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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27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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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朱馥英：梅龚彬
梅龚彬（1901—1975），原名梅电龙，又名逸仙，笔名龚彬、笈越，化名张柏生等，别名剑文，曾参与民革创建工作，历任民革第一届中央委员，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民革中央秘书长等职务。
梅龚彬，早年参加“五四运动”，是湖北省卓越的学生领袖；“五卅运动”时，他负责召集武汉市学生代表会并任运动总指挥，是赫赫有名的“五卅运动”的五虎将之一；北伐时，他任国民革命军第12师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南昌起义、海陆丰起义，参与组织和发动浙东和浙西的农民暴动；1933年，他协助李济深组织福建人民政府，任文化委员会委员；失败后，他参与筹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任宣传部部长；“七·七事变”后，他团结国民党上层民主人士，是备受称赞的统一战线“抗战三杰”之一；抗战胜利后，他参与创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为促进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他协助李济深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博学多才，曾先后任暨南大学教授、中山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法学院院长，香港达德学院教授。在刘宁一代表中共致的悼词中，称梅龚彬是一位“职业革命家”。
“ 五四”、“ 五卅”运动先锋
梅龚彬，1901年8月12日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父母望子成龙，给他起名电龙。他幼年时受封建书香门第的家庭教育，读过八九年私塾，15岁时在叔父梅宝瓒的鼓励下外出求学，1917年2月考入黄州府立学校启黄中学。
启黄中学校址设在武昌。梅龚彬离开家乡到省城读书，交的朋友多了，接触社会广了，思想日渐活跃。1919年，“五四运动”发展到武汉，梅龚彬满腔热忱地投入到“五四运动”中去，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当时武汉各校学生在学联主席恽代英的领导下，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的斗争，纷纷组织宣传队到街头演说，斥责丧权辱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号召市民抵制日货。未满18岁的梅龚彬自告奋勇，加入了演说者的行列。学生在街头游行示威时，武汉警察倾巢出动进行镇压，梅龚彬和在街头演说的学生都遭逮捕，被关押在警察局大厅里。他们毫不畏惧，团结一致，高呼口号，强烈抗议，使整个大厅沸腾起来。警察查不出领头时，只得把学生全部释放。梅龚彬第一次参加革命斗争，就在斗争中体会到团结就是力量。
1920年底，梅龚彬中学毕业。因几年前父亲梅宝琛去世，家道日益衰落，为找出路，母亲同意他继续升学。翌年初，梅龚彬考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各高校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声音冲进了东亚同文书院的校园，激起梅龚彬的革命热情。中学同学、共产党员宛希俨给了他很大帮助，使他不断提高觉悟进步起来，走向革命的道路。
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东亚同文会在上海设立的高等学校。梅龚彬在东亚同文书院读书时很用功，因成绩优异而成为校方的重点培养对象。但不管校方怎样优待，他始终没有忘记日本帝国主义从甲午战争到“二十一条”让中国所蒙受的奇耻大辱。他毅然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
1923年冬，梅龚彬被东亚同文书院国民党组织吸收为首批国民党员，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帮助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1924年春，东亚同文书院中华学生部成立学生会，梅龚彬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代表同文学生会出席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会议。同年夏天，梅龚彬被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聘为宣传委员会委员。当时该委员会的召集人是恽代英。梅龚彬与恽代英建立了密切的工作联系，在工运、青运、宣传和统战等工作中得到了恽代英的亲自指导和直接帮助。梅龚彬曾说：“我在一生中遇到过两位好老师，一位是恽代英，另一位是周恩来。”
这年秋天，梅龚彬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担任徐家汇团支部的第一任书记。11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谋求中国的统一和建设。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到各地宣传国民会议。受恽代英派遣，梅龚彬参加赴湖北国民会议的代表团，到鄂东武汉、黄石、大冶、武穴、黄梅一带搞宣传，为建立少年黄梅学会做了大量工作。1925年2月，梅龚彬返回上海投入沪西罢工斗争。在斗争中，他经恽代英和沈泽民介绍，光荣地转为中共党员，不久，中共徐家汇支部成立，梅龚彬任书记。
5月15日，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日本人枪杀后，19日，中共上海地委召开宣传联席会议，研究宣传和示威计划。会议决定立即召集学生代表会议，梅龚彬被指定任总指挥。28日，梅龚彬和蔡和森、恽代英、李立三等参加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集的紧急会议，会议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29日，中共上海地委决定召开各校联合代表大会。当晚，梅龚彬主持上海学联为落实发动游行示威的组织工作研究到深夜。会后，学联负责人连夜分赴各校指挥，梅去同济大学做发动工作，不辞劳苦通宵达旦。30日，上海两千多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反帝统一战线，把斗争扩大到各阶层去，并成立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6月1日，上海在“三罢”斗争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学联的工作很有成效，连沪江、震旦、圣约翰等教会学校也参与罢课。1日夜晚，中央决定成立工商学联合会，统一领导全市的反帝斗争，还决定把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去。7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梅龚彬作为上海学生代表进入联合会，随之参加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代表团去北京宣传和串联。
