来！以后再找好的机会来消灭他！土匪用声东击西，摇旗呐喊，以及种种虚声恫吓装模作样的巧妙方法来骚扰我们耳目，打击我们的精神，从而讨取便宜，我们只有一概不管，自己实实在在准备自己的实力，强固自己的工事，拿我们一切实在的东西，来对付土匪一切虚伪的花样，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15]应该说，蒋采取的这一战略战术理论上并无过人之处，他本人也承认简直就是十八、十九世纪的古老战术[16]，但正如他所判断的：“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17]。战斗毕竟是以战胜为目的，由于国民党掌握着物质和人力资源的绝对优势，加上内外环境给了其从容展开的时间，稳扎稳打，步步推进，虽然拙笨，但却最有成算。

　　为全力限制红军机动，尽力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使红军擅长的机动作战方式难以发挥，除进军时注意稳扎稳打外，国民党军大量构筑碉堡，对红军活动区域实施封锁并截断红军的活动路线。蒋介石对碉堡建设十分重视，强调：“清剿各部到处以修碉筑堡为惟一要务”[18]，硬性规定“每星期一连必须添筑一个以上之碉堡”[19]。初期，国民党军有些部队对构筑碉堡执行不力，1933年11月中旬，红一军团为策应三军团发动的浒湾攻击战，北上突破国民党军在见贤桥、永兴桥一带构筑的松散碉堡线，令蒋介石为之震动。他连电前方，要求改进碉堡配置，增加密度：“封锁碉堡群之间隔，不得过二里以上”[20]，同时指示加强碉堡群之构筑，形成重叠立体配置和相互间的有效火力配合。蒋严厉警告，如构筑碉堡“再因循玩忽，查出定以军法从事，决不姑宽”[21]。在蒋一再督促下，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期间的作战和推进始终与堡垒修筑同步，到1934年4月，仅在江西构筑各种碉堡5300余座[22]，福建573座[23]。“围剿”终时，其主攻部队北路军第三路军构筑碉堡4244座[24]，第六路军922座[25]，为沟通碉群修筑公路5000余公里。大量的碉堡及其通连公路组成严密的封锁网，既可弥补国民党军战斗精神的不足，同时又针对着红军缺少重武器、难以攻坚的弱点，强己抑彼，一箭双雕，对红军机动作战造成相当困难。反“围剿”初期的硝石战役中，红军集中一、三、五、七四军团7个师部队进攻硝石，期望打破敌军“围剿”兵力部署，但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回忆，由于“当时黎川驻敌三、四个师，南城、南丰各约三个师，硝石在这三点之间，各隔三、四十里，处在敌军堡垒群之中心。我转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几乎被敌歼灭。”[26]国民党方面战后总结该战役获胜主要原因也即“工事坚强”[27]。林彪对碉堡战术也有很深印象：“敌人每到一地，他立即进行筑垒，以立定脚跟，接着构筑联络堡、封锁线、马路，以取得别的联络与策应……在前进中如遇到我军稍有力或有力的阻滞时，他立即停止向预定的目标前进，而进行筑堡，与防御的战斗。”“这些方法，都是着眼于使红军在政治军事上的优越条件困难充分运用，而使他自己在物质上兵器的优点能极力发扬。”[28]

　　持久消耗、碉堡战术，核心是稳中求进，这一方针蒋介石在具体指挥作战时坚决予以贯彻。“围剿”初期，红军曾集中主力部队出击赣东资溪桥、硝石一带，以红五军团牵动敌人，红一、三军团准备在敌被牵动时实施突击，这是红军擅长的一贯打法。但国民党军根据蒋的战略安排，“十分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进，很少出击”[29]，结果红军既未能牵动敌人，投入攻坚战后又无成算，不得不撤出战场。广昌战役初期，蒋介石明确指示陈诚：“我中路军主力不必求急进，只要固守现地，作成持久之局，以求薛、汤两路之发展，则匪经此战必崩溃更速，不必心急也。”[30]在进攻已有进展时，他又一再指示部队应继续辅之以碉堡和公路线之推进，“进展不必过急”[31]，“总须稳扎稳打为要”[32]。1934年9月，整个“围剿”战局已有尘埃落定之势时，蒋接获前方进军计划后，仍强调部队“不宜单独……进展，应令会同各纵队前进，免为匪乘”[33]；“仍宜注意集结，勿过分分散”[34]。蒋的这一方针和他惯常指挥作战时“看地图是越看越近”[35]的做法有很大差异，体现出他对此次“围剿”作战极端慎重、务求必胜的态度。在总体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承认自身与红军战斗精神和战斗能力的差距，将自己客观地摆到弱势地位，以拼红军的姿态确定战略战术方针并指挥作战，这对心高气傲的蒋介石虽然不一定那么情愿，但却是他摆脱前几次“围剿”被动局面，在双方战略对抗中抢得先机的关键一步。

