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终身绝交之谜：让鲁迅兄弟反目成仇的日本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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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绝交之谜：让鲁迅兄弟反目成仇的日本女人

让鲁迅兄弟反目成仇的日本女人



1923年7月19日，“周氏兄弟失和”这一公案正式发生。这天上午，鲁迅回到八道湾胡同的家，弟弟周作人脸色铁青地走过来，递给他写给鲁迅的一封信，然后转身而去。关于周氏兄弟失和的相关文献，最直接、最详尽的就是这封信了: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在这封至今完好保存的信里，周作人称哥哥为“鲁迅先生”，要哥哥以后不要再到自己的住处来，叫哥哥“自重”！如此绝情、伤心和鄙夷的语言，只有在鲁迅犯下了极端令人不齿的罪错才可写出。

当时已成新文化运动主将、青年导师的鲁迅读到弟弟这封信时，是什么表情和什么心情，没有人知道。终身保持记日记习惯的鲁迅在当天日记写下了几个字:“上午启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鲁迅的日记，全是语句简单的记载，连许广平生下周海婴、他四十八岁头一回做了爸爸这样的大事，也只以一句话打发:“广平产一男。”

兄弟反目

从鲁迅当天日记只可以看出，接到周作人的绝交信，鲁迅想找他面谈，但被拒绝，弟弟根本不与他沟通。第二天，鲁迅早起四处看房;两周后，8月2日，他借了八百元钱，携带朱安搬进了砖塔胡同的临时居所。

注解：朱安为鲁迅原配夫人，为包办婚姻的结果。鲁迅一生反对旧制度旧习俗，但没想到自己也是这种制度的一个受害者。1906年，25岁的鲁迅从日本回国，被迫遵照母亲的意见而与时年28岁的朱安结婚（毛泽东当年也被安排了一个这样的婚姻）。婚前鲁迅并不认识目不识丁的朱安，对她自然没有任何感情。婚后由于各方面尤其是思想上差别太大，完全无法沟通，这样挂名夫妻两人也始终无法和睦相处。据说鲁迅一生未与朱安同床（另据荆有麟回忆，鲁迅称“多年来只有两三次”）。婚后第四天鲁迅东渡日本（参照周作人日记，鲁迅当年并非婚后第四天东渡，而是秋天才动身的，八九月份之间）。
有一段著名的描写可以见一般：
鲁迅的结婚当天
　　“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套新礼服，他站在那里迎亲。轿子来了，从轿帘的下方先是伸出一只中等大小的脚，这只脚试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于轿车高，这只脚一时没有踩在地面上，却把绣花鞋掉了。这时，一只真正的裹的很小的脚露出了真相。原来，这位姑娘听说她的新郎喜欢大脚，因此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以便使新郎喜欢。然而，现在却败露了。”
　　虽然鲁迅接受了母亲安排的无爱婚姻，勉强维系着家庭生活。但内心深处他们对这种状况是深为不满的。他的复古只能容忍自己的母亲，而不是这个唐突出现的陌生女子，更不可能是自己即将度过一生的枕边伴侣。自从洞房之夜开始，一生不曾触朱安的身体。这与其说是他的反抗，不如说是他的原则。
　　鲁迅之看人，以精神的纯而真为标准，对世俗中的雅态、地位、名士气不以为然。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毫无保留的将自己对朱安的厌恶之态展现出来了。
　　新婚的前三天。
　　“那一天晚上，鲁迅彻夜未眠。朱安数次小心地说：‘睡吧。’
　　　　鲁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
　　　　第二天晚上鲁迅在母亲屋中看书，后半夜睡在母亲屋中的一张床上。
　　　　第三天晚上鲁迅仍在母亲屋中。
　　　　朱安在新房中独自作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无名的痛苦使她不知所措。”

1927年10月8日，鲁迅在广州与女生学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在上海出世。但鲁迅一生并没有同朱安离婚，所以许广平一般被看为鲁迅的妾。

八道湾那座宽敞的四合院，是鲁迅以多年积蓄加变卖绍兴祖屋买来，然后又花了大半年将其改造为适合一家人居住、特别是适合弟弟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日本生活习惯的构架;在鲁迅为改造和装修劳碌不已的时候，周作人甩开两手去了日本探望岳父母。如今，他却从自己出资出力辛苦筑起的家里被逼了出去！

