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论古人的武则天地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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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林

武则天以女性身份，先后以皇后、皇太后和女皇帝的名义，参与政治，统治中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成为我国历史上的特殊现象。在她生前和身后，由于政治形势、政治派别、封建秩序、正统观念和传统意识等因素的作用，古人对她的地位表示了一些看法。考察这些看法，不仅能够了解当时的世道人心，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历史的进展过程。




一




永徽六年（６５５），唐高宗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皇后。高宗称天皇，她称天后。高宗长期患病，委托她处理朝政，甚至一度想传位于她。他们当时被称为“二圣”。弘道元年（６８３）十二月，高宗去世。他们的儿子中宗继位，武则天被尊为皇太后，开始临朝称制。中宗当了两个月的皇帝，被武则天找借口废掉，封为庐陵王，迁于房州。武则天的小儿子睿宗继立，但居于别殿，武则天仍然临朝称制。这期间，武则天自称“朕”，加尊号为“圣母神皇”，群臣称她为“陛下。”天授元年（６９０）九月九日，她将唐国号改为周，自己当上大周皇帝，尊号为“圣神皇帝”，降睿宗为皇嗣。为了避免女性身份对称帝投下的阴影，佛教徒配合着大造舆论，说武则天前世是男身菩萨弥勒，从佛授记，将继承释迦牟尼而成为未来佛。同时，他们伪撰了一部《大云经》，此书虽已失传，但它所依据的前代译本《大方等无想大云经》，仍为我们了解这一情况提供了线索。该书卷４和卷６说：净光天女本是男身菩萨，“为众生故，现受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阎浮提中所有国土，悉来奉承，无违拒者。”接着印度僧人菩提流志又在华译出《宝雨经》，成为该书的第三个译本。此书卷１说：佛对东方日月光天子说：你在中国，“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武则天的困境终于被解除。九是阳数，于是她便选择九月九日重阳节登基，体现了自己的前男性身份，龙飞九五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了。她为自己取名“曌”，是新创的字，寓意日月当空照，表明自己合日月阴阳为一体。“日月光天子”一说，殆与此有关。这样，神权为皇权抹上了一层神秘的油彩。她在《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中，就径直宣称自己当皇帝有来历，说：“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记。金仙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扆披祥，《宝雨》之文后及。”［①］于是她在当皇帝的１５年中，相继上尊号为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金轮圣神皇帝。金轮、慈氏，都是佛家语。慈氏是弥勒的意译。佛教认为菩萨成为转轮圣王后，乘坐的车子有金银铜铁四种质地，分别称为金轮圣王和银、铜、铁轮圣王。金轮圣王统治四天下，其余圣王依次递减为三、二、一天下。武则天的尊号体现了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两个权威的合璧。但尊号说是“越古”、“天册”，则与佛教精神相违。佛教认为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这六道众生，处在迁流不息的轮回之中，受着种种痛苦的煎熬，因而号为六凡；而佛、菩萨、缘觉、声闻是四圣，已获得不同程度的觉悟和解脱，永远脱离了六道轮回。六凡如果修持佛教，功德圆满时，即可脱离轮回，超凡入圣。因此，天比菩萨地位低，根本无资格去册封菩萨皇帝。四圣解脱后，便超越时空，常乐我净，也不存在什么“越古”问题。


神龙元年（７０５）初，武则天病重，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诛杀武则天的亲信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武则天被迫传帝位于中宗，国号恢复为唐。中宗为她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当年十一月，武则天去世，遗制说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


