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月：儒商张謇与他的“乌托邦”

20世纪初的中国，国运渐颓、举国动荡。但偏安一隅的江苏南通却在张謇的主持下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城市系统。他“遁居江海，自营其事”，把南通作为小国家来治理，试图在这里完成他的社会构想。
　　“南通张謇”
　　张謇的前半生充满了与时代变迁相交叠的传奇与无奈。
　　从少年开始参加科举，到年过四十才高中状元，几十年的寒窗苦读和官场浸淫，让张謇厌倦了科举考试的枯燥苦闷与官场生涯的勾心斗角。金榜题名时，当家人欣喜若狂地庆祝，张謇却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流派与倡导改革的李鸿章产生了激烈冲突。开战后，由于中方连连失利，朝中弹劾李鸿章的奏折络绎不绝。此时的张謇还是翁同龢门下清流派的一员，并曾写奏章弹劾李。但对李鸿章的围攻并没有让清流派在朝廷夺回实权，张謇也在党争中受到冲击。1894年年末，张謇的父亲在家乡去世，张謇趁机依官员惯例“回乡守制”，再也没有回京任职。
　　《马关条约》签订后，整个国家弥漫在强烈的“救亡图存”的期待中。1895年冬，张之洞上奏光绪，正式委派张謇在通州（南通）创建大生纱厂。
　　但经营企业似乎并不是张謇最想做的事，兴办教育才是他的最大梦想。“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维护，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私利而贬，夙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可见此时的张謇骨子里并没有丢弃掉传统儒生对市场和商业的排斥感，而几乎是在一种忍辱负重的复杂感情中开始他的从商生涯。
　　在实业之路上，张謇做得风生水起。20世纪的前20年，张謇在大生纱厂的基础上先后创办了大生轮船和通海垦牧公司，所参与的企事业总数高达180家以上，涉及的行业和门类包括工业、垦牧、交通运输、金融商贸、商会民团等。政局动荡，制度缺失的大环境中，张謇所经营的大生集团等企业却经过两次扩张，称为当时中国数一数二的“民营企业”。
　　南通也几乎是在张謇个人的努力下，建成了相当完备的经济、文化、医疗和慈善体系，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当时南通的子弟可以享受相对优越的教育条件，接受职业培训，并且在张氏所经营的企业中工作。社会井然有序，风气也清明淳朴。许多社会学者被吸引，前往南通考察，南通因此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在那个动荡茫然的时代，像一个现实中的乌托邦，给了许多人的梦想一个参照。
　　而他也将南通视为自己实现社会治理理想的基地，对整个南通的设计和干预，已经到了事必躬亲的程度。一个人，以如此深入而具体的方式影响一座城市，并且这种影响深入到工业、农业、交通、商贸、教育等各个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大概也无人能出其右。
　　张謇最深爱的头衔不是大清状元，而是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南通”二字，他的墓碑上无名无志，只题“南通张先生之墓阙”。南通是张謇的故乡，而张謇又对南通倾注了全部心力，可以想象，他对南通有着怎样深厚的感情。
　　教出“新新世界”
　　商业上小有成就后，张謇曾试图继续上书朝廷以求影响朝中政策，却终究无功而返。回到南通仅仅几年，他就从一个清流派变成改革派。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与汤寿潜等人反复磋商，写成《变法平议》，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抨击旧党顽固保守，力主改革。但已经非常温和的变法主张却并没有得到清廷的采纳。张謇无奈感叹“新政治无大指望”，把精力重新放回南通，开始着手建立他理想中的“新新世界”。
　　两年之后，张謇一手筹备起来的通州师范学校正式开学。作为一个普通的中级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的师生素质却远不止于此。第一批教员中，不但有十余名直接从日本聘请，中国教师中更是包括王国维这样的著名学者。学生尽管依然是“贡、监、禀、曾、附”五项生员，却因为最终报名入学新式学堂的学生太多而不得不宣布“学生遵旨不取举人”。课程设置包括：管理法、修身、历史、地理、算数、文法、理化、测绘、体操等。不久以后又增加测绘、蚕桑、农、工等实践性更强的科目。在教学硬件上，张謇也是不惜重金，修建工科教室、农学教室、农场、博物院、测绘所等相当专业化的教学场所。此时的通州师范早已不仅仅是一所中级示范学校，而俨然是一座具有现代意义的大专院校。而几乎是同一时期，张謇还兴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也堪称“开一代风气之先”。
　　自此之后，张謇在南通的教育投入就一发不可收拾。光绪三十年（1905年），他设立“通州五属学务处”，筹备推广新式教育，并陆续在各地兴办大量的现代中小学。同年，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复旦公学，也就是此后名声斐然的复旦大学的前身。
　　与此同时，张謇还开始注意盲人聋哑人等残疾人教育。他曾向江苏按察使建议，希望学习美国的斯坦福“捐家资十分之二、三，兴办盲哑学堂”。却并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任何支持，并收到官员回复称“中国今日不盲不哑之人民，尚未能受同等之教育，何论盲哑？”一直到民国元年（1912年），他仍然在为盲哑人的教育而呼吁，甚至根据西方人口调查提供的数据估计出中国至少有八十万盲哑者，感叹“盲哑累累，教育无人”。