　　当然，战争过程中具体战术执行不会一成不变，国民党军在稳中求进总方针下也不是一味保守。1934年3月，国民党军第三路军集中11个师部队准备向广昌挺进，红军窥破对方意图后，集中主力部队“有在白舍、三坑、三溪之线与敌决战之决心”[36]，以五、九军团在外围佯攻，牵制对方兵力，一、三军团大胆插向国民党军右后方，准备侧击其阵地右翼，断敌后方，在敌混乱中伺机歼敌。此时国民党军刚刚完成战略展开，6个师的主攻部队集中在南丰以南方圆20公里左右区域内，声气相通，配合便捷。在红军全线攻击下，顽强固守，同时积极准备利用兵力集中优势，全线发动反扑。蒋介石致电前方，同意陈诚主动出击计划，指示对红军要“相机猛击其侧背……设法歼灭之”[37]。13日，在红一、三军团深入敌后向国民党军后方部队发起进攻时，国民党军各部全线反击，“一时战事骤转激烈，各阵地炮火之猛为剿匪以来所未有”[38]。红军由于部队深入，处在国民党军环形阵线之中，骤遇反击，准备不足，迅遭失利。国民党方面战史后来总结此役：“匪军常集中其大部，对我一点，施行猛烈攻击，以求其突破或包围之成功。此种时机，匪军弱点，即在处处不能对我主攻，故处处均感虚薄。此次匪以伪一三军团主力，猛攻我杨梅寨夏师阵地时，我全线不顾一切，果敢出击，致使匪虚弱部分，均被我击破，其主攻部分，亦被我截断，全线遂不能不总崩溃。”[39]陈诚的这一反击和跃进战术给林彪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时数次谈到，国民党军“前进的距离和速度，是随着群众条件，随着对我主力行踪的了解，随着他本身兵力的大小，随着当时红军打击他轻重的程度，以及地形情形等条件而变动的……陈路军向广昌前进时，他虽然发现红军在其附近，然因他已集结了充分的优势的兵力，同时在地形上也容许他大兵力的使用，所以他依然前进。”[40]在稳步推进、持久消耗总方针基础上，国民党军能够不失时机地大胆出击，积极把握主动作战的机会，进一步增强了其整体战略的主动性和威胁性。

　　二、国民党方面作战基础的增进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选择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周恩来曾经谈到，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万军队发起进、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41]。确实，和前四次“围剿”几乎一直在国内外动荡局势中进行相比，第五次“围剿”进行过程中，南京政府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给了其从容展布的机会。

　　从外部环境看，当时对国民政府压力最大的日本压迫有所缓和。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此后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南京政府获得第三、四次“围剿”以来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南京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与英、美等国加强联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4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订立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宋子文之行被认为标志着“南京政府对欧美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起端”[42]。在加强经济联系同时，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据中央信托局统计，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千多万元[43]。这些，既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又提高了其军事装备和统治能力。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出动装甲部队，并购买一批德国山炮投入进攻，发挥了相当效果。粟裕回忆：“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44]红军两个主要军团指挥者彭德怀和林彪都注意到：“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45]“每连有多至六挺的机关枪，至少也有一挺。我们在敌机枪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冲就是伤亡一大堆。”[46]

　　随着对国内地方实力派的压迫、清除和国内建设的展开，南京政府统治力量也在逐渐加强。第二、三、四次“围剿”中，南京政府均遇到严重的内部纷争或外敌压迫。中共有关报告显示，第二次“围剿”时，国民党军起初也取稳扎稳打方针，后因胡汉民事件导致粤变不得不加快“围剿”行动，使红军觅得作战良机。第三、四次“围剿”期间九一八事变、长城事变的发生，也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军的作战行动。第五次“围剿”期间，虽然1933年底发生以十九路军为军事基干的福建事变，但由于事变很快遭镇压，蒋介石反而由此取得对福建的完全控制。完全控制福建后，除广东陈济棠外，国民政府从东、西、北三面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包围，无论是军事展开或经济封锁都获得了更好的内外环境。

