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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7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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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聿礼去双城接的他，经常说起我哥在我奶奶家造得真是不像样子，说起这些，他就眉飞色舞，用手比划着说，咱不来悬，这四个字，山东话都读四声，在张聿礼嘴中说出来就是：赞不赖旋。咱不来悬，是张聿礼的口头语，意思是他说的都是真的，一点没有假的，也没有夸张的意思，他说，咱不来悬，小波哎，我到那，一看，那造得那个不像样，那濞涕足有一尺长，鞋，鞋底都是断的，用草绳紧着，衣服嘎叭地都能当镜子，裤子，到处是窟隆，用个烂绳子系着，跟个花子差不了多少，花子，也就是要饭的，我们那管要饭叫要饭花子，或者直接叫花子。张聿礼说，这可是你们老吉家的人，我一看，跟本就没人管，跟个野孩子也没啥区别，活着就是了，张聿礼说，我都不好意思带着走，走到村口，张聿礼说，我拿块砖头，让小波把衣服脱下来，我就用砖头蹭，总算把油脂麻花的衣服蹭得干净一点了，翻过来，一抖搂，虱子都往下掉，虮子都一排一排的，我也用砖头蹭了蹭，都听到咔吧咔吧地响，咱不来悬，那孩子真的是不能要了，我就说，这是咋给养的，一到双城，就先把鞋给扔了，买了双新的，穿上，然后，到商店，给小波买了身新衣服，穿上，坐地，把他那身衣服就扔了垃圾了，我说，再穷的人，都不会拣。
后来，我妈说，确实，我哥在我奶奶家，跟本就没人管，有口饭吃，饿不死就算好了，再说，那时的农村，别说不是亲的，就是亲生的，也是过那种生活，忙都忙不过来，谁来有心思管孩子，再说，你哥就是淘，就是回来，你还不知道，裤子七天准坏，谁家供得起他，也是，我哥从小淘得要死，那裤子成是滴逻涮挂的，我妈跟着屁股后补都补不过来，一出去，回来，不是后背上，就是大腿上，准是又开了口子，钻刺线钻的，屁股后，总是要磨出两个大洞，也不知道，他怎么就能磨出来，我妈打他，他就说，他腿下边长了个痦子，坐不住，我妈就更打了，说他找理由。我妈真是生气，后来，就想了个办法，到街里买厚帆布，给他做裤子，就相当于现在的牛仔裤了，只不过是黄色颜，我妈说，就那，也就是半个月，准见窟窿。一开始，我妈还打他，打不动，就掐，有一次，我哥在和别的小孩子聊天时说，我妈，打我，跟挠痒痒似的，一点都不疼，咯得她手疼。后来，我妈一生气，就用，钳子拧，他还说不疼，后来，我妈就不打了，让他跪着。我二姨来了，看见我哥跪着，就跟我妈打架，说虐待孩子，把张聿礼也臭骂一顿，骂着骂就又犯病了，张聿礼就赶紧给做饭吃，那时，东北啥也没有，就我家还算好的，我八爷每年给我家寄二斤花生米，一般情况下，都啥不得吃，等来人时再吃，黄小花知道，张聿礼赶紧给她炒花生米，又炒了几个菜，黄小花就大模大样地坐在炕上吃上了，还喝酒。我妈坐在地下地的椅子上，骂她，两个人又打架。我妈这回不骂我二姨了，专门骂黄皮子，黄小花一边吃着花生米，她不吃花生米外边的那层红皮，她把红皮搓下来，一般情况下，她都骂不过我妈，就祝咒发誓说，一红琳，等以后，我就让你爬着去吃屎，她就不理我妈了，对张聿礼说，看你每次对我还不错，你有病呢，你要信我，你就把个吃了，你的病就好了，说着，她就把她搓下来的花生皮子用手捏估捏估，扔到张聿礼跟前，张聿礼就把花生皮子都划拉着都吃了，黄小花就高兴，说张聿礼有好报，然后又骂张聿礼说，我来时，小弟子让我告诉你，说，她姐夫说让你给站好岗，你就这么给站的么，等小弟子找你算帐呢。张聿礼确实对我和我哥不错，只是我哥太淘，都是我妈让张聿礼打的，如果不打，小波能上天，这是我妈的话。别看小波没心眼，却知道少挨打的办法，就是每次出去玩都要拉上我，冬天夏天的，裤子都要湿半截，张聿礼发电，每天早晨把我俩的鞋和棉裤背到发电所，放在发电机前烘干，六点半停电后，再背回来，我们正好起床穿，都是热乎乎的，张聿礼不管在吃上还是在穿上，都没有让我和我哥遭过什么罪，亲生的，不过也是这样。我妈从来不做饭，一天三顿饭，不管冬天还是夏天，都是张聿礼做，特别我上学后，我有一个毛病，中午放学一进屋，必须得吃饭，如果见桌子还没摆上，我就开哭，上学要晚了，要晚了，所以，张聿礼每天中午都做好饭等着，我回来，坐下就吃，吃完就走。如果张聿礼不在家，我妈就会给我们卟拉疙瘩汤，张聿礼出去几天，我们就得吃几天，等张聿礼回来。放学，我跟着他出去疯玩，胆子也大，爬墙上树，打鸡骂狗，都不算什么，有一次，我们这一帮孩子上大地里去疯玩，他们在前边跑，这群孩子里，就数我小了，跑得没他们快，他们都跑过去了，我一下子掉进一个窟隆里，等我爬出来，回头一看，原来是个坟坑，我是扒着棺材板出来的，等我爬出来，他们都跑远了，我跟在后边紧跑，吓得要命。别看他傻，可知道怎么用我来保护他自己了，干坏事总拉上我，或者有什么坏事都推到我身上，让我受冤屈。上一年级时，我姥姥有病，我妈去新华了。我二婶家的小杰把她家的苹果偷着给了小波吃了，她却说给我吃了。张聿礼回来问我，我说我没吃，张聿礼就揍我，拿皮带抽！我被屈打成招，说是我吃了，才不打了。等我妈回来，我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告了状。我妈可火了，这日子不过了，分家！于是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分成两半，包括照片，有他们俩的，我妈都撕成了两半！张聿礼带着张闯住前屋，我们仨住后屋，我妈也不管张闯了！这是我长这么大小唯一的一次被人打，还是张聿礼！祸根就是小波！还有一次，就是小波在学校淘气，是小学二年级，我也忘了是什么事了，他的班主任让我给往家里捎张纸条，小波说你别给咱妈了，给了，我又得挨揍，其实，本来我也没想给，过后也就忘了，巧的是，小波当时给了我一个苹果。后果可想而知，我被我妈骂了一顿，比挨张聿礼揍还难受，她竟然说，一个苹果就把你收买了，以后还不当叛徒？我这个气呀，小波到是没事人的，站在那里笑！每当看到小波，我就会想起我妈的话，所以，到现在，我都不愿意看到他，从来不管他叫哥，叫声小波算是对他客气，就是现在，他来我家，我都没好气，谁能知道我还生四十多年前的气呢，我想，这气，可能直到死，才能不生了。
