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荒凉的时代 —— 回顾1966-1979年的阅读生活[连载]

数帆老人

1，那是个出版业繁荣昌盛的时代吗？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70年代阅读苏联小说的怀旧文章，开篇的引子形容那个年代是个“无书可读的蒙昧年代”，在写作过程中，这一说法遭到一些网友的质疑，有一位网友甚至持续数日顽强地刷屏，以让人注意他的观点：一，那个年代有书可读；二，那个年代并不蒙昧。后来还有一位非常年轻的网友私下联系我，给我看某网站的文章，那是一篇洋洋洒洒的70年代书目，证明那些年并非无书可读。


好几年过去了，前几天，又有一位网友在我博客上留言：“你对70年代的描述是不准确的，那是个出版业繁荣昌盛，人民精神生活富足的时代，蒙昧说是对事实的歪曲。”这个留言让我意识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裂痕的扩大，对那个年代的认知出现了重大分歧，一些高端人士对那个已经过去的年代有自己的观感，有些人士想带领大家穿越回去，部分未曾经历过的年轻人把那个时代想象得很美好。


那是个出版业繁荣昌盛的年代吗？那是个人民精神生活富足的时代吗？


据有关书目资料，1966-1976年公开出版的书籍，1966-1969年12977种，1970年不详，1971年4660种，1972年5061种，1973年5713种，1974年7605种，1975年8688种，1976年8039种，从数字看似乎是很繁荣，但为什么我的印象是无书可读，不仅如此，还有很多人都有同样的记忆，同样的苦闷和隐痛？


说那个时代无书可读当然是不准确的，比较准确的表述是那个时代有阅读价值的书籍非常稀缺，直接导致了人民精神生活的贫困，有人说那是个人民精神生活富足的时代，此说法我绝不认同。


到底那些年人们是怎么过来的？读过哪些书？受过哪些影响？我以前歪曲事实了吗？事关对那个时代的解读和评价，每个人的观点或许不同，但基本事实应该澄清。显然，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为答复网友的责难，应该好好梳理一下那个时代的阅读生活，如实地写出来。


本文即是一份答卷，一并答复这些年质疑我的网友们。


本文的起止时间为1966-1979年，包括整个70年代，并上溯至文革爆发的1966年。在共和国史册中，1966年为文革元年，1979年则可称为改革元年，中间间隔了十三年七个半月。这十三年七个半月，发生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件，几乎改变了每一个共和国公民的生活和命运。未经历的人会觉得不可思议，经历过的人回想起来会觉得恍如隔世。


几年前，我写过两篇长文，分别回顾了那些年的电影生活、音乐生活，本文接着回顾那个时期的阅读生活，这样基本上涵盖了人们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精神生活。这是我个人的回忆、印象和观察，将尽量写得客观平实，不带个人倾向，也不过多涉及个人精神成长的细节。与以前几篇文字一样，主要目的是与我的同龄人一起怀旧，为电子书爱好者们提供一个参考书目。

全文计划写10节，一万字左右。疏漏之处，敬请朋友们指正。

网事情缘

好材料，我顶

请数帆先生继续。

数帆老人

2，1966-1968年的片段记忆

    文革十年，1966年5月16日至1971年9月13日为前半段，这一段的大事有文革爆发、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破四旧、大串联、全面造反夺权、武斗、七二零事件、清理阶级队伍、刘少奇下台、老三届下乡、九大、林彪事件，所谓十年动乱，主要乱在前半段，尤其是前两年七个半月。

    那两年我还小，记得清楚的是震天动地的高音喇叭，喇叭里的革命歌曲，带高帽子游街的走资派，家里被抄时的恐惧。关于阅读的记忆都是零星的、模糊的片段，以下所述不一定准确。

    1966年5月16日之后，整个出版业陷于停顿，到1968年底为止，没有出版过像样的书籍。正规的杂志也大部分消失，只有党报系统维持运转，各地各级党报作为最有影响的舆论平台，反复受到各方力量的冲击争夺，出刊并不正常。

    大宗的正规出版物以毛主席著作为主，毛主席语录，四卷本选集，毛主席诗词，歌颂毛主席的歌曲集等等，这方面的回忆文章很多，民间收藏的实物也很多，这里不再多说。

    虽说出版行业整体歇业，印刷业、造纸业却高速运转，印刷业务供不应求，铅字印刷跟不上，原始的油墨印刷即浮出水面。那两年恐怕是用纸量的高峰，人们的阅读量自然也不低。纸用在哪里了呢？大家都读些什么呢？1967年夏天，我跟家人在北京住了两个多月，所见所闻可见一斑。

    大字报。大字报是文革时期的奇观，一般集中在学校单位人流量大的中心地带，贴在宣传栏公告栏上，或者商业闹市区的建筑物或围墙上。大字报通常贴了一层又一层，围观者也是一圈又一圈，密密麻麻。大字报的内容五花八门，以批判当权派和对立派别为主，据说最吸引人的是揭人隐私，八卦绯闻之类。书写大字报的各式字体，庄严凝重有之，龙飞凤舞有之，充分体现了书法文化的博大精深。我记得有一次看大字报时目击两个不同派别的青年当众唇枪舌剑，抑扬顿挫，滔滔不绝，围观者鼓掌叫好。激辩者的神态、语气、肢体动作、表情、逻辑思辨能力、表达能力，给年幼的我留下极深印象，此后再没见过如此人物，当下诸热门名嘴，只有司马公的神采堪比一二。

    传单。传单曾是具有光荣传统的宣传载体，本已绝迹，文革时期重出江湖，大行其道。传单尺寸多为32开，也有16开的。作为微型的印刷体大字报，传单通常为某组织的最新动向、声明、领导讲话、批判稿、内幕之类，一般是到人多的地方分发。文革早期曾有高处抛撒传单，路人疯抢的景象。如今的闹市区常见分发小广告的，其实就是传单，只是路人不再像文革时那样有兴趣。

    报纸。那两年报纸业非常之繁荣，北京街头常见有人拉来一摞摞的报纸，摆地摊出售，两三分钱一份，也有少量分发的。当时北京各个派别组织都有自己的报纸，也有外地组织进京卖报纸，以小报为主，也有大报，内容与大字报、传单差不多，只是多了长篇文章、文艺作品、漫画之类。我见过一些组织办的对开大报，用纸与新闻纸不同，很白很亮很硬，类似于道林纸，非常漂亮。那时办报很容易，几个人凑起来就可办一份报纸。比如四中几个中学生创办的《中学文革报》，影响很大，后来摊上大事。另据大哥回忆，当年有一份老红卫兵办的《莱茵报》，刊载文章多为总结红卫兵运动失败的教训，颇具深度。

    资料集。资料集为各组织印发的非正规出版物，大部分为16开，装订粗糙，有铅印的，也有油印的。内容多为专题性的，针对某当权派的揭发批判，或者是某领导的系列讲话。有一份江青的讲话集一直没舍得丢，其中有一篇讲话点评了文革前的几十部电影，内容很有意思，我经常翻阅这份讲话，当作了解文革前电影的窗口，过过干瘾。文革后老电影解禁，这份讲话派上了用场。

    1967年夏天，夺权武斗如火如荼，老红卫兵沉寂下来，老三届中学生弥漫着逍遥的气氛，相当一部分人重回读书生活，形成一个个松散的地下读书群落。家里有藏书的自然不成问题，家里没书或书少的怎么办？管理不严的学校图书馆成为大家的猎物，从小偷小摸发展到拎着麻袋大规模洗劫，到了1968年底，老三届被逐出城市，这些战利品跟着他们上山下乡，在广阔天地的油灯下，陪伴他们度过艰辛的岁月，构筑了这一代人独特的精神世界。

    当年的中学生洗劫图书馆，是我大哥亲历，也见于许多前辈的回忆文字。如今已是花甲之年行将退休的老三届前辈们，想起这些应该是别有一番滋味。

数帆老人

2# 网事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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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帆老人

3，1969-1971年的“李白与杜甫”

    文革高潮过后，毛主席党中央三下五除二收拾残局，1968年底，各地革委会成立，老三届下乡，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大字报、传单、民间小报之类渐渐退隐，轰轰烈烈的红卫兵造反运动终于沉寂下来。

    从喧嚣到寂静，让人很不适应。十七年是回不去了，以后会怎样，谁也不知道，下面不知上面忙些什么，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着，整个社会如死水一潭，特别是文化生活，从未有过如此荒凉的年头：电影只有两部列宁、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戏剧只有样板戏，音乐还是那些文革红歌，报纸也是乏味的老一套，至于书籍，政治书籍、课本之外，文艺方面的书大多与样板戏有关，1969、1970年没出过像样的书，1971年有阅读价值的书不超过十本。

    1969年底，我们全家下放农村，虽说距离市区只有二十几里，距离铁路只有八里，但住的是茅草屋，睡的是火炕，吃的是玉米面饼子高粱米饭，城市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成了真正的乡人。被逐出城市的好处是空气新鲜，有自留地可以种菜，人际关系简单，不再看人白眼后心情舒畅。那时二哥的中学在铁路边的镇上，时不时坐火车进城打打牙祭、逛逛书店。

    二哥的兴趣偏重于历史、地理和国际政治，买回来很多小册子，巴黎公社、国际知识、国际时事之类，有一本较厚的书《杭州山水的由来》，属于极为少见的重版书，文字风格与当时的气氛不怎么搭配，我们全家都看得很入迷。成套的书只有新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文革前的少儿版《十万个为什么》是我两个哥哥的至爱，对这套新版，他们表示可以随便看看，聊胜于无。

    文艺方面只有一本有营养的书，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10月第一版，我一直珍藏这本书，四十余年来读过多次，每次都有不同的感悟和发现。

    这是一部真正的奇书，奇在用时尚的阶级观点解读李杜的生平和作品，并做出天壤之别的评价。该书的基调为扬李贬杜，向来李杜并称，扬李贬杜或扬杜贬李都属正常，但像郭老这样离谱确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前半部考证李白的出生地、家世和生平活动无甚出奇，精彩在后面杜甫的部分，看看标题就知道了：杜甫的阶级意识、杜甫的门阀观念、杜甫的功名欲望、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的宗教信仰、杜甫嗜酒终身……

    郭老不惜笔墨，把杜甫若干著名的作品如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一翻译为白话文，每首诗都想尽办法挑出毛病，套上阶级性的帽子，用词之滑稽、幽默、别有深意，当时不觉得，多年之后才慢慢悟出来。那个时候家里有竖排繁体的李白杜甫诗集，母亲觉得先读简体字比较好，《李白与杜甫》正好做了教材。遗憾的是，此后很长时间，在我心目中杜甫其人和杜诗都是负面印象，至少李白总是高过杜甫。

    现在回想起来，这部《李白与杜甫》在那个文化荒芜的年头横空出世，似乎并非偶然。如果把李白当作理想主义，杜甫当作现实主义，事实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决，理想主义完胜，至少是惨胜。郭老本人是理想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他内心当真贬杜？我认为认真就错了，郭老早已看破红尘，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戏剧，在巨大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一场后代观众才看得懂的行为艺术。不信重读这部书，细心的话，可以在字里行间听到郭老运笔如飞时的偷笑声，让人不得不佩服郭老洞察世事的睿智与机敏。

    1971年发生好多大事，我国重返联合国、基辛格秘密访华、保钓、三岛由纪夫事件等等。其中，三岛由纪夫事件居然惊动了赋闲的我国出版界，人民文学出版社匆匆推出三岛由纪夫的短篇小说《忧国》，这本书的特殊在于，本属于少见的内部编号发行，并已注明应严格控制借阅范围，却可能没有标注“内部发行”字样，后来被列入公开出版的书籍，这就造成一个意外的出版事件，1966年5月16日之后五年七个半月，公开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只此一本，再无其他。由于印数极少，很少有人见过或者听说过这本书，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1971年出版过不少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书籍，其中各地出了好几本批判三部军国主义电影（《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啊，海军》）的文章合集，可见那两年已经在内部放映过这几部影片，并影响了空军那几个少壮派军官。

