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陈尔欣 于 2013-3-7 17:45 编辑
朋友转来吴持生女士文章，针对黄慕兰老人自传中的经历表述，以及媒体的报道相当不满，甚至上纲上线到了“歪曲我党隐蔽斗争史”“肆意炒作”“破坏了任何党派都赞成的实事求是原则”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身泼脏水”等等高度，假如这些罪名真的都成立，若时光倒流年，等待黄慕兰老人的，无疑应该是第三次秦城监狱了。 1975年，黄慕兰从秦城监狱被释放，因中央有令不许留北京，她从监狱被直接送上火车，火车换火车再换汽车后，到达湖北东南角一个小矿区。瓢泼大雨中，我们在车站等着，一个皮包骨头、两眼凹陷的老太太，一个我们校长第二天在全校大会上宣布的：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封建残余、劳改释放犯……黄慕兰是我的祖母。
吴女士因为是吴德峰的女儿，文字中以“知情者”身份一段又一段否定着黄慕兰老人的人生历史，那么，请允许我，也以知情者的角度，仅针对吴女士文章中的内容，谈谈黄慕兰，我自己的奶奶。我强调仅仅针对文章中的内容而谈，是因为多年来，我们一个不成文的家规，是晚辈们“不在外面谈论自己的家庭……”。奶奶的自传出版9年多了，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家中任何人，从来没有接受媒体正式采访，也从来没有利用媒体炒作任何内容。迫使我必须写下这段文字的原因，是和吴女士同样的原则：“实事求是”；尤其吴女士谈到：“于史、于今，对国家、对人民都不是什么好事”，既然意义如此重大，我相信奶奶和家中长辈们看了，应该是不会怪罪的。
黄慕兰与吴德峰从未“共事多年”
吴女士的文章中写到：“我父母吴德峰戚元德长期从事我党地下秘密情报工作，曾任秘密交通局负责人，也是黄慕兰的领导，父母与她共事多年”。细心的读者“百度”一下吴德峰就能查到他的工作年表，其中：1928年1月至6月任中共江西省赣北特委书记；同年5月急调河南；5月至12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1928年1月前在赣西南，1927年12月前在湖北）
同一时期，1928年1月，奶奶的丈夫，时任江西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宛希俨调任赣南特委书记，奶奶因为刚刚生下孩子3天，无法同行。宛希俨上任后领导了赣南地区著名的农民武装，4个月后在战役中被捕并牺牲。宛希俨调去赣南以前，他们夫妇与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陈潭秋及夫人，从1927年下半年开始四人同住省委秘密机关，一家酱园店。奶奶就是从那里正式开始了地下工作——用米汤水将情报写在书中、怀着孩子，梳个巴巴头、在南昌城中穿梭……（根据《黄梅县志》记载：1927年7月28日，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派刘伯承、聂荣臻和江西省委常委宛希俨、黄道等开秘密联席会议，商讨有关武装起义问题。根据党的决定，陈潭秋、宛希俨等不公开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后，他们在南昌坚持地下工作。宛希俨写了《如何做艰苦细致的点滴工作》，规定了秘密工作的要求和开展地下斗争的条件，并阐述了保密纪律的重要性。第215页）
由此可见，奶奶黄慕兰和吴德峰同时在江西的时间是1928年1月-5月。无疑，他们有过工作见面，这期间或许吴德峰来向陈潭秋汇报工作，或者奶奶去吴德峰处传送情报。奶奶1月临盆，产后怎么都会有短期闭门休息，何况她产后身弱多病。因此，见面和交道可以想象不会太频繁。1928年底，奶奶奉命随饶漱石同去上海开展工人运动，那时，吴德峰仍在在河南，离开江西后，奶奶基本工作范围在上海，短期也曾在香港和广东。因此，所谓的“领导”关系，所谓的“共事多年”显然都不是实事求是的表述。