正好一肚子气没地方撒，他又过来得瑟，我就直接冲着他去了，我说，有你什么事，跑到这多嘴多舌，不怕烂屁眼儿！马老师一听我骂人，就开始骂上我了，说我是个酸脸猴子，这不是你家，你想酸就酸。我一来气，举起菜刀，咔嚓，就把一棵最大甜菜剁成两半，站起来，把刀一扔，拍拍屁股上的土，说，我不干了，我回家。然后，我就顺着田菜地往前走，他们在后边喊我，说我找不着家，我头都不回，我听见后边说，要吃中午饭，我心里想，我才不稀吃呢。那时，我也不知道往哪走，能回家，但是，我看见地边上有条铁路，我想，只要顺着铁路走，我就能走回家，因为，我家就在铁路边上。我就走呀走，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终于看见良种站了，我知道，过了良种站，就是一师了。我回到家里，我妈问咋地啦 ，我就说，马老师说我，小波帮腔，我就不干了，明天也不去了，我妈说，那后天呢，我说，我都不去了，看他们能把我咋样，凭啥让我给他们削田菜，做了糖又不给我吃，农场的甜菜基本上都是做糖，废料喂猪。就这样，七天的帮秋劳动，我就去了半天。开学，马老师好像没事人似的，提都没提我不去劳动的事。上四年级时，接着帮夏除，我干脆一天都没去，就在家呆着。马老师也没说什么，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我想，可能马老师对让学生参加这种劳动也不感兴趣，都不来才好呢，只是，她当老师，不好说就是了。上小学时，都是班主任带语文和算术课，语文课呢，马老师就让我们念报纸，算术课，呵，她可认真了，特别是四年级时学分数和圆柱圆锥三角形面积等，她用纸糊的道具，里面装上沙子什么的，说明谁是谁的几倍，几分之几等等，说得吐沫星子直飞，我个子矮，从上一年级起，就坐第一桌。班上有几个总捣蛋的孩子，都是大个子，马老师就把他们调到第一桌来，有一个叫于江，我印象里，他又黑又胖又壮，凡是调到前边来的淘气学生，总要打同桌，但于江从没打过我，因为，我给他抄作业，如果早起上学时，走车箱时，运气好，捡到新的烟盒，给他，那时，男孩子玩拍烟盒的游戏，就是把烟盒叠成三角形，先是出烟盒，谁出的多，谁先拍，也就是把叠好的烟盒放在上或者桌子上，有用力拍地或者桌子，拍出的气浪把烟盒冲翻过去多少，那就赢多少，一是比力气，二也是比心眼，有的人就出一个烟盒，先手总有剩下的，轮到他时，他只要多拍翻一个，也是赢了，我给于江烟盒呀，糖纸呀，给他抄作业呀，所以，他就不打我，我妈说我，成天就会五马倒六羊，我们那时，每周都要上六天半的课，也就是说，周六也要上半天的课，中午放学，就得打扫卫生，值日生把凳子都搬到桌子上，好扫地。于江他们几个，就打陈永芳，也不知道陈永芳怎么惹着他们了，他们把周六称为是“陈永芳的末日”，有一次，他们又把陈永芳打到了两行桌子的紧后边，他们站在桌子上，对陈永芳形成一个包围圈，陈永芳捂着头，被他们你一脚我一脚的揣得直哭，大家都怕于江他们，谁也不敢去拉开，我就不信邪，冲进去，把陈永芳拉了出来，我回头对于江他们喊，再次你们再打陈永芳，我就告老师去！从那以后，于江他们也就不打她了，小波跟我说，于江说了，是看到他的面子上，才不打我的，我说，才不是呢，于江还要抄我的作业，还怕我告老师，你，算个屁，再说，他敢我一个试试。听小波说，于江上初中时到水库里游泳淹死了，最奇怪的是，当她妈听说有孩子在水库里淹死时，她妈就哭，说是她儿子淹死了，人家说，怎么可能呢，人还没见，你怎么说就是你儿子呢？后来，果然是她儿子，人们都奇怪了好一阵了。马老师有关节炎，总是穿得肿肿的，说话还有点咬舌，不过，她倒是很少发脾气。
我生气，当然和马老师有直接关系，上四年级时，我应该算是学习好的了，还真有点上进心。我班的学习委员叫潘冬，那时，正好演《闪闪的红星》电影里面的主人公叫潘冬子，马老师就管他就潘冬子，马教师咬舌，听起来像叫潘冬纸，潘冬纸他妈是教我们的政治老师，特厉害，成天繃着个脸。潘冬学习没有我好，还特别闹，可皮了，他和我是同桌，我俩经常打驾，有一次，我俩上课前又骂起来了，她骂我凶，是个三角眼，我说，你妈才是三角眼呢，正好上政治课，他妈就站在门口。马老师说过好几次，要把他的学习委员给撤了，还总表扬我，让同学们向我学习，我心里就想，等把潘冬子撤了，我就能当学习委员了。没想到，这时，从良种站新转来一个女生，叫倪琳，她长得可好看了，瓜仔脸，高鼻梁，柳叶眉，眼睛不太大，却很深邃，安安静静的，反正，真是标准的美，唯一有点遗憾的是她稍微有点颠脚，就是走路有点划圈，小儿麻僻症的后遗症，但是，不细仔看，看不出来。她学习也好，字写得也好，反正，我觉她是什么都好，比我强，她妈和她爸都跟马老师认识，好像原来就是朋友。倪琳来了，不到一个月，潘冬子的学习委员就被撒了，马老师就让倪琳当了学习委员，我心里那个失落，那是我政治生涯，不，是我心里的政治生涯的第一次失败，现在想想，我跟本就没有政治生涯，在我的生命里，好像我跟政治就没缘。刚上一年级时，那时叫入红小兵，第一批我肯定没入上，上二年级时，我就又到我姥姥家上学去了，本来应该在我姥姥家上完小学的，没想到，在班里又遇到了一个死对头，小五子，叫吕什么，我也忘了，她大姐跟我老姨特别好，当年，她俩上高中时，吕敏，也就是小五子的姐，演李铁梅，我老姨演李奶奶，有一次，两个人在台上演《红灯记》中的痛说革命家史一段，我在台下，一看，咦，我姥姥怎么在台上呢，我就赶紧往家跑，一看，我姥正在家给我做棉袄呢，我又跑回去，原来是我老姨。吕敏家也和我姥家走得挺近的，关系也好，经常给我姥送吃的，她家人会做事，都说是给我姥的，其实，她家信黄小花，但是，对外，从来不说，而是说给我姥，连我二姨都不提，怕被人说是迷信，觉悟不高，吕敏也找了个北京知青，当年返城时，她就跟着那个知青回到了北京，现在好像在做什么生意。小五子是吕敏的妹妹，我转来后，跟她一个班，她当班长，可厉害了，就像老师一样训斥人，我就不服气，她就去告教师，那个女老师更厉害，我妈在时，她俩关系还挺好的，我妈是第一厉害，我妈走了，她就是第一了，她就来训我，说，别看我跟你妈关系不错，但是，你错了，我照样批评你！你还别跟我耍！我都快气死了，有一次，我往地下扔纸，小五子就又来训我，说，别看我姐跟你老姨好，跟你老姨好，我照样说你！回到家里，气得我不去上学了，我姥就左劝右劝，才算又去了，上了没几天，背小九九，小五子每天早晨站在教室门口，来一个，她让背，背过了，才能进教室，背不过，就不能进去，我生气，凭啥你在这里让我背，你又不是老师，我就不背，我不背，她就不让我进去，教师来了，上课了，才让我进去。我快气死了，死活不去了。我上大学后，小五子高中毕业留在新华教英语，我二姨说，小五子，黑龙江教师考试，她的英语才考十六分，还能当英语教师，我说，她当教师肯定没问题，我二姨说，是厉害。我是死活不去了，因为，小五子，没办法，我姥去找了小五子，小五子说，她背不出，就应该在外边站着。