    1971年9月13日凌晨，在人们进入梦乡之际，历史悄悄地转了个方向。回想之前几年什么都没有的文化生活，好比科幻电影中外星人过境后的荒漠，让人倍感苦闷、压抑。现代人离开互联网、离开手机，几天都受不了，如果穿越到那个年代，谁能忍受？

数帆老人

4，1972-1973年的回潮气象，鲁迅与浩然

历史走向的改变往往是突发的小概率事件，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一念之差，时间只需几小时，或者一瞬间。

1971年9月13日之后一个多月，中央迅速决定向阶级敌人之外的全国人民如实传达林彪事件，此举堪称史无前例。“寒林落叶岁云秋，一世英雄寂寞收”，全国人民在错愕中接受了现实。我是见过并仔细读过文件的，犹记得初读五七一工程纪要时的震惊。

进入1972年，在中央部署新的政治运动之前，整个国家出现了短暂的复苏气象，史称“回潮”。各行各业都有变化，文化领域的变化更为显著，尤其是出版业，此后几年结束了物质层面的无书可读，出现热闹的繁荣景象。对我们家而言，1972年4月应召返回原单位，从乡下人变回城里人，好处是买书比以前方便多了，重要的书基本没错过。

回顾九一三事件之后出版界的复苏，有两个标志性的人物：鲁迅和浩然。

不知大规模出版鲁迅作品的决策是否和九一三事件有关，事实是九一三事件之前之后对鲁迅作品的态度很不一样。1972年，试探性地出版了《鲁迅杂文选》、《鲁迅小说选》、《鲁迅诗歌散文选》，1973年可称为鲁迅年，鲁迅作品铺天盖地而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把主要的集子都出了一遍，清一色的白色封面，左上方有鲁迅侧面雕像，古朴大方。缺点是无注释，很多典故和外文词汇不明所以。

当时书价便宜，父母亲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工资较高，支持我们买书从不手软，这一套鲁迅作品，除了《汉文学史纲要》、《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之外，其他都收入囊中。我和大哥读得分外起劲，我喜欢《呐喊》、《彷徨》、《朝花夕拾》和《野草》，大哥则激赏《两地书》精神交流的境界，称羡不已。

1973年底，又出了一套精装繁体竖排的《鲁迅全集》，以鲁迅去世后不久出版的二十卷本全集为底本重印，前十卷为鲁迅本人的作品，后十卷为鲁迅的译文。母亲从图书馆借了几册译文回家给我们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第十四卷儿童文学，收入《小约翰》、《小彼得》、《表》和《俄罗斯童话》，其中的《表》尤为精彩。

此后的几年，鲁迅的各种作品集出了不少，鲁迅的传记、研究文集也出了不少，最著名的当然要数上海市委下属写作组“石一歌”的作品。

在世作家中，浩然的风头最为强劲， 1972年，隆重推出《金光大道》第一部，反响强烈。1972-1973年，《艳阳天》三卷再版重印完毕，加上1974年推出《金光大道》第二部，收复西沙后匆匆写就的散文诗小说《西沙儿女正气篇》、《西沙儿女奇志篇》，再加上《艳阳天》、《金光大道》分别改编为电影，浩然的影响力在当年无人可及。

《金光大道》重复了《艳阳天》的主题，两部作品都遵循肖洛霍夫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发展出的故事模式：一个高大全的先进人物，深入落后的乡村，率领农民革除小农意识，经过严酷的阶级斗争，击退了阶级敌人的破坏，在领袖的号召和组织的支持下走上集体化（或土改）的康庄大道。这套故事模式有一批中国的衍生品，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山乡巨变》、《创业史》等，《艳阳天》、《金光大道》也未能免俗。

《金光大道》有一个长长的引子，讲述主人公高大泉（总觉得这个名字有反讽的意思）解放前从少年到青年的经历，既有声有色，又要言不烦，如单独成篇可算一篇杰作，可惜正文开始后越来越水，已经有了一点三突出的意味，文字也远不如早期的《艳阳天》那样生动、自然。

凭心而论，浩然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对农民生活的观察与体悟，再现农民生活的叙事能力，都不低于解放后那批作家的水平线，就算他很出色，如果大道只为此一人闪耀着金光，无论如何都是不正常的。

5，1972-1976年出版的文学书籍

1972年一开春，与往年相比，确实显得春意盎然，尤其是传媒界和文艺界，变化尤其明显。广播里出现优美的抒情味儿的歌曲，报纸上的文艺副刊出现优美的抒情味儿的诗歌、散文，各地的省级文艺刊物纷纷复出，蛰伏了几年的老作家、跃跃欲试的新文青都趁着这股春风，或复出或出道。

    先说一本标志性的诗集。1972年9月，贺敬之的《放歌集》再版发行，不知别人怎么样，这本诗集至少征服了我们兄弟，《西去列车的窗口》、《桂林山水歌》、《放声歌唱》、《雷锋之歌》，这些作品里的佳句，至今记忆犹新。

    贺敬之的诗富有韵律感，朗朗上口，特别适合朗诵。我记得大哥曾让我用充满激情的普通话朗诵《西去列车的窗口》：“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等我读完，大哥一个字一个词地给我讲解 “一站站灯火扑来，像流萤飞走，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流……”的意境之美，这个印象实在太深，以致几十年来，每次搭乘夜班火车，看到窗外城市的灯火闪过，总会想起这个句子。

    1972年2月，数年未见的新长篇小说集中推出，包括《红南作战史》、《牛田洋》、《激战无名川》，后来又出了《金光大道》（第一部）、《江畔朝阳》、《桐柏英雄》、《闪闪的红星》等，另外，一批文革前的长篇小说也再版发行，包括《艳阳天》（第一部）、《沸腾的群山》、《连心锁》、《渔岛怒潮》、《海岛女民兵》、《高玉宝》。新出的诗集有李学鳌的《放歌长城岭》、李瑛的《枣林村集》、孙友田的《煤海放歌》等，再版的诗集除《放歌集》外，还有张永枚的《螺号》。那几年我很喜欢李瑛的诗，1976年之后注意力转移，没有再关注这位很有功力的老诗人。

    单看那一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我认为再版的几本要好得多，故事性强，叙述流畅不罗嗦，人物对话也像是那么回事。新出的几本都有点缩手缩脚，经过文革的洗礼之后，不敢用力，尤其是《虹南作战史》，看名字像是战争题材，其实是上海郊区农村合作化的故事，署名为集体创作，整篇不知所云。只有《桐柏英雄》稍好，有一点文革前小说的余韵，1978 年改编成电影《小花》，轰动一时。

    此后几年，每一年都有若干长篇小说出版，数量而言已不亚于文革前的繁荣景象。我记得读过的有《征途》、《剑河浪》、《分界线》、《雁鸣湖畔》、《春潮急》、《咆哮的松花江》、《彝族之鹰》、《较量》、《前夕》、《万山红遍》、《大刀记》、《千重浪》、《剑》，还有些记不得名字。这些作品中印象较深的是《征途》和《前夕》，《征途》以知青模范金训华为原型，讲述上海知青去黑龙江插队的故事，这本书应该是第一部长篇知青小说，作者把东北地区的风情以及东北方言写得很传神，有一点苏联小说《勇敢》的味道。《前夕》是说文革前夕高中生活的，至今还记得其中一个反面学生背诵苏轼《前赤壁赋》的场景，作者才华横溢，文字干净利落，语感很出色。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出版了这么多小说，怎么说无书可读呢？一句话，这些书没意思，很没意思。所有文革时期创作的小说，和那个时期的电影、戏剧一样，都遵循三突出原则，所谓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故事情节、人物、对话、场面描写之类都很乏味，所有的作品都要写阶级斗争，都有阶级敌人，没有阶级敌人也要造一个出来，比如《征途》，有个阶级敌人叫张山，好像是伪满汉奸出身，搞破坏不成后投奔苏联未遂，整个故事完全不合逻辑。另一个特色是所有的作品都是有男女，无爱情，更别提爱情的进一步。现实题材的作品距离现实非常遥远，打个比方，那些年城里人的日常生活是票的世界，粮票、布票、肉票、鱼票，买什么都要票，买个豆腐居然要豆腐票，这些不可思议的事在小说中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小说描写的是另一个世界，张口闭口都是语录、宏大词汇、报刊书面语，这样的小说怎么可能有意思？当时也就是渴极了，才拿这些书解解渴。

    那些年各个省市都有自己的文艺刊物，除上海外，一般都叫做《某某文艺》，最有名的是上海的《朝霞》。在这些刊物发表作品的年轻作者，好多位后来在新时期转身成了大家，成就斐然，不知他们如今看到年轻时的少作，做何感想？

6，1972-1976年出版的少儿书籍

如单论阅读，我的少儿时代与我两个哥哥完全不同。他们两个的少儿时代是在文革前度过的，父母亲为他们搜罗了一套一套的少儿书籍，小人书、文学、史地、科普，应有尽有，他们接受了完整的课外教育，过完幸福的童年才迎来文革。我就惨了，文革初起破四旧时，外婆在惊恐之下，把大部分藏书付之一炬，到我识字读书时，这些宝贵的资产已所剩无几，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只能认命。

九一三之后，出版业回潮带动了少儿图书的兴旺，以后几年出版了数量众多的少儿书籍，门类齐全，只是品质比文革前的少儿书籍差了不止一个档次，这一点只要拿家里幸存的《科学家谈21世纪》、《十万个为什么》、《儿童文学》杂志比一比即一目了然。

出得最多的当然是小人书（连环画），当年的小人书分两类，一类是截取电影画面配上文字的电影小人书，一类是纯绘画的小人书。绘画类也有改编自电影的，我记得有一本改编阿尔巴尼亚电影《地下游击队》的小人书，画得非常出色。

那几年的小人书，大部分与成人书一样乏味，极品小人书不多，印象中只有几本，首先是高尔基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套书是我的至爱，画家的功底实在太强大，每幅画都是极品。我看了无数遍，每个画面、每个人物都难以忘记。其次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上下两册，画面比高尔基那套稍显单薄，整体水准也算不错。

少儿小说的数量比小人书少多了，只有几本书值得一提。

《高玉宝》。1972年再版了其它几部文革前的长篇小说，《沸腾的群山》、《连心锁》之类，都不算出名，只有《高玉宝》有一点十七年名著的意思。从文字上看，这本书的特色在于质朴，可贵又可怕的质朴无华。《高玉宝》的再版让半夜鸡叫的故事再度流行，周扒皮成为地主的代名词。我记得当年看过半夜鸡叫的连环画，也看过动画片，不知是不是记错了。

《闪闪的红星》。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极度经典让人忘记了原著小说的存在。事实上，《闪闪的红星》是70年代第一部有篇幅又有文学价值的少儿小说，故事有趣，文字并不生硬，“一九三四年，我七岁”，第一句就很有味道，我读得津津有味，很多比我小一两年级的同学，人生第一部长篇课外书大概就是这本潘冬子的故事，把《闪闪的红星》称为我们这一代的启蒙之作，并不为过。

《向阳院的故事》。《向阳院的故事》讲述安徽亳州一位叫石头爷爷的老人指挥一群小孩干这干那抓坏人的故事，很多年后，当年的小读者忘记了其它少儿书，但肯定会记得《向阳院的故事》与《闪闪的红星》，《闪闪的红星》出名是因为拍了一部经典电影，《向阳院的故事》则是因为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古怪的创办向阳院运动。后来等了很久，《向阳院的故事》终于拍成电影，长影的老演员浦克主演。电影拍得平平，其实小说写得也平平，最后部分有一个石头爷爷的冗长讲话，批判稿似的，倒尽胃口。

