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间正道》的引证献疑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何典 最后更新：2012-05-25 09:19:20
本来，引书而误，在所难免，人人都有粗心马虎的时候，但《人间正道》的这些失误，却很难以无心之失来一一解释，这就不能不使读者对其严肃性产生怀疑。前辈史学家陈垣曾说：“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为学者可不慎乎？
《人间正道》，韩毓海执笔，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39元
《人间正道》由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合著，韩毓海执笔并负责全书统稿，“黄平、周建明自始至终参加了讨论，提出了重要的、建设性的意见”。虽然是一本通俗读物，却融贯了几位名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引起读书界的关注。在有关部门组织的2011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评选活动中，该书成为100种候选图书之一，虽然最后未能进入前50名，但也可知其影响之大了。
不才打开此书，即对开篇所引欧文·拉铁摩尔的话感到好奇，因手边恰有拉铁摩尔的书，就翻开核对，不料竟没查到。好奇心之下，接着抽查了几处脚注（仅限于该书上篇），又发现几处疑点，谨抄录于此，以就教于《人间正道》的诸位作者。
1.《人间正道》第1页：
在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悲惨命运的残酷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一举击溃了世界上最强大、最凶恶的帝国主义武力，欧文·拉铁摩尔说：“中国共产党先后把日本和美国军队当作了磨刀石，从而锻造出崭新的人民战争艺术，写下了人类战争史的新篇章。”（［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7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拉铁摩尔（1900-1989）是著名汉学家，麦卡锡时期，曾被认为是苏联在美国的头号间谍，但最后查无实据，不了了之。过去，我们是把拉氏当做“资产阶级反动学者”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曾主编过一套《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商务印书馆，1961），里面就节选了不少拉氏的文章。骨子里，拉氏终究是一名西方学者。以此来看，《人间正道》冠在拉氏名下的这句话，字里行间的“中国味道”未免也太浓了。笔者核对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一书第74页，没发现这句话，又把全书通读了一遍，也没有发现类似的表述。
2.《人间正道》第5页：
出身于国民党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承认：中共毫无疑问“创造了历史奇迹”，而黄将这种奇迹归结为：近代中国遭遇的是高度险恶的历史环境，即“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共必须以非常的手段，方才有希望成功应对这种“非常的环境”。
他说：“毛泽东恰是这样非凡的人物，在异常的时代，以非常的手段去对抗反常的局势。”（［美］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245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按引用提示语（“黄仁宇承认”）和引号的标注，这里的引用起码应当有两处：（1）“创造了历史奇迹”；（2）“毛泽东恰是这样非凡的人物……”对照九州版《黄河青山》第245页：
更难的是评断毛泽东的人格……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毛泽东是个伟人，有超强的行动能力和远大的视野。但我不确定他是好人或坏人，是慈悲还是奸诈。……他是非凡的人物，在异常的时代以极端的手段去对抗反常的局势。
我们看到，引文（2）对黄仁宇的原文有所改动（如黑体字所示），若这可以解释为一种技术处理，引文（1）或类似表述并未见于此页，又当做何解？《人间正道》作者可否明示其出处？
3.《人间正道》第19页：
南怀瑾先生曾经说，在新中国的前30年，共产党人创造了中国数千年所未有、人类历史上所未见的三大人间奇迹：第一，看病不要钱，第二，上学不要钱，第三，干部与老百姓“共穷”。尤其是第三条，干部与人民同甘共苦——这是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也不可想象的。干部不但以身作则参加劳动，且生活方式与劳动者完全相同——而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级的民主，这是无法超越的平等。（参见《南怀瑾演讲录》，339-34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这段话，既然以“南怀瑾先生曾经说”开头，以“参见《南怀瑾演讲录》”结束，我们理当把这次“参见”，视作是对南怀瑾讲演内容的撮述。问题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所出的《南怀瑾讲演录》（《人间正道》误为“演讲录”），全书只有263页，哪里来的339-340页？
巧的是，在台湾版《南怀瑾讲演录》（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339-340页，有以下内容：
共产党统一了这个大国家以后，几十年来，有一件事情，我们历史上做不到的，他做到了。做到什么？均贫。大家穷，全体穷。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大家均贫，全国中山装，男女穿一样，吃的一样，一般做不到哦！要真的实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要均富哦，要大家一样有钱。可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有特点，领导了全民均贫，这并不坏哦！这个问题今天我第一次讲，请你们学经济的学政治的注意，真的做到均贫也是难啊！真的是空前的哦！全国尽管穷，都有饭吃，都有衣服穿。