　　国内外环境的好转使蒋介石可以集中全力对付中央红军。为发动第五次“围剿”，南京政府先后出动69个师、9个旅，总兵力在50万人左右。直接用于“进剿”中央苏区的有55个师、7个旅，远远超过前四次“围剿”的兵力投入。[47]主攻部队包括陈诚、薛岳、汤恩伯等国民党军精锐，对苏区形成空前压力。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约7.6万余人，地方红军约3万人，部队总兵力仅10万余人，[48]国民党军形成人数上的绝对优势。蒋布置于北路用于主攻的即有28个师、5个旅，红军经过分兵防御可用于与之对抗的兵力不到对方的1/5，正如中共中央判断的，在兵力上“我与敌常为一与四与五之比”[49]。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加上武器和补给优势，使国民党此次“围剿”较之前几次有了更多的资本。

　　经过庐山训练及部队整训，国民党军队整体战斗力和战斗精神也有一定提高。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队中高级官员大都能身先士卒，出现在战场第一线。从主攻部队第三路军伤亡情况看，该路军伤亡军官总数988人，伤亡士兵总数10755人，[50]军官和士兵之比约1：11，高于战斗部队实际官兵比。军官伤亡较重和其在第一线指挥作战有密切关系。当时，国民党军师、旅长一级指挥员经常出现在战场第一线，团长一级指挥员则直接指挥并于必要时参加战斗。德胜关、寨头隘、大罗山等战役中，第67师399团团长、79师235旅474团团长、6师18旅36团团长都能身先士卒，亲率所部与红军展开肉搏战，第6师18旅36团团长并当场阵亡。国民党方面总结战役得手主要原因即为：“各高级指挥官身临前线，从容指挥。”[51]凤翔峰一役，470团第二、三营代营长均先后伤亡，“连长以下干部伤亡已达二十余员”，“第六连之连排长伤亡殆尽，仅赖一军士毛炳芳指挥”[52]，但仍能守住阵地。国民党军的上述表现，为红军指挥员所注意，时任红五军团13师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回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表现颇为顽强，“尽管敌人在红军阵地前倒下了一大片，但后面敌人还是一股劲往前冲”[53]。李德则注意到，整个“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几乎没有起义者，只有很少的被俘者”[54]。

　　注意发挥前线指挥官主动性，不过多干预具体作战，是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期间指挥作战的一个突出特点，而前线指挥官尤其是主力部队第三路军指挥官陈诚也表现出相当强的主动精神，对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34年1月初，红三、七军团根据福建事变的新形势，进入福建，包围沙县，威胁闽北国民党军防线。红军的行动，引起蒋的很大不安，1月中旬，蒋要求第三路军主力迅速进军福建建宁，一部留守现地，同时“第三十六军速向西移，以第四军、第三十六军、第九十二师、第九十三师编为一路，向沙溪、龙冈进展”[55]，对兴国方向保持警戒并相机发动进攻。由于第三十六军辖第五、第六、第九十六三个精锐师，主力东开，三十六军西移，将使第三路军形成东、中、西三个兵力点，造成严重的分兵局面。对此，陈诚提出意见：“第三十六军不必西移”，认为该军“一时难以抽调，俟第三路军主力占领建宁后，该军可推进至康都，协同完成南丰康都建宁封锁线，并相机策应主力，向广昌进展。”[56]强调在现地保持强大威慑力量的重要性，实际仍隐然以广昌为所部主要作战方向。同时，不赞成由龙冈一带向兴国进兵，表示部队“只能推进至富田，如向兴国进展，由泰和经沙村为妥”。[57]对此，蒋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陈的建议，指示顾祝同：“预定三十六军及四十六师、十三师将来之进展计划均照所拟办理。”[58]改变了原来的分兵计划。

　　1月底，福建境内对十九路军的战事基本结束，红军虽攻占沙县，已难以再掀波澜，鉴于此陈诚再电蒋介石，建议第三路主力部队留在江西境内，巩固黎川东南战线，“届时取建宁或广昌，均较为易”[59]。2月2日，蒋介石致电陈诚，仍然坚持令其“设法早占建宁或泰宁”[60]。同日，陈诚致电蒋介石，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姿态坚决主张：“此间决先解决当面之匪，再用交互前进法，向建宁进展。”[61]坚持主力留在黎川东南作战。从当时的战略态势看，由于福建十九路军已被击垮，红军有限兵力不足以影响福建全局，此时离开主攻方向向福建增兵颇有不得要领之感，而黎川作为战略要地，是当时双方进退的要点，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离开，一旦黎川丢失，则其已经获得的先机将一朝尽失，因此，蒋介石坚持进占建宁的主张颇有昧于大局、轻重倒置之嫌，而陈诚的主张显然更具主动意义。所以陈诚强调：“此后我如得一地一城，即不再为匪有，保障民众，不为匪用，不得迟缓，实万全之策也。”[62]面对陈诚的抗命举动，蒋介石不以为忤，权衡再三后，次日复电陈诚，肯定其“所见甚是”，同意“照办”[63]。此后，国民党军的主攻方向始终保持在广昌、石城一线。而在国民党军进攻压力下，2月中旬，红三军团也被迫返回江西广昌一带，国民党军再次抢得先机。

