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有时候喜欢拿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照,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在相近的时代思考着一些共同的问题。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讲了一个大白天手提灯笼在市场上寻找上帝的疯子的故事,[1]围观的人哄笑疯子,疯子向他们嚷道: 上帝哪儿去了?让我们告诉你们吧!是我们把他杀了!是你们和我杀的!咱们大伙儿全是凶手!我们是怎么杀的呢?我们怎能把海水喝干呢?谁给我们海绵,把整个视界擦掉呢?我们把地球从太阳的锁链下解放出来再怎么办呢?地球运动到哪里去呢?离开所有的阳光吗?我们会一直坠落下去吗?向后、向前、向旁侧、全方位地坠落吗?还存在一个上界和下界吗?我们是否会像穿过无穷的虚幻那样迷路呢?那个空虚的空间是否会向我们哈气呢?现在是不是变冷了?是不是一直是黑夜,更多的黑夜?在白天是否必须点燃灯笼?我们还没有听到埋葬上帝的掘墓人的吵闹吗?我们难道没有闻到上帝的腐臭吗?上帝也会腐臭啊!上帝死了!永远死了!是咱们把他杀死的!我们,最残忍的凶手,如何自慰呢?那个至今拥有整个世界的至圣至强者竟在我们的刀下流血?我们必须发明什么样的赎罪庆典和神圣游戏呢?这伟大的业绩对于我们是否过于伟大?我们自己是否必须变成上帝,以便与这伟大的业绩相称?从未有过比这更伟大的业绩,因此,我们的后代将生活在比至今一切历史都要高尚的历史中![2] 透过“疯言疯语”,尼采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历史事实与逻辑事实。“把地球从太阳的锁链下解放出来”是一个双关隐喻,既指哥白尼的日心说改变了传统的宇宙论,又指人类利用新科学谋杀上帝,就如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对抗诸神。但新得的自由将我们引向何处?以往为我们划定界限的上帝如今已经腐烂,我们将如何为自己定位?尼采建议我们不妨试试自己变成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有此推论,尚须为自己拥有自杀权利而辩护的伊波利特就过渡到了决心创造历史的基里洛夫。 基里洛夫是建筑工程师,出国四年后刚刚回国,第一次在小说中出场由利普京向老西欧派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引介。利普京的油嘴滑舌令基里洛夫很不满,他抗议道:“您干吗要添油加醋地把不同的两件事混在一起呢?”(《群魔》,第114页)在接下去的谈话中,我们了解了一些基里洛夫的情况:认为自己完全不了解俄国人民,主张为了达到良好的最终目的不惜破坏一切,不愿空谈,很少见人,给我们留下了一股冷冰冰的气质。最后谈话结束的时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提出了一个疑问:“您想给我们修桥,同时又宣布您奉行破坏一切的原则。他们是不会让您给我们修桥的。”(《群魔》,第117页)最终我们会看到,令斯捷潘费解的这一点预言了基里洛夫的最终命运。在这席谈话中涉及到的人物,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沙托夫与基里洛夫一起构成了和老一辈只会空谈改革的斯捷潘相对立的行动派,他们串起了故事的主线: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利用基里洛夫的自杀掩盖自己谋杀沙托夫的罪行,而斯塔夫罗金,按照别尔嘉耶夫的说法,“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也是全世界文学的最神秘的形象”,[3]则是他们三人的思想旗帜和精神导师,他们三人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斯塔夫罗金的精神面貌,即前文提到的“深邃的精神,否定和死亡的精神”。 由于斯塔夫罗金这个形象如“绝顶聪明的毒蛇”一般狡猾让人难以把握,具有自己一套理论的基里洛夫就成为我们接近这新一代的精神气质的捷径,因为最终他们二人是被同一种思想吞噬而自杀的。 基里洛夫坦言,他不能够像别人那样想一件事接着又马上想另一件事,想另一件事他做不到,他毕生都在想一件事,就是上帝的问题。