那个时候，有位同学从大陆回到香港跟我讲：“我佩服了共产党！我当场和他们讲，有三点不得了：大家有饭吃；大家有房子住；尤其是医药方面，医疗挂号只要两毛钱，任何人吃药，中药西药合起来只有十几块钱，没有医生要红包的。这三样，我真佩服了！”我说，有道理。
笔者相信，这才是《人间正道》引用的南怀瑾演讲的真正来源（上海人民版《南怀瑾讲演录》第200页也有同样的内容，只是文字略有删节，意思未变）。《人间正道》之所以会出现版本不对、页码却惊人准确的“巧合”，当是根据二手文献转引时所致。该二手文献引用南怀瑾的讲演时，可能未标注版本；也可能标了，《人间正道》的作者却没有看到，就想当然地加上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字样。
转引他人文献时不核对原文，不注明转引，结果标错版本，还可以说是技术失误。要命的是，对比原文，我们看到，《人间正道》对南怀瑾演讲内容的三点撮述，并非南怀瑾原意：（1）“看病不要钱”，南怀瑾提到了医疗问题，但并没说是免费医疗；（2）“上学不要钱”，南怀瑾没有涉及；（3）“大家共穷”，仔细体会文意，南怀瑾对均贫，并不全然是赞赏（“不坏”，不等于“好”，丘吉尔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道理相通），否则不会提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要均富的问题；至于“共穷”是“人类历史上无法超越的最高级的民主”“无法超越的平等”云云，也为南怀瑾书中所无。
4.《人间正道》第96页：
世界银行2007年公布的报告指出：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向世界金融机构借贷的160个国家中，只有中国、印度和韩国通过利用外资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发展，其余150多个国家均陷入债务危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于2004年无偿赠款4000万美元给世界银行，用于支持第三世界的发展，这一点只有中国能做到，印度和韩国也做不到。
由此可见，“利用外资谋发展”，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特例，而中国利用外资成功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四点：第一，政治稳定，政府的高效和执行能力；第二，门类齐全的产业基础；第三，社会平等；第四，高素质、善于合作的劳动力。（参见［美］史蒂文·希亚特主编：《帝国金钱游戏》，237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对照《帝国金钱游戏》第236—237页：
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到2003年，发展中国家共吸收了6.8万亿美元的国外贷款、援助和投资，远远超过它们之前所收到的外资的总和。
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基本成功地利用了这笔巨额的资金流动，这些国家主要是亚洲国家，如韩国、中国、印度、朝鲜、马来西亚和越南。由于种种历史性的原因，这些国家能够抵制第一世界发展银行和私人银行的恶意影响。今天，它们几乎是全球化这场赌博游戏中，唯一真正的赢家。
我们看到，《帝国金钱游戏》列举的利用外资成功的发展中国家，还有“朝鲜、马来西亚和越南”，到了《人间正道》作者的笔下，就成了“只有中国、印度和韩国通过利用外资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发展”，时间也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改成了“20世纪70年代末”。这样的“参见”虽然有伤原意，但还算是有据可查。
《人间正道》的第二段话，以“由此可见”开头，总结“中国利用外资成功的原因”，揣摩文意，这里应当是《人间正道》的作者在阐述自己的看法了，《帝国金钱游戏》也没有与此相关的内容，为什么要把“参见”标在此处呢？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克里斯·布拉莫尔的文章截图。《人间正道》引用了这篇文章的结尾划线部分，但比原文多出了“中国的转型之路，标志着中国领导世界时代的真正开始”一句话。参见正文第5例。
5.《人间正道》第112-113页：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克里斯·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在《现代中国》杂志2009年7月发表了《走出黑暗——中国转型之路》一文……他指出：“胡锦涛和温家宝认识到：另外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对他们而言是可能的，中国果断迈向小康社会主义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中国的转型之路，标志着中国领导世界时代的真正开始。”（［英］克里斯·布拉莫尔：《走出黑暗——中国转型之路》，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5）
对照《国外理论动态》上的译文：
最近有迹象表明，胡锦涛与温家宝认识到了另外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对他们而言是可能的。果断地迈向小康社会主义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
再对照《现代中国》杂志上的原文：
There have been recent signs that Wen Jiabao and Hu Jintao recognize the alternative modernity open to them.The opportunity to move decisively toward xiaokang socialism is now ripe.
