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张森根:周有光高尚的人生境界

张森根:周有光高尚的人生境界发布时间:2013-01-28 11:13 作者:张森根 字号: 点击: 429次
  核心提示:一位记者问他:中国实现民主可能会在30年之后,长不长?他回答:30年不算长,中国有5000年历史。针对眼前的消极因素,他总笑眯咪地说:不要急,社会发展像老太太扭秧歌,走三步退一步,实际是她马上又会朝前走几步,不会原地踏步不动

  周老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设计师之一。周先生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和信息的全球化的贡献,万古千秋。他是自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以来被列入的30位“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中唯一进入21世纪的老寿星,其他29位都作古了。他进入21世纪是96岁(按阴历算,下同),2013年1月13日迎来了108岁生日。一家中央级出版社届时将推出《周有光文集》,大约20卷左右。他最近的一本书《晚年所思》(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于今年6月。2012年10月24日我和几位朋友有事上门拜见周老,仍见他老先生光彩依旧,身体硬朗,思维敏捷,十分健谈,从精气神方面观察,跟一年多前没有太明显的变化。他像他往日一样——读书、思索、写作、与亲朋好友交流、切磋学问,周而复始,天天如此。

  当今世界百岁老人也许不希罕,但像周老那样著作等身、头脑至今还那么清晰的知识老人,恐怕是空前的。这位世纪老人大彻大悟,大智大勇,足不出斗室,天下大事、社会态势,了如指掌。他的生活宁静而快乐,有时甚至忘记了年龄,还相当活泼、热闹。朋友们见到周老,都感到他生活得十分充实。他的著作、谈访录和视频在海内外广泛传播。不少读者还把周先生的经典语言制作成图文并茂的PPS在网上传播。可见上苍把周老先生忘了,因为上苍要创造一个活着的奇迹,赐福于中华大地,以留给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滋润他的子民。

  周有光生曾戏言自己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前者是半途而废,后者是半路出嫁,两个“半”字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一个“零”字。事实上,他不仅在学术生涯中所获得成就达到了近乎圆满的界限,而且,通过读书、养性、敦品,励行,还向读者展示了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社会担当以及风范和人生境界。原国家语委副主任陈章太先生在庆贺周老百龄华诞座谈会上以七个“最”字来评论他的贡献。陈先生说:周老是语言文字学界年龄最大的长者,同年龄段中身体最健康的学者之一,成果最丰硕的学者之一,知识最渊博的学者之一,工作最勤奋的学者之一,思想最新潮的学者之一和品格最髙尚的学者之一(见王鉄琨等编:《一生有光——周有光先生百年寿辰纪念文集》第186-189页,语文出版社,2007年1月)。以下是周老在我的心目中三个突出的印象。

  (1)永远的乐观主义精神。

  周老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经历了晚清(光绪和宣统)、民国(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府以及抗战时代)和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几个不同的历史年代。他在常州和苏州上中小学,在上海入大学(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各二年)。离校后,在上海、杭州,纽约、香港和北京等地生活和工作。1949年以前,他参加过救国会的爱国活动,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之一。重庆时期他经常参加周恩来召集的座谈会和讨论会。他一生中认识许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髙官,好多人劝他从政当官,但他都不为所动。解放后,民主党派的地位提高了,他却一直保持低调。他的老朋友章乃器出任粮食部长,请他去当官,他也不去。“七七”事变后,章乃器成立了一个工业经济研究所,自任所长,请周老当副所长。自到北京工作后,周先生的收入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1000多元降到500多元,文革前只有200多元,日子过得很吃紧。朋友们劝他担任行政职务,否则级别低工资提不上去。但周老不当官的信念很坚定,他一直守着这条底线。刚到文改会工作时,因为吴玉章政治地位高,周老上下班有专车接送。吴玉章去世后,文改会从部级降为局级,他只能挤公共车了。但他心中只有事业,对个人利益看得很淡。他说:“使尽吃奶力气,挤上电车,借此锻练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其实,周先生解放前几年就有私家汽车,而打电话焉能出家门半里?但为了他心爱的语言文字工作,他总是乐观地面对生活。后來,上面让他当了政协委员。1989年秋季之后,他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主动从政协教育组副组长的名位上退出,慨然与政府主导的一切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脱勾,以此来表明自已的信仰与立场。在他來说,文人的名节永远髙于个人的待遇。虽然不允许公开表明立场,他后來通过著书立说、接受媒体访谈、发表公开讲话等渠道,在学理层次上把他该说的话统统说了出來。因而他的杂文、小品文,看似平实委婉,文章中总透着一股磨砺批判的锋芒。

