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美国学者爆冷获经济学诺奖 机构预测无一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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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美国学者爆冷获经济学诺奖 机构预测无一猜中2012年10月16日03:16新京报[微博][url=]沈玮青[/url]我要评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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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Per Kru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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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文·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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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伊德·沙普利。

昨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哈佛大学教授埃尔文·罗斯及加州大学罗伊德·沙普利。图/CFP
新京报讯 （记者沈玮青）瑞典皇家科学院北京时间昨晚7点公布了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继去年之后，这一奖项再次被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获得。


两位博弈论经济学家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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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经济学家分别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埃尔文·罗斯（Alvin Roth）教授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伊德·沙普利（Lloyd Shapley）教授。
“博弈论”从理论到实践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关注经济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如何尽可能适当地匹配不同市场主体。比如，学生必须与学校相匹配，人体器官的捐献者必须与需要移植器官的接受者相匹配。这样的匹配如何尽可能有效地完成？什么样的方法对什么样的人群有益？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的这两位学者，分别从稳定匹配的抽象理论和市场制度的实际设计两个角度，对上述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沙普利使用合作博弈方法来研究和对比不同的匹配方法，其关键在于保证配对是稳定的。所谓稳定，指的是不存在这样两个市场主体，它们都更中意于他人，胜过它们当前的另一半匹配对象。
沙普利和他的同事找到了所谓的GS算法(Gale-Shapley算法)。这种方法能确保匹配稳定。
诺奖奖金缩水
罗斯意识到了沙普利的理论和计算可让实践中重要市场的运作方式变得更清晰。在一系列的实验性研究中，罗斯和他的同事表明，为了理解某个特定市场制度为何成功，研究其稳定性是关键所在。罗斯后来成功地通过系统性的实验室实验支持了前述结论。
他还帮助重新设计了现存的一些制度，帮助医生和医院、学生和学校、器官捐赠者和接受者之间进行配对。
尽管两位研究者的研究是独立完成的，但沙普利的基础理论与罗斯的实验性实践一经结合，已创造出一个繁荣的经济学研究领域，提升了多个市场的表现。
据悉，由于受经济危机影响，今年诺贝尔奖的奖金也由去年的1000万瑞典克朗缩水至800万（约合750万元人民币），两位获奖者将平分奖金。
■ 评判标准
“经济学奖这次更关注人”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Per Krusell教授昨日在宣布获奖者现场对媒体表示，今年的经济学奖更关注人。
他表示，这次经济学奖中，人成了主体，包括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学校与学校的关系，甚至人在婚姻中的关系。很明显，“金钱money”在这次的研究中不再是主角，金钱确实与人息息相关，但是并非是人类生活的全部。
资料显示，Per Krusell是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他的研究涉及宏观经济学各领域，是新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是公认的当代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此前由于2008年以来爆发的金融危机令经济学家们，尤其是宏观经济学家遭到了经济学界内外的众多批评，认为当前的宏观经济学既无法预测危机，也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如果能预测危机，那当然不失为一件好事，但是经济冲击本质上是很难预测的，这是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综合）
■ 获奖者说
“学生们会对我更加关注”
在昨天的宣布奖项现场，刚刚得知自己获奖的埃尔文·罗斯在媒体电话连线中表示，自己的第一反应是“非常惊讶”，虽然他知道当天会颁发诺奖经济学奖，但没有料到是自己获奖。
