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龚浔泽:苏南滑落与温州崛起

  经济的发展往往超出人们想象地改变生活,改变地域竞争态势。变化比计划来得快,这是工业化加速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1980年代武进曾是苏南模式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1992年第一届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的评比中它名列第二,仅次于无锡县,而高于第三的江阴县。当时的苏南内部并非如今天人们想象的那样,越靠近上海就越发达。无锡县、武进县和江阴县的铁三角是当时苏南地区最发达的三极,他们都不属于江苏离上海最近的苏州。经典的苏南模式的创新也是围绕这一核心的。那时昆山还很平庸,张家港也才小荷露角。而且在苏州所辖的六县中,当时最发达的发展最快的都不是直接与上海接壤的太仓、昆山和吴江。此时也是苏南模式声誉最著和实惠最多并存的黄金时期。尽管溧阳、金坛稍次,但那时提到苏锡常,不仅强将无弱兵,而且彼此也不敢小瞧。不论声势还是人均,基本上是无锡第一,而常州与苏州相差并不悬殊。可仅仅过了几年,苏锡就渐渐无“常”了。伴随这的,还有武进甚至宜兴的相对衰落,和苏州总量和人均的节节攀升。“苏锡无常”并非是江苏的胜利,而是上海的胜利。苏锡特别是苏州的繁荣得益于上海而不再是内生的结果。这样,常州遥遥领先镇江等地的盛况亦已不再。镇江对常州也不是望而不及。经典的苏南模式从1995年风光最无限的巅峰突然滑落不仅让中央始料未及,也让苏南人和江苏人无法理解。
    很多人谈论传统的苏南模式从万众欢呼滑落至举步艰难时,仅仅停留于苏南模式的集体经济的性质。这虽不肤浅却不深刻。如果在苏南模式风光后把武进、宜兴、无锡县、丹阳等地放到浙江那种行政状况下,这些地方今天的城乡面貌会跟温州、晋江那里一样繁嚣:外地人比本地人多,本地人楼房起码六层,人人是老板,家家有汽车,满街是受剥削和蹬三轮的外地人,尽管杂乱无章却生机勃勃。可惜的是历史不可重写,假设也不可能是现实。经典的苏南模式成也政府,败也政府,有一定的道理。苏南模式中的政府特点在张家港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张家港精神本质上是大寨精神的延续,本身也并非一无是处,然而长期坚持下必然始终是粗放型的而不可能是集约化的。结果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极易钝化居民。长此以往,必然会窒息内生型的民间张力。而经典的温州模式虽然得益于政府某时的保护,但主要动力在民间,它的兴起和富民得利始终得益于民间对政府的敬而远之和政府心知肚明的袖手旁观。
  经历数百亿资金打水漂于南方的地产、邓斌的集资和省内被迫北上作秀般的扶贫,江苏经济也软着落了。“二国有”的苏南企业体制相继走入绝境。作为1980年代全国最富裕的农民的苏南人一朝醒来才发现桂冠是如此的烫手,富裕亦已相对名不符实。曾经不屑的浙江那些专门造假坑蒙拐骗的土帽如今似乎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老板,而苏南人却依旧只能是农民式的工人。每天要去工厂上班,集资款转眼间化为乌有。更重要的是见识有限,却还总期望政府,这特别是苏州以西的曾经是苏南模式核心地区的乡村写照。
  根源很多,惟有细细梳理。无论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其关键都是民间的张力得以释放和涌流,只不过路径不同罢了。苏南模式成长和壮大,在其企业投资机制和经营方式上存在一个向上走的趋势:即兴办企业的最主要动力存在由民间到政府,由下级政府到上级政府转移的趋向。而在温州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苏南模式首先肇始于大集体时期的农村生产小队的自办加工作坊(后来的村民小组),再到生产大队(行政村),再到人民公社(乡、镇),再到县,甚至市。在这个过程,企业的规模愈来愈大,模式的光环越来越亮。可是企业产权的主体却越来越模糊,企业一步一步地蜕化为准国有企业。固定资产越来越多,机制却越来越死;与政府越来越近,离民间却越来越远;企业招收的农业富余人员越多,农民整体的创新能力就越来越失:整个苏南地区的发展活力愈来愈弱也就不那么让人稀奇和深感诧异了。苏南农民的创业冲动被无形地抵消,农民甘愿成为劳工者,而非经营者。这是对经典的苏南模式走过的路途所作的理性描绘。
  翻开当代的改革开放史,中国成功的区域发展模式中,农民都是无可厚非的领导者之一和绝对主力。无论在珠三角,还是长三角,无论是温州还是晋江。解放农民创业的束缚是上述四地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于是当苏南把大量土著农民保护式地转移进当地的集体工厂时,危机就已经潜伏。这延续至今,也是苏南之成为国际资本大量进驻无阻而入的关键,这同样也是苏南GDP越高,而人均收入相对而减的症结之一。
  而在温州,则远不一样。在温台那里,不论企业还是当初的作坊,行政权力始终无法介入。当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初现时,政府不愿干预;当前店后厂雨后春笋般多起来时,政府无暇顾及;当合作企业做大时,政府已经无力介入了。政府无可厚非地都有嗜利的一面,否则江苏的各级政府不会如此勤勉地介入乡镇企业,这是乡镇企业最终失去活力的重要根源。而浙江政府也会从地方和政府利益考虑行使了地方保护的政策:在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浙江省严厉查办造假企业的背景和压力下,浙江造假企业仍然打而不灭。尽管浙江付出了巨大的声誉代价和道德成本,但企业最终却越做越大,经历了一次风波,企业就上一个台阶。地方保护主义并不一定要彻底摈弃,关键是仅是遮丑还是夹紧尾巴力图卧薪尝胆。正泰、德力西及其前身的求精开关厂为代表的柳市低压电器和奥康为代表的瓯海、鹿城鞋业就是生动的案例。这个历程同样值得广东汕头人寻味。
  两个发展资质类同的地区,经济发展好的地区,政府未必是好政府。但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的地区,当地政府或前届或当届一定难逃其咎。1995-2000年的苏南模式的绝境及其重整的巨大代价,政府显然不能置身度外。浙江GDP在总量上远落于江苏,可浙江的老板数目之多,资本之巨却足令江苏汗颜。江苏鲜有王均瑶、徐冠巨那样白手起家的风云人物,这不会是偶然。这是苏南模式江苏化与温州模式浙江化的必然后果。苏南模式是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城市化。尽管苏南是村村冒烟,但只是村办厂、镇办厂,而少有家办厂。然而在温州早期却相反,那里鲜有集体办的工厂,多是家庭办的作坊。这就使1980年代的苏南的企业规模远大于温州。在1980年代,全国民工数还很有限,而且大量涌入的是大城市和广东等外资勃兴的地区。当时江浙的外来民工还是涓涓细流。这样,苏南的乡镇企业需要大量的员工为当地的农业剩余劳力提供了就近且风险不大的转移归宿。大多数农民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工人。这也是直至如今苏南的民工数量与广东甚至浙江都无法比肩的历史原因。而在温州,农业剩余劳力比例远大于江苏,而当地集体属规模大的工厂有限,于是只有外出经商。与苏南比较起来,温州这种模式中个体需要冒的风险超出想象。
  苏南模式的优点多具即期性,而温州模式的优点相对滞后。因而,苏南模式的不足让本地人随后承担得更多,而温州模式的弊端则是更多地抛给了当时和后来的外地和外地人。并不是浙江群体的有意为之,但面对这个格局“越人”的确比“吴人”幸运。今天的苏南人普遍劳工化和相对贫穷正是缘于此。政府勤勉作为,却为光环褪却后的经济相对停滞准备了致命的起因。这种“政府好心办坏事”是当时的苏南及江苏政府始料未及的。
怎么感觉满是病句?细找却也找不太出来。一点不通顺。
地狱里最炽热之处,是留给那些在出现重大道德危机时,仍要保持中立的人。——但丁《神曲》
**