《幼苗集》。《幼苗集》是浩然的少儿题材短篇小说集，每一篇都写得不落俗套，文字清新简洁，可做范文学习。我觉得这些小品文章比他那些长篇巨著要好看得多，也比《西沙儿女》之类堆砌的散文诗要好看的多。

那几年，篇幅稍长的少儿小说还有《红雨》、《新来的小石柱》、《战地红缨》、《海螺渡》、《林中响箭》，只记得《红雨》是关于小赤脚医生的，《新来的小石柱》是关于农村来的小体操运动员的，其他几部只记得名字，记不得内容，还有不少书，干脆连名字也记不得了。

那几年，少年儿童书籍的选题跟着政治运动一起运动，批林批孔运动，出了很多批孔子批儒家的书。后来批水浒，在120回、100回、72回三个版本之外，又出了一种儿童版的《水浒》，堪称具有创新性的一代奇书。

7，1972-1976年出版的外国文学书籍

《伏尔加河上的灯火》前言里那句“无书可读的蒙昧年代”，引起不少网友非议。那句话是我回顾70年代阅读苏联小说的情景时，对1966-1976年外国文学出版状况的吐槽。如今观点不变，那就是个无书可读的蒙昧时代，没什么可辩解的。

所谓外国文学出版状况，是指公开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即普通老百姓在新华书店买得到的书，以下罗列了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所有公开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或可一目了然：

1966  0
1967  0
1968  0
1969  0
1970  0
1971  1  《忧国》（三岛由纪夫短篇小说，疑为内部书籍）
1972  4  《越南南方短篇小说集》、《老挝短篇小说集》、《柬埔寨通讯集》、《一月九日》
1973  8  《越南短篇小说集》、《蟹工船》、《在外地主》、《沼尾村》（以上三种为小林多喜二作品）、《鲍狄埃诗选》、《阿尔巴尼亚短篇小说集》、《母亲》（高尔基）、《铁流》（绥拉菲莫维奇）
1974  1  《阿果里诗选》（阿尔巴尼亚诗人）
1975  7  《朝鲜短篇小说集》、《生活的道路》（老挝中篇小说，多伦万著）、《莫桑比克战斗诗集》、《巴勒斯坦战斗诗集》、《青年近卫军》（法捷耶夫）、《人间》（高尔基）、《火焰》（阿尔巴尼亚长篇小说，斯巴塞著）
1976  3  《朝鲜诗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青铜的种族》（玻利维亚长篇小说，阿格达斯著）

从上表可见，如果不算疑为内部书籍的《忧国》，1966年5月16日至1971年底，五年六个半月出版的外国文学书籍为零，零！整整五年多，一本都没有！这种无书可读的惨况，当下的人们能想象吗？

1972-1976年,公开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一共23种，不如现今一家出版社一个月的出版量，其中12种来自朝、越、老、柬、阿、莫桑比克、巴勒斯坦这些友好国家和地区，10种为外国无产阶级经典作家的作品，只有一种来自非友好国家非无产阶级经典作家，即玻利维亚作家阿格达斯的长篇小说《青铜的种族》。

在那个年代，出版友好国家和地区（大部分是正和美帝战斗的地方）的文学作品，多半是出于政治考虑，政治性远大于文学性，这些作品有没有可读性，有没有文学价值，并不在考虑之内。就算当年有人热衷读这些书，也是没办法的事，有书读总比没书读要好，读过也就忘了。不信的话可以搜一下，除了旧书商，有几个怀念这些书的？再看看70年代末开始陆续出版的外国文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网格本）、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版画本），怀念程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比较而言，另外11种书给人们的印象要深刻得多。

8，1972-1976年出版的外国文学书籍（续）

前几天看到《东方历史评论》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外国专家西蒙和伊雷娜夫妇的长女莫妮克从正在留学的巴黎赶回到中国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因为她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青春、自由和慈爱的盛大节日，结果却被以带回淫秽书籍（实际是很普通的法国爱情小说）的罪名投入监狱达三年之久。——从此事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阅读环境恶劣到什么程度，因此，文革后期出版的二十三种外国文学书籍弥足珍贵，好似荒漠中久旱后的一丝细雨，足以滋润人们的干渴之心。

在友好国家地区之外的11种书中，我细读过七种：《鲍狄埃诗选》、《蟹工船》、《在外地主》、《沼尾村》、《母亲》、《青年近卫军》、《人间》，其余几种，《一月九日》没有印象，不知何故未买；《铁流》未及细读即下落不明，不知被谁借走不还；因家中收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50年代版本，署名“黑龙江大学工农兵学员”的新译本没必要再买；《青铜的贵族》一直到文革后多年才有机会翻了翻，很遗憾未能及时看到。

《鲍狄埃诗选》、《蟹工船》、《在外地主》、《沼尾村》给我的印象都很深刻，《鲍狄埃诗选》只有包括《国际歌》在内的20首诗，共97页，大部分为公社时期的作品，每一首诗都像子弹出膛一样，慷慨激昂，气势如虹，非常适于高声朗诵，以至于40年后，我还能记得几个句子：“你可曾听见敌人的步伐？”“自卫吧，巴黎，自卫吧！”“起来，子弹上膛，准备开火！”前几天，我又找到这本诗集，从头到尾连续读了一遍，两遍，三遍，用一句俗话说，心潮起伏，激动不已，对这位久违的伟大诗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五体投地！

与鲍狄埃的诗类似，小林多喜二的三部小说细致描绘底层人民的生活和社会阶层的对立，不论什么时候都有不朽的阅读价值，端看从哪个方向解读。在这三部作品中，《蟹工船》尤为出色。

    关于我在70年代中期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人间》、《母亲》的情景，可参阅《伏尔加河上的灯火》第4、21、97、98节，这里且摘抄几个段落：

“我记不得哪一年开始看《青年近卫军》，不是1974年就是1975年。在那个充满反修防修气氛的时期，居然会公开出版这样一部情调暧昧的苏修小说，算是一件奇事。网友傲世弥衡先生回忆当年时说，《青年近卫军》有‘非常好的自然、心理和朦胧感情的描写，真是黑暗时代的精神大餐。我彻夜阅读，激动不已。至今我还喜欢那个版本，前面带毛主席语录的。’我相信很多当年读过《青年近卫军》的朋友都会有类似的体验，‘黑暗时代的精神大餐’，一点不错！我们这一班少年结结实实饱餐了一顿，如痴如醉，热血沸腾。《青年近卫军》几乎包括了我们感兴趣的所有元素：残酷的战争，勇敢的青年，从容的地下党组织，惊心动魄的地下游击战，美丽的姑娘，浪漫的爱情，质朴的友情，还有那么多动人的人物。”

“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汝龙先生译的《人间》，因为小人书的关系，自然如获至宝，读过之后大有痛快淋漓之感，仔细对照后，发现小人书省略的内容相当的多，比如玛尔歌皇后，小人书里用两页轻轻带过，而在原著中则是重要的人物，这位美丽又有文化的夫人在少年高尔基的阅读生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而这部分内容中那些略带情色的描写文字，在当时的读物中万难一见，非常不符合当时的社会规范，当然，如放到当下肯定是不值一提了。”

“对70年代的中国少年来说，《母亲》太过严肃，1905年的俄国革命也太过遥远，我们诚惶诚恐地试图深入阅读这部名著，却发现它的内容过于沉重，故事也不那么有趣味，以当年的觉悟和见识，暂时还无法领会《母亲》那种庄严的正义感。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的人物、情节已经没有多少印象，反而是提到《母亲》的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记得更清楚。”

文革期间出版的唯一一部非友好国家地区非无产阶级作家小说《青铜的种族》，也是文革期间出版的唯一一部拉丁美洲小说，讲述印第安人的生活、情感，与殖民者的冲突，文笔朴实无华，仅开头几个段落的风格，即与文革期间出版的其它外国作品不兼容。当年居然出了这么一本书，不可思议。

9, 1972-1976年出版的古典书籍

70年代前期，与外国文学的零落相比，中国古典文学、史学书籍的出版却是一派繁荣景象，虽不能和新时期相提并论，在当时来说，已是难能可贵。

四大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都是70年代前期读的，拜政治运动所赐，《水浒》居然读过三个版本。只有《西游记》失之交臂，记不得为什么没有买，反正错过了，多年后试图读一读，却怎么也读不进去，看来有些书只适合少年时或者图书稀缺时阅读，错过就再也没有缘分。

1973年出了《三国演义》，上下册，繁体竖排，至今珍藏，品相良好。这部书是我的繁体字课本，当时我们班几个同学组成一个互助小圈子，我们家买到书后，我读得较吃力，繁体字、文言、典故等等，有点难以适应，于是借给一位垂涎欲滴的同学先睹为快，没想到此君一上手读得飞快，读得眉飞色舞，很快就读完归还，这让我深感惭愧，于是下苦功夫研读，读完之后，繁体字无师自通，类似程度的文言小说也再无滞碍，受益匪浅。

1974年出了《红楼梦》，120回本，4册，简体横排，今已散失。我读的时候不是从头到尾细读，而是挑着读，有兴趣的段落再三读，没兴趣的地方一带而过。最有兴趣的地方是其中的诗词，当时接触的古典诗词不多，真心觉得红楼诗词美艳不可方物。至于宝黛爱情、阶级斗争、情色之类，倒没看出什么特别之处，当时年纪小，可以理解。从1973年开始，一直到1976年，每年都出版众多的红学评论集、小册子，主旨是以阶级观点研究《红楼梦》，有几本重头著作再版，包括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集》，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

1975年出了《水浒》，这一年是著名的水浒年，评水浒运动席卷而来，各种报纸上的长篇大论，各种关于《水浒》的小册子，让人目不暇接。连带着，72回《水浒》、100回本《水浒传》、120回本《水浒全传》以及独创的儿童版水浒，全部出齐，简直像是水浒狂欢节，我高兴坏了，除了那个莫名其妙的儿童版，照单全收，不亦乐乎。水浒热闹有趣，比三国红楼有意思多了，当时年纪虽小，却已有一点思考能力，总觉得这场评水浒运动，所谓批判投降派，似乎有内在的逻辑矛盾，几十年过去了，至今也没琢磨明白。现在想起来，我这大半生一直不顺，有可能是当年热衷读水浒，思维模式、行为模式都有水浒印记所致。

1973年下半年或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接着是儒法斗争的宣传运动，社会再度动荡，人心也日渐不安。这期间无数种批判林彪、批判孔子（时称孔老二）、批判儒家诸公、褒扬法家诸贤的书籍出炉，当时不知什么缘故，我手里有一本厚厚的《论语批注》，署名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书里除“论语”正文外，另有详尽的注释和译文。我父亲是受过传统教育的最后一批民国青年，多半识货，他拿去翻了翻，说除了那些点评，其它的正文、注释、译文，都要仔细读。就这样，这本批判用的《论语》成了我的文言文启蒙教科书。后来明白过来，当年父亲之所以让我下功夫读这本书，是因为他断定这本书应该是一帮老教师在背后鼓捣出来的。

那几年，有关出版社出了不少法家的文章选集，荀子、韩非子之类。此外还有曹操、诸葛亮、王安石、柳宗元、李白、李贺、刘禹锡、龚自珍、章太炎等人的诗文集，关汉卿、汤显祖的戏曲集。另出了若干线装本的古诗集，主要是沈德潜编的《古诗源》，唐诗、宋诗、元诗、明诗、清诗别裁集，价格昂贵，一般读者买不起，一般小书店也看不见。