“五卅”运动时期，梅龚彬名声很大，被誉为“五卅运动”五虎将之一。他当时还编写了一本题为《上海英日帝国主义者屠杀同胞之经过》的小册子，在上海印发。9月，他担任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地委候补委员，10月升任委员。
1926年3月，梅龚彬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到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做专职党务工作。梅龚彬原是抱着寻找个人出路的目的到上海求学的。然而，走出大学校门时，他已成为自觉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战士。
披风沥雨志弥坚
1925年底，上海国民党内的左派力量在共产党的帮助和广州国民党的支持下，团结起来与右翼分子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举行了全市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梅龚彬出席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1926年3月，梅龚彬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青年秘书。同年秋，他担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秘书长，党内职务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中共党团书记。后来，他又任国民党苏、浙、皖、沪四省市特别委员会委员。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内，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友好合作，共同推动了上海革命形势的发展。
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使北洋军阀万分惊恐。直系军阀孙传芳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为眼中钉，他用政治勾结和金钱贿赂等手段唆使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对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成员进行迫害。1926年冬某日，法租界巡捕突然搜查设在卢家湾永裕里83号的市党部机关，拘捕了当时在机关上班的梅龚彬等全体工作人员，将他们押送到卢家湾总巡捕房进行非法审讯。法租界当局诬指永裕里83号“名为国民党机关，实为共产党机关”，扬言要取缔。梅龚彬等据理驳斥，理直气壮地质问审讯者。法租界当局理屈词穷，只得停止审讯。被捕人员除了梅龚彬这位“五卅”运动时出了名的共产党员外，其余全部被释放。后在同志们和朋友们的营救下，梅也获释。
1926年底，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梅龚彬经中共组织批准，调往武汉工作，偕新婚妻子龚冰若从上海到汉口。中共组织开始将梅龚彬安排在汉口总工会，随即又调他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担任政治教官。1927年3月，梅龚彬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12师上校政治部主任，穿上了戎装。
第4军是北伐时期闻名遐迩的铁军，当时军长是张发奎，12师师长是黄琪翔，军内共产党的力量很强，著名的共产党员有廖乾五、叶挺、周士第和李硕勋等。在以廖乾五为首的共产党员的努力下，第4军的政治工作很出色，思想工作、群众工作、统战工作都做得很好。梅龚彬到了部队后，在工作上得到了廖乾五的具体指导，短短半年时间学到了不少东西，特别是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
正当武汉北伐军准备挥师北进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举行二次北伐誓师典礼。4月下旬，梅龚彬随军北伐，挺进河南。北伐军在河南英勇作战，大获全胜，在歼灭奉军主力后，6月下半月班师回汉，这时武汉局势已是急转直下，反共气焰十分嚣张。
7月中旬，梅龚彬所在的政治部随12师开赴九江，驻在九江城内待命，适逢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当八一南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九江时，12师的共产党员个个都无比兴奋。8月2日，12师师长缪培南找梅龚彬去谈话，梅坦率地说：“我是共产党员，当然跟自己的党走”，当缪说“解散政治部”后，梅龚彬坚决地说了一句，“那我们就去南昌”，然后扭头就走。3日，他与郭沫若、李一氓、阳翰笙一起撤离九江，于次日傍晚赶到南昌参加了起义军，被编入叶挺率领的11军，任24师71团指导员（即政委）。
5日清晨，起义军撤离南昌，向广东潮汕地区转移。梅龚彬和71团团长刘明夏率全团取道抚州南下，经过约两个月的战斗和跋涉才到达潮汕，尚未立稳，就被国民党反动派优势兵力围袭于汤坑（广东省丰顺县），损失严重。10月初，71团在流沙（广东省普宁县）被打散，与前敌指挥部失去联系。在紧急关头，梅龚彬和刘明夏立即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其帮助下收拢打散的部队并同前敌指挥部取得联系。重新聚集起来的队伍经过整编，开赴海陆丰参加彭湃领导的武装起义。梅龚彬和刘明夏则按照前委和南方局的部署，在地方党组织的掩护下潜入汕头，然后取海路取道香港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报到。
年底，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在上海召见夏曦和梅龚彬，宣布中央关于改组中共浙江省委的决定以及人事安排。夏曦任浙江省委书记，梅龚彬任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周恩来指示他们在浙江发动武装暴动，以响应浙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梅龚彬协助夏曦将已遭破坏的浙江省委机关恢复起来并从杭州迁往宁波，作为发动武装起义的指挥部。武装暴动虽然于1928年春在浙东奉化发动起来了，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盲动错误，最后寡不敌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扼杀。浙东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梅龚彬深信，“共产党人在浙江播下的革命种子日后总会生根发芽的”。