面对哥哥出走，周作人在8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自然就是鲁迅，他已连哥哥的名字都不想提。到第二年的6月，兄弟关系恶化到顶点。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去取回自己的书和一些器具，更严重的事态发生。根据鲁迅当天日记和在场目击者的讲述，他刚进西厢，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从屋里奔出，指着鲁迅破口大骂，言辞污秽，不堪入耳;羽太信子又立即打电话喊来几位亲友，夫妻俩一唱一和，当众痛骂鲁迅。骂到酣处，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亏别人接住拦开，才未击中;而忍无可忍的鲁迅也抓起一个陶瓦枕，掷向周作人。在众人拉架劝解下，鲁迅才得以拿了自己的东西离开。

一对亲兄弟，当时中国的两位顶尖文化人，演出了如此一幕活剧。在场的人为张凤举、徐耀辰、章廷谦和羽太信子的弟弟重九。羽太信子污秽开骂很可能用的是日语，除了章廷谦，在场其他六人都懂日语，但个个对羽太信子的话讳莫如深。这一反目，一直延续到鲁迅逝世，二人就此终身断绝了兄弟关系。

到底是什么，使兄弟间产生了近乎不共戴天的怨仇？声称对敌人“一个也不宽恕”的鲁迅，最后十年以写“骂人”杂文为主，却从不提起一度恨不得要他命的弟弟周作人;而周作人，对此同样避开不谈。

在他向鲁迅递上绝交信的前两天，即1923年7月17日的日记，还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十个字左右，显然是与兄弟反目有关的语句。如果这十来个字在，真相也许早就大白。直到1964年，八十岁的周作人才在评价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一书时勉强谈及，他说:“……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当时的熟人多方猜测，后世众说纷纭，因为当事人的讳而不谈、长久沉默，至今没有结论。二人是否因为生活、观念上的差异而积怨已久？


鲁迅一家三口照片。

其实最悲剧的就是鲁迅原配夫人朱安了。朱安，1878年6月生于浙江绍兴。祖上做过知县一类的官。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朱安，虽然识字不多，但懂得礼仪，性格温和，待人厚道。朱安是鲁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同族，平日似乎跟鲁迅的母亲谈得挺投机，亲戚们都称她为“安姑”，大鲁迅3岁。因为鲁迅是长子，从鲁迅父亲去世以后，鲁迅的母亲就开始为鲁迅的婚事操心了。老太太喜欢朱安听话顺从的品性，决定娶来给自己的大儿子鲁迅做媳妇。1901年4月3日，鲁迅母亲在没有征得儿子同意的情况下，贸然去朱家“请庚”（求亲的意思）。结果在两个年轻人根本都不认识的情况下，由双方父母作主，定下了决定朱安一生命运、并给鲁迅带来终生痛苦的婚姻大事。鲁迅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迅也考虑过离婚，但那个年代，被休的女人是备遭人们鄙夷和唾弃的，情形大都十分悲惨，很多女人甚至为此自杀。鲁迅面对温顺懦弱和妻子始终下不了这样的狠心，其实他也知道，朱安也是一个受害者。朱安为鲁迅空守了41年，期间鲁迅虽然一直照顾的生活，却基本没有与她同房，直到1936年鲁迅去世也没给朱安留下有个自己孩子的希望。她是一个典型封建婚姻包办的牺牲品。虽然这她一生的内心十分痛苦，但她对鲁迅，对许广平毫无怨恨之意，她对别人提起大先生，总是反复说，大先生对她不错。 朱安临终前，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到大先生之旁，”她想念许广平和海婴。她面对自己的情敌和情敌的孩子竟然毫无怨恨之意。


兄弟情深

相反，周氏兄弟从小感情极好。在祖父入狱、父亲又病重的情况下，十几岁的长子鲁迅就挑起了“户主”的重担，请医生等家中一切事务均由他承担，特别是受人冷眼的典当家产，这样给了弟弟周作人一个安全、宽裕的童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的涉外手续、生活杂事，也全由鲁迅包办。在鲁迅深感做为弱国子民的屈辱的时候，哥哥照顾下的周作人在日本却称心如意，反觉“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


1909年，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结婚;为了在经济上支持弟弟，鲁迅先回国就业，安顿下来后，两年后将弟弟、弟妹接回。周作人到北大任教授，也是鲁迅向他的老上司、原教育总长、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推荐。对兄长的照拂，周作人不会不知晓、不感激。

