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新领导层第一道关

jianmin

此次中国领导层换届正值世界经济处于不稳定时期。欧洲仍在试图寻找一个富有政治智慧的解决方案来化解欧元区危机，美国濒临财政悬崖。发达国家的调整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也许需要持续到本十年结束。对中国而言，这种外部形势意味着出口的高速增长将永远成为过去。
中国国内的挑战也同样严峻。中共“十八大”承诺，要让居民人均收入在2020年底前翻一番。以过去的增长速度衡量，这个目标并不过分。然而，有几大因素可能让这个目标在本十年内实现变得富有挑战性。面对出口增长减速，中国必须扩大国内市场。然而，十多年来，家庭消费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在下滑，没有明显迹象显示未来这个比重会扩大。中国的劳动人口将在2015年见顶，在那之后，中国将只能依赖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来实现经济增长。作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可能会在2015年至2020年之间的某个年份见顶。形势正在发生变化。
中共新一代领导层似乎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十八大”强调了几项改革措施，以求应对这些挑战。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项是改革户口制度。户口制度建立于1958年，目的是限制劳动力流动，特别是限制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这项制度事实上是将一个人的合法居住地限定为其出生地。然而，如今中国有2.4亿流动人口，其中1.6亿人属于农村户口。
实际上，中国在2012年2月就宣布了新的户籍政策。其中提出，小城市的外来人口如果在当地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房（包括租房），可以申请落户。中等城市的外来人口如果在一个城市连续工作和居住三年以上，同样可以落户。

如果这项政策得到实施，将极大地促进国内消费，原因有两点。首先，工人把大部分收入储蓄了起来，因为他们必须为将来回老家做准备，如果让他们在城市里落下户口，将稳定他们的预期，促使他们增加消费。根据粗略估算，如果中国农民工消费水平提高至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中国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增加4.2个百分点。
其次，一旦入了城市户口，工人会把他们的孩子和父母接到城市，而城市人口增加将为服务业打开更大的市场。中国服务业严重发展不足，因此很有希望填补2015年-2020年期间制造业占比下降造成的缺口。
中国领导人并非选举产生，但仍然存在政治周期。在1978年至2002年期间，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效率，但也让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土崩瓦解，同时也忽略了农村地区的发展。在过去的十年间，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的政府出台了重大举措，重建社会保障体系，并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尤其是在教育领域。
在某种意义上，这届政府可以说有些左倾。因而有理由预期，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首的新一届政府将重返改革轨道。“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没有提及工资改革。现任总理温家宝推行了工资改革，以期扭转中国日益加大的收入差距。新一届领导层显然不想延续现任政府的左倾政策。
如果新一届领导层希望推行“十八大”期间阐述的改革措施，他们将面临艰巨的挑战。在宣布户籍改革8个月之后，中国仍未出台具体实施计划。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本地居民都反对此次改革。地方政府认为，接纳外来人口将极大地增加地方公共财政负担，而城市居民认为，外地人会危及自己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并挤压他们本已紧张的生活空间。与以前那些为社会带来明显益处、只增加个别人群负担的改革不同，户籍改革不会立即带来益处，却会明显、而且立刻威胁到大多数人口的利益。
新一届领导人将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政治智慧，才能为“十八大”期间承诺的改革争取到适度的支持。姿势已经摆好了，现在我们等待真正的行动。
（本文作者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at Peking University)主任、《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主编姚洋。）
译者/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