1928年8月，中共中央将梅龚彬调回上海，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左翼文化运动。同年秋至翌年夏，他一边从事文化宣传工作，一边进行学术研究，翻译了《政治经济学入门》，参与编写《社会科学词典》，还经常为《北新》杂志撰写论述国际问题的稿件。
1929年8月初，经周恩来推荐，中共中央派梅龚彬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去日本东京执行重要任务，这次行动带给他人生中一段特殊的经历。临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维汉向梅龚彬交代了具体任务。8月7日，梅龚彬告别了妻儿，冒充留日学生高乔平，登轮东渡。
8月16日，梅龚彬在东京上野与日共联络员接头时，因接头地点已遭日本特务破坏而被日本警察逮捕。他将生死置之度外，面对一次次的严刑拷打，毫不畏惧，沉着机智地与日本法西斯当局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最终保住了党的重要机密，挫败了日本法西斯当局制造“第三国际颠覆案”的阴谋。次年12月，梅龚彬出狱，恢复自由。
一年多铁窗生活的摧残，使梅龚彬的身体极其衰弱，在东京修养了半年之后才有好转。期间，他结识了神州国光社的胡秋原和王礼锡，他们之间很谈得来，胡秋原称梅为“谈政治的朋友”。也正是结识了胡秋原，梅龚彬才得以日后认识国民党民主派的领袖陈铭枢和李济深。
1931年5月，梅龚彬在东京收到妻子龚冰若从上海寄去的回国旅费，心中万分激动。他明白，旅费肯定是中共组织提供的，中国共产党在召唤自己的同志，他又能献身于祖国的革命事业了。旅费确实是为中共组织提供，由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书记陈云交龚冰若寄的。6月，梅启程回国，7月，经天津到上海向陈云作了详细汇报。陈云当时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布置重要任务，要他利用现有自身条件做地下工作，以“灰色”的政治面目出现在上海文化界，以脱离共产党组织的非党人士的身份公开活动。
梅龚彬回上海后，恢复了中共组织关系，这时他已转为秘密党员与潘汉年单线联系。潘汉年让他利用各种关系广泛接触国民党上层人士，了解他们的动态，在适当时机对他们中间可以争取的力量做统战工作。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后，梅龚彬在白区以“灰色”文化人的面貌出现，同国民党上层人士频繁交往，以了解在民族矛盾日益加剧的局势下国民党上层出现的分化。他找了国民党CC系显赫人物吴开先和头面人物吴醒亚，与他们往来，并通过他们认识了陈立夫、潘公展等人。由于工作需要，他还结识和接触了上海文化教育界的中间人士和进步人士。除胡秋原、王礼锡、王亚南、区克宣等人，还有积极从事抗日救国运动的左派民主人士沈钧儒、王造时等。
同时，梅龚彬进上海《晨报》馆任编辑，后来被上海中国公学聘为讲师，并在上海暨南大学兼课。他因教学有方深受学生欢迎，升为教授，先后受聘于暨南大学和上海商学院。在辞去《晨报》工作后，又被中华书局聘为《新中华》杂志的特约撰稿人。1932年，他以笔名“梅龚彬”作为正式名字，其原名梅电龙由此渐渐鲜为人知。梅龚彬那时做特约撰稿员有些名气，稿酬颇为丰厚。但他只把收入的一小部分交给妻子赡家，大部分用于中共组织的活动和接济生活困难的同志。
反蒋抗日促联合
淞沪抗战前，梅龚彬所接触的国民党上层人物主要是CC系的一些头面人物。淞沪抗战后，他将工作重点转移到19路军将领以及同他们有密切关系的李济深身上。他积极做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工作，为的是推动他们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反蒋抗日的道路。在争取19路军爱国将领同中共合作反蒋抗日问题上，梅龚彬的想法和做法得到了中共组织联系人（分别为潘汉年、张庆孚）的支持。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抗日救国高潮，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也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做法深为不满。蒋介石却置全国人民和国民党爱国人士抗日救国的呼声于不顾，处心积虑策划对苏区更大规模的“围剿”。他逼迫19路军返回“剿共”前线，一任日本侵略者步步向淞沪进逼。“一·二八”事变发生后，英勇的19路军将士顺应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奋起抗敌，痛击侵略者。梅龚彬从淞沪抗战中看到了民族矛盾激化时国民党内部的分化，特别是对19路军爱国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发动上海各界群众大力支援19路军抗日。梅龚彬积极支持沈钧儒、王造时、彭文应等人发起和组织的文化界抗日救国活动，同时通过神州国光社了解19路军的动态，并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建立联系。
不久，《淞沪停战协定》签订，19路军被调离淞沪，南下“围剿”红军。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激怒了19路军将士，矛盾急剧激化，导致陈铭枢等酝酿军事反蒋。看到19路军与蒋介石矛盾加深，梅龚彬在19路军离淞沪前，安排蒋廷锴的代表徐名鸿会见潘汉年，帮助19路军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这次重要会见为蔡廷锴日后在福建与红军谈判停战奠定了基础。
1933年，陈铭枢被迫出国。出国前，他到上海找梅龚彬，他认为梅是最可靠的人，初次交谈就把发动军事反蒋的意图告诉了梅，并邀梅去福建为19路军培训干部。1933年初，在征得中共组织同意后，梅龚彬利用寒假时间去漳州为19路军总部举行的干训班讲政治课。他很下工夫，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讲授了按照正常速度需要半年的课程。
陈铭枢由于自身力量单薄，就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人发动闽变。1933年夏，陈铭枢结束在欧洲的考察，匆匆回国。他先在福州与蒋光鼐、蔡廷锴二人商讨发动闽变的准备工作，然后到香港争取李济深的同意。陈铭枢一到香港就发电报催梅龚彬与他会面，就一些问题听取梅的意见。梅到香港后，陈铭枢又把他介绍给李济深。从此，梅龚彬所联系的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又增加了一位著名人物。
