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中国经济需要“改”什么

亚平

三十多年来，改革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口号。尽管如此，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按照媒体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许多改革在这些年的停滞或倒退，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但今天的问题与其说在要不要改革，不如说是改什么，怎么改。
　　市场化既不足，亦过度
　　现在争论最多的，浮在表面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边界问题，而真正分歧的实质是市场的产权基础，其中主要是城市的国企问题和农村的土地问题。
　　事实上，我们今天既存在市场化不足的问题，也存在着在若干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如对商业利益的追逐侵蚀了社会公正和人文价值的问题。因此，当今中国经济改革的真实问题并非是将“市场资本主义”理想化，甚至去替代政府的作用。
　　改革的动力何在？有人说，现在的利益结构已经固化，既得利益集团盘根错节，不可能主动作任何退让。这个话有些绝对。当今中国的权力和利益结构，与其说已经固化，不如说正在急剧的演化之中。市场经济分散化决策的社会基础，城市化的加速和现代信息社会的发展，使任何口号的强权都会受到人们本能的抵制，并让各种现代造神术因生不逢时而泄光破产，这些都遏制了集权向个人强权独裁的蜕化。这样，就为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转型提供了空间。
　　土地制度改革是起点
　　经济、社会和政治，中国需要改革的事情千头万绪，各个阶层的诉求也相当不同，不改则衰，盲动必乱。新一轮的改革从哪里起步，绝非一些人所说的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那样简单。今天，哪里是我们开启改革新征程的起点呢？
　　土地制度可能是再次启动全面改革的逻辑起点。
　　首先，经济增长是中国刚刚进入中等收入门槛后能否成功实现现代转型长期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全球经济低速增长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最大推动力是其刚刚拉开帷幕的城市化。
　　而城市化就是农民的“市民化”，是农民离开乡村到城市落户的过程。这里一个关键性的制度安排就是农民原先占用的乡村土地和他们要去落户的城市非农土地的转换关系，使得城市化的主体即农民及其家庭，成为享受由他们带来的城市化土地增值收益的主体。
　　显然，纠正迄今为止的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脱节，解决占中国人口多数、已经和将要进城的农民及其家属的安居问题，直接关系到城市的规划布局和发展模式，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及城乡间巨大的财产和收入差距的缩小与弥合。
　　其次，中国城市房地产价格多年来的翻番攀升，是现行的城市土地的垄断供应和土地拍卖的土地财政制度的直接产物。高企的城市房价，不仅严重挤压了工薪阶层的消费需求，构成农民进城高不可攀的屏障，扩大了居民之间的财产与收入差距，还拴牢了靠土地财政过活的地方政府和绑架了银行与金融系统。
　　已经有太多国家的教训说明，依靠房地产来刺激和维系经济繁荣，都难免最终以泡沫破灭、金融危机与经济动荡、增长中断为惨痛代价。因此，土地制度改革是化解房地产泡沫和金融风险的治本之策。
　　再次，我国迄今所走的农民工外出打工、离乡不离土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虽然在一个阶段中降低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本，推动了经济增长并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其对劳动力素质和农业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已经日益突出。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已极少可能返回乡村但仍属农村户籍人口，平分农村资源，使农地的规模使用和农户的专业化经营受到极大阻碍。
　　可以认为，目前我国农民家庭的普遍兼业化已经严重阻塞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各种可能空间。
　　最后，由于垄断与土地财政造成的农用地与非农用地的巨大利益差，在乡村土地上兴建各种小产权房屡禁不止、尾大不掉，造成了这个领域法治的全面松弛与普遍破坏。
　　而近年来实行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完全推翻了土地市场依位置定价的黄金法则，以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置换和交易，颠覆了土地市场的基本交易规律。在增减挂钩的巨大利益驱动下，各种强行合并村庄、赶农民上楼以及廉价掠压农民宅基地、承包地的现象在全国泛滥成灾，因土地而发生的各种官民对立造成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形成了对政治和社会稳定最普遍的威胁。
　　因此，很显然，无论是从经济、社会还是政治角度看，解决土地问题已经既是当务之急，又是启动整个制度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枢纽性环节。而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则是其方向的确定和可行的制度设计。
　　缩小贫富差距需要一揽子计划
　　新一轮改革的第二役需要直指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中国的基尼系数（国际上通用的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指标）已在0.5上下，大大超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邓小平当年说过，改革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如果改革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今天我们已经面临这样的现实危险。
　　中国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初次分配之前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均等。一部分人依靠对土地、矿产和制度资源的强势占有，预先注定了他们在分配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使得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终其一生也难以企及别人财富的一个零头。其次是二次分配严重的制度不公与软弱无力，使得整个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严重偏离了公平正义。
　　要改变这个局面必然要触动权贵们的利益，也会触动现在混迹于城市市民阶层、拥有话语权的精英阶层的各种既得利益与隐性收入。各种与权贵有染或为富人说话的人必然会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阻击围剿，故而真要见效必是一场苦战恶战。
　　因此，如同当年只有借土地承包的成功才能进军城市改革一样，必须待土地制度改革顺利推进，方可真正启动这场战役。此役真正展开，不仅可以全面遏制贫富差距的扩大，而且可以大大增加收入和财产的透明度，显著缩小贪腐贿赂的空间。
　　不必讳言，大力消除在社会福利和制度性资源分配上的居民歧视，减少一般民众主要负担的间接税和社保交费，增加和开征按财产和收入负担的直接税，包括开征固定资产税、遗产税、赠与税乃至移民脱籍补税都会是这个一揽子改革方案中的必要配件。舍此，所谓收入分配改革就只能是蜻蜓点水，走个过场，甚至搞错方向。
　　贫富差距再这样下去，搞得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严重得多，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就会完全名不副实，政治和社会稳定，也会失去基础。
　　实际上，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是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而罕有地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东亚模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表明，在城市化过程中始终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是它们成功完成现代化平稳转型的关键因素。
　　应重启国资国企改革
　　第三役需要触动的就是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现在关于国企国资的讨论、已经相当意识形态化了。国企私有化，其他效用也许不少，但严重恶化财富和收入分配，恐怕不可避免。故国企国资改革绝非现在媒体上议论的那样简单。改革的整个方向是全面推进已经中断乃至倒退多年的政企政资分开。这是中央的文件中早已确定的方向和路径，并无决策或意识形态的障碍，而且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和要求。
　　问题的关键一是要有政企分割的政治决心，二是要有好的制度与机制设计，二者缺一不可。国资国企现在屡屡成为社会舆论的靶子，在政治上越来越成为政府说不清的包袱和负资产。因此重启国资国企的改革，政治上正确，国际上主动，经济上实惠，只要有好的制度设计，可以顺水行舟。
　　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正在面临新一轮的集体交班换届，新一届的领导几乎全部是在“文革”中受到磨难，而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这是比任何个别人的能力或素质都更重要的保证。我们有理由期待，当这一代人在体制内外都走到历史前沿，而源源跟进的新生代又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时候，改革开放之花会迎来她最好的时代。

亚平

华生，中央委员的老公，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