　　甲午战争，特别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除经营实业外，张謇几乎将全部的精力投入教育。在“旁而沮者，不一其人，不胜其愤”的情况下，张謇在新势力与旧体制之间左右游走，为通海地区的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成为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颇值得书写的一笔。
　　晚年的张謇曾回忆说：“三十年前，反复审虑，投身实业、教育二途。”而在他看来，教育与实业同样重要，甚至比实业更加重要。“忧国者以为救亡之策，莫急于教育”，“教育为实业之母”。而作为一个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士绅企业家，张謇倾心于建构严格有序的社会秩序，并认为要建设这样理想中的“新新世界”，教育是最有效、最彻底的选择。
　　“圣王之道”与“村落主义”
　　1903年张謇赴日本考察两个月有余。回国之后，他把日本的成功模式总结为“圣王之道加机器之学”，甚至将其作为自己经营和治理南通的“根本”。他延聘英国、荷兰的工程师，前往日本、美国考察，为南通带回了许多先进技术即“机器之学”，把南通作为小国家来治理。
尽管极力主张在学校传授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张謇又强调传统的伦理教育，认为学校应持“干涉主义”反对“放任主义”，对学生也是严加约束。对于当时众多新学之事正在宣传的自由、平等学说更是难于理解和接受。他曾经在演说中告诫学生“若如浮嚣之士所喜谈者，推之一家之中，父母、兄弟、夫妇、子女，人人如所说之自由、平等，能一日相安乎？能自安乎？愿诸生一己则思尽只需之义为自由，对大众则思能普及教育为平等，毋沿口口相传之谬说”。
　　可以说，对于自己在南通的作为，张謇是颇为得意的。在《垦牧乡歌》中，他甚至写道——“翠郁起兮垦牧之乡，我田我稼，我牛我羊。我有子弟，亦耒亦耜，而冠而裳。僮万兮进井里，百年兮洪荒。谁其辟者南通张”，自喻为“舜耕于历山”，追逐理想中尧舜圣王的境界。这显然也符合一个儒生“圣王之道”的逻辑——内圣而外王，依靠个人力量，对南通的所有事物事必躬亲，给南通制定秩序，同时又以身作则，成为这种秩序的绝对维护者。作为一个儒生，他甚至在1918年创立“遵孔会”，要与那批年轻的新文化倡导者一较高下。
　　晚年的张謇提出了“村落主义”。所谓政治上的村落主义，来源于他在《变法平议》中关于地方自治的设想：上层设立“府县议会”议员，为“有家资或有品望者”，数量控制在五人以内。而下层执行的胥吏“必用士人”。可以看出，在张謇看来，最好的地方自治就是儒生绅治。
　　而在商业上，张謇的“村落主义”带给企业的，则是挥之不去的社会事务。慈善、教育，无一不需要资金支持，这些资金则通通来自企业。最终，被赋予了过多社会属性的大生集团只能负债，艰难前行。另一方面，张謇对南通地区的控制又直接导致了企业的绝对垄断，阻断了市场的正常发展。
　　时局动荡的大背景下，这种自我封闭的地方自治看起来似乎颇有成就。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初，人们到了南通之后都感到激动和震撼，对南通的治理模式赞不绝口。连梁启超也曾经感叹：“盖村落者国家雏形，国家者村落之集合体也，假使全国之人皆行其村落主义，则扩充之即可成一村落国家！”
　　似乎只有儿子张孝若看得清父亲的局限，他觉得父亲所经营的南通的事业只不过是“一人一家的事业，而非全体南通人自动自决之事业”。这不仅是对张謇一己独大经营理念的批评，也是对张謇“圣王之道”这一精神内核的反思。
　　作为商人的张謇和作为社会活动家、慈善家的张謇似乎存在着身份上的根本的矛盾。从商业的角度看，张謇的这种高速扩张，蕴含着相当的危险。在短时间里兴办这么多企业和事业，必然难以对市场、原料、经营者素质等方面全面考察，难免有不少消极的后果。实际上，这些企业在兴办以后，大多效益不佳，有的甚至开办不久即已停办。但是张謇内心被理想和热情所鼓动，他原本放弃仕途经商也并非单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实现一些社会理想，到此时他已经有些欲罢不能了。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看，作为经理人的张謇缺乏董事会的有效制约。这也为不久之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而在社会层面，张謇的“圣王之道”直接导致了自己对社会结构的过度介入，南通的地方治理夹杂了过多张謇的个人色彩。而清廷在地方自治上的暗中阻隔，加之中国普通国人缺乏欧美国家的自治传统，张謇的自治尝试和晚清多数地方一样以失败告终。
　　到了1922年，张謇七十大寿。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人生似乎走到了顶峰。但也正是这一年，大生集团对外负债突破400万两。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又将他常引为骄傲、赖以保障南通的许多水利工程摧毁，张謇的人生从高峰跌入低谷。一直到1926年辞世，他再也没有盼来大生集团的转机。
　　张謇注定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将西方的教育模式和机器技术大量引入中国，另一方面又对西方制度的思想基础和资本主义精神闭而不闻。当时的南通更像是一个封闭环境中的试验田。带有强烈儒家意识的乌托邦理想在封闭试验中光彩一时，但当面对飘摇的外部世界，却显得缺乏敏感度和调节适应能力。无论是在商业上，还是政治上，张謇“圣王思想”和“村落主义”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如今的南通，张謇的故事在孩子间传扬，社会模式与教育方式已经很难找到张謇的影子，那个曾经的“中国第一城”也已经面目模糊，消失在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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