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一九四二》：向大饥荒死难者的道歉

什么都略懂一点

像被人打了一闷棍，我走出影院时，脑袋懵懵的，那残酷而肃穆的影像仍在眼前晃动。周围的人群安静而恍惚，没了往常电影散场时的喧闹。读过一些不同年代的大饥荒记录，虽比《一九四二》更触目惊心，但还是和看电影不同。当你跟随着漫长的逃荒人流在银幕中行进，你会感受到一种更真切、更严峻的拷问。饥饿的人在沉默中一个个死去，把问题留给了活着的人。那些历史事件你并未亲历，但你却感到一种负疚，对这苦难记忆的负疚。

　　电影《一九四二》表现的这场大饥荒，造成了500万人死亡。从1942年春开始，河南各地出现冰雹、大风与黑霜，然后是遍地大旱、蝗灾肆虐。饿殍遍野之时，国民政府仍狂征军粮并封锁消息，灾民的粮食被搜刮殆尽，最终导致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死亡。这场灾难有天灾成分，但主要原因，还是与当年国民党官僚体系的军政矛盾、官员腐败、沟通不畅等有关。从应对大饥荒的迟钝和无序，我们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即将面临衰落的命运。如电影所表现的，最后还是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美国爆出了大饥荒的新闻，并通过与蒋介石的交涉，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赈灾措施。

　　我想冯小刚和刘震云，不一定读过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书，但电影表现的情节，却似乎在证明森对饥荒研究的结论。只有当人的权利被完全剥夺，才可能导致大饥荒。天灾只是诱因，权利的不平等、信息沟通不畅、言论自由缺失、极权体制等，才是真正导致大饥荒发生的原因。因为极权统治者，不用担心自己的权力受到饥荒的影响，所以不会有任何防范的动力，但民主政府不同，因为要面对公众的舆论和选票，所以会更有效地防范大饥荒的发生。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有时就像一个人一样，会把历史的苦难看作自己的隐私，总是希望人们知道得越少越好。然而，苦难却是历史留给人类最重要的经验，如果我们丧失了对苦难的教育和集体记忆，不仅会导致民众对苦难的麻木和良知的败坏。一旦条件允许，很多人会失去判断自己行为价值的能力，摇身一变，他们可能成为一场新苦难的制造者。

　　饥饿让人感觉迟钝，苦难也会模糊人们的记忆。但对幸存者和其他活着的人来说，重新叙述那些苦难的故事，让曾经的苦难重现在当代人的公共记忆中，就是对逝者的义务和责任，也是对历史创伤的一种修复。因为只有从苦难的记忆中，我们才能发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如何与扭曲人性的苦难进行抗争。徐帆饰演的花枝为了孩子能活命，把自己卖了；张默饰演的栓柱，为保住孩子的风车，丢了性命。在冯小刚的镜头下，那些被饥饿伤害和凌辱的人，开口说话了，讲述那些在绝境中的悲惨故事，讲述饥饿对他们的伤害和扭曲。这不只是对他们的伤害，而是对整体人性的伤害。当这些逝者开口言说时，他们或许才有可能走出曾经的创伤和屈辱。这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见证生命在苦难中的尊严。

　　悲悯不代表遗忘，反而意味着要让苦难的历史，在当下的公共记忆中复活。因为只有铭记这些苦难，苦难才不会在未来重演。悲悯并不是要对曾经邪恶的行为置若罔闻、一笔勾销，而是要更庄重、更严肃地向人们展示历史中的邪恶与苦难。人类不能依靠上帝来清除邪恶，只有自己站出来不断抗争，才可能让同样的邪恶与伤害，不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悲悯也意味着，揭示真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仇恨或报复，而是对历史创伤的修复和对正义的重新寻找，因为并不存在一种可以漠视苦难的历史价值。

