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刚日读史，柔日读经 / 王小平

燕尾服

刚日读史，柔日读经 / 王小平
2012-07-08
昔日的读书人，向有“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说法。考诸缘起，据说乃是连老毛也称羡不已的，晚清最后一个经世大儒曾国藩的名句。可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冯友兰老先生送给李泽厚的对联中，却有意反其道而行之，题为“刚日读史，柔日读经”——这又是何故呢？

古人对“刚日”、“柔日”的界定，就如纷扰千年的“理气”，“义利”，“王霸”之辨，本来就人言言殊，有着复杂的经验性判断标准。南怀瑾先生对曾国藩这句话的解释如下：“ 亢阳激扬，刚也；卑幽忧昧，柔也。经主常，史主变。故刚日读经，理气养生也；柔日读史，生情造意也。有生有息，合乎天理，何乐而不为哉！”冯友兰老先生将曾国藩的话反过来，题之赠给李泽厚，用意自然深长。

宋明以来，儒家读书人奔竞于举业，络绎于途，转而更深的为专制皇权猜疑裁抑，整体上来讲，率皆郁郁不得志。稍有异议，特立独行者，往往不得善终，自发配，廷杖以至动辄牵连数万人身家性命的文字狱，早已习为常态，见怪不怪。所以一面是儒家自身思想发展理路的转折，一面是外界政治的迫压，逼得士子仕宦们跪伏朝堂，战战兢兢，最后只好“反身而诚”，向内用功，最强调的是“修身”。曾国藩的这句话，也是以士人之修身为立足点而说的。但我们读李泽厚先生早期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及后来的《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等著述，则更倾向于从宋明以前的儒家文化中，吸取经世致用的营养和实用理性的精神。

如此，我们不妨这么理解冯友兰先生的这句话：南怀瑾说“经主常，史主变”。经讲的是万物恒常之理，使人立场坚定，方向持正；而史是过去的人于时间长河之中，实践成败的总记录，强调的是在特定的时世，出于种种目的进行的各种活动的经验和教训，使人知道要实现某种理想所要经历的艰难。从字面上判断，或许爱读经者比爱读史者保守，但历史和现实的例子大都指向相反的方向。王安石是经学家，利用自己政治上的强势地位，提倡公羊新学这样的官方意识形态，根据他理解的恒常之理觉得现实应该改变，而且峻急风雷，在所不惜。这一点，类于毛之好大喜功，任意妄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视万物为刍狗”的社会主义伟大试验。即便在当时的宋人眼里，也觉得王荆公和西汉末年昙花一现的王莽一般，过于激进和理想主义化，结果无论其人其事，自然都难以善终。

反过来看，撰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却是史学家，于历史上治乱兴替的了解，让他看到理想主义自上而下的强行变更与美好许诺中潜藏的危险。因此一力反对变法，乃至身不由己，走向朋党之争，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因此被有史以来最为激进的红色中国的红色史学视为反动人物，屡经批判。

经过那段狂热膜拜和“与人斗其乐无穷”岁月的冯友兰先生，虽然白璧瑕迹，也因此为他的老师梁漱溟看不起，到了老年终于“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参见广东人民版《中国现代哲学史》后记），难得说一点曲曲折折的真话。他为自己赏识的后学题字曰“刚日读史，柔日读经”，可以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就为学而言，其意深得李氏学术宗旨之堂奥：以史为经，对人对事都取客观的判断标准而非一味强调道德上的洁癖或曲意迎合当朝的政治正确——无论其为儒家典籍或马恩列斯毛之类的红色圣经——这正是李泽厚强调的实用理性。另一面，则此联又恍如一个历经祸福荣辱，政治沧桑的过来人的谆谆嘱托：当志得意满、信心万丈时读读史书，思考一下具体的运作；当心灰意冷，觉得做一个苟活者也还不错时读读经书，“立其大者”，反思一下对眼前不完美的现实，是否要如众人般或蝇营狗苟，或废然兴叹，像蟑螂，变形虫一样去适应。