对于获奖后的影响，他开玩笑地说：“学生们今后可能会在课上对我更加关注。”
诺奖公布时美国加州时间是早上4点，罗斯表示自己接到电话时正在睡觉，“天还是黑的”，不过他“确实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他给自己的奖励是“喝杯咖啡庆祝”，而对于奖金如何使用尚无计划。（沈玮青）
■ 获奖者生平
埃尔文·罗斯 曾设计“住院医生配对程序”
生于1951年，目前就职于哈佛大学商学院。罗斯1971年本科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运筹学学士学位，随后赴斯坦福大学攻读研究生，1973年获运筹学硕士学位，一年后获运筹学博士学位。
离开斯坦福之后，罗斯一直在伊利诺斯大学任教，直到1982年。此后他在匹兹堡大学担任安德鲁-梅隆经济学教授直到1998年，之后他加入哈佛大学并在此工作至今。
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博弈论、实验经济学和市场设计。他最为著名的设计是“全国住院医生配对程序”，通过这一程序，每年美国约有20000名医生找到了心仪的医院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他还帮助设计了纽约高中配对系统，每年有约9万名高中生通过这一系统择校。
罗伊德·沙普利 二战时曾支持中国抗战
生于1923年，现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誉教授。
他于1943年入学哈佛，同年作为一名中士加入美国空军，前往成都支援中国抗战。战争结束后，他返回哈佛校园，1948年取得了数学学士学位。
在美国兰德公司工作一年后，他回到校园，194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
毕业后，1954年他重回兰德公司工作，直到1981年，他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
新京报记者 沈玮青 整理
■ 背景
经济学奖频出黑马
诺贝尔经济学奖素来被认为是最难预测的奖项，总是会有意想不到的“黑马”胜出。与往年一样，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再爆冷门，此前各机构和媒体的预测无一猜中。
经济学博士、著名经济评论员马光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所有诺贝尔奖里边是最难预测的，每年都是大冷门。
通常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布前夕，知名信息提供商汤森路透集团都会宣布几位热门候选人。今年被汤森路透列为热门人选的分别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斯蒂芬·罗斯、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教授安东尼·阿特金森、耶鲁大学国际金融学中心金融学教授罗伯特·席勒、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但最终四位都未入选。
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埃尔文·罗斯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罗伊德·沙普利因稳定配置和市场设计实践理论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这一奖项为什么难以预测？马光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经济学的发展非常快，经济学的殿堂里面明星非常璀璨，每一年尽管是大冷门，但是选出任何一位来都是当之无愧的。
去年诺贝尔经济学颁奖礼同样上演黑马传奇，此前的五位热门候选人都爆冷出局，奖项最终由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及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A.Sims)获得。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三人，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彼特·戴蒙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以及美国西北大学的戴尔·莫滕森，此前这三位经济学家基本无一人被列入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之中。（李媛）
■ 经济学奖小知识
第一位女性获奖者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她在2009年凭借“公共经济治理”与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共同被授予该奖项。
最年老的获奖者 莱昂尼德·赫维茨，2007年，90岁高龄的莱昂尼德·赫维茨与另外两位美国经济学家以“机制设计理论 ”获得该奖项。
最年轻的获奖者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1972年，在他51岁的时候凭借“一般均衡理论”与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共同被授予该奖项。
新京报记者 李媛 整理
■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流程
前一年9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向3000名提名人发送提名表格，这些人包括大学教授、历届诺奖获得者，以及瑞典皇家科学院成员等。这些人将提名自己心仪的次年经济学奖候选人，但不可以自荐。
次年2月：上述提名人需在次年1月31日前寄回提名表格，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将从被提名者当中选举出250至350名初选候选人。
3月至5月：由相应领域专家对初选者进行评估。