　　福建方面东路军也有同样的战例。1934年2月，汤恩伯第十纵队和刘和鼎第九纵队准备进攻闽西北的将乐、沙县，然后与第三路军配合进窥建宁。17日，蒋介石致电刘、汤，令其迅速在将乐、沙县发动，要求其：“就近审度情势，从速断行，但无论如何，将乐应派队先行占领，俾得相机截击匪部西窜之路”[64]。18日，刘、汤致电蒋介石，同意“以主力使用于将乐方面”[65]。22日，鉴于将乐处沙县、建宁之间，先攻将乐，有“两侧均受威胁”[66]之虞，刘、汤决定改变计划，先攻沙县，并立即付诸实施。2月25日和3月6日，刘、汤所部先后进占沙县、将乐。根据以占领要地而不以实施歼灭战为主的“围剿”总方针，刘、汤先攻沙县的行动有效却不失稳重，而蒋实施中间突破、先占将乐切断建宁红军退路的想法虽然较为凶狠，但在汤部兵力并不占绝对优势情况下，风险相对较大，和稳中求进的总思路不无抵触。正因如此，虽然刘、汤的行动和蒋的作战指示相违背，蒋事后却并未追究。东路军有关战报也明确肯定：“匪踪飘忽无常，情况变化靡定，关于各部队作战部署与进展步骤为适时到达，皆以电达要旨命令，俾前方指挥官，得以酌量情况，敏活运用。”[67]应该说，第五次“围剿”中，陈诚、汤恩伯等国民党军前线将领在战役指挥上的机动处置及蒋对其意见的尊重和接受，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战争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这既调动了前线将领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也使国民党军作战指挥和作战方针更切合前线实际。

showcraft

　　国民党方面作战方针及作战基础的上述变化、加强，为其赢得第五次“围剿”奠定了基础。

　　三、苏区作战资源的困窘

　　当国民党方面制订出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时，其所依恃、针对的即为中共作战资源的短缺，应该说，这确实击中了中共反“围剿”作战的弱点。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中共在作战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抗衡。中共自己承认：“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68]当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被迫退入苏区基本区域进行保卫战时，这一弱点更暴露无遗，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红军将领总结道：“根据地人民竭尽全力，也不能保证及时供应，这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69]

　　在消耗作战中，人力资源是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一环。作为全国广大区域控制者，国民党进行持久消耗的人力资源和兵力来源可保无忧，而中央苏区本身地域有限，且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地地区，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苏区总人口仅300万人左右，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1933年初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70]，1933年5月至7月，扩大红军约5万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达到11.2万多人[71]，总计约16万人，已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近1/4。这其中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如果总计起来，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据毛泽东1933年底的调查，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上杭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77%。[72]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0人[73]，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虽然苏区中央努力动员妇女参加田间劳动[74]，并加紧“调动地主富农举行强迫劳动”[75]，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我们工农群众自己的劳动力”[76]，但劳动力缺乏仍然成为突出问题，1934年春耕期间，主要因劳动力缺乏，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十二万担”[77]。

　　由于后方劳动力异常缺乏，苏区中央制订的优待红军家属规定难以正常执行，红军家属由于缺乏劳力，土地常被迫弃耕。万泰县的刘士进，“两个儿子都当红军，分到的六十二担田，前年已荒了十担，今年又荒了六担……现在有好久没有米吃。”[78]汀州红属由于田地荒芜，1934年夏收前缺粮者达到1575人。[79]勉强能够执行优红条例的地区，也是不堪重负：“瑞金隘前区，据区土地部的报告，那边每一劳动力每月要帮助红军家属做十六天工。”[80]如此紧张的劳力使帮工时间和质量都难以保证。瑞金有红军战士回家后看见家属困境“竟有出眼泪的，同时后方同志看见也就不想去当红军了”[81]。红军家属的窘境，既影响到前方将士的士气，也使本来就十分困难的扩红工作更形紧张。