梅龚彬在香港与陈铭枢进行了长谈。陈说，蒋介石即将对中央苏区发动大的“围剿”，闽变已刻不容缓，否则，19路军就会成为蒋介石“剿共”的牺牲品，并道出与蒋光鼐、蔡廷锴讨论拟定的三种方案。梅龚彬坦诚相见，直言奉告道：“红军是咫尺近邻，时间那么紧迫，无论粤桂参加与否，都应首先考虑联合红军。”陈铭枢认真听取并表示赞同，决心找中共商谈19路军与红军联合对蒋介石作战的问题，并邀梅龚彬同去请示李济深。李批准了这个方案，并指示立即付诸实施。
李济深在派朱蕴山去上海联络中共未果后，和陈铭枢商定派梅龚彬去上海，再次找中共联系。梅欲找自己的联系人张庆孚，可当时张不在上海，中央上海局派来的是胡鄂公。梅与胡长谈了一次，尚未涉及具体问题。梅想必是胡鄂公要向中央请示，了解意图后才能研究具体问题，于是就留在上海等候胡鄂公第二次会面。然而胡鄂公却没来，中央也没派别的同志和梅联系。原来胡鄂公在与梅龚彬联系不久后，就被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这事梅龚彬不知道。
秋天，红军为反“围剿”而进攻福建延平。蔡廷锴十分着急，遂派陈公培自福建延平前线进入红军阵地，要求同红军谈判，受到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热情款待。经过协商，红军立即停止进攻，并且很快同19路军达成联合对蒋介石作战的决议。不久，中共中央派政治代表潘汉年和军事代表张云逸驻福州。
梅龚彬在上海得知陈公培进入苏区的消息后，不顾陈立夫、吴醒亚等人的阻拦，立即辞去商院和暨大两校的教职，赶赴福州参加福建事变。此后，梅龚彬不再扮演“灰色”文化人的角色，而是以倾向进步的“民主人士”的面貌出现。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发生，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李济深任主席，陈铭枢任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梅龚彬被任命为文化委员会委员兼民众运动处处长和干部政治培训班主任。2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和福建人民政府正式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
这时蒋介石数10万大军已向福建扑来。1934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在蒋军三路进攻下宣告失败。梅龚彬虽被迫离开福州，但他看到：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了，但是，以李济深为代表的国民党内反蒋抗日的民主派正在形成。
鼎力组建大同盟
福建事变失败后，原福建人民政府其他领导人先后来到香港。潘汉年在离开香港回瑞金之前，再三嘱咐梅龚彬留在香港帮助李济深等人重整抗日反蒋旗鼓。潘汉年离开后，梅龚彬与胡鄂公联系，继续开展争取李、陈、蒋、蔡的统战工作。
李、陈、蒋、蔡并没有因福建事变的失败而感到灰心，继续在策动反蒋。更可贵的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失利后，他们也没有动摇继续与中共合作的决心。陈铭枢告诉梅龚彬，李济深要他们做几件事，其中一个是在香港办报纸，开展抗日反蒋舆论工作；另一个是建立一个领导抗日反蒋活动的政治组织。
由于原福建人民政府文化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大都离开香港，办报纸的事情责无旁贷地落在梅龚彬肩上。在他的努力下，不久《大众日报》问世了。《大众日报》办得颇有特色，不仅在香港有影响，而且在华南数省和南洋一带都拥有热心读者。办报纸不但建立了抗日救国宣传阵地，而且安插了不少中共干部在报馆工作，可谓一举两得。
在建立抗日反蒋活动的政治组织问题上，梅龚彬认为，福建事变失败后，原19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的“骨干”有的反水，有的自谋出路。要在香港重新组织力量，必须整顿队伍和吸收新成员。对于建立什么样的组织这个问题，原福建人民政府人持有不同意见。为统一思想，他们展开了争论，梅龚彬也参与其间。李济深和陈铭枢曾在闽变时筹组“生产人民党”，但计划未能实现。1934年秋，陈铭枢在香港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并要大家以组建政党作为首要任务。在争论中，梅龚彬站在蒋光鼐和李章达一边，不同意搞“独树一帜”的政党，并因势利导，明确提出建立以李济深为首的抗日政治团体的主张。
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治力量的大联合，梅龚彬耐心地做陈铭枢的工作，希望他发起组建抗日政治团体，然后同上海的救国会联合成更广泛的抗日反蒋阵地。梅龚彬向陈铭枢宣传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签名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使陈铭枢改变了观点，表示少数服从多数，收回了组建政党的建议，同意组织政治团体并参与广泛的抗日反蒋阵线。经反复磋商，最后决定：组建一个以19路军干部为主体并包括其他方面抗日人士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
1935年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香港正式成立，推李济深为主席，由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章达等人组成一个人数不多的中央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大同盟设立秘书、组织和宣传三处，梅龚彬任宣传处处长。大同盟以后又吸收了许多爱国进步青年，如陈辛人、方少逸、张克明等。
大同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个重要的政治团体，与国民党内各方面的爱国民主力量有密切的联系。大同盟成立后，做了很多工作：支持广州中山大学师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协助中国人民救国会建立华南区总部，支持配合救国会的各项活动等。陈铭枢出国后，梅龚彬接替他负责大同盟的宣传工作。他通过各种方式用大同盟的语气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大同盟创办不定期刊物《民族阵线》，由梅龚彬主管。该刊宣传抗日并带有理论性，在中山大学师生中颇受欢迎。随着大同盟的发展，李、陈、蒋、蔡的政治热情越来越高，因为他们看到，大同盟的基干队伍与闽变时相比，确有天壤之别。
1935年底，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传到香港，同时，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主持的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也从上海传来。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已四年多，现在又把魔掌伸向华北。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求从“倒蒋抗日”转变到“逼蒋抗日”。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有许多同志一时转不过弯来，需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梅龚彬和中共党员金明就组织大同盟的青年同志学习《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列宁著作。梅龚彬亲自给青年同志讲课，帮助他们从理论上认识对待蒋介石的策略转变问题，并通过提高年轻人的思想认识，去帮助做老先生的思想工作。由于理论联系实际，学习很有成效。