6月至8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确定最终候选人并撰写候选人报告。
9月：最终候选人及其推荐信上报给瑞典皇家科学院。所有候选人的名字都不对外公开，并设置了50年的保密期。
10月初：最终获奖者将由瑞典皇家科学院经投票选出，并向世界公布。
12月10日：获奖者将在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其将获得诺贝尔奖章、荣誉证书和奖金。（注：1896年12月10日，瑞典化学家、工程师和实业家、诺贝尔奖金的创立人诺贝尔逝世。）
新京报记者 沈玮青 李媛 整理
■ 解读
诺奖缘何六次钟情博弈论？
近十年来，世界经济运行出现了许多超预期的新变化、新趋势和新规律，这不仅让传统经济学理论和模型失去了应有的解释力，也让各国决策者在应对一系列复杂问题以及危机治理方面表现得十分乏力，而博弈论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加科学的方法。
四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危机，也导致了主流经济学的危机。这一危机的直接体现就是它在面对危机时显得那么的茫然和无助，既没有预测它的到来，在危机到来之时又没有真正应对的良方。
鉴于全球经济处于十字路口，人们都寄希望于诺贝尔经济学家的理论能帮助政策制定者们走出经济困局提供应对之策。
201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埃尔文·罗斯和罗伊德·沙普利，主要是因为“稳定匹配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而折桂，尽管“稳定匹配理论与市场设计实践”并不被大众所熟知，但孳生该理论的博弈论却早已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也使得此次获奖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翻开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历史，从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3位博弈论专家开始，共有5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博弈论的研究有关，分别为：1994年，普林斯顿大学约翰·纳什；1996年，授予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斯·莫里斯，随后2001年、2005年和2007年，又有不同的经济学家获奖，而时隔五年之后，博弈论学派第六次问鼎，这在诺奖历史上不多见，那么，博弈论为何受到如此偏爱呢？
事实上，近十年来，世界经济运行出现了许多超预期的新变化、新趋势和新规律，这不仅让传统经济学理论和模型失去了应有的解释力，也让各国决策者在应对一系列复杂问题以及危机治理方面表现得十分乏力，而博弈论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加科学的方法。
目前经济学出现了一种范式危机，即我们看待问题的思想论、方法论、模型论是有问题的。经济学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得越高、模型越完美，得出的结论可能和事实真相相差越远。正是这样的错误导致了决策者在金融危机中集体性的误判。
对经济危机预见的屡屡失灵和范式的不断转换表明，主流宏观经济学以强化微观基础提高其预测性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和范式危机。作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指导理论，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已经难以呈现出经济世界的真实面貌，其政策导向是错误的，更不能预见危机。
而博弈论和演化经济学让我们更加关注微观，关注宏观决策中常常被忽视的“个体”；更加关注系统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关注经济演变的过程而不是结果。
博弈论的分支是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之一，它是以有序结构代替了均衡结构，以渐变和突变代替了静态不变，在理论上也取得了很大突破。
现实中，博弈论在当今经济生活中无所不在，上至大国战略，中至宏观决策，下至个体投资行为，哪个不需博弈论呢。比如，以房地产市场为例，6月份70个大中城市超三成房价环比上涨，其实就是在政策调控初露松动信号，而很多百姓又对政府调控并不信任的情况下，一些“刚需”恐慌性蜂拥入市造成的，这就跟原先的宏观决策完全相悖离。
看看当今社会如此迷局、如此变局，2012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博弈论研究者，算是为当前的经济决策提供了新的思考框架。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 反思
数理分析已成经济学桎梏
回顾近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我们会发现，过于侧重纯理论的数理分析、而相对忽视对现实经济的调查研究，已日益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跳不出的门槛。
诺贝尔经济学奖总是出人意料，2012年的获奖者更是如此——10月15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2012年经济学奖得主为埃尔文·罗斯和罗伊德·沙普利，此前包括罗伯特·希勒在内的四大热门人选，最终均名落孙山。
评审委员会对两位获奖者的颁奖辞为“鼓励他们在稳定配置理论及市场设计实践上所作出的贡献”。有必要承认，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随后欧债危机爆发以来，面对动荡不定的全球经济，埃尔文·罗斯和罗伊德·沙普利以数理博弈为分析工具的经济研究，确实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但是，这依然没有跳出过于侧重数理分析的桎梏。