没办法，我二姨就把我送回了龙镇，总得有学上呀，农场教学质量好，学生多，又是学期中间，插不进班，没办法，我妈就把我送到林业局的学校，林业局的孩子都不好好学习，仗着钱多，林业局挣的钱是农场职工的几倍，所以，林业局的孩子都不学习。一师的孩子都在农场学校上学，就我一个在林业局的学校，太孤独，等到上三年级时，我又转到了农场学校。这样转来转去的，也没人想起来让我入红小兵，到农场时，红小兵已从戴袖章，改为戴红领巾了。我才忽然想起来，我从来没戴过红领巾，挺羡慕的，正好，一个女同学的红领巾戴歪了，其实，当时，我就是想帮她戴一下，顺便摸摸，我一边给她系红领巾，一边顺嘴说，原来我也戴不好，后来就会戴了，主要是要把这个短头抽到后边，她个女生就问，说，那你怎么不戴呢，我说，我的红领巾丢了，没想到，我就是顺嘴撒了个谎，她就去告诉了马老师，说我原来也是红小兵，因为红领巾丢了，就没说，马老师说，那就买一条戴上吧，我又不敢说我不是红小兵了，怎么办，那就买一条戴上了。我的政治生命就是这么开始的。开始还有点心虚，后来，见没人问，就不心虚了。一九七八年底，我到山东胶县上学时，是插进的初一下半学期，由于学习还好，班主任也没问我，就让我当了少先队员，那时，已将红小兵改为少先队员，有一次，忘了我又干什么坏事，奥，想起来了，也是劳动，学校勤工俭学，每周周六下午要梆竹筋。
竹筋，就是代替钢筋，浇铸上水泥，制成预制板，盖楼用，我们就是要把批好的竹条，用麻绳梆成水黄瓜那么粗，然后再剁成要求的长度，我说我不会梆，就在教室里乱划啦黑板，班主任廖恩贞批评我完后，说，这里，当少先队员要重新评的，她没让我重新评，就当上了少先队员，意思是，我应该珍惜才对，到了初二，就和老师打架，跟本就不可能入团，上了初三，准备考高中，也没人管这事了，直到考完了，我们学校四个班，毕业二百多学生，只有七个考上了重点高中，其中有我，叶校长说，咱学校本来考上的就少，不能考上的连个团员都不是，于是，这七个中的两个，叶校长说，填个表，你俩就是团员了。有时，我想，人们都说政治生命第一，我的第一，就是这个样。
倪琳当了学习委员，虽然我心里不太舒服，但是，我俩还是挺好的，因为，我俩能说得来，比如，我俩看完影后，就可以说说电影里的不合理的地方，或者，她说说她家的事，我说说我家的事，反正，我俩正一起，用大人的话说，我俩净说大人话。她爷爷当时是上海的商人，解放后，被下放到这里的劳改农场，她爷爷奶奶应该算是个资本家，剥削阶级，就他爸一个孩子，后来，他奶奶就要一个女孩，也就是倪琳的姑，她爷爷奶奶对她姑特别好，她姑我也见过，长得也好看，跟倪琳有点像，我就问倪琳，你姑不是要的吗，怎么那么像你，她说，她也不知道。倪琳生气的事很多，其中之一说她爷爷奶奶的钱都给姑花了，她姑又不缺钱，再说，倪琳说，她爸可是亲生的呀，她家生活困难，她奶奶连管都不管。这也就算了，最想不通的是她姑，都三十多岁了，知道她是要的以后，就偷偷地找到了原来的家，在齐齐哈尔，倪琳说，她姑就偷偷地贪污公家的钱，找她亲妈亲爸去，倪琳她姑在农场当会计，被抓了回来，进了小号，我们那管监狱叫小号或者笆篱子，如果骂哪个人以后要进监狱，就会骂道，笆篱子货！倪琳的姑进了小号，她奶奶天天哭不说，还每天去给送饭，不但倪琳想不明白，我也想不明白，反正，我俩没事，在一起玩，她腿不好，跑不动，所以，我俩没事就是找个地方坐着聊天。她学习好，我也不错，我俩挺好，她家是农场的，她在家里是老大，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学习都特别好，她家离学校近，我经常到她家玩。有一次，放学了，挺早的，我俩坐在学样操场上的压油板上玩，压油板，就是翘翘板，我们那管它叫压油板，一个人坐在一头，一边玩一边聊天，不知怎么就说呛了，她说，我知道，你心里对我有意见，要不是我来了，你就当学习委员了，我说，那当然，还不是马老师向着你，因为，你妈跟马老师关系好，她说，才不是呢，因为，我就是比你学习好，字也写得比你好，我说，你说好就好呗，反正，学习委员你也当了，我就是想当，又没当上，我要是真生气，就不跟你玩了，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西沉的太阳特别地大，又红又圆又大，就在倪琳的身后边，她坐在压油板上，一上一下的，就在太阳里出没，晃得我看她像看一个小黑点。
那时，好像是批林批孔，学习毛选，要开全校大会，选发言的，我的发言稿是我妈给我写的，我记得开头的一句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然后是什么，我都忘了，只有这句话，一提起来，我总记得，我记得我在全校大会上发言，口龄清楚，声音响亮，发完言，有没有掌声，忘了。倪琳也发了言，下来后，她说我，发言稿不应该让我妈写，我说，我就是让她看看，她说我写的不好，就要给我改改，最后，她就给我重写了。倪琳说，李姨可真是。
