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不痛苦论

去意无边

《环球日报》日前刊登了一篇妙文——《腐败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被“根治”》。虽然遮遮掩掩、颠来倒去，但作者还是说出了主人想说而不便说、不敢说的真心话。文章立论新奇，又貌似理性、客观，颇有说服力。这样的文章，值得欣赏。

文章的基本立足点——腐败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被“根治”——原本是站不住脚的谬论。众所周知，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甚至包括中国的香港、台湾，腐败虽未绝迹，却显然已被根治，不再有流行的气候和土壤。民主以后的台湾，腐败回光返照了一阵子。但如今，看阿扁气息奄奄的模样，即便还有人想步他的后尘，也要小心为妙了。然而，作者无疑是玩文字的老手，他给根治加了引号，上述论点就变得似非而是了。这样处理，表达倒是稳妥了，但意思却含混了。

把水搅浑后，作者就开始摸鱼。既然腐败不可能被“根治”，那么，就只能面对现实，将腐败“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此话怎讲？至少可以从中推出两层意思：其一，民众应该而且必须允许“适度”腐败；其二，腐败问题可以通过提高民众允许程度来解决。如此多向思维，不仅有创意，可行性也强。好比治水，堵不如疏。面对腐败，与其反不胜反，不如适度开放，让老百姓去适应它。仔细琢磨，这样的办法似乎是普遍真理，适用于任何丑恶的东西，比如专制、强权、侵略，等等。写到这里，想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许多人呼吁了许多年，想在中国实行娼妓合法化。当局怕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始终不肯有所松动。看眼下的情形，腐败也许会赶在娼妓之前实现合法化。

这些年来，我党不遗余力地倡导和谐社会，本人过去对此认识不足。读了《腐败不可能被‘根治’》一文，才恍然明白，与腐败的和谐，才是大和谐、“普世”的和谐。倘若民心足够开明，那么，腐败就可以健康有序地运行，只为经济发展起润滑作用，而不至于给维稳添乱。可惜中国老百姓觉悟低，他们不够理性和客观，硬是要和腐败过不去。据说，中国的腐败在亚洲仅处于二流水平，赶不上印尼、菲律宾和印度，但令人费解的是，“中国很可能是当前亚洲‘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可见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民众。于是，文章作者旁征博引，为腐败说了一箩筐入情入理的公道话，力图让“民间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过，他苦口婆心，多半还是因为忧国忧民，惟恐“举国坠入痛苦的迷茫”。

为了将“举国”从痛苦的迷茫中捞出来，作者从长计议，为腐败寻找“归宿”。他断言：要“根治”腐败，靠“反”不行，靠“改”也不行，只有靠“发展”来帮忙才行。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方子，开出来的是假药。“发展”和腐败相生而非相克。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而腐败的蔓延则可谓迅猛。人心不足蛇吞象，想等“一部分人”盆满钵满后自觉收手，恐怕靠不住。除非到了传说中的共产主义，物质极大地涌流，人的贪心变得多余，腐败才有可能自行消失。只可惜目前的中国还处在遥遥无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今后几代、甚至十几代、几十代人，恐怕都要和腐败长期共存了。要么和腐败一起“综合前进”，要么被时代OUT，我苦命的同胞，你准备好了吗？

好在痛苦和幸福一样，多半是一种感觉，而感觉是可以被调整、被改造的。人要不感觉痛苦，习以为常、使自己麻木，是很有效的方法。其实，文章作者护主心切，忧患意识过了头。这些年来，无论出于自觉还是被迫无奈，老百姓对腐败的允许程度都已大幅度提高。由于中国人特别能忍耐，今后可挖掘的潜力也无法估量。因此，“清客”们大可不必杞人忧天，担心东家失去腐败的空间，因而自己分不到一杯羹吃。去意我先在这里表态，领导同志们放心腐败，本人以及全家保证不痛苦。

杜雅萍

适度痛苦可以有

杨林

好久不见去意兄，祝贺痛苦指数已降低到幸福临界点。

去意无边

上坛少了，懒得写，有点麻木。 3# 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