    其实,苏州之所以后来居于无锡之上,初期可能得益于上海(上海技术的支持、三线厂家无法回沪只能就近落户),中期(九十年代后)则主要不是上海的功劳,而是外资的力量了。
    这里面,有下述因素在起作用:
    1、 苏州地区良好的人文素养。
    2、 相较于上海,成本优势是十分明显的,而地理上的优势也是明显的(这可能是苏州快于锡常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可以从昆、太、吴江发展快于常熟、沙洲得到证明。
    3、 地方政府对引资的态度,较早的取开放、大力帮助的态度。
**

    其实,苏州之所以后来居于无锡之上,初期可能得益于上海(上海技术的支持、三线厂家无法回沪只能就近落户),中期(九十年代后)则主要不是上海的功劳,而是外资的力量了。
    这里面,有下述因素在起作 ...
ys1937 发表于 2012-6-11 12:16
苏州府地界自古以来依附中央甚深,权利在官不在民,弊也。
大树就是个广济寺旁穷扫地的.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类文章是翻翻统计表、拍拍脑袋、不动屁股写出来的。
文浩先生不妨说说,何以见得,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文章作者足迹踏遍全省,又如何是不动屁股呢?
**

    苏南与温州,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苏州似乎并未“滑落”,温州似亦未无问题地“崛起”。
    苏南目前的强项是外资的利用,科技含量较高(不过,尚未能成为国产化的科技)。
    温州目前的强项是内资的利用,但相对地说,产品似较低等,因此,受国际危机影响更大。
    苏南与温州,似乎不能捧一头而压另一头。
本帖最后由 施国英 于 2012-6-12 11:11 编辑