1936年上半年，粤桂两系军阀和蒋介石的矛盾激化，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围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香港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展开了两种观点的争论。梅龚彬和救国会的一些党员同志主张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推动华南实力派逼蒋抗日，且又不能对地方军阀性的实力派寄予过高的希望。有一些人则主张倒蒋。梅龚彬坚持自己的观点，方少逸去广西时，梅交代他，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抗日宣传上，造成逼蒋抗日的声势。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对事变的处理使大同盟内的一些领导人深受教育，理解了新形势下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逼蒋抗日问题上，大同盟内认识趋于一致。之后，梅龚彬到上海，与吴开先进行了多次接触，最后介绍吴开先和潘公展以请吃饭的方式同潘汉年见了面。席间，潘汉年向吴开先和潘公展讲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7年春，有人从陕北来香港，带来了中共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致李济深先生的信，李看后深受感动。这时，陈铭枢从欧洲回来，他也表示拥护联合一切爱国力量逼蒋抗日的方针。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处处响起慷慨激昂的抗战呼声。为了解蒋介石是否真心抗战，国共第二次合作能否实现，应李济深、陈铭枢要求，当月中旬，梅龚彬到南京会见了国民政府秘书长张群，张群向梅表示政府已下决心抗战到底。梅龚彬看到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抗战确已成为定局，认为可以放手大干了，就立即赶回上海。
坚持抗战不遗余力
抗战初期，梅龚彬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名义和李济深、陈铭枢代表的身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上海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波。梅龚彬与救国会的同志和朋友们并肩战斗，又与国民党要员吴开先、陶百川等经常联系。他参与发起和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在“八·一三”事件爆发后，为支援前线、慰劳军队、抢救伤员和安置难民做了大量工作。
1937年9月中旬，梅龚彬为寻求效力抗战的机会再去南京。不久，陈立夫主管的军事委员会第六部聘他为设计委员。这时李济深和陈铭枢已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陈铭枢进入南京政府后，认为国民党既已转为抗日，大同盟的历史使命就结束了，就决定解散大同盟。梅龚彬极力反对，认为大同盟当时已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组织的爱国进步力量，它的解散对国共合作全民抗战是不利的。他一再劝阻，可惜未能说服陈铭枢，大同盟终于解散了。梅龚彬一直为自己未能阻止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而深感痛心，他后来回忆说：“如果我能事先预料到这一点，将工作做在前头，大同盟是不会解散的。……我为自己的失误而深感内疚。”
1938年春，军事委员会第六部撤销，梅龚彬转到国民政府教育部任特约编辑。8月，他到第三战区前线慰问抗日将士，9月下旬到达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总部，在叶挺挽留下住了半个月，随即又去江西进贤探望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
梅龚彬经衡阳回重庆时，正值南岳会议闭幕，他见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南岳会议决定成立战地党政委员会，由蒋介石兼任主任委员，李济深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委员。叶剑英指示梅龚彬立即去桂林，动员李济深，不要犹豫，尽快就任。梅龚彬旋赶往桂林。一番长谈之后，李济深决定任职，同时他希望梅龚彬也去战地党政委员会。为支持李济深，也为抗战干些实事，1939年初，梅龚彬离开教育部，进入战地党政委员会任设计委员会委员，在李济深身边工作。当时武汉已失守，国民党政府对抗战日趋消极，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渐露端倪。梅龚彬全力支持李济深顶住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力，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
战地党政委员会的总部设在重庆，各战区都设有分会。总部的重要职务，如秘书长和各组负责人，都被安插上蒋介石的亲信。凡是通过李济深关系进来的人，统统安排为设计委员会委员，任务是审议。但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控制下，审议无非是“坐而论道”式的空谈。为做些实际工作，梅龚彬主动负责编辑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内部刊物《战地通讯》。由于《战地通讯》只是个公报性刊物，且不公开发行，故对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用不大，梅龚彬就把统战工作的重点放到社会上去，加强同重庆民主人士的联系，把他们团结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周围。这期间，他结识了李任仁、陈此生、杨东莼、林崇墉、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李章达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