在武则天参与政治和统治中国的５０年中，时人对她的地位表示出三种态度。一是坚决反对。上元三年（６７６），高宗“欲逊位，令天后摄国事”。郝处俊说：“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②］在大臣们的反对下，高宗放弃了传位的念头。这时，人们都认为武则天的地位是皇后，不应参与国事。这是国事、家事在公私场合的冲突中必然导致的合乎封建秩序的后果。嗣圣元年（６８４），武则天废中宗立睿宗，临朝称制，政出于己。徐敬业在扬州起兵，以拥戴中宗复辟为号召，把武则天临朝视为伪政权，檄文称她为“伪临朝武氏”，表示“志安社稷”，“誓清妖孽”，［③］十来天就拥有十多万军队。裴炎在朝，曾想乘武则天出游时，“以兵执之，还政天子。”扬州起兵后，他又建议武则天归政中宗。其侄裴胄先认为武则天是“唐家妇”，应“复子明辟。”［④］这表明绝大多数臣民都认为武则天这时的地位是皇太后，而李氏朝廷理应由李姓皇帝行施统治权。这种看法是传统的礼法观念和封建秩序的反映。男女、夫妻、父子、君臣，各有自己的名分，不可逾越，这构成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体系。武则天破了这个规矩，成为反常的现象，难免要受到指责。郝处俊就说：“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⑤］当新丰县因地壳变动而踊出一山时，有人上疏武则天，说：“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⑥］


二是坚决拥护。这是诸武集团和一批政治投机者所持的态度。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讽则天革命，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另一侄儿武三思“盛赞其计。”［⑦］他们都觊觎着改朝换代后自己被立为太子。武则天的外甥宗秦客，因“劝太后革命”，［⑧］被提拔为内史。另外，侍御史傅游艺上表，请改唐国号为周，赐睿宗姓武，武则天不许，但提拔他为给事中、宰相，使他一年内“历衣青、绿、朱紫”，［⑨］从九品官骤迁至三品。这引起连锁反应，凤阁舍人张嘉福让洛阳人王庆之率领轻薄恶少数百人诣阙上表，请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这些行为表明，在诸武集团和政治投机者的心目中，武则天是当然的皇帝。他们这样作，是为了寻找新靠山，以满足自己的利益。


三是暂时隐忍，见机而作。很多人反对武则天称帝和干预政治，但在当时的高压政治下，没有表示明朗的、过激的态度，而是意识到武则天不过是过渡性的权力象征，暂时承认现状，为恢复唐政权而巧妙地斗争，并在时机成熟时，将复唐的愿望付诸实施。武则天建周称帝，成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逆转的既成事实。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一些忠于李唐皇室的官员不得不隐埋自己的感情，承认这种现状。宰相狄仁杰被迫说：“大周革命，万物唯新。”［⑩］刑部官员徐有功在追述周朝代唐前夕那段时期的事情，竟说“往属唐朝季年。”［①①］如意元年（６９２），武则天在神都洛阳举办盛大的盂兰盆会，时人杨炯描绘当时的情景，称她为“圣神皇帝”，“天子之孝”，说“武尽美矣，周命惟新。”［①②］但武则天在现行制度和传统礼仪的制约下，不得不陷入无法解脱的尴尬境地中，她废掉两个亲生儿子的帝位后，曾反复考虑立侄儿武承嗣或武三思为皇太子，这涉及的不只是政权的姓氏归属，还有自己身后的祔庙、祭祀等问题。于是，一些大臣不断以血缘亲疏为内容，对她晓之以礼，动之以情。李昭德说：“岂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以亲亲言之，则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传之子孙，为万代计。况陛下承天皇顾托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①③］狄仁杰也常以母子恩情为言，终于说服她召还中宗，立为太子。这为张柬之逼迫武则天传位于中宗奠定了基础。因此，中唐时期吕温盛赞狄仁杰“乃建国本，代天张机，取日虞渊，洗光咸池”；“唐复为唐，繄公是赖。”［①④］