楼主认识贵省发改委经贸处一名姓邓的调研员吗?
首先,苏州经济得益于上海这条就是老黄历了。
楼主认识贵省发改委经贸处一名姓邓的调研员吗?
施国英 发表于 2012-6-12 10:59
邓中秋吗?龚浔泽可能认识,douniwan不认识。
作为曾经的江苏省委机关的工作人员,提出苏南滑落、温州崛起,也是有忧患意识的一种表现。
首先,苏州经济得益于上海这条就是老黄历了。
老程 发表于 2012-6-12 11:08
其次、再次呢?
邓中秋吗?龚浔泽可能认识,douniwan不认识。
douniwan 发表于 2012-6-12 11:46
嗯。他是上海财经大学毕业的,是我年轻时的诗友,前些年他在网上找到我,后来在悉尼见过面。

看你转发的关于江苏的经济帖子,想起这个人。
邓某人肯定年轻时追求(或暗恋)过施姐。
怎么感觉满是病句?细找却也找不太出来。一点不通顺。
jianmin 发表于 2012-6-11 09:11
似通非通,的确是有这种感觉,为何会产生这种感觉的?文章作者的表述方式,独树一帜,与众不同。可否评价为“满纸才华”?
其次谈浙江经济怎可以不提杭、萧、绍,这些地方和苏南更有可比性。
苏州下辖五县市,以经济总量排序,依次为昆山、张家港、常熟、吴江、太仓。
其次谈浙江经济怎可以不提杭、萧、绍,这些地方和苏南更有可比性。
老程 发表于 2012-6-12 12:18
文浩先生谈浙江,基本就是瞎谈,杭、萧、绍,胡扯蛋,萧只不过是杭下面的一个区,怎可与杭并列。算了,别谈了,丢人现眼。
邓某人肯定年轻时追求(或暗恋)过施姐。
douniwan 发表于 2012-6-12 12:11
呵呵,没有追过我。他是山东人,来沪读书的。

我很感激他居然保留了我当年的一本油印诗集20多年(我自己手里都没有了),在悉尼又送给了我。
首先,苏州经济得益于上海这条就是老黄历了。
老程 发表于 2012-6-12 11:08
**

    是老黄历,但是,确也曾经是过黄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里刚起步时,就是从一些三线厂迁来开始起步的。
    那些三线厂,骨干人员大都是上海人,水土不服,想回上海,但上海又不收,于是,在这里搞一个分厂,也就等于把厂子搬到家门口了。
    上海吸收外资门槛高,于是,一些港台的小资本家进不了上海,就在上海附近搞厂了。
    到九十年代,真正外资来了,上海的作用就小了。
萧山在并入杭州前经济总量已经很可观,萧绍地区依旧常被提起。楼主用不着给我补地理课。
萧山在并入杭州前经济总量已经很可观,萧绍地区依旧常被提起。楼主用不着给我补地理课。
老程 发表于 2012-6-12 12:58
本人南师大地理科学学院博士毕业,给你补补地理课,那是你的荣幸。别不服气。
怪不得只会纸上谈兵。我服务的公司在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是排名靠前的外资企业,在无锡也有加工基地。我们客户大多在吴江、萧山、绍兴一带。我退休后在杭州投了些资掺股了个民营企业。说白了,你是看的,我是干的。
哇,这么巧,老程,我现在就在苏州工业园区工作呀,具体是在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工作单位就不透露了,园区内的外企,相当一部分要和我们打交道的。
本帖最后由 老程 于 2012-6-12 21:26 编辑

按你们地理学科中的"经济地理"学说看,我原来就职的公司布局极不合理。工程设计,安装调试和项目执行、本地(国内)配套、售后服务在北京;销售在上海;苏州、无锡是加工基地;另一半设备产自德国。这是个看上去近乎荒唐的模式,主要是因人(才)而异(地)。北京的二百余名技术人员和上海的几十个销售人员拒绝去苏州、无锡,而在苏州那一带又招不到能替代京沪两地同等能力的员工。十多年下来,这个不合理的模式却是经济效益最好的模式。
经济学说白了就是看着别人干,经济学家在一边说,成了败了他们还都有的说。按照他们的学说去办事,成败还很难说。
搬张板凳,隔山观斗!
大树就是个广济寺旁穷扫地的.
又出来一个博士,该说的都说了,俺歇菜!
苏南模式中的乡镇企业属于集体的,产权不明晰。温州模式特点是纯私有,产权明晰。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是私有产权制度下对财富的不断追求。
我们客户大多在吴江、萧山、绍兴一带。

老程 发表于 2012-6-12 13:21
有客户在常熟吗?
这是篇老文章了,龚浔泽现在已很少写这样的文章。
苏南模式中的乡镇企业属于集体的,产权不明晰。温州模式特点是纯私有,产权明晰。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是私有产权制度下对财富的不断追求。
zoufeng_1234 发表于 2012-6-12 22:46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你若是中午11点左右,到苏南乡镇机关,中层副职以上干部,肯定一个也找不到了,小喽啰也大多跟着出去了,去哪?大多在乡镇企业骗饭吃呢。十年前,乡镇集体企业大规模转私,再加上王珉执掌苏州后颁布了禁酒令,机关工作人员中午一律不得喝酒,喝酒就地免职,这股吃大户的风才渐渐杀住。乡镇企业本就利薄,哪禁得住蝗虫们天天湖吃海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