当然，奶奶和吴德峰夫妇肯定相识，否则不可能1955年到北京的时候住在吴家。吴德峰曾经对奶奶说：“我只能证明28年江西我知道的那个阶段，你负责联系的交通站都没有暴露也没有被破坏，其他我一概不知道，也不能证明”。这两句话对80年代奶奶平反的结果虽然没有任何帮助，但是却被奶奶和她的孩子们感激的记住了几十年。因为解放初期，是功臣们论资排辈，各种人排除异己的阶段，证明人难找；几年后，大家刚排好位置，文革又来了，证明人更没了，然而，从50年代开始，共产党要求地下工作者尤其是在白区多年的，必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找人证明自己的工作，包括没有叛变的证据。对于那些一直单线联系，行走于生死之间，冒险于监狱内外隐蔽中工作的人来说，几十年后一段一段自己寻找证据，艰难与痛苦都不是常人能够想象的。也正因为如此，吴德峰当年那段话对奶奶和我们家都极其珍贵。
从储藏室里到底听见了什么
吴女士的文章中，非常重要的是一段对话：1955年，当时高中一年级的她，躲在储藏室中，听见吴德峰义正言辞的将奶奶从20年代武汉到江西、30/40年代所有工作、生活中的丑闻、犯的错误如同真实的刚刚发生过一般，清晰的历历数来。不由令我产生了一大堆疑问：
1）这段话所有的内容都超出一个高中一年学生的理解范围，难道特地背诵了下来？
2）那么长一段对话，时隔58年以后复述出来条理清晰内容明确，难道当时一字一句写了下来？
3）难道不仅仅写了下来，还出于“好奇”这张纸经过历次政治斗争，特地珍藏了58年？
4）吴德峰经历过军队、地下党、中央要人的保卫等特殊工作，冷静、稳重、谨慎、理性肯定是超人的，对着一个女人砸杯子、大声吼骂……有这种可能吗？更何况，他当年身居要职，不愿见的人让秘书赶出去就是，何必滔滔长言，生气耗时？
因此，我对这段对话的存在是相当怀疑的。假设，我错了，那段对话是真的，那么也有不少疑问：
如果真是吴德峰所说，他明明知道当年宛希俨牺牲后组织决定暂时不告诉奶奶，怕产后体弱的她无法承受。何来“宛希俨同志被捕入狱，组织命你以家属名义去营救，你不去，你在干什么？！”的无情指责？
稍有党史知识的人都知道，1928年是国共分裂后的“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希望把共产党人赶尽杀绝，“宁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而共产党则必须保存自己的“星星之火”等待“燎原”时刻。宛希俨率领农民攻打万安县城而被捕，难道国民党会不知道他的共党身份？或者会因为家属出面而放他出狱？难道江西省委明知道会失去一位革命干部，再同时送另一位到敌人枪下？身为当时的江西省委领导之一，吴德峰明知党的决定，却对奶奶进行不顾事实的指责，为什么？
同时，何来“与贺昌感情破裂？”之说？根据什么？又何来“两个烈士遗孤你从来不管”之说？组织规定，奶奶只能以“姑姑”的身份去看望孩子，对于一个女人、一个母亲来说那是多么大的折磨，那一次次探望和分离令奶奶撕心裂肺，也曾经令孩子倍感疑惑并难以忘怀。很多年后，母子一起只要回忆那些往事都会泪流满面，吴德峰了解这个过程吗？他真的会如此不顾事实，不问良心的一通胡言吗？其实，这件事上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两位“烈士遗孤”本人，然而，强调“实事求是”的吴女士，却从未向他们本人求证，那么根据何在？捏造这种事实，完全不顾当时奶奶和孩子如果暴露都有生命危险的事实，不感同身受一个女革命者对理想和事业的奉献，58年以后，在母亲、儿子两代人流过血的心上再撒盐，人性何在？良心何在？目的又究竟何在呢？
一位朋友猜测说：“也许躲在储藏室里的人，听到的是吴德峰与另一位女人的对话？”尽管出于同样的理由，我还是怀疑那段对话的出处。但是，即使真的是针对另外一位女人，另一位长者，一位为了革命工作不得不以身体换情报的前辈老人，今天的我们，除了深表敬意更该鞠躬感激，没有千千万万他们当年的各种奉献，何来我们今天这个江山？当我们不再担心骨肉分散，不再面对被出卖、被杀害的生死危机，当我们无需颠沛流离就能有一个安逸生活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权利和资格，指责谩骂为了我们今天而付出了沉痛代价的前辈们？！
比捏造事实更恶劣的是诬蔑
也许吴女士永远也不会明白：100多年前，出生于中国乡绅人家、或者名门望族的女人，是怎么都不会将“妓女”两个字翻来覆去挂在嘴上说的，更不可能反复大喊自己当过妓女。那份教养、端庄和优雅，来自家族传承，在血里，灭不掉，装不出，学不像，改不了。见过奶奶照片的人都能感到她既有大家闺秀的端庄，还有知识女性的风度；见过她的人更无人不感叹她的优雅与大气。直到今天百多岁高龄，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医院，举手投足间，永远带着她那个年代那个家庭与众不同的印记。奶奶从小受过良好教育，家境优越，衣食无忧，她的两任革命丈夫，都是为理想而革命，并非为果腹而寻找依托。我的祖父更是出身名门，作为江南世家海宁陈阁老后人，祖父不会娶一个妓女，陈家世代殷实的家力，更不需要一位太太去卖身。鲁迅儿子周海婴先生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中曾经描述了一段他小时候跟着母亲许广平去我们家的印象，他的笔下，那是上海首富……说实话，奶奶跟着爷爷交往的全是社会贤达、名流豪绅，她要认识谁，难道还需要卖身？
