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长者黎澍——纪念黎澍先生百岁冥诞

李大兴

今天是黎澍先生百岁冥诞，家兄去年曾为文纪念，见《炎黄春秋》2011年12月号，兹将原稿转帖于下：

整整五十年过去，我依然清晰记得，第一次见到黎澍伯伯，是1961年7月，时值中共建党四十周年，《红旗谱》做为献礼电影在电视里播映。恰巧黎澍伯伯家里，有一台当时很少见的电视，于是那天父亲带我到他家后，他们在书房谈话，我和他的孩子们在另一个房间看这部电影。谈话结束，他们也到这个房间来看，当演到春兰穿上一件胸前绣着“革命”二字的大襟袄时，所有的人都忍不住哄堂大笑。黎澍伯伯的笑声格外爽朗，我看到他的目光里，带着些许讥讽。


我家和黎澍伯伯一家的交情，比半个世纪更久长。黎澍夫人徐滨伯母和母亲于川是中学同学，建国后又和父亲李新同在人民大学工作。50年代中期，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任职的黎澍伯伯和父亲因工作而熟悉。60年代初，他们先后调入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今社科院前身）近代史研究所，由同事而成为挚友。1964年，他们随近代史所到甘肃张掖四清，接触到基层情况，彼此看法一致，越发谈得深入，父亲在他的回忆录《“四清”记》里曾言及此。到“文革”中他们同被打成“黑帮”，在一起劳动，朝夕相处，互相支持、互相鼓励，无人时便议论时局。黎澍伯伯长父亲六岁，是父亲最敬重的几位朋友之一。父亲看上去随和，其实品评人物相当尖刻，然而他对黎澍伯伯却一直是由衷地佩服。我觉得他的一些想法，也未尝不是受了黎澍伯伯的影响。


1970年秋，我家迁至永安南里学部宿舍，距黎澍伯伯所居灵通观西大楼802、803室仅数百米。两家的交往，骤然增多。早就知道黎澍伯伯有丰富的藏书，成为邻居后，我向他表达了想借书的愿望。他欣然同意，并亲自动手帮我选书，选的全是外国古典文学名著。当时我是在河北插队的下乡知青，黎澍伯伯则去了学部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所以能够见到他的机会并不多。不久后，有一次弟弟为他看家，我未得到他的允许进入书房，偷偷打开壁柜中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书包，喜出望外地发现大批闻名已久却无缘相见的灰皮书、黄皮书和白皮书（文革前内部发行供批判用的有修正主义倾向的译著），如《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解冻》、《人、岁月、生活》、《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然后尽可能按原样包好放回。不料这个秘密被他家亲戚任铁生（即2008年10月初在北京郊区独自登山失踪的那位北京五中退休教师）发现了，他也照葫芦画瓢。如此一来二去，两人交叉拿书放书，使原来的排列被打乱，再难恢复原状。富于地下工作经验的黎澍伯伯从干校探亲回家，旋即发现他的宝贝藏书被人动过，大为震怒，把我叫去兴师问罪。理由有二：一是不该不得他允许擅自动书；二是这些书都有修正主义问题，连他们这代人尚且不能批判，我们年轻人看了岂不受到毒害？我对第一条坦承错误，但请他考虑我们这代人无书可读的苦衷，才做出此等举动；对于第二条，我说您们这一代批判不了的不一定我们年轻人就也批判不了。他闻此言不觉一愣，由嗔怒变成一派惊讶神色，然后就笑了。
自此之后，他大概认为我是个大人了，开始和我聊天，这样我有幸多次聆听他的种种宏论，并且享用他的烟酒招待，多是精装上海大前门牌香烟和二锅头，在那时可都是好东西。他高兴起来，有时还亲自下厨烹饪，冬菜蒸肉和炒黄瓜片做得相当可口。聊天的内容如今泰半忘却，难忘的是黎澍伯伯的开放，无论我说的话在当时看来怎样离经叛道，他都很宽容。八十年代中期，我曾短暂从事近现代史教学研究，常感叹近代中国最大悲剧是废除了世袭帝制，还不如有个皇帝。我不记得是否曾向黎澍伯伯说过，但我知道他听了也就是一笑罢了。在那个思想异常活跃的年代，他本人除了大张旗鼓宣传他的历史创造论之外，私下谈话更是放言无忌，不止一人听他阐述“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买办资产阶级”。