在这样一个苟活性命于乱世的国家里，懂得蟑螂或变形虫之生存法则，并且愿意去践行的人，往往过得比较顺遂，至少比较的安全，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也同吾国吾民千年以来，根深蒂固的生存哲学无缝对接，时常令不屑或不能为之的朋友，感到无可如何的痛苦。很多时候，为世俗眼光或家庭责任所羁绊，困此染缸，又不得不近墨者黑（如政府黑社会化一般走向腹黑与潜规则），近朱者赤（如我党宣传部一般走向谎言与虚伪），两相牵掣，苦不堪言。因此而“看得开，放不下” ，“说一套，做一套”，身心难以健康，言行绝不一致，遂成为许多朋友的通病。于是，总是一日复一日的活在左右为难之间：既不能一任己意，畅快而行，笑傲江湖之间；又不甘曲意阿世，随波逐流，迷失了自己一点本心。是以难矣，困矣，伤矣！如此，我们不妨跟从先贤之步履，时不时的“刚日读史，柔日读经”一番，大概总能在民主自由之路上，更为坚定而有韧性，同时在个人生活情志方面，也能得相当的调适。不至于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之叹了。

上述观感，非一时兴起而发，实在是揽镜自照，中心之言。这种两难的感受，困扰自己已历数月。其间难喻之痛，和年后个人生活上的转折有关，也和国内整体的情势每况愈下相连，不能不一吐为快。人事代谢，日月经天，不觉间华发新发，又复蔓延于鬓间。好在有经史为伴——虽然我们今日所读经典史籍，已非旧日景象，材料，视野和观点上都已大变，但其中的治学与治世之则，却是始终一贯的。处此炎炎烈日之下，偷得浮生一日闲，静卧铸雪斋之北窗下，读一点现代经史之作，以解举国党庆之类的酷热之疾，如饮天山积雪，如沐三春惠风，不失为善待生命之佳去处。适在厕上读书，一边手拿厕纸，出神出恭，一边手捧三联版余英时先生《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恭敬拜读。就中《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一文引陈继儒（1558——1639）《吴葛将军碑》，谈到明代市民抗税之事，颇能感喟于心。不妨在并不悠闲的读书生涯里，撷取出来，与友人同赏：

万历辛丑（1601），内监孙隆私设税官于江南津渡处。凡米盐、果薪、鸡豚之属，无不有税。参随黄建节者，鐱夫也。隆昵而任之，乃与市侩汤莘徐成等谋分垄断焉。吴人罢市，行路皆哭。义士葛成攘臂而起，手执芭蕉叶，一呼而千人响应。时建节方踞葑关税。一卖瓜者，其始入城也，已税数瓜矣。归而易米四升，又税其一升泣则反挞之。适成等至，遂共击建节，毙之......于是义声大震，从者益广。当事闻之惊，谋御之以兵。独太守朱公燮元曰：不可。兵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招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切众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

......又率僚属连骑入市，呼百姓而慰之。杖汤莘等而系之于狱。众皆悦服。成因请于太守曰：始事者，成也。杀人之罪，成愿以身当之，幸毋及众也。遂请就狱......既入狱，哭泣送之者万人。其以酒食相饟者，日以千计。辞不获，悉以散于诸囚。四方商贾之慕义者，醵百金遗之，坚不受却。曰：我罪人也，焉用诸?皆再拜而退。归而尸祝之，祠于江淮之间。称为将军而不名，至于今因之。

在接下来的论述里，余英时先生谈到了对这篇历史文本背后意蕴的精审分析。我们亦从中可见他为学之功，迥异马列史学之按部就班，规行矩步，譬诸常委，状如僵尸：

“我之所以引这一段碑文是基于以下三个理由:第一,这是对宦官征商税的实况的一个最生动的具体描述：其竭泽而渔的手段至卖瓜者的遭遇而令人叹为观止。第二，成千上万的苏州商人和市民公开支持葛成（1568——1630）所组织的集体抗议。这可以看作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集体对于专制皇权的正式表态。更值得注意的是陈继儒碑文撰于明末，但康熙十二年（1673）才刻石立于葛成墓祠之前，上距抗议行动已七十二年，距葛成之卒（1630）也已四十二年。经过了这样长的时间，而且朝代也已更换，当地的人仍然对这位社会领袖念念不忘，可见苏州市民包括商人在内确已发展了某种程度的公民意识。第三，碑文也反映了士大夫在政治上对市民和商人阶层抱着相当同情的态度。太守朱燮元对这件事的处置便是明证。他能说出“兵以御外寇”这句话，因而坚持不用武力对付抗议的群众，即使现代的专制政权对之也大有愧色。碑文作者陈继儒和文末所提到的文震孟，朱国桢都是江浙地区最著名的士大夫（文与朱均曾任内阁大学士）。他们都对葛成的义举十分钦敬。朱国桢在他的著作中（如《皇明史概》卷四四《大事记》及《涌幢小品》卷九《王葛仗义》）更一再宣扬此事。葛成的义声播于天下后世，颇得力于同时士大夫的称誉。在这一事件上，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士与商的政治联盟以共同对抗宦官所代表的专制皇权。

