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嘉阳煤矿的蒸汽火车 /赵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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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阳煤矿的蒸汽火车 / 赵政2012-09-10 08:08 | 阅读(615) | 标签: 政治, 平等, 人格, 意志, 责任, 爱, 铁路, 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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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人正朝绞刑架走去，另一个人看到了，对他说：某某先生，真是岂有此理，你就这样去死呀？即将受绞刑的人回答说：不是我自己去，是他们叫我去的。
——若泽•萨拉马戈《修道院纪事》

火车“叮铃哐啷”地挪动着，以世界顶级马拉松运动员的参赛速度，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窗外，汽笛与白雾齐飞，黑烟共煤灰一路。

因为快发车时才进站，我买的是最后一张票，在车厢尾部的中间位置。上车后，左边是一对老年夫妇，右边坐着一对年轻的恋人，我这条流浪狗就只好夹在他们中间，于是乎往左看是羡慕，往右瞥则是嫉妒。

女孩很兴奋，不停地“叽叽喳喳”，就像没坐过蒸汽火车一样，一口一个“绝版”，“好巴适”。男孩很殷勤，却挡不住那一声声甜的发腻的“你好烦哦”，于是对面的旅客笑了。男孩也笑了，带着些许的尴尬，女孩也笑了，骄傲的，也是深情的……

右边斜对面坐着一家三口，夫妻俩大约都有三十多岁，带着孩子，说普通话。男人脖子上挂着一个单反，言谈举止间，透露着相当程度的教养和对生活的热爱。他们说还是小时候坐过蒸汽火车，没想到旅行至四川，竟然听闻犍为县的嘉阳煤矿还保留着这种两百年前的交通工具，于是乎两个人一合计，临时决定绕道这个当地人都觉得偏僻到见鬼的深山里；怀旧也好，猎奇也罢，总归不虚此行，也让孩子长长见识。孩子很活泼，在妈妈怀里上蹿下跳，临下车前，妈妈问他，“宝贝，等下我们到了芭蕉沟，你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走路到马庙，我们去看桫椤胡，那可能比较辛苦；二是坐火车回去，再从别的地方坐汽车到那里，但时间会很长，你看怎么走？”就在那一瞬间，我居然毫不避讳地像个花痴一样死盯着这位可爱的母亲，她太伟大了，做她的孩子多幸福啊，从小就受到如此对等地尊重——不仅可以自由选择，而且事先就被告知不同选择可能产生的不同后果，从而学会对自己的决定负责。身份平等，人格独立，自由意志，个人责任，不正是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吗？什么是教育，这就是了。

隶属嘉阳煤矿的芭石铁路始建于“大跃进”期间，在此之前，矿上出产的原煤只能先运到6.5公里之外的马庙装船，然后顺马边河通过岷江送往各地。1958年，马边河开始修建水电站，不再通船，于是就铺设了这条窄轨（762mm）铁路，直达岷江西岸的石溪镇。铁路全长19.8公里，火车来回两个半小时，抛开停靠的时间不算，正好相当于一个顶级马拉松运动员的速度。从石溪镇出发，火车停靠“跃进”站（煤矿办公区）、蜜蜂岩、仙人脚、焦坝、芭蕉沟和黄村井（1958年开掘的煤井），总长905米的遂洞六个，弧线109段，最小转弯半径70米（菜籽坝），最大坡度36.14度，最大落差238.1米，同时还拥有詹天佑先生发明的“人”字形掉头（蜜蜂岩），各项指标在全国都实属罕见。

芭石铁路1959年通车后，总共拥有15台机车，现在依然运行的好像是4辆，但毫无疑问，这些机车都过了“服役期”。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石家庄动力机械厂按照国外的技术仿制的火车，正常寿命只有20年，但国家铁道部1988年就已发文，停止蒸汽机车的生产，然而芭石铁路由于弯多坡陡，根本不适合内燃机车运行，所以这些老古董就只能超期服役。现如今黄村井已不出煤，矿上也有意将火车停开，可沿途数万乡民根本没有其他出山的通道，于是乎这些老爷车就保留下来了。每逢1、4、7日石溪镇赶场，狭小的车厢里总是人头攒动，猪狗鸡鸭等牲畜也见缝插针当仁不让，乱哄哄地好不热闹。

从石溪镇到芭蕉沟，一路上绿意盎然，郁郁葱葱。传统的农耕形式，层层密布的梯田，风光旖旎，景色秀美，加之地势险峻，层峦叠嶂，悬崖绝壁随处可见，更有那亮水沱的一线天，栩栩如生的老鹰嘴。在这个偏僻到见鬼的地方，嘉阳小火车穿越时空，诉说着悠悠历史久远的记忆，散播着工业革命的袅袅余音……