最后提一句，整个文革期间出版的古典文学著作，最离奇的是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该书出版于文化荒漠时期的1971年，16开大字本，煌煌的盒装三函十四册，气派之极，不要说那一年，整个文革十年都是独一无二。与之相比，同年出版的《李白与杜甫》简陋之极，望尘莫及。关于《柳文指要》的出版内幕，章含之女士的回忆录里有详尽的记述，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翻翻。

10，1972-1976年出版的史地类书籍

历史类书籍是70年代前期的最大亮点，这个无须讳言。

回顾那几年的史书，当然首先会想起点校本二十四史，这是个浩大的工程，1958年启动，1977年全部出齐，历时二十年，大部分是1972-1976年陆续出版的，这在那个不大正常的年代，显然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里必须要向那些参与点校的老前辈致以崇高的敬意。

这套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前四史在文革前即已出版，文革高潮过去后很快重新启动，第一本《周书》出版于1971年11月，1972年出了《南齐书》、《北齐书》、《陈书》，1973年出了《梁书》、《隋书》，1974-1975年进入高峰，每年都是数种几十册，当时在书店隔着柜台望着那一排排浅绿色的二十四史，犹豫不定。父母亲从事自然科学工作，跟历史完全不搭界，既然工作用不上，让他们花费巨资为我们收齐二十四史，不合情理。二哥经过慎重思考，只买了一套重印的《三国志》，意思意思而已。文革结束后好书太多，加上变故频生，顾不上这套大书，《三国志》即成为藏书中唯一一套点校本二十四史。

记得那些年读得最勤快的是两本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周一良、吴于廑的四卷本《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简编》只有前几册，繁体竖排，大哥很喜欢，经常带到插队的乡下，过些时候再带回来，来回读了好几遍。《世界通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上、近代下四册，标注为内部读物，其实公开发行，与其他书没什么区别。在当时来说，这四大本《世界通史》内容丰富，相当耐读。我们兄弟三个都细读过，此后很多年，在没有网络的年代，这套书就是我的工具书，经常翻出来查阅资料。

《世界通史》之外，那几年出了许多种标注内部读物实则公开发行的国别史，亚非拉欧美各国貌似出全了。国别史的主力出版社是商务印书馆，也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地方出版社，版式基本一致：白色封面、大开本、大号字体，全部是各国史家的权威作品，部分再版文革前译本，部分为新译本，都很有阅读研究价值。这套书的印数相当可观，如今的旧书店里经常看到一排一排的，很显眼，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留意。

史地类书籍中数量最多的是各式小册子，主要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历史知识读物”、“地理知识读物”小丛书，还有上海出的“中国近代史丛书”等，内容五花八门，包括中外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团体，国家概况，地理名词解释等等。这些小册子有知识含量，价格在一角至三角之间，没有心理负担，因此家里收藏了很多种。后来批林批孔、儒法斗争、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接二连三，配合形势需求的历史小册子越出越多，这类小册子大多粗制滥造，没什么营养价值，后来可能都成了废纸，连进旧书店的资格都没有。

有几本薄薄的历史书籍印象很深。1972年，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再版，显然是最高层指示的，现在回想起来，不明白那个时候让大家看这篇文章有什么现实意义，是说林彪变质？似乎不像。赵纪彬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这是批林批孔初起时第一篇像模像样的学术文章，在其他老先生还没反应过来时，尤为引人注目。1974年细读过一本《祸水东引话当年》，后来翻来覆去读过好多遍，这本书讲述英、法、美、德、苏外交博弈导致二战爆发的经过，深入浅出，非常精彩。本来是批判英、法、美祸水东引陷害苏联，我却从作者讲述的史实中感悟到祸水西引成功的意思，这种有趣的阅读感受至今难忘。

小册子多，有分量的大书少，这是当年的特色。我印象中，那时稍有分量的历史书有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郭老的《奴隶制社会》以及《帝国主义侵华史》、《沙俄侵华史》等，那几年，价格1元以上的历史类书籍极为少见。

地理方面，在“地理知识读物”之外，最大的一笔支出是二哥向父母亲申请了特别经费，一次性购买两种精装地图集：《世界地图集》，9.4元，《中国地图集》，4.1元，加起来13.5元，在1972年算是一笔巨款。这两本地图集品质极佳，让人爱不释手，沿用了很多年，90年代后世态变迁，又买了新的地图集，远不如老地图集好用。

还有一本厚书，叫做《各国概况》，非常详尽。前两天看到一篇报道说牟宜之先生70年代初困厄东北时，教幼子背《各国概况》中各国的首都、城市名字，巧合的是，我那个时候也在强记《各国概况》中各个国家的名字，比如把北欧五国简化成“挪瑞芬丹冰”，记住了就不会忘，四十年了，仍记得很清楚。

11，1970-1976年出版的政治、哲学书籍

文革十年，政治书籍自然是大宗，政治书籍又以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为主，马恩列斯的全集、选集、单行本，毛主席的四卷本选集、单行本，种类齐全，通常在新华书店的入门处或者显眼的位置，独立的柜台单列。1970-1971年，我们家下放农村期间，大哥买了若干单行本，包括《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自然辩证法》、《国家与革命》等，这些书都是清一色白色封面，红字标题，装帧肃穆严整。

1972年，我们家从农村回城后不久，单位派父亲去邻市一家大型国企帮助解决技术问题，并开班培训技术人员，忙活了半天，临别之际，对方送了一份厚礼——精装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价值人民币七元。这套书从此归我珍藏，只是没怎么翻过，十七八年后忽然来了一段苦闷的日子，趁机会认真研读了这套选集，厘清了不少困扰已久的问题。

那个时候有个奇怪的现象，除马恩列斯之外，其他古今中外名人的传记都是小册子，貌似没有出过革命领袖之外的长篇人物传记。马恩列斯的长篇传记，自然要数梅林著《马克思传》和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回忆录》名气大，但我印象深的是1973年出版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一年级（时称带帽，即在小学读完初一），带我们班整整六年，取得无数荣誉，对我们的精神成长影响巨大，她曾向我们隆重推荐《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理由是篇篇皆为美文，记得她曾看着书中的照片，赞叹燕妮夫人是多么的美丽、多么雍容华贵有气质。

也许是为了配合学习马恩列斯原著以及儒法斗争的需要，那些年哲学领域的出版情况比其他领域略为宽松，出版了若干供参考或供批判的原著，这类书只要看见书店有卖，一般都要拿下。这些书中，大哥尤其珍爱两本，海涅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和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那样严肃的时代，能读到这样不那么主流的书，殊为不易。后来又买了一本谢林的《先验唯心论体系》，大哥说这本书翻译得较为拗口，不大容易读懂，他都读不懂，我就更读不懂了。中国古代典籍中，明代李贽的《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初潭集》等著作等跟着先秦法家的作品一起出版，堪称一绝。

有一次随母亲去一位同事家谈事情，我呆着无聊就去观赏他们家的书架，那位同事的先生是位老学者，属于杂学家，他的藏书五花八门，种类繁多，看得我眼睛都直了。老先生看我流连忘返，很大度地翻出两本书打发我，一本文革前精装合订本《神秘岛》，是给我打牙祭的；另一本刚出版的《宇宙之谜》（海克尔著），让我拿回去给两个哥哥参考。回家后，二哥翻了两天《宇宙之谜》，让我还回去，我以为这本书不怎么样，没想到几天后，二哥不声不响去书店买了一本回家，我才知道那是一本有收藏价值的书。

九一三事件之后，很快决定向全国人民（阶级敌人除外）传达，1971年年底，基本上人人皆知，奇怪的是，1972年整年的平面媒体和出版物上，常见批修整风字样，却看不到林彪两字，一直到1973年下半年，才开始出现批判林彪集团的出版物，并把孔子也批进去，形成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这期间出名的学界人物，首推《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作者赵纪彬，另一位是中山大学的杨荣国教授，此老出了一本小册子《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还再版了厚重的《中国古代思想史》，风头一时无两。

70年代前期是我国外交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几年，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年底出了一本《历史潮流不可抗拒》，第二年又出了一本续集，我还记得书里收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老布什的欢迎词，前几天绞尽脑汁阻挠，事败后即没事似的用外交辞令致欢迎词，非常有趣味。

1970年，坊间出现一本奇书，香港三联书店出的一本日本留苏学生谈话录《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迅速在民间流行，按常规，香港的书籍，哪怕是国资出版机构的书，在那个年代也断无可能在内地公开发行，这本书是个例外，估计是为了批判苏修的需要特别引进的。该书是几位日本留学生开座谈会的记录，讲述各自对苏联社会的观感，以及经历赫鲁晓夫下台、中苏分裂、援助越南、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历史事件的体验，还有对毛主席、斯大林的看法等等，内容丰富，讲得也很生动，确实很有可读性。

前几天有网友留言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有个章节被翻阅的时候最多，其它页面还是白纸，此章节纸张已经发黑”，由于年代久远，我已记不得哪一章如此吸引人，是第二章吗？

12，1972-1976年出版的内部书籍

内部出版是我国出版界独特的现象，内部书籍史称“皮书”（按内容不同分为灰皮书、白皮书、黄皮书），始自50年代，60年代前半期形成高潮，主要出版西方国家的书籍，中苏分裂后，苏联书籍加入进来成为主力，苏联文学占了内部文学的半壁江山。内部书籍的销售对象多为高级干部，热心读者多为高级干部的子女，文革高潮后期，失意的老红卫兵、逍遥派组成的地下读书群落，流传的书籍多为皮书，若干著名的皮书——《新阶级》、《通向奴役的道路》、《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人、岁月、生活》等等，对那群1968年的地下思想家影响至深。

九一三事件之后，内部书籍的出版工作重新运转，与文革前不同，这个时期内部书籍的发行范围和印数要宽松得多，一般读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到这些神秘的出版物。当时最重要的窗口是上海办的内部杂志《摘译》，我们搜集了不少外国文艺系列的《摘译》杂志（其它两个系列为外国哲学历史经济、外国自然科学哲学），其时，反苏防修是外交和意识形态的主要方面，《摘译》刊登的作品即以苏联文艺为主，美日欧为辅，刊出的小说和剧本有全文也有梗概，中短篇多为全文，配上大批判文章。读者感兴趣的当然是原文，我记得读过特里丰诺夫的《交换》、斯捷潘诺夫的《勃兰登堡门旁》，舒克申的《红莓》，可以想象，这些被批得体无完肤的“毒草”给读者提供了多么丰富的营养。

苏联长篇小说是70年代前期内部书籍的主力，著名的作品有《你到底要什么》、《落角》、《现代人》、《人世间》、《多雪的冬天》、《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热的雪》、《白轮船》等，这些书都曾风靡一时，在70年代的集体阅读记忆中，这些苏联的长篇小说占据了突出的位置（关于70年代内部苏联小说的详情，可参阅《伏尔加河上的灯火》第1、44、75-78节）。

那些年出版的内部书籍除苏联文学之外，对苏联的其它方面也保持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苏联共产党历史》、《苏共领导下的苏联文化革命》、《苏联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变动》、《苏联国内阶级斗争》、《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金黄色的麦浪》、《和平的反革命》、《克格勃：苏联特务的秘密活动》、《在耸入云霄的地方》、《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俄国在远东》、《俄国在东方》、《哥萨克在黑龙江上》、《西伯利亚之行》、《回忆与思考》、《赫鲁晓夫回忆录》……族繁不及备载,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情报、历史、地理、人物，庞杂又丰富，有些书籍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在这些关于苏联的书籍中，最热门的无疑为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回忆与思考》，厚厚的两册，大号字体，转借到我手里时距离出版没多久，已被翻得有残破之感，不知经过多少人之手。读这部书，真可谓挑灯夜战，夜不能寐。三十年前的卫国战争大场面，所谓二次大战第一战场，尽在眼前。一个消失已久的苏联元帅，忽然在中国声名鹊起，成了神话般的话题人物，恐怕朱可夫本人也想不到。众多民间二战爱好者的养成，皆拜此书之赐。