他最终的结论是,没有上帝。基督教所敬拜的上帝是由人类对死亡的恐惧而投射出来的一个幻觉,借助于这个幻觉,人类贪恋于他们无法得到的彼岸永生,“上帝就是因怕死而引起的疼痛”(《群魔》,第141页)。基里洛夫使用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个命题:设想一块巨石悬挂在某人头上,站在这巨石下的任何人都会害怕巨石掉下来砸到自己的疼痛,这就是说,“石头中并不存在疼痛,但在因石头而产生的恐惧中却存在疼痛”(《群魔》,第141页)。巨石高悬于头顶的威胁就如横死对人的威胁,而疼痛不存在于死亡中就如不存在于巨石中,它只是人的恐惧在自己的心灵中产生的一种效果,只是一种主观想象。同理,上帝是由人畏死的恐惧引起的幻象,认为他具有超越性就是糊涂。但是从前和现在的人需要这个上帝,因为他们害怕这个痛苦荒谬的世界,是以宁愿通过捏造一个上帝,虚构一个作为自身意志的对立面的绝对意志,把自己的命运托付在他手中,让他来提供生活下去的意义,“人为了能够活下去而不自杀,想来想去想出了个上帝来,这就是迄今为止的整个世界史”(《群魔》,第759页)。但是在基里洛夫看来,绝对意志对人类自我意志的凌驾就是最高意义上的奴役和不自由,因为“如果有上帝,那么他要怎样就怎样,我无法违背他的意志。如果没有上帝,那么我要怎样就怎样,我就可以为所欲为”(《群魔》,第758页)。信仰上帝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笼罩在骗局之中的世界,需要一种突破性的行动来敲碎它,震醒自我奴役的人们。基里洛夫认为这行为应该是自杀,但它区别于以往的带着恐惧的被奴役状态的自杀,他的自杀是为了克服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在这一行为中人自身的意志将达到最高点,因为“完全、彻底地为所欲为的顶点就是自杀”(《群魔》,第758页)。基里洛夫认为,“任何一个想要得到最大自由的人,他就应该敢于自杀。谁敢自杀,谁就能识破这骗局的奥秘。此外就再不会有自由了;这就是一切,此外一无所有”(《群魔》,第142页)。这是一种形而上的自我解放,上帝的绝对意志在这种行为中已被完全粉碎,整个世界的秩序将被颠倒,人将登上由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所制造出来的上帝的空虚的宝座。上帝是虚假的神,真正的神是人身上的自由意志,因为在基里洛夫看来,“我的神性的标志就是我能够为所欲为”(《群魔》,第761页)。“认识到没有上帝,而又不同时认识到他自己已成了神——这是荒唐的,否则就一定会自杀”(《群魔》,第761页),不自杀的无神论者“只是像小学生那样搞点擦边球”(《群魔》,第761页)。加缪称赞基里洛夫的推理具有一种古典的清晰,但他提请我们注意,在超出逻辑之外,在作为属于这个世界的实实在在的人的基里洛夫身上,还有一些因素造成了基里洛夫最后的自杀。[4] 的确,与前面那个泰然高谈他的神性的基里洛夫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描绘了他的另一面。在第一次出场结束时,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那句话吃惊的基里洛夫“开心而又豪爽地哈哈大笑起来。霎那间他的表情变得非常孩子气”(《群魔》,第117页),小说中的“我”认为这与基里洛夫很般配。接下来我们看到,为保持健康,他每天早晨做早操,在汉堡买过一只用来锻炼后背的皮球,喜欢孩子,热情的为斯塔夫罗金倒茶,为沙托夫重逢妻子的喜悦而激动不已,甚至最后造伪证的时候希望在纸上画个吐舌头的鬼脸,这个稚气而易感动的形象与欲自杀成神的基里洛夫截然不同。斯塔夫罗金提出过这个疑问,认为爱生活与想自杀之间有矛盾,但基里洛夫认为这是两码事,不能相提并论。他认为,“有生,但根本没有死”(《群魔》,第293页)。他向斯塔夫罗金描述生命中有那么一些瞬间,时间会突然停顿成为永恒,那种和谐之美令人感到幸福,令人感到世间一切都好。达到幸福之后,时间这种观念就不再存在了。斯塔夫罗金用恶的存在质疑他,问他那是否也是好的,基里洛夫跟随逻辑回答是的,但他接着补充恶的存在是因为人们还不知道他们很好,如果知道了就不会作恶了,而那个教会人们懂得人人都是好的人将会改变现在这个世界。基里洛夫的说法令斯塔夫罗金想起了基督:
“那个教导过人们的人,被钉上了十字架。”
“他会再来的,它的名字叫人神。”
“神人?”