注解：周作人为当时著名学者，名声仅仅比鲁迅稍逊一筹，但他又是个著名的文化汉奸。1940年11月8日，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因肺癌病逝，1940年12月19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通过“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1941年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1943年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
抗战结束后，1945年12月在北京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虎桥监狱，周的朋友、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在美国办外交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说情。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在绝交信事件前的几个月里，兄弟二人在外人看来完全不象潜藏着风暴的模样。1923年3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文章充满感情地回忆童年时代与哥哥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此后，他们还曾共游中山公园，一起出席北大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春光社集会，并共同担任该社指导。7月3日，离反目只有半个月的周作人与鲁迅还同逛东安市场和东交民巷书店。可见，兄弟二人的失和不是因为生活冲突和观念差异，即使有这个因素，也绝对不可能达到那种反目成仇的地步，这一切必定出自一个非常特别的原因。该谈鲁迅的弟妹、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了。周氏兄弟失和的具体原因至今无明确说法，但跟羽太信子有关却是众口一词，包括鲁迅和周作人两位当事人后来只言片语的表露。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

周氏兄弟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结识了房东的女儿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家景并不好，她为周氏兄弟等几个租住在她家的中国留学生当“下女”、也就是女佣，引起了周作人的爱慕;而她的妹妹羽太芳子，后来嫁给了周建人。

和周作人相恋时的羽太信子，相貌普通，身材不高，圆脸庞，小眼睛，但身子结实，干活勤快，性格热情。她和周作人一起来中国定居时，让鲁瑞和朱安等绍兴婆家人第一次见到了外国人，十分新奇、兴奋。

根据俞芳的记述，当鲁迅、周作人的母亲鲁瑞得知周作人将要与羽太信子结婚的消息后，她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她后来对人说：对于鲁迅和朱安婚姻的不幸福，“看到他们这样，我也很苦恼，所以二先生、三先生（指周作人、周建人——引者）的婚事，我就不管了。”她后来对人说：“对于这桩婚事，亲戚本家中，有说好的，也有不赞成的。因为这在绍兴是新鲜事，免不了人家有议论。我想只要孩子们自己喜欢，我就安心了。”

这样，周作人与异国女子羽太信子的结合，完全没有受到阻碍，而进行得异常顺利，就在东京的警察机关登记后，简简单单地结婚了。似乎连婚礼都没人记得，这在当时的日本是很少有的，一般认为主要是周家当时经济比较艰难。对于他们的婚事，周边的知情者也从没有人提及具体情况。因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据一些蛛丝马迹的记载和现象作些推演。

在鲁迅等五人决定合租夏目漱石搬走后空出来的那座大房子的时候，就决定了必须找一个下女。因为房东不住在这里，没人打理杂务。五个大男人，都是不擅家务的。于是通过房东或别的什么人介绍了刚刚20岁的羽太信子来这里做杂务。羽太信子是一个相貌普通的日本女子，身材不高，圆圆的脸庞，小小的眼睛，结实的身子，干活勤快，性格热烈、爽朗。由于经常与陌生人打交道，所以见人一点儿也不害羞。

信子与五个大男人接触并不多，只管做自己的杂务，两下倒也相处得很融洽。那时，中国留学生多了起来，他们大多家境还不错，或者有官费，不愁生计，因此，常有娶日本女子为妻的。日本女子也不讨厌中国男子。在这五个中国人中，信子与周作人年龄最相近。而且，周作人性格内向，甚至有些懦弱，见了女孩子有些不知所措。信子觉得这个年龄最小的最有趣，就喜欢跟他搭话。信子是个自来熟，没几天，就与周作人混熟了。

周作人从小被哥哥照顾惯了，也习惯于被人照顾，信子便有意无意地给予他更多的照料，作人开始还有些不好意思，但后来也就习惯了。慢慢地，两人开始有了一些想避开其他人的话，但其他人也早看到眼里。于是某一天，不知是谁先挑破了话头，或者是羽太家的老人出面，与鲁迅兄弟谈了谈（大哥的意见是必须征询的，长兄为父嘛。鲁迅鉴于自己的命运，当然不会反对弟弟婚姻自主），事情便明朗化了。

全家搬到北京八道湾胡同后，兄弟二人忙于文教事业，周建人还是学生，周母不熟京城，朱安懦弱不识字，所以羽太信子就成了当然的持家人。

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当家本再好不过，但根据周建人回忆，羽太信子是日本妇女中的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仆人六七个，即使鲁迅祖父在前清做京官时，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才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

