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晓苏：我的硕士论文（硕士生导师厉以宁）

我是77届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学生，从1988年起又回北大读研。能够师承厉以宁等著名教授研究经济学，是我一生难忘的经历。我和其他同学在以厉以宁教授为导师组长，肖灼基、刘方域两位教授为导师组成员的指导下，攻读学位课程，撰写硕士论文，并于1991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0年临近我硕士研究生毕业时，正是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严重迷茫与混乱的时期，“批判经济领域的自由化”的言论一度成为舆论的主流。我作为万里同志秘书，已经在国务院工作了七年，直接参与了国家改革开放的主要决策，当然不能认同这些反对中央改革政策的错误思潮。在厉以宁导师指导下，我以《试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问题》为题写出我的硕士论文，文中主张“要明确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驳斥了某些“左派”文章，诸如“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奇谈怪论。我的这篇硕士答辩通过后，1991年年初在《管理世界》上全文发表，引起了激烈争论，招来了批判。
1991年8月，《真理的追求》杂志发表其副总编辑个人的长篇文章《关于当前改革问题之我见》，批判我的“市场取向的改革”，说“市场经济分明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要把中国拖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去”。他还针对“不要遇到问题就先问姓社姓资”的观点，批判这是“在极力抹煞两种改革观的分野”，他责问道：“这是醉话还是呓语”？《人民日报》不仅在1991年9月2日第五版择要转载了文章，而且在头版头条配发了题为《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社论与其呼应。在这篇著名社论的原文中，曾有一段批判“不要先问姓社姓资”的文字，并通过中央电台晚间新闻联播节目播至全国，但在第二天报纸上被偷偷删节了，成为该报多年来的一件怪事。
厉老师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时，他问我：被《真理的追求》杂志上那篇文章批判的四个观点有几个是你的？我说有三个是我的，并汇报了这三个被批判观点的内容。厉老师又问，那第四个被批判的观点是谁的？他所指就是“不要先问姓社姓资”，我如实禀告，我不知道批的是谁。我跟厉老师说，要不要我写篇文章反驳他们一下？厉老师说：“你越反驳，他们就批得越来劲，不如先等等，因为他们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果不出厉老师所料，四个月后邓小平同志就踏上了南巡的路程，并在1992年初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掀开了新的篇章。这时我们才知道，被《真理的追求》那篇文章和人民日报社论所批判的第四个观点“不要先问姓社姓资”，原来出自邓小平同志1990年年初在上海的一次重要谈话，被上海《解放日报》以“皇甫平”的名义发表成为一篇文章。这些“左派”批判的，原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思想！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不仅再次强调“不要先问姓社姓资”，而且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论断。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目标很快写入了中共中央文件。我在硕士论文中所提出和坚持的走向市场经济的观点，终于被证明是正确的。
正是在“左派”对“市场取向”观点大加讨伐的时候，厉老师把我和其他同学所写的硕士论文汇集为一本书，定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于1991年8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我的硕士论文成为该书的第一章“经济改革战略的探讨”；李源潮同学的硕士论文成为该书第五章：“企业集团的发展途径”，该文主张进行生产组合方式的创新，推动我国企业组织结构和国民经济管理形式的重新构造。李克强同学的硕士论文成为该书第七章：“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该文挑战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说，主张发展农村工业化，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厉老师撰写了其它几章，包括“企业改革——经济改革的主线”、“从企业承包制向股份制的转变”等。厉老师还将该书“结束语”冠以“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的标题，他写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可能成为制止经济改革事业前进的障碍”，“改革是不可逆转的”，“我们目前面临的困难完全有可能在深化改革过程中逐渐被克服”。他提出“在深化改革中稳定经济。改革将给人们带来信心，带来希望。我们只能有这种设想，也必须做出这种选择”。