回顾近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我们会发现，过于侧重纯理论的数理分析、而相对忽视对现实经济的调查研究，已日益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跳不出的门槛——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和托马斯·萨金特，凭借数理分析论证宏观经济的因果关系，从而获得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010年的获奖者为彼得·戴蒙德、戴尔·莫滕森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其对“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的研究，亦是基于交易博弈模型的分析工具；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其对于经济治理领域的研究，在获奖前甚至不为经济学界同行所熟知；与之相比，虽然2008年的获奖者保罗·克鲁格曼，因常年为《纽约时报》撰写专栏而颇具声名，但其获奖原因，仍然是基于经济效益模型对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所作的研究。
实际上，过于侧重纯理论的数理分析、而相对忽视对现实经济的调查研究，早在保罗·萨缪尔森将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并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即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研究、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通用研究范式。
正是这种过于“窄化”和过分“量化”的经济学研究，使得经济学家日益沉迷于理论自身的推导和论证，而无视于现实经济的演变和判断。
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在频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欧美经济学界，却对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09年后陆续爆发的欧债危机，事前毫无预知，而只能在事后分析。虽然，罗伯特·希勒凭借《非理性繁荣》一书，曾一度被赞为“先知”，但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10年前的“歪打正着”。
当然，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和多样化的金融之下，通过更为严谨的数理分析，阐述和论证经济学理论，不仅必要、且更应倡导。但是，过于脱离现实经济的土壤，而陷入纯理论量化推导的经济学，则必然会令其逐渐失去对当下经济的判断、以及对未来经济的指导作用，更难以产生伟大的经济思想洞见。
诺贝尔经济学奖研究领域的日趋窄化、研究方法的日趋量化，不仅让普遍民众难以真正理解，更逐渐引起经济学家自身的反思。
80年前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还曾自豪地认为，“政客大抵是经济学家的思想的奴隶”，但在2009年，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却发表了有自嘲意味的观点：“为什么经济学家如此不靠谱？”
□杨国英(财经评论人)
■ 众说纷纭
@杜丽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客观地讲，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以及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是它不可能概括经济学的全貌；它能够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但是它不可能决定经济走向或发展趋势。因此，我们必须理性地看待诺贝尔经济学奖。
@姚树洁（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世界银行经济顾问）：在中国，例如，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地区差别，行业差别，政府的功能等等，每一个都和资源配置，市场设计有密切关系。这个理论不是新理论，而是大家每天都接触到的。他们得奖，只是在理论和实践中把其规范化而已。不过，对中国当前的结构调整非常有意义，它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调整，挑整的目的和手段。
@黄少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两位从事纯理论研究的博弈论大师。让所有的预测家都满地找眼镜去了。其中埃尔文·罗斯主要从事博弈论中match和bargain方面的理论研究，而罗伊德·沙普利主要从事合作博弈研究，讨论合作团队中谁是最重要的人，即谁能够给团队带来Shapley value（沙普利值）。
@何帆(微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一般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奖给某个理论的代表人物的。比如博弈论、理性预期、行为经济学等。这个理论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考验，所以得奖者年纪一般较大。
@李稻葵(微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讲席教授）：Roth我不熟，我毕业后哈佛才把他从匹兹堡大学挖过来。Shapley的工作极其完美且实用，我的一些研究经常用到。他基于几个公理性假设，推出一个团队中每个队员价值的算法。Grossman-Hart-Moore(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产权理论需要这个算法。一些“新马克思”学者据此定义剥削，即资本超额收益。
(新京报)

