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唯一的答案

老木匠

李翔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08月03日


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研究所”(The Joseph Needham institute)，正在此地参观访问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不顾会议安排，忽然说：“我有抑制不住的想要讲话的冲动。”

受到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的邀请，“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20多位成员在奥运会期间前往英国访问，他们会参加包括“中国商业日”在内的一系列官方主题活动，并观看奥运会开幕式和一些比赛。不过更令他们期待的行程就是参观位于剑桥大学内的“李约瑟研究所”。由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创办，以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文化而富盛名。研究所在剑桥大学一个不十分显眼的位置，木质结构的矮屋使人有静谧之感。研究所门前的草坪茂盛广阔，散落了许多东方植物，那里原本有不允许穿行的规矩，只有李约瑟本人不顾“禁令”，喜欢在草坪上散步。草坪旁的一棵大树下，安葬了李约瑟和他第一位妻子李大斐以及第二位妻子鲁桂真。中国企业家们在此留影，啧啧称叹。

参观初始，气氛十分松弛和融洽。负责接待的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热情欢迎这群中国商人，他说：“以前有很多学者前来拜访；今天有这么多中国著名的商人，我更加感到高兴，因为商人更具有现实能力。”听完古克礼有关研究所独立运作方式和捐赠人制度的介绍后，双全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伟斌深受启发，他萌生了捐赠李约瑟研究所的念头，甚至想在中国成立类似机构。

一个问题使气氛严肃起来，也引发了柳传志的冲动。正是古克礼重新提起的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即，为何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17世纪一直遥遥领先的中国，而是在欧洲。他给出了学术界已有的几种解释，包括冯友兰所说的中国缺乏发展科学的愿望与动机说；中国缺少大量易得的煤炭资源；中国的大一统制度缺乏地区间的流动与竞争；以及李约瑟本人的回答：社会和组织的差异，中国的封建官僚社会不如欧洲资本主义社会那样适于科学的发展。

“我们也许可以问一个新的‘李约瑟问题’，即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是否已经可以促进科技的发展？”古克礼说。这是他所谓的新的李约瑟问题。今天的中国虽不如17世纪的中国那样繁荣与强盛，在全球占据绝对的领先地位，但也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柳传志开始讲起一个亲身经历，以回答这个“新李约瑟问题”。几年前一位日本学者在一次论坛上对柳传志说，他在10年之前就曾预估，中国在数年后将会出现类似韩国三星这样的公司。但十年之后，在同苹果的竞争中三星愈发引人瞩目，而中国却仍没有一家类似的创新型明星消费电子公司——或许人们会说柳传志创办的联想集团是一家，但柳传志显然期望更高。那么，原因何在呢？

“我觉得我知道答案。”柳传志说。

他说，三星和他创办的联想集团在电脑营业额上相差不大，但两者利润相差却非常大，“三星高过我们十倍”。他认为，那是因为三星同时可以做显示屏和芯片。而“我的公司”却做不出来。做不出来的原因则是，三星曾为了做芯片而做出了连续十年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投入。但对联想集团而言，尽管今日已经有了40多亿美元的现金流，但仍感到要重金投入去做芯片与操作系统风险重重：其中20亿美元要作为必备的流动资金，剩下的20多亿美金则远不够去做投入。

“对民企而言，首先是要活下来，而不是冒死一争。”柳传志说。与此同时，那些利润可以超过千亿元人民币的大型国有企业，却也没有投入重金去做长远研发，因为，柳传志补充说：“他们不像我，可以从长远角度来考虑投资……，这是个体制问题。”

因为制度安排和身份问题，国有企业的领导者更倾向于将他们在国企的任职看做是政治生涯的一站。

“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的政治家能和李约瑟研究所的所长坐下来聊一聊。”柳传志说。

同时前往李约瑟研究所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员，招商银行的行长马蔚华、信中利资本董事长汪潮涌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张维迎也参与了讨论。这在原计划中可能仅是一个客气的拜访，但却变成了一项真正的脑力激荡会议。

马蔚华引用他刚刚见过的一位新加坡副总理的话：尽管中国过去三十年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只是依靠劳动力和低端制造业，因此并不会对新加坡形成挑战；只有中国的经济增长提高了技术含量，才会形成真正的挑战。

马蔚华的观点是，首先，如果中国真想要提升创新力，那就需要将目光聚焦在小微企业身上，过去中国政府在分配科研经费时会优先考虑大企业，“大企业是不愿创新的”。其次，如果缺乏金融的支持，创新公司也很难维持。银行家马蔚华对此持有乐观态度。他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包括招商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也在积极寻找有创新优势的小企业，并为之提供金融服务。

信中利资本董事长汪潮涌并不像马蔚华那样乐观。他认为中国文化中缺乏对失败的宽容，也使科技与创新举步维艰，“成王败寇，大家太关心成功了”；资本市场的链条不够完善，没有健全的风险资本支撑是另一原因；当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也不足以与创新型社会相配套。

经济学家张维迎则更加坦率，他说：“只要是由政府控制资源和分配资源，我不相信新的‘李约瑟问题’能够解决，无论政府把资源给谁。只要政府在控制资源，资源配置就会扭曲。政府拿大把的钱给私有企业，也会破坏企业家精神。因为大家想的会是如何去拿政府的钱，而不是创新。”

“科学家与经费没有关系，科学家只同自由有关系。只要给人民自由，民间的企业家都会给科学家以经费……。我还是觉得你太乐观了。对于新的‘李约瑟问题’，没有自由，是唯一的问题；而自由，是唯一的答案。”张维迎说。


李翔是记者和作家，他跟随“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员在英国访问。

zoufeng_1234

张维迎的话才是到位的。

还有个话题是，当年的4小龙里，也只有韩国出现了三星这样的企业，其余新加坡台湾香港都没有出现，台湾的富士康只能做代工，和三星是天壤之别。这就是中华文化的问题了。在亚洲，日本韩国都出现了财团级的企业，而中华文化圈里就没有财团级的企业，而对高科技的大规模投入，必须是财团级的企业才能支撑。

xsc1536

公有制经济组织相对于私有制经济组织而言,是不具创新竞争力的,因为公有经济组织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通过政治权力对资源和财富的占有及控制.只有私有制经济组织才会主动积极地选择通过创造新来保持生存和发展.

zoufeng_1234

公有制经济组织相对于私有制经济组织而言,是不具创新竞争力的,因为公有经济组织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通过政治权力对资源和财富的占有及控制.只有私有制经济组织才会主动积极地选择通过创造新来保持生存和发展.
xsc1536 发表于 2012-8-3 13:06

台湾香港新加坡，也是私有制，但是还是没有出现三星这样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大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