不想逐条驳斥一切莫须有的谩骂，字眼太脏，也毫无意义。中国人都明白糟蹋女人名誉最大利剑就是说她乱性。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分辨谩骂和诬蔑奶奶的语言到底出自何人之口，什么目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显然捏造的事实相当恶劣，那些诬蔑毫无人性，那一盆盆脏水在今天泼向一个百多岁老人，一个将自己一生献给了革命的女人，不应该、不道德、不公平。
请别再制造新的伤害
吴女士的振振有词都来自“据我父母等老同志回忆”。老同志是些谁？什么时候说的？凭什么如此说？证据在哪里？就算有名有姓，有证据、白纸黑字，又如何证明那一定是真的呢？当年潘汉年，刘少文、包括我奶奶，千千万万个地下党员被抓、被判刑，哪一个不是看似都白纸黑字有证人、证据的结果？潘汉年入狱27年，至死含冤；关露受命于廖承志、潘汉年打入汪伪，潘嘱咐她：“别人骂你汉奸的时候千万不能否认”。抗战胜利后，这个不能为自己清白伸冤的女人，孤独一人，戴着“汉奸”、“无耻女人”的帽子，前后37年，直到她中风瘫痪，去世前半年才被平反。中共特科一科科长洪扬生，顾顺章叛变后被告先隐蔽起来，没想到联系人牺牲，解放后，他监狱20年，上诉20年，直到去世仅恢复了生活待遇和名誉，党籍党龄至终未被恢复，因为找不到足够证人…… 这种故事我们听见的难道还少？
50年代初，饶漱石明确否认了奶奶的党员身份，她55年4月进京，是希望二十年代北伐时期引导她走进革命，以及和她有过工作关系的人能够有所证明。在京一个多月，她知道了非但不会找到足够证明，并已明确将面临隔离审查（那时潘汉年已经进了秦城监狱）。于是，她坦然悄声回到上海家中，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小包裹，写好一封信给两个分别8、9岁的孩子，等了两周，那一天到了。6月初，奶奶被从上海关进了北京秦城监狱，孩子们被送到了不同人家抚养，那是第一个八年半的开始，文革中，奶奶再进秦城，又一个八年半，前后整整17年牢狱。
众所周知，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由于共产党隐蔽革命的特殊性，地下工作者基本都是单线联系，任何一个消息来源都可能是多渠道，多人介入，奶奶从未说过她是任何事件的唯一，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某人说“向忠发叛变”和“顾顺章叛变”某某是唯一的情报来源。自传中，奶奶只是平铺直叙的讲了自己的一生，她从１７岁起在革命风口浪尖上的起伏，她的付出和努力，她的承受以及宽容。一些史实由于年代久远而模糊，出错都是可能的，然而，全盘否定却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是一个善意良心的衡判，对一位百岁老人的尊严和名誉诋毁，更不是有道德良知的人所能接受和容忍的。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９年前第一次出版奶奶自传时，关于史实的真实性，中央党史办有过明确而且肯定的批文，毕竟全书横跨７０多年，涵盖诸多党史重要人物和事件，奶奶本人、出版社、编审人员、党史办等等一切相关机构人员又何尝不明白需要对历史、对后人负责？！
该停笔了，抱歉我让阅读这篇文章的读者产生了疲劳感，关于“顾顺章叛变”等等，我小时候，也有过耳闻某位中央领导长辈关于这个事件说法的一段记忆，以后有机会我会将它成文。我不是躲在某处，而是坐在小板凳上，我的表哥特地用录音机录下了那段谈话，原本为其他原因，却不想为这个争议诸多的事件多了一份意外说明。那将是后话了！ | 
发表于 2013-3-7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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