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韩非不口吃

　　一

　　我喜欢作点无聊的假设，比如说，假如韩非不是口吃，他跟秦始皇的沟通是不是会好一点。
　　结论大概是不吧。我猜，就算不口吃，他大概话仍说不利索。
　　《难言》开篇就说，跟领导说话很难啊。你说话像文学创作一样洋洋洒洒，他认为你华而不实；你说话像做论文一样严谨扎实，他没耐心听；你广泛举证，他认为你没有重点；你直击主题，他认为你缺乏论证；谈具体问题挖人隐私，他认为你不厚道；高屋建瓴上升到哲学高度，他认为你不实际；从身边小事说起层层推进，他认为你没见识；不说得罪人的话，他觉得你拍马屁；说了得罪人的话，他觉得你不懂事；口才太好，他觉得你不靠谱；口才太差，他觉得你乡巴佬；广泛引用脚注密密麻麻，他觉得你掉书袋……所以我觉得跟领导说话真难，让人忧虑深重啊。
　　《说难》篇里，除了再度强调这些难处之外，更进一步总结“难言”的原因。跟领导进言到底为什么难呢？第一不难在认识水平，第二不难在条理清楚，第三不难在表达透彻，难就难在，不知道领导心里怎么想啊。领导爱名声，你跟他谈收益，他觉得你庸俗；领导重收益，你跟他谈名声，他觉得你迂腐；最坏的情况是领导表面上爱名声其实重收益：你谈名声，那他把你供起来但是不使用，你谈收益，他用你的主张但会把你赶走。

　　分析得是很到位。但，游说这么件最讲究临场发挥的事，你顾虑这么多，还说个什么劲呢？
　　进言如出拳。一招出去，用降龙十八掌或者千蛛万毒手，可能效果都挺好，但不知道出降龙还是下毒手，那就坏了。
　　我甚至会恶毒的推想，韩非到底是因为口吃而犹豫，还是因为犹豫才口吃。
　　韩非说话不利索而走笔滔滔，很可以拿心理学上的“补偿反应”来解释，这个已经有很多学者讨论过。我觉得还可以说得更具体一点，只要不谈进言的问题，韩非行文就格外专断决绝，不容声辩。

　　二

　　先秦这个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最有名的七子里面，按年代排，韩非是殿军。韩非看前面六位都不太顺眼；相应的，在怎么跟领导人谈心的问题上，韩非这副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小媳妇相，在那六位那里，大概也很难引起共鸣。
　　《老子》这书，像是自说自话。一个老爷子面无表情的在念叨，语音语调从头到尾没有抑扬顿挫，爱听不听，不听拉倒。
　　孔子是低调的，主张跟领导说话要客气，但原则问题不让步。他认为国家领导人听不进不同意见就该亡国，跟你说不通我就自己辞职走人。并且，看《论语》的记录，孔子评价起国君或官员们来，态度常常也并不像他主张的那样谦恭。
　　墨子很自恋，觉得就他最牛。即使全世界都在反驳他，在他看来也不过是集中天下的鸡蛋砸石头。《墨子》书里记录的他和别人的辩论，都透着这股子气势，和国君说话，也不例外。
　　孟子也嚣张。“道高于君”是他的基本立场，“说大人，则藐之，毋视其巍巍然也”是他的基本态度，“帝王师”是他的基本定位。所以人家问他，咱们大王对您很客气，您对他就不能尊敬点吗？他的回答竟是：“我经常把尧舜之道讲给他听，不就是对他最大的尊敬吗？”
　　庄子更不必说。庄子稀罕跟国家领导人说话吗？既然如此，那领导他不爱听，我当回事吗？
　　韩非的老师荀子，讲究“尊王”，倒也是特别强调要突出领导权威的。但他一张嘴仍然会说，你们这些国君拿齐桓公、晋文公当奋斗目标，但我们孔门弟子，就是个半票都不用买的小孩子，都觉得谈这个丢人。
　　总之，“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这个韩非看来最大的难题，在这六位心目当中，根本就不存在。
　　道理也很简单。这老六位再是各有各的毛病，起码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怀揣理想，拿自己当人，希望按照自己的主张来塑造国君。自居奴才，为讨主子欢心而变着花样说话，他们不但做不出，甚至根本想不到。