《第三帝国的兴亡》为当时另一部热门的内部书籍，此书初版于1965年，时分上下两册，1974年再版，改成四册。此书刚好和《回忆与思考》搭配，补足战场另一面的视角。后来听说，许多老三届前辈颇受此书的启蒙，我当时年纪小，也就是看个热闹，尚觉悟不到更高的层次。

还有几部热门书籍，有的当时读过，有的是后来补读的，包括《布拉格之春》、《印度对华战争》、《出类拔萃之辈》、《美国与中国》、《日本列岛改造论》等。此外，名人的回忆录是内部出版机构热衷的对象，除赫鲁晓夫、朱可夫、什捷缅科之外，那几年还出了丘吉尔、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约翰逊、麦克纳马拉、艾登、米高扬、格瓦拉、萨达特等人的回忆录，以及其他众多世界名人的传记。

1976年之后，内部书籍继续出版，推出更多好书，形成另一个高潮。比较而言，1972-1976年间内部书籍的数量相对较少，这些数量较少的内部书籍在那个荒凉的年代却是弥足珍贵，如果没有内部书籍的滋润，日子真的是过不下去。

13，1972-1976年，民间的阅读生活

1972年，我们家从农村返回城市，分到两个小房间，加起来18平方米，安置老少三代五口人和全部家当。面对困窘的环境，父母亲达成协议，以后尽量利用单位图书馆，不再购买专业书籍，对我们兄弟则相信我们的判断力，不加限制。这样，自然科学书籍虽恢复正常出版，家里却没添置新书，只有一本《人类认识的自然界》，美国人写的科普作品，应该是二哥购买的。

回到城市，父亲最高兴的是恢复订阅《参考消息》，他是《参考消息》的老订户，自该报扩大发行那天，即成为忠实读者。在农村两年多看不到，很郁闷。直至今日，父亲已是望九之年，每天仍仔细阅读《参考》，坚持五十多年，实属不易。

九一三事件到十大之前，有一段短暂的安宁时期。十大之后，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中间夹着黄帅的反潮流、张铁生的白卷，报纸上尽是宏伟的大批判文章，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之类，文学、电影、戏剧，大多索然无味。那些年，台上有正式的繁荣文艺局面，台下则是另一个自娱自乐的世界，两者在同一时空下并行，大体上互不干扰。

民间的自娱自乐表现在地下文学的勃兴，那时很多文学爱好者和老学人不甘寂寞，偷偷写旧体诗、现代诗、小说、歌曲之类，没打算发表，什么都敢写，针砭现实，直抒胸怀，因此特别珍贵。近日读牟宜之先生传记《国士》所载传主在70年代创作的旧体诗即是地下文学的代表作，“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代表了民间对世局的观感。

有些地下文学作品突破小圈子的局限，在整个民间流传开来，表现为口头故事和手抄本小说。口头故事听过“一只绣花鞋”，这个故事有多个版本，我听到的是重庆版本，只记得阴森可怖，情节则记不得。手抄本小说看过著名的《第二次握手》，抄在一本装订好的信纸上，好几个人合抄，一部分工整，一部分零乱，且没有结局。这部作品的人物和故事桥段并不新鲜，只给我带来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快感和刺激感。

民间的主要娱乐当然还是阅读，主流越禁止毒草，毒草越受欢迎，台面上的主流作品越多，台面下对非主流作品的需求越强劲，幸而文革前十七年出版了海量的书籍，大部分散落民间，为广大的读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这场民间阅读活动，几乎全民参与，中小学生、知识青年、农民、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小市民、地富反坏右，不分年龄，不分阶层。一般而言，儿童看文革前的小人书，青少年看文革前的通俗小说、革命小说，知识青年、工人看文革前的外国名著，农民看文革前的中国古典小说，干部、知识分子看文革前的政治、学术书籍，高干子弟看文革前的内部书籍，平民子弟看文革前的公开书籍，总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文革前的书籍集中在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家”手上，图书馆一般不外借，如有关系，也可悄悄借几本出来。母亲神通广大，利用她在单位的人脉资源从图书馆借了不少珍贵的世界名著，主要是为大哥二哥借的，这些书为他们俩提升精神生活的品质起到关键的作用。

母亲从图书馆借的名著对我来说有难度，读过一些，大部分读不懂。我的书籍来源大部分是同学家的藏书，或者同学间流传的来历不明限时归还的书籍。作为少年读者，我的理解力只能接受通俗小说。文革前出版的外国小说大致分为苏联小说、其他国家现当代小说、古典名著三类，我的水平只能接受名著中一小部分较为通俗的小说，如《汤姆索亚历险记》、《神秘岛》之类，苏联小说和其他国家现当代小说则囫囵吞枣看了不少（苏联小说的部分可参阅《伏尔加河上的灯火》）。

文革前出版的其它国家现当代小说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东欧及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另一类为资本主义国家进步作家的作品，只有一小部分为进步色彩较淡的作品。这些现当代作品加起来总有数百种之多，与苏联小说、古典名著三分天下。我当年看过的作品，印象较深的有雷马克的《生死存亡的时代》、西印度作家波西埃的《王冠上的宝石》、东德的《飞碟》、法国的《人类的愿望》、澳大利亚的《不光荣的权力》、匈牙利的《在自由的天幕下》，日本的《冲绳岛》、《跑道》等，印象最深的是一部东德作家的小中篇，叫做《休假日的恋爱》，篇幅很短，轻松幽默。

文革结束后，绝大部分古典名著都再版且常销，苏联小说中的经典作品也大多再版，其他国家的现当代作品中只有一小部分得到再版的机会，如收入“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的《喀尔巴阡山狂想曲》、《农民》、《无产者安娜》等，其它大部分都湮没在历史的灰尘里了。我曾经想过，是不是把这些作品打捞出来整理一下？问题是，如今谁会关注那些已经过气的无名小说呢？

14，1977-1978年，幸福的开端

1976年第一天，全国人民聆听了主席新发表的两首诗词，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一年将会经历那么多悲伤、那么多愤怒、那么多惊惧、那么多足以改变历史的事件。最后，人们一朝得知换新符，冲上街头，情不自禁，喜不自胜，这是发自内心的宣泄，压抑了一年、十年的情绪终于得到释放，牟宜之在两年前写下的警句“宴客高楼瞬时倾”，预言的就是这个场面。

1976年10月6日午夜过后，与电影、音乐的华丽转身不同，出版界的反应稍微慢了一点，一旦做好准备开始转变，即成燎原之势，烧得人们目不暇接，热血沸腾。70年代的最后三年发生了很多大事，出版了很多好书，远非两篇千字文所能概括，以下只能简单回顾印象较深的书籍和事件。

1976年底，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上中下三册）出版，之后不久，第一卷（上下两册）再版，一时洛阳纸贵。我当然没错过，两卷五册从头到尾读过，感觉不像想象得那么好。当时并不知道姚老什么来历，好像突然一下冒出来似的。有一次，父亲单位的同事来串门，翻了翻《李自成》，说他记得姚雪垠，解放前上大学时读过姚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这个书名很吸引人，我记住了，却一直未见再版，也不知后来有没有重新出过。

1978年的热门小说是魏巍的《东方》，《人民文学》抢先刊发了《东方》的前十章，清新朴实又抒情，极为惊艳，让我们越发期待《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的长篇巨著。出版之后果然引起轰动，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中午有个节目叫“小说连续广播”，播出《东方》后，造成我们班大面积迟到现象，班主任了解实情后，专门开班会讨论解决方案。《东方》第一版出版时，彭德怀尚未平反，因此首版《东方》并无彭德怀的章节。

1977-1978年，最热门的词是科学，最热门的诗句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最热门的读物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家喻户晓，科学家备受尊重。在我收藏的科普书籍中，1977年出版的《自然科学史》非常出色，作者斯蒂芬﹒F﹒梅森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化学讲师，用译者的话说，该书的材料系统完整，阐述简明扼要。几十年后回头再读，一点没觉得过时，仍然可读耐读，是一部不多见的好书。

教我们语文的老师曾在文革中受迫害，离开讲台十年之久，临近退休重返讲台让他倍感激动，虽说讲课略为生疏，却乐于与学生沟通互动。此老阅读兴趣广泛，读到好书总是第一时间推荐给我们，我还记得他推荐的几本书，王梓坤的《科学发现纵横谈》、秦牧的《艺海拾贝》和美国人盖莫夫的《从一到无穷大》，这些书对求知欲旺盛的我们来说，颇有启蒙之功。

1978年四月或五月的某一天，终于解禁外国文学名著，一大早，书店门口排起了购书的长龙，抢购后大包小捆拎回家。揣想那个场面，很像是行为艺术，既是对过去十年无书可读的告别，也是另类的抗议。2007年，我在《私人的阅读史：说说80年代的几套丛书》中描述了我的那一天：

“1978年初的某一天，那一天是预定发售第一批外国文学名著的日子，我哥哥起了一个大早，赶到新华书店排队购书，等我放学回家，一堆崭新的书已经等着我去东摸摸，西翻翻，爱不释手了。其实当天发售的书并不多，记忆中只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悲惨世界》（第1、2册）、《艰难时世》、《易卜生戏剧集》、《曹禺话剧选》几种，只是哥哥下手狠，每种都买了三本，大概是让我们兄弟三个各持一本吧，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当年久旱逢甘霖的狂喜如今的人们很难理解了。1978年还买了一批重版的书，我特别喜欢《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斯巴达克斯》、《鲁滨逊漂流记》，那一年真是开了眼界，向往已久而不可得的名著一下出来这么多，爽极了！”

昨天下午逛旧书店，居然发现了好多本1978年那批重印的外国名著，惊喜之下，忍不住把这些书排列一起，给它们拍了一张合影。对我来说，对熬过了十年文革的读者来说，这些装帧简陋的小32开外国文学名著绝对是幸福的开端。

15，1979年，狂欢的来临

1979年之后，国家之所以迅猛发展，来源于1978年12月至1979年2月三个月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奠定今日中国的大局，把1979年称为改革元年是一点不错的。这一年本是出版大年，我却因为太忙，没有多少时间用于个人阅读，错过了不少好书好作品。

1979年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文学杂志的勃兴，以及人们对好杂志好作品的渴求。记得有一次在人头攒动的书店看到一位文学青年，手里捧着一本刚出的《收获》，我好奇地问他这期怎么样，此君满脸兴奋：有长篇小说，有短篇小说，都是名家！那一年，《收获》复刊，把《班主任》、《伤痕》开创的新时期文学推向深入，差不多同时创刊或者复刊的杂志还有《十月》、《当代》、《外国文艺》、《世界文学》、《译林》、《读书》…… 世道终于正常了。

那一年读的课外书不多，给我的影响却很大。首先是邓拓的《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合著的《三家村札记》。小时候看过很多大批判文章，看熟了这两本书和这三个人的名字，终于见识到原文，大呼过瘾。这些小品文说理透彻，行文干净利落，没有废话，没有做作的抒情，各式典故随笔即来，恰到好处。白话文写到这种程度，比课本上那些花里胡哨的抒情散文强得太多。