“因为宦官孙隆征税的对象是商人，特别是中下层的商贩。葛成的社会身份今已无法考证，或许他是当时失业的织工之一，他领导的抗议群众大概也以失业织工为多。但织工失业是由于机户（中小商家）罢织。据官方事后调查报告，“机户杜门罢织”是因为“每机一张，税银三钱”。不但如此，当时“榷网之织，密如秋荼”，以致“吴中之转贩日稀”。碑文中记卖瓜者的遭遇即一实例。换句话说，整个以苏州为中心的市场系统已经瘫痪了。所以整个事件象征了专制皇权和吴中商人的一场生死搏斗。

“......葛成的倡义事件最能说明士商关系的密切：他们不但在社会背景方面混而难分，而且还在政治上同样受到以官宦为代表的专制皇权的高压，因此互相支援之事往往有之。这是中国史上前所未见的新现象，可见16世纪社会变动的幅度之大。但士商联手与专制皇权对抗毕竟不常见，更重要的则是他们长期在民间开拓社会和文化的空间。举凡建宗祠，修宗谱，建书院，建义塾，刊行图书之类的民间事业都是士与商共同为之，缺一不可。这也为儒学转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四百多年，惜乎中国的专制极权内核，从无改观，反而在六十多年来，体制之恶侵及环境与人心，无孔不入，更有变本加厉之痛。故此当年明人与今日共和国人之苦况，苦痛，颇相仿佛。如有不同，则只在更深更剧更频密之间耳。以本朝触目皆是的维稳恶行观之，重税，恶法，征地，拆迁，刮地三尺，食肉寝皮，几无日无之。我们今日读史，委实说，毫无隔岸观火之庆幸，更无“见南山”之悠然，只觉得感同身受。即以近日纷扰于网络，死水于官媒的邵阳“非他杀”事件（对异议者的严厉迫害甚至肉体消灭，百无禁忌，从无底线），中山沙溪事件（地域，户籍和贫富，等级对立导致的社会阶层断裂，实为体制性痼疾），什邡钼铜事件（党政自利化，黑社会化，不计后果之施政导致的环境和生态灾难，祸及后世，永难愈合）言之，从上到下，从南到北的主政者，何尝有四个世纪之前太守朱燮元儒家之仁政风范与处事之委婉高明？虽然吾党喉舌一力“辟谣”，同时造谣，拜新生的信息媒体与市民社会之赐，真相不再轻易被扼杀，口径不再轻易被统一，我们更能感受到作为专制之下受害者共同体之伤痛，恐惧与愤怒。

对应于余英时先生列举的，从碑文所见中晚明时代三个纵深的社会背景，考诸当世，一方面，固然我们可以说“其竭泽而渔的手段至卖瓜者的遭遇而令人叹为观止”，到了今天实在已见怪不怪，令国人麻木，而体制内的官人与知识分子，却又被供养，豢养得早已失去对专制的反感与反抗意识，反而沦为帮凶与帮闲，成为吃人机器不可或缺的一个组件，这是令人感到悲观的一面，却不能不给予清醒的承认；可是从与此相对的，更深远一点的社会因素来看，我们今天的时代里，却又蕴含着一种超越了前明的，新的制度变革契机。这就是民间的知识人与商人市民阶层的自我觉醒与彼此联合，实在到了一个百废待兴的阶段，到了一个相当广泛而深入的程度了。

具体到什邡事件来看，和厦门，大连的PE事件，嘉禾，吉安的儿童血铅事件，钱云会之死，怀孕七月的孕妇遭强制引产，诗人之子的囚禁，余杰，盲人，廖亦武等先生之困与脱，乌坎的驱逐党委，村民自治运动，广州番禺的垃圾焚烧站事件一般，和每年数千万的上访同胞，数十万起的群体事件一般，表面上这只是某一局部地区或特定阶层，特定群体的公民为了保护自己切身利益而奋起抗争，只在经济，环境，司法等议题上针锋相对，是一过性的，不具有全社会的整体而明确的反对意识，也还谈不到正面对抗政府官商一体的弊政与暴政，可是万物自彻骨寒冬里苏醒，本来就是一个继起而后炽的演化历程。正如胡适先生有言：争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同时，争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争国家的利益，不是吗？