鲁迅将自己的薪水只留下买烟和零用的钱，其余的和周作人的收入一起全交给羽太信子支配。鲁迅和周作人是当时的较高收入者，两人一月收入加起来有六百多大洋，实际购买力相当于今天六万多元人民币。可在羽太信子的奢靡浪费下，家里入不敷出，鲁迅竟要经常去借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

为此，鲁迅经常提醒要注意家庭开支用度，对羽太信子如此持家感到不满和担忧。周作人的孩子生点小病，羽太信子都要用汽车去接诊价高昂的外国医生来看。看着无必要的汽车出入，鲁迅感叹:我用黄包车拉来的，哪经得起用汽车运出？兄长的意见，侵犯了羽太信子的“执政权”，她对鲁迅十分反感，经常在周作人面前议论大哥的不是，甚至对鲁迅夫妇恶毒诅咒。

过往周家的周氏兄弟学生俞芳回忆说，天性驯顺的朱安曾“很气愤地”告诉别人:“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而周作人对羽太信子一辈子又爱又惧，久而久之，她的态度对周作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但单方面的说法显然都站不住脚，对于这个日本媳妇，很多人有着相当好的影响，就算是鲁迅也是认可的。

鲁迅母亲说信子勤劳好学，有上进心。她对鲁迅母亲的照顾也不能说不上心，比如，鲁迅母亲有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这让老人家很满意。信子对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也周到得很。

另外，徐淦《忘年交琐记》长文中专有一节记羽太信子。徐文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

文洁若先生在《晚年的周作人》文章中，记了羽太信子的两个小细节，很能说明一点什么。其一，“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周氏兄弟母亲鲁老太太、周作人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全家人才用膳。”其二，“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日语，这使周作人大为感动。”这第二个细节是文先生听来的，她自己并未亲见。而据徐淦记述，羽太信子是“说不上几句像样的绍兴话”的。如果文先生记载的这第二个细节可信的话，倒真是让人感慨的。

可能也就是因为对羽太信子颇有好感，鲁迅另一个弟弟周建人娶了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如果羽太信子真的如外人说的那么坏，周建人也不是傻子，鲁迅的母亲也不是傻子，怎么可能再娶另外一个灾星进家门呢？


羽太信子在周作人耳边的“谗言”能使双方绝交成仇，可见不是一般的“谗言”。1924年6月11日周氏兄弟大打出手时，在场惟一不懂日语的章廷谦后来很含糊地说:“事情的起因很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羽太信子的话置鲁迅于一个最难堪的境地——鲁迅对她有不轨行为！

注解：鲁迅的神坛地位由来！1927年10月，鲁迅辞去中山大学职务到达上海，10年之久，他一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区的越界筑路区域（所谓“半租界”，是指今天虹口区北部鲁迅公园一带），那里有特殊的政治环境保护他写作免遭迫害，以及他不少的日本朋友。由于鲁迅的杂文大多数为攻击当时政府，也被全国视为反政府的一个最有名的文人。所以1930年起，鲁迅先后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所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是中国共产党于1930年代在中国上海领导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目的是与中国国民党争取宣传阵地，吸引广大民众支持其思想。左联的旗帜人物表面是鲁迅，但实际在背后握权是两度留苏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瞿秋白。另外两个同盟背后领导也都是中共，属于中共打着半合法旗号的外围组织。

换句话说，鲁迅是我党在早在30年代就立的一面旗帜，也是我党的同路人。但鲁迅与左联领导有很多思想上的冲突，因而有人认为他是自由作家。中共宣传部长李立三写信给鲁迅希望他用真名骂蒋介石，鲁迅拒绝说：“文章很容易写……但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


可以看到，这个日本女人长相普通，并非什么大美女。

偷小姨？

所谓一个小姨半个妻，很多人甚至包括当事人认为鲁迅兄弟失和，是否因为鲁迅对弟媳有什么意图或者行为所致？

如非这样，按照一般常理原本如此亲密的兄弟，绝对不可能瞬间落到打斗的地步！

鲁迅当时正当壮年，虽有妻室朱安，却从来不靠近妻子，因此有人判断其必有性压抑，对共居一院的弟妹羽太信子不轨不是没有可能。具体的说法是两种:一是鲁迅偷窥羽太信子洗澡;二是鲁迅晚上躲在周作人卧室窗外偷听房事！后一种“听床”的说法，羽太信子不仅只跟周作人说，她在时住八道湾的鲁迅友人章川岛面前也公开说起。