二




中宗时期，如何看待武则天的地位，曾一度出现混乱，接着便开始统一认识。



“天下思唐久矣”，［①⑤］中宗在这一情况下复位，但对于登极并不理直气壮。二张被杀后，他“犹监国告武氏庙”。侍御史崔浑说：“陛下复国，当正唐家位号，称天下心。奈何告武氏庙？请毁之，复唐宗庙。”［①⑥］中宗在即位诏文中声称：“则天大圣皇帝，亶聪成德，睿哲应期，用初九之英谟，开太一之宏略。”自己“复忝于明辟”，“俾承先绪。”［①⑦］这时候，几乎全国都沉浸在唐室中兴的喜悦之中，中宗诏令天下各州设置大唐中兴寺、观各一所。那些在武周时压抑着郁闷的大臣，开始公开抒发自己的感情。张说不便直斥武则天，只好骂所谓奸臣，说：“唐祚中微，周德更盛，历载十六，奸臣擅命。伯明氏有盗国之心，一阐提有害圣之迹。”中宗“克彼二凶”，“以复我万邦，返元后传国之玺，受光武登坛之玉。”［①⑧］然而称为中兴，便意味着中宗否定自己生母的行径。因此，谏官张景源上疏反对，说：“唐运自崇，周亲抚政，母子成业，周替唐兴，虽绍三代，而化侔一统，况承顾复，非谓中兴。夫言中兴者，中有阻闲，不承统历。既奉成周之业，实扬先圣之资，君亲临之，厚莫之重。”故请改“中兴”为“龙兴”，“庶望前后君亲，俱承正统，周唐宝历，共叶神聪。”［①⑨］这涉及孝道，以及周朝和武则天皇帝地位等问题。中宗欣然采纳，说武则天当时只是“从权御宇”，“唐周之号暂殊，神稷之作斯永。”因此，“中兴”提法不妥，不许再用，寺观则改名为“龙兴”。［②⑩］武则天的外甥宗楚客也指使人对中宗说：“陛下承母禅，周、唐一统”。“起则天为一世，圣朝为二世，后子孙相承九十八，其数正满百世。”［②①］中宗大喜。中宗还命武三思、魏元忠等人，按照为先朝皇帝修实录的旧例，修成《则天实录》２０卷。另外，武则天的去世，并没有使诸武势力受到削弱。唐臣如何对待诸武，在中宗的裁夺下，成为复杂的问题。张柬之政变没有杀掉武三思。政变组织者之一敬晖率领群臣上表，认为唐室中兴，武氏诸王应削其王爵，降为公，中宗勉强采纳。这都表明，中宗等人承认周朝是正统王朝，周唐的关系是和平交接的问题，武则天的地位是皇帝。


中宗所以持这种观点，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武则天建周称帝，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抹杀不掉。理智的作法是对这一现象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以避免左右遭致麻烦。其二，中宗素以仁孝著称，死后谥为孝和皇帝。孝道的内容包含着不违父母之志，为父母讳。对于自己的生母，他一向逆来顺受，不敢有半个不字，更谈不上彻底否定。他宣称：“则天大圣皇帝”，“在朕躬则为慈母，于士庶即是明君。”“今以圣上乖豫，高枕怡神，委政朕躬，纂承丕绪。”［②②］这样解释了武则天与自己的母子关系，也解释了周唐政权的嬗替关系，既符合孝道，又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责难。其三，中宗时诸武势力相当强大。张柬之政变时，期待中宗亲自杀掉武三思，但中宗和武三思打得火热，后来还将告发武三思的人处死，可证中宗是附丽于诸武势力之上的。这种关系不能不制约他的感情和观点。




三




武则天执政这一特殊现象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她的儿媳、孙女和女儿都在为自己参与政治而积极奋斗。中宗皇后韦氏效法武则天，“潜图帝位。”［②③］其党羽从而鼓吹说：武则天受命前，天下唱《妩媚娘》歌为谶，现在天下歌《桑条韦》，是“天意以为顺天皇后（韦氏）宜为国母。”［②④］中宗和韦后的女儿安乐公主请废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还振振有词地申明：“阿母子（宫中对武则天的称呼）尚为天子，我何嫌？”［②⑤］她们急于求成，意将中宗毒死。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几次参与宫廷政变，“权移人主，军国大政，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臣就第议其可否”。［②⑥］她们的行为，对李唐王室的利益构成威胁。睿宗子玄宗登基前，发动了两次政变，将她们依次剪除。玄宗无疑会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同时，他作为武则天的诸孙之一，对于自己祖母的感情，当然不会象中宗那样深，也不必象中宗那样受约束，在考虑国家利益和私人感情方面，完全可以撕掉温情脉脉的面纱，选择前者。