嘉阳煤矿的首任董事长是翁文灏先生，翁文灏何许人也？现在的年轻人恐怕知道的不多了。据梁思成先生的后任妻子林洙女士回忆，“林徽因是我们福建的才女，在我们家的客厅经常有些家乡人来拉家常，几乎每次都要提到林徽因，并谈到她嫁给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他们还说：梁思成、陈寅恪与翁文灏三人被誉为中国的三位国宝”（《梁思成、林徽因与我》）。我再加一句，这三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中共建政后，他们都没有跟老蒋去台湾，而是自己选择留在了大陆。

林洙这样说，绝非空穴来风，因为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这三个人确实被当时的学术界并称为国宝级人物。梁思成与陈寅恪就不说了，据中国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翁文灏选集》所载，此人在我国名列第一的贡献，竟然有11项之多。他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者，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志的中国学者，第一张中国地质图的编者，现代中国第一位研究地震的学者，第一部《中国矿业纪要》的创办者，第一位出席国际地质大会的中国人，第一位研究山脉的中国学者，第一位对煤炭进行分类研究的中国学者，燕山运动及其岩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的首创者，以及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的组织领导者。

说起民国时期的地质学家，很多人可能会想到李四光，但是，最早的“地学三杰”，李四光根本排不上号；而地质学家当总理，现在的温家宝同志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1948年，翁文灏应蒋介石之邀，出任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然而很可惜，臭名昭著的金圆券正是在他的任期内发行的，而当时的财政部长王云五——四角号码查字法的发明人，著名的出版商——也是由翁文灏任命的。悄悄地说，这两个人都不懂经济，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人才，只可惜摆错了位置。

当然，无论是基于“精英治国”的战略方针，还是明眼人洞悉的粉饰太平，那都是最高统治者的利益考量，此不赘述。陈毅进入上海后，与翁文灏的朋友谈起他还说，“翁文灏是书生，不懂政治，即使他在国内，我们也不会为难他。”然而，偏就是这个不懂政治的书生，大半辈子都陷在政治的漩涡里，纵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却没能将自己的专长发扬光大，以致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1950年，翁文灏在英国拜访昔日老友——《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爵士，看到其著作等身，不觉满腹辛酸，万般苦楚都溢于言表。遥想当日供老蒋驱驰，登台拜相，一朝树倒，竟荣登中共“战犯”名单，凄风苦雨中，如何能不怆然涕下？

然而，一味地哀叹“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那是怨妇所为，以翁文灏之才学，他倒不至于如此肤浅。放下自我，融入一个腐朽的体制，不仅无所成就，反倒为其殉葬。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1951-1971），翁文灏靠着写诗、翻译，做些与专业无关的研究打发时间，苟存于世，郁郁而终，难道都是时代的错？

所以，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是何等重要，由此可见一斑了。但翁文灏的天真之处就在于，他相信政治只是一个好人当政的问题，至于置身于其中的体制，倒似乎不算什么。他说过，“无论信仰什么主义，或采取什么制度，都要用好好的人去好好地做”。“政者正也，其最重要的目的只在有法子使好的、有能力的人上去当政，不行的或不相宜的能够和平的下来”。“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比什么独裁双裁、民主宪政等等名词争辩更为重要”。

就这样，国宝翁文灏，以地藏菩萨“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不仅加入了国民党，而且官至一品。无论他出于何种念头，为老蒋鞍前马后，其内在的逻辑，在明眼人看来，都是一目了然的。针对其出任行政院长，《观察》主编储安平先生当时就说得很清楚，“翁氏出掌政院后，做事情也许可以认真一点，……但是要希望翁氏来转逆乾坤，改变一个局面，那假如不是一种幻想，就是一种奢望了”。“大势如此，这已不是翁氏等一两人所能支撑得了的了”。如此一语成谶。

在后来的日子里，对老蒋失望的翁文灏，一头扎进“新中国”，又何尝不是必然的结局呢？不仅他是这样，包括当时很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丧失信心之后，在新华社大肆宣扬的“自由民主”的高调感召下，不都是很真诚地跟共产党走吗？如果有人认为，他们后来的自我批评公开悔罪，乃至作践自己，都是政治高压下的不得已而为之，那就大错特错了。请相信他们的真诚吧，这些书呆子们，很多人甚至都不会说谎。