她没事也上我家玩，她到我家，只要我妈在，就没我什么事了，我妈就跟她聊天，她俩也可说得来了，过一阵子，倪琳要是不来，我妈就会问问，倪琳怎么不来了，问是不是我俩打架了，我说，没有，我和倪琳不打架，就是有时会生气，生完就好了。我们那时，不考试，升级全窝端，我俩上五年级时，还在一个班，基本上什么都不动，马老师还是我们的班主任。记得那时，上课就是念报纸，作业就是抄毛选，我和倪琳一起抄，有时还讨论一下不明白的地方，我记得，我俩抄的第一篇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倪琳说，要是按照毛主席说的，那我爷爷就应该算可以团结的，怎么把可以团结的当成劳改犯呢，我说，那可能你爷爷应该算是可以改造好的，所以，就要劳动改造吧，倪琳说，劳动不是最光荣么，怎么改造要用劳动呢？享受是最可耻的，要把坏人钉在耻辱柱上，那就应该让坏人去享受才对，我没有倪琳聪明，这一点我承认，我也想不明白。
上课念报纸，其它班都是老师念，马老师才不念呢，我班念报纸的，一个是倪琳，一个就是我了，我俩都口龄清楚，这是马老师说的，当时选上大会发言的，就是要口齿清楚。当时念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主使，党中央给邓小平开除党籍时，倪琳就问马老师，邓小平杀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不把他枪毙，马老师说，是中央的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下课了，倪琳就和我说，就是不枪毙，也应该让他到劳改农场。我说，反正，邓小平不是个好人，反对毛主席，毛主席怎么不把他枪毙呢，留着他干什么，倪琳说，可以做为反面教材吧，我说，可能是吧。我们小学是五年制，小学毕业，也不用考试，象征性地写篇作文，我的作文又是我妈改的，说是我妈改的，其实就是我妈替我写的，我抄一遍。张闯从上学开始，就是我妈替他写作业，没完成作业，就哭着不上学，我妈就替写了，然后小波就骑着车子送他去学校，就这样，坚持上到了小学四年级，就干脆不上学了，可能，考试对付不过去吧，那时，我正山东上学呢，我家的事我就不太清楚了。我记得写的是《小英雄雨来读后感》，我们就一起升到了初中，都是农场的学校，小学和中学就隔着一条马路，小学在路北，中学在路南。我们上初中，四人帮也粉碎了，就开始抓学习了，倪琳学习好，不用说，我俩还在一个班，班主任叫石洪枢，我在没上初中时，淑坤就说过，石老师最好了，如果谁分在石老师这个班，就算是有福气。
分到石老师的班上，确实是我们的福气，更是我的福气。
石老师是上海知青，可细了，啥都能教，数学，语文，美术，英语，物理，差不多中学里的课，石老师都能教，反正，石老师在学生中威信最高了。冬天，别的班的同学都值日，每天早起到教室生炉子，成天乌烟瘴气的，学生们哪会生炉子，捅鼓半天，就是生着了，也是满屋子的烟，再说，我们那里，冬天零下近四十度，房子都冻透了，就是生着了炉子，半天也暧不过来，上课，冻得要死，我记得，小学时，冬天上课，手指都伸不开，钢笔水在毛囊里都结了冰。石老师没有成家，住在学校，一冬天，他都不让炉子灭了，每天半夜，他都起来，到教室给炉子压上煤，这样，一直烧到我们到教室，整个学校，就我班的同学不用每天早起生炉子，我们一进屋，里边可暖和了，直接脱衣服玩，主要是抓嘎拉哈（“抓”字在东北话里读“chua，三声）就是抓羊拐，最好的拐就是狍子的拐骨了，一般人没有，谁要有一付狍子拐，那就是相当于九十年代初谁有一部大哥大一样，得显派死，我班上没有一个有狍子拐的，另外，就是猪拐也能玩，可是，猪拐太大又蠢，谁要是玩猪拐，那就会被人笑死，就像现在谁还拿个八十年代的砖头似的大哥大似的，红学专家们死命地考证大观园里的丫头玩的“抓子”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玩的“抓嘎拉哈”，只是抓读作chua，不知是怎么来的，羊拐四只为一付，一付羊拐加上一个布包，布包就就是六块花布缝一个小布包，就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用布缝个正方形，里边装上小米、豆粒什么的，就成一个布包了。玩时，先把羊拐随意撒在桌上，然后根据不同的形状的异同组合，羊拐有四个面 ，第一个，像耳朵的，我们管它叫“真儿”，第二个，“真儿”的背面，比较平的，我们管它叫“驴儿”，第三个，像肚脐眼的一面，我们管它叫“坑儿”，第四个，“坑儿”的背面，我们管它叫“肚儿”，这些叫法也不知道是怎么传下来的，反正，我们东北有小孩子，我妈说，她们小时也这么玩，特别是猪拐，半炕半炕地玩，快过年时，都得留指甲，否则，很快就会磨秃的，我们她们小时玩的半炕猪拐，就是《红楼梦》中睛雯她们玩的，就是“抓子”，她们的玩法跟我们有区别，不是四个一付的玩，而是有“抢”的意思，就是把一大笸篓猪拐，笸篓就是用柳条编的很扁的没有梁的筐，主要放在炕上，装烟丝或者针头线脑什么的，一般都很小，如果要装猪拐，就得很大的一个笸篓，放在炕上，玩时，就倒在炕上，花花绿绿地染着不同的颜色，“抓子”也得有技术，就是分伙后或者不分伙，得先用“石头、剪子、布”来决出先后顺序，就是“出拳”决胜负，两人同时出拳，握拳 是“石头”，展掌 是“布”，只出食指和中指，其它三指不出为“剪子” ，剪子绞布，所以，出布的就是输家，布包石头，所以，布与石头相遇时，布是赢家，石头和剪子对头后，剪子就坏了，所以，在出拳时，看谁反映快，谁就会赢，赢家先“抓子”，也就是在一定规则下，把炕上的猪拐尽量地抓到自己这一边，这一点，有点像台球，如果先手太厉害了，后手就没“子”可抓了，只能去“抓人”了，所以，才有晴雯她们的“抓 子”到“抓人”的描写。我们玩羊拐，就是把这些羊拐骨用各种颜色的纸包上，这样把羊拐骨染上各种颜色，主要以绿色和黄色红色居多，撒在桌上后，根据“真儿、驴儿、坑儿、肚儿”的不同来抓，如果是同花，即四个拐都是“坑儿”或者都是“肚儿”，就是四十分，可以都抓起来，如果两样一样的，就二十分，如果三个一样的，就是三十分，如果四个分别是“真儿”、“驴儿”、“坑儿”、“肚儿”，那么，也是四十分，抓时，将布包扔向空中，在布包落下来时，将桌上的拐抓在手中，并接住布包，如果没有“坏”，则接着往下抓，如果没有接着布包，就是“坏”了，如果动了不该动的拐，就是说，如果你在将两个“真儿”抓起时，碰到了另外两个拐，那也是“坏了”，如果落抓了，也是“坏了”，所以，“抓子”可是技术活，谁先抓够了规定的分数，假如抓够一百分后，你就可以进行“扳真儿”了。