jianmin

罗斯（Alvin Roth）认为经济学可以在很多方面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当《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之类的畅销书的作者取悦大众、津津乐道于怪诞而有趣的问题（比如说怎么样察觉相扑运动员的作弊行为）时，他却仍然一门心思研究现实世界中那些质朴的经济问题。现年58岁的罗斯同时在哈佛大学经济学院和商学院任教，他表示：“有些人觉得经济学领域有各种优秀的工具和技巧，唯独缺乏有趣的问题。但我却发现，既不失趣味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这里遍地都是，我们应当努力利用现有的工具来解决它们。”

具体说来，罗斯是利用博弈论的数学工具来改进和修补运转不佳、支离破碎的庞大体系。过去20年里，他成功开创了经济学的分支：市场设计（market design）。他完成的项目包括：肾脏捐赠匹配网络、纽约市高中入学系统，以及医学院毕业生住院培训分配系统等。

新泽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Princeton）的经济学家马斯金（Eric Maskin）表示：“罗斯非常出色，他不仅是一位备受尊崇，要想大致了解该算法都不可饶过的机智的理论家，同时也敢于参与直接的实践。他已经通过极为巧妙的方法，在现实情境中应用了他的理论。”马斯金曾凭借市场设计领域的理论研究与他人分享了2007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迄今为止，罗斯解决过的最棘手的现实难题，是纽约市高中的匹配系统。一般来说，许多美国孩子都是就近入学，但在纽约之类的大城市中，八年级学生却有着数量惊人的选择。该市共有8万名八年级学生，700所高中，从理论上讲，每位学生都可任选其中的一所学校就读。不过，对于生活在贫民区、邻近学校很糟糕的孩子们来说，选择合适的学校就显得异常重要。

在罗斯介入之前，纽约的高中入学匹配系统糟糕透顶，以至于该市有1/3的八年级学生不愿意参与系统匹配。纽约教育部门的前官员多罗辛（Neil Dorosin）回忆道：“ 那个系统就像是一个拥挤不堪、秩序混乱的中东集市。”

在一位哈佛研究生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的帮助下，罗斯利用某种递延接受算法（deferred-acceptancealgorithm）重新设计了该系统。利用该算法的其他版本，他还参与设计了波士顿公立学校的匹配系统以及医学院毕业生的住院培训分配系统。

要想了解该算法的机制，我们可以借助多名男女婚配的例子。首先，每个男子按先后顺序列出自己的中意女子，然后向首选的女子求婚。接下来，同时被很多人求婚的女子会拒绝自己最不中意的男子，但并不做出最终决定。在此之后，遭到拒绝的男子按照自己的喜好顺序继续求婚，当然，有的可能会再次遭到拒绝，如此重复进行下去，直到不再有男子被拒，或是再没有被拒的男子想向其他女子求婚。此时，便由女子接受自己最喜欢的追求者。首轮中由于未列出足够选项以至于未成功匹配的男子，在第2轮中会得到仍然单身的女子列表，然后再次进行选择。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需要进行第3轮的匹配。

上述例子应用到高中入学匹配系统的情境中，男子就相当于学生，而女子则相当于学校。当然，纽约的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很多学校有自己的筛选机制。罗斯及其团队将这一团乱麻简化成了清晰可靠的系统，使学生能按自己的喜欢程度最多填报12个志愿。罗斯设计的新系统投入使用后，学生的参与率从66% 跃升至93%。

遗憾的是，上世纪60年代末，当罗斯在纽约皇后区上高中时，该系统还不存在，他在高三时退了学，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父母都是高中教师。在解释自己的退学原因时，罗斯表示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出于厌倦。他回忆说 ：“我那时缺乏动力。”

之后，罗斯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了工程类的周末班，那儿的一位教授建议他申请上大学。于是，他重返校园，并一发不可收拾，先是获得了一个工程学学位，后来又在斯坦福大学拿到了运筹学博士学位，该专业是利用数学工具来组织拥有许多移动构件的系统。罗斯说：“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研究如何利用数学的手段来让世界运转得更加流畅。”

在运筹学领域，罗斯专门研究博弈论，即分析那些最终结果取决于多人行动的情境。上世纪80年代，博弈论被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在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 - 香槟分校（University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和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工作过一段时间后，罗斯在 1998年受聘于哈佛大学。早在1990年，他就出版了一本著作，现已被博弈论专家们广泛研读。1995年之前， 罗斯的所有工作还仅限于学术范围，而在此之后，他便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罗斯首先解决的是医学院的分配问题，利用他设计的系统可以顺利地将医学院毕业生分配到全美的2.5万个住院培训岗位。

由于越来越多的女生选择就读医学院，在校期间结婚的学生数量也出现激增。旧的分配系统是在上世纪50年代由医生们设计的，它很难满足学生夫妻希望在同一地点接受住院培训的要求。于是，毕业生们只好直接与医院联系。罗斯设计的新系统于1998年投入使用，由于运转效果良好，后来又被借鉴到了肠胃病学等专业的分配系统设计上。

