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雷颐、丁东：揭开尘封历史，寻找未来之路

天马行空

首期“共识书会”，共识网请到雷颐、丁东两位老师，和与会嘉宾一道读《邱会作回忆录》（邱会作著，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结合同样新出版的《心灵的对话》（程光著，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版）。揭开尘封历史，寻找未来之路。 　　以下为主讲嘉宾发言节选： 　　雷颐： 　　当时中共内部的等级制 　　邱是后勤部长，从红军起就作后勤工作。中国的体制是党、国、军很难分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供应与军队有密切关系。因此，此书的一个重要意义是，提供了透视对这套体制的一个难得的视角。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仅举一例，如红军长征开始，就规定了哪一级可以骑马、哪一级可以坐担架。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受排挤，但由于是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所以也是可以乘担架的，为他也准备了专门担架。 　　文革时期的圈阅制 　　书中说到“圈阅”制的由来。文革时期传达文件经常都会有这样一句话：“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圈阅”。所谓圈阅制是从毛泽东开始的。所谓圈阅就是在看过的文件的自己名字上画个圈，不说好，不说不好。这就为后来的执行留下了极大的余地。比如开始圈阅表示什么，后来圈阅表示什么。就像皇帝批奏章，每一丝一毫的改变都会对事件造成非常巨大的影响。毛以后来学习毛的领导人其实是在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的反复无常做铺垫。 　　“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之间的关系。” 　　邱会作多次在书中提到，“毛主席有私虑”。这个私虑是什么？林豆豆以前跟我一个办公室，她曾经说过“我父亲身体那么不好，这只是一个过渡。”她的意思就是毛最终是希望通过林彪过渡，把位置传给江青。这本书讲在林系和江青系之间的争夺上讲得很细。 　　关于这个关系，周恩来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因为他们这些人经过九大就突然从基层到政治局委员这一层了，不了解中央政治。周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之间的关系”。 　　书里讲了很多例子。比如政治局会议时江青看起来很不高兴，吃药的时候骂水太烫。周恩来劝她息怒，又让别人倒水，倒水之后周恩来亲自用手摸摸杯子试试水温，才对江青说“可以喝了。”还有一次带着很多人去见江青，江青故意让他们等了好几个小时。出来的时候周恩来亲自去楼梯搀着江青等等。张春桥送给江青一只训练过的哈巴狗，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江青居然把那个狗带来了。周恩来来了，这条狗就使劲作揖而且朝他扑上去，周恩来气的脸都发抖。这些细节挺有意思。而据邱会作推断，实际上这些都是反应出了江青当时的地位以及即将要掌权的态势。 　　而从毛泽东方面的也可以印证这一点。比如1971年毛南巡，在武汉说“我们都不如江青，我都不如江青，你们要向江青学习。江青政治水平高，打倒刘少奇，刘少奇的盖子，都是她揭出来的，我都要向她学。”这在《李作鹏回忆录 》中有记载。李作鹏的辩护律师张思之跟我说过，李作鹏本来自己还写了一个更加详细的毛评价江青的东西。毛说江青怎么好，怎么伟大，只是要发表的时候家属让他又修改了一下，最后出来的文字才没有这么露骨。 　　林与江的矛盾，实质是林与毛的矛盾。九大后，林认为应该稳定，应该发展生产，毛认为还要“继续革命”，还要运动、折腾。弃林、陈的九大报告不用而用江、张的报告，实质上林在九大上念的“政治报告”是自己根本不同意的政治报告。 　　此书的重点是讲述了林、周是如何互相配合抵制江青，实际抵制毛的。使人对文革的认识更加深刻。 　　历史研究的盲区与陷阱 　　在历史研究中，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每个人的回忆录都会有自己的盲区。这个盲区有客观因素造成的，每个人不可能了解所有的事情；也有主观原因，因为人都会回避对自己不好的事情。所以读个人的回忆录，总是应该抱有一定的警惕性。越是好书，越是要警惕，因为书越好，越重要，人们就越容易完全相信它说的一切。比如在《邱会作回忆录》中，就是这样。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对于研究那个时代的历史很有价值的书。但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到，他自己也因为感情的偏向而存在逻辑矛盾。邱会作谈到罗瑞卿、杨成武时，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好话。好像他俩被整被倒台都是活该。连罗瑞卿的自杀他都说，“他是不是故意装样子，跳楼的时候从三楼跳，还脚朝下、头朝上。”等等。 　　打倒刘少奇时邱会作说“我们这代人对毛主席是及其崇尚的，谁反毛我们就要支持毛主席去打倒谁。”但是同样的关系逻辑就没有运用到林彪和毛的关系上。比如说还有一些矛盾的地方，他谈到二月兵变的时候，说贺龙搞二月兵变，他也没有明确说，但是给人暗示“成立了首都工作组”，那就很紧张了，就是有人要搞政变，文革前就林彪开始的时候说的。但林垮台后，说林彪要发动军事政变，邱又变化说，你们根本不了解军队的程序，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经过调动一兵一卒，那为什么贺龙那儿搞二月兵变就认为是有可能的？而林彪搞这个就不是。他还有自己的辩解，认为打倒贺龙是应该的，林彪这个就不应该，从这个角度辩解会有矛盾。而在另一本书《心灵的对话》里面，邱会作也对“红八月”中那么多人被打死视而不见，认为这是对物不对人。原话是“如果仅仅让红卫兵把注意力集中在破四旧，对事不对人就对了，不应该打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应该打走资派。”也就是说，他认为还是应打“牛鬼蛇神”，打“阶级敌人”，而打“走资派”就不对了，因为开始打“走资派”时，他也受到残酷迫害。 　　经不起推敲的假“民主” 　　邱会作一方面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了表现合法性，把一些关在牛棚里的中央委员叫出来要求他们参加投票。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投票来开除刘少奇这个“叛徒内奸”。另外一方面又说八届十二中全会是非常民主的，认真发扬民主，各种观念都可以说，他举例说叶剑英猛批朱德，王震猛批刘少奇，等等。实际上可以看出他自己是矛盾的，把这个能作为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民主的标志码？当然不能。这些都是为了要贯彻毛的意图，是毛要求叶剑英批朱德，要求大家都要批刘少奇。如果当时有人能公开支持刘少奇、为朱德说好话倒可以说是民主。