“扳真儿”，就是把四个拐扔到桌上后，将四个拐按“真儿”、“驴儿”、“坑儿”、“肚儿”的顺序，先把四个拐都摆成“真儿”，然后再扳成“驴儿”，这样，直到扳完“肚儿”，最后，一把抓起，接住布包，这一局就算你赢了，“扳真儿”是最难的，规定要在一定的抛布包数量下完成，而不是让你无限制地扳下去的，我们基本上都在教室里玩抓拐。石老师对我们管得也不严格，可是，有一次，我们算是领教了石老师的执着，以后，石老师如果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可不敢不听了。冬天过去，教室里的炉子就该拆了，石老师让翁俊林中午放学后把炉子抬到办公室里去，下课后，翁俊林可能是忘了，就回家了，没想到，石老师一直追到他家，饭也没让他吃，回学校抬炉子！由于石老师对我们比较宽，我班的学生也能作，上课说话不说，还爱给老师起外号，教我们地理的陈老师也是上海知青，那时，有一部电影《海霞》，里面有个反面人物叫陈占鳌，只是由于这个女老师姓陈，于是我们就背后管她叫陈占鳌。又是上课，陈老师讲到可可这种植物，她说，可可也读“扣扣”，于是，我就捣乱，搬出字典来，说，字典上没有这个读音，陈老师气得跑了，正好是上午第四节课，老师跑了，这课还下不下呢，大家也不敢走，最后，石老师来了，也没说什么，让大家放学回家。过了几天，我正在操场上跑得欢呢，石老师叫住我，我知道是陈占鳌的事，石老师也没说我什么，只是说，你们现在学的知识还少着呢，就像在海边玩石子呢，也就是到了海了边上，连海水是什么都不知道呢，怎么就知道老师说得不对呢？还没有骄傲的资本呢，我听进去了，于是，石老师把话题转到陈老师身上，我说，是我错了，我给陈老师道歉，这件事，我是终身难忘。石老师还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格林童话》，一本是《安徒生童话》，这两本书，我小心地包好书皮，要看时，得把手洗得干干净净地才看，谁也不能动。这是我接触最早的外国文学作品了。龙镇的新华书店里跟本就没见过这种书！
倪琳还是当学习委员，不仅当了班上的学习委员，而且还当上了学校的学习部部长，当时，我觉得，她能当上这个学习部长，就是因为刘和，刘和也是我们的老师，教我们政治，他也可厉害了，他对倪琳好，倪琳她妈、她爸和刘和都是从良种站调过来的，石老师和刘和不和，因为，刘和不让石老师入党，说石老师不讲政治，就知道教书什么的，那时小，不知道这些情况，但是，如果石老师对谁好，同学们还是羡慕的，我在班里，不是班干部，上课就爱说话，前后左右的说，石老师把我调到哪，我就跟哪说，一学期，石老师都会给我调好几次座位，我还是说话。石老师的爱人是北京知青，返城时，他就到了北京，现在，我一去看他，他就会跟她爱人说，她，小时候，个子那么点，穿着一件小红衣服，一下课就满操场跑，一刻不停，上课就说话，也不知道她的精力怎么那好。我上了这么多年的学，对我好的教师真的不多，石教师真是对我好，他返城时，给我留了他姨在北京的一个地址，因为，他也不知道返城以后，不知道要干什么，所以才给我留了他姨的地址。十年后，我到北京工作，还真找到了石老师。
倪琳说，石老师对我好，我说，石老师对我好，连个小组长也没让当，再说，她对你也好呀，让你当学习委员，倪琳说，没有对你好，我能感觉，他对你真心好，我记得倪琳说这句话时的样子，她长得好看，特别是那双眼睛，我不想用忧郁这个词，因为，现在，这个词都用滥了，真正的忧郁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眼底里涌动，你能看到的只是一丝，而这一丝，让你的心定格在那里，不管过了多长时间，它都在随着你的心，那定格的画面，出现在你的脑海，倪琳说石老师对我好时，那个眼神，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我想证明石老师也对她好，并且说，对她比对我好，好让她高兴起来。在班上，还是倪琳学习好，我学习不是太好，老爱玩。初二上半学期结束时，石老师返城走了，我们心里别提多失落了，就是失落，那是切身的体会，什么叫的失落，石老师他们一走，学校都觉得少了生气。那是一九七八年底了，快放寒假了。
中国和越南打起来了，我们中苏边境是特级战备，学校也不上课了，都准备打仗了，开始是晚上，大量的军车、坦克进山，就跟演电影似的，车身都用绿色的网子罩着，上面插着一些树枝，轰隆轰隆的震山响，我们就爬起来，透过窗户往外看，一辆接着一辆，后来，白天也开始有部队进入了，大批的部队进来后，没地方住，就住在机关、学校、医院里，一师大院也住进了解放军，学校也不开学了。说，苏联军队要到哈尔滨吃饺子，那我们龙镇就得是敌人的后方了，人心慌慌。火车站每天都是撤退转移的人，听说，都挤死了人。快到过年了，一师也动了起来，指导员、连长还有一些不认识的现役军人，挨家挨户地动员登记，口号就是有亲投亲，有友靠友，没亲没友的，就是走不了的，就登记，好把你的那份粮食运上山，一打起来，统统进山。那时，我们那个地方，凡是能够说话的，就是哑吧，也用手比划打仗手势，张闯也能参加议论了，我记得他说，打仗怕啥，到时候，一人屁股后上挂个原子弹。
看来真要打了，我妈他们就商量，还是躲一躲吧，小波是坚决不走，说，留下来打仗，这回可是真打，他高兴得很，希望打仗。张聿礼的大姐，从五连县搬到了胶县。最后，决定，我妈，我二婶，带着我，张闯，小杰，小康，德子，新新，去山东，小杰，小康，小德子是我二婶家的孩子，那天，已是腊月二十七了，快过年了。我们这一行逃难的人，在大年三十晚上的十一点多，终于到了胶县，找到了张聿礼的姐姐家。我就没回来，留在胶县上学了。
上初三时回家，听倪琳说，她家也都逃到了浙江她爸的一个亲戚家里，后来，她家都回来了。我们俩通信。