罗斯把复杂的市场设计变成了一件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事情。他精力旺盛，喜欢穿牛仔裤、开领衬衫和梅里尔（Merrell）登山鞋，他的办公室里到处散落着各种期刊杂志。对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他谦逊地表示：“我们的市场设计项目都有赖于整个团队的密切合作。”

曾参与过纽约高中匹配系统项目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帕沙克（Parag Pathak）是罗斯的学生，他表示：“罗斯使用的是非常严格的博弈论。他在讲课时总是告诉学生们，应该努力将自己做的事情与现实生活中的经验相联系。”

美国等待肾脏捐赠的患者名单上有多达8.5万人，每年有4,000名患者因器官短缺而死亡，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捐赠匹配系统的效率太低。2003年，罗斯开始负责设计新系统。对于想捐肾给亲人，但由于血型不匹配无法实现的案例，该系统可以帮助他们与其他不匹配的捐赠组交换器官。目前，虽然利用这一系统进行肾脏移植的患者还不多，2009年只有不到1,000例，但是它的前景仍为许多人所看好。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Enterprise Institute）的萨特尔（SallySatel）表示：“罗斯在肾脏匹配方面的工作为现代器官移植领域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推动作用。”

罗斯的同行们也对他赞不绝口。杜克大学教授、行为经济学家艾瑞里（DanAriely）说：“罗斯太了不起了，我想说自己是他最忠实的拥趸，但自封这项头衔的人实在太多了。”
http://money.163.com/12/1015/21/8DSTHM0E00254SBH.html

showcraft

http://www.ecocn.org/thread-160561-1-1.html
[Free exchange] [2012.10.20] Game, set and match 博弈，设置与匹配
【导读】肾不仅仅可以卖掉换iphone，还牵扯到分配效益最大化的课题。经济学家想利用算法完成牵线搭桥的工作，让每个群体和个体的小算盘都尽量得到满足，这真的可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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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set and match
博弈，设置与匹配

Alvin Roth and Lloyd Shapley have won this year’s Nobel for economics
埃尔文·罗斯与劳埃德·沙普利共获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Oct 20th 2012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IN MOST countries it is illegal to buy or sell a kidney. If you need a transplant you join a waiting list until a matching organ becomes available. This drives economists nuts. Why not allow willing donors to sell spare kidneys and let patients (or the government, acting on their behalf) bid for them? The waiting list would disappear overnight.

在大多数国家，买卖肾脏都是非法的。如果你需要器官移植，就必须先加入等候者的队伍，直到有匹配的器官轮到你为止。这简直要让经济学家们抓狂了。为什么不能允许自愿捐献者出售他们可供移植的肾脏，让病人（或是政府代表他们）来竞价购买呢？这样一来等候者的名单一夜之间就会不复存在。

The reason is that most societies find the concept of mixing kidneys and cash repugnant. People often exclude financial considerations from their most important decisions, from the person they marry to the foster child they adopt. Even some transactions that do involve money are not really about price. Universities in America do not admit students based on who pays the most, for example. Rather, they select students based on complex criteria that include grades, test scores and diversity. Similarly, students choose their university on more than just financial factors.

不这么做的原因在于，多数社会厌恶把肾和钱这样的东西混为一谈。人们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往往会把与钱有关的事儿放在一边，不论是迎娶妻子还是收养孩子皆是如此。甚至于一些涉及金钱的交易也并非真正是为了价格。比如，美国的大学不会看谁付的钱最多就录取谁。相对的，他们会根据平时成绩、考试分数、有何与众不同之处等多重指标来选择学生。与之相似的，学生们也会根据经济之外的多重因素来选择他们的学校。

Money is not essential to a market. After all, economics is about maximising welfare, not GDP. But the absence of a price to allocate supply and demand makes it harder to know whether welfare is being maximised. This year’s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went to two scholars—Alvin Roth, who has just joined the economics department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Lloyd Shapley, a retired mathematicia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who have grappled with that very problem.