更重要的是，从这些地区性的，特定的抗争运动出发，整个社会的公民意识得到了最好的启蒙和实践机会，并且为将来的，更进一步的社会运动提供了潜在的，坚实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基础。从阿拉伯之春的微萍之末，那位失业大学生小贩被逼自杀来看，当时又有谁能预计到此后短短数月，伊斯兰国家民主自由之潮的风起云涌，蔚为大观？之所以事件的发展导致了突尼斯整个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乃至所有前现代国家的深刻嬗变，不能不说秦晖先生所论的，中国历史上从来被压制，到当代更是被连根拔起的“小共同体”的形成与壮大，及其与中央专制集权这个“大共同体”的正面对抗，在其中到了巨大的，甚至堪为中流砥柱的作用。正如《铁三角》这篇文章里谈到的，唯有揭露真相，社会共识，体制外联合并付诸行动，方为国民自救，脱离苦海沉沦的必由之路。我们不惮其烦，不避其险，积年累月做理论上的解构与建构，针对时事发声固然重要，可是沉重的揭露，尖锐的批判，美好的祈盼终究要落实到地面，回归于民间，才有可能显露其巨大的普世价值与指导力量。从臣民社会到市民社会，到公民社会，这是一个逐渐而无可逆转的社会变迁过程。其间容许试错，却不容停滞，甚且倒退。此一历史进程，虽然无法作清晰的阶段划分，却可以藉由大大小小，层出不穷的民间抗争，标示出这一迁延百七十年，古老中国之现代转型此一伟业的若干符节。

反过来看，毫无根由的，守株待兔的寄望于体制内高层之良心发现，权力交班，换来的只是一个个无法挽回的惨痛教训，一次次无法承受的沉重代价。我们没有理由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无数次，直到再也没有站起来的力量，信心和勇气，直到一代代人生而甘于做一个卑贱的奴隶，顺服的臣民，投机的告密者和自以为是的爪牙。这也正是余英时先生积数十年研究之功，参诸个人历大陆，港台而至美国的独特人生经历所得出的结论。先生左手作史，皓首穷经，做名山事业，右手持刀，对大陆持续给以现实关注和有力批判，实在令吾人高山仰止。在他的近文《对**大不能抱以任何希望》里，作者开宗明义谈到：

“我们现在知道从前经济改革是开放的，现在经济改革变成禁忌了。所以政治改革、经济改革都不能动，因为这都影响到**党员的基本利益，而且是个人的、家族的基本利益，这个基本利益不能损害。在这个条件之下，我相信这是最近的现象。这个现象就表示在**大的时候，我们不相信有可能有什么松动。有人抱以希望，以为政治上也可以松动一些，甚至“**”还有可能平反。现在看来，连经济改革都不能动的话，那怎么可能让政治改革发生任何作用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知道现在除了等待社会自己变动以外，没有什么其它的方法。对党本身，以及它未来的**大，决不能抱以任何希望。”

余先生的判断固然精当，却失之简略，我们不妨看看另一位值得尊敬的民主先行者的观点。在《中国将面临深重的经济危机》这篇文章里，这位魏先生简明而深刻的提醒读者：

“......现在的房地产和建筑业过热，已经不是一年半载的问题了，嚷嚷了很多年，为什么就是停不下来呢？国内的专家和老百姓都总结出了原因，就是政策导向。升官的指标要看GDP；地方政府花钱也要看房地产税；贪污腐败也是房地产为大头。所有利益都集中在了房地产上边，谁还能阻挡这股潮流呢？有人说，中央不是三令五申了吗？问题是你那个命令不和地方官员的利益相结合，就出不了中南海。这已经是个常识了。所谓的三令五申不过是做给老百姓看的，本来也不打算断了自己个人的财路。中央的大员们有几个不是JuT的呢？正所谓老板动动嘴，伙计们跑断腿。老板的钱是伙计们汇总来的。断伙计们的财路不就是断了老板自己的财路吗？所以不要以为中央是好的只有地方官员坏，那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说法而已。