一九八三年，我得回黑龙江参加高考，因为，我在山东上学，属于借读，得回原籍参加高考。三月份就到家了，可是，没有学可上，哪个学校都怕来个分母，万一考不上，学校的升学率受到影响，谁能保证我能考上呢。这时，倪琳在二井子重点高中上学呢，她也不知道我回来，并且没有学上，不仅没有学上，带课本都没有。因为，我不太懂交通运输，我的书本行礼，都走的是慢件，慢件，铁路要凑车皮，就像公交车等人满了才能走一样，如果幸运，赶上了，就快，如果不幸，一年半载都是它！那年，高考，黑龙江还要初选，也就是说，先在省里考一次，如果初选过了，才能参加全国高考，初选在六月份，得坐两个小时的火车到二井子去，龙镇没有高考点。到二井子初选时，我遇到了倪琳，就住在倪琳的宿舍里，不用现去找住的地方了，回龙镇时，倪琳还给我找了一辆开回龙镇的吉普车，省了路费，那车，差点没把我颠死，如果没有上边的车篷挡差，我不知道要出去多少次了。还好，我初选的分数竟然刚刚达到黑龙江省的初选线，四百二十分。倪琳在学校是学生会干部，学习好，跟老师都很熟，就把我介绍到文科班复习，她学理科，这样，在高考的最后一个月里，我得以到学校上课，全是倪琳帮的忙。高考那三天，天天下雨，我就一天买一双同样的布鞋，后来，倪琳问我，为啥不买双雨鞋？我俩考得都不怎么太好，我四百四十九分，超分数线四分，被安徽省淮北煤炭师范学院领走了，她考到了四百四十五分，理科的分数线比文科低二十分，是四百二十五，这样，她超了二十分呢，被哈尔滨中医学院针灸系录取，她不愿意去，想明年再考，她妈不同意，她妈说，她家孩子多，明年她大妹妹也要高考，后年她小妹妹也要考，还有她弟弟也要考，一年一个，如果一年供两个，供不起，她妈还到我家来，让我和我妈也劝劝倪琳，我妈就劝，让她去上。到了大学，我俩书信来往，她当班长，在学校挺有名的，曾跟我说过，她班上一个女生跟她竞争什么的，大一过年我回家，我俩还在一起玩，这时，讨论的东西就多了，我就觉得，人不要争，她说，如果不争，就没有你的，如果你不打败别人，别人就会打败你，她把手伸出来，手心朝上，一边说着，一边将手心翻下，说：你不打败别人，别人就打败你。我说，都是刘和教的你的斗争哲学，她说，她佩服刘和。到了大二，她谈了个男朋友，我也谈了恋爱，通信就少了一些。大二，大三，我都没回家，我妈说，不管我回没回去，倪琳都到我家看看我妈，跟我妈聊天，后来，我妈给我来信，说倪琳得了精神病，在北安住院，说是在学校工地自杀，也就是撞拉土的货车，没撞死，然后就休学住院了，倪琳的大学上了六年，她给我来信说，都快烦死了，医学院本身就五年，她又休学一年，毕业以后，她就分到牡丹江发电厂了。那时，我们还通信呢。一九八八年，我考上政法大学二学位后，她说她也要考，看得出来，她特别高兴，因为，这么多年，很难得看到倪琳的天这么晴朗，我也特别高兴，我说，我给你准备复习材料，一九八九年，闹动乱，乱哄哄的，我要写毕业论文，要毕业，要找工作，得病，就没有顾上给倪琳联系，等到我清醒了，一九九四年，我问我妈，倪琳呢，我妈说，倪琳都死了两年了，一九九二年就上吊自杀了，那年，她才二十八岁，估计也没结婚。我妈说，倪琳死后，她妈还来我家，跟我妈哭，说倪琳是个要帐鬼。直到去年，远在澳大利亚的同学来电话，说起倪琳，他说，他当时特别后悔，不能下决心跟倪琳好，因为，两个人离得太近了，总是考虑的太多，真的是像小说里的写一样，倪琳分到牡丹江后，就匆匆忙忙地找了个对象结了婚，生了一个男孩，孩子两岁时，她回家找她妈说想离婚，她妈不同意，倪琳回去就上吊自杀了。他说，倪琳的儿子现在也长大了，长得跟倪琳一样，只是也是一脸的忧郁。
有时，我会翻翻我那些信件，有一些就是倪琳的，特别是她也要考政法大学二学位的，一封一封的看，尽管没有多少。
有时，我会经常梦见倪琳，我俩手拉着手，慢慢走，都是小时候的样子，因为，倪琳的腿不好，不能跑。
我妈把我和我哥接回来，准备上学了。可是，我的年龄不够，哪个学样都不收，我妈就不会撒谎，到农场了弟学校，我哥，淑坤，春梅他们都入学了，就我，年龄不够，本来，如果我妈撒个谎也就没问题了，可是，人家还没说呢，她就先说了，别看她还不够年龄，但是跟上班没问题，一年级课本上的字她都认识，我家没人看，跟着他哥上学，人家说，我们这又不是幼儿园大班，给你看孩子呀，然后，我妈再怎么求，人家就是不收，于是，我妈又带我到林业局的学校，龙镇就这么两所学样，林业局的更不收，主要是我的年龄不够，还就，就是个子也太矮，人家一看，就不像个能上学的孩子。没办法，我哭也没用。眼看着我哥他们都上学了，我上不了，在家也没人看着，于是，我妈我又把我送回了新华，想在新华上学，新华的学校也不收，本来年龄就不够，再加上我生日小，长得小，跟本没法上学，我叔经常说，你都五岁了，咱不来悬，你问你妈，不是我埋汰你，那你的脸比我的这拳头大不了多少，成天在地下濋溜，一转脸，看不到人，我们都说，你长大了，能长你妈这个么个就不错了，我妈还不到一米五五，就是厉害，谁也不敢惹，不但会挠人，还会咬人。张聿礼说的我咬人，我还记得，咬得就是他，留在他胳膊上的牙印，一个礼拜都没下去。那是我妈他们结婚后吧，在新华，包的饺子，刚出锅，他们怕烫着我，就放在地下的箱子盖上了，东北的屋子都小，进屋就是炕，挨着炕沿放着箱子，这样提高空间的使用率，一般吃饭都在炕上吃，放上小桌子，我叔怕烫着我，就没把饺子放在炕桌上，而是放在了箱子上，我就顺着箱子往饺子盘子那爬，我叔怕我掉下来摔着，就用胳膊的挡，我上去就是一口，他怎么叫，我都不撒嘴，最后，她们终于把我的嘴从我叔的胳膊上拿了下来，我叔给我看，那牙印才深呢。他们一说，我就想，活该，谁让你拦着我。小波上了学，我又回到了新华，住在我姥姥家。我也大点了，没事，我就跟着我姥上山采榛子，采都柿，有时，我跟二姨，我老姨一起去，我二姨经常犯病，得有人跟着，如果她犯病，好回来告诉一声。那个何叶，我现在还记得她的模样呢，大扁嘴，细长的眼睛，一说话，叭唧叭唧的，我说起何叶的样子，我二姨就笑，说，就是那个样子，你还记得呢，我说，我当然记得，我二姨说，后来，你走了，小何叶也跟个小神经病似的，一放学来，就来，要不写作业，要不跟我聊天，有一口好说吃的，就送来，说给她华姨吃，也不知道是花姨，还是华姨，我二姨说，今天夏天，何叶到黑河办事，回去，都走到岗子了，就是那个西岗子，我二姨说，她都走到岗子了，说，不行，我得回去看看华姨，要不，心里不得劲，我这命，可是华姨救的，她又到新华，在我这儿也没呆上一个小时，说话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也不知都箩箩些啥，撂下五百块钱，我说不要，她说，给黄小花买吃的，就慌慌张张地走了，我二姨说，何叶在大庆上班呢。