是这两种龌龊行为，激起周作人对鲁迅的狂怒、鄙视和终身不原谅，有一定的说服力。鲁迅的形象如此冷峻，如此高深，如此伟大，这位文化巨人，真的能跟对弟妹“窥浴”和“听床”联系在一起吗？

在1949年后，由于鲁迅在大陆被捧上神坛的特殊地位，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只允许被解释为“有神经质的羽太信子的挑拨和周作人的糊涂”，但在当时这种猜测是暗中流传，甚至在周氏兄弟朋友圈内公开议论的，性格硬倔的鲁迅对这一严重损害他人格的传言却始终无一言辩清。

因难言的原因失和以后，鲁迅多么想和周作人能有一次长谈和沟通，可身心受到巨大创痛的周作人就是不给这个机会。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常用一个字:“昏”，也就是糊涂。但直到去世，鲁迅也始终不愿写下一字表示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清白。如果那是真的，是鲁迅觉得无颜去为自己辩护、只能承受后果吗？如果这纯属子虚乌有，是鲁迅觉得这种言论实在太无耻、太卑鄙，正常人根本无法与之辩驳吗？

但是有人主动为鲁迅辩诬。章川岛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也就是窥浴和听床在条件上不可能。对失和的真正原因，章川岛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许广平对羽太信子十分愤恨，说她是“由奴隶而做稳了奴隶主”！

到20世纪90年代，鲁迅逐渐走下政治神坛，这一公案可以公开讨论了。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赤裸身体都不回避。一些温泉中，男女同浴也并非稀奇的事情。日本当年一些厕所甚至不标注男女，男女都可以进入。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两人的说法，足以否定猜测和传言。

但一般就常理来说，以当年日本民风开放的程度，即使鲁迅无意中看见弟媳洗澡，恐怕身为日本女人的羽太信子也不太会在意，因为这在日本并非什么大事，并不是中国那样保守。
而因为单纯的家庭矛盾和琐事，一般来说也绝对不可能搞到如此要好的兄弟两人大打出手，之后绝交到鲁迅去世这种地步。

周氏兄弟失和之谜，依然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中。我们能确认的，只有周作人的满心愤恨，和鲁迅的彻骨悲凉;这中间，是一个叫羽太信子的日本女人。

悬疑重重的周氏兄弟失和案，除了这些见于文献的内容，还有一些更为离奇的传说。好几年前，我听到这样一个说法:鲁迅和周作人在东京结识羽太信子时，本是鲁迅爱上了羽太信子，并且两人建立了恋情;然而鲁迅有订婚已久的朱安在先，他无法逆拂母亲的心愿抛弃朱安，又舍不下真爱的羽太信子，就与羽太信子串通，精心设计让弟弟周作人娶了羽太信子，这样他既可以遵守婚约娶朱安，又可以在家中日日看到羽太信子！从此他把最常用的笔名定为“鲁迅”:“鲁”取自他挚爱的母亲名字鲁瑞，“迅”即取自羽太信子名中的“信”。在南方方言里，这两字读音一致。这个笔名就是他的爱的宣言。

然而明嫁弟、实嫁兄的羽太信子后来真的爱上了这个弟弟，对自己嫁给他只是一场与其兄合作的“阴谋”而深感良心不安，就要求鲁迅断绝和她的暗中往来;鲁迅不愿，羽太信子无奈，就把婚姻真相告知了周作人，于是引起了八道湾胡同十一号里的天翻地覆和周氏兄弟的终身绝交。

这个故事的情节之精彩，不但超过了鲁迅的任何一篇纯文学范畴的小说，而且连琼瑶的通俗言情笔力也要自愧不如。在这个离奇的故事中，鲁迅多情善感、心思深密、行为荒诞而阴暗至极，叫人大吃一惊又啼笑皆非。

家事成为公案，个人隐私成为研究破解的对象，这是名人的待遇，也是名人的代价。不知因深邃敏锐而灵魂永远不能安息的鲁迅，会以怎样的目光看待后世对其家事的不休言说？

周建人夫妻的和睦

奇怪的是，周作人夫妻的关系，并没有因为鲁迅兄弟反目受到任何影响，两人还是相当好的。
周作人终其一生，都是很顾家，很念家，对信子是很忠诚的，在早年就与刘半农、钱玄同等结成“三不会”，即不赌不嫖不纳妾，从无出轨情事，也因此很鄙薄“多妻”、“娶妾”之类。