那么，林洙提到的这三个国宝的结局，又是怎样呢？

翁文灏，总算拜托周恩来的保护，文革中只受到轻微的冲击，但他的长子，著名的石油工程师——翁心源先生，在1970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不堪受辱，于湖北潜江五七干校自杀身亡。而翁文灏的次子翁心翰，抗战爆发后，因文化水平较高，被他的老爸送到国民党空军部队。1944年，在一次对日作战中，因燃油耗尽，坠毁在云南的一处高山上。两个儿子，一个被日本人害死了，一个被自己人害死了，然后自己也死了。1971年，翁文灏病逝，死前曾嘱将所有藏书连同积蓄捐赠给国家，什么都没留下。

梁思成，梁启超的长子，清华留美的建筑学家，哈佛大学的高才生，《中国建筑史》及《中国雕塑史》的作者，新中国国徽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金岳霖的情敌，林徽因的老公。中共建政后，他是第一批登报公开忏悔的知识分子之一，且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这丝毫没有妨碍他在文革期间饱受磨难。1972年，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在贫病交加中辞世。当年为研究古代建筑，他和林徽因受困李庄，蒋介石曾资助2万元，而中间人正是翁文灏。

陈寅恪，游学欧美十几年，早期清华四大导师之一，《柳如是别传》的作者，起码掌握十几种语言的文史学家，清华及西南联大文学院与史学院共同聘任的“教授的教授”，英王伊丽莎白和斯大林都非常关心的中国学者，王国维碑文的撰写者。文革期间，因腿瘸目盲不能亲临自己的批斗大会，于是乎跟会场连线的高音喇叭就挂上他的床头，成天噪音轰炸，一惊一乍间，老头就魂飞魄散了。两个月后，发妻唐筼——曾率台湾军民抗击日寇的唐景崧的孙女，也撒手人寰，从此中国再无大师。

1934年，中英合资的河南焦作煤矿因经营不善，面临倒闭，翁文灏临危受命，带着他的助手孙越崎先生挽狂澜于既倒。抗战爆发后，随着工矿企业大举内迁，焦作煤矿的生产设备经武汉转移至四川，于是就有了嘉阳煤矿。为保证抗战期间的能源供应，作为国防设计委员会及后来的资源委员会的秘书长，翁文灏功不可没功盖千秋。然而到底是书生，一朝入青楼，再无从良日。1948年底，翁文灏在立法院请辞，据知情人回忆，“退出议坛时，几乎倾倒，又何尝不满场寒心”（台湾《传记文学》）。

返程的火车在蜜蜂岩掉头，趁这个空挡，我下来四处拍照，于是就看到一座旧楼，上面刷着文革期间的标语——“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因为是第一次看到“实物”，我赶紧拍了下来。此时距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如果不是跑到这个偏僻到见鬼的地方，我相信自己是无福瞻仰伟大领袖的光辉教导的。然而，谁能否认，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依然游荡在中国的大地上。在一个反智的家庭中长大，为了拥有一点知识，我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成年之后，我不得不忍痛将长辈们给我的那个颠倒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虽然为此而拼掉半条命，但九死而不悔。多少年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彰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跟他人平等的自我。我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有时候就像肉体和尸体的差别一样大，但无论如何，我对人性都满怀希望。我也许不是光，但我可以为光作证。直到很久以后，我步履蹒跚，老眼昏花，我依然能够真诚地对这个世界说，我走过，我也爱过，于我而言，那绝不仅仅是青春的节奏。http://yinjunzi1975.ycool.com/

（转自一五一十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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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为国民党设计金圆券 陈立夫称其祸国殃民
山旭
2011年03月11日15:04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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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认为，宋子文一直在国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面做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1939年底，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负责人陈光甫，在纽约的一家中餐馆面试了一名36岁的应聘者。

　　环球公司是国民党政府专为促进中美贸易设立的国营企业，陈光甫则是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光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觉得这个应聘者英语很好，可以成为他的秘书。

　　应聘者冀朝鼎，此时已在美国学界小有名气。他从清华毕业后赴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就读，并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

　　冀朝鼎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给他带来了巨大声誉。

　　李约瑟称赞这本书说:“可能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历史上探索发展变革的最杰出的英文著作。”他后来还邀请冀朝鼎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作序。

　　蒋介石唯一的私人政治顾问、美国学者拉脱摩尔则评价:“这是一篇具有独创见解、善于独立思考、很有说服力的论述。”

　　根据陈光甫向友人讲述，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爱德尔向他介绍了冀朝鼎。爱德尔1935年开始为美国共产党工作。而冀朝鼎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赴美前夕，冀朝鼎曾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了李大钊。这是他第一次和共产党人接触。冀朝鼎后来告诉廖训振，这次见面让他难忘，“畅谈一次，印象很深”。