　　或许只有当我们重新感受这些在苦难重压下人性的尊严，重新感受他们的痛苦、绝望与恐惧时，才能明白正义、敬畏与悲悯的重要。《一九四二》更像是在代表历史和今天的人们，向当年所有无辜的死难者道歉。电影作为当下影响力最大的公共表达形式，显然承担着塑造公众集体记忆的责任。我们不仅需要历史学家的客观与准确，更需要这种影像艺术的叙述与感染力，因为它能让所有人感同身受。只有让历史的苦难昭然若揭，我们才能更清晰地认知我们这个民族，认识到我们如何走到了今天。

什么都略懂一点

饥饿，是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电影《一九四二》剧照，由冯小刚执导，11月29日在中国内地公映。


在中国的革命时代，吃饱是一种原罪。“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毛主席斩钉截铁地说。将革命与吃饭对立起来，是革命叙事中的一个基本原则。革命似乎要将吃饭这一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摒除于清教徒的大熔炉之外。革命者通过他们吃得少干得多、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的付出者形象，树立起他们人民公仆的光辉丰碑，以此证明，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贪婪地填饱个人主义的肚子－－是一种备受赞赏的美德。

因此，“饥饿”是隐藏在意识形态中的线索，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集体记忆，继而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叙事母题。


作家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开头有一段有关饥饿记忆的对话。叙事者“我”问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姥娘反问说：“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温故乃知新。鲁迅说中国人善忘，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善忘，所以需要更加坚固的记忆方式——比如，文字或者影像。2012年11月29日，由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冯小刚执导《一九四二》上映，试图记录和唤醒有关“饥饿”的记忆。

那是一段怎样的历史？蝗虫漫天、饿殍遍野，一九四二年的河南，树皮吃完了，野菜挖光了，直至出现狗吃人、人吃人的末日场景。《温故一九四二》中写道：“一个母亲把她两岁的孩子煮吃了；一个父亲为了自己活命，把他两个孩子勒死，然后将肉煮吃了。一个八岁的男孩，逃荒路上死了爹娘，碰到汤恩伯的部队，部队硬要一家农民收容弃儿。后来这个孩子不见了。经调查，在那家农户的茅屋旁边的大坛子里，发现了这孩子的骨头；骨头上的肉，被啃得干干净净。”

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怎么看都不像小说。其中大量引用《河南民国日报》、当时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Harrison Forman)、《大公报》重庆版派驻河南的战地记者张高峰等人的报道和记述，又常发长篇大论，造成一种冷静到冷漠的间离效果。面对苦难，作家余华式的煽情文风在《温故一九四二》中是看不到的。也许刘震云在刻意避免煽情，也许他在形式上要剑走偏锋，要以“非虚构”的方式来书写饥饿的残酷性。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并没有读到《夹边沟记事》的作者杨显惠所带给人的的感动和震撼，面对冷冰冰条分缕析的新闻报道，就像面对频发的矿难后报纸上抽象的死亡数字。

抛开美学感受，《温故一九四二》中的时间指涉颇具野心。

“我相信她对一九四二年的忘却，并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触目惊心，而是在老人家的历史上，死人的事确是发生得太频繁了。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比我姥娘更感到惭愧。”从《温故一九四二》的开头，刘震云似乎就一再提醒读者：不要将这篇小说的时间背景仅仅定格在日寇来袭时的一九四二年，他一再地要将时间序列拉长，让大饥荒成为一种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鼠疫》似的寓言，进而影射一段更隐秘的历史。

这段隐秘的历史，经过另一位“饥饿叙述”的杰出小说家的记述而广为人知，那就是杨显惠和他的《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那里更直接地描述了发生在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

《夹边沟记事》开篇第一个故事写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食物可吃的夹边沟右派只能以一种名为“黄茅草草籽”的难以消化的食物为食：“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顶下来。”许多人因此死亡。