　　三

　　有意思的是，那些一心干禄，比韩非还要以国君的是非为是非的纵横家和法家实践派，也没把游说看得这么难。
　　苏秦、张仪不必说了，各国国君一路忽悠过来，一点都不怯。
　　商鞅游说秦孝公，体现的是不屈不挠不要脸的精神。帝道不行换王道，王道不行换霸道，霸道还不够劲再换强国之道，要什么菜色您随便点，总之，伺候到您满意为止。
　　范雎见秦昭襄王，更是摆明了玩命。当时太后和昭王的舅舅穰侯专权，范雎就跑到王宫里大叫：“秦国有国王吗？秦国只有太后和穰侯而已。”靠这个引起秦王的注意和自己充分表达的机会。这正是韩非说的“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因此把昭王激怒直接被宰了的可能，一点不比成功的可能小，但人范雎豁出去了。
　　韩非的同门李斯，胆色也一样可观。《谏逐客书》开门见山，“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批评新国策不对，一点没绕弯子。这篇的行文，也正是韩非说的“顺比滑泽，洋洋纚纚”，尤其是后半篇，“华而不实”的嫌疑着实不小。但人家也成功了。
　　——其实，《难言》里所说的那些情况，全都可以反过来理解：你没重点，可能被认为举证广泛；你缺论证，可能被认为直击主题；你说话得罪人，可能被认为忠诚无忌；你避重就轻，可能被认为“得大臣体”……就看你敢不敢赌一把了。

　　韩非和这帮子人的巨大差异，也许可以从出身上来解释。
　　苏秦在家乡遭鄙视，父母兄嫂统统瞧他不起；张仪在楚国被诬陷为盗贼而遭毒打，又在苏秦那里受了一肚子气；商鞅在魏国被压抑了好多年；范雎因为被误认为卖国而被丢进了粪坑，九死一生才逃到了秦国；李斯也不过是个三线城市的平头百姓……
　　他们都是没有退路的人，是有聪明智慧的亡命之徒。为了成功，可以不惜一切。践踏道德底线，伤害亲朋好友，甚至把自己押进去当赌注，他们都干得出。
　　反正，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败了，也就是一条命而已。
　　韩非不行，他是“韩之诸公子”。韩国是一个不强大，但还算是大国的国家；“诸公子”的意思，是一个不算高贵，但还说得过去的贵族。
　　文章被秦始皇看中之前，韩非在韩国再不得意，但日子肯定还过得下去。“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焉，所以韩非办事比上述诸位犹豫得多。章太炎骂老子，有句名言叫“怯懦者多阴谋”，拿到韩非身上更合适。没行动力，各种阴谋诡计只能一遍遍过脑子，所以韩非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有水平，李斯甘拜下风，始皇帝也激赏；但真的耍流氓，韩非在秦始皇面前和李斯、姚贾交锋，三招两式就败了，皇帝也不再把他当回事。

　　四

　　太史公为韩非立传，没写几句话，倒全文引录《说难》。他对这篇文章有同感。
　　那是汉武帝的时代了。
　　天下一统，别黑白定于一尊。再像诸子那样在皇帝面前高谈阔论，皇帝受不了，别人也拿你当神经病；一心想升官发财的，也知道靠豁出去发惊人之论引起人主的注意，机会不是没有，但已经越来越小，更好的选择，还是顺着领导人的既定方针，拿点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出来。
　　这种差别，先看看《战国策》，再看看贾谊、晁错、主父偃们的政论文，立刻就可以感受得到。
　　揣摩人主的心意，是一项必须要做的艰巨工作。在战国，韩非这样细腻深刻的软骨头才会对此感受强烈；在煌煌大汉，却连司马迁这样嵚崎磊落的奇男子也觉得不容回避。时代的沉降，真是使人低徊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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