有几本小说在同学中风行，其中以王蒙的《青春万岁》最受欢迎，很多女生把序诗抄在本子上，甚至会背：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我还记得小说中几位人物的名字：郑波、杨蔷云、李春、呼玛丽，其中，杨蔷云特别有个人魅力，我们环顾四周，同班同校绝无这样的人物，深感失落。那群女中学生，跟我们差不多年纪，她们的中学生活却跟我们完全不同，算起来还不到30年，世态已完全不一样。我们的青春闷在课本里，死气沉沉，怎么看都没有万岁的样子，因此，更加向往《青春万岁》那个时代。文学素养高的同学看明白了，这部小说是苏联小说的仿作，即便如此，青年王蒙的才华也让人不得不叹服。

另一本风行的书是《第二次握手》，前几年手抄本的知名度太大，因此这本小说公开发行后备受瞩目，但大部分人看过之后都表示严重失望。如果说前几年看过的手抄本只是个骨架子，出版的小说倒是有血有肉，加进不少材料，比手抄本丰满多了，给人的印象却是虚胖兮兮，整篇都是宏大词汇，主流话语，故事和人物设计跟前几年的那些公开小说没有太大区别，让人看了傻眼，不敢相信这本书曾经在地下的世界那么火过。

那一年最火的外国小说是《战争风云》，这套书曾经在内部出版过，这次公开发行，上中下三册，咖啡色封面，据说印了40万册。这套书极具魅力，征服了无数读者，包括我在内。《战争风云》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很像20年前（1959年）《船长与大尉》出版后，40后青年奉之为圣经，《战争风云》就是我的《船长与大尉》。我记得两件与《战争风云》有关的事，一是当年《读书》上有一场激辩，争论《战争风云》算不算严肃文学，有没有文学价值，几位名家你来我往，争得不亦乐乎。二是当年《收获》刊出一篇中篇小说（名字不记得了），小说的女主人公特别喜欢《战争风云》，喜欢女主角娜塔丽（这一点与我一致）。

那一年读过的书还有再版的《牛虻》，再版的《小城春秋》，普希金的《杜布罗夫斯基》、费米夫人的《原子在我家中》、侦探小说《希腊棺材之谜》等。1979年是类型小说的元年，那一年推出的侦探推理小说还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人性的证明》、《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福尔摩斯探案集》等，这些作品开启了多元化阅读的新纪元，如今书店东野圭吾、岛田庄司们满坑满谷，得益于1979年某位出版界领导的网开一面。

1979年的出版界如同中美关系一样，全面正常化。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历史、地理、科学、古籍、外语，各个领域的书籍完全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准，甚至比文革前更开放、更多元。内部书籍仍在继续出版，可读者并不像1976年之前那样趋之如骛，毕竟书店里公开出版的书籍已经足够丰富。那一年还有若干热门书籍当年没有读到，包括美国黑人作家哈利的《根》、巴金翻译的《往事与随想》、美国断代史《光荣与梦想》（第一册内部出版，第二、三、四册改为公开出版）、重印的全套《人、岁月、生活》等，至今我还在为没有收藏1979版的《光荣与梦想》和《人、岁月、生活》感到遗憾。

那一年，“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俗称网格本）和“当代外国文学丛书”开始大面积出现，市面上还出现了两本不大起眼的小开本书，《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和《卢布林的魔术师》，这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丛书”最早的两种。这些书的集中出现，预示着下一个十年将是阅读的狂欢时代，告诉读者做好准备，金子般的十年已拉起了序幕。

16，珍惜正常的时代

本文对1966-1979年阅读生活的回顾告一段落，大体上勾勒了那个年代的阅读风貌。下一个十年，1980-1989年是国人读书的黄金时代，80年代的青年阅读者如今已是国家的中坚栋梁，他们的根基是在那十年打下的，这将是另一个话题。

回到本文的主旨，我写这篇文字，主要是答复网友的质疑，文革十年是不是“无书可读的蒙昧时代”？我认为是的，文革十年确实出版了数量可观的书籍，但大部分书籍没有阅读价值。细分的话，虚构作品几乎全部没有阅读价值，非虚构作品除了一小部分古籍、西方典籍、科学书籍之外，大部分没有阅读价值。原因正如说前几天答复一位网友时所说：“那些年的文学创作并不是自由的，而是按照一定的模式和要求创作出来的，并不代表创作者的心声，所谓现实只是要求表现出的现实，跟真实的现实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是文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的本质区别”。非虚构作品同样如是，整整十年几无一部独立的学术著作。

整整十年，读者特别是精神需求旺盛的青年读者、少年读者，在书店里买不到像样的书籍，读不到有可读性的书籍。这样的时代，谁说不是蒙昧的时代，谁说不是荒凉的时代？

读者不是吃素的，公开的书籍读不到，只好在地下的世界实施互助互救，形成一个个隐秘的地下群落，并酝酿出迥异于主流的民间思潮。文革之所以最后以一种奇异的方式突然结束，我认为主因在于顶层和底层失去了联结，顶层不知道底层在想什么，想要什么，在干什么；底层对顶层的动向和意图也是稀里糊涂、莫名其妙。当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也就积累了越来越剧烈的变革能量。

文革时期的地下读书群落，又称圈子、沙龙，起源于1967年春夏之交武斗突起时，北京及各省大城市的老红卫兵、老三届中学生厌倦了混乱的政治活动，在失意之际转向读书，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批人（包括1953年之后出生的文革时期小学生）组成的无数个读书圈子一直活动到文革结束。

我大哥是老三届，旁观了文革高潮时期（1966.5-1968.12）的大小事件，1968年底下乡，70年代作为热心文学活动的下乡知识青年，成为省城文学知青圈子的核心成员。这个圈子约十余人，都是热爱文学、风华正茂且郎才女貌的青年才俊。他们总是差不多同时回城探亲，然后展开密集的交流活动。在我目击的记忆中，他们的活动包括交换书籍，交流各自的作品，话题广泛的聊天，听老唱片，外出散步、郊游，最后总是以回味文革前的少年往事结束。

在他们的交流中，文革前和苏联的文化产品是核心内容，他们看文革前的小说、听文革前的唱片、唱文革前的歌曲、回忆文革前的老电影，同时看苏联小说，听苏联唱片，唱苏联歌曲，回忆苏联老电影，与我们这些年龄略小的少年一样，都把文革前和苏联神圣化了。其实文革前和苏联真如想象中那么好吗？文革前有一部内部出版的《俄国人并非如此》（施佩科维乌斯著），书中披露了苏联明媚背后的另外一面，问题是这种书发行量极少，在文革前只有极少数高级别读者才有可能读到。

我曾经旁观过这个圈子的踏青活动，每一次都像一个纪念日，目击他们漫步在公园里的林荫道上，在湖边用简陋的立式相机拍照，照片上的男青年身着深色中山装，女青年不是短发就是马尾辫，个个衣着朴素，神情自若，朝气蓬勃。拍完照即围坐在草坪上唱歌，从文革前少儿歌曲到苏联歌曲，从一两个女生的独唱到大合唱，诸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三套车》、《红莓花儿开》、《小路》、《灯光》、《田野静悄悄》，这些著名的苏联歌曲都听他们唱过，婉转悠扬的旋律至今难忘。

前几天看到中科院博士合唱团在青岛火车站候车室唱《天路》的视频，忽然想起当年听老三届哥哥姐姐们唱歌的情景，莫名有些伤感。视频中给旅客唱歌的博士生硕士们，他们的年纪跟当年的知青相仿，唱歌的神情也相似，区别在于新一代的衣着更现代、手里拎着手机，还有，这一代科学菁英的峥嵘岁月没有虚度，那一代老三届知识青年整整虚度了十年。时代不一样，两代人对知识的渴望、对美的渴望、追求精神生活品质的渴望并无二致。

回想那个时代，政治上温度高了一些，民间社会实际上大体安宁，人际关系纯朴，日常生活简朴，那个时代的问题在于经济面和文化面的整体匮乏，老百姓可以忍受物质产品的稀缺，却不能容忍精神产品的稀缺。生活在现代社会，人们的需求很简单：读好书，听好音乐，看电影，穿好衣服，唱好歌……如果这些都不能保证，一定不是个正常的社会，那个时代一定不是个正常的时代。

    当正常的时代到来时，一定要珍惜。

                                              ——全文完，2013.6.3 晚

居高声自远

钦佩；一部出版史！看北岛《七十年代》就知道那个年代的书啊，也特供，要相当级别和研究员才能看！从这一点就可以说愚昧了！

封不怕

《李白与杜甫》是杀人的利器，愚民的法宝，一部丑陋的诛心之作。居然还给作者输入了营养？郭某一个老流氓还“洞察世事的睿智与机敏”？够肉麻的。
老先生犯糊涂了不是？这就是晓梦先生所说的“文革的受害者”，哈哈。

ironland

自删 自删 自删。

封不怕

相较主帖作者，楼上这位更像＂文革受害者＂，只有完美和完黑两种归档分类方式。
ironland 发表于 2013-7-12 11:12

您非要来和稀泥，那我只好这样说了：

郭沫若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可爱的诗人，老了却变成了一个为虎作伥颠倒黑白的老混蛋老流氓，这样可以了吧？

ironland

10# 封不怕
我认为郭沫若是无骨贱人，所以，除了语文课本和不小心扫到的民国文学，对郭其他作品既无阅读也不想拜读。

但每代人，或每个人，都有非常私人的阅读经历和体会。而整篇文章看下来，老先生阅读广泛，判断力和记忆力都让人佩服不已，决不是糊涂之人。数帆先生对郭的观感，想必有他自己的理由。

封不怕

10# 封不怕
我认为郭沫若是无骨贱人，所以，除了语文课本和不小心扫到的民国文学，对郭其他作品既无阅读也不想拜读。

但每代人，或每个人，都有非常私人的阅读经历和体会。而整篇文章看下来，老先生阅读广泛， ...
ironland 发表于 2013-7-12 14:08

您所说的“人身攻击”是莫须有的，是不存在的。我没有攻击作者人格或“记忆力”等等等等的意思，相反，我也赞同您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评价。“犯糊涂”是指文章的瑕疵，或者说我不同意作者这一章节的论述。如果老人家能把关于郭沫若的那一段稍作修改或删除，我将非常喜爱这篇充满温情回忆与深刻反思的好文章。对于文字，我是万分崇敬的，文字有着鬼神一般的力量，黑白分明，马虎不得。就事论事而已。
“文革的受害者”是晓梦扣在我头上的帽子，随手就扔了，不小心飘到了数帆老人这里，不好意思，是我的不对。一个小玩笑，老人家阅尽沧桑想必也不会介怀的。

ironland

12# 封不怕



我倒是挺想看看对那段的展开解释。

数帆老人

12# 封不怕



我倒是挺想看看对那段的展开解释。
ironland 发表于 2013-7-12 16:29

不好意思，因不常来，刚刚留意到这里有一场争论，稍后尝试展开解释，请指教。

鞍山仁者

6# 数帆老人
1978年仁者还在北京大兴采育插队,记得我们哥儿三个排队在现在已经荡然无存的采育新华书店买了<红与黑>等书.