我在新华时，记得住的小孩也没几个，因为，那时的新华，跟我一样大的孩子很少，何叶都比我小得多，大军、小五子，我又和不来，所以，在新华，我没有一个玩伴，成天不是跟着我姥姥，就是跟着我二姨，要不，就是跟着我老姨，我老姨死烦我，我也烦她，她骂我是个小尾吧，有一次，她和吕敏背着我悄悄商量说要去黑河，被我听到了，我说，我也要跟着去，她说，不带我去，我就火了，拣起根棍子就追着她打，她就房前屋后地跑，我一边追一边骂，说，操你妈的，李香林，你还长了能耐了你，敢不带我去，看我不打死你，她一边跑一边喊我姥姥出来，说，看你家小萍，你也不管管，我姥出来，就骂她，说，那么大点的孩子也值得你这样满大街大呼小叫的，不嫌丢人，我姥又朝着我喊，萍呀，别打了，我让她领你去，她这个王八蛋下的，我揍她，行了吧，我还是追，不知怎么地，她就跑回了家，躲在后屋里不出来，插上门，我就拎着棍子堵在门口，看着她。都快做饭了，她不出来，我不走，我姥要拿馒头，就劝我，我说，不行，得让我打她一下，出口气，要不，就别吃饭。我老姨把门开个缝，把装馒头的筐扔了出来，赶紧关上门，又躲在里边不出来了。我就看着。我二姨回来了，说，饶了她吧，她领我去买糖，我才扔了棍子，冲着屋子说，这次就算了，等下次，看我不打死你。我老姨气得要死，现在说起来，还要哭，说她经常作恶梦。就这样，我在新华又呆了一年，第二年春天，开学，我够年龄了，回去龙镇上学了。一开学，我妈到北安住院，当时小，不知道是什么病，也没问过，其实，是去生张闯。我叔在家，给我和我哥做饭。我叔不会梳头，我二姨给我留的长辫子，他怎么也梳不好，梳好了，净梳反辫子，我就气得哭，不出屋，还有洗头，他也不会洗，我告诉他怎么洗，他还是不会，揪得我头发直疼。后来，我妈回来以后，也没时间管我的头发，就劝我，说，姑娘，妈把你的头给你绞了吧，你看，我总有病，你叔也不会梳，你自己也不会梳，长辫子是好看，可是，梳不好就难看了，这样，成天不是反着，就是毛毛炸炸的，多难看，绞了呢，好洗，好梳，看，如果没时间了，就这样，一胡鲁，就行了，她用两只手把她自己的脑袋上一胡鲁，说，看，多省事，我说，不行，我二姨好不容易给我留的，我的头发好看，我妈说，过两年，等你自己会梳了，再留，再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个矮吗，都是头发坠的，还有，营养都到了头发上去，等你以后就不聪明了，好吃的都喂了头发，是不？要不，古人怎么说，贵人头不顶重发呢？我妈这一说，我就同意了，从小，就怕人家说我笨，万一真的呢，我想，反正，我也不会梳，我妈确实也总是有病，我叔也真是不会梳，我说，那就绞了吧，可是，得给我五毛钱，我妈说，行，我姑娘要什么都行。于是，我妈就把我的长辫子给绞了，我妈一边绞一边说，你的这头发还真是硬，绞都绞不动，我就听得她拿着剪子在后边喀斥喀斥地绞，我妈把绞下来的头发，编成了两根辫子，系好，用报纸包了，说，放好，留给你做纪念吧。
上三年级时，学校提倡学勤俭节约，老师说，交班费最好不要用家里的钱，要自己劳动所得，可以拣废品，卖了钱，交班费，正好海凤她妈管土产，收废品，海凤、淑坤、春梅她们要卖头发，她们都比我大，比我高一年级，她们都上四年级了，我说，我也有头发，我跟你们一起去卖。于是，我就回家，拿出我的头发，跟着她们去了。我的头发要比她们的多的多了，又黑又长又沉又亮，可是，海凤她妈却给海凤的钱比给我的多，好像给了她一块八，只给了我一块二，淑坤她们的头发本来就少，我回家就跟我妈说，我说，妈，我的头发明明比海凤的多，可她妈却给我的钱少，我妈说，明天你去找她，重新称，让她原形毕露，那天，一师刚演完电影《原形毕露》。第二天，我就去库里找海凤她妈，说，你为啥给海凤的钱多呢，明明我的头发比海凤的多，海凤她妈一脸的麻子，一师的人都管她大麻子，可吓人了，一个坑一个坑的，每个坑都是深红的，呆在阴暗的仓库里，我就害怕，她把我和海凤的头发拿了出来，摆在桌子上，说，你看，你的是比海凤的多，可是，你看，海凤的比你长呀，她把海凤的头发和我的比了比，我看她把那头发都错开了，当然比我的长，但是，她靠近我，我就觉得她的麻点都快涨开了，我就怕，她说，收头发是有等级的，是按头发的长短算的，头发越长，越贵，虽然你的多，但是，没有海凤的长，所以，你的等级就比海凤的小，所以你的钱就少。我说，奥，知道了，我就跑了出去，她还在后边说，回去跟你妈说。我回到家里，跟我妈说了，我妈说，净骗人，那你不会说，我不卖了，我说，我没想起来，再说我兜里也没装钱。过了两天，我去找海凤妈说，头发我不卖了，海凤妈说，已经收走，打包上交了。
淑坤、春梅、海凤和我哥她们一班，比我高一年级，我这一年级呢，我和物资连的春杰在一个班，但是，在我们一师大院里，物资连的和商业连的，大人和孩子都基本上不来往，我们商业连住在前排房子，物资连的住在后排，由于每栋房子的中间地方，都被夹成了园子，前边的要到后边去，都要绕着走，也不方便，而且，物资连的人很牛，现在，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牛，反正，就是牛，所以，物资连的人和商业连的人基本上也不太来往，孩子之间也不太来往，商业连的孩子比特资连的孩子学习好，我虽然和春杰一班，但是，却不怎么跟她玩，她也不跟我玩，我就跟着淑坤她们玩，她们三个，有时，还不带我玩，特别是挖菜的时候。
我们那，有差不多半年的冬天，所以，对春天格外的珍惜，真是盼春天，春天到了，首先是野地里的婆婆丁花开了，婆婆丁也就是蒲公英，我们小孩子管它叫婆婆丁，春天，婆婆丁先开出了小黄花，一个一个的，从地里冒出来，特别显眼，野地里一片小黄花。我们一放学，就要拿着筐去挖婆婆丁，都是拿着生着锈的大菜刀，现在想想，真是笨，主要是家里也没人管，说是去挖菜，也就是去玩，挖回来，就给鸡鸭吃了，一般情况下，都是我们四个一起去挖，后来，她们三个就经常把我甩了，我问淑坤，为什么你们偷偷去，不带我，而且从我家院前过，你们憋着气，偷偷地笑，当我不知道。淑坤说，你挖的太快了，我们跟不上，发现一个就给你抢走了，我们还给你起了个外号，叫小搂婆。我说，谁让你们那么慢，还怪我快，后来，我就自觉地不跟她们一起去了，其实也走不远，就到仓库里的空区里挖。直到有一天，是谁家的小姨子来了，是农村来的，跟她姐家住着，跟我们差不多大，叫什么，忘了，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挖婆婆丁，淑坤，春梅，海凤我们几个都看傻了，我们都不动了，眼看着她飞快地挖，我算快的，挖的婆婆丁连筐底都还没盖上呢，她们三个就别说了，数都能数得过来，我们四个八只眼睛左看右看，惊呆了，最后，淑坤缓过神来说，看来，你的外号应该给她了。