　　人力缺乏对扩红工作影响至巨。由于前线出现大量牺牲，大量补充红军在所必需，但后方人员补给可选择余地愈来愈小，在此背景下，扩红动员工作开展艰难：“一般党团员对扩大红军工作是很消沉的，自己也怕当红军。”[82]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每月的扩红指标都难以如期完成，1934年5月，一贯勉力走在前面的江西省也出现了“惊人的落后”[83]的现象，到5月20日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二十。[84]这种普遍难以完成计划的情况，虽然当时苏区中央一再以“没有具体的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等加以解释，但客观地看，人力资源的异常匮乏无疑是主要原因：“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还要进行突击，这当然不现实。”[85]

　　在苏区中央罔顾事实、动辄以政治帽子威胁完不成任务者背景下，各地突击运动中强迫命令屡屡发生。胜利县“硬要全体干部去当红军”，结果“干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个别的自尽”。[86]有些地方扩红的办法是“召集群众大会，把前后门关起，一个简单的号召以后，就要到会的一致报名加入，公开宣告，有一个不报名即不散会（反正大门关上了，群众要跑也跑不了）”[87]。这样强迫征集的兵员各方面素质都无法保证。据1933年11月的统计，“一军团补充区域到十一月十五日集中到区的是一六六三人，到补充师的只有七二八人，路上跑了九三五人。这儿还没有计算在乡村报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从乡到区逃跑的人数。大概算起来我们只集中了报名人数中的十分之三、四”[88]。集中到部队中的人员情况也不乐观：“许多地方不注意新战士的质量，把许多老弱残废拉来凑数。”[89]红军总政治部1934年4月统计，红军战士中十六岁以下的占百分之一，四十岁以上的占到百分之四，相当部分人员在三、四十岁之间。[90]当时，国民党方面在与红军交战时也感觉到，一些红军部队“素质不佳，老弱参半”[91]。

　　由于战斗损失巨大，大量老兵以及指挥员战斗减员，许多新兵没有进行最基本的培训就不得不投入前线，对部队战斗力也有很大影响。红五军团13师是常常承担阻击任务的打硬仗部队，但大量的新兵补充仍使其进行射击练习时，“成绩非常不好，十人就有九人脱靶”[92]。训练缺乏使“个别部队在作战中因伤亡（主要是因疾病和掉队）而损失的人数有时竟高达百分之五十”[93]。红军“缺乏训练，且多新兵，常畏缩不前”[94]的状况为蒋介石所注意，并以此为部下打气加油：“现在匪军的精神与从前完全不同，据投诚的土匪说：他们监视军队的政委，也不比从前那样认真了！从前匪内一般政委，的确自己能够上前督率，自己能够身先士卒，不怕死。但是这一般政委，到现在大半都打死了，而新来的一般政委，精神和能力都不够，稍微遇到一点危难的时候，他自己就恐慌的了不得。”[95]

　　除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外，苏区物质资源也呈现十分困窘的局面。粮食是生存的基本，中央苏区粮食本可自给并略有输出，但经过数年战争，粮食生产受到影响，1933年春，已出现严重缺粮问题，陈云在1934年间谈到：“去年青黄不接时，因为某些地方缺乏粮食与缺乏全盘及时的调剂，再加上奸商富农的抬价及囤积，曾经威胁了我们。”[96]第五次“围剿”开始后，苏区区域日渐压缩，兵员却仍在不断增加，粮食问题更形严重。加之国民党方面对苏区实施粮食封锁，严厉规定：“无论何人，不得直接或间接供给匪区或匪徒以任何粮食，违者……应予枪毙。”[97]同时组织割禾队，怂恿区外农民“由驻军率领，冲入匪区””[98]，抢割稻禾，粤赣省逃跑群众就经常在国民党军队组织下“回来抢禾”[99]。这些，更加剧了粮食的紧张局面。1934年初，“红军部队及政府机关食米不够供给”[100]的问题已经摆上桌面，2月召开的中央粮食会议透露了形势的严重：“粮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的摆在我们面前，谷价到处高涨，有些地方如会昌、瑞金、博生、于都等处已涨到七八元一担。应该收集的土地税和公债谷子还差着很巨大的数目。”[101]3月，赣县米价更涨到“十七块多一担”[102]。为节省粮食，苏区中央号召广泛开展节省运动，规定：“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每人每天减发食米二两”[103]。随后，又号召苏区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甚至三升以上的米来供给红军”[104]。即使这样，实际能够发放的粮食数量仍远远低于节省后的定量，当时，“党政机关……每人每天只10小两（1斤为16两）粮食，分成两顿吃。”[105]最艰难的时候，红军战斗部队甚至“每天只能吃八两至十两”[106]。