　　3年后，左派青年冀朝鼎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时加入共产党，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学生。后来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共代表邓中夏等做秘书和翻译。

　　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冀朝鼎回到了美国。

　　也许是组织授意，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

　　这些对美国财政政策拥有发言权的学者们很快发现，年轻的冀朝鼎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判断总是十分可靠，于是将其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

　　后来冀朝鼎告诉廖训振，他当时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国政府，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就来自延安，当然十分准确。

　　精明勤奋的冀朝鼎很快就获得了陈光甫的信任，并担任环球公司总务处主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失去了与美国进行贸易的东南亚通道，陈光甫受命回国，冀朝鼎作为他的私人秘书同行。

　　冀朝鼎从陈光甫这位老练的经济专家那里获益匪浅，他详细了解了一个国家外贸体制的运作机制和特点。但回国后，冀朝鼎还是逐渐脱离了陈光甫，开始接近陈光甫的政敌、财政部长孔祥熙。

　　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和他同住的还有已担任美国使馆经济参赞的爱德尔。他们经常陪孔夫人宋蔼龄打牌，这被陈光甫斥责为“不做工作”。

　　显然，陈光甫并不了解冀朝鼎的真正工作。


    廖训振说，冀朝鼎生前曾告诉他，当时他白天通过美国使馆获得了大量情报，晚上就化装直接找周恩来汇报。冀朝鼎回国后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任职，这个基金会用美国提供的外汇来稳定国民政府货币。冀朝鼎任秘书长，陈光甫任主任。结果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国方面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带他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领导外汇核心部门的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他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经济学家。连他参加革命的弟弟、90年代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也说:“大哥是跟国民党走的，我自己则是一心向往革命的。”根据拉脱摩尔的回忆录，蒋介石并非不了解冀朝鼎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他解释说，蒋介石设想，抗战结束后中国将依赖美国，因此迫切需要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专家。1946年，内战爆发。周恩来在撤回延安前通过邓颖超给冀朝鼎留了一封书信。信上说: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做更多贡献。冀朝鼎后来告诉廖训振，这封信给他以很大的鼓励和安慰。陈立夫在回忆录中说，抗战期间就知道冀朝鼎和共产党有关系，但是孔祥熙和后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廖训振告诉记者，陈立夫负责的中统曾告知孔祥熙，冀朝鼎是共产党。一天凌晨2点，孔祥熙把冀朝鼎叫到住处当面质问，冀朝鼎从容应答:“老伯，我跟随您这么多年，您看我像不像共产党。”孔祥熙沉吟许久，说:“我看不像。”

　　陈立夫认为，宋子文一直在国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面做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他举例说，抗战结束后，宋子文主政的财政部提出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结果国民政府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

　　陈立夫认为，这些政策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

　　后来国民政府发行黄金储蓄券，因财力紧张，宋子文就提出按六折还本。陈立夫一再反对，并提出用第二期增发来全额赎回第一期。

　　“但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宋说没有其他办法就没有其他办法，“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

　　陈立夫将内战时期国民政府控制通胀失利归罪于冀朝鼎，但他没有提到，冀朝鼎对国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建议，正是因为切合了执政者的心态才得以施行。

　　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家们纷纷要求拿回被日伪侵占的实业资产，但国民政府以大兴国营事业之名，将接收的庞大敌伪资产改组为一系列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业垄断组织，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石油公司等等。官僚资本以国营面目得以形成垄断。

　　宋子文控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收了112个纺织行业企业；孔祥熙则控制了中国粮食工业公司，几乎完全垄断了粮食市场和面粉市场。

　　著名民族资本家荣德生上书国民政府:“日本纱厂接收后，全部改成国营，亦是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

　　这样，过去由江浙财阀支持的国民政府，一跃而控制国家全部资产的近90％。南京不仅通过战争整合了地方政府和军队，也终于有实力从经济角度去统一割据。

　　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与民争利”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金圆券崩溃之时，冀朝鼎已受山西同乡傅作义邀请飞赴北平，担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他此行也是专门受中共派遣，意在策反傅作义。后来，傅作义就是在冀家在北京的老宅里决定起义的。

　　冀朝鼎曾向廖训振讲起北平刚刚和平解放时的一件趣事:当时他还没来得及换装，穿着国民党呢子军装、坐着美军吉普车出门，结果被解放军抓住，以为他是漏网的国民党高级军官。

　　情况汇报到负责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那里，他立刻让放人。从此，冀朝鼎的共产党身份才正式曝光。

　　文/山旭  摘《瞭望东方周刊》梁衍军  荐

歪弟

这个好玩，记下了，有机会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