我回家跟我妈说这件事，我妈说，知道啥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吧。没事，我们也到海凤家打扑克，海凤有个妹妹有个哥，他哥是个红卫兵，所以，她就可牛了，走路都跟我们不一样，认为她家都是革命的，我们小时，一师也搞革命，淑坤她爸靠边站，她妈没工作，我叔是个发电的，我妈呢，一开始在小卖店，接着批斗说贪污，好像还有什么错，我也记不住，反正有天晚上开批斗会，让我妈低头，我妈不低，知青就上去按，我妈就咬了她们，于是，我妈成了一师的母老虎，都知道李红琳厉害，不好惹。海凤她家就不一样了，好像是都好，所以，海凤就牛得很，他哥接革命的班，她和她妹就更不用说了。淑坤和我，一样，家里都是男孩，没人玩，我俩家又是邻居，所以，我们俩就更好一些。我俩干什么，都在一起，有一次，我俩上厕所，一共就三个坑，我们占了两个，一直蹲在那里不起来，因为，没有带纸，外边排了很长的队，后来，有一个女的问，说，你俩怎么回事，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淑坤说，我俩没带纸，那些女的就叫，没带纸，不会说一声，给你俩点不就完了，害得我们这个等，你俩的腿也不酸？岂止是酸，我俩都站不起来了，等站起来，也不敢走，双腿上好像有千百根针扎在扎，一走一疼，想起来，我俩就笑，说，占着毛坑不拉屎，也是有原因的，比如，没带纸，就起不来。
四年级时，冬天要交粪，在学校的边上，也就是农场的地边上，插着各个班的牌子，每周日上午是交粪的日子，有专门记数的，一花筐算一百五十斤，一土篮算五十斤，花筐就是用柳条编成的圆柱形筐，就是这种形状 ，如果加上两个背袋，就可以背着，就像背篓一样，装得多，土篮是这个形状 ，明显装得比花筐少，每个学生都得交粪，看谁交得多。我们一放学，就得去拾粪，记得小时候演节目时唱过一首歌，叫什么名忘了，开头是：公鸡叫呀，天刚亮，红小兵早起喜洋洋，扛起粪筐背起篓，为了革命拾粪忙呀，拾粪忙。可是，哪里有那么多粪可拾的呢，我和淑坤拉着个爬犁，上面放着个花筐，手里拿着个铁掀，一条道一条道地走，也见不着一个粪影，好容易看见一辆马车或者牛车，我俩就跟着走，多希望它们赶紧拉一泡屎呀，跟着走了半天，也不见动静，有一次那老牛还真拉了一泡，高兴得我俩像吃了糖糊芦一样，可是，牛粪一时还冻不上，湿湿的的，冒着热气，拾不起来，我俩就用雪给埋起来，等着牛粪冻上。我俩就聊天，说，那天控诉会上说，把脚伸进牛粪里取暖，那不拿出来吗？如果不拿出来，脚就跟牛粪一起冻成冰坨了，如果拿出来，一脚的粪，马上冻成冰，那不是更冷吗？我俩说，肯定不行，让他来试试，不用一分钟，脚丫子准掉了。又说起那天那个姓陶的女人大会上诉的苦，说，她之所以姓陶，是因为从地主家里逃出来的，她小时给地主家里当丫头，饿的不行，就偷吃几口猪食，地主婆就把手伸进她的嘴里掐她嘴里的腮膀肉，台下老师就领着我们喊口号“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我们就跟着喊“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台上接着讲，台下就又喊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每过一阵子，学校就要开一次这样的大会，请来一些旧社会过来的人，讲他们受苦的故事。我和淑坤在学校里也不是积极分子，下来，就偷偷地议论，说不可能。说，你说，这牛粪能取暖吗？我说，不能。不一会儿，牛粪外面不软了，我俩用铁锹小心地把牛粪锄起来，生怕它碎了。过了两天，我俩也不愿拾了，干脆就到一师的那个牛棚里去拾了。那时，这两个连没有地，也没有市场可以买菜什么的，怎么办，不能没菜吃呀，于是，兵团就跟当地商量，在东边大地买了一块地，就挨着我们住的地方，长有一百米，宽呢，就是每家每人一根陇，种点菜自给自足，每到春种或者秋收时，一些种子，化肥，或者收的土豆，背不回来呀，太沉，于是，商业连就买了一条牛，配上车，春秋时，给每家拉拉东西，平常呢，也没什么事，谁家有点事，就去帮帮，有了这条牛，就得给它盖个棚子，就得每天喂它，就得有个人专门侍候这条牛，这个活，在一师，谁愿意干！正好，张聿礼的弟弟给公家开电锯，不小心，把大拇指给伤了，差点给锯掉了，接上了，手指也不灵活，公伤，干不了什么了，正好，赶老牛车吧，还轻松，没事就给牛喂喂草，添点水什么的，也不累，我和淑坤就到牛棚去拣粪，当然容易了。拣满一花筐后，就直接拉到学校去，先到我班算一百五十斤，我俩却不把粪倒进我班的粪堆上，再拉到她班的计数员那里，再算一百五十斤，这样，这一筐粪算三百斤，我俩特高兴，每周送一次，到开学，也一千多斤呢。开学后，老师让大家报数，交了多少粪，我俩商量了一下，大着胆子每人在各班各报了一千五百斤。过后，开表扬会，我班周方竟然交了二万斤！本来我记不住他，自从他因交了二万斤粪，这辈子我都忘不了他了，他不但得了表扬，还得了奖品，奖品是一个铅笔盒，铅笔盒里有两只带像皮头的铅笔和一块香像皮，那时，我们都用两分钱一枝的麻杆铅笔，那种带像皮头的铅笔要五分钱一枝，象皮也是，香像皮，那可是个奢侈品！我这后悔，怎么就没多报一些呢，还想，周方怎么能交二万斤呢，老师怎么就信了呢？还给他奖励，我和淑坤讨论这个问题，我俩一边走一边算，二万斤，要多少花筐？算来算去，要一百三十多筐，就算他家离学校近，可是，一共才多少个礼拜天呢，他得一天不睡觉，可是，哪有那么多的粪呢，我俩一致认为，周方肯定是虚报，还得了奖，我说，明年，咱俩也这么做。第二年，学校不收粪了，人家农场说了，学校交的粪不能用不说，还得出人出力清理那么石头瓦块土垃喀啦什么的，我俩这个失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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