有了这种背景，就有必要某种程度地调整对武则天地位的看法。中宗时所修《则天实录》，受着诸武势力的控制，无疑会使玄宗不满意，于是玄宗责成重修。开元四年（７１６），刘知几、吴兢重新修成《则天实录》３０卷。同年，太常卿姜皎和礼官陈贞节又以封建礼仪为准则，上表正名分，说：太庙中武则天配高宗，题为“天皇圣帝武氏”，“若使帝号长存，恐非圣朝通典”，请除去圣帝字样，改题为“则天皇后武氏。”［②⑦］玄宗加以采纳。


玄宗这个转变，直接影响到后来人们的观点。中唐时，左拾遗、史馆修撰沈既济，针对吴兢撰《国史》中武则天时期的事情立为本纪，上疏进行批评，并对如何编修那段历史提出建议。他认为编史书的目的在于“正君臣”，“维家邦”。武则天“体自坤顺，位居乾极，以柔乘刚，天纪倒张，进以强有，退非德让。今史臣追书，当称之‘太后’，不宜曰‘上’。孝和虽迫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体元继代，本吾君也。史臣追书，宜称曰‘皇帝’，不宜曰‘庐陵王’。睿宗在景龙已前，天命未集，徒禀后制，假临大宝，于伦非次，于义无名。史臣书之宜曰‘相王’，未宜曰‘帝’。……今安得以周氏年历而列为《唐书》帝纪？……今请并《天后纪》合《孝和纪》，每于岁首，必书孝和所在以统之，书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云云。则纪称孝和，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礼不违常。”至于武则天个人的经历，可撰为《则天顺圣武后传》，“列于废后王庶人之下。”［②⑧］这一说法未被采纳。晚唐时，孙樵编次《孙氏西斋录》记述唐代史事，认为武周是伪朝，说：“条天后擅政之年下系中宗者何？紫色闰位，不可谓正。予惧后世牵以称临也。”［②⑨］可见民间这时已按照沈既济所提方案撰写史书。


唐后期，人们已经不再把武则天执政看作是如同前引中宗所说“从权御宇”，和开元年间姜皎等人所说的“亲承顾托，因摄大政，事乃从权，”［③⑩］而是看作僭逆、篡夺行为。穆宗去世前命太子监国，宦官想请郭太后临朝称制。郭太后是中兴名将郭子仪的后代，对此断然拒绝，说：“昔武后称制，几危社稷。我家世守忠义，非武氏之比也。太子虽少，但得贤宰相辅之，卿辈勿预朝政，何患国家不安！自古岂有女子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③①］盛唐诗人李白《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诗，称武则天为“娲皇”；［③②］《上云乐》诗还说：“中国有七圣”，［③③］指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七帝。但到唐末，宦官杨复光劝人们勿降黄巢，说：“奈何舍十八叶天子而臣贼乎？”［③④］十八叶天子指上述七圣中武则天以外的六帝，再加以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和当朝皇帝僖宗等１２位，武则天已被摈出皇帝之列。