其实，这种政治几乎就完全是一种对个人的效忠。 　　当时的政治文化 　　这本书很重要的一点是谈到了中共那一段时间政治文化，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很大影响。到处都是派系山头，政治阴谋，人人自危。任凭你今天红的发紫，一夜之间，家破人亡。这种政治文化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在党内，必须讲党内民主，至少要有规则。往高了说，国家应该有宪政。人人都应该受到法律普遍并且平等的保护。 　　丁东： 　　《邱会作回忆录》的主要价值 　　第一，说一下我怎么判断《邱会作回忆录》的价值。不管历史最终给邱会作怎样的评价，从他进中央文革碰头会，进军委办事处，到最后进政治局，到九一三下台，一共在中央核心干了四、五年时间。这个经历非常有价值。 　　现在我们看到的高干回忆录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种：自己写的和秘书班子给写的。从出版地点看，也可以分为两种，大陆出的，还是香港出的。在大陆出的，有秘书班子给写的，一般来说价值不高。因为必须按照中央决议的框架来填空，跟这个决议一致的就往上写，不一致的不写，或者把事实按照决议的结论修改了再写。目前来看，有秘书班子写，又在大陆公开出版，薄一波的回忆录价值相对较高，但依然逃不出这些问题。 　　真正价值高的还是在香港出版的书。在香港回忆录出书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政治上走背字的。比较早的有《王力反思录》。邱会作读完这本书，说，“他是秀才，我们是封疆大吏。”语气有些看不起王力的回忆录。现在他的回忆录出来了，果然比王力的分量重。这是和文人回忆录比。再和邱会作情况相似的吴法宪、李作鹏的回忆录比，我觉得还是邱会作的分量更重。到目前为止，中国高层领导人写的回忆录，史料价值最高的就是邱会作。 　　已经出版的《邱会作回忆录》上下卷，还不是他的全部手稿。据了解邱会作留下的手稿有150万字，目前上下卷不到80万字。剩下的70万字是什么，现在我们无从得知。 　　邱会作大儿子出了《邱会作回忆录》，二儿子在香港出了三本对话录。两本文革对话录，一本历史对话录。现在有人把两个儿子各自运作的书进行了比较，认为大儿子做的是减法，虽然有些东西删掉了，但是可信度比较强。二儿子是不是做了加法，是不是在父亲原有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些自己的东西，现在有争议。我没看过原稿，没有发言权。但是可以留下的悬念是，邱会作留下的东西要比这两本书都要多，这是肯定的。 　　为什么和李作鹏回忆录比邱会作回忆录更加丰富？这里有一个不同。当时山西省委对李作鹏的安排是不错的，周围对他都不歧视，比较同情，公安厅的值班人员除了拦住记者、作家采访，对他个人的行动不限制，对他比较友好。李作鹏回忆录里提到对他的要求，“你写革命战争年代的可以考虑公开出版，如果回忆后来这些事，要经过审查。”所以李作鹏写回忆录把劲都使在东北上了。进了政治局这块，篇幅却比较小。 　　邱会作不一样了，他从秦城出来安排在西安。陕西给他安排得不太好，他要求住一个有暖气的房子，人家就是不给，结果他自己生煤炉子，差点儿没被煤气熏死。经济也很困难。他在回忆录里说一开始用的是百家纸，到处找稿纸。当时他也没有票证，想买点儿副食和肉都有困难。我从这一点推断，他说出真相的动力比李作鹏更强。 　　从邱会作个人来说，他对细节记的很好，头脑非常聪明。他的记忆能力，对事实的选择能力，捕捉能力都非常强。他不是概括地说，而是讲事情，讲细节。这些事背后能呈现出什么东西，可能他自己也不一定想得很深。但是这恰恰是最珍贵的，我们读了可以有更加丰富的解读和联想。从这一点上，我觉得《邱会作回忆录》在现有高干回忆录中价值最高。 　　该书史无前例地呈现出当时中共高层的运作机制 　　第二点感想，它呈现了中共高层的运作机制，人际关系和领导人的性格。我们以前不知道这些。过去这是一个黑箱，我们只能远望，看不清，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邱会作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这个黑箱，让我们看见里头很多过去不知道的东西。 　　举个例子，比如说中共最高领导班子怎么产生？过去都是名单公布揭晓了，大家才知道谁上去了。但是邱会作在回忆录里介绍了九届中央政治局的产生过程。 　　当时组建九届中央政治局，毛泽东把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四个人找来，研究中央政治局的班子怎么搭。九大很特殊，不是事先把领导班子名单定好才开会，而是党代会散会了，才开始研究政治局班子怎么搭建。毛泽东把这四个人找来说，他和林彪两个当后台，周、康和黄三个人组班子。周恩来说“主席得给我们讲讲到底是多少人？”毛说“25人到30人。”邱会作当时不在场，但是他后来当选了政治局委员，黄永胜把前前后后的经过告诉了邱会作。 　　邱会作在回忆录里把九届政治局搭班子的过程讲得非常详细。名单一开始范围是多大，怎么筛选，怎么反复，最后添了谁，去了谁，怎么去的，特别具体。如果我们想了解当时中共领导核心名单的产生过程，这本书绝对不容错过。 　　最微妙的地方就是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有一个细节是：一开始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拿出一个23个人的名单，里面有江青，没有叶群。但是到了毛泽东那儿，毛泽东给江青打了一个叉，加上叶群。康生推荐了王效禹，毛泽东说王效禹就不考虑了。” 周恩来他们三个人拿上名单到林彪处，林彪就把叶群一勾，他们三个人再讨论。最后三人说江青、叶群还是得上，我们要说服主席。再给添上去。毛第二次再勾掉江青，毛泽东加上了纪登奎和李德生。到了林彪那儿，林彪再把叶群勾掉。最后三个人开会说，名单差不多了，我们只要说服毛主席、林副主席，把江青和叶群加上去就行了。第三次再到毛那儿，毛说，你们说上就上吧，我负这个责任。到了林彪那儿，林彪说：“叶群上不上，我都服从主席的安排。”最后弄出一个名单来。这样的细节史料价值非常高。有的学者看了这个细节，说毛泽东不赞成江青进政治局。但他勾掉江青加叶群是什么意思呢？叶群无论是资历还是重要性都不如江青。只有周恩来心领神会。开九大，如果江青进不了政治局，估计得乱套。因为江青在九大以前地位非常显赫。当时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叫中央文革碰头会，是江青和周恩来共同主持，周恩来处处让江青三分。周恩来曾经对邱会作说，什么叫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的关系”。这么一个重要的人，如果一开九大反而出了局，这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类似像这样的细节，对我们认识高层的政治运作机制有着无可比拟的价值。 　　附：本着“在大变革时代寻求共识”的一贯宗旨，自2011年10月起，《领导者》杂志与共识网共同筹备“共识书会”。书会讨论内容囊括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有价值并受关注的话题。 共识书会每月举办一次，相关内容会在共识网刊发。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1-12-06 | 责任编辑：左小刀