　　为应付严重的粮食问题，1933年12月，苏维埃中央决定成立粮食人民部，专门处理粮食问题，收集粮食被提到“国内战争中一个残酷的阶级斗争”[107]的高度。苏区中央在正常粮食征收之外，先后决定向群众借谷24万担和60万担，严令各地“派出的突击队不到任务完成不能调回”[108]。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粮食收集仍遇到许多困难。1934年2月的粮食突击运动中，于都“预定计划收四万四千担谷子”，结果只“收到百分之十，胜利收谷也只有百分之十三”[109]，古田区、黎村区甚至“没有收到一粒谷子”[110]，该县粮食部长明确认为：“于都群众没有谷子”[111]。24万担粮食收集原计划1934年7月初截止，到8月初“还没有完成”[112]，而7月中旬苏区中央又提出：“秋收后借谷六十万担，收买谷子十万担，加上征收土地税，我们将要收集一百万担的粮食。”[113]这一目标在苏区地域已大为缩小的情况下，事实上更难实现。在收集粮食遇到困难后，相当多的地区为完成任务不得不强行摊派，瑞金、长胜等地有农民因缴不起粮食被催逼自尽，“引起中农的恐慌与一般群众的不满”。[114]胜利、于都等地因催收粮食发生群众“要捉突击队员”并“向区苏请愿”[115]的严重事件。

　　和粮食的严重局面比，一些依赖输入的日用品更形紧张，苏区的食盐、布匹、煤油、药材等不能自产的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尤其是食盐供应异常紧张。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根据毛泽东的调查，一元大洋只能买盐一斤多，相当于红军到来前的1/4[116]，“暴动前五个人的家庭月吃盐五斤者，今年十一月只吃一斤”[117]。随着“围剿”的进行，国民党封锁日益严密，根据地物资供应更加匮乏，以致达到“米每元五斤，盐每元一两五钱，柴每斤二角”[118]的地步，许多人长期吃不上盐。为解燃眉之急，苏区不得不“大举进行熬硝盐的事业”[119]。迫不得已时，“把厕所底下的土，挖出来熬盐，甚至用死人墓下的土熬盐”。[120]硝盐质地不纯、成分也有别于食用盐，用于食用后，屡有中毒情况发生。

　　由于第五次“围剿”以来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战术，各部不轻易跃进，红军擅长的诱敌深入打歼灭战战术难以发挥，无法缴获到大批武器弹药，这使红军主要的武器来源受到限制。红军兵工厂本身的制造能力、技术能力、管理能力与材料储存又十分有限，“兵工厂做的子弹，有三万多发是打不响的，枪修好了许多拿到前方不能打，或者一打就坏了。”[121]即使能用的子弹，因为“装的是土造的硝盐，是从厕所墙壁上刮下来的尿碱熬成的，燃烧速度慢，动力不足。弹丸是用电线拧成的一坨铁蛋蛋，不能啮合膛线，初速很低，所以打出去之后在空中折跟斗。”[122]随着战争的持久进行，红军作战物资消耗严重，枪械、弹药供给越来越困难。国民党方面在1934年年中侦察到，作为红军主力的“伪一师每连仅有士兵三四十名，子弹每枪约六七排，都是土造，连续射击不得超过五发，以上则炸裂”[123]。福建一些地方红军枪弹缺乏，“多持标枪扁担”。[124]当时红军的状况，正如红军将领所描述的：“吃没吃的，穿没穿的，打仗缺乏弹药，加上长期转战，部队得不到休整，个个都像叫花子一样。”[125]以如此有限的物质基础，面对对手压迫进行的正面战争，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中央苏区在作战两个主要资源——人力及物质资源上遇到的困难，极大地影响了红军战斗力的发挥，使第五次反“围剿”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四、自毁长城：政治资源的破坏

　　中央苏区是人民革命的产物，民众的支持和苏区的存亡息息相关。不可否认，通过土地革命和一系列的社会革命措施，中共在中央苏区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度。国民党方面编撰战史承认：“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苏区农民，几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谓‘红军眷属优待条例’，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126]红军在前几次“围剿”中的胜利，除战略战术运用成功外，民众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所编战报注意到：“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转告匪军。”[127]参加第三次“围剿”的蔡廷锴谈到其进入苏区后的情况：“地方群众在共党势力范围下，或逃亡，或随红军行动，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寻向导带路亦无一人，至于侦探更一无所得，变成盲目。”[128]对中共与民众间的良好关系，蒋介石在1933年初也曾自叹不如：“讲到军纪方面，土匪因为监督的方法很严，无论官兵，纪律还是很好，所以在战场上能勇敢作战，而对于匪区一般民众，还是不十分骚扰。我们的情形老实说起来，是不如他们！”[129]民众的拥戴是中共反“围剿”作战可资倚赖的最宝贵的政治资源。