金钱并非市场的本质。说到底，经济学追求的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非GDP的最大化。但若没有价格来分配供应和需求，我们很难知道社会福利是否正趋于最大化。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一直致力于解决该问题的两位学者——一位是刚刚就职于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埃尔文·罗斯，另一位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已退休的数学家劳埃德·沙普利。

In 1962 David Gale (who died in 2008) and Mr Shapley, now 89, published a playful paper called “College Admissions and the Stability of Marriage”. They noted the similarity between college admissions, in which students and universities are trying to pair up to their mutual satisfaction, and the marriage market, in which a fixed number of men and women are trying to find a match. In romantic comedies, each man and woman marries their own true love. In real life, some people settle for second-best, which can lead to lots of trouble. If John and Mary love each other but are married to other people, they will be tempted to leave their current partner and marry each other. But if John loves Mary, while Mary loves her husband more than John, both will stay put.

1962年，戴维·盖尔（2008年去世）和现年89岁的沙普利发表了一篇饶有趣味的论文，题为《高校招生与婚姻的稳定性》。他们指出了高校招生和婚姻市场上的相同之处：在高校招生时，学生和校方尝试配对，使双方都能满意；在婚姻市场上，固定数量的男人和女人尝试找到和自己搭对儿的人。浪漫喜剧片里的男人和女人总能找到自己的真爱。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只能退而求其次，从而引来种种麻烦。如果约翰和玛丽彼此相爱但却双双与别人结为婚姻，那他们就会甘愿离开现有的配偶然后两人重新结婚。但如果约翰深爱玛丽，但玛丽更爱她的丈夫，那两个人就将维持现状。

Mr Gale and Mr Shapley devised an algorithm for matching an equal number of men and women that would guarantee this second, more stable outcome. Each man and woman ranks their preferred partners. Each man proposes to his highest-ranked woman. Each woman rejects all the proposals she gets except the highest-ranked among them. But she does not accept the proposal, in case a man she prefers even more proposes next time. The algorithm is rerun until all women have a satisfactory proposal.

盖尔和沙普利设计了一种算法来为同样数量的男人和女人配对，从而确保上述情况趋于第二种、更为稳定的结果。每一个男子和女子都排出自己中意的伴侣。每位男子向自己首选的女子求婚。每位女子会拒绝求婚者中排首位男子之外的所有求婚。但如果有她更喜欢的男子会在下一次向她求婚的话，她就不会接受之前的求婚。这个算法会反复运算，直到所有的女子得到满意的结果。

Sadly, “co-operative game theory” has not yet had the opportunity to transform the marriage market. But Mr Roth spotte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n other areas. In the 1940s the competition for new doctors sometimes saw hospitals making offers to students years before they graduated and thus before their qualifications were truly known. The National Resident Matching Programme was devised to match doctors to hospitals in a way that maximised their satisfaction. This programme, Mr Roth noted in a 1984 paper, was a real-life example of the “deferred-acceptance” algorithm of Messrs Gale and Shapley. The tests of a well-designed market are that participants are satisfied enough that they don’t go around it, and that there is little incentive to game the system—by, for example, lying about their preferences. This was true of the resident-matching programme, Mr Roth said.

可悲的是，“合作博弈理论”尚未有机会改变婚姻市场。但罗斯发现了该理论在其它领域的实际应用。在上世纪40年代，为了争夺新医生，有时医院在学生毕业前几年，也就是在了解他们的实际资质之前就会向其递出工作邀请。人们设计了全国住院医师匹配项目来将医生匹配至各医院，使双方都能达到最大的满意程度。罗斯曾在1984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及这个匹配项目，称其为盖尔、沙普利“延迟接受”算法的应用实例。考察一个市场是否设计完好，要看参与者是否足够满意而不需左顾右盼，而且几乎不存在让参与者在系统中博弈的刺激因素（比如瞒报自己的偏好等）。住院医师匹配项目便正是如此，罗斯说。

Other systems worked far less well. Both the New York and Boston public-school systems used to assign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preferred choices, but students often had to decide before knowing all their options. Thousands ended up at schools for which they had expressed no preference. Mr Roth helped both design algorithms that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se mismatches.