然而唐朝官方对于人们如何看待武则天的地位，并未作强求一致的规定，人们在追述武周时期的事情时，有一定的灵活性。刘ｓù＠①《隋唐嘉话》卷下说：“武后初称周”，“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音直太常。”张鷟《朝野佥载》一书，凡涉及武周年号和当时人物，几乎都冠以“周”字，如“周如意年中以来”，“周则天内宴甚乐”，“周秋官侍郎周兴”，书中时而称“则天朝”，时而称“天后中”。沈既济《词科论》说：“初国家自显庆以来，高宗圣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参决大政，与天子并。……及永淳之后，太后君天下二十余年。”［③⑤］陆贽《请许召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说：“往者则天太后践祚临朝”，注意选拔人才，“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③⑥］孟棨《本事诗》时而称“天后朝”，时而称“则天朝。”这些灵活的说法显得很混乱，一方面认为武则天是周朝的皇帝，革命践祚，君临天下，武周是一个朝代；一方面又认为她是唐朝的后，临朝称制。这样，武则天合帝、后双重身份于一身，唐、周是一回事，是唐代的不同阶段。这种认识的出现，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与人们认识、对待这一现象所依据的正统观念、传统礼法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所致。




四




唐代以后，古人对于武则天地位的看法，体现在史书编纂和史事评论中。


五代后晋和北宋时，分别由刘煦和欧阳修、宋祁领衔，修成两部唐代正史，即《旧唐书》和《新唐书》。两书都为武则天立了本纪，都题为皇后而不称帝。两书所以要为她立纪，那是因为她是一位确确实实的统治者，她当政期间的国家大事无法回避。这一点黄永年师讲得很精辟：“本纪……是以皇帝的年号来纪年的编年史”，“本纪里按年按月记载的一般都是国家大事，讲到皇帝本身，也因为皇帝在封建社会里是中央政权的首脑，重大的措施要以皇帝的名义来发号施令。至于皇帝个人的品德、生活等实际上很少讲到。”［③⑦］那么唐人修《则天实录》和唐国史为武则天立《本纪》，也就不足为怪了。而武则天个人的经历又需要记载，沈既济已经建议过立为传，于是《新唐书》在《后妃传》中为她写了份《则天武皇后传》。《新唐书》的撰写贯彻了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和文省事增的原则，它为武则天立传，是为了纠正《旧唐书》的不足，绝不是自己违反省文原则而浪费笔墨。


《旧唐书》成于乱世，基本上是对唐代文献的删削、编次，对文字未作统一处理，因而保留了唐代国史的的提法。关于武则天，常常称为“则天”、“则天朝”，在裴炎、朱敬则等一大批人的传中都可看到这种情况。《新唐书》对文字作了统一加工，一律称为“武后”。两书对武则天称帝都持否定态度。《新唐书》卷１１５狄仁杰等传的赞语即说：“武后乘唐中衰，操杀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


北宋在《新唐书》之后，司马光又主持编定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其中《唐纪》初稿由范祖禹负责。《唐纪》１９—２３是武则天时期的史事，起自高宗逝世后武则天临朝称制，止于张柬之政变时中宗复位。这段时期内，保留“朕”和“陛下”的称谓，但在叙述时一律称为“太后”。而其他皇帝，本书则称为“上”或“帝”。后来，范祖禹又单独编了本《唐鉴》。此书卷４记载武周时期史事，一律不称周，不用武则天年号，而系诸实际上没再使用的中宗嗣圣年号之下，先说某年某月“帝在房州”或“帝在东宫”，再说“太后”某事。范祖禹批评了“武后实有天下，不得不列于《本纪》，不没其实，所以著其恶也”的观点，解释说：“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岂得而间之”，因而“系嗣圣之年，黜武氏之号，以为母后祸乱之戒。窃取《春秋》之义，虽获罪于君子，而不辞也。”姑且不说这种驼鸟政策如何可笑，单就这一作法来说，也不是什么新货色。如前所述，唐人已经建议和实践过。早于范祖禹的北宋人孙甫所著《唐史论断》卷上也说：“武后僭窃位号，唐史臣修《实录》撰《国史》，皆为立纪，名体大乱，史法大失矣”。因此，他主张把武则天时的史事记在中宗本纪中，“所以正帝统而黜僭号也。”北宋时编的《唐会要》、《册府元龟》，都依据了唐代文献，但帝王部分一概不收武则天，可见已成为定式，这样，把唐人曾肯定过的正朔，也作为伪历对待。