“又有朋友说。中央不是也采取了和西方一样的金融调控措施了吗？为什么在中国就水土不服呢？这也是胡耀邦先生三十年前就发过的感叹。他们不懂一个简单的道理，政策政策当然是和政治有关的策划，更加和政治体制有关。西方的民主政治制约下，政治所出台的政策只能是顺应市场规律的，否则老百姓不答应，每四年一次就要合法地造反。政治家们为自己的利益和为国家人民的利益考虑，都必须遵循市场规律。专制政治就不一样了。就象上面举的例子一样，官员们的私利和国家人民的利益是脱节的，甚至是相反的。你不可能断了大小官员们贪污腐化的机会，不管这个机会是不是违反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只要符合贪官污吏的利益。那就只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滚滚洪流不可阻挡，造就了中国的经济不是为了国民利益，而是为了少数贪官和奸商的利益而运作的畸形状态。

“有些御用学者马屁文人还在努力地论证，这个所谓的中国模式只要修修补补，就能够可持续地运转下去。不少心存侥幸的中产精英们也眼巴巴地等待着，希望着这个预言应验。遗憾的是，比他们更精明的高层人士已经看到了世界的末日，就象破船上的老鼠一样纷纷逃离，把人生的三样宝，老婆、孩子和钱包转移到了安全地带。这说明他们非常清楚这个政治是个没希望的政治，他的病根就是决策层的私利和国家人民的公共利益脱节。我们有时候会骂那些专家学者们无能，这不是很公平。大多数专家学者们的局部建议都是可行和有效的。之所以实际上无效不是他们的责任，而是那些在别的地方和国家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政策，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就变了味儿了。胡耀邦在八十年代就醒过味儿来了；同样怀有赤子之心的专家学者们现在也醒过味儿来了。胆儿大的已经在大声疾呼：不改革掉专制政治，什么改革都没用了。

“但是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让说真话的人闭嘴，只能小改小革，不许革命性的变化。已经这样维持了三十多年，他们认为经验说明维持下去不是问题。他们的理论前提就是精英们常说的中国人素质低。可是他们忘记了，经验同时说明古今中外素质更低的老百姓照样会造反。继续维持下去的结果，就是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总爆发，那就是天下大乱，不革命也是革命了。是和平的革命牺牲一小部分人好呢？还是天下大乱谁也躲不过去好呢？所有中国人都在权衡这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有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风险，而且有能力冒这个风险。不管有没有，能不能，反正所谓的“中国模式”已经熬到了头。”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和平的革命牺牲一小部分人”，就我的理解，这里的“牺牲”，并不是指中国历代朝廷更替，赤地千里，甚至当年共产革命与统治时期那样的红色恐怖，而是指亨廷顿所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葡萄牙开始的，第三波民主转型中的政治权力转移，还有更深层的社会阶层与价值观念变迁。当然，这里面也不可避免的涉及在宪法和司法独立框架下对所有真相的揭露，对为恶者的公正审判，对国之大蠹所窃取的国民财富的及时追回与公平处置。不过从目的和手段来看，这两者都是截然不同的。

令人无语的是，太多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却正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以宗教性道德的名义混淆这两者的根本区别，来对这个恶的制度，对这个恶的组织与个体的种种恶行作无条件的宽恕和乞求。他们看似不偏不倚，却从来享受着专制之利而为之作种种曲折的辩护，对此类或执迷不悟，或阳奉阴违的“体制内改良派”，过去已经讨论得不少，这里就此略过吧。真正引起我们无言伤痛的，其实不是这些伪装的朋友，而来自自己的阵营，来自身后的子弹。这里就不能不谈到前时某位柴姓女士在“皈依”基督教两年之后抛出的“宽恕论”。鉴于已经有许多值得尊敬的人士，包括曾与她并肩战斗过的前同仁，丧失至亲之家属，不约而同从政治，历史和基督教义等诸多方面对她提出了或委婉，或尖锐的批评，这里同样不展开了。

天地之大，有时直让人兴起“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之叹。如此，且让我们收拾心情，回到“刚日读史,柔日读经”这句格言上来。翻查古书，或是历史典故辞典，可知此言非自晚清曾国藩始。吾国文化根植深厚，博大精深，于此言，另传“有酒学仙．无酒学佛；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及“刚日读史，柔日读经，怒而写竹，喜而绘兰”之言，则又是别一番开阔气象了。

临水徘徊，歧路羁旅，三复斯言，痛哉快哉！

（终）

转发自 一五一十  网

半醉汉

好文，看了一般，喝完酒再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