尽管他自己也知道，他落水当汉奸，以致后来吃了那么多苦，走到他从未想象到的“寿则多辱”的境地，跟信子多少有些关系，但他却从无半句怨言。甚至给他出走的机会他都不走。洪炎秋曾记载这样一件事：1949年初，因国民党将溃败，周作人被假释。当他知道自己将被假释时，曾动过去台湾的念头。他曾托自己的学生尤炳圻写信给在台湾的洪炎秋，表示周作人想去台湾，请洪在台湾设法安置。洪就与老友郭火炎医师商量，想借郭在北投的别墅供周作人住，郭满口答应，于是洪立刻回信给尤炳圻，表示住所已落实，连生活费用也已安排好了：由洪和另一老友张我军负责。可是周作人却没有音讯了。

同样，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感情更是矢志不渝的。她以周作人为骄傲，也认为这是由于自己眼光好、福气好。就是在周作人被捕之后，羽太信子也谨遵妇道，一直苦苦支撑着这个家。

在建国以后大量遣返遗留日侨的时候，羽太信子并没有放弃丈夫自己回国，而是留在中国。她晚年与周作人苦苦相守近20年，直至终老，再没有过过一天舒心日子（周作人因为汉奸被屡次斗争，生活也完全依靠可怜的稿费支持，夫妻两人勉强糊口）。她和周作人虽然经历磨难，但在周作人“落难”之时，两人倒也风雨同舟，其间并无势利之心。

1962年4月6日，羽太信子病重，周作人急请中国文联的佟韦、李纯朴与北大医院接洽后，送入北大医院急救。周作人年近八十，就没有去医院。天黑了，他一个人在灯下独坐，倍感寂寞。就在日记中写道：

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五十年余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

读这段文字，真令人倍感悲凉。

4月8日下午一点，羽太信子因冠心病在北大医院病故，享年75岁。从1909年3月18日起，至此两人的婚姻生活长达54年，终于落下了帷幕。之后，便是联翩的往事不时浮上心头。但是，周作人的心情是很有些复杂的，恩恩怨怨，五味杂陈。


1927年，抵上海时鲁迅与许广平、周建人等人合影，前排为周家兄弟，后面的女人是鲁迅的妾许广平。

周建人道路和两个哥哥都不同，他在1948年加入中共，之后一帆风顺。但周建人对妻子也是有问题的，大约从1925年或更早一些时间，已经有几个孩子的周建人和往日在绍兴的学生王蕴如，在上海同居，当时他的夫人还在北京照顾几个孩子。他们在1926年生女儿周晔，1927年生女儿周瑾，1932年生女儿周蕖。周作人也写信给周建人，指责他遗弃羽太芳子而和王蕴如同居：“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别人自只能作妾看，你所说的自由恋爱只能应用于女子能独立生活之社会里，在中国倒还是上海男女工人搿姘头勉强可以拉来相比，若在女子靠男人蓄养的社会则仍是蓄妾，无论有什么理论作根据。”由此兄弟也反目，周建人宣布和哥哥，嫂子，老婆和所有孩子脱离关系！1941年3月24日，周建人的小儿子丰三因为受不了痛苦，在家里用周作人警卫的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后来他回忆：这是因为父亲与母亲脱离关系，又声明不承认儿子，这对他无疑是重大的打击。丰三当时十九岁，正是又懂事又不甚懂事的年龄里，经受不住家庭变故的打击。羽太芳子以后一直生活在北京八道湾，与孩子相依为命。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如此。她于1964年逝世。女儿周鞠子(马理)，于 1976年逝世。


对鲁迅的打击

不过兄弟反目时间，对鲁迅的打击是非常致命的，这在他的遗嘱中可以看出，他对普通人的真诚感情基本完全失望！

鲁迅1936年10月19日清晨五点二十五分在上海因肺结核病去世，年55岁。死前他的遗嘱中写道：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让鲁迅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弟弟死的居然比他要惨得多。1966年5月，文革开始。6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依靠稿费生活的周作人立即陷入困境，生活极为困难。8月2日，他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张菼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都无音信。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享寿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