这是布拉莫尔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人间正道》所引，却多了“中国的转型之路，标志着中国领导世界时代的真正开始”一语，未知所来何自？
6.《人间正道》第5页：
莫里斯·迈斯纳说，……在1952－1978年的26年间，中国却是世界上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国民收入（以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4倍，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大大超过了德国、日本和苏联在发展高峰期的增长速度。（参见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48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对照《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86-487页，梅斯纳（《人间正道》作“迈斯纳”）说的是：
毛泽东的经济记录无论在许多方面有多大的缺点，仍然是中国奠定现代工业化基础时代的记录。实际上，这一记录优越于德国、日本和俄国工业化的可比阶段，这三个国家的工业化是那些在工业舞台上一直是后起之秀的主要国家成功地进行现代化的、最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德国自1880年到1914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是33%。日本自1874年到1929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是43%。（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量和生产结构》，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4表，第38-39页）苏联自1928年至1958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54%。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从1952年到1972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吉尔伯特·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纽约，自由出版社，1981年，第10.2表，第350页］
我们看到，梅斯纳是将1952-1972年间（“奠定现代工业化基础时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德国、日本、苏联的“工业化的可比阶段”相比较，而不是与这些国家的“发展高峰期”相比较，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稍有一点世界史知识的读者都知道，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开始快速增长，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黄金时代，其中尤以德、日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据库兹涅茨统计，二战后，日本自1952年至1963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52%，联邦德国自1950年至1963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83.2%，这才是两国真正的“发展高峰期”。（［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9-50页）
放宽到世界范围来看，1950-1973年间，中国的人均GDP年平均复合增长2.9%，日本是8.1%，韩国是5.8%，新加坡是4.4%，泰国是3.7%，东欧和前苏联国家是3.5%，西欧国家是4.1%。（［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从1952年至197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加速……但是仍然慢于世界总体经济的增长。”（［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伍晓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不知道作者是怎样得出“在1952－1978年的26年间，中国却是世界上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国家”这一结论的？
7.《人间正道》第72页：