其它系统运作得远没有那么好。纽约和波士顿的公立学校系统曾根据学生自己的最优选择来为他们安排学校，但学生们往往要在得知所有可选学校之前做出决定。数以千计的学生最后匹配的是自己并不偏好的学校。罗斯协助这两座城市设计了匹配算法，显著减少了这些误匹配情况。

He also applied his expertise to organ donation. A man who would not donate a kidney in other circumstances may do so if his wife needs one. If their blood types do not match, they can be paired with a couple in the mirror-image position. The New England Programme for Kidney Exchange, which was partly designed by Mr Roth, incorporates much more complex chains of donors and recipients and raises the supply of kidneys by making a donor more confident his loved one will find a match.

罗斯同样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器官捐献上。一个不愿捐肾的人如果碰上自己妻子需要肾源的话就可能会捐肾。如果血型不匹配，他们可以与处于同样境地的夫妇匹配。部分由罗斯设计的新英格兰肾脏交换计划并入了更为复杂的器官捐赠者和接受者的关系链，通过让捐赠人对自己的爱人能找到匹配器官更加充满信心，从而建立起对肾脏的供应。

I love you, subject to the next algorithm
我爱你与否，要看下一个算法的结果

In time the internet could make formal matching systems viable for even more transactions. Existing systems cannot always be improved upon, however. Utku ünver at Boston College, who helped develop the kidney-exchange programme with Mr Roth, points to the allocation of law students to federal-judge clerkships. Judges have complete control over whom they hire, and many students to choose from, so there are fewer benefits to a formal clearing-house system. When economics departments hire new PhDs, their preferences are too difficult to codify in a matching system. And in many cases such systems should only facilitate transactions, not execute them. Mr Unver and his colleagues are developing a way of recommending foster children to adoptive parents in Pennsylvania, but the final decision is left to social workers and the families.

假以时日，互联网会让正式的匹配系统适用于更多的交易事务。不过，现存的系统并不总是能持续优化改善的。波士顿大学的乌特库·昂弗曾帮助罗斯开发肾脏交换计划，他以学法律的学生分配给联邦法官做办事员为证说明了这一点。法官对雇佣谁拥有完全的控制权，而且有许多学生可供选择，所以正式的信息交换系统不会带来多少好处。当经济系招收新博士生时，他们的偏好很难编写到匹配系统里。并且在很多案例中，该匹配系统应当促进交易进行，而不是终结交易。乌特库和他的同事们正在宾夕法尼亚州开发一个为领养父母推荐被领养儿童的方法，但最终的决定还是要留给社工和家人们。

In their 1962 article Mr Gale and Mr Shapley noted that their algorithm was not particularly complicated, illustrating a larger point about their discipline: “any argument that is carried out with sufficient precision is mathematical.” The recognition of Mr Shapley’s and Mr Roth’s work is also a reminder: that for all the bad press economics has received since the crisis, the discipline still brims over with insights that can solve real-life problems.

在1962年的论文中，盖尔和沙普利指出他们的算法并不是特别复杂，并阐明了一个有关其研究领域的更大的要点：“任何足够精确的论据都是建立在数学之上的”。诺贝尔奖对沙普利和罗斯的认可也给了我们提了个醒：尽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学遭受了种种责难，但这个研究领域依旧充满着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深刻见解。



Sources
College admissions and the stability of marriageby D. Gale and L.S. Shapley, 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 1962

Stable Allocations and the Practice of Market Designcompiled by the Economic Sciences Prize Committee of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2012

The evolution of the labour market for medical interns and residents: A case study in game theory,by A.E. Ro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4

Economist.com/blogs/freeex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