而《定西孤儿院纪事》中的人吃人也远比《温故一九四二》残酷。这种残酷性源于杨显惠毫不避讳敏感话题，也无抽象概述扰乱叙事，在第一个故事《黑石头》中：“庆祥说，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锅里咕嘟嘟响。那气味香得很。但说着话，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以为扣儿藏在水缸后边了，故意叫她妈说谎骗他哩，就喊了一声扣儿并且走过去看，但令他惊愕的是水缸后边空空的，就是扣儿的辫子长拖拖地放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扣儿娘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这样的文字，让人脊背发冷，因为真实，所以残忍。

我曾经专门问过杨显惠先生：“这是真的吗？娘吃女儿，不应该含着泪吃吗？”杨显惠答：“这是被采访者亲口告诉我的。人到了突破做人的底线的时候真是没有办法。”

革命带来了饥饿。不论是抗日战争的国族烽火，还是后解放时期的文革反右内斗，不仅在颤抖的饥饿的躯体上留下痕迹，也在这个民族的精神史上刻下伤痕。其中蕴含的大量不为人知的眼泪、仇恨、苦难和死亡，这样的记述，用刘震云的话说就是：“我在揭亲人和父老的已经愈合五十年的伤疤，让它们重新露出血淋淋的创面。”

饥饿也促成了革命。也许是饱暖思淫欲，“饿”向胆边生。《温故一九四二》中，范克俭舅舅将手中的“阿诗玛”烟扔了一丈多远：“饿死许多人，剩下没饿死的穷小子就滋了事。挑头的是毋得安，拿着几把大铡刀、红缨枪，占了俺家一座小楼，杀猪宰羊，说要起兵，一时来俺家吃白饭的有上千人！”

饥饿，是革命的动力源泉之一，不到腹中空空如也饿出个鸟来的境地，老实巴交的中国农民谁愿意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还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诚如刘震云所说：“饥饿甚至毁灭了人类最起码的感情”。对于经历过“旧中国”赤贫生活的穷苦大众来说，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的苦难记忆让他们对那些吃饱了饭的人充满了激进的阶级仇恨。因此他们推翻了三座大山，但却并不等于迎来了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梁山泊式幸福生活，等待他们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一个按照票证计划供应的平均主义经济系统，所以依旧要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饥饿从未消失。

当饥肠辘辘的感觉压倒一切的时候，革命理想主义就让位于空空如也的肚子，意识形态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禁不住会幻想起吃饱了饭的“旧中国”，共产主义教育在食物面前顷刻间分崩离析。

作家古华在小说《芙蓉镇》中就大段描写了在头脑中想像旧社会曾经尝过的种种美食：“于是，人们的智慧就来填补物质的空白。人们就来互相回忆，讲述自己哪年哪月，何处何家吃过的一顿最为丰盛的酒席，整鸡整鱼，肥嘟嘟的团子肉、皮皱皱的肘子、夹的筷子都要弯下去的四两一块的扣肉、粉蒸肉、回锅肉等等。当然山里人最喜欢的还是落雪天吃肥狗肉。”

这一情节在作家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中有过更加活色生香的描写，第十九章整整一章，许三观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中国好舌头就口吐莲花一般用嘴爆炒了猪肝清炖了鲫鱼，舌尖上的中国种种美味，忽悠儿子们口水一片。

作家莫言在数次接受采访时也说：他是因为想顿顿吃饺子才开始写小说的。莫言的一篇小说《忘不了吃》也透露了在“新中国”，潜在的差别仍然存在。当小说主人公的父亲来到儿子参军的军营中时，眼前的景象－－麦子被磨成精粉，玉米用来喂猪－－让这位尝尽饥饿之苦的老人大声疾呼感慨万千：“什么是共产主义？这就是！”