老木匠

文革时期的圈阅制

　　书中说到“圈阅”制的由来。文革时期传达文件经常都会有这样一句话：“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圈阅”。所谓圈阅制是从毛泽东开始的。所谓圈阅就是在看过的文件的自己名字上画个圈，不说好，不说不好。这就为后来的执行留下了极大的余地。比如开始圈阅表示什么，后来圈阅表示什么。就像皇帝批奏章，每一丝一毫的改变都会对事件造成非常巨大的影响。毛以后来学习毛的领导人其实是在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的反复无常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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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阅好像是从战争年代的电报收发管理形成的，电报文本上有收件人的名字，收件人在自己名字上圈一下，表示看过了。因为一般都要回电，所以并不在上面写批示。只是有些电报有几个收件人的，才会圈完名字拉一根线到下方或文件空白处，写几个字表示意思。后来毛习惯用来看文件，画个圈来表示“知道了”，大家也就跟着做。

古代皇帝不作兴这样的，文件只有他自己一个收件人，他自己必须要明确表示意思。皇帝批文件，都是“可”，或者是口授“诏曰：‘可’”。不满意，又说不出的，就来个“留中不发”，文件不发出来。清朝的皇帝比较滑头，喜欢口授“知道了，钦此”，“知道了”，和“同意”、“可以”的意思不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