天淡云闲

因小的时候我对国际时事和各国的首都、国旗、元首、人文地理特别喜欢，父亲以奖励的形式送了我一本《各国概况》，是咖啡色塑料壳套，我一直珍藏着。现在来看内容即过时且简单，去年父亲在我的书架上看到，向我要了回去，好在我还有一本后来出版的《各国概况》。这本书我是特别的喜欢。

闲云

好文！

数帆先生是真正的爱书人。

闲云

ZT 黄皮书灰皮书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30日16:59 新世纪周刊

　　黄皮书、灰皮书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在精神饥饿的年代里，他们是人们珍贵的高级点心。这些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 ，以特殊形式翻译出版发行的“内部图书”，给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人打开了一扇窗户，新鲜空气扑面而来，带来了新 知。

　　这些当年以反面教材供批判用的灰皮、黄皮书，曾经在近20年的时间里，在高层干部、知识青年的圈子里隐秘流传 ，启蒙了一代知识青年，直接催生了朦胧诗派和星星画展等文艺流派的出现。

　　如今，这些“内部发行”的图书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很多当年有幸读过的人，都对那段经历留有美好的回忆，对 这些打开他们人生另一扇窗口的书籍心存感激。

　　时至今日，很多人心中还存有一个疑问：在那个特殊时代里，这些“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甚至反动的书是怎样 被选出来，被翻译、出版、流通的？

　　让我们重拾这段历史，听当年参与翻译、选编的老人们，讲讲他们感性的回忆，和理性的思考。

　　那些黄色的精神之粮

　　-本刊记者/王巧玲

　　这些书以一种绝无仅有的特殊方式产生和发行，却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与思想

　　上世纪60年代，《人·岁月·生活》、《带星星的火车票》、《在路上》、《麦田守望者》、《等待戈多》等一批 苏联、东欧和欧美的当代文学作品，在一部分青年之间开始隐秘地传阅。这些内部发行的“黄皮书”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与思 想。

　　在一篇“追寻80年代”的口述文章中，作家徐星回忆，他曾经在一个高干子弟的带领下，去过一次位于北京和平门 的内部书店。“我一走进去，就惊呆了，那里真是什么书都有，我当时心想，能在这里当一辈子店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了 。”至今，他仍收藏着一本1962年版的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而诗人芒克也曾回忆，1973年，他与一位画画的朋友 成立了一个“先锋派”，决定仿照《在路上》一同去流浪。这本美国“垮掉一代”的代表作品，1962年在中国以“黄皮书 ”的形式出版。

　　前奏

　　内部发行的文艺类图书“黄皮书”是在中苏矛盾和“反修”的政治背景之下产生的特殊出版物。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秦顺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做编辑，参与了“黄皮书”出版的具体工作。依据他的回忆 ，在1957年、1958年左右，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开始出版一些“内部参考”的文学类图书。

　　“此书封面和普通书一样，但是不公开发行，有的在封底印有‘内部参考’字样。这些内部图书主要是苏联作品，不 符合我们意识形态但在苏联引起轰动的作品，当时还没有欧美的作品。中宣部下令内部参考，不公开发行。比如1957年出 版的《不单是面包》。这部分内部图书主要是提供给文艺界、宣传部门一定级别的领导阅读。”秦顺新认为这部分内部参考的 图书，还没有用黄色封面，而按普通图书的形式出版，主要是因为当时中苏虽然正闹矛盾，但是还没有决裂。

　　这应算是“黄皮书”出版的前奏。另外，《世界文学》杂志也加入了这个前奏部分。翻译家高莽时任《世界文学》杂 志的编辑，从1959年底开始，他参与编译出版了《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专辑》。当时参与此专辑出版工作的唐梅也回忆说， 《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专辑》大概从1959年出到1964年，有时一个月出一期，有时两个月出一期。为了出版这套参考资 料，他们查阅了大量苏联、东欧的文学类刊物，而苏联《文学报》则是他们主要关注对象和获取苏联文学动态的消息来源。这 套文学参考资料，除了主要关注苏联和东欧外，也有一部分是来自欧美的消息，主要是具有参考价值的作家动态和出版动向。

　　《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专辑》由时任《世界文学》杂志副主编陈冰夷主持。而当时《世界文学》由中国作协领导，周扬 则是时任作协副主席。

　　陈冰夷也曾回忆说，1959年5月，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茅盾率团出席了会议。那时苏联文学界对许多 问题争论不休，而中方代表团对涉及问题的一些具体作品没有读过，所以周扬他们要了解情况，掌握材料，配合即将爆发的两 党斗争。(依据张福生的《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

　　1960年前后，“反修”开始。这时，一个由中宣部在新侨饭店召开的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拉开了“黄皮书”出版 序幕。会议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和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钱俊瑞主持，内容是批判修正主义。秦顺新听过会议的传达报告 ，记得周扬或钱俊瑞曾说过，“我们中国对苏修的情况是半明半暗，对欧美的情况是漆黑一团”。

　　新侨饭店会议后，周扬找了一些专家、理论家座谈，要大家对外国文学界发生的大事加强调研，要出反面教材，为文 艺界领导提供参考。

　　60年代初，作协召开外国文学交流会，会议初期的中心议题是西方文学的新现象。四五十年代中国文学界对苏联、 东欧了解较多，同西方接触极少。这几次会上谈到了英、法、美的一些作品及倾向，例如反映这些国家中青年(尤其是工人) 对社会颇为不满的情绪，即所谓‘愤怒的一代’的代表性作品，并决定选几种译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出版。原人民文学 出版社副总编辑孙绳武记得其中有《往上爬》、《愤怒的回顾》、《在路上》，后来还加上了《星期天晚上和星期日白天》。 “这些就是不公开发行，还不作宣传的所谓‘内部书’出版的开始。但当时不称为‘黄皮书’。”

　　中宣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文艺“反修”小组，经周扬与林默涵(时任中宣部和文化部副部长)研究，具体负责人是林默 涵。这个小组主要是起草反修文章，同时抓“黄皮书”的出版。而李曙光则协助林默涵做联系工作，所以“黄皮书”出版后都 送他样书，有时他也看清样。“记得看过《〈娘子谷〉及其它》的清样”(依据张福生的《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 。

　　出版高潮

　　当时，秦顺新的具体工作是“看材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文部组织一批人看材料，以苏联和东欧的材料为主，欧 美主要是看流派，比如当时在西方引起重视的垮掉派。秦顺新则主要分管苏联部分。“我们从图书进出口公司订报刊、图书， 也和《世界文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来独立为中国社科院)互相借阅外文材料。大部分的作品直接从外国的文 学刊物翻译过来，也有一部分由图书翻译而来。”

　　一开始的内部发行文学类图书，并没有统一使用黄色封面。“大概出了十几本后，林默涵找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 君宜商量，说干脆改个封面，不用普通书的封面，改个单调的颜色，就采用了土黄色。”秦顺新记得大致是在1962年、1 963年左右统一使用黄色书皮。“爱伦堡回忆录的第一、二部为普通封面，后面的几部则是黄色封面。”

　　秦顺新和冯南江一起翻译了爱伦堡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爱伦堡的作品是上面(具体是谁不清楚)提出要翻 译的，因为在苏联引起了轰动。”秦顺新说。爱伦堡可谓是自由化的一面旗帜，除了回忆录，他的小说《解冻》也被翻译出版 。《人·岁月·生活》是一部历史人文作品，加之原文没有注释，翻译难度较大，所以负责此书编辑的秦顺新自己也加入翻译 。

　　为了提高“黄皮书”的翻译速度，通常由多人共同翻译一部作品，很多翻译者没有署名，或者共同署名。为了保证翻 译质量，人民出版社寻找了一批他们所了解和熟悉而且翻译水平可靠的人。秦顺新自己也记不清总共翻译过多少作品。“四清 ”开始后，他即停止了翻译工作。

　　在1960～1970年间，因日本文艺界和社会上出现了复活军国主义，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日本的文学作品。 三岛由纪夫在自卫队的集会上号召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忠，并当众剖腹自杀。周总理得知这件事后，即交待有关负责人通知人文 社，尽快将三岛由纪夫主要作品译出，让我国社会人士了解这一动向，加强警惕。“人文社组织大专院校日本研究专家，先后 译出了《忧国》、《丰饶的海》(三部)，以内部发行方式供应有关读者，这是‘文革’后期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孙绳武说 。“黄皮书”以小说为多。孙绳武曾粗算过，单是苏联的小说大约共收进80种。也有少部分诗歌和文艺理论。

　　文艺类图书一般为皮书中的“乙等”，通常出900本。“当时出版社有个花名册，上面是有资格购买、阅读内部图 书的人员名单，主要是各地宣传部门和文艺部门的领导，以及个别的名作家。我们按照名单通知他们，出了这样一本书，你要 不要，要的话寄钱过来，我们再邮寄过去。”这是当时“黄皮书”的主要发行方式。

　　“文革”开始后，中宣部变成了“阎王殿”，内部书的出版工作都停止了。“文革”中后期，上海的出版社却开始出 版“黄皮书”。据秦顺新了解，这是因为“江青又想看了”，当时上海是“四人帮”的大本营，所以她就让上海的出版社接着 出版“黄皮书”。

　　“文革”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继续出过几本“黄皮书”，但是当时的内部书已基本解禁，“黄皮书”的形式已没有 必要，不久后就停止了。9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过一本外国文学图书30年的书目，列出了1951～1990年的出 版作品，内部书都列于其中。

　　艰难诞生灰皮书

　　-本刊记者/王巧玲

　　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之下，“灰皮书”应运而生，成为中国一种极为特殊的出版现象

　　郑异凡从书架上拿下了一本薄薄的灰皮旧书——《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这本出版于1963年11 月的小册子在封底加盖了“供内部参考”字样。这就是“灰皮书”的书目。

　　上世纪50年代末，从苏联学习归来的郑异凡在中央编译局工作。很快，“反修”开始了。因为懂俄文又有在苏联学 习的经验，郑异凡被安排在编译局第三国际资料室。从1960年到“文革”，他都在忙于“灰皮书”的工作。

　　郑异凡和同事共同编辑了《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这本小册子收集了来自德国、苏联、东欧等国家的 修正主义与机会主义者的各种著作、版本，以及收藏的图书馆。这本书目拉开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灰皮书”出版工作的序 幕。书中所列的著作，大部分被翻译，并以“灰皮书”的形式出版。

　　“文革”中调查“灰皮书”事件

　　“文革”开始后，中央编译局编译“灰皮书”的工作被迫停止。但因为编译“灰皮书”，郑异凡和同事被贴了大字报 。“批判我们搞托洛茨基，搞反党炮弹，为‘阎王殿’反斯大林服务。”文革期间，中宣部成了“阎王殿”。为了表明自身的 清白，郑异凡和同事殷叙彝(主要负责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编译)对“灰皮书”的出版始末展开了调查。

　　当时负责“灰皮书”工作的很多领导都成了“牛鬼蛇神”，郑异凡和殷叙彝去牛棚走访了多位相关人士，并查阅了一 些人的“交代材料”，从中了解了“灰皮书”出版工作的来龙去脉。时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王惠德，当时作为走资派已经被 批斗，郑异凡查阅并摘抄了他的那些书面交代材料。“他又时任中宣部的理论宣传处处长，所以好多事都是他来通联中宣部。 在王惠德的材料里，提到了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央编译局局长许立群和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姚溱的一些工作交代。那时候 时间也不长，所以很多事情他们在交代材料里都写得很清楚。”

　　郑异凡和殷叙彝还找到了1954年至1966年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林克，当时他也被关了牛棚。“林克说，当时毛 泽东就交代，以后出什么书给江青两本。”郑异凡弄清楚了源头：“‘灰皮书’的编译、出版，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当时 主管宣传工作的康生具体负责。”

　　通过调查，郑异凡和殷叙彝写了一篇关于编译“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材料情况的报告，寄给时任中央文革小 组顾问的康生。“目的是希望他点一下头，认可这(灰皮书)是毛泽东要的东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工作，以消除内部 的争论。”但是报告寄出后，杳无音信。在查清“五一六分子”时，郑异凡突然被隔离审查，关了50多天，后来又在中央办 公厅“五七干校”当了两年的“非革命群众”。最后，他才知道他的罪名是“整康生的黑材料”。

　　“文革”后，这份报告材料退回给了郑异凡和殷叙彝。多年后，郑异凡把那份材料整理成文章。虽然当时很多人参与 了灰皮书的翻译出版，但是清楚整件事情经过的却很少。而郑异凡在“文革”中的调查则基本弄清楚了来龙去脉。