　　但是，1933年前后“左”倾领导人在苏区中央逐渐掌握控制权，推行一系列过左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中共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共对民众这一政治资源的拥有和发展。加上中共在早期政权建设过程中经验不足，行政体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在初期理想主义的热情消退后，各级政权中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滋生，也影响到了中共政治力量的发挥。这些问题在军事紧张的特殊形势下，更进一步被暴露和放大。

　　反映“左”倾中央过左政策的突出例子是查田运动。查田运动前，中央苏区清查出的地主、富农人口数占到总人口的7%左右，[130]这和后来中共的基本判断：“地主富农在乡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大约只占百分之八左右” [131]基本吻合，考虑到中央苏区地处山区，经济较为落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特征明显，土地兼并受到一定限制，比例稍低一些也十分正常。“左”倾中央缺乏对苏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客观了解，主观认定中央苏区原来开展的土地革命犯有富农路线错误，判断中央苏区还存在大量隐藏的地主、富农分子，要求广泛开展查田运动，严厉清查“那些冒称中农贫农分得土地的地主富农分子”[132]。根据这一判断，查田运动广泛开展后，立即出现侵害中农乃至贫农利益、扩大打击面的严重偏向：“一人在革命前若干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也把他当作富农”[133]；“把稍为放点债，收点租，而大部分靠出卖劳动力为一家生活来源的工人当地主打”[134]；“建宁的城市、里心、安仁等区，共计中农、贫农被误打成土豪的有五十余家。”[135]1933年底，鉴于运动出现的严重问题，毛泽东曾主持纠偏工作，胜利县纠正了1512家错划地主、富农，而该县地主、富农总计家数为2124家[136]，错划面之广可见一斑。即使如此，纠偏工作仍很快被作为右倾受到批判，在“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137]的判断下，侵害中农和乱划成分现象继续发展：“在查田运动的名义之下，任意没收了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店铺与商品，或是把工人当了地主打，但没一个人敢起来纠正，甚至负责的机关也听其自然不去干涉，因为大家怕这种干涉会遭到右倾机会主义头衔与同地主资本家妥协的罪名。”[138]

　　查田运动“左”的错误造成了很大恶果，直接导致苏区尤其是一些边区群众大批出走。早在运动大规模展开的开始阶段，一些地区就出现逃跑问题，胜利马安石、仙霞观、河田、曲洋区“一部分劳苦群众逃往赣州”[139]。赣县长洛、大埠、白露、良口、大田等区“少数群众逃到白区”[140]。随着运动进一步展开，触犯中农、贫农的运动扩大化现象加剧，逃跑面迅速扩大，于都“在查田运动中发生很多侵犯中农……致被地主富农反革命用来煽惑众向白区逃跑（小溪等地发生几百人跑往白区）”[141]。万泰县窑下区郭埠乡不顾贫农团会议许多人反对，强行将一人划为富农，结果二三天内群众“就走了一大批”[142]。由于该县普遍存在“工作人员乱打土豪，把贫农中农当做地主富农”[143]的问题，群众逃跑现象十分严重，“塘上区有群众约六千人，逃跑的在二千人以上。”[144]西江县“赤鹅、洛口、庄埠等地都发生了反水的事件”[145]。一时间，苏区不少地区都出现“成群结队整村整乡”[146]逃跑的恶劣局面，到1934年5、6月份，才有所缓和。