然而也有不作如是观者。北宋初年，释赞宁编纂《宋高僧传》，凡是唐代和武周的僧人，都冠以“唐”、“周”字样。如卷５有《周洛京佛授记寺法藏传》，称武则天为帝。僧史不是国家控制的正史，政治色彩不浓，可以不受正统观念的限制。


此后，不再出现记载唐周历史的书籍，《纲鉴》这类改编本除外。到了清代，人们从史事评论的角度发表了一些看法。王夫之《读通鉴论》卷２１题为《中宗，伪武周氏附于内》，也是前人的故伎重演。他评论武则天时，无法否定称帝事实，但说成“武氏以妇人而窃天下”，“而唐氏之臣曾改面奉之为君。”总之，依然是伪政权。赵翼《廿二史札记》卷１９《武后之忍》条称“唐武后”，则连伪政权都算不上，仍是唐家妇。四库馆臣评论《宋高僧传》一书，认为“武后时人皆系之周朝，殊乖史法。”［③⑧］近代学者陈垣从史书编纂原则出发，批评了馆臣此说，认为赞宁此书“最合史法”。武则天称帝“十五年中，事实上为周，史家岂得称之为唐。即如释明铨于天册万岁年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后人为易于识别，易大周为武周可也，若必改为《大唐刊定众经目录》，岂非谬甚。”［③⑨］陈先生这一说法极为通达。由此可见，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清朝，封建观念已完全僵化，人们只能重复前代的陈辞滥调，跳不出前人的窠臼。


考察古人眼中的武则天地位，目的当然也包括为现在的历史研究服务。武则天建周称帝，是我国历史上切切实实的事实。必须首先承认有武周这个朝代，才能研究和描述这段历史，判定这个时期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首先承认武则天是位皇帝，才能一并考察她当政期间的是非功过。然而现今很多文史读物，还没有完全摆脱历史上陈腐观念的影响，或则在描述武周时期的历史时，附于唐朝之中而不交代，这还可以理解，因为武周短促，不便专门介绍；或则仍称武则天为武后，否定了她应有的皇帝地位。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所导致的后果必然是不能客观地精确把握那段历史。


参考文献


①
②⑨
③⑤《全唐文》卷９７、７９５、４７６。


②
⑤《旧唐书》卷８４《郝处俊传》。


③《旧唐书》卷６７《李敬业传》。


④《新唐书》卷１１７《裴炎传》。


⑥
⑨
②④
③①
③④《资治通鉴》卷２０３、２０４、２０９、２４３、２５４。


⑦《旧唐书》卷１８３《武承嗣传》。


⑧
②①《新唐书》卷１０９《宗楚客传》。


⑩《旧唐书》卷８９《狄仁杰传》。


①①《旧唐书》卷８５《徐有功传》。


①②《杨炯集》卷１《盂兰盆赋》。


①③《旧唐书》卷８７《李昭德传》。


①④《全唐文》卷６２９《狄梁公立庐陵王传赞》。


①⑤《新唐书》卷１１７《吉顼传》。


①⑥《新唐书》卷１２０《张柬之传》。


①⑦《唐大诏令集》卷２。


①⑧《张燕公集》卷１４《唐陈州龙兴寺碑》。


①⑨《唐会要》卷４８《寺》。


②⑩
②②《全唐文》卷１７《答张景源请改中兴寺敕》、《答敬晖请削武氏王爵表敕》。


②③《旧唐书》卷９２《韦巨源传》。


②⑤《新唐书》卷１２２《魏元忠传》。


②⑥《旧唐书》卷１８３《太平公主传》。


②⑦
③⑩《唐会要》卷１５《庙议上》。


②⑧《全唐文》卷４７６《论则天不宜称本纪议》。


③②
③③《全唐诗》卷１７４、１６２。


③⑥《陆宣公集》卷２。


③⑦《〈旧唐书〉与〈新唐书〉》页３。


③⑧《四库全书总目》卷１４５。


③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页４６。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饣加束






（资料来源：《洛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

jian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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