　　为“反修”服务

　　“灰皮书”和“黄皮书”的出版由来，得从“反修”说起。

　　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 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问题，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苏共与中共的关系出现变化。1960年，苏共领导人挑起中苏两党论 战。中共认为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共走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并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1960年，中央成立“反修 领导小组”，由康生担任组长。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展开了“灰皮书”出版工作。

　　1960年底，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兼任中央编译局局长，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处长王惠德兼任副局长。从那时候 起，中央编译局的工作就和中宣部的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深深地卷入到中苏论战当中。王惠德曾一再向郑异凡他们强调，“ 要当好中央的耳目”，“要做中央的书箱子”，中央需要什么，就能提供什么。这也是他们经常要做的工作，比如哪位首长说 了一句列宁说过的话，不知道出处在哪儿，他们就得一人一本《列宁全集》仔细翻找。

　　在调查中，郑异凡发现，康生曾对许立群提过，毛主席看了以前编译局编过的一本《伯恩施坦考茨基言论选》，很有 兴趣。但康生认为这个本子太简单，于是他把一些德文的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书拿给编译局，要重新编一本详细的言论选。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在60年代也参与了“灰皮书”的工作。1960年，中宣部出版处成立了“外国学术政治 著作办公室”，任务是参与“灰皮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沈昌文认为，“实际上是‘反修小组’的外围机构，帮他们搞资料 。”

　　人民出版社的前副总编辑张惠卿也是“灰皮书”出版工作的具体参与者。当时，人民出版社也成立了国际政治编辑组 ，负责组织编译出版“灰皮书”事宜，张惠卿任组长。他强调“灰皮书”出版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反修斗争”，“中央‘反 修小组’把灰皮书交由中宣部来主管，中宣部把任务交给出版处来负责。”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灰皮书”、“黄皮书”应运而生，成为一种非常特殊的出版现象。

　　制定书目，寻找原著

　　从1960年底开始，郑异凡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各种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资料和著作。

　　“灰皮书”的主要书目由中央编译局制定。由于材料缺乏，有时得从几十年前出版的各种外文报志杂志上去寻找。例 如郑异凡和同事编布哈林、托洛茨基的言论集时，就一页一页地查看了几十年的《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

　　《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收入了近40名所谓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其中包括被斯大林视为 十恶不赦的死敌托洛茨基以及宣布为人民公敌而被处决的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等人的著作。

　　据沈昌文介绍，除了中央编译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总参谋部某部和原中共中央调查部三者之下的“局”也参与 制定灰皮书的书目，并提供原著书籍。“当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要提供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书，总参则提供了卡斯特罗 的相关著作。”

　　翻译与出版

　　因为“灰皮书”，郑异凡、张惠卿和沈昌文三人在工作上有了联系。通过他们在不同环节上的工作，灰皮书的出版流 程清楚地呈现出来。中央编译局把书目收集整理出来后，一部分由编译局组织翻译，一部分则由“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 来找人翻译，另一部分则由人民出版社找人翻译。“当时由编译局翻译出的‘灰皮书’大概有四五十本。有的是薄薄的小册子 ，就是把两三篇文章集在一起而已。”郑异凡说。

　　郑异凡在“文革”中通过调查了解到：1962年11月8日，康生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呼吁说：“主席要 我们编修正主义文章汇编，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这些人的著作，要有系统地出一些书。正在做，有一个 计划。12月可出第一批书。请外省同志帮忙，支援德文、英文人才。”

　　“当时人民出版社主要找既懂外文又懂理论的人来翻译，如人民大学和社科院的专家。也找了一些右派、正在改造的 人来翻译，但他们是少数，因为这些书是反面材料，不让扩散。”张惠卿回忆道，“为了翻译南斯拉夫的著作，还专门在中国 人民大学开设了一个学习班，找了一批人培训塞尔维亚语。”

　　沈昌文在“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的主要工作就是寻找翻译人员。因为懂俄文，他主要负责找人翻译部分俄语著 作。当时有部分著作交由正在改造的右派分子翻译。当时正在整反、肃反，许多知识分子都被批判和改造，沈昌文安排了一些 人翻译“灰皮书”。“每个月给他们生活费，他们也不敢多问，有笔生活费就已经很好了。”当时新华社专门成立了右派翻译 队，队长为大右派李慎之，董乐山是主力。他们也被沈昌文找来翻译灰皮书。沈昌文当时还找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翻译普列汉 诺夫著作选。“每月给他90块钱，一个月交15000字翻译稿。”刘仁静曾是国内第一号“托派分子”，后来被开除党籍 。

　　为了尽快完成翻译，通常是几个人一起翻译一本书。比如署名“齐干”的翻译者，其实是好几个人“一齐干”。这种 现象在“灰皮书”和“黄皮书”的翻译中，非常普遍。

　　由中央编译局定的书目，翻译后，再回到编译局手里，然后由编译局给中宣部上报每本书的内容介绍。郑异凡说：“ 差不多托洛茨基的书都是我写的介绍。”

　　在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的“出版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本书集了托洛茨基过去一些著作中对斯大林种 种攻击和污蔑的大成。此外。托洛茨基还同时糟蹋列宁，篡改列宁主义，歪曲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并利用一切机会主义吹嘘 自己，宣扬他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谬论。”从这段由郑异凡撰写的出版说明可明显看出，这是一本“反面教材”。每本“灰皮书 ”都有一篇放在前面的“出版说明”，主要是以批判的态度来介绍本书的内容。

　　郑异凡介绍说，他们先把翻译出来的作品以“大字本”的形式打印出来，交给中宣部过目，然后再由中宣部交给人民 出版社去成批印刷。

　　据张惠卿介绍，第一本“灰皮书”是1961年人民出版社用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伯恩施坦、考茨基著作选录》。 而从1961年到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了200多种灰皮书，张惠卿认为“这些才是主要的灰皮书。”他发现，196 3、1964年出版灰皮书最多，“两年出了一半左右。”而这两年正逢中央出“九评”。

　　1966年“文革”开始后，绝大部分图书都被当做“封、资、修”毒草而遭封杀，全国所有图书馆也被迫关闭。出 版“灰皮书”更被看做是“大放毒草”，是出版社“走资派”的一大罪状。所以各个部门的“灰皮书”编译出版工作都停了下 来。直到1971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1972年出版工作才逐步恢复。

　　“到了1972年，又接着出一部分灰皮书，但已经比较少了。也不局限于修正主义的作品，有一些是关于介绍苏联 领导人和元帅的作品，比如《赫鲁晓夫回忆录》、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米高扬的回忆录《斗争之路》。”张惠卿说。

　　张惠卿认为最后一本“灰皮书”应是1980年出版的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托洛茨基言论》，他把“灰皮书”的时 间界定为1961年开始，1980年结束。郑异凡则认为核心的“灰皮书”是60年代，也就是“文革”之前出版的作品。 张惠卿也认为60年代是“灰皮书”的出版高潮。他说：“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但苏联政治和国策没有变，我们认为不 管赫鲁晓夫当不当政，苏联还是修正主义，但‘反修’的高潮过去了。1971年赫鲁晓夫去世，虽然我们还有‘反修’的任 务，但已经和原来不一样，已经比较缓和了，所以出的‘灰皮书’慢慢就减少了。”

　　据郑异凡了解，“灰皮书”的形式和发行办法由康生提出来。康生说，这些“坏书”用灰皮做封面，一看就知道不是 马克思主义的。“灰皮书”由此而得名。

　　“灰皮书”按照“反动”的程度，被分为甲乙丙三等，反动性最强的作品被定为甲等，购买和阅读对象都严格控制。 但甲等只占少数，如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灰皮书一般只印500～1000本。人民出版社把书印出来 之后，则交给新华书店发行，一般提供给中央、各部领导以及某些专家阅读。

　　郑异凡则提到一种比普通内部发行还严格的编号发行。即在书上编号，如果出现遗失，则由拿到此书的人负责。“反 修小组”、“九评”写作小组，可以拥有编号发行的图书。

　　托洛茨基是重点

　　在中苏论战中，赫鲁晓夫指责中共是托洛茨基主义，但中共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一直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托洛 茨基主义”成为中苏论战中的关键词，于是托洛茨基的作品成为翻译和出版的重点对象。

　　“尽管中国当时反托派反得很厉害，但是托洛茨基到底是什么主张，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也不清楚，所以就把这个任务 交下来，交到编译局。编译局主要由两个人来做这事，林基洲和我。”寻找和翻译托洛茨基作品成为郑异凡“灰皮书”工作中 的“重头戏”。而且，托洛茨基作品的翻译和出版也最严格和谨慎。郑异凡他们先推荐托洛茨基的作品，翻译出来后，再起草 内容评介，“通过中宣部的《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向中央反映。这些书和简报最后都报到康生那里。是康生直接 抓的。”

　　另一方面，他们也负责把托洛茨基的观点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做成专题资料，上报中央。他们最先编了一本《托洛茨 基污蔑苏维埃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官僚化”与“蜕化变质”的谬论》，接着开了一个《托洛茨基论点资料选题拟目》，共开 列了13个选题，送姚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审查。最后他们大体上按照这个选题计划编出了15个专题，于1965年4 月基本完成。

　　1965年5月7日，编译局接到任务，把托洛茨基的材料突击印一两百份，按专题印单行本。而全部材料由姚溱定 名为《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分上下两册。据郑异凡介绍，这本《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因为“反动性”太强，后来只 装订了50本，无封面，白皮，发给少数单位。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出版社才以“灰皮书”的形式出书。

　　“托洛茨基的书最难找。”张惠卿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他被赶出苏联后，斯大林把所有托洛茨基的书都销毁掉了。 ”为了找他的书，张惠卿专门去了一趟上海市公安局。原来，30年代解放区的中国托派被肃清了，而在国统区则还有一批托 派，在解放前，他们翻译出了一批托洛茨基的书。“1952年12月22日，专门选了斯大林生日这天，全国搞了一次肃清 托派大行动。这天晚上，公安部门掌握的托派全部被捕，抄家。上海托派最多，抄的书也最多。”1963年，张惠卿被派到 上海去联系公安部门，查找这批书。后来，几经周折，张惠卿在上海市公安局的一间仓库里找到了一批托洛茨基的书。“大概 还剩100多本。已积满了灰尘。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一本一本地拣了出来，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托著的中译本，我 记得有《十月的教训》、《俄国革命史》、《不断革命论》、《文学与革命》、《中国革命问题》、《被出卖的革命》等，还 有几种法译本和英译本。”

　　另一个托派书籍的来源是一共代表刘仁静。“1922年，他到苏联去听过托洛茨基的报告，也看过很多托洛茨基的 书，对托洛茨基非常钦佩。托洛茨基被赶出苏联，到了土耳其，刘仁静跑到土耳其见到了托洛茨基，在他家里呆了一个多月。 刘仁静回国后，托洛茨基不断给他寄书，寄材料。”因为做了托派，刘仁静被开除党籍。解放后，刘仁静认错检讨，希望回到 党内。“当时他从我这儿知道要翻译托洛茨基的书，很高兴，以为是要给托洛茨基翻案。他认为出托洛茨基的书，终归是好事 ，就来找我谈，说他那儿有托洛茨基文集。我一听高兴极了。托洛茨基送给他的书有45本左右，但那时只保存下来了七八本 ，他都交了出来。”张惠卿说。

　　到了90年代初，郑异凡到德国去参加一个托洛茨基研讨会。有西方学者说，苏联人和中国人根本看不到托洛茨基的 著作，根本无权谈论托洛茨基。“我告诉他们，在中国托洛茨基的著作基本都翻译出来了。一本一本地给他们列出来。他们问 是不是大家都可以看到，我说，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但是一些专业的学者能看到。”