在战地党政委员会的一年多时间里，梅龚彬感到窒息：在机关内受到顽固分子的监视，走出机关又受到特务的盯梢。然而他想，越是憋气，就越要沉得住气，只要李济深不离开党政委员会，自己就必须坚守岗位。1940年7月，国民党军队韩德勤部在苏北寻衅闹摩擦，战地党政委员会苏北分会要求重庆总部派员处理。梅龚彬争取到这个机会，欲以视察苏北战地特派员的名义去执行“视察”和“调解”任务之机，投奔新四军随叶挺抗日。为去苏北前线，他到香港找到潘汉年，请他设法通过上海中共组织为他找一个交通方式，送他去苏北。鉴于苏北战事激烈，新四军驻地无法通行，潘汉年要梅龚彬在上海租界等候一段时间。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叶挺被捕，新四军番号被蒋介石下令取消。此时，去苏北已不可能，潘汉年指示梅龚彬去香港暂住。
3月初，梅龚彬从上海抵达香港。当时，许多原在重庆和桂林的抗日民主分子由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不满，也纷纷来到香港。香港不仅是通向大后方的中转站，也是爱国民主人士集中的地方。梅龚彬首先去拜访了沈钧儒老先生。沈钧儒劝他别去大后方，留在香港和救国会的朋友们一起搞抗日文化宣传工作。不久，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到香港主持统战工作的廖承志也同意梅龚彬留港，他指示梅龚彬与在港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李章达等人加强联系，促进国民党内进步力量的团结。梅龚彬服从安排，安心地在香港从事文化工作和统战工作。
这年夏天，廖承志召集梅龚彬和李章达，商议建立以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梅、李二人接受了廖承志布置的具体任务：先在香港同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商量，在充分交换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纲领，然后带上纲领草案分别去韶关和桂林征求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陈劭先等人的意见，动员李济深挑头发起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
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梅龚彬全力投入起草国民党民主派纲领的工作。经反复磋商，集思广益，他和李章达拟就纲领草案，其中心思想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摩擦和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经廖承志审阅批准。10月，梅龚彬和李章达赴韶关征求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蒋光鼐的意见。蒋对纲领草案也表示完全赞成，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政治上比大同盟更有影响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随即，梅龚彬又去桂林征求李济深等人的意见，抵达桂林时已是11月。李济深当时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他对纲领草案未提什么意见，表示愿意在适当时候带头发起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不过，他认为眼下条件尚不成熟，还需要暗中串联国民党民主分子酝酿此事。按照李济深的要求，梅龚彬还同蔡廷锴、陈劭先、李任仁等交换了意见。这期间，梅龚彬在廖承志、潘汉年领导下认真执行南方局指示，为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2年3月，梅龚彬与李章达一起赶到韶关，将活动情况向廖承志作了详细汇报。当梅龚彬返回粤北坪石等待中共组织对下一步工作的指示时，传来廖承志被捕的消息，梅龚彬由此失去了同中共组织的联系，因此，当1943年李济深等人着手筹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时，李章达参加了，而梅龚彬却未能参加。虽然他认为，从这项工作的连续性和对情况的了解来说，自己继续做这项工作是合适的。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切行动都得听从组织的指挥，在尚未同组织取得联系的时候，纪律是不允许他擅自行动的。
在广州 掀起石牌风暴
梅龚彬从1942年1月起，受聘在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系任教授，主要教授经济政策和西洋经济史两门课程。在任教期间，组织关系的问题一直萦系在他的心头。廖承志被捕后，他日夜盼望新的联系人前来和他接头，可是一直未见有人来粤北找他。他想，组织上暂时不派人来，就是要他在中山大学扎下根，坚守岗位。因此，在校教好书，广交朋友，就是他的任务。当时校内国民党、三青团的活动很猖獗，梅龚彬团结那些倾向进步、学识渊博的教授，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尽力搞好教学，以正压邪，使得不学无术的反动教授相形见绌。进步教授在学生中有威望，受欢迎，反动分子便无法排挤他们。在中大，梅龚彬还经常举办讲座和召开座谈会，分析和议论时局，解答大学生对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局最关心问题，帮助他们消除恐惧心理，鼓励他们抓紧时间刻苦学习。
中山大学的学生大都来自沦陷区，梅龚彬对他们倍加关怀和爱护。学生们不仅爱听梅龚彬讲课，而且常常来他家研讨学术问题和议论国际国内时局，往往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家的经济虽不宽裕，可餐桌总是向学生开放，到了开饭时间总有两三位留下来用餐。川流不息的学生使梅龚彬的居舍充满了生气。1944年下半年，梅龚彬担任经济系主任。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疯狂进攻粤汉线，中山大学面临疏散问题，因此，梅上任后第一件工作就是安定经济系师生的情绪并组织有条不紊的疏散。年底，他随西路疏散师生去粤北连县，后任中山大学法学院连县分院主任。
抗战胜利后，举国欢庆。这时，中山大学迁回广州石牌，梅龚彬亦随之抵穗。1946年初，他任法学院代理院长，兼经济系主任。是年夏，由学校提名，经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批准并颁发两年期的聘书，他成为中山大学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之一。