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和政治能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卢卡奇曾经这样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就是总体把握历史进程的能力。”（《卢卡奇文选》，2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复按《卢卡奇文选》第243页，找不到这句话。
8.《人间正道》第62页：
……而上海改造娼妓的成功，更是震动世界，法国报纸发表专稿《上海的奇迹》说：“新的人民政府管理下的上海，是东方的骄傲，不仅对于法国，而且对于整个欧洲都有借鉴作用。”［转引自白云涛：《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建国初期北京、上海、天津的禁娼运动》，载《党史天地》，2011（4）］
按，《党史天地》所载白云涛文章，标题为“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建国初北京、上海、天津的禁娼运动”，与《人间正道》所引略有出入，而且白文中压根就没有《人间正道》所引的这句话。
不过《人间正道》的这段话倒非全然虚构，请看下面这两段话：
（1）印度加尔各答记者从业员协会主席、《实业报》的主编拉吉积绍·辛格参观文化广场、人民公园后，在《上海的奇迹》一文中写下了这样的字句：“新的人民政府管理下的上海，是东方的骄傲。”（张忱：《文化广场札记》，载《上海解放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第440页）
（2）参观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成了各国来宾了解上海社会改造工作的窗口之一，成为他们要求参观访问的热点。……法中友协代表团团长塞里需埃说：法国妓女问题很严重，几十年没有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城市就关闭了妓院，但由于没有替她们找到出路，这些妓女仍然在马路边做暗娼。他认为中国改造妓女的做法，不仅对法国，对整个欧洲都有借鉴作用。临走时，塞里需埃热情题辞……（《上海娼妓改造史话》，杨洁曾、贺宛男著，上海三联1988年版，第139页）
可见，《人间正道》是把以上两段话——印度记者对上海市容市貌的观感，法国友人参观妇女劳动教养所的讲话——搅在一起，放到了白云涛名下。
9.《人间正道》第61页：
当中国革命胜利的时候，中国没有真正的城市。所谓的城市，只是贫民窟包围的几处豪宅和娱乐场而已，旧中国城市的象征，便是北京的龙须沟或者“龙须沟化的北京”：“沟两岸密密麻麻地住满了卖苦力、耍手艺等各色穷苦劳动人民，终日乃至终生都挣扎在漫天的臭气中，饱受疾病、瘟疫的侵害以及地痞、流氓的欺凌，历来反动统治者非但从不过问，还要无休止地收捐征税，榨取他们的血汗。”［转引自瞿宛林：《观察新中国的一个视角——试析龙须沟治理与新中国形象》，载《当代中国研究》，2007（2）］
经查，上面标明为“转引”的这句话，出自朱安平的文章《〈龙须沟〉：从生活到艺术》（载《文史精华》2009年第1期）。问题是，瞿宛林文章中并没有以任何形式使用朱安平的这句话，不知《人间正道》是如何“转引”来的？
10.《人间正道》第83页：
有人以为，资本主义的胜利主要是由于它大规模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率，而这种说法一旦离开了真实的历史语境，就会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关于劳动生产率的经典理论，是由大卫·李嘉图在其地租理论和劳动价值论中提出来的，其核心不仅在于私有产权，而更在于对“什么才是私有产权”的独特界定：私有产权的要义在于，谁能够最有效地经营土地，谁就应该拥有这块土地。大卫·李嘉图提出这一理论的政治目的，本来是服务于英国的圈地运动，但是，这一理论很快就成为殖民主义者掠夺殖民地的法律依据，按照“谁能够更好地经营土地，土地就应该归属于谁”的产权理论，印第安人的土地、印度的土地、中国的土地就这样被殖民主义者掠夺去了。（参见［加］埃伦·M·伍德：《资本的帝国》，5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按，《资本的帝国》提到西方近代一些思想家的理论具有帝国主义含义（为殖民运动和商业帝国主义辩护，或者被拿来当作辩护的理由），如格劳秀斯、托马斯·莫尔、约翰·戴维斯、瓦泰勒、约翰·洛克等等。具体到财产权理论，该书特别强调了约翰·洛克所作的“系统的理论完善”（《资本的帝国》，第70页）。遗憾的是，其中并没有提到李嘉图。既然《人间正道》的作者认为李嘉图的理论在为殖民运动所作的辩护中起到了如此关键的作用，是否应当提供一点儿证据呢？
11.《人间正道》第106-107页：
作为美国国务院官员的卡根，竟然这样露骨而直率地说：“美国所能够想象的、唯一的、稳定成功的国际秩序，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同时，美国无法想象一个不用武力、特别是美国武力保护的国际秩序。美国从来没有不使用武力而实现理想社会的经验，美国从来不相信存在一个成功的超国家的治理经验，因此，美国不可能遵守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美国认为：规范国际行为的法律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有美国的武力来保护它，现在欧盟和中国要求美国遵守国际法，这如同要求秩序的缔造者遵守秩序一样可笑。”