黎澍伯伯正是在帝制终结之际诞生的，他生于公历1912年也就是中华民国元年2月，农历辛亥年腊月。那是个风雷激荡除旧布新的时代，上层政治人物正忙于南北议和、清廷退位；普通百姓则纠结于过公历新年还是农历新年、鞠躬抑或磕头、剪辫留辫放足裹足等诸多新旧习俗的冲突中。他就在这冲突中长大，天生反叛的性格、湘人固有的倔强、醴陵尚武的民风、进步教师的启蒙，这诸多因子造就了他毕生的批判精神。
他成长的年代，家乡正是中国社会矛盾的漩涡中心。孩提时代的动荡时局不说，1926年的国民革命将这位14岁的少年卷了进去，让他受到严峻的洗礼。风暴退潮之后，他又走上求学之路。民国时代的教育成就曾久被湮没，如今渐渐重新被世人认知。对自由民主的追求，曾深入几代知识分子心中。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打断了中国向近代化转变的进程，也改变了黎澍伯伯这代人的命运。救亡成了主流，他由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加入共产党，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抗日战争爆发，他没有像多数同志那样进入根据地从而受到后来整风及类似的教育和规范，而是被派到大后方去办报刊。这段经历独特且重要，因为需要在复杂的环境下和各方人士周旋，他因此锻炼得机警过人，非常善于保护自己。在“国统区”工作十几年而从来没有被捕过，使他获得了日后给其他同志提供证明的资格；长期游走于体制外，党内的清规戒律对他影响较小，使他能延续过去一贯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以至后来有人称他为“党内民主人士”。
新政权建立，他做为老同志归队被委以重任，但是“党内民主人士”似乎对新秩序不太适应，感觉是到了太平天国，幸亏国统区工作还教会了他如何保护自己，才没有捅出大漏子。在中央机关呆了十余年后，黎澍伯伯调任近代史所副所长兼《历史研究》主编。虽然他们不曾明言，但我猜测黎澍伯伯和父亲都是在一个运动不断的时期，有意无意地退出离权力更近、斗争更残酷的位置，逃避到相对清静的近代史所。相对清静的时光只有短短几年，其间虽然政治风云变幻，但对学部影响还不算很大。即使如此，黎澍伯伯的一篇短文《让青春发出光辉》发表不久即遭痛批，但从现在眼光看，这篇文章折射出他做为党内知识分子的与众不同。他以《历史研究》培养年青史学人才如沈元等、发表了多篇文章，也因此招致非议。需几十年后，当年被他“发掘”的学子多成了史学界的大腕，于是黎澍伯伯成了“伯乐”。
文革的导火索是从历史学界点燃的，戚本禹《评忠王李秀成自述》1963年在《历史研究》发表，吹响了文革的第一声号角。1966年6月初文革正式开始仅几天，黎澍伯伯就被《人民日报》揪出不点名批判。多亏近代史所好歹是个学术机构，有造反派无造反派学生，有人身侮辱无致命殴打，以至于连他的书房都得以幸存。与其他人被批斗后的情状不同，黎澍伯伯的人生态度积极且有自信心，有湖南骡子和醴陵战将的特点，这使他能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开完斗争会去照相馆留影纪念。“文革”给了历史学者一个最好的观察切入点，使得他们亲历并目睹苦难，给他们日后的批判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让他们的思想受到强烈冲击，多少打破了原来束缚禁锢头脑的教条。毫不夸张的说，没有文革，就不会有后来大放异彩的黎澍，正是对文革的反思，启动他对专制主义的严厉批判；正是文革中英雄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鼓噪，促成了他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思考。

黎澍伯伯头颅硕大、相貌端正、目光凝重，如果要雕塑一座中国版的《思想者》，他的形象几乎是最好的模特。当然，他的魅力来自敏锐的思维、锋利的言词和待人的真诚。他逝世后不久，《新观察》杂志曾以专栏形式刊出数篇纪念文章，主要是他的同代人撰写的，共同的特点就是确认黎澍对他们思想的启发和影响。这二十多年来，有更多的晚辈写了回忆和分析文字，诠释他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角色和地位。
关于他晚年思想的光辉，已多有学者专论，且本不该由我这样一个世交晚辈评价。不过后来我有一些感想，就是黎澍伯伯其实很幸运，逝于一场大风暴之前，没有像一些比他活得长久的人那样晚年心情抑郁。黎澍伯伯活了76岁，用现在的标准看不算长，但是他生逢其时，死亦其时，活得精彩，演绎了一部大写的人生。他经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剧变，始终扮演着主动积极的角色，除了文革那几年外，他一直有一定的话语权，有表达思想的机会。在同代党内知识分子里，他堪称异数，由此而终成一个批判的先驱。

光阴流转，两家老人先后谢世，我也老去，每和黎澍伯伯的女公子聚会，就会想起日渐远逝的往事。最后见到黎澍伯伯，是1986年一个秋日，母亲和我从永安南里坐403路公交车到农展馆参观服装展销，一进门先看见吴祖光先生，接着就碰到黎澍夫妇。自他们搬往木樨地后，见面机会少了，因此大家都很高兴，我对黎澍伯伯说：“今天真是群贤毕至啊。”因为和父亲身材相仿，妈妈请黎澍伯伯当衣服架子，在红都展台给父亲买了一件澳毛烤花呢大衣。接着我看上一件花呢猎装西服上衣，穿上觉得很合适，不料黎澍伯伯认为这件衣服小了，穿上像个上海瘪三，换了一件大一号的，他倒是满意了，我可是觉得套了个口袋，便笑着对他说：“我宁愿当上海瘪三，也不当北京土鳖。”他也哈哈一笑，但又摇了摇头，表示仍不同意我的意见。拎着大包小包，黎澍夫妇把我们送到家门口——他们是坐机关的小车来的。大家珍重道别，黎澍伯伯看上去身体不错，我根本想不到这就是见他的最后一面。

两年后，我在海南听到黎澍伯伯过世的噩耗，不禁泪下。然而真正感到他的远去带给我的悲伤，却是多年以后，读《黎澍自选集》时。我第一次觉得走近他的心灵，可是他的肉身早已离开尘世。从那以后又是许多年过去，我不知道黎澍伯伯如果泉下有知，会怎样看这个喧嚣骚动的时代，是否会一面毫不留情地批判、一面固执地满怀希望？

亚平

大兴三位兄长名字都是一“小”字，为何大兴兄独享一“大”字？

陆东洋西

那一段自己的书被别人偷偷拆开并阅读，最后他还能这么宽容，确实显示列长者的风度。

记得当时在大学里读到他“英雄与人民共同创造历史”的观点，也曾热议过一阵子，这个观点直接针对太祖的“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对化解太祖的神话形象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他也是一位智者。

天马行空

对于毛来说  毛就是人民的代名词和替身  关于独裁和人民的定义和关系  王尔德有过其深刻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