为支持学生的反美、反蒋斗争，保护中大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师生，梅龚彬借职务之便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如他曾以中山大学法学院负责人的身份和湖北同乡的关系，趁春节带妻儿拜年之机，到新任广州警备司令阙汉骞家中做工作，希望阙能施加影响，避免广州的军警与举行反内战游行示威的大、中学校学生发生冲突。谈话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工作比较顺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在中山大学很有声势，法学院尤为活跃。对此，国民党反动派惊惶失措，加紧策划监视和镇压进步师生。1947年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头子高信威胁梅交出法学院领导权、解聘进步教授，遭到梅的拒绝。当高说到中大法学院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必须取缔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时，梅龚彬理直气壮地说，学校里根本没有发生什么该限制和该取缔的事情，学生们反内战、反对通货膨胀的要求无可指责。梅软硬不吃的做法使高气急败坏。
同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制造了镇压学生运动的“五·二○”血案。5月30日，中大学生再次游行以声援南京学生的斗争。浩浩荡荡的队伍从石牌步行到广州市区。国民党反动派对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万分惧怕。31日凌晨，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军警闯入石牌大肆搜捕。高信将梅龚彬列在黑名单的首位，以“煽动学潮、图谋不轨”的罪名，将他与妻子逮捕。愤怒的中大师生团结一致拼力保护，包围了中山大学三青团部，要求特务们释放临时拘押在那里的梅龚彬夫妇。在中大师生的强烈要求下，校方不得不出面交涉。梅的妻子在先获释放后，立即将梅受迫害的情况告知蒋光鼐。6月1日，蒋用张发奎的专用轿车将梅接出石牌，送到广州沙面的台湾银行隐藏起来。当时张发奎和蒋光鼐分别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的正、副主任。张发奎是梅北伐时期的老上级，他劝梅龚彬去上海从事与政治无关的工作，并表示愿意帮忙。梅龚彬决定离开广州，但他没有去上海，而是于7月初去了香港寻找中共组织。6月，校方宣布解聘梅龚彬、钟敬文等6位知名进步教授，在师生中激起公愤。中大师生在校园内孙中山铜像前举行了抗议集会，法学院法律系的学生还焚烧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一个为国民党特务带路到梅家搜捕的走狗遭到法学院学生的痛打。
筹建民革 迎接新中国
在香港，梅龚彬同阔别6年的潘汉年联系上并请求分配工作。潘说，即便中山大学不解聘梅，他也会召梅来香港的。潘汉年指派梅龚彬帮助推动李济深等人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对梅龚彬的到来非常高兴，他正需要长期与他共患难而又彼此相知的人做他的助手，以筹划国民党各民主派组织（民联、民促）的联合工作。
梅龚彬经澳门时，受到老朋友柯麟兄弟的热情接待，并通过他们结识了新朋友马万祺。马万祺是澳门工商界的知名人士，思想很开明，有进步政治倾向，在港澳颇有影响。梅龚彬很快就同他成莫逆之交。此后，两个人经常交谈有关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党的统战政策，马万祺也多次资助梅的革命活动。
1947年10月，在毛泽东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下，民革筹建工作加快了进度，梅龚彬被推为起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等重要文件的执笔人。在起草过程中，梅龚彬考虑到，统战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凭想当然办事，因此《宣言》不能完全按自己的观点写，必须考虑到李济深等人的认识水平和接受程度。在《宣言》草稿拟就后，他送往各处征求意见。据说，当时正在美国考察的冯玉祥对《宣言》草稿颇为欣赏，曾赞曰：“有诸葛武侯文风。”而梅龚彬对《宣言》内容却不十分满意，认为有些提法已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但民革成立在即，时间不允许慢慢讨论，有些问题只有留待以后解决（这些提法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上得到了解决）。潘汉年和连贯两人审阅后，也都同意求同存异的做法。
为了提高民革组织对国民党内其他民主力量的号召力，大家一致要求恳请宋庆龄担任民革的名誉主席。梅龚彬积极支持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李章达、陈其瑗6人联名写的《上孙夫人书》。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宣布成立，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党民主派力量大联合的组织。大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梅龚彬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代理李章达的主任秘书工作。
1948年5月，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梅龚彬主持起草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于6月25日发表，还帮助李济深、何香凝等人草拟了响应“五一”号召的联名电稿。
1948年，梅龚彬在香港除了做民革的日常工作外，还担任了香港达德学院的教授和《文汇报》香港版的社论执笔人之一。
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根据中共组织的指示，梅龚彬于1948年底陪同李济深去东北解放区。1949年1月7日，他们抵达大连，踏上了解放区的土地。10日，他们到达沈阳。22日，李济深、梅龚彬等55人联名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共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
30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5日，李济深和梅龚彬与其他集中在沈阳的民主人士全部到达北平。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安排下，梅龚彬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做一些事务性的准备及联系民主人士的工作。同时，作为民革中央代理秘书长，他还着手把民革中央机关从香港迁来北平，并有重点地进行民革地方组织的整建工作。
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来到北平，会见了梅龚彬。李维汉对梅龚彬今后的组织关系明确指示说：“从现在起，你的组织关系转来中央统战部，作为中央统战部派往民主党派工作的一个不公开的共产党员。”