十九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这本书中所提出的建议与预期，已成了现实。中国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是，在宏观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微观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在结构上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格局。当初，我就读硕士生时，还是30多岁的年轻人，在厉老师等名家指导下所提出的改革设想，后来融入到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和发展实践之中，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情！接着，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又在厉老师的指导下读完了博士生阶段的课程，通过论文答辩而获得了博士学位。回顾以往，此情难禁。在厉老师八十寿辰之际，特撰写此文作为纪念。

1982年初，北大毕业的高材生孟晓苏进入中宣部新闻局，当了一年多审查报纸的新闻官，专业对口，工作轻松。之后，中央办公厅需要秘书，当时的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亲自来挑，高大挺拔、仪表非俗且有一股子书卷气的孟晓苏被挑中了。当年33岁的孟晓苏来到中办，被直接分配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当秘书，此后7年半时间，他一直跟随在万里这位堪称是中国改革开放急先锋的国家领导人身边，目睹并经历了那个时代中央一系列经济问题重大决策制定出台的全过程。
1983年前后，正是举国上下按“四化”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大规模选拔干部的时候，几位后来成为国家主要领导的人物也在那时初入中南海，这使得孟晓苏有幸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到了万里同志那里，我先当他的第二秘书。一天，老秘书带我去见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田纪云，路过一间办公室，没人，大秘书告诉我说这间房是给水电部上来的李鹏留的，他就要来当副总理了。”
“两个月后，陕西安康发大水，损失惨重，万里同志叫我通知铁道部准备专列，说他马上要去现场，李鹏同志也一同前往。到了安康，两位首长趟水亲临一线慰问群众和抢险部队、部署救灾，并当场撤了工作中失职的行署专员，其心系百姓的亲民作风和杀伐决断的处置能力令人折服。接着，领导同志又去了陕北老区，在延安周恩来住过的窑洞门前，李鹏跟我说起当年邓妈妈带着他也住在这里，这时我才知道李鹏是周总理的养子。”
在中南海，还有一位领导给孟晓苏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干了两年之后，当了万里同志的大秘书，这时中办来了位副主任，叫温家宝。中办主任王兆国那时为我们当秘书的设了个24小时开饭的小食堂，中办其他几位领导都不在这儿就餐，唯独温家宝同志跟我们秘书一起吃，我们在一块吃了5年饭。他负责我们办公室的工作，算是我的直接领导，但他这个人既平和又稳重，原则性也强，工作中很关心我们，不该问的一句不问，毕竟我是给国务院领导当秘书。当时我就感觉家宝同志有水平，他文章写得好，文字严谨、条理清晰，所以说话出口成章。这次他当总理我太高兴了！已经就有关国内房地产业搞反向抵押贷款问题向他打了报告，他也亲自批了，估计不久将会实施。”
跟随万里同志工作的这几年，中央领导在推进中国改革过程中坚定意识和高瞻远瞩的思想脉络，以及为国计民生殚精竭虑的人格魅力，都使孟晓苏受益非浅。由于整天接触的都是牵动全局的经济工作的大事，又直接参与并俯瞰了许多经济改革的实践，作为秘书的他越来越感到理论问题的重要。征得万里同意，孟晓苏于1988年再度考入北大研究生院，成为始终鼓吹市场经济，有“厉股份”之称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的在职研究生。后又分别师从著名学者萧灼基和刘方域先生。
这期间，孟晓苏仍坚持鼓吹市场经济，形成观点发表文章，以致于遭到一些左派理论权威的痛批也不改初衷。1991年8月，孟晓苏和导师厉以宁及同窗李克强、李源潮等师生四人联合撰写出版了一本书《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其最后的结论就是：“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也是在这一年，他离开全国人大办公厅，告别敬爱的老首长万里，开始到国家商检局这个与经济工作密切相关的行政执法部门当二把手。一年又四个月后，孟晓苏被他人拉进房地产业这座群雄四起、鬼神皆惊的“梁山大营”。在此之前，孟晓苏的仕途历程和理论研究，均未与房地产业发生直接关系，他本人当时也没意识到，正是这一次工作变动，再加上以往的阅历和知识储备，又使他不仅当上了“中字头”房地产国企“大掌门”，而且成为中国房地产界屈指可数的权威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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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逝矣，旧日南窗何处是。莫负青春，即是升平寄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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