用《温故一九四二》唤醒我们饥饿记忆的刘震云，也始终将食物作为他小说谱系的重要线索。 《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顺卖豆腐，也卖凉粉；《故乡天下黄花》是一堆红薯引发的血案，村长孙殿元被人勒死在村西一座土窑里，这位杀手居然不慌不忙，在杀人现场吃了一阵烤红薯，留下一地红薯皮，是饿鬼投胎还是说视人命如草芥完全不当一回事？到了《我叫刘跃进》，青面兽杨志碰到张端端，是在老甘的“忻州食府”，杨志就着羊汤，吃完五个烧饼，本来大可以就此走人相安无事，结果却碰上张端端这只“鸡”以肉体作诱饵的打劫，打劫时才发现，他在忻州食府拿错了刘跃进的包，说起来，怪只怪老甘熬的羊汤太诱人，杨志刘跃进这厮都好这口，乃终有一劫。

刘震云曾经对我说：“故乡不一样的话，首先是口音不一样，你生在上海或生在陕西，口音肯定是不一样的。另外饮食习惯也不一样。比如吃羊肉，我们在河南的话我们会吃羊肉烩面，陕西人就会吃羊肉泡馍，新疆人则吃羊肉串。这些不一样综合起来就是面对世界的态度不一样。”正因于此，在刘震云乃至所有深深植根于故乡土壤之中的一批中国当代作家，都会把饥饿作为其书写的重要母题，热衷描写“吃”，在这些满足口腹之欲的食材背后，是饥肠辘辘的人民消瘦的身影，站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



河西是上海作家，著有《折子书》。

来源：纽时中文

李大苗

对历史的真实做影射表达，虽然目的是可以理解的，但着实败坏人们的思维。

当年河南省下辖110个县，1941年中期时，其中44个县已经成为中共的根据地和活动区，日军占据铁路两侧的地域，其余为国民党持有。国统区部分被日军占据区割开，能通达后方的地域大约不过河南省的20%左右。

灾荒并不是始于1942年，而是子前一年的夏末旱灾就开始了，42年是旱灾必然延伸出来的蝗灾。旱灾发生的41年的秋季后，中共从44个县退守到11个县，其中，原来豫北占据了20多个县减至4个，将近千万人口的受灾区送给了国民党。这些地区，曾被中共列为“边区”，并建立了“政府”，在过去的两三年甚至更长时期是中共征收税赋。

当年的灾害是从北向南扩展开的，最先出逃的灾民是河北河南交界地方的，也即中共的晋冀鲁豫边区的辖治区，42年春后就高达300万的流民涌出。而且，从查到的资料上看，那时在边区已经发生人吃人的事情，这时，席卷中原大地的蝗灾还未形成规模。

猪头猪智慧

不看，远离国产片。

lzf450924

“中国特色的文学叙事母题”，“母题”这提法挺有意思，比主题具体。比那些堂而皇之的“公题”更加真实、深刻，更人性化。

ironland

回猪头：这片子确实不用看，原来它是为给西方观众补历史课的，免得别人只知1958，未识1942。多体贴啊。
了解历史是应该，但若了解历史是为了比烂，那就没劲了。

《一九四二》涉敏感饥荒话题 通过严格审查制度
【法新社北京11月28日电】题：中国电影触及饥荒的敏感话题

　　中国又一部电影巨作将于29日开始在全国公映，这部电影关注的是极为敏感的饥荒话题。

　   电影《一九四二》讲述了在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夺取政权7年前发生的一场导致300万人死亡的大灾难，这场灾难如今已经被大多数人遗忘。

　　冯小刚导演的这部电影吸引了中国影星张国立、陈道明和好莱坞明星阿德里安·布罗迪和蒂姆·罗宾斯的加盟，影片投资高达2.1亿人民币。

　　饥饿发生在中原地区的河南省。当时，中日之战让这里保守战争之苦，旱灾、蝗灾和政府的失职共同导致了这场灾难。

　　在此之前，为阻止日军的进攻，当时的政府还曾于1938年故意造成黄河决堤，该地区迟迟未从上一场灾难中恢复过来。

　　影片描述的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

　　冯小刚在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本社记者提问时说，西方观众只知道那个1962年的饥荒，不知道1942年的饥荒，所以有必要拍这个电影给西方观众补上这一历史课。

　　《一九四二》在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下得以通过，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代表了对饥荒这一禁忌话题的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