5月，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成立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梅龚彬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青联执行委员。
9月21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隆重开幕。梅龚彬作为民革代表出席会议，亲聆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洪亮声音，他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回顾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即将诞生的30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他和全体与会代表一样，对伟大祖国的光辉前程充满信心。会后，梅龚彬被任命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后来，政协全国委员会建立秘书处，他协助秘书长徐冰分管秘书处，处理日常工作并联系各工作组。
10月1日，梅龚彬参加了开国大典。当亲眼看到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升起五星红旗时，他万分激动，又一次禁不住热泪盈眶。就在这一天，他被任命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
为统战事业鞠躬尽瘁
对于民革工作，梅龚彬有着高度的责任感。他为了民革的建设和发展，为民革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开拓民革工作的局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1949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梅龚彬当选为中央常委并兼任秘书长。当时，民革中央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不少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和国民党军政界高层人士。作为秘书长，梅龚彬团结各方，协调关系，宽以待人，严于律己，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上下都感到心情舒畅，工作愉快。此后，他还担任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常委兼秘书长。
1950年6月，梅龚彬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此后，他历任第二、三届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梅龚彬作为湖北省选出的人大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1957年3月，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由刘少奇主席提名，梅龚彬被增补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此后，他历任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梅龚彬长期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不仅有良好的理论修养，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待人真诚，推心置腹，遇到不同意见，既能坚持原则不随声唱和，又能做到耐心说理不强加于人。正如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陈叔通所说的那样：“不厌周旋融众见，所持坚定任谁嗔”，因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都愿意同他交朋友。
梅龚彬长期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看到党外人士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所取得的进步，了解他们对共产党的深厚感情以及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因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他依然谨慎从事，尽量避免过火行为。即便对那些戴上右派帽子的人，也一如既往地同他们交朋友。
梅龚彬体察下情，平易近人；不摆资格，埋头苦干；不讲排场，勤俭办事。政协机关和民革机关的同志们都说他是一位好领导。
梅龚彬关心青年同志的成长和对年轻干部的培养。既严格要求，又放手让他们干，他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好师长。
除了政协和民革工作，梅龚彬也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如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要求接待外国友人。
正当梅龚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勤奋工作的时候，“十年动乱”开始了，梅龚彬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在长达8年的隔离审查期间受尽折磨。他在东京受难时留下的肺部后遗症，因再受摧残致使发展为不治之症。在病榻上，他作《南冠愤》诗一首，对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罪行进行了愤怒控诉。1975年8月1日凌晨，梅龚彬含冤病逝于江西宜春，终年74岁。
拨乱反正后，梅龚彬的沉冤得到昭雪。1980年1月18日，党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宋任穷、季方、王首道、胡子昂、李维汉、王昆仑等参加了追悼会；叶剑英、邓小平、陈云、乌兰夫、邓颖超、彭真、廖承志、朱蕴山等送了花圈。刘宁一在追悼会上致悼词，悼词中说：“梅龚彬同志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下含冤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党员，老同志，是革命事业的损失。……我们要学习梅龚彬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生的革命精神。”
“梅花雨过尚留香，高洁自难忘”，这是梅龚彬的老友马万祺为纪念“梅龚彬先生这位博学资深，为中国革命事业、为国家、为人民贡献了毕生精力的人”所填词《风入松》的首句，让我们以此表达对老一辈革命家梅龚彬的深深敬意和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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