　　查田运动的错误造成农村的普遍紧张，肃反中出现的问题则影响到苏区的各个阶层。经过查田运动，地主、富农人口在中央苏区已经普遍上升到总人口的10%以上，加上被作为打击对象的商人、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宗教人士、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刀团匪，所谓敌对力量的人员空前庞大；同时，“左”倾中央对苏维埃政权内部也缺乏必要的信任，判断：“在我们党与苏维埃机关内埋伏着的‘坏蛋’不在少数。”[147]在对敌对力量夸大估计影响下，肃反工作严重扩大化。1934年5月，西江县在“下半月短短的半个月中，即捕获了几百名反革命分子，只判处死刑的即有二三百名（城市区在红五月中共杀了三十二名反革命，破获了AB团、暗杀团、铲共团、社民党、保安会的组织，共捉了四个暗杀团长、两个AB团长、数十名连长、排长、宣传队长等）”[148]。西江是人口仅数万人的小县，半月内即出现如此之多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和反革命组织，这本身已极不正常，而这种做法还作为正面典型受到鼓励。闽赣省裁判部的钟光来甚至“把裁判部犯人大批的不分轻重的乱杀一顿”，在由樟村退往石城途中，更是“沿途格杀群众”。[149]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正如张闻天所反省的：“一些地方，赤色恐怖变成了乱捉乱杀……在一些同志中间正在形成‘杀错一两个不要紧’或者‘杀得愈多愈好’的理论”[150]。查田运动及肃反斗争中对打击面的任意扩大，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共与群众间原有的良好信任关系。当时，在苏区一些地区“看到反动标语，似乎并不算一回事”[151]。边区有些地方国民党组织的民团武装“敢长驱直入的到四边围绕有赤区的区政府捉人、缴枪”，而“群众对此事好象没多大关系一样”。[152]更严重的是，由于肃反扩大化错误，“一部分被欺骗群众首先是中农群众登山逃跑，或为地主富农所利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153]。

　　在反“围剿”作战不利，查田运动出现偏向，苏维埃政权与群众关系出现裂痕的情况下，“左”倾中央在推销公债和扩红运动中，又不断推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忽视群众利益，进一步影响到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由于苏区人力和物质资源有限，经过多次公债推销和扩红后，地方供应已十分艰难[154]，而“左”倾中央往往以机会主义、动摇倾向指责没有完成高指标者，造成各地为完成指标而强迫命令成风。万泰县冠朝区十个乡，公债销售中“摊派的七个乡”[155]。“会寻安有几个乡扩大红军成为群众的恐怖，听到工作人员下乡，就纷纷上山或躲避不见。”[156]西江赤鹅区朱田乡更发生逼迫雇农购买高额公债，威胁其不交钱就是地主，“使雇农吊颈死”的恶性事件[157]。当时，这些问题绝非个别，苏维埃中央反省：“坐禁闭，罚苦工，差不多是这些工作人员对付群众的唯一办法。”[158]

　　强迫命令、官僚主义现象的出现，除上层指导的错误外，基层组织的软化也起了催化作用。由于苏维埃政权经验不足，加上战争形势下，大批优秀干部输送红军，基层干部鱼龙混杂、素质下降。于都县“梓山区主席是犯罪罚苦工未满期跑回梓山当选为主席，段屋区委书记反过水……岭背区委组织部长是算流年十八年的算命先生，县国民经济部副部长是开小差的。”[159]这些人“在乡村中作威作福，无所不为”[160]。石城县反映：“县政府的一些干部发生不好的现象，如派去工作开小差回家的，派去扩大红军突击工作，带红军家属老婆到乡苏睡觉。”[161]《红色中华》揭露：“靠近瑞金县苏的一家菜馆，据说是专供瑞金县苏工作人员食的，有一次购买十六斤甲鱼，还说不够卖。”[162]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粗暴的工作作风，大大恶化了苏维埃政权与群众的关系，恶性事件屡有发生：黎川县樟村“赤卫军连长要群众帮助红军运输，用命令强迫，结果引起了群众的反抗”[163]；宁化县群众公开反抗强迫扩红，以致上级派出的突击队“吓得不敢出乡苏门口”[164]；粤赣省的罗田红军“打仗时刚过了一座桥，群众把桥给破坏”[165]；洛口县“地主武装及小差团”甚至合作攻进洛口街市，而“党政机关人员逃避一空，毫无应付办法”[166]。当时，群众正面支持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安远、寻乌有干部反映：“群众情绪更加消沉，红也不管，白也不管。群众受反动派压迫，一点也不会反抗而离开我们。”[167]苏区中心地瑞金也出现“群众大批逃跑，甚至武装反水去充当团匪，或逃到白区去”[168]的现象。群众支持度的下降，对“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169]的红军展开反“围剿”作战，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showcraft

　　综上所述，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中，国共双方的成败得失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国民党方面有针对性地制订战略、战术并坚决加以贯彻，是其获胜的主要原因，而苏区物质、人力、政治资源的短缺与破坏则是中共在这场持久消耗战中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陷阱。应该说，在内外环境较为稳定、国民党已经逐渐实现对中心区控制的背景下，因着国民党政权内部冲突得以发展壮大的红军及根据地，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心区域附近生存已经十分艰难，而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共双方力量在多种因素制约下形成的此消彼长局面，更加剧了中共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长征进行战略大转移以开辟新的生存区域，可以说是中共寻求继续生存、发展的必然之举。

来源: 铁血社区 | 来源日期：2009-2-15 | 责任编辑：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