他还说，“‘9·11’之前，美国战略圈已经把矛头对准了中国，从更广泛的意义层面上看，这已经成为美国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原则。把中国看成下一个重大战略挑战者，这种观点在克林顿时期的五角大楼里就形成了。布什上台前后，尖锐指出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至此，中国是美国的挑战者的原则得到官方确认。”“感谢上帝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无情的挑战，使我们紧紧团结起来，保卫国家的安全并接受历史赋予我们的道德和政治领导使命。”（［美］罗伯特·卡根：《天堂与实力》，9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这两段话，《人间正道》只标了一个页码，其实是从《天堂与实力》第141-145页“引用”来的，这当中恰恰没有《人间正道》标注的“93页”。这里姑且按照《人间正道》的“引用”顺序，摘录如下：
（1）《天堂与实力》第143页：
但是美国所能想象的惟一的稳定成功的国际秩序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美国人无法想象一个不用实力特别是美国实力保卫的国际秩序。
（2）《天堂与实力》第144-145页：
美国人是理想主义者。在一些事情上，他们比欧洲人都理想化。但是他们却没有不使用实力而实现理想的经验。当然，他们也没有成功的超国家治理经验；他们无法像希望的那样，遵守国际法和国际机制，他们甚至无法在不使用武力时，与欧洲人一起行事。美国人……认为在一个离完美还很遥远的世界里，实力是必要的。规范国际行为的法律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有美国这样的大国保卫它。
（3）《天堂与实力》第141-142页：
“9·11”之前，美国战略圈已经开始把矛头对准了中国。……从更广泛的意义层面上看，这已经成为美国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原则。把中国看成美国的下一个重大战略挑战者，这种观点在克林顿时期的五角大楼里就形成了。布什上台前后，尖锐地指出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至此，中国是美国的挑战者的这种观点得到官方确认。
（4）《天堂与实力》第144页：
抛出“遏制”理论的乔治·凯南曾经预见，“遏制”战略是一个民主国家最难以支撑的战略，同时他也认为这种挑战是对“作为‘国中之国’的美国的全部价值的考验”。他甚至建议美国人“感谢上帝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无情的挑战，使他们团结在一起，保卫国家的安全并接受了历史赋予他们的道德和政治领导使命。”（George F. Kennan，“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 p.169）
比对原文，我们发现《人间正道》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原文中的三处“实力”（power)之处，都被改成了“武力”(force,military might,military power,military strength)，不用说，小学生都知道这两个词的区别；（2）把美国“没有成功的超国家治理经验”，改成了美国“从来不相信存在一个成功的超国家治理经验”；（3）把六十多年前乔治·凯南的一句话，放在卡根名下，而且紧跟着卡根关于中国的论述，使读者以为那句话是卡根针对中国而说的；（4）多出了《天堂与实力》一书中并没有的“现在欧盟和中国要求美国遵守国际法，这如同要求秩序的缔造者遵守秩序一样可笑”这句话。
《人间正道》的脚注不算多，如果不计其中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领导人讲话、新闻报道、统计年鉴、古人诗文，该书上篇所征引的中外学者的著作，也就三十处左右。其中的问题，远不止上面列举的11处。本来，引书而误，在所难免，人人都有粗心马虎的时候，但《人间正道》这些失误，却很难以无心之失来一一解释。这就不能不使读者对其严肃性产生怀疑。前辈史学家陈垣曾说：“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为学者可不慎乎？
此外，《人间正道》上篇还有一些知识性错误，如说20世纪初叶玻利维亚在华有治外法权（第1页），认为“钜子”是墨家组织的名称（“墨家有自己的组织，这就是钜子，可以说，钜子便是春秋战国时代劳动人民自己的先进组织。”第25页），将毛泽东的“百代都行秦政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361页）误为“百代都行秦法政”（第32页），把宫崎市定而不是内藤湖南说成是“日本京都史学派的奠基人”（第76页）等等，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76111 | 
发表于 2012-5-28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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