  周老一生有20年光景生活在厄运之中。一是抗战时间,他全家搬迁四川,八年中他颠沛流离,为了躲避鬼子轰炸和谋生,光安身就前后转换了17个住处,女儿因缺医少药活到5岁就夭折了。儿子被流弹击中,肚子上被打穿5个孔,自己在一次轰炸中被震到沟旁,看看周围的人都死了,他算是九死一生的存活者。全家几乎天天挣扎在死里逃生的环境下,有时还遭强盗抢劫。有一回全家被炸得只留下一双胶皮套鞋。好端端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落到了贫穷、挨饿的地步。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身无长物,一贫如洗,只能重新开始。但他一点不沮丧,乐观地面对生活,依然像战前那样积极工作,关心社会,与大家共呼吸、同命运。

  二是文革又一次让他受尽折磨。他家五口人分居在宁夏、湖北和北京。文革前他要负担母亲、妻子和儿子的生活费、医疗费和学费,几乎要靠借贷过日子。入不敷出的他,文革前竟欠下了4000多元的债。文革开始,他每月只收到30元生活费。大家也许不知道,40年代中期他在纽约生活时每月的薪金高达500美元,在美国也祘中上等收入,如按现在的标准算,月薪髙达人民帀10多万。他告诉我,解放初期他的工资收入可及美国教授的一半,改革开放之后收入就只有香港保姆的一半左右,对此他并不太在意,只要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就可以了。文革结束,全家人齐集了,但原来那点算不上富裕的“家产”己经荡然无存,不仅书籍丢失,连书稿、笔记、照片统统被毁。文革让他又一次倾家荡产,甚至比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局面还惨。但他毫不气馁,从干校返京后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他总是不计较自己的遭遇和利益,心中纯然装着社会与事业。周老语言文字学的大部分学术成果也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取得的。

  当然,中国有许多家庭都遭受过日寇侵略和文革之苦,但像周先生那样家庭生活大起大落,起承转合,阴晴风雨之后能饱满地投入工作,重新创业、转换社会角色和职业定位、又能在经济学、语言文字学以及跨学科研究事业上崭露头角的百岁老人并不多。他身上似乎永远充满着活力,能用乐观主义精神面对社会与人生,天天快乐,活得十分平静、愉悦、充实,令多少人羡慕不巳。一位记者问他:中国实现民主可能会在30年之后,长不长?他回答说:30年不算长,中国有5000年历史。一些朋友针对眼前存在的种种消极因素向他讨教时,他总是笑眯咪地说:不要急,慢慢来,社会的发展像老太太扭秧歌那样,走三步退一步,你只看她退了一步,实际是她马上又会朝前走几步,不会原地踏步不动的。因为他比一般人看得远,所以有定力,自然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乐观情绪。

  周老的乐观主义精神还体现在他的生死观上。2002年8月14日周老夫人张允和去世,享年93岁。比他小3岁的张充和,自称“家庭妇女”,“一辈子是丫鬟命”,实际上是我国苐一批进入大学的新女性,并当选为女学生会会长。她不但有才华,而且性格开朗。周老戏称她“快嘴李翠莲”。他们两人恋爱了8年才正式结婚。张允和的曾祖父当过兩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1921年张允和的父亲在苏州开办乐益女子中学,依然是大户人家。周老的祖上虽然也是官宦出身,民国时期开始败落。但张家十分开通,听凭儿女婚姻自由。叶圣陶说:“九如巷张家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___--元和、允和、兆和及充和,都找到了佳婿。四姐妹中以老三的夫婿沈从文最有名气,但也一生坎坷。张允和解放初在光华附中任中国史教员,后因业务精湛奉调上北京编纂教科书。不料在三五反运动(从1950-1978年估计有56次这样的“政治运动”)中张允和挨整受气,周老索性让她回家过“家庭妇女”的生活。幸好如此,像张允和那样的家世和她的性格,在往后的50多场“政治运动”中可能性命难保。解放后,张家四姐妹地各一方。四对夫妻中除周老外,仅四妹张充和现在美国生活。周老夫妻性格不同,周老爱喝咖啡、红茶,很理性,搞汉语现代化,推广汉语拼音,写理论文章。老妻则爱喝绿茶、老母鸡汤,重感情,写散文、随笔。周老爱听西洋音乐,妻子爱听传统音乐,唱昆曲。但他们70多年的恩爱生活过得十分快乐。张允和写道:他们“经过了无数的惊涛骇浪,石堤被打得千疮百孔,可是石堤上的两个人依然坚挺硬直”。他们都要一同接受人间的苦难,更愿享受人间和谐的幸福生活。张允和那天去世的前夜,还同来客谈笑风生。她的突然去世,对周老是晴天霹雳,使他一时透不过气来,但后来想起了“残酷的进化论”,“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他只能服从自然规律,很快就平静下来,过起了孤寂但仍一如往常的日子。他说:“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周老年轻时身体很弱,一位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但现在他活过了比三个35岁还长。他幽默地说:不能怪算命先生,那是因为科学发达了,他所以能活得健康,还有,就是上帝把他忘记了。许多比他年纪小的老年人都说:人老了,活一天算一天。他却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他从81岁开始,作为一岁,从头算起,他还要继续读书、思考和写作。他真是一位快乐的智慧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