“人神,区别就在这里。”(《群魔》,第296页)
在东正教文化语境中,“神人”的含义是相当明确的,它就是指被认信为基督的十字架上死而复生的耶稣,而“人神”,据帕佩尔诺的考察,是在俄国广受欢迎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支持者们所提倡的一个概念,这不仅仅只是词序上的颠倒,它更深的含义在于赋予躯体新的地位,赞许普遍存在的每个瞬间。[5]基里洛夫在一次与沙托夫的谈话中详述了这个看法:“有这样的几秒钟,每次总共也就五六秒钟而已,您会突然感觉到完全达到了一种永恒的和谐。这不是一种人间的感觉;我倒不是说这是一种天国之感,而是说这不是肉体凡胎的人所能体会的。必须脱胎换骨,或者干脆死去。……要是超过了五秒钟——那这心就会受不住,就必定会消失。在这五秒钟内我经历了一生,为了这几秒钟我愿意献出我的整个生命,因为这值得。如果要经受十秒钟,就必须脱胎换骨”,他甚至认为,“人应当停止生育。既然目的已经达到,和必生儿育女,何必还要繁衍后代呢?”(《群魔》,第726-727页)脱胎换骨的新人具有肉体不朽的意识,这等于在人间实现了《福音书》所说的永恒生命,人间就成了天国。 从这个爱生活的基里洛夫身上,我们确实觉得他没有必要去自杀。他自己也承认,“如果你认识到你就是沙皇,你就不会自杀了,而是位居九五至尊,享尽荣华富贵”(《群魔》,第761页),但是他看到,以人现在的肉体凡胎是说什么也不能离开过去那个上帝而活下去,他们还蒙在鼓里,他们需要有人指路。基里洛夫的自杀证明了世上没有上帝人就是神,这出于对世人的爱,“由我开头并由我结束,我一定要把门打开。我要拯救芸芸众生。只有这样才能拯救所有的人,并使下一代脱胎换骨,超凡脱俗”(《群魔》,761页)。世界历史将以基里洛夫的自杀为转折点,在此之前是人类从进化最初阶段“大猩猩”到产生上帝观念再到消灭上帝,在此之后是时间终结了的永恒幸福的此岸新人世界。基里洛夫如同曾经带来上帝国的信息的耶稣一般,认为自己的自杀带来新的福音,计划修一座新铁路大桥的他也做起了连接天堂和人间的调解人,虽然他们的旨趣完全相反,基里洛夫可以说是无神论的基督。 这就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基里洛夫的基督论,我们将会发现,这是他全部思想的隐秘根源,也正是他对耶稣的这种理解注定了他最终的失败。基里洛夫的论述并不长,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他改写《路加福音》中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另一部分则是他对此事的评论。在《路加福音》中,耶稣死后三日复活,被认信为神子基督,而基里洛夫认为耶稣根本没有复活。这意味着什么?或者是耶稣捏造出一个上帝来欺骗认信他为基督的人,或者是耶稣基督被他所信靠的上帝欺骗,基里洛夫认为是第二种情况。这样理解的十字架事件显现出上帝国的无助、贫困和卑微,这就可以进一步推论,上帝根本是不存在的,耶稣只是在世界上实践着荒诞的一个人:“这人是全世界最崇高的人,他创造了这世界所以存在的东西。没有这个人,整个地球以及地球上的一切,就将是一片疯狂。无论是过去,也无论是今后,甚至到出现奇迹,始终都没有这样的人。这奇迹就在于过去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人。如果是这样,如果自然法则连这人也不怜惜,甚至连自己的奇迹也不怜惜,而是迫使他也生活在谎言中,并为这谎言而死,那么,这样一来,整个地球也就成了谎言,建立在谎言和愚蠢地嘲弄人的基础上了。由此可见,地球的法则本身也无非是一派谎言和魔鬼演出的滑稽剧”(《群魔》,第760页)。这段话与伊波利特看到《死基督》之后的感受如出一辙——耶稣的死宣告的是自然法则的彻底胜利。在基督教的传统理解中,耶稣的死亡战胜了世人由亚当的罪带来的死亡,但这全部维系在神子的复活上,它显示出上帝的大能与仁慈,显示出了生命与拯救,十字架上的耶稣与复活的耶稣是不可分离的。但在伊波利特和基里洛夫的理解中,复活的耶稣被否定,十字架上就只剩下人的就义与牺牲。“人神”基里洛夫想要模仿耶稣对死亡的胜利,但实质上模仿的是一个没再复活的耶稣,这注定了这种模仿只能意味着耶稣的再次死亡,而不是生命与拯救。基里洛夫的错误在于将“神人”与“人神”混为一谈,他的听众韦尔霍文斯基都听了出来:“我觉得,您在这里把两个不同的原因混在一起了;而这是非常靠不住的。”(《群魔》,第760页)没想到不愿把事情混在一起的基里洛夫会犯这样的严重错误。 果然靠不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对基里洛夫的自杀的描写中根本看不到丝毫神性,其骇人程度与《死基督》中的耶稣不相上下。在最后的场景中,基里洛夫将自己关进黑屋里自杀,因此所有对他的描写都是在韦尔霍文斯基举着的蜡烛的光照下的形象: ……基里洛夫的脸却在他眼前一晃而过,基里洛夫站在房间深处的窗户旁,他还看到他向他猛扑过来时野兽般的狂怒。(《群魔》,第765页) 在这柜子的右面,由墙和柜子形成的一个犄角里,站着基里洛夫,而且他站的样子非常古怪——一动不动,身子挺得笔直,两手紧贴裤缝,头微微抬起,后脑勺紧贴墙壁,而且站在这犄角里面,似乎想把整个人隐匿起来,躲藏起来。(《群魔》,第766-767页)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只能看到他的身子露出来的那部分。……使他感到吃惊的主要是,尽管他又喊又叫,疯狂地猛扑过去,那身影居然纹丝不动,甚至没有一个肢体稍稍动弹一下——倒像他便成了石头或者像一尊蜡像似的。他的脸色苍白,很不自然,两颗黑眼珠一动不动,望着前面的某个点。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用蜡烛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地瞧了一遍,从不同的角度照过来照过去,仔细观看着这张脸。他突然发现,基里洛夫虽然望着他前面的某个地方,但他的眼角仍就看得见他,甚至可能在观察他。这时他忽然灵机一动,干脆把火凑到“这个死人”的脸上去,烧他,看他有什么反应。他蓦地似乎看到基里洛夫的下巴颏动了一下,一丝嘲弄的微笑似乎掠过他的嘴唇——倒像他猜到了他的心思似的。(《群魔》,第767页) ……在气窗开着的那扇窗户旁,两脚伸向右墙角,躺着基里洛夫的尸体。是对准右侧太阳穴开的枪,子弹射穿头颅后,从左上方出来。可以看到鲜血和脑浆溅了一地。那把手枪仍握在这个自杀者耷拉在地板上的手中。(《群魔》,第768页)
这些段落把对基里洛夫的描述从形而上学的参照系转向了物理学参照系,我们实在从中看不到任何超越性的东西,只看到了震撼与恐怖。小说中的一个细节值得我们注意,韦尔霍文斯基察看完尸体后没有将蜡烛吹灭,我们知道,在东正教葬礼结束后,熄灭蜡烛表示世俗生活结束,灵魂离去,去与那光之源上帝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在此暗示了无神论者与上帝的隔绝,他最终只能被自然法则吞噬。而他甘愿韦尔霍文斯基利用他的“自由”掩盖谋杀沙托夫的罪行,足以看出他对人类的爱是虚幻空洞的爱,敌不过他“肉身成道”的疯狂理念。
基里洛夫临死前对韦尔霍文斯基又咬又打,狂喊狂叫,似乎让人觉得这是一个精神病人的自杀(沙托夫就认为基里洛夫永恒和谐的感受是癫痫症的病发状况),但小说结尾处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认为他与自己一样被一种思想吃了,那就是他如果信仰上帝,他又不相信他信仰上帝,但如果他不信仰上帝,他又不相信他不信仰上帝的悖谬处境——自杀后,医生鉴定并非死于精神错乱,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此否认了医学角度的看法,他的诊断是由最终与人民达成和解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气息奄奄时讲出来的:无论是老一辈的西欧派还是新一辈的实证主义者们都被俄国肌体上的群魔附身,但最终他们都会被上天驱逐出去的。正是这位老西欧派在开始时就言中了只知否定与破坏的被魔鬼附身基里洛夫是不会成功的,人民是不会允许“沙皇”们成功的。
[1] 一般认为,尼采在1887年以前是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快乐的科学》一书于1882年出版,因此他们是各自独立思考虚无主义的问题的。参《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196页注释①。
[2] [德]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出版社,2007年,第208-210页。
[3] [俄]尼·别尔嘉耶夫:《斯塔夫罗金》,于培才译,《别尔嘉耶夫文集(第一卷):文化的哲学》,方珊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1页。
[4]柳鸣九等主编:《西西弗神话》,《加缪全集·散文卷Ⅰ》,沈志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
[5] [美]伊琳娜·帕佩尔诺:《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杜文娟、彭卫红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4-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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